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昌学院教务移动端:袁世凯管制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5 22:38:40
清末袁世凯的官制改革设想
作者：黄振迪
据传，两年前国务院有一部门“体制改革”，削去大量的中间部门，使机构大为精简。当他们到国务院汇报“改革成果”时，国务院某大员却笑道：“你们这只是精简机构，内部调整，算个什么改革呵”！传闻一出，被人引为笑谈。想不到的是，3月11日（20080311），华建敏受国务院委托对“人大”就“大部制改革”作出说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个大部。有意思的是，有专家解读“整个体制改革过程完成，可能需要12年左右”。至此令人期待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的“大部制改革”，由“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终于到了和盘托出的时候。只可惜的是：原来这姑娘同样也是“内部调整，精简机构”而已！
至于称之为“行政体制改革”，不管部门如何变幻组合，这体制还是这体制。也即是说：在这种体制下，谁管谁，对谁负责，体制架构能否起到保障作用等等政治体制层面问题，与原体制并无丝毫差异。确实，“行政体系”本就是“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系的变动，自然也是政治体系的变动，因此要笼统称之为“政治改革”尚可。但是，要把“大部制”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确实是离题太远，叫人连补充想象的空间都没有。要说其中如何玄妙、如何高明、如何影响深远，可能唯一体现在当今还准媒体讲真话这一点上（这在两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3月12日《南方都市报》以“大部制改革：没想象的那么大”为题，对这次“改革”作了如实报道。
其实大部制改革，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我国前国家领导核心袁世凯在大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时，就曾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官制改革方案。虽然这位前国家领导核心现在名声很臭，但是毕竟时代本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否定的过程。过去的英雄豪杰，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个小丑；过去的历史垃圾，也许将来都会当作高人。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的前国家领导核心，又有几个是正面人物的呢？我们还是丢开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来看一下真实的历史——毕竟在他那个时代，他除了知道有大清，根本就不知还有民国，更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一、见风使舵，袁世凯力倡立宪
清末的“立宪”，始于甲午兵败，复炽于日俄战争爆发。特别是日俄战争，人们看到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竟然以一弹丸小国，大胜君主专制的大国。因此，认为这一结局只能从立宪与不立宪来得到解释，把日本的胜利，作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典范。因此，倡议立宪者，终于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而自从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许多青年知识份子认识到清政府顽固不化，腐败透顶，丧权辱国，无可救药，开始抛弃和平幻想，图谋革命。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革命性”的“建立民国”的政治纲领。因此，这时，我国就形成了两派：立宪派和革命派。
还是在“立宪”初兴的1904年6月，东南立宪派首领张謇游说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宪。他很积极，还预先起草了一个折稿。但是，谨慎著称的张之洞，认为没有掌握着北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参与，恐怕事很难成，就要张謇找袁世凯游说。因此张謇就向这位与他过去的学生、后来反目的袁世凯去函，请其倡议立宪。但是，袁世凯看到还不到火候，回复说再等等看。
只等到次年的1905年，当清廷开始讨论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时候，袁世凯就突然积极起来。在张謇的再次鼓动下，袁世凯终于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新调任的两江总督周馥电请中央实行立宪政体。有意思的是，在奏折中，他们估计需要的时间同样也是十二年左右！
他们的提议起了作用，中央终于采纳了“立宪”建议。当年7月，清廷正式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因此，如果说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可以说袁世凯的倡议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雷霆！从此，清廷已经由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洋务运动，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由闭关的自力更生、恪守祖制的默守陈规，转向改革开放；由“中体西用”转向了效法“西体”的政治改革之路。
1906年8月，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结果是他们终于认识到：中国与外国列强的根本差别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先进与落后的两种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封建政治，中国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富强；官员无论如何整肃，也不可能廉洁。因此一致奏请立宪。8月25日，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瞿鸿机、荣庆、鹿传霖、铁良、徐世昌、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受命阅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奏折。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还亲自召见袁世凯，征求意见。
