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车辆厂小学好进吗:记常恩多将军

——记常恩多将军

在鲁南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安眠着这样一位英灵：他佩戴着显赫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只身出入张学良的官邸，率师抗战纵横于苏鲁皖的疆场，而当他高举义旗，率领国民党五十七军百十一师起义时，其真正的身份却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他，就是常恩多将军。

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一八九五年诞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青年时代，他怀着寄志救世的雄心，参加了奉军。从“陆军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少将师长以及中将师长等职。从参加“西安事变”到发动“齐鲁义举”，他走完了一个从爱国主义将领到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全部历程。

堂堂七尺躯，何颜立于世？

枉持手中枪，不得战豺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为威逼东北军、西北军，围剿红军，亲临西安督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的影响下，全国人民抗战情绪日益高涨，东北军广大官兵早已拒绝与红军为敌，而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深为不满，“打回老家去”的呼声与日俱增。在这种形势下身为东北军百十一师师长的常恩多将军，对蒋介石置民族危难于不顾，拚命打内战更是忧心如焚。十二月十日，他拜会张学良将军，倾诉了久积心头的抗日救国、披甲还乡的夙愿，并流着热泪向张建议：“我追随副司令多年，深知副司令的为人，一些心头话不得不说。总司令置民族水火于不顾，实在误国咎深！眼下东北人民、东北军都眼巴巴地看着副司令了。乞望副司令为国家、民族，为东北三千万同胞，为几十万东北军将士，开一线之生机！”张学良将军表示自己决不当卖国贼，并安慰常恩多日后定有报国的机会。

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为逼蒋抗日，下令将住在临潼的蒋介石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军政要员们一举逮捕，实行了“兵谏”。消息传来，常师长欣喜若狂，对张、杨的这一果敢行动，赞不绝口：“干得好，干得痛快！大快军心，大快民心！”他急如星火地赶到张、杨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请求战斗任务。当时张、杨正在分析扣蒋后的形势和制定防御中央军进犯西安的战略部署。张学良将军对常师长说：“你我今天活着，谁知明天怎么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张学良死后也不再有耻于中华民族，在九泉之下也心安理得了！我和杨主任估计，南京政府会派重兵进攻西安，免不了要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凶杀恶斗。我们必须联合西北军民背水一战！你我多年关系，话不必多说了。你立刻准备。”说着，走到地图前，用手指着渭南县东、渭河北岸的某地，接着说：“我后天派飞机把你送回合水，你火速率部赶到这块咽喉要地，誓死抵御中央军进犯西安，越快越好！”常师长坚定地表示：“副司令放心！我常恩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常师长回到百十一师后，立即向全体官兵传达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全师官兵听说扣押了蒋介石，从此三军联合一起共同抗日，个个欢腾雀跃。同时，听说南京政府要进攻西安，人人又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誓死要打退中央军的进犯，保卫西安城，保卫张学良将军！为了提前赶到目的地，部队准备轻装出发，常师长命令各团把多余部分的辎重、弹药、给养等交给友邻的红军使用。然后，率师日夜兼程向渭南县东的渭河北岸急进。

“西安事变”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宋美龄等主张用和平方式救蒋；而何应钦等则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实际是借刀宰驴，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然后全面降日。于是，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率中央军二十八师、三十六师、五十七师以及桂永清教导总队等大批“讨逆军”，杀奔西安。同时，派出飞机在华阴、三原、富平及西安附近狂轰滥炸，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十二月十九日午后，常师长率部提前一天赶到防线，号称“讨逆军，最精锐的桂永清教导总队，也携最新式武器疯狂逼近。常师长派人探明情况后，立即召集参谋长陶景奎、六三一团团长王肇治、六三二团团长于一凡及六三三团团长王秉越，研究了作战方案。令王秉越团为中翼，担任正面阻击；令王肇治团、于一凡团为左、右翼，攻击敌人侧背，并鼓励他们：“要沉着应战，等敌人进入火力圈再下令开火！‘狭路相逢勇者胜’，宁死勿退，必要时，可一鼓作气发起冲锋！”

拂晓前，战斗打响了。顷刻间，渭河北岸十余里的战场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常师长亲临阵地前沿指挥战斗，他激励官兵说：“眼前的敌人就是专好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嫡系部队，消灭不了他们，就别想打鬼子，别想打回老家去！弟兄们，把打抱子、打野鸡的准头使出来，狠狠地打！为在打内战中屈死的弟兄讨还血债！为抗日救国、复土还乡扫清道路！保卫西安城！保卫张副司令！”官兵们也高喊着：“誓死保卫西安城！誓死保卫张副司令！”仅仅一个拂晓，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打得横尸遍野，溃不成军，全部退到渭河以南。

捷报传到西安，总指挥部又把这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调到铁路以北、渭河以南的渭南至潼关之间的正面战场，接替西北等警备二旅和东北军百O五师的一个旅。十二月二十一日，常师长率百十一师进入战场后，立即命令各团官兵在原阵地挖掘堑沟，巩固掩体，做新的战斗部署。当天下午，数倍的国民党中央军，向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敌军官兵还不断地喊着：“丧家之狗，缴枪不杀！”被激怒了的百十一师官兵们也高喊着：“替蒋介石打内战的王八蛋们，不要命的只管来！”在猛烈的炮火下，敌人溃退了，霎时又卷土重来。几次溃退，几次重来，都被百十一师官兵的火力打得丢盔弃甲，扔下横七竖八的尸体狼狈逃窜。直至最后，敌人无力发动进攻，只能按兵待援。常师长兴奋地称赞全师官兵：“打得好！真是一枪一个，就照这么打！叫这群死心塌地替蒋介石卖命的王八蛋们，有来无回！”接着，在整个渭南至潼关间的战场上，出现了偃旗息鼓、两军对峙的局面。常恩多将军率领他的部下为迫蒋抗日，达成协议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天，常恩多直截了当地问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王再天（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尉记者，实则我地下党员）：“我说星三：（王再天的号），你是不是共产党？”

