西安交通大学学号:看茅于轼是如何偷换概念的

    作者：张庭宾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新年刚过，春节在即，大家大好心情本不是辩论的好时候，但看了茅先生的《打倒富人穷人更没有希望》一文，实在是忍不住了。此前 茅先生发表“18亿亩耕地红线为什么没有必要”后，又放言“18亿亩耕地红线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尽管我很不认同，但是还能忍住的，因为对于这个常识，社会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需要我去多此一嘴。但是看到“打倒富人穷人更没有希望”的标题，再加上正文的“中国改革的制度观”标题，他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贫富矛盾”和“制度”高度，那就不能等闲视之，再隔岸观火了。

    当然还有犹豫，中国人的传统是尊老爱幼，茅先生是前辈，今年80岁了，已属耋耄之年。如此岁数仍然关心国事，却也令晚辈敬佩。不过，按照孔子所言的中国传统标准美德——“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而茅先生在过去短短的日子了，可谓屡屡“逾矩”：敢于挑战18亿亩中国人生存之本粮食的红线；敢于作为主要支持者之一以某某宪章挑战中国的制度底线。他显然没听孔老夫子的话，那么晚辈也没有必要画地为牢；再者从茅先生频频宏论现象，本人愿意相信他背后是没有一班人，用了比如某某基金会的钱，制作文章，而后茅先生挂个名的。那么，茅先生的精力水平和逻辑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他既然摆出了擂台，准备做擂主，那也应该是准备好辩论了的。

    尽管犹豫再三，最后让我决定还是要回应一下茅先生的，还是他把问题上升到了“贫富矛盾”和“制度”的高度上，那就把所有人，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包进去了，那我不仅是作为一个晚辈思考者，更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不管主动或者被动，都是局中之人，是逃脱不掉的。

    最为重要的是，它牵涉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矛盾，它们是不容混淆的，如果混淆了，则未来真理不会越辩越明，而会是公说公的概念，婆说婆的概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火气难免越来越旺，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公公婆婆到老来不得不离婚——社会被撕裂的局面，所有人都是输家。

    不要以“替穷人做事”来“为富人说话”挡箭

    茅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如果这是其个人理念，无可厚非；但如果它被广为传播，以为学者示范，甚至影响社会舆论导向，利益博弈，则不能不辨析：一，茅先生怎么定义为穷人做事呢？他在文中说：“比如资助他们上学、看病、建廉租房、发放小额贷款”，但在同一文章的下文中，他又写道：“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仅就小额贷款而言，茅先生眼中“发放”就是为穷人做事，然而，他又鄙夷“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那么，也就可以这么理解：给穷人按照市场利率价格发放小额贷款就是给穷人办事了。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领导的低息小额信贷就不是茅先生标准的“为穷人做事”，而是纵容穷人了，给尤努斯发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发错了。

    还有茅先生反对的“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人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有多高，据我所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从来没有超过1000元的，茅先生也承认：“在南方珠江三角洲那样富裕的地方，工人辛苦一个月挣不到1000块钱。但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问题。”

    中国劳工的工资真的很高了吗？要知道，即使每月1000元工资标准，约合年薪1600美元（按2007年汇价计算），仅仅是美国2007年人均收入的3.76万美元的1/23，如果以单位时间的收入计算，考虑到中国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要比美国劳工长一倍左右，中国农工的单位收入只有美国人的1/46。如果按照茅先生的看法，这都是合理的，是市场供给决定的。当然小额贷款不能低利率，也是市场供给决定的，既然都是市场供给决定的，那么都是市场的牟利行为，那么茅先生还能为穷人做什么事呢？是为穷人捐了钱，还是搭了粥棚来施粥呢？

