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正义双管猎枪攻略:1929年张学良与苏联冲突:自损万余人 毙敌仅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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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为了防备苏联报复,张学良从7月20日开始向边境地区增兵,并于8月15日宣布“动员令”,准备迎战。为此,他调动了6万奉军,连同后续力量约16万人(对外宣称30万),据称还有部分白俄兵力6。用顾惟钧的话说,张希望“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留在大陆的亲历者刘翼飞(奉军旅长)则证实:张学良认定可以用10个旅兵力震慑住苏联7。国民政府中央也抱有同样情绪。8月15日《中央日报》发表《苏俄有不能战者四》一文,认定苏联国内粮食紧张,矛盾重重,因此绝对不敢开战。

原标题:诺门坎(1)

引子

1939年8月。中日战争已经进行了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即将在欧洲爆发。此时,在中蒙边境荒凉的诺门坎地区,日本陆军赖以自豪的关东军精锐师团,正在苏军凶猛地空火力和大群装甲战车的冲击下趋于溃灭。

对于围绕中国东北展开的数百年斗争来说,诺门坎事件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甚至不是高潮,却依然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在军事领域,诺门坎也以早期大规模机械化作战而著称于世。

而在详细叙述这一事件之前,粗略了解一下东北的近世历史,无疑是必要的。

一、源起

(1)动荡的疆域:辽东——“满洲”——东北

在今天,所谓“东北”,是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邻近省份的总称。而在历史上,这个地区的概念却摇摆不定。

中国中央政权在东北设置地方机构的历史由来已久,却屡有迁改。到了明代,在东北南部设有所谓辽东都司,在黑龙江下游则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治所。东北居民主要是来自山东和其他北方地区的汉人。在他们周边,则散布着形形色色的其他民族和部落。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这一地区形成了满洲八旗集团。该集团凭借对汉人城镇和其他民族的武力掠夺,逐渐膨胀起来。到1644年,拥有约20万兵力,并强迫掠来的大量奴隶(主要是汉民)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

凭借这支兵力,但更主要依靠明帝国的内乱,以及那些害怕遭到起义人民报复的汉族军阀和官僚的卖身投靠,八旗集团用20年的时间控制了中国大陆。

在八旗集团的进军过程中,辽东地区的汉民,除了逃亡、被掠夺为奴隶以及投靠者外,几乎被杀戮殆尽。即使到了1661年,满清奉天府府尹也不得不在奏疏中承认:东北“黄沙满目,一望荒凉”,“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本来就人力不足的八旗集团,在把主要力量用以征服和控制关内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少余力开发这一地区。而清政府,又在1668年禁止汉人进入东北(作为八旗士兵奴隶的汉人流放者例外),并以满洲兵丁堵住通道。

正如徐兆奎在《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评价的那样:“辽河东西···戎马蹂躏,城堡为墟。不但摧毁了辽河流域的农业基础,(也)使黑龙江流域的开发失去了很好的基地。”

东北的荒凉境地,给后来的入侵者提供了条件。17世纪,俄国人侵入黑龙江流域,并且建立了城堡,开垦了农田。除了最初几次小规模冲突外,清政府直到很晚才调动大量军队与之交战,却因为缺乏可靠的后勤基地而无力取得决定性胜利。俄国人虽然因力量不足而处于劣势,却已经在远东站住了脚跟。

19世纪中期前后,满清连续遭到西方自海上的沉重打击,其虚弱本质暴露无遗。俄国人借机在东北地区蚕食了大片土地。同时,俄国势力也不断向东北内地扩张。修建了所谓“中东路”,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延伸到东北境内;基于对不冻港的渴望,强租了旅顺大连,设立了所谓“关东州”;在义和团事件期间,俄军甚至一度控制了东三省全境。

但从19世纪末期开始,俄国的对手出现了,那就是新兴的日本。在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完成近代化后,日本人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消灭了清海军主力,控制住了朝鲜。当日本开始跻身列强行列的同时,也获得了向中国东北扩张的基地。对于在东亚有着切身地缘利益的日本来说,篡取富庶的东北,不仅可以获得丰饶的资源,也意味着能够在东亚大陆立足。

日本和俄国,开始了对他们称为“满洲”的东北地区的争夺。他们的冲突,最终导致了1904-1905年的战争。日俄两军以中国东北为战场,投入了庞大的军队,利用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也付出了惊人的损失。战争的结局出人意料:日本利用地利的优势,加上西方国家的幕后支持,击败了老大帝国沙俄。

在20世纪的最初10多年内,东北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俄国人经过日俄战争败北和一战引发的革命,其在远东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但依然掌握着中东铁路的权利。而在地缘影响力衰退的同时,新生的苏俄—苏联,却大大地介入中国政治。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特点。

日本则急速上升。他们首先利用日俄战争的结果,将东北南部(所谓“南满”)纳入其势力范围,并逐步向内蒙东部渗透,形成日本所谓“满蒙”的经营地区。俄国革命后,日本更进一步将触角伸向东北北部,甚至一度侵入俄国远东。

同时,为了加强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人还在1919年4月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得名于“关东州”),司令官立花小一郎中将(1920年晋升大将)。此后,关东军保持着1个师团(两年一轮换)以及诺干独立守备队的兵力,成为日本在东北殖民扩张的先锋和象征。

东北本身的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中期后,随着满清统治的削弱,汉人再度大量进入东北。1912年,满清政权崩溃,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死去前后,中国的内政陷入混乱。而在东北地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却逐渐控制住了局势,成为了“东北王”。

