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解离度: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5 22:11:13
1. 恐怖的平衡
196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完成了一本关于美国外交的书，书名叫《选择的必要》。当时，基辛格37岁。这本书的题词是“献给我的父母”。那时，基辛格已经是哈佛的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他在学生中深受欢迎，很多学生甚至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的方向。这本书是基辛格1957年的著作《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的续集。之前的那本书已经为他赢得了盛誉。他在华盛顿的名气和在哈佛的名气一样大。大家都觉得他才华横溢、目标远大，对历史事实信手拈来，而且懂得如何以史为鉴。在《选择的必要》硬皮书的封底，有一段宣传语：“这是一本每一个有心人都需要阅读的书，这本书能够让你明了新闻标题背后的事实，即使不能完美无瑕，这本书仍然能告诉你我们面临的选择。”1960年秋天，肯尼迪（John Kennedy）刚刚竞选总统成功。他的助手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基辛格在哈佛的同事，他马上向肯尼迪参议员推荐了基辛格的新书。
《选择的必要》这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即那些“新闻标题”之后的问题，令基辛格深感不安。他认为，美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如果苏联向美国发动核袭击，美国是否能够遏止苏联的行动。他感到，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美国的导弹部署是有问题的，美国没有足够的导弹能够迎击来犯之敌，并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还击。美国的盟友过于弱小。美国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比如从军备控制到处理和很多刚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一塌糊涂。美国人在心理上很可能不像苏联人那样坚定不移。比如，基辛格谈到，当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时候，美国受到苏联的震慑，只作壁上观。这说明“我们不愿意为胜利付出代价”。基辛格认为，不能觉得美国所缺的只是威慑能力的“缺口”（gap），只是缺少些导弹，就像工厂缺货一样，回头慢慢把它补上就行。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写道：“威慑能力不会有缺口。要么你有威慑力，要么你没有。没有给我们留下犯错误的空间。一旦犯错，就会铸成定局。一旦对手发现进攻的收益超过受惩罚的代价，威慑就会马上失效。”这非常令人恐惧，尤其是，一旦美国的威慑失效，可能面临的将是核战争，或是苏联无休止的敲诈。
《选择的必要》一书的核心思想，后来经过基辛格和其他人的发展，成为著名的“缓和”（detente）策略。这种策略主张，美国的“民兵”洲际导弹应和苏联的SS洲际导弹势均力敌，哪一方也不能保障安全，但是谁也不会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这种冷酷的平衡至少有一个好处，它使得超级大国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计算，而这也是国际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才能防止其他国家进攻你？
你或许已经看出，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年代，这一思考是有局限性的。在过去数百年，思考国际安全问题时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威胁使用暴力，可以换得安全。这种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中流行的“我家的狗比你家的个头大”的理论，带来了像基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所担心的那种军备竞赛。在一个充满了意外的世界，这样的逻辑更加难以控制潜在的危险。如果恐怖分子急切的渴望舍身就义，如果航空飞行使得人和动物交叉感染得了疾病并广泛传播，我们有什么办法“遏制”呢。金融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工具，你得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讨论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操作的。这种复杂金融工具泛滥成灾，带来了金融恐慌，而这是难以预测，更是无法遏制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崛起，你如何遏制？印度的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你如何遏制？墨西哥的水资源日益短缺，你如何遏制？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魅力四射的独裁者，能让人民热血沸腾，你如何遏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野火烧不尽的不可遏制的事件早已有之。比如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大流感。现在的新变化是，这些威胁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当我们试图去管理或控制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就和其他因素混搭起来，变成了新的风险。
物理学家称这种不能模型化、不能改变或取消的复杂性为“不可约的”（irreducible）。它们不仅不可约，而且总是完全崭新、从未见过的。传统的研究静态系统的方法是靠观察、靠历史经验、靠试验记录，甚至是靠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总是靠过去的经验推断什么管用。但是，如果你总是遇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当这些不可约的复杂性每隔几个月都会带来一次“百年不遇”的事件，你该如何办？这就需要讲到下一个变革，这也是创建深度安全必不可缺的。