“不，不是。共产党可不那么简单，我哪里够格！”王再天急忙分辩着。

“好，你不说也行。告诉你老弟，我想见见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老弟能否设法给我引见引见？”常恩多已猜定王再天是共产党员了。

事后，王再天找到我党东北军“工委会”书记刘澜波，向他反映了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要求见我党领导人的愿望。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叶剑英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住西安代表，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接见了常恩多，并和他一直畅谈到深夜。

常恩多从叶总参谋长处回来时，已经夜过更阑，当时来他这儿做客的王再天正在熟睡。常师长难以抑制心头的喜悦和兴奋，把王再天从被窝里拉起来，使劲地摇着王再天的肩膀，接连不断地说：“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

“见到啦！”王再天从梦里醒来，也十分惊喜地问。

“见到了，叶总参谋长！南方人，亲热得很……你看看人家红军的总参谋长，再看看咱们鸟参谋长（指当时的“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真丢人！”

“西安事变”发生了。一九三七年元旦过后，周恩来同志委托叶剑英总参谋长偕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召开三方面（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军事将领会议。会场就设在常恩多师师部后院的小学校。为了保证开好这次会，常师长命令部队加强警戒。

在会上，叶剑英总参谋长做了重要发言，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内斗争形势，强调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必须加强“三位一体”，打开抗日救国的新局面。叶总参谋长的讲话使常恩多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更加钦佩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原则和大度，对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更加心悦诚服。

几天后，他十分恳切地向王再天提出：“星三，共产党人高瞻远嘱，我自惭不如，我想请你给找一位有文化的共产党员来当我的秘书，以便能随时指点我……”

一九三七年三月，蒋介石将张学良将军扣押后，又强令东北军调往豫、皖，使群龙无首的东北军与红军、西北军隔离。在这种情况下，常恩多将军对救国还乡和东北军的前程更加忧虑，寻找共产党的渴望更加强烈，于是，他在当时的百十一师驻地周口镇，再次向王再天提出：“要请一位共产党员来当秘书。”

不久，驻蚌埠的东北军地下“工委会”研究了常恩多的再三恳求，认为这是在新形势下去军、师建立党组织的极好时机，便决定派王振乾（当时名字叫王维平）到百十一师工作。

王振乾持王再天的信到百十一师后，常恩多非常高兴，很快便委任王振乾为师部少校秘书。以后，党组织又陆续派张苏平、华诚一等同志来百十一师开展工作，并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五十七军临时“工委会”。在常恩多将军积极支持下，“工委会”发动被招进百十一师的爱国学生，成立了抗日“义勇宣传队”，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宣传、鼓动广大军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由西北来南京，领导长江局。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百十一师的情况，亲自向王振乾问起常师长的情况，并亲笔给常写了信，要王“谨慎带到，阅后焚毁！”信的大意是：永记当年友情，日夜怀念张汉卿将军（张学良），希望东北军将士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在前线奋勇杀敌，多打胜仗，多立战功！为早日恢复张汉卿将军的自由，争得更有力的发言权。信的结尾是：“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师长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笔信后，如获至宝，反复诵读，铭记在心，然后才将信烧毁。

常恩多诚心诚意地把共产党当做自己的朋友，共产党也诚心诚意地把常恩多当做自己的朋友。终于，在共产党的关怀、引导下，常恩多将军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南京陷落后，山东首府济南议及泰安、大汉口等重镇也相继被韩复榘放弃。接看，日军大将畑俊六亲率四个师团，开始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华北南下的坂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夹攻徐州，企图夺取徐州，打通津浦路，然后循陇海路西进，取道郑州南下，占领我抗日中心武汉，囊括中原。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敌北线津浦路右翼坂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在青岛的崂山湾和福岛两处登陆。然后驱敌至潍坊转南，经高密、诸城、莒县，猛扑临沂，妄图与北线津浦路正面的矾谷师团獭谷旅团会师台儿庄。二月上旬，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驻守连云港、海州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前征临沂固守。

二月下旬，敌坂垣师团附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固守临沂的庞部疯狂进攻。临沂城墙坚固，东绕沂河，北傍祊河，易守难攻。庞部凭险死守多日，但终因兵力不济（仅五个团），又伤亡枕藉，而连电向徐州战区长官部告急。

三月八日，常恩多将军奉命派王肇治率三三三旅急救临沂之危。王旅长率部日夜兼程，迂回到临沂西北的沟上、角沂一带，出其不意地猛击坂垣师团之侧背。时值敌将坂垣征四郎因多日攻城不破而暴跳如雷，亲挥战刀督阵。

突然，临沂西北方向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一支劲旅如天而降——来军正是晓勇的东北健儿三三三旅。在临沂西北面围城的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狼狈向东溃退。三三三旅锐不可当，向正面及两翼迅速展开，一气夺下被日军占领的王平庄，及前、后十里铺等三个村庄，直插到距临沂不到二里地的西北园。当日军从三面包剿上来时，冲在最前面的六六六团二营营长于竹幽率二营勇士们，抱定“一死赴国难”的决心，高唱起《大刀进行曲》，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象猛虎一般跃出战壕，扑向敌军。紧跟着其他营的勇士们也一跃而上，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庞部见援兵到来，也端着刺刀冲出城门接应，内外夹攻。直杀得临沂城外天昏地暗，一片腥风血雨。战壕里、弹坑中、祊河畔，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躯、残肢和断臂。最后，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精锐的坂垣师团”的武士道魂，竟也魂飞九天了，白白搭上了两千多具永世不能东归的敌尸，仍未能堵截住我三三三旅援军进城。

