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雨大唐未删节890:邓聿文：中国未来十年的七大挑战

邓聿文：中国未来十年的七大挑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要有，在国力昌盛、民众富裕的承平时代更要有。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可宝贵的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既要抓住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机遇，又指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30余年的光明只是一个瞬间，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不短。这30余年改革开放，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并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2010年上半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尽脑汁时，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并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堪与盛唐媲美。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在此种表面的强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事实上，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着比以前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就国内来说，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实现经济再平衡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世人都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权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强；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今年以来，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中断的，因此，也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最近又通过了有关中国汇率的法案，人民币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而它们大部分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

　　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复。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更大。

　　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以及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等方面。 实际上，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如今“十一五”即将过去，发展方式依然如故。现在外部形势已经变化，假如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不大，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一样，以同样的破坏力度甚至更大的破坏性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如此，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悲剧。

　　挑战之二：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于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的不公上只会有过之。无论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目前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出了一个数据，他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表现为全方位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比1999年的4.37高出近0.4个点数。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并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900美元，正处于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看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控的范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不能不说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收入差距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当年的设想，并称这是改革的“两个大局”。我们现在“先富”有了，即第一个“大局”大体实现了，然而，“共富”即第二个“大局”的实现还显得遥遥无期。导致第二个“大局”实现不了的根本原因，是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获取财富。这虽然有历史的具体的因素，可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实行如果不伴随对资本和权力的节制，将会放大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即自动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两个制度根源。

　　我们在钦佩邓小平具有远虑的同时，不能忘了他的警告。未来10年，必须把解决收入和贫富差距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否则，对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挑战之三：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不能因为其“老”，我们就可以对它放松警惕。因为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同时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黑格尔在此实际指出了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的确，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时，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腐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说得严重点，我们今天就是这种情况。

　　建国初期被处决的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可能是改革前因贪污被处死刑的最高官员了。然而，改革以来被查处的各级腐败官员，不下数百万，这其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下至没有级别的村长。某地一个小小的基层科级干部，其贪污、挪用的赃款竟然高达3亿多元，创造了中国腐败金额之最。

　　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毁于腐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并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腐败在中国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占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精英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率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鉴于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存在民族分离的势力，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借口。

　　所以，腐败造成的物质耗损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它会带来人心的丧失。从中国的情形看，腐败的严重泛滥已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例如，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与暴力集体抗议，这削弱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内部治安方面的额外支出成为必要。

　　从腐败的通常逻辑来分析，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前腐败的蔓延，除了具有一般腐败发生的特点外，还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前所未有。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的时期，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沉沦、纪律的松弛、信仰的消失、制度的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金钱是人们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交换金钱。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也就非常容易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金钱。

　　对于腐败的危害，很多人，包括高层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改革以来，从国家层面来说，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而且越到后来，反腐越严厉。但让人尴尬的是，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腐败，反腐，再腐败，再反腐，以致无穷，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说明，要么我们出台的各种反腐措施不对路，要么执行不严格。不管哪种原因，反腐久不见效，同样会失去人心，从而加速社会危机的到来。

　　每个社会都会有腐败现象，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愈来愈严峻的腐败无能为力，失去了反腐的信心。因此，未来10年，如果在反腐上成效不大，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借着腐败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此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挑战之四：重建社会价值观

　　与腐败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道德的全面退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全面紊乱。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腐败理解为对制度、规则和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的不遵守与破坏，而不仅仅是滥用公权力，后者是狭义的腐败，前者是广义的腐化。它们两者的关系是：腐败会造成一个社会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反过来，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又进一步加重社会的腐败。

　　但是，道德和价值的功能远不只于此。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制度来维系其正常运转，但决定人们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最本质、最深层因素，还是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一个人若无羞耻之心，无所敬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可惜的是，中国当下正陷入这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的状态。此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不是一般的程度，而是深入社会的肌理，呈现出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又出现了多少产品质量问题？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腐败盛行，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乃至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前，总之，为了利润，敢于将一切社会道德和价值踩在脚下。

　　很多人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退化和溃败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其实，这大错特错。市场经济从其本义而言，不是无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它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能够自由自主地进行选择。市场经济也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不平等因素，它要求机会均等，公平交易。有信用才能产生持续的交易活动。所以，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自由、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根本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本来就要求人们在这些道德属性的约束下去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这一大系统的长期有效演进。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强调理性经济人的同时还要强调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原因皆在于此。

　　但为什么市场经济被引入进中国后产生了变异？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这个世界当然没有教科书上的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带有本国的特色，而之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被引入后产生变异，指的是它更多的与中国不好的传统和国情结合在了一块，从而使市场经济内在的元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大幅度的退步。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尽管传统中国有着儒商的商业规范，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毕竟缺乏市场机制的因子，加之我们在引进和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正赶上社会进行艰难的转型。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所内含的价值体系，包括儒商传统，在100多年前的救国图存中就被作为落后的东西而被先贤们全盘否定和摧毁。时至今日，这个转型并未终结，而且还有加速的趋势，一方面是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未形成，于是在这个转型空档中，社会产生了价值迷失，没有了道德和价值的约束，蛰伏于每个人内心的恶有机会被释放和暴露，而市场经济若没有基本的商业规范，在自由的交易中，个人的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不是说中国目前没有价值，官方一直在倡导符合其要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然而，现实中这套价值体系实际上败于功利主义之手。功利之心原本人人都有，而功利上升为主义，如上所述，无疑与政府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一个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社会里，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那么必然会导致政府短期行为的频繁发生，致使政府行为捉摸不透，不可预期，这反过来又直接造成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处于这个社会的人们，自然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以结果来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社会活动或事业的成败，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

　　此外，产权制度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误，也会导致社会价值的“错位”和道德水平的下降。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社会分配出了问题，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份额，会刺激人的不劳而获思想。假如一些人连生存都无法解决，你要他去同一个富翁一样守着“道德”的牌坊，告慰所谓的“人穷不能志短”，那不过是浪漫主义的道德幻想。因此，当社会财富分化日趋严重时，带来的必然是道德底线的崩溃，社会价值观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