2. 折断的尺子
学习如何思考深度安全，意味着我们要摒弃过去的观念，不能再以为我们能够威慑可能遇到的风险，相反，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有灵活性，以便消解任何可能来到的冲击。在21世纪，想要保住不断变化的个人工作，想要维持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性。我们可以把灵活性定义为，一个系统在完全崩溃，无法再回到原有的状态之前，能够吸收多少干扰。设想一把塑料尺子。你把它折到多弯，它才会断裂？或是一个生态系统：你把森林中的树木砍掉多少，动物就会死亡？灵活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你和你的配偶吵多少次架，才会闹到离婚的地步？一个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能够承受多少宗教狂热，才不会完全失去民主政体的特征？一场恐怖袭击会不会导致债券市场上的恐慌，大家纷纷抛售国债，带来经济衰退，最终导致国内暴乱？当一个系统掉下悬崖，遭遇巨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科学家称之为“迟滞”（hysteresis），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中的hysterein，意思就是晚了。当一个系统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再想做什么都晚了。2008年夏天，美国投行的倒台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投资银行尽管坐拥万金，但是一旦遇到金融冲击，而且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金融冲击，没有一家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抵抗突然到来的金融冲击。折断的尺子永远断裂了。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除非你亲眼目睹，你很可能会觉得不可想象，真正的灵活性能够从看似灾难的境况中获得胜利。还记得吗，法卡什发现，成功的恐怖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在压力之下不断变化。它们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其面对不可预期的变化，不断完成自我的进化。它们不会轻易被折断。它们因为压力的存在而变得强大。它们从灭顶之灾之中吸取力量，同时不让自己被冲刷掉。如今，我们的灵活性非常不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灵活性缺口”。这不是像基辛格和他那一代冷战时期的战士担忧的那种导弹的短缺。他们当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是，要么你能够遏制对手，要么你就要失败。如今，我们也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在正常和突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一旦我们跨过界限，就无法再回去了。想想戈尔巴乔夫和雷曼兄弟的那些失业的银行家们吧。当年，基辛格和他的同事们必须懂得掌握威慑的艺术，如今，我们必须学会培养灵活性。
3. 意外的灭绝
设想你和你的家人住在湖边。湖里的鱼是你们全家的食物来源，也是生计来源。你本能的知道，这个湖里的鱼可能会遭到过度捕捞。要是有一年你每次打鱼，都满载而归，想打多少鱼就有多少，那恐怕就是你能捕到鱼的最后一年了。可是你还得靠打鱼为生，你还是得尽量多打鱼，不过不能过度。在野生动物管理中，过度捕猎是最大的风险。对于所有的稀缺资源，这一问题都是要值得关注的。如果你只能靠雨水，恐怕就不会用那么长时间的时间洗澡了。所以，可以想象，你会在捕鱼的时候小心翼翼。
让我们再假设你非常熟悉俄罗斯生态学家巴拉诺夫（F. I. Baranov）在1918年提出的关于过度捕猎的数学模型。他的模型提出了“捕获量方程”，这一模型带来了思想上的革命。他的工作激发了一批美国生态学家，提出了“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简称MSY）的概念。野生动物管理被简化为一个方程。MSY的思想是，如果你仔细调查你的湖泊，记录下湖中有多少养分，鱼群的生长速度是多少，你最初的捕鱼量是多少，并加上其他一些变量，你就能计算出这个湖泊的自然“替代速度”。正如加拿大生态学家拉金（P. A. Larkin）所说的，“每个物种每年都能产生一定的可收获的剩余，如果你的捕获量恰好这么多，也不多，也不少，那么就能一直持续下去。”靠着这个可收获的剩余，你就能供养孩子上大学。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MSY被广泛应用。当时，当人们想到大自然的时候，考虑得最多的就是物种保护。很快，这一思想就被应用于保护从太平洋的大比目鱼到智利的鲑鱼等物种。它成了国际谈判的基准，也成为限制娱乐性钓鱼的标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遇到这种“最多只准钓3条鱼”的规定。MSY似乎提供了商业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一个学者后来注意到，因为有了MSY，美国的河流湖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做一个渔业生物学家是非常惬意的，因为你的工作太简单不过了。你只要计算出来最大可持续产量，就万事大吉了”。现在，你知道了这些之后，就会赶紧回家，在自己的湖里照章行事，仔细的计算出自然替代率，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确定精确的捕鱼量，从来不逾越你计算出来的特定数量。
然而，正是由于你遵循了这一规则，你很可能会吃惊的发现，湖里的鱼不仅没有越来越多，反而急剧的死亡了。
当地球上一些被认为是运转最良好的生态系统突然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现象时，MSY理论破产了，这对生态科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MSY在理论上看起来非常完美，既得到严肃的生态学家的认同，也能够为渔民所接受。当实施MSY的结果反而是杀死了其本来计划保护的动物时，就像看到一架设计最精良的飞机突然坠毁，化为熊熊大火一样令人心痛。但这样的悲剧却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了。从某种角度来看，MSY的好处是很容易被理解。后来，科学家也承认，这有点过分简单了。按照MSY的思路，湖泊就像一个工厂：投入品是各种养分，产出品是鱼。在这种模型中，是不可能出现非线性的崩溃的。科学家们对模型进行了返工，更细心的考虑投入品，重新计算数据，结果，出现了更多的物种灭绝。MSY的失败，让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渔业公司都震惊得长久无语。时隔数十年之后，霍林（C. S. Holling）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说：“这对理论界和管理者的冲击是巨大的”。