为了扩充势力,张作霖进一步大量从关内向东北移民。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人口增加到了3000多万,汉人成为绝对主体。在张作霖的苦心经营下,东北成为当时中国的模范地区。并从过去的边缘概念,变成名副其实的“东北”。

对外方面,张作霖一直周旋于日本人和俄国人之间。但当他企图疏远日本后,却引发了关东军激进派军官的仇恨,结果被炸死在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本身并不具备多大争议性。日本主流史学,甚至日方当事人,都承认该事件是关东军所为。但近年,又产生了所谓“苏联特工炸死张作霖”的奇怪说法,甚至还得到国内某些媒体的传播。看来,依靠所谓“解密”来哗众取宠的做法还是很有市场的)。

(2)乐极生悲: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九一八”

1928年底,张作霖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服于国民政府中央。在乐观主义者看来,当时中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将盘踞在东北的外国势力驱逐出去,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张学良虽然以冲动著称,却还不敢直接与势力最强的日本强烈冲突,而选择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根据著名民国外交官顾维钧(当时是张的外交顾问)的回忆,张学良的政策受到情报人员的左右。他们(包括一些白俄)竭力向张证明,革命后的苏联内外交困,正是中国收回权力的大好时机。

在这些情报的鼓励下,张学良宣称苏联利用中东铁路进行政治宣传,违反了共同经营原则。他在1929年5月27日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了39名苏联人。蒋中正也在7月5日致电张学良,支持他收回中东路权利。7月10-11日,张撤掉了苏联派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夺回了中东路经营权。

为了防备苏联报复,张学良从7月20日开始向边境地区增兵,并于8月15日宣布“动员令”,准备迎战。为此,他调动了6万奉军,连同后续力量约16万人(对外宣称30万),据称还有部分白俄兵力。用顾惟钧的话说,张希望“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留在大陆的亲历者刘翼飞(奉军旅长)则证实:张学良认定可以用10个旅兵力震慑住苏联。国民政府中央也抱有同样情绪。8月15日《中央日报》发表《苏俄有不能战者四》一文,认定苏联国内粮食紧张,矛盾重重,因此绝对不敢开战。

但就在此文发表前,从7月下旬开始,边境一线已经冲突频繁。8月6日,苏联建立了远东特别集团军,以布柳赫尔为司令。此人曾来华担任军事顾问,给蒋中正等人留下良好印象。在苏军中,布柳赫尔自内战时代起就有名将的地位,获得过第一枚红旗勋章。

远东苏军兵力从3个步兵师增加为5个,总兵力约4万人(用于战斗的为18521人),并得到外蒙军支持。就在《苏俄有不能战者四》发表第二天的8月16日,苏方发动大规模进攻。

苏军先后攻击了满洲里、绥芬河、同江三个方向。奉军连遭打击,但张学良不肯屈服。苏军在调整部署后,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方向集结了8000余步骑兵,88门火炮,9辆坦克和32架飞机,并由外蒙骑兵万余人配合。

当面奉军主要为第15、17旅,据俄方资料共有15000人。日方判断则为12600人。中国地方文史资料记载,仅梁忠甲的第15旅就有万人(日方记录为6300人)。但中国军队仅有25门火炮和34个掷弹筒。

11月17日,苏军以骑兵迂回满洲里后方交通线上的扎赉诺尔。奉军第17旅全军覆没,旅长韩光第中将战死。苏联人随后又占领了满洲里和海拉尔。奉军第15旅全军覆没,旅长梁忠甲中将以及大量士兵被俘(梁被苏联释放回国后,于1930年因煤气事故死去)。

经此一败,奉军遭受重大损失。仅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方向,就有8000人被俘,战死并被苏方收埋的奉军尸体多达1035具(一说1500),重伤1000人。另据日方观察,有1800名奉军擅自逃离战场。苏军损失较小,伤亡812人(死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

作为战败的结果,张学良被迫在12月22日与苏联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中东路因此恢复到冲突前状态。苏军则撤离占领地区。用顾惟钧的话说:“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

张学良未能收回中东路主权,反而招来了新的窥伺者。日本人曾在1928年底向张的特使表示,愿意帮助他防备苏联。而在事件爆发后,日本报纸却充斥着对中国幸灾乐祸的声音。日本陆军,尤其是关东军,则有了一个直接探查中俄两个对手实力的机会。

1930年3月,日本陆军机关刊物《偕行社纪事》发表了日军武官对中东路战况的现场观察报告。日本人对两军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印象:

对奉军的评价是:装备陈旧,素质低下,斗志薄弱。特别是在遭受炮击的情况下容易溃散。

而对红军,日本人的印象则是:行动迅速,远非迟钝的帝俄军队所能比拟。尤其是夜间严寒下的快速行军,使日军自叹不如;善于运用炮火;强调政治宣传(包括用食品来拉拢中国居民);敢打白刃战。

就在日本人轻蔑看待奉军时,张学良对真正的威胁却浑然不觉,于1930年9月介入“中原大战”,将大批精锐部队从东北调入关内。根据日方资料,原驻在辽宁的17万中国军队,入关的有11万人。一年后,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侵占了东北全境。张学良晚年曾有忏悔:他身为封疆大吏,享有对外问题的自主权,对东北沦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张学良的一系列错误,东北落到了日本人手中,也使他父亲张作霖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日本则拉来了满清废帝溥仪,将中国的东北,变成了所谓的“满洲国”。

而“九一八”事件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则是日本和俄罗斯这两个老对手,再度有了直接对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