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观澜碧桂园:郧阳抚治前明置荆襄抚治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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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冷遇春
中国古代，治理地方，虽有镇抚之名，却无抚治之官。《史记、·淮阴侯列传》文谓：
“因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可视为地方置抚治之先例。明朝朱元璋定鼎，在一定区域建立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使三权分立，地方事权难于统一，往往与中央不协调，于是产生了巡抚之制。其初，派出巡抚之官，假中央名义，调和三司，事毕即归复命。后又渐渐形成定制，常设巡抚一职，成为领导三司的最高长官。其所划抚治区域，即原定南北直隶和十三个布政使司的辖区。但在这十五个抚区之外，又别增抚区，荆襄抚治即其中之一。
以下仅述荆襄抚治的来龙去脉：明初，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下封禁山区之令，严禁流民入禁区，以防聚众造反。当时秦巴山区，自陕西西安以南终南山，北拥河南卢氏东南之熊耳山，东到河南泌阳之桐柏山，东南到湖广随州境之大洪山，西南毗连秦、蜀、楚三省之大巴山，包括长江三峡、巫山十二峰以及荆山、武当山、神农架，可谓是一个最大的封禁之区。但是在正统(1436—1449)以后，随着土地兼并，赋役加重，再添上天灾人祸，频于绝境的农民便不顾禁令，相率逃亡入内。这一带既有可开之矿，又有可耕之地，入者视之如乐土，民渐聚多，经景泰(1450—56)到天顺之末(1464)，已达一百七八十万。为此，明廷深以为忧，但是并不听之任之。
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年(1445)八月，据镇守陕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人民饥窘，携‘妻挈子，出湖广、河南各处趁食，动以万计，若不安抚，’恐虑啸聚为非。乞敕巡抚河南少卿于谦，并巡抚湖广监察御史(陈浩)择委三司官，从实取勘，善加赈恤。"上命于谦等设法处之。 一于谦奉敕，行移河南、湖广，将山东、山西、陕西等处流民七万余户，居相近者另立乡都，星散者于原乡都内安插，推选老实者立为里老管束，无田者给拨荒田，令其耕种；其贫难乏食者，量为赈济。其时，有名王秀者，聚不法之徒十余人，于陕西金州、洵阳、湖广上津行劫，谦诱捕之，将王秀解京，余开释之。其后经数年无大扰。
景泰六年(1455)闰六月，以襄阳府房县地旷山多，流民丛居，特设抚民县丞一员。
然而顾此一县之抚，实践证明，不免有多县之失。且这时又节外生枝，时当天顺之初(1457)，英宗朱祁镇复辟，忌妒于谦先年附和代宗朱祁钰，杀了于谦，其有所失者，竟连及三省。
至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廷命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专抚治荆襄汉阳流民，但是事态的发展已暴露三省山区之抚治不可分割，朝廷始出划地专治之策，决定置荆襄抚治。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元年(1465)三月初六日，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按诏命未涉陕西之汉中、西安，仍不免有失，且所划抚治区域，已发生流民起义。所以王恕受命第五天又奉诏示，命“同河南、湖广巡按御使、三司等官严督委官，设法捕贼。”王恕自度不足以平定起义之势，未冒昧行事。
是年十月二十八日，兵科给事中袁恺奏：“湖广荆襄等处流贼聚众，自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恣意抢掠，攻陷地方，深为民患。镇守总兵官李震、巡抚御史王恕、(湖广巡抚)王俭并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都指挥汪铎等官，平时既无抚驭之方，有警又无剿抚之策，蒙蔽贼情，坐视民患，宜各究治，以为人臣误事者戒Q”上命记王恕、王俭之过，夺王瀛、都布按三司、都指挥汪铎等人之俸，并责令同同心协力剿贼。
尽管王恕等遵从廷命，同心协力，但其拥有之兵力，终不能克敌制胜。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宪宗命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印，充总兵官，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参将，都督佥事鲍政充右参将，。统率京营及山东下班官军，以太监唐慎、左少监林贵奉监军，工部尚书自圭提督军务，讨荆襄贼。