    在改善劳工收入和工作生活环境上，茅先生既然认为一切都交给市场好了，那么也没有为劳工做过什么真正的实事的必要。而在劳工收入的问题上，茅先生却为“富人”实实在在地说了很多话，指出“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问题。因为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供求关系就决定了价格涨不上去。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随着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力的价格肯定会涨上去。现在其实已经有这个苗头，我估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就会改变过来。”由此正告那些10多年来工资一直是1000元左右的劳工，短期内别指望涨工资了，尽管过去10多年来，中国福布斯富豪入门门槛已经翻了不知几番，尽管世界公认中国富豪的爆发速度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尽管中国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急剧下降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富豪们都可以涨收入而劳工是没有必要涨工资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中国劳工工资10年不涨的情况呢？为什么中国贫富分化如此急剧扩大呢？劳动力供给过多其实是一个表面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根源是，在生产力的各种要素中，资本的自然属性最集中的，劳工是最分散的，如果按照纯粹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丛林自然法则），资本家是很容易把劳工各个击溃的，从而将劳工工资一直压在很低的状态。那么资本家会越来越贪婪，而劳工越来越压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心理差距越来越大，最后劳工不堪忍受而奋起反抗是和自然的结果。根本的公正的解决办法是让工人组成工会，选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代表，以集体的方式与资方进行生产力要素层面上的对等谈判，从而获得劳工收入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和社会总财富增长同步的分享权力。

    为什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工人通过集体谈判与资方平等协商的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像茅先生这样为富人说话的人太多了，看一看《新劳动法》推出，最低工资标准涨了一点，有多少拥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多么着急就知道了。对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于出口退税急剧减少，国际原材料价格一度急剧暴涨等对中国企业造成的巨大杀伤力，他们往往是熟视无睹的，而对于给工人保障点权力，加点工资就急得像天塌下来一样。

    茅先生是打着“为穷人做事”的旗号“为富人说话”。尽管他的为穷人做事都是有利可图的市场行为，我们即使全当他为穷人做了事，但是他能够将“为富人说话”和“为富人做事”分的开吗？其实，在当今决策博弈中，“为富人说话”恰恰就是“为富人做事”，而且是做最重要的事。

    富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人，尤其是投机暴利大富大贵者，他们多半都明白，要想获得财富利益最大化，最聪明的办法是获得游戏规则对自己有利的制定权，可以悄悄不漏声色地将别人的财富再分配据为己有。而赢得游戏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最至关紧要的是话语权，即找到那些有公众媒体话语权和政策制定影响力的人为自己代言，为自己说话，让决策和社会公众情绪跟着自己的利益走。

    与此同时，一些学术界的小富小贵们大抵也是明白的，为穷人说话，最多得到一些虚名，没有什么金钱利益实惠的；而为富人说话是有利可图的，是有赞助商的，为富人说话怎么会出力不讨好呢？当然，如果这个好是群众的信赖和赞赏，他们是自然得不到的，可这个好如果是他服务对象的金钱利益，相信是并不难获得的。就像茅先生得出结论——破除18亿亩红线和土地私有化的项目是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一样。我不知道这个赞助对结论的影响有多大，但我至少知道“18亿亩红线是拍脑袋出来的”这句茅氏断言是有拍脑袋之嫌，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口，未来有多少人口，每人要吃多少粮，吃多少肉，那不很容易就算出来了？难道国家决策者连这个加减乘除的简单数学都不会算。这句已经严重不符合常理的话，难免让人联想其中国的一句古话——“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或者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而美国法律为了监督本国学者拿别国钱财危害本国利益，还专门法律规定，本国智库学术接受它国财力赞助，必须上报批准，否则视为违法。

    破18亿亩红线就是破中国人的生存底线

    谁也无法否认——破掉18亿亩红线及其配套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背后隐含着巨大利益。

    18亿亩红线破掉和土地私有化了，谁会获得巨大利益呢？不会是农民，因为一旦土地私有化了，威逼利诱巧取豪夺农民土地权的行为必层出不穷，它在中国历史上一轮一轮前赴后继地发生了，农民卖土地没拿到钱反而欠买地大地主的钱的现象太多了。在发生了“黑砖窑”式令人震惊现象的当今基层，你能够指望获得土地私有权的农民能够得到公平的出让价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