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马酒跟人头马区别:柯庆施教育子女：你不像我们 以后要靠真本事吃饭 - Qzone日志

柯庆施教育子女：你不像我们 以后要靠真本事吃饭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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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泪珠 2010年09月06日 14:30 阅读(2) 评论(0) 分类：天下为公 权限: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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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十几个大人和小孩子为了一堆牛粪而争得不可开交，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

旧中国的乞丐 资料图

本文摘自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 作者：张程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晚清的一个周六，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外交官何天爵和几位同事在中国西部地区旅行时不幸迷路了。

当天晚上，他们找到了一家乡村小店。许多年后，何天爵依然对这家小店的伙食耿耿于怀，“唯一的食物就是将小麦粉和水，擀得又平又细，再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在沸水里煮。这东西吃起来毫无味道，咬起来像皮革一样，难以下咽。”但是这家小店和所在的村子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吃的东西。这让何天爵不禁想起了某年秋天在北京城东一百多里外山谷里一座寺庙的伙食经历。当时他借住寺庙一宿，热情好客的僧侣只给他一些生板栗和从寺院水井中打上来的泉水作为晚饭。何天爵委婉地表示伙食有点寒酸，和蔼的老住持满脸惊讶，说：“板栗可不是一般的水果。吃上几斤板栗，再喝些泉水，肯定能填饱你的肚子。”当时无奈的何天爵硬是用板栗填饱了肚子，满心不甘。现在想想，这小店里的白水煮面，还不如板栗泉水呢。

第二天，何天爵的仆人发现村子里竟然有人在卖已经煮过的肉。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立刻买了肉回来。大家都已经饿坏了，抓起肉来狼吞虎咽。肉的味道非常奇怪，难以名状，何天爵吃了一小块儿肚子里的酸水就一直往口里翻腾。美国人责怪仆人，仆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自己判断村里那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卖给他的似乎是牛肉。好在老人卖肉的地

方离小店不远，一行人都出去找那位老人。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

“非常好。我装了一车的肉出来，现在卖的只剩下你看到的几块儿了。”

“你卖的肉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不，这不是牛肉。我是离这个村子几里外的农民。我养的一头老骡

子最近病死了。它可是我所有的财产啊。所以我就先卖了它的皮，再把它的肉煮熟了叫卖。您看，现在就只剩下车上的几块了。”

何天爵在中国居住超过二十年，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包括蒸过的大米，用过量开水煮过的卷心菜和作为美味佳肴的、浸泡在盐卤水中的生萝卜。从食物上看，何天爵推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他经常在城市和乡镇看到小孩子或者妇女一只手握着三四枚铜板，另一只手拿着破瓷碎碗，一脸庄重的表情去购买全家人饮食的必需品，酱醋油盐。“消费清单极可能包括：木炭，一个铜板；米或者面粉，两个铜板；卷心菜，一个铜板。如果比较有钱的话，可能会再买一个铜板的食油或者酱油。在极稀少的情况下，或者在重大节日里，他们会多花一个铜板，买大约一汤匙的水酒，回家热一下，吃饭的时候慢慢享受”。

“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十几个大人和小孩子为了一堆牛粪而争得不可开交，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

中国穷人的房子是用土块或者碎砖头垒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有的房顶覆盖着瓦片，多数房屋顶部都只是盖着层席子，再在上面敷上石灰和干草的混合物。所有的房屋都没有超过一层楼的高度，一个五口之家或者六口之家就挤在这样的一间或者多间房屋中。房屋的地板是砖铺的，或者干脆就是泥土地；窗户是纸糊的；门缺少固定，开合自如，任由气流随意进出。中国的房子都没有烟囱，屋子里在夏天和冬天也都不生火。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生火。全部家具包括一张桌子，一两把凳子，经济允许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柜子。砖砌的隆起的土炕，铺上芦苇席，就是所有家人的床。

中国人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他们收集零星的抹布和布角料，仔细聚到一定数量后糊起来，纳鞋底。他们留意哪怕是最细小的木头星，到处收集81碎木头，巧妙地粘合起来，用双手变出来整块木板或者整根棍子。北京城一半的房子是用已经使用了好几百年的砖头瓦片建造起来的，这些砖瓦还会继续被沿用好几个世纪。

