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边的风小嘉琪图片: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统理愈庞大、愈复杂的国家，更需要顺乎自然，不可有太多的企图心及表现欲，否则会不自然，不自然便会造成不可知的祸害。天地是最庞大而复杂的，但一切能顺其自然运行，是以能长久而不变，若加以人为干涉，便很可能会发生天灭地变了。
　　当年诸葛亮便以“为政清淡，不扰民”称赞蒋琬，并选之为继承人，以统理危机四伏的蜀汉政局。
　　天地生长万物，便是为生长而生长，没有自己的意见，更没有任何企图心，对生活在天地间的万物，无偏心，无爱恶。大自然奉养万物，也是纯服务性的，不求任何补偿。
　　圣人能领悟大自然中的“道”，所以处处谦虚而退让，不求表现，反而容易得到众人的爱戴，是以后其身者，反而容易身先。处处求表现、显功劳的，即使确实有其功，也会使人反感。
　　《易经·损卦》，爻辞良上兑下，意即碰到危机时，更不宜计较利益得失，若能舍己而为人，反而才是领导者的风范，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及支持，也因而身受其益。是以不自私的，反而更能成全自己的“私利”。
　　一个手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一个作用，都会产生反作用，表现得愈积极的，反对的力量必也愈大。
　　法家的理论虽衍生于道家，但运用不当时，也常会因而破坏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商鞅早年的成功，便带给了自己杀身之祸，不过秦国却因他的牺牲而得利。
　　李斯虽精通法术，却疏忽了“法之术”的根源在“道之理”，一味积极扩充，没有作自然的调适，更容易使自已陷入危机中。
　　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便是对自己丧失信心，急于掌握、急于压服对方所造成的灭难。
　　赵高、李斯、胡亥三人的夺权，虽然成功地击杀了己方最大的政敌，但这种不自然的成功，也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开端。
　　每个人的最大敌人便是自已，克服自己来顺应情势，绝对比坚持自己意见去改变局势要容易成功些。行销学中的顾客导向，不正也在提醒经营者，不要急着表现自己的意见，而应该努力去揣摩消费者的意见。
　　《行销大战》一书作者赖兹也表示：业界的领导品牌，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者，而是自已，不断克服自己弱点的厂商，才能够成为永远的赢家。竞争导向中的了解对手，主要目的不在于处心积虑击败敌人，而在于由敌人的长短处中，反映出自己的长短处，用以找出自己的困难点和机会点。
　　这也便是老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了。

　　失败的痛苦对我们虽然最有用处，但往往却是最容易被忘掉的。成功的骄傲最容易误导我们日后的行为，但却也是最不容易抛弃的一部分。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所讲的“反者道之动”，便在探讨物极必反的道理。失败会带来成功的经验，成功同样会是导致失败的陷阱。所以物极必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事物的道理不仅是相反相生，而且是循环不已。
　　《淮南子·人间训》中便有个故事，阐述了这一层道理。
　　塞上有一户人家，擅长养马的技术，有一次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匹马突然跑向胡人出没的大原野，失去了踪迹。邻人跑过来表示慰问，这家主人却表示：“不妨，这可能是幸运也说不定呢！”几个月以后，失踪的马群却引回多匹塞外野马归来。邻人跑来表示祝贺，主人却说：“这里面或许有祸端也说不定！”后来其子想驯服这些野马，却反而由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脚。邻人又来吊慰，其父却说：“这或许是幸运也说不定。”这样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塞，壮丁组成防卫队和胡人作战，战死者十有八九，主人的儿子由于脚跛，不用当兵，反而保全了生命。是以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其间变化无法掌握，其中道理深不可测。
　　人生福祸相生而循环，但一般人只见其表面，而不透视其中隐藏的可能性。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也”便是将经验世界中处处可见却又常为人疏忽的至理特别提出，并转成思考的原理原则，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亦即不必为失败而焦虑过度，成功时更要小心谨慎以保持战果。
