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今是而昨非 翻译:最低限度的文化条件与宪政

   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研究宪政制度的设计，得出的一个心得就是分权容易制衡难。孟德斯鸠所提出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民主宪政永世长存的最基本的框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划分，是很明确的，通行于世界各民主国家。但制衡就不一样，从未有一种制衡模式能在每一个国家通行的。例如刚性总统制在美国能够维持制衡，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就做不到。所以西欧不学美国的那种三权分立制度，他们采取的是联合内阁制。不同的国家对三权分立采取不同的措施，就是要在各自的文化体内维持三权之间的制衡。

    有很多因素影响到制衡，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所以制度设计得再好、再可靠，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经济与文化条件，任何宪政体系都是不可能维持运作的。所谓最低限度的经济与文化条件，是在经济与文化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宪政仍然能够维持它的制衡，而不至于崩溃。

    最低限度的文化条件和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对于维持宪政制衡至关重要。茅老所提出的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在宪政中亦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宪政和经济一样，同样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宪政要形成一种最优的格局，需要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开掘所有的潜力，二是无限地开掘有限的潜力。

    威权向宪政转型虽然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但它只要转型了，问题也就解决了。而宪政建设却可能是一件没完没了的更为复杂的事情，它所要面对的问题真是多如牛毛。中国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但理论界要提前预知可能面对的各种情况和各种危机。

    在宪政初生的条件下，最主要的努力，就是要防止出现灭顶之灾。在这里，最优化原理能够起很大的作用。只有通过择优，宪政才能开好头。如果宪政一开头就没开好，那问题就大了，麻烦就多了。美国的制宪之父们，都是按照择优规则来设计他们的制度的，所以美国宪政的头开得非常好。而欧陆却要差很多，反反复复才鼎定宪政制度。

    中国比西方要麻烦得多，中国有4000年王权史、2000年帝制史和100年一党专政史，专制文化可谓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从未中断，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落实宪政最困难的国家，这是和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现存的世界各国中，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中国这样十分完备的专制体系，导致数千年的恶性循环和无穷无尽的苦难，这是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最大的天谴。

专制文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久病难医，用外科手术解决不了这个痼疾，这方面需要采取中医疗法。一是固本，二是竞争，三是克制。固本是前提，如果宪政在文化上无本可固，那宪政要遭的罪就大了。“良医不能医无命，强梁不可与天争”，如果中国没有任何能够支持宪政的本土文化，用迷信的说法，中国就没有宪政这个八字。即使实现了宪政，也会是惊涛骇浪、动荡不安的命。

寻找可固之本，对于创立最低限度的文化条件，没有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了。中国虽然有4000年王权史，这也说明中国也有没有王权的时代，这个王权时代之前所产生的文化，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可固之本。

固本本身就是一个择优的问题，如果我们选错了可固之本，宪政最优化的格局就不可能出现。我们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是5000年前的母系文化，一是5000年以来的父系文化。父权产生于战争、特权、奴役、压迫和贫富分化之中，所以父系文化一开始就是专制文化的大本营。尧舜禹已经处于成熟的父权阶段，他们都是靠实力取得部落联盟领袖地位的，禅让本身就不是选举，而是不得不让。王权始于大禹，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所传承的是父系文化。父系文化发端于尧舜，成于禹，成熟于周易，孔子则集父系文化之大成。

    母系社会无特权、无阶级、无奴役，所以母系文化有着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精神。母权是决不认同王权的，刚进入父系不久的原始部落亦不认同王权。古希腊迈锡尼王权就毁于处于原始部落阶段的多利亚人之手，使古希腊又重新回到部落民主的荷马时代，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200多个民主城邦。

    日尔曼人是欧亚大陆保持部落民主最持久的一个民族，它到公元四世纪的大迁徙之前也就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以前仍然保留着部落民主制度。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日尔曼人毁掉了西罗马帝国，并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王权。但日尔曼人从未曾建立过罗马帝国或中国式的王权，他们的王权始终受制于部落民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原始习惯，形成王在法下的格局。

    在日尔曼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原始民主的火种在王权时代亦从未熄灭过，这是欧亚大陆唯一保存下来的原始民主的火种。就是这个没有熄灭的火种，在和王权的斗争中，终于又成长壮大成一堆熊熊的大火，最终导致了议会民主的诞生。所以现代宪政，压根就是原始民主的产物，是原始民主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兴。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原始民主火种的保存，就没有英美的宪政，人类到今天亦可能仍然处在王权时代。