中国熟练的技术工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20美分；非熟练工人，“卖苦力”的人，每天收入不会超过7分钱。他们需要用这么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照顾一到四五个其他人的生活。何天爵固定雇用的信使，需要跑五十公里路程来赚取8分钱。中国河运船只雇用的纤夫，从天津出发逆流而上到达北京通州，走完长达二百公里的路程可以得到50分钱和单程的饮食，然后再步行返回天津。也就是说，“这些人往返远远超过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距离，就是为了50分白银和几顿饭。”

这些人够得上美国的乞丐标准了，但在晚清社会还算是衣食有着的普通人。真正的中国乞丐，情形糟糕透了。何天爵遇到过许多乞丐——因为北京的四九城到处有他们的身影，围堵洋人乞讨。何天爵都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如果有五十到一百个衣衫褴褛、伤病缠身、难以分辨人样的乞丐聚集起来，围堵商店或者衙门，那么最好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这些乞丐是不会散开的，即使你叫了警察来也没用。”一开始，何天爵不胜骚扰，叫来了顺天府的衙役试图驱赶乞丐，结果一个警察来了以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那都是些小钱。撒了钱，他们就会散开了。”

何天爵认为乞讨被中国人默认为一个合法行业。人们对乞讨既不干涉，也不制止。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生产力低下，所以平均收入极其微薄；二是官府没有固定的对乞丐的救济机制。何天爵的分析大致准确，只需做两点小小的修正。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根本原因，但因为何天爵在华时期是民不聊生的乱世，所以显得乞丐特别多；而官府也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上到给落魄书生白吃白喝的同乡会馆，下到在荒年救济灾民免得饿死的义仓，只可惜社会保障基础既薄弱覆盖面又窄，大批贫弱无依的底层弱者就加入了乞丐的队伍。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社会保障依然薄弱，乞丐阶层就不会完全消失。

千百年来，中国乞丐行业就没有质的变化。首先，乞丐有特定的组织。他们从不集体行动，也不两两合作。每个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在遭遇排斥或者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召唤其他的乞丐。“事实上，中国的乞丐只要求一两分钱。但是如果你给钱给得非常爽快，他就会频繁地要你光顾他的生意。你要让他在门口等一段时间，再给予施舍，但是绝对不要断然回绝，更不要羞辱乞丐。不然的话，第二天他会带着两三个乞丐缠着你乞讨。他的同伴一个比一个龌龊肮脏，邋遢可怕。这时候，没有半个美圆你是打发不了他们的。如果你再一次拒绝他们，你就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被至少一百个以上的乞丐团团包围住。这时候，你必须要花上百美圆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乞丐所要求的一两分钱了”。

大一点的城市中的多数商人和店主都向丐帮交纳固定的“月贡”。交钱后，丐帮会在这些商家和店铺的门口画上特殊的记号。这些记号隐晦难懂，只有组织内部的兄弟们才能理解具体的意思。每到固定的日子，总会有充当“收税员”的乞丐来向这些生意人索取这笔不太光明的佣金。其他时候，组织内部的任何乞丐都不能骚扰这些固定的商家。那些拒绝加入这样固定安排的商人和店主几乎不敢拒绝零星乞丐的乞讨。经验告诉他们，得罪了这些乞丐绝没有好果子吃。

北京城里浮游着成群的乞丐。“你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真病装病，难以分辨。他们有男有女，跨越了所有的年龄段”。据说，丐帮的头领极少露面，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何天爵一次就拜会了北京丐帮的女首领。“她是一位干净整洁、穿着体面、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年纪大概在65到70岁之间”。虽然这位丐帮的女帮主穿着举止不像乞丐，而且过着中等偏上的生活，但她终生摆脱不了乞丐的身份。在宋元小说中就有丐帮的形象，其中的帮主因为出身乞丐，虽然富甲一方依然给子女的婚嫁带来消极的影响。

乞丐行业的蓬勃发展让许多人将乞讨当作职业，形成了乞丐家族。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家族训练。同时不断有新人加入乞丐队伍，希望浑水摸鱼。于是乞丐被区分为“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职业乞丐们有组织有训练，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乞讨区域，利益休戚与共，禁止其他乞丐无故进入领地。职业乞丐的生活一般较好。业余乞丐没有组织也没有地盘，许多人遭遇真正的不幸不得不沿街乞讨。业余乞丐往往四处游荡，不固定地在城市和乡村的角落游荡。所以职业乞丐将业余乞丐看作是不守规矩的害群之马，认为他们缺乏职业素养。