三三三旅冲进临沂，庞部全军上下士气大振。庞炳勋更是老泪横流，对王肇治说：“我看到援军这股锐不可当的雄风，就对部下说十有八九是常获三将军的部队，‘双十二’一举击溃桂部，果然名不虚传！”

接着，三三三旅将士与庞部官兵生死与共，又与攻城的坂垣师团激战三昼夜。直至三月十二日黄昏，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从豫东赶到临沂郊外，内外夹攻，大败坂垣。

临沂大捷的电波传到徐州战区长官部，简直成了爆炸新闻。一霎时，嘉奖令、祝贺电、喝彩声充斥整个临沂战场。然而，三三三旅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仅六六六团二营除营副杜荣民和两名炊事员幸存外，营长于竹幽及全营勇士全部壮烈殉国。

三月二十三日，台儿庄激战开始。三三三旅又奉命西开，至苍山县刘家爱曲一带堵截敌军。当汤恩伯集团军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在向城以南被坂本旅团打得一再退缩时，三三三旅又奉命突进三十多华里，迂回到东、西马甸一带，猛击坂本旅团之侧背。然后，又与敌在东、西马甸展开了一场连续五、六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六六六团一营官兵在营长林盈野壮烈牺牲的情况下，满怀复仇的怒火首先发起冲锋，接着全旅官兵也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一拥而上，彻底击溃了东、西马甸之敌，并一连攻克了被坂本旅团攻占的三个据点。晓勇的东北健儿们，在台儿庄会战中，以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战役结束后，第五战区长官部为嘉奖百十一师三三三旅，赏大洋二万元。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就“东、西马甸争夺战”向全国通电，嘉奖百十一师三三三旅全体官兵。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也以“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威”通令全军。

在台儿庄激战的同时，号称日军精锐的邱山旅团三千余人，附工骑兵一部，山野炮八门，在飞机、汽艇的配合下，也由长江口直扑苏北的盐城、阜宁，妄图经滨海、灌云、连云港踏上陇海路，威逼徐州，增援台儿庄。常师长得到报告后，亲率三三一旅及师部直属营，连夜急急东进，增援惊慌失措的中央军李守维的三五一旅。两军在阜宁会师后，常师长令三五一旅在阜宁南五十里的沟墩堵截日军，自己亲率本部官兵继续南进至草堰附近，埋伏在盐阜公路旁。半夜过后，当由盐城向北急进的日本邱山部大队人马刚刚通过草堰，常师长一声令下，官兵们全面出击。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日军遭到突然袭击，象受了惊的羊群一样，立刻乱了阵，首尾不能相顾，胡乱放了一阵枪后，便向北仓皇溃逃。不料，三五一旅却未在沟墩堵截日军，而于黎明时分撤向阜宁，致使常师长的歼敌计划落空，他十分恼怒地说：“李守维的这群饭桶，把跳到网里的鱼给放跑了！”

军情变化后，常师长不顾疲劳，连日率本部官兵向阜宁以北迂回。第二天夜里，我军又从右侧向围攻阜宁的日军发起了几次猛攻。眼看阜宁之围即将得解，不料退守阜宁的三五一旅，不仅没有固守已形成的里外夹击日军之势，反在日军的强攻下，又仓皇撤出阜宁，使日军化险为夷，绝路逢生。

日军占领阜宁后，常师长决心钳制敌人，包围阜宁，在城郊与敌军展开拉锯战。他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仗，我们想咋打就咋打，关起门来，一点点地吃掉这群狗杂种！”数日后，终于攻克阜宁，将邱山旅团大部歼灭，余部四散逃亡，彻底粉碎了日军从东线直扑徐州，增援台儿庄的企图。

从此，臂佩“杨开多”臂章的百十一师声威大震，在鲁苏地区以及后方的兵站、医院等地，处处受到爱国军民的欢迎。人们经常指着佩戴“杨开多”臂章的百十一师官兵们说：“常胜将军的队伍，才是真正打鬼子救中国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冬，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代表的顽固势力，对山东各地的游击队、八路军等抗日力量迅速的发展和壮大，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以“鲁南防务空虚”为名，向蒋介石请求军队到鲁南“填防”。蒋遂命五十七军到鲁南。

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对抗战悲观失望，生活荒淫腐化，不愿前往。常师长认为这正是执行周恩来同志的“要争取有利时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示的好时机，便向缪提出：自己可率百十一师到鲁南。一九三九年初，常师长率百十一师全部入鲁。沈鸿烈妄图用重金厚贿收买常师长，常师长如数照收，然后立即把钱分给全体官兵，他说：“这钱是沈主席给的，我一个人哪里值得慰劳？因为仗是大家打的，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多杀鬼子！为国立功！”背地里，他对着共产党派给他的秘书王振乾大骂沈鸿烈：“这个臭官僚白日做梦，想将来让我给他做个反共靠山？没想到他靠在冰山上了，活该他倒霉！”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高潮时期，常师长常以“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来号召和鼓励百十一师官兵和八路军之间密切往来，并且在给养、枪械、弹药等方面，随时随地支援了八路军、游击队。有一次，日照县县大队请求支援弹药，六六五团一下子就支援了他们几百发。还有一次，八路军某支队负责人景跃秀到百十一师做客，当常师长知道他的手枪缺少子弹时，立即叫副官刘唱凯解下身上的手枪子弹袋，送给他。