　　失败为成功之母，祸端在前，反而更能发愤心志，奋斗到底，全心努力，成功自在其中。幸运在握，反而骄纵怠忽，玩物丧志，走向颓败之路。所以说成功也同样是失败之母。
　　成功的时候，环境也常因为自己的成功，有了重大的改变，但成功者却往往疏忽环境的巨大变化。
　　商鞅变法后的中央集权，让秦国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成功，到秦王政统一六国时，这个成功也到达了顶端。这时候，环境产生剧变，秦国不再只统辖关中，她必须管理整个华夏文明和楚文明数千年来所发展出来的版图。特别是齐地和楚地，位处偏远，幅员广大，风俗民情复杂，更有根深柢固的文化观念，绝非商鞅变法时的雍岐地区环境所能比拟。
　　情况的不同非常清楚，但秦始皇和李斯却反而眼盲了，成功的经验无法忘记，成功的结果更难以抛弃，中央集权制度，对他们来讲不再只是强国的工具，而成为一种理念、一种使命。
　　成功者最重要的是防御，守住胜利的果实。只是防御的心态，能容易成为固执，秦始皇和李斯都掉入了这个窠臼。
　　爱尔·赖兹（AL　Ries）在其名著《行销战争》（Marketing　Warfare）中表示：
　　“攻击自己的勇气，是赢家最好的防御策略。”
　　身处领导地位，在潜在顾客的心目中，防御者占有优势，但是，强化赢家地位的最佳方式，是不断的自我攻击，藉由引进新产品使现有产品成为落伍的产品，来保障市场中永远的优势。
　　自我攻击，可能会牺牲短期利润，但它却能确保市场上的领先，是行销战争中最重要的一项武器。
　　反之，任何不愿自我攻击的公司，常会因而丧失市场中的优势，到头来，不得不让出赢家的地位。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風翏）（力一幺）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古兵书“六韬”中记载，周文王问姜太公道：“治理国家的条件以人才最重要，相信每位做君王的一定都努力在寻找人才，但终究还是没有把国家治好，是找不到人才，还是有了人才也没有用呢？”
　　姜太公答道：“这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人才的缘故啊？真正的人才，通常能做事而不好虚名，也不会结党成派，所以知名度不高，容易被一般人所疏忽。做君王的除非特别的仔细，否则很难发现真正人才，那些互相标榜吹捧的，反而较常受到重视。国家治不好，就是由于用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人才啊！”
　　的确，世俗称赞的，通常是没有好人才的。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那些能勇敢标新立异，不拘于世俗礼节者，往往更值得用心去观察，以辨认出其真正的价值。
　　特别是领导人才，必须有开创时局的眼光及勇气，只有不限于常识思考者，才有突破的可能。
　　战国时代的领袖，大多豪迈勇猛，但日本甲州无敌军团创建者，有经营之神尊称的武田信玄，思虑周密，审慎严谨，年轻时曾被误为胆小鬼。统一日本战国群雄的一代豪杰织田信长，年轻时勇于突破，不修边幅，行为乖张，时人称之为“大呆瓜”。建立两百年幕府和平盛名的德川家康，个性内敛，宽容而坚忍，年轻时也常被讥为缺乏魄力。因此真正的人物，除非是“慧眼”，否则很难被辨识出来是英雄的。
　　数千年来，不少史学家及小说家，都以刘邦早年的浪荡成性，从心底里便看不起他，因而低估了刘邦的真正“才气”。他们对于日后楚汉相争时的表现之评价，也大多较倾向项羽，认为刘邦的成功只是“天公疼戇人”，运气太好罢了。
　　其实刘邦最伟大的，在于他的可塑性，环境让他幸运地脱离了传统农村子弟的生活和思考常态，使他更有机会去突破，以适应乱世的变局，这种人弹性大，机会多，成功也是有其道理的。
　　所以老子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做愚人的勇气及心志，别人处处计较，而我事事糊涂，别人争先恐后，而我迷迷糊糊，好像大海一样，兼容又宁静，好像微风一般，轻轻的但不停止。众人都急于表现，急于成功，只有我顽固而愚蠢，因为这种与众不同的心志，使我更能合乎养生之“道”。
　　刘邦似乎是天生的领袖人才，没有身分，教育不多，又没有生活压力，三十多岁仍是“放浪人生”，不求成家立业，不受世俗“功利主义”所限，刘邦的个人魁力，最主要的便在于此。
　　但刘邦绝不是没有大志的“混混”，他自比“信陵君”，尊重人才，讲义气，重感情，不会自私自利，也不求自己表现。有福大家享，有难自已扛，相信别人，事事宽容，这种人在变化多端的乱世，的确是最容易脱颖而出的领袖人才。
　　人的性格常成形于小时候，长得好看，又有天生72个黑子的“异相”，从小“知名度”就够高，但却能不骄纵懦弱，反而成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士，刘邦确实是够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