何天爵一度认为自己是区别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的行家，认为职业乞丐个个都是弄虚作假的行家，不是装病，就是伪装残疾博取同情。但他还是多次被化妆巧妙的乞丐给骗了。

何天爵有每天出外散步的习惯，散步的时候常常被一个抱着一个孩子又牵着一个孩子的年轻女乞丐所纠缠。那女的老是跟着何天爵乞讨，以最大的音量粗俗地大喊大叫，比比划划，证明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那两个孩子则用尖细的童声哀求说：“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凭直觉，何天爵怀疑那女的并不是残疾人，她的双耳和嘴巴都是正常的。为了验证怀疑，一天当女乞丐又尾随何天爵高声哭叫，这一次比以前骚扰得更过分，还招来了一大群的人围观，何天爵猛然回头，高声对着她嚷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他想，如果女乞丐有正常的听力，她就会生气。结果，女乞丐立即用流利、标准的中文对何天爵好一阵回敬。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片哄笑声。女乞丐突然意识到自己戳穿了自己，赶紧溜走了。之后，何天爵和那女乞丐还能常常在路上遇到。她总是既友善又不太好意思地向何天爵招呼示意，但是再也不向他乞讨了。

真正把何天爵骗到的是一个“可怜兮兮、悲惨异常”的老乞丐。那是个老年乞丐，每天都坐在路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身上只盖着几片破布，两只脚完全暴露在外面。难以辨认的脚正在腐烂，化脓，那种令人作呕的景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上第二眼。

突然有一天，何天爵遇到了这个老乞丐，看到他快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何天爵小跑着追上他，并没有发现那两只僵硬的、皮开肉烂的脚。

他俩并肩走着。何天爵问他：“你的脚坏了，怎么还能走得这么快啊？”

“噢，”他回答说，“它们就在我怀里呢。穿着它们回家，会把它们弄坏的。”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把手伸进怀里，拿出一对塞满了棉花的、伪装得肿胀变形的袜子。袜子是用帆布做成的，染上双脚的颜色，装上脱落的趾甲和腐烂的肉，令人作呕的效果就出来了。这双“脚”在强光下难以轻易识破，得以欺骗了别人好多次。

感觉被骗后，何天爵生气地指责他：“我认为，像您这样的老人家，用这样的伎俩欺骗大家，应该为此觉得羞耻。难道你找不到活做，还是因为您太懒了不愿用诚实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这个老乞丐对何天爵的这个问题很矛盾，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骗术很高超，有点得意，另一方面又向往正常的职业，“其实，我是个修鞋的。我也不想做乞丐这个行当了。再说，我的这双假脚太出名了，渐渐不灵了，博取不了多少同情了。整天坐在地上，叫唤‘求求你，行行好吧’终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老了，我想重操旧业，重新去修鞋吧。”

一两天后，老乞丐带着全套工具和凳子来找何天爵，希望在美国公使馆外面的街角摆摊修鞋。何天爵同意了。他就在那个角落里修了近十年鞋，直到死去。

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来找何天爵，要求何天爵或者美国使馆能够出钱资助老鞋匠的葬礼。何天爵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中国社会中，这个细节透露了可能解决乞丐问题的两大理论。第一是慈善的力量，官府或者有能力的人为乞丐群体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转换职业。比如何天爵同意老乞丐在美国公使馆门前摆摊修鞋。美国传教士出身的何天爵也许觉得这只是一个举手之劳。但对于老乞丐来说，他获得了摆摊的位置，而且摊位背后何天爵和美国公使馆的大招牌可以庇护他，使他免除很多麻烦。

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摊位和手艺，没有子承父业做职业乞丐。第二是人情的力量。进进出出打了十年照面，在中国人看来，老鞋匠和何天爵无疑不是朋友也是熟人了。何天爵或者美国公使馆为老鞋匠的葬礼出“份子钱”，而且是出大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人相帮，可以克服一己之力难以应对的困难，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中国古代百姓生活普遍贫困，之所以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乞丐流民现象，主要因为大家在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下实行的互帮互助。

在社会财富没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一时难以健全的情况下，这两种力量也许是帮助乞丐群体最可靠最有力的力量。

　　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

　　对巨大的事件表示冷淡

　　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

　　这些事件一定会对他发生影响

　　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赫尔岑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得到同志们的关心，老百姓也时时惦念着这位人民好总理的健康。每当周总理的照片出现在报刊中时，街头巷尾总会有老百姓细细端详他的面容。关心周总理，赵炜和她的同事们更有条件，他们的做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