在莒沂地区有一支臭名昭彰的汉奸武装，象狗皮膏药一样贴在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就是盘踞在诸城县枳沟镇、台潍路一带的张步云伪军。张部一贯认贼作父、为虎作怅，依仗日军的势力，屡次骚扰抢掠，危害百姓，闹得周围百余里的村庄，人人提心吊胆，家家鸡犬不宁。常师长决定首先拔掉这颗钉子，为民除害。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常师长命三三一旅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率部北进诸城，在八路军支队的密切配合下，一举攻克枳沟重镇，歼灭张部三旅伪军近千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给养，连张步云的大洋马都被俘获，张本人化装潜逃。战后，常师长命令将缴获的武器、弹药等一律交给八路军、游击队，以武装抗日力量，发展民主根据地。

喜讯传来，民心大振。时值新春佳节，周围百余里的群众及地方抗日部队，都驱车挑担，满载着米、面、肉、蛋等大批年货，纷纷前来慰问这支为民除害、出师告捷的部队。

抗战的实践使常恩多愈发感到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党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他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加迫切。一天，他终于恳切地向自己的秘书王振乾倾述了久藏心头的夙愿：“维平，常克前些日子来信说，他已经加入共产党了，儿子都跑到老子前头去了。”陡然，他眼睛盯着王维平的脸，恳切地问：“共产党到底得什么条件？我够不够格？”……

一九三九年春，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常恩多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特别党员。从此，常恩多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入党前，常恩多就是国民党军队中为数极少的品德高尚的将领。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体贴部下，不喝“兵血”，不嫖、不赌、不抽大烟，尽管妻子是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农家妇女，可他不娶小老婆。他对扶养自己长大的继母非常孝顺，每次由部队回到家里，总是先到继母的房里问寒问暖，视如生母。入党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每次部队行动，他都拄着小棍坚持徒步行军，而他的那匹乌骓骏马，已成了士兵们的“公仆”了。副官刘唱凯几次关心地劝他：“师长，有马为啥不骑，何必走着挨累？”他总是举举手里的小棍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严格锻炼吃苦的能力！你也要准备吃苦！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更大的艰苦斗争在后头呢！”

一九三九年夏，日军集结了两个半师团的兵力，由徐州至青口间的陇海铁路一线向鲁南的临沂、汤头、板泉崖等地大举进犯，这就是有名的鲁南夏季大扫荡。扫荡开始，日军气焰极其嚣张，先以飞机大炮开路，疯狂地轰炸，猛烈地炮击。接着，日军步兵烧杀抢掠，施以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鲁南人民处于空前的灾难之中！

在重兵压境八方受敌的险恶形势下，国民党营垒发生了急剧的分化，那些平日声威显赫的官僚们，不是四散逃亡，就是纷纷投敌。而常恩多将军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指挥部队，部署兵力。他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术，同时，把“义勇宣传队”改为“战地工作队”，负责动员群众，侦察敌情，筹划给养，印刷《烽火报》及传单，鼓舞士气，瓦解敌军。他坚定地说：“那些贪生怕死的坏蛋们跑了，咱们来干！咱们把有热血的同胞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咱们不仅能活下去，而且还要为我们的同胞讨还血债！”

当时，常师长手下常常只有三三一旅六六二团和师部机关少数官兵（三三三旅及六六一团被军长缪澂流调到自己身边当护驾），但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却能巧妙地迂回，机智地穿摇，不懈地战斗。他常常采取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游击战术，诱惑敌军，然后抓住时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分散的敌军吃掉。他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和大胆、乐观的战斗作风，被鲁南广大军民传为佳话。

一天黄昏，部队驻扎在黄墩村，常师长正在参谋处和军官们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突然侦察兵报告：“巨峰、历家寨、纪家店子等三方面日军，向我军合围！”屋里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常师长却看了看地图，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烟，边吸边沉思着。一会儿，只见他手臂一挥，命令道：“不要慌！把部队撤到村外的山上去，占据有利地形！”部队撤到山上时，日军的大队人马也进了村，并分作几股向我军占据的山头周围迁回。密集的枪声随着山风从四面八方传来，我军已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情况紧急，形势严重。但常师长却神色镇定，临危不惧，指挥有方。他派人摸清日军的兵力和部署，对部下说：“不要惊慌！天快黑了，鬼子摸不清我们在什么地方。告诉弟兄们，要沉住气！没有命令，任河人不准开枪！”

夜幕降临。在敌军弹雨的闪光中，群山怪石的轮廓显得格外狰狞。 敌人胡乱打了几阵枪后，并不敢在黑夜之中贸然的发起进攻。接着，山岭上便是一片可怖的寂静。大约在午夜时分，常师长派人找来参谋处熟悉地理和敌情的少校谍报参谋王大伦，问明了地理环境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后，当机立断地对王说：“我把阎营（即阎普营长所率领的六六二团二营）交给你指挥，你率阎营官兵在前头开路！尽可能地从敌人的空隙中偷越突围；万一被敌人发觉，就猛打猛冲，虚张声势，以策应后面部队的突围！”

结果，整个部队一枪没放地突出了包围圈。

两天后，常师长又下令：“回黄墩村去！”看到官兵们惊疑的表情，他接着说：“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敢回去，他们一定正兵分几股向四面搜索呢！可我们偏偏回去了，并且还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去打他们！”他还说：“打仗就得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总得比小鬼子高一着！”

就这样，在整个麦夏反扫荡中，常师长率部与日、伪军打了大小数十余战，不仅没有被装备精良、数倍于我的顽敌所挫败，相反，每仗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尤其在板泉崖、上河、九里坡等战役中，我师官兵都以准确的火力、神勇的冲杀，打得敌军丧魂落魄。敌军不是被包围全歼，就是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仅九里坡一战，就烧毁日寇的军车十二辆，烧得日本兵哭爹喊娘，直往柴火垛里钻。每次战斗，都缴获敌人大批弹药、武器、常师长命令，一律送交八路军、游击队使用。

