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华育国际招聘信息:中俄邊境「混血村」 「別問哪國人」

時間在徐維剛這裡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專門來看他時，侄子們會把他從床上拖起來，幫他換件像樣的衣服，戴上頂髒兮兮的軍帽。每到這時，徐維剛會挺直腰板，對著閃光燈露出嬰兒般驚喜的笑，湛藍色的眼睛泛著異常的光。

「千萬別問他是中國人，還是蘇聯人。」大侄子徐福勝警告，「誰問跟誰急。」

中俄都不承認的人

在遜克縣邊境一帶的幾個屯子裡，87歲的徐維剛是僅存的有純正俄羅斯血統的人。但在中國生活80多年後，俄語對他而言顯得陌生而遙遠，大部分時間，他安靜地叼著旱菸，偶爾開口，一口濃重東北口音。

「那啥，還認識我嗎？我叫安德烈。」徐維剛咧嘴一笑，露出幾顆被菸燻黃的牙齒。在一張2010年7月的「戶籍證明」上，徐維剛的蘇聯名被譯成特維申果?伊萬?安德烈耶維奇，「戶類型」一欄寫著「無國籍」。這是目前唯一能證明徐維剛身分的東西。

「俄羅斯不承認他，中國也不承認他。」有村民說。

躲「大清洗」逃到中國

徐維剛生於1924年。此前的幾年，是蘇聯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幾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人取得了政權。1924年，蘇聯的締造者列寧去世後，史達林掌權。很快，一場「大清洗」運動開始了。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寧老爺子趕走的。」徐維剛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時候就聽說，奶奶葛金麗娜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全家都是軍人。戰爭中，葛金麗娜的丈夫戰死了。「大清洗」開始後，有著貴族身分的葛金麗娜把一歲多的徐維剛兜在裙子裡，小心翼翼地從冰封的江面上走過，流落到毗臨的中國。

彼時，正趕上大批山東人闖關東至東三省。很快，葛金麗娜找了個姓徐的山東人，在江邊的一個小屯子裡安了家。「那個山東人，就是我們的爺爺。」徐福勝說。儘管已經是俄羅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勝還是長了張酷似俄羅斯人的臉——藍灰色的眼睛、絡腮鬍子，碩大的鼻孔裡甚至能塞進一個一元的硬幣 。

更多的蘇聯人在30年代初到中國。

早在沙俄統治時期，遜克縣兵團村王金財的父親就在對岸做生意。幾年後，他跟一個蘇聯女人結了婚，住在離中俄邊境90公里的地方。王金財說，那是史達林時期，也是1934年蘇聯肅反運動前期。

公開的資料稱，這一次的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為了保命，王金財的父親趕著馬爬犁，拉著妻子和大兒子跑回中國。

山東平度人苗平章在蘇聯做買賣時，娶了當地一個叫沃麗嘎的姑娘，幾年後，生了四個兒子。苗平章的兒子苗中林說，他的家當時就住在江邊的屯子，「中國人都喜歡在江邊住，情況不妙就趕緊往回跑。蘇聯成立後，開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財產都得歸公。大家一看吃虧啊，就拖家帶口跑回來了。」到中國後，苗中林一家落戶在了遜克縣邊疆村。

「當時情況基本都是闖關東過來的山東男人娶了蘇聯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個詞，「撿洋落」。

根據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博士梅利霍夫統計的數字，在中國，俄僑人數最多時達40萬人。1920年代有10萬人返回蘇聯，另有10萬人離開中國去往美國。而今，徐維剛所在的遜克縣宏疆村，全村165戶，混血的占75戶，264個人。

沒人敢做回家的夢

1933年3月，日軍侵華關東軍占領了遜克。此時對移居中國的俄僑而言，窄窄的黑龍江水儼然成了無法逾越的屏障。

宏疆村村民袁廣榮的姑姑16歲時逃回了蘇聯，那一年，日軍正占領著東北。90年代，袁廣榮的姑姑到中國尋親。袁廣榮這才得知，姑姑剛到蘇聯，就被當地警方抓住，以為是對岸駐守的日軍派去的特務。蹲了兩年大獄後，被送到莫斯科。前來尋親的姑姑也聽說，她走之後，父親發現自家閨女跑了，趕緊報告了警察局。結果，老人被日本警察當成蘇聯特務，活埋了。

邊境的幾個屯子裡，蘇聯老太太們還在隔三差五地聚會，吃列巴（俄羅斯語意為麵包），喝蘇波湯，小聲唱幾句俄羅斯民歌。但再沒人敢做回家的夢了，與其送死，倒不如在異國苟活。

中蘇交惡 被打成「特務村」

徐福勝記得，文化大革命時，整個屯子裡將近30戶人，只有四戶純正的中國人，其他全成了「蘇修特務」，宏疆村也一度成了「特務村」。那一年，徐福勝13歲。

徐福勝到現在都不知道具體什麼叫「蘇修特務」，但他知道家裡的大人成了特務，自己也跟著成了「特務崽子，別人拿你就不當玩意」。顯然，他不願意回憶那段日子。

50年代末，中蘇交惡。「大概到了60年代初吧，就那麼一下子，俺們就全成特務了。」宏疆村村民徐月娥記得，當時村裡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著承認是蘇修特務。不聽話的人就被帶到大街上遊行。「他們問我們電台在哪？我們哪知道啊？就只能編，說電台長得跟燒火的爐子一樣。造反派又問，是怎麼跟那頭聯繫的？我們就繼續編，說那頭一畫火柴，我們就看見了。你說隔著條江，誰能看得到啊？」