　　周总理明显地见瘦了，既是因为劳累，也是因为心里不舒畅。从元旦过后，他一出门总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到西花厅，而一回来，就又是坐在办公桌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很多人都劝周总理注意休息，但无论是邓大姐写字条还是我们的当面劝说，对周总理都不奏效，就连医生也对他无可奈何。

　　眼见着周总理日益憔悴，我们很心痛也很着急，怎么能让周总理早点休息呢？大家都在琢磨着。有一天，周总理回来后顾不上休息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大家就聚在警卫室里，议论起如何想个能让周总理休息的办法。

　　"我们也给总理写一张大字报吧！"有人提议说。

　　写大字报是当时最时髦的革命形式，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再一商量，给周总理写大字报草稿的任务就由赵茂峰担当起来--因为赵茂峰平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连周总理向客人介绍时都说他是西花厅的秀才。

核心提示：他要求孩子们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他常说，你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今后是要靠真本事吃饭的，一定要有一技之长。爸爸多次建议我今后学医，说你从小身体不好，体会到有病的痛苦，将来就能做个好医生。

柯庆施 资料图

本文摘自《红星照耀的家庭》   作者：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教育家们在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时，常常用大地比喻母亲，用天空比喻父亲。母亲的怀抱，如大地般慈祥温暖，给予儿女们精心地抚育，无私地关爱。父亲的胸襟，如天空般宽广深远，孜孜不倦地播洒思想的阳光雨露，滋养儿女们长大成人。

爸爸习惯倾听人们的意见，包括倾听孩子们的意见。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喜欢都愿意对他说说学校里的事。我在学校里遇到不开心或开心的事情，都要告诉爸爸。我们班从北京转学来一位姓刘的男同学，上历史课时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白发的老先生勃然大怒：“你别以为自己是干部子弟就可以不注意听讲。就是毛主席的孩子坐在这里上课，也要听从我的教育！”不光是站在第一排的那位同学被训得低头垂泪，连坐在倒数第二排的我，也心中发毛。中午放学回家，在餐桌上我把老师发火的事告诉爸爸。爸爸听了没说话。想了想之后才说：“这个孩子一定是华东局农办主任老刘的儿子。我要跟他说一下，督促孩子好好学习。”这个同学后来不仅历史成绩达到全班优秀，还被那位老师选作历史课代表，现在他是大学的物理教授。

我告诉爸爸，有位姓郑的男同学，在写大楷时用中文写出英文单词的音节，责备语文老师给他的作文只批45分，不及格。他是这样写的：“雨问(语文)替雀儿(teacher，老师)卜(不)公倒(道)，坐(作)文给吾四拾吾(45)。”

爸爸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调皮的孩子才聪明。

爸爸听到不少孩子对家庭作业负担过重的反映之后，曾在有关的会议上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供教育专家研究解决。

爸爸考虑问题很深很远。一天晚饭后，爸爸找我谈话。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与我正式的交谈。话题是要善于团结同学。起因是，我说我看不惯某些同学身上一些不大好的习气。

爸爸说：“不要总是把目光放在别人的缺点上，不要总是看不惯别人。每个同学的身上都有值得你学习的东西。要学会和大多数同学相处，和每一位同学都搞好团结。只跟几个同学相处，而把其他同学拒之门外，怎么行呢？主要还是应该克服你自己身上的娇骄二气。”

我一时接受不了爸爸的批评。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学，在班上从不跟同学争吵。我怎么娇气了？我自认为保持谦虚谨慎，从不大声说话，是夹着尾巴做人。我怎么骄气了？别人有缺点，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不惯？我一边为自已辩解一边委曲地抹泪。

爸爸摇摇头：“你这个孩子，太脆弱了。”爸爸当时一定既伤心又失望。其他的父母也许不会对一名初一学生说这样一番话。但我的爸爸一位深思远虑的慈父，总是为孩子着想的很远很深。他的这番话，影响我一生。

他要求孩子们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他常说，你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今后是要靠真本事吃饭的，一定要有一技之长。爸爸多次建议我今后学医，说你从小身体不好，体会到有病的痛苦，将来就能做个好医生。

现在想来，爸爸何尝不是勤学习有本领的人。他是高级党务工作者，作为六省一市党员干部的带头人，就必须具备政治管理的能力；他是一市之长，领导全市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就必须具备经济管理的能力。作为一名地方领导干部，这一方水土是发展、是落后、还是停滞不前，与领导者的品德才能学识智慧往往成正比。