这年冬季，赣榆县、郯城县、徐州至连云港沿线之敌，分六路“扫荡”日莒边境，常师长率百十一师和八路军配合，在莒南的王庄，将一股进犯之敌包围。战斗仅用了几十分钟，就大获全胜，歼敌、俘敌三百余人，缴获野炮一门，其他战利品甚多。这一仗，被我党《大众日报》热情赞颂为“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

常恩多将军率领的百十一师越战越强，用铁的事实揭露了汪精卫亲日派散布的“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的无耻澜言。而百十一师和常胜将军的英雄事迹，也在鲁南地区神话般地传开了。

一九四O年九月二十二日，常恩多将军毅然领导百十一师官兵，发动了一场被誉为“东北军第二次西安事变”的锄奸斗争，并取得了辉煌胜利。

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外号“土皇帝”、“缪大混蛋”，骄奢淫逸、作战无能，但却精于官场角逐，所以一直是“青云直上”。抗战爆发以来，缪悲观失望，恐惧动摇的情绪日甚一日。战局危机之时，缪更是丧魂落魄，一味拥兵自卫，只图个人安危。在汪精卫“再战必亡”的思潮影响下，终于成为一个崇蒋媚日、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半年来，缪和山东的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江苏的顽固派韩德勤、李守维之流狼狈为奸，组织了鲁南、苏北十七县游击区总指挥部，目的妄图发动一场全面清洗共产党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内战，然后全面降日。

九月初，缪澂流和副军长朴炳珊、政治部主任宋迪玺、来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以及来自徐州的敌特关副官等人，为投敌反共积极策划于密室，并频频派出缪的亲信、少校李光烈充当信使，与早在一年前投敌的原军部副官长、如今已苟任“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的李亚藩勾结。

九月中旬，缪等人投敌事宜准备就绪，着手物色通敌人选。经反复挑选，最后确定由缪的亲信六六五团团长董翰卿出使日伪盘踞的桃林镇，并指令口齿伶俐的鲁南、苏北游击区总指挥部上校课长于文清同往。

为了获得缪澂流等人通敌的真凭实据，万毅旅长说服了不愿当汉奸的于文清，先出使桃林镇参与谈判，然后再报告常师长对缪等人出卖民族的汉奸罪行采取果断行动。

九月十四日午后，谈判代表董翰卿、于文清、李光烈等率六六五团二营官兵到达北琴口，经汉奸李亚藩引线，于马家窝铺与日本鹫津兵团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顾问新容幸雄谈判并签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卖国协定。

九月十八日，董翰卿、于文清、李光烈等一行回到军部，向缪、朴等详细汇报了谈判内容和经过。缪、朴等感到十分满意，并决定以后找机会再去进一步谈判。

于文清由军部东盘回来，立即赶到三三三旅旅部驻地西盘，把缪、朴等通敌过程和内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万毅旅长。万毅双眉微蹙，沉思片刻，果断地一挥手说：“事不宜迟，马上去报告常师长！”

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九周年。每逢这一天，流落到关内的东北军民都要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日寇的侵华罪行。这天清早，常恩多将军率侍卫副官刘唱凯、手枪排排长王江等飞马来到军部驻地东盘，住在南门外一座小草房临时寓所里。晚上夜幕垂空，万毅旅长只身来到寓所，向常恩多将军报告了缪澂流等通敌的经过。常恩多对缪澂流等鬼鬼祟祟的行动早有疑虑和警觉，他聚精会神地听完万毅的报告后，立即剑眉直竖，盯着万毅说：“我相信你的报告，相信你的人格。对于这种叛变国家、出卖民族的罪行，你打算怎么办？”

万毅眼里闪射着难以抑制的愤怒的火花，斩钉截铁地表示：“唯一的希望就是请师长领我们反对这种罪恶行径，坚决不当汉奸！把部队集合起来，到于总司令那儿打官司去！”

常恩多满意地看了着万毅，一挥手掌，拍案而起：“好！只要大家不愿意当汉奸，我更有办法！不然就是剩我一个人，也要和这群汉奸干到底，抗战好几年了，还他妈想穿黄马字褂！对得起谁？我一定锄掉他！”

翌晨启明星刚刚升起，常恩多便飞身跨上乌雅马，偕刘唱凯、王江一行驰向三三三旅旅部驻地西盘，与万毅旅长共同谋划锄奸方案。初步拟定：军部将于二十一日移防，乘行军途中将缪等擒获。

早饭后，常恩多将军一行离开西盘，返回师部驻地张家相地。途经三三一旅六六二团团部时，又召集孙焕彩团长及军官们开会。会上，常恩多义正辞严地重申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能当汉奸！要坚决打鬼子，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要给死难的弟兄们报仇雪恨”的主张。讲完话，他又单独向孙焕彩面授机密，命令孙“到时候一切行动要听万旅长的”。

不料事情有了变化。九月二十一日一早，缪澂流突然把万毅找到军部，通知万，军部决定暂缓移防。原来由重庆回来的鲁苏战区总部参谋长王静轩、特务贺元、总部参谋处长张沛文、高仁绂等一行，前一天晚上到了军部。缪要在二十一日晚上大摆宴席，并请王、贺等看戏，为他们接风。万旅长获悉这一新的情况后，立即报告了常师长。常师长当即决定把捉缪方案改在戏台下进行，并指示：捉缪和包围军部的战斗由万旅长具体指挥；师部和三三一旅的汉奸由常师长亲自解决。

当晚，万毅旅长奉常师长的命令，传令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六六六团团长刘晋武及六六六团三营营长彭景文，在西盘三三三旅旅部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捉拿缪澂流的具体方案。

