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岭雪山喜心酒店:陈红太：用科学发展观统一对中国政治优势的认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按：《人民论坛》发表、《北京日报》转发的《讲清我国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和优势》一文，与我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删减了许多，下面是采访原文，请大家评议。

　　11月下，《人民论坛》杂志推出了“中国的政治优势--政治体制改革该搞清楚的一个大问题”特别策划，引起了网络上的巨大反响。有几个问题网友争论比较激烈。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陈红太研究员。

杜美丽：

　　《人民论坛》杂志做了一个主题是“中国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问卷调查，有105位专家和200位党政干部参与，1000位普通群众参与，85%的专家干部认同中国存在明显的政治优势，群众则大多数“不懂”也“不关心”政治优势，调查结果发布到网上以后，有很多网友对此进行了质疑，有人说“有哪些政治优势”，“应该守住哪些政治优势”，这些根本都是伪命题，应该问“有没有政治优势”。您觉得中国的政治优势是伪命题吗？您怎么看待网友所持的这种观点？

陈红太：

　　这里可能包含有一些对这个问题看法的不同视角。比如说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来说，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就应该能够作出正面积极的回答。国家和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如果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现代化建设之间，没有相互的适应性和推动促进关系，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怎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经济社会自由化、法制化建设等方面的快速推进，如果仅仅从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来解读，很难得出必然性的答复。因为满足这些经济社会制度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很多，那怎么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让世界震惊的成就。所以，中国正在运作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能够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不能说是个伪命题。

　　但如果我们撇开经济社会与政治相互关联性的视角，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成就，仅从单纯的形式民主或宪政民主等西方政治建设的经验甚至教条出发，或者从是否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党政分开，是否比较好的限制和杜绝腐败，使权力运作真正实现了法制化、公开化、程序化、规范化，政府的权能是否在满足民生必须的公共需求和民主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项权利需要上做的是否到位等等问题出发，当然又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所以，如何评价我国政治的优劣，实质存在一个认知的视角和评价标准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对于中国政治的优劣评价，也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确切的说就是应该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出发，而不应该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样本或者从单一的问题领域来评价。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出发，最为重要的就是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公民权的保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需求对政治体制提出了哪些变革的需求，政治体制是否对这些变革的需求做出了积极地回应。如果政治体制对这些变革的需求做出了积极地回应，在相应的制度环节和体制机制上实现了创新优化和完善，这就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一个有活力和适应性的体制，比那些僵化和缺少回应性和适应性的政治体制有优势。

杜美丽：

　　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组织优势、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等，在我们的调查中排在前三位，但这几项也是目前网友争论最激烈的几项，有网友表示，上述几项所谓的优势，其实都是绝对的劣势，认为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过是一个荒谬的谎言，这种优势是狭隘的、以浪费资源、违背民意、把制度、监督、公正等抛在一边。至于稳定，目前看来中国社会是稳定的，但是长远来看，权力集中下的稳定则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我知道您在谈中国的政治文化优势的时候，也有提到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等，能对上述网友观点谈谈您有何看法吗？

陈红太：

　　今年年初，我在人民网作访谈时谈到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集中效率优势，第二位的是政治组织优势，第三位的是制度创新优势，第四位的是文化包容优势。从调查的情况看，大家比较认同前两项。我也看到有的学者在谈到中国政治优势时，把主要的关注点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实际上，仅仅说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我国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和优势讲清楚，并且还容易导致以“权力集中”或“集权优势”这样简单和不正确的提法，来概括我国的政治优势。

　　为什么我国的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它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和我国特有的文化禀赋。与任何西方政治体制相比较，我国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性质，是在人民当家主的制度体系中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只要共产党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真正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呼声，制定并规划出能够满足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的方针政策，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元化执政，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就能够把我国的一切组织资源、权力资源以及一切政治社会资源，把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力量，把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的创造力、创业积极性和致富热情，都组织起来、调动起来，一心一意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这就是中国政治所独有的优势。这在以分权为主导的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国家，连想都不要想。

　　其次是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优势。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决定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也对我国政治建设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不仅要充分吸收西方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的制度优势，也意味着我国要尝试在保持政治制度优势的同时实现与市场经济竞争优势的有机结合。这种政治优势与经济优势的结合，将超越一切历史上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优化结合的制度文明。这样的一种制度文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没有、现今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历史教科书上也找不到，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文化创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各地开展的蓬蓬勃勃的创新实践，就是在不断续写着人类最为宏大的创新实践的历史史诗。

　　为什么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能够在中国实现伟大的结合并取得初步的成功？最为根本的取决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禀赋和特质。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谐精神、崇尚大人人格的气量和中庸人格；不仅讲功利、更讲大义，平时的实用理性、关键时的匹夫有责，每每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危难时就会充分的体现出来。这就是中华民族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无以伦比的民族文化基因以及千年沉淀的文明底蕴。这是任何以生死立说和天人分立、排斥异己和追求终极关怀的西方文化所不能比拟的。科学发展观从思维形式来说，就是以其综合性和一体化向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回归，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集中体现。

　　当然我们这种制度文化也有它的危险性。最为根本的取决于我们的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本色；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否始终防止和克服它的负面效应；我们的社会和人民能否始终保持和保障他们的自由权利和活力；我们的文化能否始终保持天覆万物海纳百川的本色和气量。只要我们的制度文化能做到这“四个始终”，就不会出现“优势成为了一种谎言”，“稳定则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等等问题。

