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水平:帝国潜伏：1894

　　1888年盛夏，汉水之上发生了一宗抢劫案。这在充满了潜规则的水上世界，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被劫的人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书商，自称来自福建，船中满是书籍和杂货。令劫匪惊奇的是，这位小帅哥却不慌乱，对劫匪头目赵某说：“观公状貌，当系一方豪杰，何以不掠富豪，而劫我这样的小商人呢？我实在为你可惜。”
　　赵老大倒也爽快，讲了一通官逼民反、无奈落草之类的套话，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赵老大便将其释放。而这位少年书商居然给了他一份大礼：一支崭新的手枪。喜出望外的赵老大表示，将传令沿江数千徒众，对该书商不得为难，并妥加保护。
　　这位小书商，其实是汉口乐善堂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时年仅19岁。此次携带货物奉命前往西北，先到兰州安顿下来开设店铺，一则作为掩护，二则以回收的货款作为进入新疆的费用，其目的是要说服新疆巡抚刘锦棠联日抗俄。
　　水匪赵某随即被官府抓获，羁押在襄阳大牢中，藤岛得讯，星夜前往救援，但赵某已被枭首。藤岛便冒险将赵某的首级盗出，看守们一路追赶到汉水边。藤岛无奈，将首级绑在腰间，跃水逃逸，终因体力不支，而在登岸后人事不省。他醒过来后，便在岸边将赵某的首级掩埋，再通知赵的手下前去挖掘。藤岛此举令赵某的手下感激涕零。
　　在乐善堂作为侦察重点的六类中国人中：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赵某正符合其中的“豪杰”类别，是日本间谍的重要“策反对象”。行事严谨的日本人，将“豪杰”又细分为八类：企图颠覆政府者；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对于欧美在国内的跋扈，深感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有志于振兴工业者；有志于振兴军备者；商业巨子；提倡振兴农业者。他们还专门强调，下列缺点者，则不能列入“豪杰”：品行不足为人仪表；智不足以分嫌疑；信不足以使人守约；廉不足以分财；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就根据上述标准，“发现人选”后一面详细打探，制作档案；另一方面设法与其接近结交，谍报工作做得十分扎实。因此，尽管可能耽误西北侦察大事，藤岛武彦还是前往营救赵某。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特工便在中国黑社会中成功渗透，并且不断地鼓动“豪杰们”发动内乱，以配合日本对华外交及军事行动。

　　甲午战争的爆发，直接导火线是高升号事件。
　　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
　　这一事件，据说是日本间谍探知的情报。来自德国人的信息说：“有一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名叫石川伍一，时年28岁。他曾受命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多次死里逃生，其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他甚至设想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
　　石川伍一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做内线。战争爆发后，领事馆馆舍由美国托管，他只好悄悄搬进刘棻家，结果次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
　　此后半个月内，上海、浙江又相继破获两起日本间谍案，美国外交官们积极干预此三案，希望中国放人了事，遭到中国严词拒绝。而石川一案成为解决这三案的关键。
　　石川一案，人证物证俱全，但除了中美关系外，还牵扯到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李鸿章的政敌们如获至宝，连章弹劾，借机痛打落水狗。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甚至弹劾李鸿章“通敌”，依据是“风闻”所得的李家父子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并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
　　此案自然便惊动了紫禁城，光绪皇帝亲自给李鸿章连发批示，要求迅速彻查。李鸿章只好一边应对美国人，一边应对朝廷。最后，石川伍一被判处枪决，成为甲午战争中所有被处决的日本间谍中，唯一留了全尸的，估计也是李鸿章想给美国人留点面子。
　　而至于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攻击，军机处“研究研究”之后决定，继续追查张士珩，张最后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而对李鸿章的各项指控，则“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因为无意触发了大清官场的争斗，石川伍一便成为大清官方档案中出现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日本间谍。

　　1894年8月14日傍晚，两名正准备前往辽东前线的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在上海法租界的同福客栈，被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从他们身上，当场搜出了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证据确凿。
　　但根据中法条约，人犯只能交由法国巡捕房，法国方面则将这烫手的山芋塞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毕竟美国人受交战双方委托，作为在对方国家的利益托管人。
　　两名日本间谍见机行事，立即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投诉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诬陷”，请求获得避难权。佐尼干立即批准，同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毫不示弱，一方面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提出严正抗议，另一方面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绝无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小田贝却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日本人自然就获得美国人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频繁。葛礼山被犯上的外交官惹毛了，在他的强硬命令下，美国外交官们只得将间谍们引渡给中国，不久即在南京被斩首处决。
　　当时美国外交政策，正处在扩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斗争高峰。在野的共和党抓住这一事件，对民主党的克里夫兰总统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亲自布局，议员们甚至准备发起针对总统的弹劾。美国报章也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门”事件，妄称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纽约世界报》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哈泼斯周刊》则直接采访了上海的佐尼干，发表了长篇报道，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引起舆论哗然。
　　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却保持了沉默，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无权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瘁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成为美国理想主义的绝响，从此美国的不干预政策让位于炮舰政策，开始主动地卷入东亚事务。

　　甲午战争期间活跃在中国的乐善堂日本间谍网，耗资巨大，却并没有享受日本的“机关”待遇，甚至连“事业单位”都算不上，纯粹是企业，而且是民营企业，只“烧钱”，不产出，不花政府的钱。
　　这么“无私爱国”的企业家，名叫岸田吟香，其声望甚至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并称。如果说福泽是西方文明的引进者，岸田则是一个最成功的移植者和消化者。
　　岸田吟香年轻时爱写东西，结果得罪了军方，不得不躲到江户的妓院做龟奴维生。后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赫本收留了他。这个赫本有个孙女凯瑟琳，后来大名鼎鼎，曾四度荣获奥斯卡金像奖。赫本让岸田帮他编撰日本第一本英文词典《和英辞林集成》，词典编好了，岸田也精通了英文。岸田随即重操旧业，办起自己的报纸，跻身日本四大“名记”。为酬谢他在词典编撰中的努力，赫本博士将其研制的一种水溶性眼药配方送给了岸田，岸田将其命名为“精锜水”（Seikisui），大为畅销，岸田遂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乐善堂”，并把生意打进了中国市场。岸田还发明了岸田式铜版活字，翻印中文典籍，印刷小字袖珍本，因携带便利，引发了购买狂潮，上海乐善堂财源滚滚。
　　有了钱之后，岸田开始用独特方式“报国”：一方面，他为日本国内撰写大量文章，介绍中国市场，鼓励日本政府和企业，到中国与列强进行“商战”、厚植国力；另一方面，他亲自游历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报告，成为日本政界和军方的重要情报来源；更为重要的是，他效仿中国古人孟尝君的做法，收留了大量到中国前来寻找机会的日本浪人或学生，管吃管住还管出路。汉口乐善堂分堂就是他专门为间谍活动设立的，其经营药品和书籍的所有利润都用于谍报工作。
　　以商养谍、走谍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几乎是那时日谍的共识。前文提到的藤岛武彦，就曾经回到日本，从家乡鹿儿岛筹集了资本，在大阪兴办起了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中国的间谍活动；而石川伍一在考察中国西南地区时，就提出应到西藏经营牧场，为谍报工作筹集经费。
　　以商养谍的思路，后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乐善堂在甲午战争前干脆在上海成立了间谍学校，命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全力培养“商战”和“兵战”的两栖谍报人员，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收集大量情报。战后，岸田吟香获得了“勋六等”和“瑞宝奖章”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