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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动防守莫如主动出击
来源：原创 发布时间：2010-11-12 作者：
中国：被动防守莫如主动出击
文/裴泳翔
来源：11月号《世界经济安全情报》（央属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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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率先回暖，中国CPI上浮是必然的。如果凭此判断，让中国进入循环往复的加息周期，那将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首先，在国际货币供应如此失衡，国际化渗透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两次加息，完全不可能降低国内的通胀率。
加息降低CPI是有条件的，即在货币供应均衡之时加息，必然会降低CPI，但是如果在流动性极不均衡的时候，加息的货币回笼效应是需要与货币供应（主动加被动）相冲销才能计算最终CPI走势的。也就是说，在货币供应极不均衡的时候，要靠加息降低CPI，必须要不断地加、周而复始地加，加到本币和外币的各种交易利润与各种利率相均衡的时候，流动性才可能均衡。
但是请问，在美元超量滥发的时候，在各国都在超额发行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在全球化已经渗透入中国各个产业的时候，在中国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贸易大国的时候，在统计数据有待考核甚至严重滞后的时候，在外汇管制百密一疏的常态下，谁能准确给出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信用膨胀倍率的安全边际？谁能预先知道中国市场流动性的均衡点在哪里？在全球经济交流如此深刻的时代，谁能区分哪部分钱是我们能够准确控制的，哪些钱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能够准确控制的货币总量究竟有多大？我们不能完全控制的货币规模到底有多少？假如我们不能控制的货币规模巨大，那么他们又隐藏在哪些领域？这些领域的金融杠杆率又有多大？这些隐蔽的钱其交易对手又是谁？一旦市场风险暴露，这些隐蔽的钱可能损失或者套利多少倍？相反，我们能够控制的钱届时又会损失或者套利多少倍？在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作为一个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自由的大国（本币主动+外储掣肘），其货币政策逆全球潮流而动，中国经济的政策风险究竟有多高？
其次，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国际强势货币，中国市场的流动性问题，不能单纯从人民币角度考虑。
目前，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已经且仍然在高速超额滥发。
他们是国际结算货币，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货币（无孔不入）。这些货币的累计，必然驱使国际资本机构为过剩资本寻求套利市场。近期国际资本蜂拥亚洲（详见本刊亚洲章节）就是明证。
国际经验以及国内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投机中国的“恶钱”其实还是很有战略的，为了套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不惜在上海、北京等地房地产市场待上若干年（请从套利动机和无甚社会贡献率结果的性质上界定“恶钱”，而不要仅仅从时间概念上本本主义地理解“热钱”），在这些年当中，“恶钱”的涌入是根本不可能被监控的。这些隐蔽的钱，可能一直要持续到超发货币利益得到套现之后方才罢手，时间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恶钱”足可以被视为正常投资流入中国。
恶钱投机中国的渠道很多，比如借分仓侨汇、借企业利润窠臼汇回等各种途径；再比如先进入韩国，然后以韩资身份涌入中国——目前韩国热钱效应十分突出，韩国对华投资异常兴奋（详见本刊韩国章节）。
未来，假如国际恶钱在持续几年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冲击中国股市、债市、期货等证券市场，最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拉高后洗盘套利，套取中国股民世代累计的“汗血钱”，中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正如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股改两大题材造就了2007年6124点的A股大顶，使得无数中国股民至今无处喊冤的情况一样。
既然中国能够欣然接受上一次套现（有谁计算过套现资本的产权性质?恐怕人们对此只能望洋兴叹），那么历史不但可能还会重演，而且还会追求加倍的利润。
再者，中国跟澳洲、巴西等国的经济规模、经济体制、投资机制、风险工具以及资本账户情况迥然有别，中国不能邯郸学步，跟着澳洲和巴西追入“人民币加息周期”。
无论从产权制度、汇率机制、风险机制、市场规范等方面，中国跟巴西和澳洲相比有巨大的区别。别的不说，单说国民资本的金融对冲操作市场和工具，我们发展得就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国民投资者，根本不能随心所欲地参与国际市场的对冲操作，其投资风险无疑是不可对冲的，而且在很多领域由于门槛的限制，其风险依然是单边的。更何况中国人口独冠全球，长期来看，在很多消费/投资领域（房地产、粮食、稀有金属等）都供求失衡，这本身就是国际资本投机炒作的绝佳概念，再加上中国庞大的外储和天量的存款，又足以构成对国际“恶意热钱”（恶钱）的巨大吸引。
澳洲和巴西的确加息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像中国那样高额的外汇储备，没有像中国那样火爆的长期炒作题材（如各领域供需长期失衡），但是他们一方面需要利用外资投资，一方面还得防止热钱（短期）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加息确实可以增大其外储规模（国际非投机资本），减少对国际热钱（短期炒作资本）的吸引，并增强其抵御国际热钱（短期炒作资本）冲击的能力。因此，这些国家加息，跟中国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的。中国进入加息周期，只能加重国际资本账户的累积风险，加大国内实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加大国内产权结构比例的系统性失衡的危险（实体财富的国民产权缩水问题）。
第四，中国步入加息周期，将有损生产性投资的科学持续恢复，有损中小企业的发展，可能进一步推高CPI，为国际热钱狙击中国提供“内应性病灶”。