杜美丽：

　　根据网友对上述政治优势的劣势论态度，延伸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没有优势劣势之分，只有专制和民主，人治和法治，特权和平等之分，如果非要说中国有政治优势，那是官员的，不是平民的。建立在集权、独裁基础上的政治优势，不叫政治优势。即使再退一步说，那叫政治优势，随着发展的推进，也不是应该保留的，或者说，也是保留不住的，想要保留优势，去掉劣势，这是天真的幻想。为了有更加科学、合理的体制，必须舍弃某些东西，推行民主宪政体制。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陈红太：

　　现在有许多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中国的实践发展需要来谈论“价值问题”、“发展问题”、“民主宪政问题”，似乎这些问题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或思维逻辑中。比如价值的认定，本不同于形上哲学所说的共性和个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等等问题，价值是相对于主体需要而言的，是客体或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关系；或者从相对的视角来说，价值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离开特定的主体和客体，世上本不存在所谓的价值问题。但现在许多学者，就喜欢把价值问题转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来讨论。具体到中国是否有政治优势的看法上，也喜欢把这样一个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提到一般的政治哲学的形而上的视角来认识。

　　一种制度优劣的评判，不应该仅仅取决于制度本身性质的判定，更应该取决于制度运作的效能是否能够满足追求发展的实践主体的需要。政治制度确实有专制、民主、人治、法治等性质的区分，但判断制度的优劣不能仅仅以这些抽象的标签为依据，更应该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某种体制和制度的需求程度。从抽象和逻辑关系上说，这些制度优劣判断自不待言。但拉美和东亚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较快时期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法制不健全的民主和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导致的无效政府，较之开明专制和贤人治政，对于民族国家的经济崛起和现代化进步，没看出政治优势在哪里。现代西方的民主发展经验也证明，只有当保障权利的法治秩序形成后，民主注入了人权的内核并实现了法治化，民主才为人们普遍认同。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即使在英美国家也经历了一到两个多世纪。

　　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化国家，中华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层次原因。中华历史和文化的特质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不同发展阶段制度优劣的定性和选择，以及在面临问题和困难时的解决方式。比如我国目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扩大和权力过于集中以及政府对民生保障某些职能缺位形成的资源分配出现严重不公的问题，城乡和区域以及部门和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资本势力和地方或部门利益捆绑形成的权势分利集团的问题，钱权交易和权力缺乏限制和乱用形成的腐败集团化和社会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拉美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都证明，照搬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些问题既然是我国在探索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并取得了伟大成就过程中出现的，它也只能依靠我们自身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解决。

　　近年来的各地调研使我坚信，科学发展观已经建立了一种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和哲学。这种方法论和哲学的核心精义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这个总目标下，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决定解决各领域问题的取舍和前后次序。不是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割裂开来，孤立的来解决单一领域的问题，而是统筹兼顾、五位一体、资源统一配置、实现最优化。这个原则运用到解决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问题，就是不刻意去解决政治的民主化问题，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生保障和满足民主权的需要、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解决腐败和分配不公的需要，提出政治领域改革和发展需要并且能够解决的问题的实践方案。这些方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不能预先定下框框，而是鼓励不同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作符合自己特点的改革实践探索。中央的责任就是及时把地方和基层改革和探索取得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制度。前一段时间我在成都市做调研时发现，成都市探索的城乡一体化、经济政治社会统筹兼顾发展之路，不仅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可持续，而且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解决得也非常好。实际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发挥城乡资源互补的市场化优势和政府规划主导优势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可行性。成都的经验就是科学发展的民族实践理性的典型。

杜美丽：

　　有网友认为，我们是有优势，有优势让它自然彰显就好了，没有必要讨论，因为我们也有劣势，讨论优势显得是在为中国的劣势做辩解，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如何面对中国的劣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应该对中国的政治优势保持一种清醒、自觉的认识，加以坚守呢？还是应该避而不谈，让它自然彰显？

陈红太：

　　我认为在讨论我国的政治优势的同时，也应该讨论我们的制度面临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但首先要在我国政治优势上形成基本共识。这不仅是我国全面推进改革的实践需要，更是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加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迫切需要。我国目前进行的“中国模式”的讨论以及现在进行的“中国政治优势”的讨论，从根本上都是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中体现出我国政治的巨大优势，还要在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的高度提炼出我国政治体制最为优越和宝贵的东西，以作为我国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本理念和指南。我个人的初步认识是，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观、思维方法和发展模式就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政治优势。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可以简要的概括为“规律性、一体化和以人为本”。“规律性”是指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持认为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有着内在规律并可以认识和驾驭的历史进程。“一体化”是指对于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作为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一体化建设来对待；不能从脱离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法制化、民主化、生态化“七化一体”，或者把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福利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化”分离开来，用单一学科和领域的视野来孤立的、静态的、甚至形而上学的思维来分析和解决需要在“一体化”和相互关联中思考和处理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是，我国的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无穷智慧；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我们现在在理论和宣传方面最需要做的，就是加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阐释和认知，解决我们的执政党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还不能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和精髓作为解决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思想武装问题。同时我们似乎还缺乏一种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的自信。绝不能把我们现在的一切、无论什么都说的天花乱坠，似乎天上的月亮就自己头上那颗圆，别人那里漫漫长夜。应该像党中央希望的那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洞察时代发展趋势，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仅要看到我国政治所蕴含和彰显的巨大的制度优势，同时要深刻反思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阻力，充满自信、依靠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伟大的党和一个优秀的民族所应具有的气量和胸怀。（2010年12月05日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