    中国原始民主的火种到大禹时期就已经熄灭，但原始民主文化却在中国保存了下来。中国文化是唯一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古老文化，五千年之前的母系民主文化，仍然依稀可辨地保存在中国文化之中。中国文化是产生在母系的母体之中的，所以文化开端时刻的黄帝与颛顼之道，和我们今天的宪政是息息相关的，是一脉相承的。

    先秦黄帝书，是以黄帝和颛顼之道为基础，“综罗百代，博大精微”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再是黄帝时代的原始文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比较可靠的，属于轩辕黄帝的原始文献，当首推《金人铭》。从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意义上，可以肯定《金人铭》是商代以前的文献。

管燮初认为，“刻辞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言。一般书面语言总比口语简练些，尤其在书契相当困难的条件之下，能省的字就简省了。那时的书面语言不致有口语以外的成分，书面语言和口语只有繁简的差别，没有文白的不同。”（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商代的书面语言虽然已经成熟，但尚未取得完全脱离口语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书面语言脱离口语走上言文分家的道路，在西周铜器铭文、《尚书》和《诗经》中就已经做到了，文言在西周已经成为了普遍法则。因此洪波在《兼指代词语源考》中，认为甲骨文记录的是商族的语言，与以周族为代表的先秦汉语没有传承关系。（《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2期）我们把这条规律总结为口语法则，由于西周以前的书面语言不具备脱离口语的条件，所以所有不符合口语法则的，肯定不是周代以前的原始文献。《虞书》、《夏书》、《商书》肯定是经过后人篡改的。甲骨卜辞虽然内容单一，但它的语料有上百万字之多，是能够反映商代整个书面语言面貌的。而商代以后，书面语言已走上言文分家，因此先秦符合口语法则的上古文献，必定是周代以前的原始文献，如《金人铭》、《夏小正》及远古谣谚等等。

    《金人铭》的铭文内容也证明《金人铭》只能产生于母系民主时代，我们可以通过《金人铭》了解黄帝的内心世界，和母系民主之风在黄帝内心世界的投影。黄帝作为部落的主事之人，他很清楚，氏族成员不容许主事之人有任何特权，“盗怨主人，民害其贵”，民众把主事之人处于众人所抬的高位视作危害，对主事之人的怨恨象河水一样泛滥成灾。“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黄帝只有后之下之，才能“我虽尊高，人莫害我”。黄帝尽管处于民众之上的主事之人的尊高地位，但民众没有认为他对他们构成了危害。“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我虽尊高”，是靠卑下来保证的，才人莫以我为害。

    当代自由主义者J.格雷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自由主义的四条标准，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平等主义，三是普遍主义，四是社会向善主义。而《金人铭》是与之高度切合的，这是因为现代自由与原始自由完全一致的缘故。

     《金人铭》的第一个特征是执雌持下所宣扬的权利主义，第二个特征是“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的平等主义，第三个特征是“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的普遍主义，第四个特征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社会向善主义。《金人铭》虽然用词与现代自由主义不同，但它们在精神上息息相通的。

《金人铭》所提出的“执雌持下”，是贯穿整个黄帝学说及《老子》一书的逻辑内线，执雌持下的权利主义精神与宪政精神完全一致。以执雌持下为逻辑核心的黄帝学说最切合宪政精神，原始黄学与宪政精神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固本，就要力推文化尊黄，使大道精神重新回到文化之本的正位和本位。

只要母系大道重新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正位和本位，而且有一批能够用生命去实践的信奉黄帝学说的中坚力量，中国文化就重新树立起能够与无道的专制文化相竞争的基本力量，这样才能培养起一批具有宪政文化精神的中国人，宪政最低的文化条件就在本土文化中建立了起来。

通过固本，中国文化的正气就能弘扬起来，中国文化的元气也将复苏，而带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这种文化正气和元气的复兴力量，就是克制专制文化的力量，而最终将专制文化从文化病灶中清理出去。

    西方的自由主义只有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够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永远会处于无根状态。西方的自由主义，是从它的本土生长出来的，所以它有深厚的根基。我们只有把本土具有宪政精神的自由文化底蕴发掘出来，才能有基于民情的强大力量，才能约束不可约束的中国人，制衡也就有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保证。

宪政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但只要有最低限度的文化条件保证以及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保证，宪政就能够克服各种危机，文化条件在宪政危机中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化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之下，宪政制度的设计就显得极为重要，宪政制度要有应对各种宪政危机的韧劲、能力与空间，在大风大浪中能够化险为夷。

                                         2008年1月26日于天秀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