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小火车生产厂家:童年印象中的新四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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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夏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进占泰兴城后,继续让他当镇长。我记得,在我们家南隔壁再隔一个门,新四军来后,没收了一家汉奸的房产,我父亲就在那里办公。他办公的房子里东北墙角,有一个粮囤。他负责收公粮,收公粮就收大米,大米存在那个囤子里。
  住在我家的两个新四军工作人员,大概就是在我父亲管的这个镇指导工作。
  新四军退出泰兴城后,国民政府军来了。开始,还到我家搜查,直查到床顶板,看有没有偷藏枪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好像父亲又当了很短时间的镇长。
  大约到1946年七八月间,一天后半夜,他突然被国民党政府抓捕。抓他时,将我们家里的橱柜和桌子抽屉到处搜查遍,但也没有搜查出什么东西。当时,我家里的人都害怕得要命,担心他有生命危险。他被捕后,当地各阶层人士,无论贫富,都说我父亲是个好人,并愿意担保。不久他被保释出来。据说抓捕他的原因是:泰兴城外的新四军通过城里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通知他到东门城外一个地方去开会。他非常胆小,没敢去,但与会人员的名单被破获了,因此认为他私通新四军。这一点似乎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个名叫王家杰的人,与我父亲有点交往,此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解放军占领泰兴后,一开始就是王家杰当西城镇镇长的。我父亲胆小怕事,国民党政府也找不出他私通新四军的证据,于是就把他放了。我父亲后来重操旧业,开一个小杂货店,1950年春因病去世。
  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之初,苏北、苏中一带,沦陷区、新四军的解放区和国民政府军的统治区,犬牙交错,并且不时变动,当地百姓不得不应付这种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就像《沙家浜》戏中的那个阿庆嫂,虽然她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但也不得不与伪军司令胡传魁虚与周旋。《军事历史研究》有一篇论文说:两面政权,“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曲折的对侵略和暴政的反抗。这种政权形式的反抗意义是与整个的抗日势力存在密切相关的。”各种势力征粮征税,“迫使基层政权必须应对各方面力量,成为两面政权”。“民众经历了一次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军阀政治的血的洗礼……血管里流淌着善于周旋的血液”。“如果日军撤退了,游击队回来了,他们立即就会挥舞起青天白日旗来。”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有民族意识的。1942年,我虚岁6岁(5周岁)开始上学时,他不让我进伪政府办的公立小学,而宁愿让我读私塾,念古文。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念《古文观止》中的《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和李密的《陈情表》。我那么小,怎么懂古文的意思呢?但这可能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当时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势无可奈何并力图躲避的心理。在时局变乱的形势下,他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和广大老百姓一样,希望过平静的日子。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的“双十协定”公布时,当了新四军干部的我二舅舅到我家来与我父亲谈心。他们在房间里谈了很长时间。年幼的我也不大懂,但似乎知道大意。我父亲表示,希望国共能长期和平合作下去,不要再打仗了。而我二舅舅则认为,形势很难说,今后还会有斗争的。现在,我读到陈丕显的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中说:“我记得‘双十协定’、‘停战令’公布前后,党中央曾向全党发布中国开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精神,是要求全党适应新的环境,从军事斗争向非军事斗争转变,而不是放弃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一再提醒全党注意内战危险的存在。”显然,我父亲的思想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希求和平的愿望,而我二舅舅肯定是接受了党内的指示教育。两人的思想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新四军二打泰兴城
  
