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三圣图片大全大图:叛国、卖国与爱国

叛国、卖国与爱国

 第一转帖：寒仙之宙

   凡学过一点历史的人，提到北宋末年风云一时的人物张邦昌，大概都会从脑海里冒出“卖国贼”或“叛国贼”三个字来。但却很少有人细想过他究竟是如何的卖国？又是如何的叛国。

我曾问过几位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回答的，除了不曾想过外，就不过是教科书上所言的那些所谓的卖国、叛国故事。

如果把教科书上那些言之凿凿的历史片断综合起来看，得出的结论却让人不知所云。因为不知道他是如何地将这个本不属于他而姓赵国的家给卖掉，又如何叛离了自己的国家。除了一些令人佩服的义愤填膺的说词以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力事实加以佐证。说来说去就只有一样堪称铁证如山，即1127年，金兵灭宋，掳走徽、钦二帝，并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

张邦昌以北宋旧臣，身居宰执，而为侵略者扶持登上九五之尊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表面看来，这作为叛国的证据应当是无庸置疑的。就连身为侵略者的元蒙统治集团官修的《宋史》也就将其顺理成章地纳入叛臣之列。千年以来，国人皆以卖国、叛国贼目之，留下的只有千古骂名。

但是只要稍加稍忖，这被贴上卖国、叛国贼的标签后面，实际只是一些所谓道德的评判，和概念化了的空洞话语。

张氏作为一名朝庭大员，钦宗即位后身居少宰的高位，但是这不过是当时行宰相事的官员之一，在中国的专制集权制度下，即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员，其实所扮演的不过是谋士的身份，就本质而言不过是些高级奴才而已，这些人大多熟悉体制内的政治运作方式，所以只能称之为技术官僚。他们自身根本无权签署不经皇帝批准的任何协议，国家实为皇权私有，皇帝执意要将他的家产出卖与否与这些食君之禄的政客其实到底有多少关系？

靖康元所（1126）年金兵入寇，大宋河南守军望风而溃，此时，张邦昌与同为宰相的白时中，李邦彦建议钦宗“出幸襄、邓，以避敌锋”也就是说逃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再着打算。以当时的形势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毫无可取的建议．如果这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难，历史也许将会是另一种发展的线路。但是这个建议在李纲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未能实现。当侵略者兵临开封城下，宋、金议和，达成割地纳款议的协议，这种以财物，土地换和平的作法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为鲜见，至少我们从春秋战国时期起，从中原诸侯到后来的历代大一统王朝这种和议都是屡试不爽的一种政治和外交策略。而宋、辽的澶渊之盟离此时也并不遥远。而此举是由皇帝首肯，要说是卖国条约，那皇帝首先要承担卖国的责任。张邦昌虽为议和大臣但与之入金营参与和谈同行中的还有后来贵为南宋高宗的康王赵构。如果说张邦昌此举有卖国之嫌，那么赵构又如何脱得了干系？而史书所载只言张而不及赵，不过是中国史家惯用为尊者讳之伎俩。

1126年冬金兵卷土重来，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开封陷落，和议再开，而此时北宋中央政府实际已瓦解，这个国家卖与不卖都别无选择。张氏以区区一人之力行卖国之事，不过是成为爱国者们为最高统治者找到的一代罪羔羊而已。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即，历史上在对外战争中力主和议的人大多被视为卖国贼而加贬损，而将那些高喊抵抗的人都唤作爱国者，当作英雄人物大加礼赞。然而，仔细察看这历史，力主和议的人物大多身居高位，而力主抗战者大都位居下僚。

然而，人们往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力主和议的人正因为他们身居高位，因而比一般官员更了解国内外真实的情况和力量对比。以当时北宋内部而言，国家承平日久，文嬉武废，将不知兵，且历史上那个著名的玩家徽宗皇帝早已将国库弄得捉襟见肘。这样一个表面光鲜而实际腐败到了极点的政府如何抵挡得住那早已垂涎中原王朝财富的金人？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国家的实力，更明白金兵的入寇意在掠财，而并不在于推翻大宋王朝的赵氏政权。此时以财物和土地换和平，应当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他至少能使这个政权和更多的人民免于堕入一场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灾难之中。而当时的爱国主义者们，大多是些基于道德的义愤的中下级官员和一些不识时务的读书人，他们最大的能耐只是操纵舆情，然而，这些大义凛然的呐喊真的抵挡得了金人彪悍的铁骑？而这些人对自己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其实缺乏的是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对手也没有认真客观地观察。这种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最终导致家破国亡的严重后果。北宋的覆灭这些人其实更有资格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承担这样的责任，反而成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人物而推崇备致。