爸爸有空时给孩子们检查功课，他是读过师范学校的啊！

“小五四，写字身子要坐正。扭的像蛇一样难看不难看。”爸爸边说边用手托起她的下巴：“头要抬一些起来嘛。”

“小弟，你看你写的这个字，歪歪扭扭。写字好比盖房子，一竖就好比房梁，竖不直房子就要倒了！”

“六六，我来给你写个毛笔字看看。”爸爸坐下来，接过毛笔，在我的大楷习字本上写了两个字。

上图画课老师教人物速描，画雷锋的头像，老师给了我一个“优”，拿回家给爸爸看。他正在吃午饭，放下筷子仔细地看了又看，还拿给其他人看。虽然一句也没有夸奖我，但是我知道他很高兴。

一次，语文课的作文题目是“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我把我的作文拿给爸爸看，因为我知道他第二天，1963年5月5日要在“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上讲话，他正在准备讲话稿呢。

音乐课老师组织班里学过钢琴的同学，在音乐课上为全班同学演奏，我也算一个。中午回家吃过饭，我就忙着打开琴盖，练习下午要演奏的曲子。爸爸也不上楼去休息了，坐在餐桌前，听我照着琴谱《车尔尼599》中的练习曲用心地弹奏。爸爸用心地聆听。曲终，爸爸站起身礼貌地对我说：“听不懂。”

1964年7月，爸爸做肺癌手术后去北戴河休养，在火车上我作了一篇暑期作业规定的作文。爸爸戴上老花镜替我看作文。我用“嫩粉色”形容荷花。爸爸不同意，说：“哪里有‘嫩粉’这么个说法？”我坚持这么个说法，我说那片盛开的荷花就是这种颜色！

我上初中时，几何老师的课讲得特别生动，因此，我的几何成绩一直比较稳定。有一次期末大考，由于粗心只得94分，为此哭了一鼻子。爸爸认为，考试成绩并不是学习的目的。他也不赞成为应付大考开夜车，影响身体。他常对我们四姐弟和别的孩子们说：“不要求你们考100分，考80分就可以了。”这话，我们大家都特爱听。当然，如果考试不及格他有时也会开玩笑地说：“考不好，丢人不丢人哪？”爸爸从来没有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责备孩子，而是切实地帮助我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数学成绩不好。爸爸晚上下班回来，我已经睡觉去了。他从我的书包中取出数学作业，戴上老花镜仔细检查错误，还请来邻居的一位高中生，和他一起研究我学不好的原因，结论是我的数学基础差。爸爸为我请来数学家教补课。到初二的年终考试，我的数学成绩得到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的表扬。

我经常不开心地说：“全上海就我们一家没有星期天！”因为爸爸很少在家里过星期天，他不是下乡看庄稼、去农民家坐坐就是去工厂车间，深入基层搞调查。他这位领导真是有些与众不同，因为他从不依靠听工作汇报，而是尽可能以眼见为实。

爸爸有时带子女们一起下乡，这样就可以做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了。爸爸为子女们提供开阔眼界的学习机会，去农村识五谷，学农活。

小弟小妹跟爸爸去稻田拾过稻穗。五四跟爸爸去棉田摘棉花时，妈妈叮嘱：“爸爸个子高，弯腰吃力，所以你要记得把枝顶头上的棉花留给爸爸摘。你个子小，摘棉枝下面的棉花正合适。”农民阿姨在二年级小学生五四的腰间，缚上一只蓝色印花土布的摘花袋，她站在身材高大的爸爸身旁，手疾眼快、利利索索地摘起棉花来。五四是爸爸干农活时的好搭挡。

一次，爸爸带小弟去郊区农村参加秋收劳动。爸爸手握一把稻穗，在打谷场上木制的脱粒机前拍打稻穗。爸爸干活认真，汗湿衣衫，他解开布上衣的扣子，接着干。爸爸兴高采烈地与农民一起分享着丰收的喜悦。5岁的小弟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爸爸干活。从郊区回到家，天都黑了。第二天一早，小弟起了床就找出一只我的洋娃娃，在石阶上照爸爸的样子使劲地磕打起来。

爸爸尊敬他人，从不分上下高低，一视同仁。爸爸在院子里散步碰到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他从来都是微笑着主动打招呼问好。我奇怪地问爸爸：“您认识他(她)吗？”爸爸说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