加息必然增加全社会的利润成本，那些资本密集型且资金充裕的大中型企业尚且无虞，但是那些现金流相对紧张的企业，其融资成本必然高涨。为此，他们要么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以摊薄成本，要么不去融资萎缩业务、坐以待毙。最终，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必然高涨，CPI必然走高。
因此，在国际货币供应极端不均衡、且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退的时候，让人民币步入加息周期，不但会冲击中国经济的经济实力，而且还会事与愿违，加重国内CPI上行的风险，为狙击中国概念的“国际热钱病菌”提供绝好的“内应性病灶”。
第五、让人民币步入加息周期，将大大降低中国“实体财富”的国民产权比率，对中国楼市科学发展毫无利益。
房地产是商品，但又不唯具商品属性。在拥有13亿（以上）人口的中国来说，民用城镇住宅具备与黄金、白银、能源等相似的经济战略储备的属性，为此备受投机资本的青睐。
其实，国内外的投机资本青睐中国房地产市场，无非看重其身上的三大赌材：
其一、豪赌《物权法》悬疑——70年以后，房屋产权自动续期，土地和不动产私有化大潮，势不可挡。
其二、豪赌人民币加速升值——只要人民币均衡汇率没有探索出来，中国存在贸易顺差，外国政府就会压迫人民币升值。只要人民币升值，中国就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其三、豪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将会长期领先全球，中国人会越来越有钱，中国城市建设会不断提速；只要中国加速城镇化，农民就必须进城，进城就得买房。在一个具备13亿（新数据绝对不止于此）人口的国家，投资房地产，在可预见的十年之内，前景光明。
目前，为降低楼市泡沫的风险，国内各部门正出台各种调控政策，一方面加息提升国民资本的购房门槛，一方面准备出台行政限价政策，压低过剩资本的投机成本。这种组合拳对低收入国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只能方便国际过剩资本以更低的价格抄底中国楼市而已。
因为人民币加息，“恶钱”必然加大力度投机人民币，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恶钱”投机中国市场的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10月国内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6.5%，但在前三季度，这一数据曾同比增长36.4%。10月加息后，房地产投资并未被吓退，而是逆流而上，涨幅继续扩大。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证明。
如果“恶钱”未来大规模杀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国际资本便成为了中国楼市在历史较低阶段的接盘者（国民资本在利息负担加重以及限购政策的挤压下，可能逐渐让出楼市份额）。未来，中国人在中国买房子，难道真的还要以高价跟“外资买办”进行交易吗？
调控中国楼市，应该瞄准其身上凝聚的“三大赌材”，从根本上“釜底抽薪”，消除投机炒作题材，此外不可能有其他“扬汤止沸”的中间路线。
第六、在目前的中国，要对付国内通货膨胀的隐忧，要调控楼市，加息不如发债（各种长短期限的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外币债券）、不如募基（人民币基金、外币基金）、然后以各种市场化方式投资国内企业、国内金融机构，以及国内外市场，推动国民企业扩大海外投资，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人民币加息政策，对国内中低收入的国民来说利益有限，但对国内无数中小企业伤害甚大，对国内具备资本现金流优势的企业更是一种掠夺（因强制信贷的存在），但是对国内资本相对集中的金融机构来说却是一种补贴。
中国经济要发展，恰恰应该做得相反——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利润，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大中型民族企业继续扩大经营，让金融机构靠自己的本事赚取更多的全球利润。
要实现上述目标，加息不如发债（各种长短期限的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外币债券）、不如募基（人民币基金、外币基金）。
如果担心政府债券的资金分流效应对国内资本市场、对国内企业、对国内金融机构造成不良影响，中国完全可以优先加大各类资本市场基金的发行力度，优先增加企业债的发行规模，优先增大金融机构的金融债券的发行规模。使得全社会经济走上科学融资、科学负债、科学经营的良性道路。
如果上述措施仍不能降低通货膨胀率，中国各级政府可以面对全体国民发行1年、3年、5年甚至10年、20年等各种期限的债券，大大提高债券利率，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投资利润，而且可以凝聚资金实力应对国际冲击，刺激国内消费或者投资，从而拉动国内经济。
配合上述措施，为进一步降低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我国还可以变防守为进攻，一方面加大对热钱的严厉打击力度（可以加入刑法制裁措施），一方面主动出击，面向跨国公司、国际金融集团、甚至可以考虑到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发行以“外汇储备为抵押标的”的美元债券、欧元债券、英镑债券、日元债券、韩元债券等或者封闭式美元基金、封闭式欧元基金、封闭式英镑基金、封闭式日元基金、封闭式韩元基金（应注意测算分期科学，利率合理），然后将这部分钱投资国内的优质的企业债、金融债，让国内企业、国内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扩大其在全球价值洼地的投资（实体经济、股权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房地产市场）。
这一措施，不但可以有效吸收国际流动性，有效实现借鸡生蛋，而且还能有效对冲国内资本账户严重失衡的巨大风险。不但如此，未来，我国还可以探索“我国所持美国国债”与“我国发行的外币国债” 、“我国发行的外币基金”之间的互换/交易机制，从而在我国持有的不同国际金融产品间建立国际产权交易机制，实现国际产权的风险流动，冲销十多年来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面临的美国市场风险和美国政治道德的风险。
通过以上釜底抽薪的方式，既可以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压缩房价泡沫，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还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中国世界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