邊疆村的苗中林記得，當時屯子裡有個叫李榮貴的，母親是俄羅斯人，「文革」前，李被打成「蘇特」。批鬥的時候，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掛了個近100斤的驅動輪，後面的造反派踹一腳，驅動輪晃兩晃，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淌。

袁廣榮的二哥由於在抗日戰爭後，迎接過入境蘇聯紅軍，因此更是成了「特務頭子」。造反派說他家藏了坦克，把房前房後挖了個遍，連個輪子都沒看見。「我哥進去的時候穿件白布衫，出來的時候，白布衫成紅的了。整個人被打得實在受不了，跳井了。人死了，還不許家屬哭。」

後來有村民覺得可惜，「其實他再堅持三天，就平反了。」平反後，村裡的人給死去的村民開了追悼會，算是有了個交代。

有宏疆村村民透露，「文革」時，宏疆村和上道干村原本是一個大隊，「文革」結束後，宏疆的混血人不願意跟中國人住在一起，堅決要分家，「那些混血人可厲害呢，把牛馬全搶了過來，公社的人氣得夠嗆。」

俄羅斯村 沒人會說俄語

那些血肉模糊的陳年舊事就像長在心裡，隨著時日的流逝，反而更加瘋狂地生長。

徐福勝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娶了個中國媳婦，小兒子還沒找對象。「有我這個爹活著一天，他就甭尋思找什麼外國女人、混血女人，門兒都沒有。」徐福勝重重地放下盛滿酒的碗，再次瞪圓了灰藍色的眼睛。

和宏疆村大多數混血人家一樣，徐福勝兄弟幾個一心想要斷了自家俄羅斯民族的血統。他們的腦子裡就一個信念：娶中國人，花多少錢也得娶。

1995年，徐福勝的弟弟徐福河幸運地娶了東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兒子徐然。已經是第四代移民了，徐然的相貌依然非常俄羅斯。但徐福勝堅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純種的中國人結婚生子，血統和容貌一定會變過來。

村民徐月娥也叮囑長著一張俄羅斯臉孔的女兒，「一定得嫁個中國人」。徐月娥認為，這是為下一代著想。「這幾十年下來，總覺得會受歧視。就算家裡倆口子吵架，對方都會說，你個『二毛子』如何如何。這話我們聽夠了，不想讓後代再聽了。」

徐福勝最聽不得的就是別人指手畫腳地管他們叫「二毛子」，「誰說這話給我聽見了，我就衝上去問他，憑啥說我是『二毛子』，我不服！我是中國人！」

但偶爾喝高了的時候，徐福勝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貴族血統，「我們家是個大家族，純正的俄羅斯族，你看我們這長相，黃頭髮、藍眼睛。屯子裡有的混血是茨岡族，黑頭髮、黑眼珠，相當於俄羅斯的吉普賽人，是受歧視的。」

除了黃頭髮、藍眼睛，徐福勝一家沒有一點兒像俄羅斯人的地方。

憑藉酷似歐洲人的相貌，徐福勝被找去當了幾年特型演員，如今，他引以為豪的就是走過不少地方。走在馬路上，徐福勝常被當成新疆人，賣羊肉串的新疆人硬是往他手裡塞羊肉串。上街買水果，兩塊錢一斤的蘋果，小販當他是老外，愣是跟他要15塊錢一斤。徐福勝一說話，小販懵了，怎麼滿口東北話。

如今在整個宏疆村，幾乎找不到一個會說俄語的人。村裡的「音樂家」袁廣榮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曲「賽馬」，抱起手風琴，卻難以拉出一支完整的俄羅斯歌曲。

宏疆村村支部書記袁新波說，儘管被黑龍江省命名為省級「俄羅斯民族村」，但村裡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俄羅斯的民俗。「只是在1991年，給一些俄羅斯混血的村民發了僑眷證，考學時能加點兒分。」

「入鄉隨俗嘛，當年跑去俄羅斯的中國人也都改成當地習慣了。」兵團村的王金財說。由於從小跟著母親學俄語，1992年，王金財到俄羅斯當翻譯，一待就是16年。王金財愛吃酸牛奶和酸麵包，但妻子做不來酸麵包，只得作罷。「要說俄羅斯的生活習慣，也就剩這些了。」

邊疆村的苗中林跟母親學過唱蘇聯歌，跳蘇聯舞。抗美援朝的時候，他進了部隊文工團，在北韓待了三年。如今80多歲了，苗中林還記得些舞步，興起時，兩隻腳輕巧地挪著小碎步。「我母親活著的時候，會做些列巴花，現在斷了，沒人會做了，全都斷了。」

屯子裡的「中國人」和對岸的聯繫也斷得差不多了。袁廣軍記得，那次尋親之後，姑姑一家倒是又來過，他也帶著家人去過三次俄羅斯，但人走茶涼，現在也沒了聯繫。

「誰還敢聯繫，都怕後遺症，怕再來一次運動。」年逾八旬的苗中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