袁世凯看准了风向，立马非常积极起来。他入京之后，逢人便大讲“立宪”。而且，口气也和我们的一些官员一样，口气非常大，也非常极端。他说：“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他还慷慨激昂地说：“有敢阻立宪者，即是革命党”！
9月1日，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就发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基础；至于何时正式实行立宪，则是视以后的情况而定。
二、袁氏“官制改革”方案出台
形势发展很快。9月2日，朝廷即派包括袁世凯等14位“正部级”高官“编纂官制”，即制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时，袁世凯非常活跃。他马上组织人刊印各国官制大略及组织用意，分送各王公大臣及政界人士。主张从速制定，以防阻挠。
袁世凯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弄出了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改革方案。有意思的是，这个方案除了裁撤原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合并、精简其他机构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是责任内阁（中央政府）、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其采取的办法，也完全是“内部调整，精简机构”，并没有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内阁，都是对国会（议会或叫“人大”）负责的，国会才是民主国家的政权形式的主要体现。可是，他不提国会，只讲资政院。那么资政院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由以前的“政务处”改设的，相当于现在的“信访办”一类的机构。这个组织的总裁、副总裁是由皇帝指派，议员也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而是从王公世爵勋裔中钦选、从京官中会推、从各省和八旗士绅中保荐，根本就不是国民的代议机构。只不过是政府“采取舆论之地”，其决议对于中央政府“内阁”毫无约束力。
所谓政治体制，就是这个体制架构最关键的就是是“对谁负责”，“怎么负责”，“不负责体制能否驾驭”的问题。比如现在的香港就具有很多这方面的特征：公共支出没有立法会（也就是议会）通过批准，你政府根本就拿不出钱出来，更不存在你政府用完了钱，自己追加不算，最后再来通过的问题。香港的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会后，重选的立法会继续拒绝通过所争议的法案，你行政长官就必须辞职。而如果两次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的立法会仍以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争议的法案，而行政长官仍拒绝签署，同样也必须辞职。
那么，这种体制到底什么作用呢？
最重要的是，行政长官的意志，不能违背议会的意志。而议会则是对他的选民负责的。其代表各个功能界别、各行业、各社会阶层的利益的角力和博弈，最后才凝结成一种全民的意志。比如他们要立个最低工资的法律。那么，一些行业主就会反对，因为有的低增值的行业根本就无力负担；而底层也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拥护的，认为对自己有利，收入有了保障；而反对的，会因此担心“人工”统一划定标准，一些行业不堪重负，就怕没人再请他们做工。最后，这个最低工资法，就一起无法走上立法会的台面。
香港的一个个法案，就都是通过这种全方位的角力和博弈才出来的。因此就最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最能体现人民的具体的意志。这样的制度的建立，人民的利益，才会有真正的制度保证。严格按立法会及国会（也就是人大）的意旨行事，这才是考验你对谁负责的关键，这也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层面上的问题。
而按照袁世凯的这个“官制改革”方案。他的所谓“内阁”（中央政府），并不是对国会负责，其实是由过去的国家领导核心决断，变成同样没有民主基础的“内阁”决断。而部门内部的调整和组合，与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是完全“不搭界”的事。不过就是换汤不换药、政治权力的个人再分配而已。因此，这个方案立即遭到了官制改革班子的强烈反对，最后终于没有被采纳。
三、以史为鉴：政治改革不是派糖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可以知兴替。当英国商人初入大清的时候，都惊异于大清的繁华和富庶。而其末期的迅速败落除军事失利之后的国外赔款之外，上下官吏腐败丛生，也是其直接原因。昔日强大的清政府，那时税已经难以收上来。而各级贪污、横行的官吏则多如牛毛。各地象抗税、抗法事件层出不穷。他们的迅速衰败，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也。
清末，虽然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很暴力、很强悍，但是竟然连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费的筹措，这样现在看来小菜一碟的事（现在又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国企为出洋经费发愁过呢？）都曾颇费周折。这次出国考察的款项，还是各大臣凑齐的。袁世凯就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经费。由此可见一个夕阳帝国的景况是何其悲惨！一个国家从上至下，彻底的腐败，其摧毁能力是何其强大！
而那时，正是革命与立宪赛跑的时期。1906至1908年期间，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四川、湖南、湖北、都举行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尽管改革开放不断提速，最后宣布由1908年算起，“预备立宪”期限减为9年，届时召开国会，公布宪法。但是，此时为时已晚，1911年，最终是革命追上了立宪。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国大地百年征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派糖”，而是派药——医治中国腐败丛生、纲纪废驰顽疾的良药。如果政治没有生死存亡的必要性，根本就无须改革；如果政治改革，只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权力欲和参与意识，只是让人尝尝甜蜜的滋味，增强享受权力的幸福感的话，就是不派糖，而是换上把糖精也未尝不可。分类：史林漫笔 | 评论:33 | 浏览:4261 | 举报 | 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上一篇：教育部长闹中华：一个台独一个文革下一篇：2008年中国改革发展大事记(2月)