霍林是最早指出MSY理论的致命缺陷的学者之一。他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生态系统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里面写道：“如果我们面对的系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同时会经常遇到不可预知的因素，那么，其行为的稳定性就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其关系的稳定性。” 霍林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很多变化的部分，我们可以完美的追踪可以测量的事物：比如一个图书馆里有多少本书，或是你一天需要摄入多少食物。但是，当每天都会出现爆炸性的变化时，这样的测量还不如没有。湖泊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更深、更隐秘的复杂性。湖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无法仅仅用几个变量就能描述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们能够很快测度的事物，而是那种既可以使得湖泊生机勃勃，也可以使得湖泊变成一潭死水的奇怪而混乱的相互联系。湖泊中的某种活力，既能够有效的防止MSY理论想要避免的物种灭绝，又会偶然的触发这种灾难。在这样的系统中，你能够测量的影响因素和你无法预测的影响因素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湖泊生态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湖泊生态系统会以多快的速度根据外部冲击调整自身？湖泊中的食物链受到多大程度的扭曲，才会像尺子一样彻底折断？简而言之，我们必须知道，湖泊的灵活性如何？
霍林的大胆想法是，导致湖泊物种灭绝的因素是系统之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看似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所以没有科学家想过要研究它们，或是把这些因素加入他们的模型。霍林在他的研究中调查了上百个湖泊，他发现，随着湖泊中捕鱼量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渔民（暂且假设还没有到过度捕捞的地步），更多的渔民会留下来更多的垃圾，而垃圾会堵塞排水道，并引起槐叶萍的减少，以槐叶萍为食的鱼群数量就会减少，但这些鱼恰恰是MSY模型中设定为“目标”的鱼群的主要食物来源。没有人会想过：一个湖泊能承受多少脚印？霍林写道：“能够带来最大可持续收益的那些措施，可能恰恰会增加物种灭绝的概率”。但是，多年以来，MSY反而变得越来越流行。生态系统的管理者之所以对其着迷，是因为其看起来很像科学。在纸面上，MSY的方程无懈可击，但是，在实践中，MSY却带来了灾难。
霍林还看到了让人乐观的另一面。他经常发现，在大自然中，有很多系统能够在巨大的外部冲击（如森林大火或地震）之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的恢复生机。物理学家盖尔曼（Murray Gell-Mann）专门研究这些现象，他称这种能够在极端的压力下起死回生的复原力为“复杂适应性”（complex adaptation）。盖尔曼说，我们在家里用的恒温器代表着一种“简单适应性”，它总是想把温度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水平：“温度太低，温度太低，温度太高，温度正好，温度又太低了”。这种系统几乎没有任何灵活性，但却非常有效率。危险的是，当这种系统遇到新的或是令人困惑的事物时，它们就会崩溃。威慑理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威胁我太多，我就反击”。这一系统必须在3秒钟之内做出决策，当你看到雷达上的导弹信号，就必须发动报复性袭击。超过这3秒钟，这一逻辑就毫无作用。比这种开关式的反应稍微好一点的，是盖尔曼所说的“经验性适应”（expert adaptation），这一系统依靠一个事先决定好的模型，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应对严肃挑战的最佳策略。这就是列文参加的那个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讨论会，一群专家要想出最坏的结果，然后找到最佳的应对之策。但这一系统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超越了你自己的想象力或是你过去的经验，这一系统就不再管用了。盖尔曼最推崇的是复杂适应。这就像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们不仅反应，而且会不断学习。采取简单适应的蚂蚁们，不把一个地方的食物耗尽，就不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采取复杂适应的蚂蚁们则会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高营养和低营养的食物。你可以设想，在艰难的环境中，哪种蚂蚁能够生存下来。
我之前说到，灵活性既能够让我们保护自己，又能获得混搭创新的收益。我想说的就是这种能够自我学习的复杂适应。灵活性使得我们能够在遇到恐怖的最紧迫的关头（事实上，我们目前就处在这一境况），仍然能够不断的学习和改变。这是战场上的勇气，我们冒着炮火，仍然能够不断冲锋，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遭受袭击仍然会奋勇前进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提前让我们的系统变得有灵活性，好比要在疫情到来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扩大和世界的相互联系，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新的技能、建立新的关系。错误的做法则是，把我们的战略仅仅局限于几种可能的致命威胁，或是仅仅依赖于几种计划或政策。霍林在一篇论文中的表述，非常准确的描述了我们未来的安全观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基于灵活性的管理策略，应该是强调让可选择的方案尽可能开放。