  果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内战即在一些地方爆发了。苏中地区是较早展开战斗的一个地区。1946年7月,发生了新四军攻打泰兴城和宣家堡的战斗。据《泰兴县志》记载:由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和第七纵队,共15个团两万五千人的兵力参战,歼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两个团及附属山炮营三千多人。这就是解放军军史上所称的苏中战役苏中“七战七捷”第一仗。
  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对此次战斗记述稍详:“7月10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得到国民党军队7月15日将向苏中解放区进攻的情报。……粟裕同志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攻其不备,出奇制胜。”粟裕决定主动出击。当时“把首战目标选择在泰兴城和宣家堡。宣家堡是个小集镇,位于泰兴(县城)以北18里。”驻泰兴宣家堡之国民政府军为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之第五十七团。第八十三师整编前为第一○○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中国远征军,曾赴缅甸对日军作战。“第五十七团半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在国民党军队中有铁军之称”,“骄狂轻敌”。新四军“以长途急行军,将主力悄悄向泰兴境内运动”。7月13日,泰(兴)宣(家堡)战斗打响,新四军乘夜发起攻击,五十七团仓皇抵抗。新四军攻入城内,第五十七团“团部退入城角一座庙宇固守。经过两夜一天激战,一师彻底消灭宣家堡守敌;六师歼灭了大部分驻守泰兴城的敌人。预期目的达到,我军即主动撤出战场。”(陈丕显书中叙述这次作战只记第五十七团,而国民党政府军有两团参加这次作战,另一团的番号为第五十六团。据档案记载和我的记忆,刘光宇团驻泰兴时,其番号为第五十六团。)
  这场战斗发生时,我已9岁,记得一点情况。时值盛夏,天气非常炎热。当时我们只知道,新四军已攻入城内,正包围国民党政府军这个团的团部。团部设在城内的庆云寺(现泰兴第二招待所)。这座寺庙倒不是泰兴城的“城角”,而是在城内比较中心的地区,距城中心鼓楼大街街心向南三四百米左右,在城里南北中轴线略偏西三四十米处。我家住在城里,距庆云寺不到一里地,能听到战斗的枪声。当时我们看到,国民党政府空军的飞机飞来,飞得很低,飞得最低时有盘篮(泰兴话,由竹篾编成的直径一米多长的大笸箩)那么大。飞机从低空掠过,简直像要刮到老百姓平房的屋脊一样。那飞机带了炸弹,声音响得吓人,而且飞机果然投弹了。原来泰兴城的西门外有个发电厂(老百姓都叫电灯厂),就是这次被炸毁的。
  那时天气非常热,为防飞机轰炸,我家房间里将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桌子上蒙上厚被子,把凉席铺在桌子下面。夜里,全家人就睡在桌子下面。当时那种恐怖的气氛,我至今还记得清楚。但过了两天,战斗结束了。人们开始上街,生活恢复正常。
  当时也听一些人议论说,驻在泰兴城内的这个团是挺能打仗的。普通百姓当然不懂陈丕显回忆录中所说的新四军主动撤退的背景。他们只是分析,新四军都打到城里来了,这个团的团部所驻的庆云寺,面积不大,四周只筑了点防御工事,被围困两天,但最后新四军还是撤走了,说明这个团还是很能打的。这个团的团长叫刘光宇。虽然当时我年龄很小,但这个团长的名字还是记住了。
  
  查找刘光宇的经历
  
  2002年,我在研读抗日战争史资料时,偶然发现在湘西会战的战役资料中,提到一个名叫刘光宇的团长在这次会战中负伤。《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所载1945年4月25日何应钦致蒋介石的一则电报称:“养(22日)申,我19D(师)58R(团)猛攻响水洞(放洞东北廿公里),进展甚速。敌增援反扑夹击。团长刘光宇负伤,副团长继续指挥,攻占长冲(响水洞东北三公里),现正续向响水洞之敌攻击中。”我联想到,参加湘西会战负伤的团长刘光宇,是不是1946年在泰兴与新四军作战的刘光宇呢?这两个刘光宇是不是一个人呢?
  可能因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癖好所驱使,很想弄清曾驻在我家乡的这位团长的历史。原来,曾驻扎在泰兴的刘光宇娶了泰兴城的一位女士李静娴为妻,生有一个女儿,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从大陆撤退时,遗留在泰兴,由其外祖父、外祖母抚养长大,亦随外祖父姓,名李玲。她一直在泰兴生活。我听说过这个情况。我想通过她了解其父刘光宇的简历,以判断与参加湘西会战的刘光宇是否为同一个人。哪知道,李玲对她父亲的历史了解亦不甚详。但她提供了她父亲刘光宇后来成了少将的线索。我想,刘光宇升至少将这一军阶,大概在台湾能查到他生平简历的档案资料。
  后来,我托台湾的洪秀菊教授查询了解。经过反复多方的联系,洪教授终于从军事机关了解到刘光宇的简历,弄清了驻守过泰兴的刘光宇,即是在湘西会战中负伤的刘光宇。刘光宇的简历是:刘光宇,号平章,1912年6月13日生,湖南澧县人,他本姓伍,父伍干成,母刘文绣。刘光宇自幼过继母氏,故从母姓刘。早年在湖南津市、长沙读书,后转中央军校驻豫军官教育团,曾在陆军官校高教班、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过。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湘西会战等役。抗战胜利后,他的经历中有“固守泰兴”之役。1950年,刘随部队撤退到台湾。最后他的军阶为少将。1974年1月退役。他曾有原配夫人李敏娥,育有二子一女。后来他在泰兴娶的续弦李静娴,随其到台后,又生过子女。刘光宇将军退役后,移居美国。他曾回大陆故乡探望其子女。刘的女儿李玲亦到美国去探望过父母。现刘将军已去世。
  刘光宇与夫人李静娴离开大陆到台湾后,身在大陆的女儿李玲政治上受到了牵累。她初中毕业后都未能升入高中。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因为是在台人员的眷属,被聘为泰兴县政协委员。
  从童年时代新四军的印象,想到今天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胜感慨。中国近代的历史纷繁复杂。国共两党先是共同抗日,日本投降后,又发生了内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海峡两岸曾一度隔绝。随着对台和平统一方针的贯彻执行,两岸的交往日渐增多。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大陆访问,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握手谈判,共商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和发展。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共关系的政治风云变幻,相互仇怨已成过去。大陆与台湾同为中华民族,人民是多么希望两岸早日统一啊!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