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理学院地址:赤道上的大邱庄＿＿萧功秦对新加坡选举的考察（一)

赤道上的大邱庄＿＿萧功秦对新加坡选举的考察（一）(2006-04-26 10:07:18)转载 分类： 时事评弹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
　　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这种新加坡独大党（Dominate Party）体制下的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这种通过民主竞选的方式来保持权威政治的模式，会不会对中国执政党产生吸引力？
　　从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从事访问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对2001年新加坡选战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的特点的初步思考，来考察这种特殊的权威体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对中国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的路径与原则作出若干探讨。
　　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政治的特点
　　新加坡大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其具体办法可见于以下这些方面。
　　一，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区的划分，是根据有利于由执政党更多得票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又如，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把全国分为单选区与集选区，单选区中各党提名单一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集选区的人口与幅员相当于几个单选区，因此由各党选出五到六人的群体作为竞选人参加竞选。只要其中一党的竞选群体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取得国会中相应的四到六个席位。这个办法对执政党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选区范围越大，执政党获得简单多数的概率越高，更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个反对党在人数较少的单选区内有可能获得简单多数的话，那么把这个单选区并入到一个大的集选区内，反对党的得票数只会是少数，此时该反对党在大的集选区内获胜的机会就大为下降。又例如，2001年度的新加坡大选，执政党政府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
　　新加坡执政党还进一步通过立法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干预内政。新加坡选举法甚至还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选战中，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民主党申请参选登记时，登记表上少填了某些项目，于是选举委员会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参选资格。用一位反对党人士在选后的话来说，“人民行动党给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带来层层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办。”新加坡执政党在选举程序设计方面颇为用心，经过这种方式，成功有效地来稳保执政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二，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通过对传媒的软性控制来保持支持执政党的舆论，这样，反对党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壮大到与执政党进行竞争。例如，一位反对党的重要领袖人物，因被控诽谤1995年“淡米尔语文周”筹委会的八名委员，而被高等法庭判处赔偿名誉损失。后来他因无法偿还巨额赔偿金而宣告破产，随即失去国会的非选区议员席位，同时也失去参加大选的资格。在1997年大选中，另一位反对党候选人也由法院以诽谤罪被判赔偿总理“形象损害费”260万美元，以致该人不得不逃离新加坡。用反对党的话来说，“每次大选都有一个反对党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选战中，一位民主党候选人路遇总理吴作栋，这位反对党人士当面厉声质问吴总理，要求他回答借给印尼苏哈托的一百七十亿新元的下落。由于出语不逊，于是执政党声言要控告他以诽谤罪，这位人士此后作了三次公开道歉，单在在报章按对方律师的要求出整版的道歉声明，就化费一万元新元。这一事态过程全程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确实起到“杀一儆百”示警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新加坡大选文化中的典型的例子。一位外国评论家曾这样批评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新加坡执政党在法制的范围内，运用精致的政治策略与技术来迫使反对党处于竞争劣势，可以说做得驾轻就熟。
　　三，通过执政党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的基金的控制权，来控制选民投票的方向。执政党主持的政府在历次选举中多次表示，如果反对党在该区选举中获胜，政府很难为该区拨款，以改善生活条件。新加坡总理在此次竞选期间公开宣布，行动党在波东巴西区和后港区的候选人，只要能够在选区内的任何投票区赢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政府将在这些邻里展开翻新计划。这就是意味着，在反对党有可能取得选民多数支持的选区，选民如果想要获得翻新计划，他们必须投选行动党候选人进入国会。正是这样，政府通过“组屋翻新计划”，“新新加坡股票”，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分发给居民的各种援助金，等等，获得广大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并影响他们的投票方向。
　　可以就，通过以上这些办法的交互使用，执政党早在2001年选战的提名日，实际上就等于已经蝉联执政：该党就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已经取得83个议席中的55席。事实上2001年新加坡选举中，执政党在旗未开的情况下，就已经得胜，
　　与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财政、新闻舆论、法院系统的资源与人才优势的执政党相比，新加坡的为数不多的反对党根本没有在与执政党的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反对党在竞争资源与机会上的绝对劣势，使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力量基础。而且，反对党人士的政治素质与施政能力由于缺乏磨练机会相对而言也较差，这些反对党始终处于政治上的幼稚与不成熟状态，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是反对党长期受制约的自然结果，这又反对来同时成为不少反对党政治家无法取信于选民，并获得进入议会必须的足够的选票的原因。人们说，反对党在竞选运动中几乎成了跑龙套的配角与政治上的陪衬。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效绩。这种效绩又不断提升执政党的威信，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始终处于的独大党的绝对优势地位。
　　新加坡大选的直接感受
　　在2001年选战投票日前夕，作者为了具体体验新加坡选举的实情，参加了新加坡的反对党之一民主党在新加坡北部的裕廊体育广场组织的一次竞选集会。这是新加坡仅有的两个反对党集会场所之一。绿草如茵的运动场四周，治安警察严阵以待，按选举法规定，讲台离听众必须保持十公尺距离。晚上七点钟大会开始，十点正必须立即结束，否则将会受到司法起诉。大会开始时，全场总人数零零落落，估计不过数百人，然而，在以后二个多小时里，大会参加者陆续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尤其是备受执政党强烈批评压力的民主党秘书长，该区候选人徐顺全出场后，全场情绪兴奋起来，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同情这位反对党中坚人物，纷纷上台献花环，他的脖子上套上一个又一个花环，每带上一个花环，会场上就会出现热烈的欢呼声。
　　民主党候选人一个一个走上讲台用英语或闽南语轮流发言，他们大多是抨击政府没有为下层平民办事，例如，发言人列举出总理拿年薪近两百万新币，各部长年薪为一百多万，而平民只能几千元。他们说，“新加坡执政者的薪金是全世界最高的，而老百姓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样的贫富不均，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才有。执政党口口声声说新加坡是一个大家庭，世界上那有这样贫富不均的大家庭？”于是，会场上掌声雷动。气氛越来越热烈。有的发言人则提出，“在老百姓面临这样的经济困难时，应该有权获得公积金度过难关”；有的发言人认为“政府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导致新加坡工人沦为次等公民”；有的发言人则要求政府赶走跨国公司，以保护本地企业等等。离终场前半小时，徐顺全作为最后的发言人讲话。他说，明天是决定性的日子，请你们把我们推到国会去，要推，要推、推、推，让我们在国会里代表各位劳苦大众，否则国会里没有人为你们讲话，如果我们这一次不能进去，我们要五年后才能见面，他还说，自己可能要在经济上支付赔偿金，现在已经一贫如冼，请大家来买我的书，让我渡过难关。最后，徐把自己的太太与三岁小女儿请上台来与观众见面，他把自己的女儿举到头顶，向大家致意，这个仿效西方人竞选时采取的人情战做法，看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全场情绪进入高潮。晚上十点正，法律规定的竞选大会结束时间到了，台上的民主党候选人们并排向全场观众告别致意。散会后，反对党领袖徐顺全的太太，一个很文静的台湾籍中年知识妇女，带着刚会走路的女儿绕场走了过来，边上还有几个铁杆支持者在旁边护卫，一边还高喊口号。从在场的人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人是下层民众，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