作者：黄振迪
据传，两年前国务院有一部门“体制改革”，削去大量的中间部门，使机构大为精简。当他们到国务院汇报“改革成果”时，国务院某大员却笑道：“你们这只是精简机构，内部调整，算个什么改革呵”！传闻一出，被人引为笑谈。想不到的是，3月11日（20080311），华建敏受国务院委托对“人大”就“大部制改革”作出说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个大部。有意思的是，有专家解读“整个体制改革过程完成，可能需要12年左右”。至此令人期待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的“大部制改革”，由“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终于到了和盘托出的时候。只可惜的是：原来这姑娘同样也是“内部调整，精简机构”而已！
至于称之为“行政体制改革”，不管部门如何变幻组合，这体制还是这体制。也即是说：在这种体制下，谁管谁，对谁负责，体制架构能否起到保障作用等等政治体制层面问题，与原体制并无丝毫差异。确实，“行政体系”本就是“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系的变动，自然也是政治体系的变动，因此要笼统称之为“政治改革”尚可。但是，要把“大部制”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确实是离题太远，叫人连补充想象的空间都没有。要说其中如何玄妙、如何高明、如何影响深远，可能唯一体现在当今还准媒体讲真话这一点上（这在两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3月12日《南方都市报》以“大部制改革：没想象的那么大”为题，对这次“改革”作了如实报道。
其实大部制改革，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我国前国家领导核心袁世凯在大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时，就曾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官制改革方案。虽然这位前国家领导核心现在名声很臭，但是毕竟时代本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否定的过程。过去的英雄豪杰，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个小丑；过去的历史垃圾，也许将来都会当作高人。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的前国家领导核心，又有几个是正面人物的呢？我们还是丢开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来看一下真实的历史——毕竟在他那个时代，他除了知道有大清，根本就不知还有民国，更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一、见风使舵，袁世凯力倡立宪
清末的“立宪”，始于甲午兵败，复炽于日俄战争爆发。特别是日俄战争，人们看到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竟然以一弹丸小国，大胜君主专制的大国。因此，认为这一结局只能从立宪与不立宪来得到解释，把日本的胜利，作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典范。因此，倡议立宪者，终于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而自从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许多青年知识份子认识到清政府顽固不化，腐败透顶，丧权辱国，无可救药，开始抛弃和平幻想，图谋革命。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革命性”的“建立民国”的政治纲领。因此，这时，我国就形成了两派：立宪派和革命派。
还是在“立宪”初兴的1904年6月，东南立宪派首领张謇游说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宪。他很积极，还预先起草了一个折稿。但是，谨慎著称的张之洞，认为没有掌握着北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参与，恐怕事很难成，就要张謇找袁世凯游说。因此张謇就向这位与他过去的学生、后来反目的袁世凯去函，请其倡议立宪。但是，袁世凯看到还不到火候，回复说再等等看。
只等到次年的1905年，当清廷开始讨论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时候，袁世凯就突然积极起来。在张謇的再次鼓动下，袁世凯终于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新调任的两江总督周馥电请中央实行立宪政体。有意思的是，在奏折中，他们估计需要的时间同样也是十二年左右！
他们的提议起了作用，中央终于采纳了“立宪”建议。当年7月，清廷正式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因此，如果说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可以说袁世凯的倡议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雷霆！从此，清廷已经由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洋务运动，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由闭关的自力更生、恪守祖制的默守陈规，转向改革开放；由“中体西用”转向了效法“西体”的政治改革之路。
1906年8月，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结果是他们终于认识到：中国与外国列强的根本差别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先进与落后的两种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封建政治，中国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富强；官员无论如何整肃，也不可能廉洁。因此一致奏请立宪。8月25日，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瞿鸿机、荣庆、鹿传霖、铁良、徐世昌、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受命阅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奏折。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还亲自召见袁世凯，征求意见。
袁世凯看准了风向，立马非常积极起来。他入京之后，逢人便大讲“立宪”。而且，口气也和我们的一些官员一样，口气非常大，也非常极端。他说：“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他还慷慨激昂地说：“有敢阻立宪者，即是革命党”！