夜幕降临，弦月东升，空旷的田野、山岭、树林、村庄……都沉浸在朦朦的月色中。在这清新的初秋之夜，锄奸的各路人马火速地开始了战斗行动。

万毅旅长遵照常师长的指示，将六六五团团长董翰卿扣押。为了斗争的需要也将于文清的手枪一并缴下，责令于监视董翰卿，两人共同书写通敌检举报告。

孙焕彩赶回六六二团驻地后，遂集合全团官兵，向军部驻地东盘周围进发。

刘晋武、彭景文回到六六六团，立即集合三营官兵，由刘晋武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接着，彭景文向该营七、八、九连和机枪连的连长们又进一步作了战斗部署。然后，率三营官兵向东盘军部急进。

半小时后，彭景文率官兵将军部死死围住，向空中连发红、黄、绿三颗信号弹。锄奸的战斗打响了！

枪声传来，正在西盘看戏的缪澂流、王静轩等人神色惊疑，急忙追问。这时，一心往上爬的韩子嘉，献媚地将骗得万毅交给他捉拿缪澂流等人的手令交了出来，缪看完后，吓得冒出一身冷汗。韩子嘉遂率该营官兵保护着这群丧家之犬，仓皇逃窜了。

彭营发出信号后，一举完成了袭击军部警卫队的任务，并将正在屋里吸大烟的副军长朴炳珊当场逮捕。

锄奸之夜，常师长一宿没有合眼，始终守候在电话、电报机旁，听取报告，亲自指挥。

后半夜，他亲自摇起电话机，命令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六六一团团长关世栋到师部来“开会”。然后派特务连配合侍卫副官刘唱凯，一举将这两个知情不举、混水摸鱼的家伙逮捕。

接着，常恩多又派人找来秘书王振乾和参谋长陶景奎，满脸豪气地对他们说“缪澂流公开投敌，我是决心和他干到底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对王振乾说：“军人就是‘披血衣衫’的，我若不幸牺牲，身后别无牵挂，只是这个老丫头要麻烦你们（指我党工委会）教养成人!”

“师长，你估计政治影响如何？”王振乾瞅瞅陶景奎，故意以试探的口气问道。

常恩多也瞅瞅陶景奎，猛地举起手掌，怒不可遏地拍了一下桌子，咬牙切齿、一语双关地说：“我姓常的拚这百十斤血肉，杀敌锄奸，忠党爱国，全国人民一定会赞成！老百姓一定会拥护！我看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能把我怎么样？”

室内，烛火闪闪。常师长剑眉微破蹙，感触地说：“日期定为‘九· 二二’。我们要师出有名，得有个‘由头’。”

王振乾说：“发扬当年张学良将军‘兵谏’精神，可以叫‘锄奸运动’！”

“好！”常师长目光炯炯，肯定地说：“就叫‘九 · 二二’锄奸运动。”

当即命陶景奎、王振乾拟发致各界电文，经他亲自修改之后，用明码电报通告全国。电文如下：

缪奸与敌妥协，人证俱在。为了坚持抗战，分清敌友，不为敌伪造谣，混淆是非，影响抗战前途，本师长肩负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之委托，率东北健儿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回东北老家去！出于个人义愤和所部拥护，仗义锄奸，尤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志士，口诛笔伐卖国投敌汉奸缪澂流。

                                 百十一师师长  常恩多

旅长  万  毅

团长  孙焕彩  孙维嵩

刘晋武  张绍骞

九月二十二日

继后，又分别向蒋介石和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拍发了电报。

第二天，常师长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就命令集合师部附近部队，当众宣布缪澂流投敌卖国罪行和锄奸的过程。他那疾恶如仇、慷慨激昂的讲演，犹如一团团喷射的火焰，烘烤着广大百十一师将士的心，使他们在救国复土的征途上更加勇往直前。他说：“日军吞我河山，烧我村庄，杀我同胞，淫我姐妹，与我中华民族之仇恨不共戴天！可是缪澂流贪生怕死，认敌为友，哪里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哪里配做中华民族的子孙？弟兄们，我们离乡背井、流血牺牲，究竟为了什么？抗战三年多了，哪一个还想当亡国奴？哪一个还想穿‘黄马褂？’”

“不愿意！”士兵们异口同声答道。

“反对投降卖国！严惩缪澂流！”

“坚决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

“誓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

“…… ”

刹时，震耳欲聋的怒吼声响彻了万里晴空，在鲁南的村庄、旷野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怒潮。

“九 · 二二”锄奸的光辉事迹象温暖的春风，很快吹遍了鲁苏大地，几乎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爱国军民赞他犹如一声惊雷，震慑了鲁苏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震慑了汪精卫卵翼下的大、小汉奸特务；爱国军民歌颂他给了日本侵略军当头一棒，扭转了鲁苏战区急剧伪化的局面；更加坚定了百十一师广大爱国官兵抗战救国的斗志，表达了鲁南人民的伟大心声。

“九 · 二二”锄奸，蒋介石极为不满，于十一月下旬给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发来电报，云：“该师长不识大体，意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但已难辞误国犯上之咎，着从轻免予处分……”鲁苏战区以中将国特周复为首的亲日派，弹冠相庆，倾巢复出。他们肆无忌惮地叫嚣清理“危险分子”，打击爱国进步官兵。百十一师中的国特分子和少数利禄熏心之徒，如参谋长陶景奎、新升任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及六六六团团长刘晋武等，也蠢蠢欲动。

常恩多将军面对群魔乱舞，愤愤地骂道：“庆父（指蒋介石）不死，鲁难未已！”一九四一年元旦，他终因久遭事变，忧愤、积劳成疾，无情的肺结核病使他卧床不起，不能理事，一般日常事务只好暂由参谋长陶景奎代折代行。