　　从会场人们的情绪来看，反对党似乎颇有可能在该区选举中取胜。从会上的发言煽情能力来说，这个徐顺全似乎很不简单，政府对他的强烈批评与压力反而使他成为对政府不满的社会群体的同情对象，从现场反应来看，这种逆向心理似乎反而使他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
　　然而，新加坡本次选举的结果，却与作者参加反对党竞选大会的具体感受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第二天的全国大选中，执政党再次取得压倒性的大胜。已经执政四十年的人民行动党再次囊括国会几乎全部席位，八十四席的国会议员席中留给反对党的只有二席。即使这两席反对派议员所获得的选票数的比例，也比上届选举中获得选票比例更低。总理吴作栋与资政李光耀对选举结果表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竞选中而势头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在裕廊集选区由徐顺全率领的五人组成了竞选队伍，然而却只获得该选区五分之一的选票。这是所有有竞选的集选区中得票最低的。这位在选举日前一天似乎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全场气氛的徐顺成及其领导的民主党，可以说是以惨败告终。反对党再次陷入将全面边缘化的困境。
　　民主党竞选大会上的徐顺全的演说表现似乎很成功，然而它对该区的投票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一位新加坡本地人对作者分析说，参加民主党选举大会的民众，包括那些弱势群体的民众，往往把听反对党的发言当作数年一度的情绪宣泄的机会，但一旦正式投票时则会冷静得多，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新加坡人决不愿意冒风险，让一个政治经验与资源颇受质疑的小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执政。要在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的执政党与那些不成气候的小党之间进行选择，其实人们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更何况民主党在选民大会上开的治国药方中，许多只是与事无补的拉选票的大言高论。例如要赶走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之类，只是迎合部分失业者的心态而己。
　　由于执政党通过上述的种种办法来抑制反对派的力量，可以说是“过于成功”，以致于反对党完全有可能在所有的选区内都无法获得多数选票。而执政党又需要在国会内有一个处于绝对劣势的反对派的存在，来保持多党制民主竞争体制的外壳，以此来显示新加坡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中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执政层还设计出这样一个办法，即让某些落选而又票数较多的、又能与政府合作的反对党人士能够进入议会，作为“非选区议员”，以保持多党制的形式。实际上，反对党在新加坡大选政治中虽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主要功能来是在议会中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民主政体而已。
　　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
　　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
　　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
　　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过程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引爆性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这一状况与中国从全能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五大困境，一是相当一部分官僚的经济腐败，二是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地区差别扩大，四是农村失业严重，五是金融坏帐问题。此外，还存在对政府权威的持续挑战，少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以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在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类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使原来受到压抑的不满得到渲泄的合法机会，并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
　　更具体地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全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大量困难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严峻性，矛盾的复杂性，使反对派利用选战来反对执政党的资源更为丰富，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激活的广场效应，将在短时期内形成对现存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政治冲突对立与危机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连锁反应。
　　相反，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出现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这在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只要体制外的反对党竞争合法存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基因就会重新被激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党组织中来，形成对政府的巨大压力，出现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扩大。
　　相反，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与中国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长期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次，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冷淡型，新加坡民众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华人是“福建船民与苦力的后代”，整体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动员性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多党制下多比较“老实本份”。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使新加坡型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法制框架来有效规范公众的政治行为。同时，由于新加坡公众的政治文化是冷淡型的，反对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则相当有限。尤其是受到执政党通过资源垄断对反对党的活动的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即使存在合法的多党制，新加坡也不会形成政治参与过度扩大。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来。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在相比，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的增加多元民主竞争下国家控制的难度。相反，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新加坡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政府对政治反对党易于控制。
　　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党的有限存在，虽然不会对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却对于防止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出现政治惰性，对于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确实也发挥着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积极作用。从执政党安排落选反对党议员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一制度来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