口冷遇春
中国古代，治理地方，虽有镇抚之名，却无抚治之官。《史记、·淮阴侯列传》文谓：
“因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可视为地方置抚治之先例。明朝朱元璋定鼎，在一定区域建立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使三权分立，地方事权难于统一，往往与中央不协调，于是产生了巡抚之制。其初，派出巡抚之官，假中央名义，调和三司，事毕即归复命。后又渐渐形成定制，常设巡抚一职，成为领导三司的最高长官。其所划抚治区域，即原定南北直隶和十三个布政使司的辖区。但在这十五个抚区之外，又别增抚区，荆襄抚治即其中之一。
以下仅述荆襄抚治的来龙去脉：明初，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下封禁山区之令，严禁流民入禁区，以防聚众造反。当时秦巴山区，自陕西西安以南终南山，北拥河南卢氏东南之熊耳山，东到河南泌阳之桐柏山，东南到湖广随州境之大洪山，西南毗连秦、蜀、楚三省之大巴山，包括长江三峡、巫山十二峰以及荆山、武当山、神农架，可谓是一个最大的封禁之区。但是在正统(1436—1449)以后，随着土地兼并，赋役加重，再添上天灾人祸，频于绝境的农民便不顾禁令，相率逃亡入内。这一带既有可开之矿，又有可耕之地，入者视之如乐土，民渐聚多，经景泰(1450—56)到天顺之末(1464)，已达一百七八十万。为此，明廷深以为忧，但是并不听之任之。
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年(1445)八月，据镇守陕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人民饥窘，携‘妻挈子，出湖广、河南各处趁食，动以万计，若不安抚，’恐虑啸聚为非。乞敕巡抚河南少卿于谦，并巡抚湖广监察御史(陈浩)择委三司官，从实取勘，善加赈恤。"上命于谦等设法处之。 一于谦奉敕，行移河南、湖广，将山东、山西、陕西等处流民七万余户，居相近者另立乡都，星散者于原乡都内安插，推选老实者立为里老管束，无田者给拨荒田，令其耕种；其贫难乏食者，量为赈济。其时，有名王秀者，聚不法之徒十余人，于陕西金州、洵阳、湖广上津行劫，谦诱捕之，将王秀解京，余开释之。其后经数年无大扰。
景泰六年(1455)闰六月，以襄阳府房县地旷山多，流民丛居，特设抚民县丞一员。
然而顾此一县之抚，实践证明，不免有多县之失。且这时又节外生枝，时当天顺之初(1457)，英宗朱祁镇复辟，忌妒于谦先年附和代宗朱祁钰，杀了于谦，其有所失者，竟连及三省。
至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廷命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专抚治荆襄汉阳流民，但是事态的发展已暴露三省山区之抚治不可分割，朝廷始出划地专治之策，决定置荆襄抚治。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元年(1465)三月初六日，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按诏命未涉陕西之汉中、西安，仍不免有失，且所划抚治区域，已发生流民起义。所以王恕受命第五天又奉诏示，命“同河南、湖广巡按御使、三司等官严督委官，设法捕贼。”王恕自度不足以平定起义之势，未冒昧行事。
是年十月二十八日，兵科给事中袁恺奏：“湖广荆襄等处流贼聚众，自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恣意抢掠，攻陷地方，深为民患。镇守总兵官李震、巡抚御史王恕、(湖广巡抚)王俭并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都指挥汪铎等官，平时既无抚驭之方，有警又无剿抚之策，蒙蔽贼情，坐视民患，宜各究治，以为人臣误事者戒Q”上命记王恕、王俭之过，夺王瀛、都布按三司、都指挥汪铎等人之俸，并责令同同心协力剿贼。
尽管王恕等遵从廷命，同心协力，但其拥有之兵力，终不能克敌制胜。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宪宗命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印，充总兵官，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参将，都督佥事鲍政充右参将，。统率京营及山东下班官军，以太监唐慎、左少监林贵奉监军，工部尚书自圭提督军务，讨荆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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