有意思的是，在金人言废立之时，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竟：“抗言请立赵氏”（宋史·张邦昌）并斥张邦昌的奸佞误国，此时秦桧好一副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也因此而被金兵收押，这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其实秦桧当时的这种行为只不过是当时所谓爱国者们的一种高调上演的爱国秀而已。

历来书生好大言，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通病，是他们最为喜爱的一种邀名买誉的手段。然而，这样的道德秀丝毫无助于时局的改变。须知，当时开封已经城破，二帝被掳，留在开封的宋朝官员名为留守，不过是在金人的监视下做点维持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些人有什么可以用来与入侵者讨价还价的砝码？没有。

此时，侵略者要扶持谁来做傀儡皇帝岂是此等人可以用口头道义所能动摇得了的？这大概也是秦桧`后来登上宰相之职，没有了当年的勇气和豪气，反而成了他力斥者的同类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用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说，这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之贵”，一但他当家后方知什么叫空谈误国。

从史书上看，张邦昌本并无登上皇位之想，而是在金人的一再劝说并以“今欲涂炭一城焉？”相威胁才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对他最为不满的爱国主义者李纲在给皇帝的上疏上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京城里的老百对张邦昌这一行为感恩载德，声称因为他当了皇帝而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张氏登上皇位后即下诏免除民间征收金银财物等沉重的负担，给劫后余生的人民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张氏当金兵返回后，主动逐步将权力移交给了康王赵构。也许他将权力转移只是出于自保，但是他既然要卖国其目的自然就是求荣，试问在中国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登上皇位有更大的荣耀？一个存心要卖国的人怎么能够轻言放弃这到了嘴边的肥肉？而他的放弃无论如何是一个事实，此举客观上说至少使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免除了一场可能爆发出来的内战之祸。于民于国，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说张邦昌的卖国其实并不成立。

他所有罪名不过是那些祸国殃民的爱国者们为了洗刷自己而有意将其妖魔化的结果。

而关于张邦昌的行为，在当时，人们就有不同的见解。这不仅仅表现在朝廷内部，实际上在民间也有不少的看法。

南宋人施德操在其《北窗炙輠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民间的讨论：

“张邦昌僭叛，论者谓非出于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为一城生灵。吾乡傅高霖（岩叟）曰：‘’此何言也，当时邦昌之分，止有一死尔。除一死更无可言，吾当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灵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灵，设令累之，则二圣北狩，一城死之，适其义。复何恨哉？”

这位名叫傅高霖的人所说的高论其实很有代表性，从中让人看到中国主流文化的虚伪与冷血。在他看来，张邦昌作为政府官员，城破之时死是他职份内的事，但是却只字不提着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此时当做何事？“君死社稷”这更本是他份内该做的事，皇帝自己的家被破了，而自己都没有勇气去做赔葬品，却要求臣子去殉国难，这岂不是太滑稽了？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把人当作人来看，从来不觉得生命的宝贵。在这些爱国者们的眼中，开封一城人的生命远不如两位君王的荣辱更为重要。因而认为为两位皇帝被俘的君王的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充当殉葬品是理所当然，并且还是“义”的表现。这种毫无人性的想法居然能以一种道德的高度公然表达出来，这让人除了感到恶心之外，还能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所做的最为无耻的贡献。

当翻开历史，这种高扬义的精神的所谓爱国者们，在自己面临到危险的时候往往不会去实践他们所有高尚的道德口号，因为他们的所有道德情操其实都只是对别人的要求而绝非自己。这是一群教导别人去充当炮灰而自己却总想坐收渔翁之利的伪君子，一但朝庭换姓这些人大多又会成为新王朝的狂热的爱国主义人士。因而施德操才会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令人伤感的现实：

“自金人南下，内外将士无一为国捐躯干出死力，一见敌之前驱者，望风奔溃，相袭为常。”

其实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真正称得上爱国的仁人志士，我们看的那些被后人贴上了爱国主义标签的历史人物大多是些极为可疑的人物，他们所爱的只是那些给予他们荣华富贵的君主，他们并不热爱这块土地，也不热爱这土地上的人民。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也并不为他的国家政权所热爱，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去热爱一个不把他们当成人的国家政权？

当爱国与忠于君主成为同义词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

从两宋灭亡的史实中查来查去，尽管有无数的道德学家们高扬着爱国主义的大旗，而真正实际共赴国难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妙不可言之处。

2011-3-14于雨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