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平日很少走动的泉和芳夫妇突然带着6岁的女儿来到我家。畅谈一下午直至晚餐完毕。他们来主要想聊聊自己的五年家庭规划，围绕三个话题：女儿的学业及二胎计划；移民计划；投资和财务管理。

芳刚满34岁，却是一家年营收几个亿的公司的法人代表与总经理。芳做任何事情都有明确的目的与规划，包括此次来拜访我家。

泉是我和先生的高中同学。昨日才知，原来他当年还是花了100块钱买进的重点高中。那时买学的价格大概是一两千块，而他家的地被那所重点高中征用了，所以给了他如此的优惠。印象中他基本上不学习，拉帮结派地混到毕业。直到现在，他都只有高中毕业文凭。

芳也来自老家的农村，比泉小5岁，来北京读的成人教育。因为芳不肯回老家，一无所长的泉只好来北京混。98年，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600元工资一起漂着，租房、吃饭、坐公汽，一个月下来捉襟见肘。

在芳爽朗的笑谈中，我才知他们那些年在北京的艰辛以及作为外地户口人士在北京所遇到的种种尴尬。为了省坐公共汽车的五毛钱，泉用自行车送芳去坐地铁，被警察拦住，因为没随身带暂住证再加上骑车带人，他俩反而被罚了20块；2000年买房子，因为没有户口，他们必须到有关部门花5000块买一张所谓的“在京购房批准通知单”，商业贷款还需付50%的首付；2005年为了买车子，泉只好找了两个人一起注册一个公司，以公司的名义买车，为此还要聘请一个会计，每个月报空账，最终还因为这个公司没有流水、总是零报税还挨了税务局的罚款，直到2007年，北京允许外地人购车上牌后，泉的车才得以过户到自己的名下，那个空壳公司才能注销；现在，因为户口还在外地，女儿上学也需要交一笔赞助费……泉说，作为一个外地人，他对在北京受到的歧视深有体验。

但即便如此，泉也不愿意户口调入北京或移民海外。他浙江老家的那个村子，因为近年来旅游业开发，村办企业盈利可观，他每年可以干拿几万块的分红；另外，还可以享受农村第一胎生女可要二胎的生育政策，他俩目前都已经拿到了二胎的合法准生证。再者，他不通英文，去国外做什么呢？

芳不这样想。她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她应该感谢北京这个遍地黄金的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正是第三方质量认证行业风生水起的时代，她赶上了。她做市场，她以出人的吃苦精神，扫遍了北京的各大写字楼，“那些楼的卫生间在哪里我都了如指掌。比方一个楼里有100家公司，一年后，这里50%以上的公司都成为我的客户...很快，我的业务量就占到了全公司的70%，没办法，他们必须给我相应的位置。”就以这样的“扫楼精神”，一个仅仅起步于自考文凭的外地农村姑娘，23岁时成为这家挂靠部委、司局级公司的副总经理，26岁成为一把手，后来愣是把这家公司从部委下属机构重组改制成民营企业，现在达到了2000多名员工、国内外几十家分支机构的规模。

芳的公司因为每年纳税几千万，她很快就可以把自己和家人的户籍迁到北京。她准备先进京再移民，争取得到两种身份——这是她五年家庭规划的重要部分。移民一方面是为了孩子，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多留一条路，中国的政治让她没有安全感。她现在已经刻意将公司业务往海外发展。再说国内现在的市场蛋糕已经瓜分的差不多了。

他们的另一个重要规划是投资问题。挣了很多钱，但眼看人民币正在迅速贬值，他们相当急迫。他们已经在北京买了几处房产，现在商品房被限购了，于是开始关注商住两用的房子。“我们做了很多比较，在现有政策下，商住两用的房子不限购，不排外，还可以贷款。”

芳说“必须把资产盘活起来，否则全都贬值了。”泉就不择不扣地按她的指令在选择投资标的，他们甚至打算将现有房产抵押套现，去买更多的商用房出租获利。泉说“我反复测算过了，即便加上贷款成本，还是能够赚钱。”他们买了黄金、房子，对股市却不感兴趣。芳的公司早就够到上市标准，前几年已经准备赴新加坡上市，到了路演前夕，芳放弃了，她说“我们是一个轻资产的智力型公司，圈太多钱没什么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府关系复杂的公司，上市并不安全……”

芳强势、干练；泉迁就、沉默。在家里，泉主要的角色是“司机”。连女儿的教育芳都很少让泉插手，因为泉连女儿的幼儿园作业也常教错。尽管泉这些年自己也努力打拼，开了一个做劳保用品的贸易公司，还因练太极拳在京城圈子里闯出了些名气，但他和芳的距离仍较遥远。芳笑说“很多人，包括泉的家人，都奇怪我们怎么还没有离婚。我是自己想好的事情、选择定的方式，我就会去做，我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芳还说“我们俩特别好，在家里不说老家话就别扭。”这时泉的眼神也流露出了笑意。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复杂社会，我选择相信这个单纯美好的婚姻结局，以及灰姑娘变白雪公主的致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