9月1日，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就发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基础；至于何时正式实行立宪，则是视以后的情况而定。
二、袁氏“官制改革”方案出台
形势发展很快。9月2日，朝廷即派包括袁世凯等14位“正部级”高官“编纂官制”，即制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时，袁世凯非常活跃。他马上组织人刊印各国官制大略及组织用意，分送各王公大臣及政界人士。主张从速制定，以防阻挠。
袁世凯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弄出了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改革方案。有意思的是，这个方案除了裁撤原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合并、精简其他机构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是责任内阁（中央政府）、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其采取的办法，也完全是“内部调整，精简机构”，并没有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内阁，都是对国会（议会或叫“人大”）负责的，国会才是民主国家的政权形式的主要体现。可是，他不提国会，只讲资政院。那么资政院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由以前的“政务处”改设的，相当于现在的“信访办”一类的机构。这个组织的总裁、副总裁是由皇帝指派，议员也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而是从王公世爵勋裔中钦选、从京官中会推、从各省和八旗士绅中保荐，根本就不是国民的代议机构。只不过是政府“采取舆论之地”，其决议对于中央政府“内阁”毫无约束力。
所谓政治体制，就是这个体制架构最关键的就是是“对谁负责”，“怎么负责”，“不负责体制能否驾驭”的问题。比如现在的香港就具有很多这方面的特征：公共支出没有立法会（也就是议会）通过批准，你政府根本就拿不出钱出来，更不存在你政府用完了钱，自己追加不算，最后再来通过的问题。香港的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会后，重选的立法会继续拒绝通过所争议的法案，你行政长官就必须辞职。而如果两次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的立法会仍以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争议的法案，而行政长官仍拒绝签署，同样也必须辞职。
那么，这种体制到底什么作用呢？
最重要的是，行政长官的意志，不能违背议会的意志。而议会则是对他的选民负责的。其代表各个功能界别、各行业、各社会阶层的利益的角力和博弈，最后才凝结成一种全民的意志。比如他们要立个最低工资的法律。那么，一些行业主就会反对，因为有的低增值的行业根本就无力负担；而底层也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拥护的，认为对自己有利，收入有了保障；而反对的，会因此担心“人工”统一划定标准，一些行业不堪重负，就怕没人再请他们做工。最后，这个最低工资法，就一起无法走上立法会的台面。
香港的一个个法案，就都是通过这种全方位的角力和博弈才出来的。因此就最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最能体现人民的具体的意志。这样的制度的建立，人民的利益，才会有真正的制度保证。严格按立法会及国会（也就是人大）的意旨行事，这才是考验你对谁负责的关键，这也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层面上的问题。
而按照袁世凯的这个“官制改革”方案。他的所谓“内阁”（中央政府），并不是对国会负责，其实是由过去的国家领导核心决断，变成同样没有民主基础的“内阁”决断。而部门内部的调整和组合，与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是完全“不搭界”的事。不过就是换汤不换药、政治权力的个人再分配而已。因此，这个方案立即遭到了官制改革班子的强烈反对，最后终于没有被采纳。
三、以史为鉴：政治改革不是派糖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可以知兴替。当英国商人初入大清的时候，都惊异于大清的繁华和富庶。而其末期的迅速败落除军事失利之后的国外赔款之外，上下官吏腐败丛生，也是其直接原因。昔日强大的清政府，那时税已经难以收上来。而各级贪污、横行的官吏则多如牛毛。各地象抗税、抗法事件层出不穷。他们的迅速衰败，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也。
清末，虽然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很暴力、很强悍，但是竟然连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费的筹措，这样现在看来小菜一碟的事（现在又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国企为出洋经费发愁过呢？）都曾颇费周折。这次出国考察的款项，还是各大臣凑齐的。袁世凯就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经费。由此可见一个夕阳帝国的景况是何其悲惨！一个国家从上至下，彻底的腐败，其摧毁能力是何其强大！
而那时，正是革命与立宪赛跑的时期。1906至1908年期间，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四川、湖南、湖北、都举行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尽管改革开放不断提速，最后宣布由1908年算起，“预备立宪”期限减为9年，届时召开国会，公布宪法。但是，此时为时已晚，1911年，最终是革命追上了立宪。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国大地百年征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派糖”，而是派药——医治中国腐败丛生、纲纪废驰顽疾的良药。如果政治没有生死存亡的必要性，根本就无须改革；如果政治改革，只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权力欲和参与意识，只是让人尝尝甜蜜的滋味，增强享受权力的幸福感的话，就是不派糖，而是换上把糖精也未尝不可。分类：史林漫笔 | 评论:33 | 浏览:4261 | 举报 | 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上一篇：教育部长闹中华：一个台独一个文革下一篇：2008年中国改革发展大事记(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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