一月四日，蒋介石策划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在反共乌云翻滚的恶劣政治气候下，百十一师内部的反动分子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串通一气，一面招降纳叛、拉拢、引诱眼光短浅，意志薄弱的官兵；一面诡秘地策划于密室，暗中拟定大逮捕名单，准备执行蒋介石的密令，将革命力量一网打尽。

共产党山东分局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首先来电通知王振乾撤离百十一师，进入抗日根据地。接着，山东分局又派出江华同志，向接替王振乾主持地下“工委会”工作的华诚一作口头指示：“面目暴露的迅速撤出；土生土长的坚持工作。”

二月中旬，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及政训处长龚晓清等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不可一世的程度。他们在“为保存本师生命的延续，清除左倾分子”的反动口号下，穷凶极恶地准备抓人了！二月十七日，外号老佛爷的孙焕彩首先摆出“鸿门宴”的圈套，扣押了万毅，揭开了“二·一七”反革命事件的开场戏。当天夜里，他们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开始按大逮捕名单到处捕人，其白色恐怖之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二·一七”反革命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师工委会”的地下活动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一小撮的反革命活动，逐步升级，开始操起反革命屠刀，公开屠杀爱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着百十一师。身为共产党员的常恩多师长，看到形势空前险恶，而自已又久病缠身，不能为党分忧，为民除害，为国献身，感到忧心如焚。他在自责中写道：“余为除压迫，求真理，争取人类自由，哪想所处环境日非，不见成绩，精力已将尽，不能工作，令人焦急！”

他在痛苦中思前想后。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常恩多，从小就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他五岁时母亲去世，九岁丧父，和继母、妹妹相依为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童年的悲凉、辛酸，使他饱尝了人间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恨世不公、疾恶如仇的火种。一九一九年，他为生活所迫，怀着寄志救世、惜民爱国之心，随招兵的军官去黑龙江省参加了奉军，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如今日寇侵占中华，为非作歹，而蒋介石却肆无忌惮地反共。常恩多认为必须唤醒军民对卖国投敌、扶植封建爪牙、结党营私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丢掉幻想，认清欲求民族解放，必须依靠大公无私的共产党。

二月，鲁苏战区总部移驻到百十一师防地后，常师长经常派人找战区总部的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前来谈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他们从国内外形势谈到鲁苏战场；从东北军的历史谈到“西安事变”的功绩、教训；从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谈到汪精卫的公开投敌；从于学忠的莫衷一是谈到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人的倒行逆施等等，有时也谈革命理论问题。终于，常师长把对蒋介石的憎恶、东北军的归宿以及自己魂牵梦萦的夙愿，透露给郭维城。一次，他深恶痛绝地说：“我们必须揭露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真面目，为中国人民除掉这个独夫民贼！东北军十年中所受的孤臣孽子的教训，难道还不令人痛心吗？我宁肯一拳头把这个部队打碎，也休想让它替蒋介石打内战卖命！我们东北军人必须高举起民族统一抗战的大旗，才能复土还乡。我们决心是下定了，只要我的病好了，哪怕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住着小棍儿走向光明！”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常恩多师长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身体瘦弱不堪，至一九四二年七月，病情濒危。一些爱国官兵预料师长不久将离人世，十分痛心。但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几个做“师长梦”的家伙，却暗暗高兴，急不可待地想争抢师长的宝座。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是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久病的常恩多将军感到危在旦夕，他想着祖国——哺育他成长的伟大母亲还在流血，人民——生死患难的同胞仍在呼救，怎能不使这位矢志不渝的赤子忧心如焚。这天清早，他噙着死不瞑目的泪水，奋笔写下了遗嘱：

（一）欲求民族解放，除打倒侵略者外，尚领铲除国内封建余毒。此毒之组织，系利用财阀，专为自私，它是不能谋求民族独立、民生幸福的。要认识清楚，必消灭它！抗战胜利，全在乎此。（二）希 “九 · 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彻底。（三）余病已呈不治，实不愿徒作消耗者。

形势逼人，病情逼人。常恩多将军要进行生命的最后冲刺了。他要把邪恶的势力首先送进坟墓，拯救陷入黑暗泥潭中的百十一师！他要用自己生命的余火，重新点燃起广大爱国官兵的心灵，唤起他们朝着光明、朝着党指引的航向进击！

七月中旬一天，常师长派人来找郭维城，向郭提出了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打算，并把百十一师官兵的思想动向，详细介绍给郭。郭当即表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从此，俩人便部署起扭转百十一师乾坤的惊世行动。

八月二日中午，郭维城来看望常师长的病情，这时，常师长已有三天食米未进，气力消耗殆尽了。他一见郭维城到来，立即从他那微睁的双眼里流出两滴热泪，欲言不能成声，欲悲不能成泣。郭维城见此情景，不禁眼泪一涌而出，说：“师长您安心吧！”

常恩多将军唤人拿来纸笔，躺在病榻上写出他最后所写的三十五个字：

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

                                       常恩多

八·二

郭维城含泪告别了常师长，回到总部，伏案沉思。他感到自己对百十一师内部情况还很生疏，况且从常师长病后，百十一师在陶、孙、刘等国特分子们的操纵下，部分官兵已沾染上腐化堕落的恶习。如今易帜改章、洗心革面，谈何容易，他下定决心，准备联合一切忠贞远见之士，共同举事。

八月三日下午二时左右，副官刘唱凯按照和常师长、郭维城等人商量好的方案，操起电话机，以师长的名义分别给团长以上的军官打了电话，说师长今天下午五点跟他们谈话。并告诉他们到师部后，先在陶参谋长的住处等候集合。按旧军队的惯例，新师长由前任师长推荐。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刘宗颜等人早就对师长的宝座盼红了眼，争得不可开交。如今见时机已到，岂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下午五点钟，团长以上的军官们都骑马来到师部驻地纸坊，在参谋长陶景奎住的院里等待着师长的召见。刘唱凯见时机已到，便把军官们领向常恩多住的院里。刚走到大门口，刘唱凯迅速拔出六轮手枪，绷起脸，大声喝道：“站住！”早已埋伏在大门里的四名手枪兵也应声一跃而出，黑乌乌的枪口逼住军官们。陶景奎、刘宗颜、刘晋武等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得面色如土，神经质地举着双手，连连退缩。接着，刘唱凯令手枪兵把陶景奎、刘普武、刘宗颜押到手枪排，交给王江排长暂时看押。同时，刘唱凯又和郭维城把六六一团团长孙维嵩、六六二团团长孙立基、六六五团团长张绍骞及六六六团团长关靖寰领到常师长的床前。常师长支撑着病体，欣慰地对四名团长说：“我们要贯彻张汉卿公的主张，和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抗日！如果你们还没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还没忘掉受苦受难的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就这么干吧！以后，一切行动听郭处长的！”他似亲切的目光看了自己忠勇的老部下孙立基团长一眼，接着说：“仰田（孙立基号仰田），你留下协助郭处长指挥部队！”最后，常恩多将军又指示郭维城、孙立基：“派部队把于学忠总部包围起来，不叫他行动！把总部特务营和自动步枪连的枪都缴下来，只给他们留几支自动步枪，自卫用。”

晚饭前，刘唱凯又带手枪兵把政训处上校处长龚晓清、军法处少校代处长侯小鲁抓了起来。

起义之夜，更是令人惊心动魄。晚十一时，郭维城、孙立基按照常恩多的指示，向各团、营下达战斗的命令：令六六二团二营营长阎普率部包围作恶多端的李延修和厉保元等反动地主武装；令六六二团三营营长韩希孟率部从东面包围、监视战区总部；令六六六团团长关靖寰派两个营从西面包围战区总部，并缴下总部特务营和自动步枪连的轻重武器。

黎明前，摧毁顽固势力的战斗打响了。六六二团二营在阎普营长的指挥下，将李延修部和厉保元部反动地主武装全部缴械，结束了他们扰害人民的罪恶生涯。六六二团三营在韩希孟营长的率领下，六六六团一、三营在中校团副彭景文的率领下，分别从东、西两面神速地包围了战区总部。正待发起进攻时，却见总部特务营也打出了起义的红旗。原来该营曾是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西安事变”前，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参加砸抄国民党西北党部的行动，“西安事变”中，又曾参加过临潼捉蒋之义举。他们久怀抗日爱国之志，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积怨尤深。

八月四日，郭维城让刘祖荫以“东北挺进军”的名义，本着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张学良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的基本精神，起草了“八·三”起义的通电和宣言，发布全国。

中共山东分局将百十一师起义的壮举电告了党中央。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是东北军少壮派的反蒋抗日，有胆识！”并指示：“一定要建设好这支部队。”

起义后的百十一师，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不久，在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下，进行了整编，番号不变，仍称“百十一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在接见百十一师校以上的军官时指出：“八 · 三”起义爆发在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年代，爆发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为国民党军队中爱国抗日的进步力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它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给广大滨海地区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常恩多将军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

常恩多将军曾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写了这样一段诗：

“蔚蓝天色，你曾受过那乌云的掩遮，暴风的狂吹，可是一到晴朗的时候，你仍然是丝毫不变的蔚蓝天色，可爱！可爱！”

     “八· 三”起义后，常恩多将军病势沉重、生命濒危，已进入弥留之际。但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他坚撑铁骨，以顽强的革命意志说：“我要咬着牙，瞪着眼地活着！我多活一天，就帮你们一天！我多活一会儿，就多帮你们一会儿！”这是何等惊天动地、威武不屈的革命誓言啊！他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心目中的常胜将军。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凌晨，他把百十一师官兵带到了抗日根据地王家坊前，带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带到了光辉夺目的新天地！他耗尽了最后一滴血，溘然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七岁。

临殁前，他一没问候伴随多年的结发妻子，二没打听他送到冀中当八路军的儿子常克，而是伸出枯槁、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身边仅有的六十元钱，说：“给徐文斌。”这是服侍他一年多的勤务兵。而他铺着的仍是那条久经风霜雨露、绒毛早已脱落的旧毛毯，枕着的仍是那个几十年同他相依为命、既装衣裤鞋袜又是枕头的小包裹，他就这样去世了，然而，他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了气壮山河的民族大义、高尚的革命情操、坚贞不屈的威武精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抗日的民族英雄。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九日上牛，万毅、王振乾等同志，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重新回到百十一师。这些在国家危亡、凄风苦雨的年代里，曾和常师长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战友，曾受常师长亲自关心，保护的将士，如今含着热泪，扑到常师长的遗体前，万分悲痛地说：“常师长，我们回来了！”

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也赶到师部，他沉痛地说：“常师长是一位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他一生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抗战到底！”

八月十二日夜晚，王家坊前全师团以上干部，向常师长遗体告别，并庄严宣誓，要继承常师长的遗志，坚持抗战到底！

常恩多同志逝世后，出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山东分局决定暂时密不发丧，将灵柩暂厝在朱梅村东北角的一块菜园里。

一九四三年初，青史又翻过了一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百十一师及山东滨海地区的党、政、军、民，为常恩多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发丧仪式。灵堂挂满了数百幅挽联、挽嶂，发丧仪式一直延续了几天，每天来吊唁的军民络绎不绝。朱瑞、陈光、罗荣桓、肖华、江华、谷牧等同志都参加了吊唁，并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