如果按照这一思路，重要的就不是有充足的知识，而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无知；不是假设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而是要明白，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当我们面对令人惊悚的生物恐怖主义时，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储备反生化武器的疫苗，而是要建立一个耐用、有效、覆盖广泛的国家卫生体系。为了应对金融风险，针对某一特殊类型的金融机构做一个规定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提高国民储蓄率，而非用政策鼓励私人盲目借贷。灵活性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推到了前沿。如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领导人都能以灵活性为目标，我们就应该把庞大的国民支出计划从短期的经济刺激转变为投资建立一个能拯救我们生命的安全系统。
当霍林、列文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深入研究生态系统的时候，他们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不管是股票市场也好，还是国家也好，所有的复杂系统，都包含着按照不同的时间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科学家称这些系统拥有“宽广的时间跨度”（broad timescale）。森林中虫子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的，鱼类的生命是以周计算的，树木可能会生长上百年，岩石能存在数百万年。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何为始终。死去的树木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仍然能发挥数十年的作用，为动物提供营养和藏身之所。从它们死亡的树干中，会有氮泄露到土壤中，为新一代的植物提供养分。一个最常见的生态学错误就是，走进森林中，把所有的死木都搬走，以为其毫无作用了。在19世纪，过分热心的德国自然主义者就曾经这么做过，他们把死亡的树木全部清扫干净，但是无意之中，却让国内的大部分森林最终消失。过了很久，他们才意识过来，原来腐烂的树木和正在生长的树木是同样重要的。
列文和霍林发现，最有可能导致发生巨大转变的因素不是短期因素，比如你每天捕多少鱼，而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事实上，尽管往往看不出来，但快速变化的变量，如海边沙丘上沙粒的运动，或是湖泊中鱼群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受到缓慢变化的变量的影响，比如温度的变化或海平面的变化。比如，耶鲁大学生态学家柯兰（Lisa Curran）在她关于东南亚婆罗洲（Borneo）森林的研究中，发现对当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破坏并非来自对森林的过度砍伐，而是由于去森林化和厄尔尼诺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厄尔尼诺是一种时间跨度为数百年的缓慢的气象现象。受到当地现代化的影响，厄尔尼诺不再是一种一百年内出现两次的能提高肥力的有益现象，而成了“一种有破坏性的区域现象，能带来干旱，并增加森林大火的概率”。对于所有的复杂系统来说，这一逻辑基本上都成立，不管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金融市场，恐怖分子的基地，或是毒品贩子。能够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往往对一个系统的影响最为深刻。但它们往往是我们忽视的因素，因为它们的变化看起来那么缓慢。
霍林曾说，灵活性或许是复杂体系中最难以捉摸的谜。你可以不停的环游世界，追逐变化最快的那些变量，试图解决表面上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发射导弹、杀死恐怖分子或是管制疾病。但是，如果你和深层次的缓慢变化的力量没有接触，那么你一定会失败的。如果你能够接触到这些力量，你就能学会如何利用混沌，并让自己变成一个复杂适应的体系。于是，最危险的袭击也会变得可以应对，好比我们在森林中有意放一些小规模、可控制的火，为的是烧掉足够多的灌木，以便防止更大的森林火灾的蔓延。单棵的树木，或是单条鱼，或是单个人，可能会死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将最终生存下来。这就是经济学家拉詹（Raghuram Rajan）的观点。他在2004年批评美联储的政策总是想力保经济增长，结果是破坏了金融体系发展应对危机和衰退的工具的能力。拉詹写道：“或许格林斯潘主席应该受到指责的是，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只有两次温和的衰退。或许，我们应该在临睡之前祈祷： ‘主啊，如果要有冲击，让我们的冲击来自不同的方面，而且让我们的冲击都是温和的冲击吧，这样我们就能给我们这个体系来个压力测试。’”
这就是深度安全。它会出现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4.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我们走在通往西顿（Sidon）的公路上，路上的汽车走得很慢。在城南的这段靠近海边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地方柏油马路突然中断，一条大约10英尺宽的狭窄通道布满了辙印，从两个巨大的以色列炸弹的弹坑之间穿过。这段公路总是不时要被修补，但这个地方似乎成了地球上的一个孤寂的角落，历史的仇恨总是会摧毁工作的效率。每当以色列开始轰炸黎巴嫩的时候，这段大约一英里长的公路经常会成为目标之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黎巴嫩人，似乎都觉得这样的轰炸来得太频繁了。
我们感到有点累了。天气十分闷热。路上尘土飞扬。我们路过在联合国缓冲区和以色列边界之间散落的一座座愁云密布的小村庄。尽管我们尽量的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是沿途的风光令人黯然神伤。弹痕累累的山岗、几近干涸的蜿蜒小溪、纵横交织的脚印、七零八落的坦克陷阱，这一切就像一幅悲凉的拼贴画。当我们驶过弹坑的时候，汽车在路肩上忽上忽下的颠簸。我向前望去，看到了真主党司机的后脑勺，他的脑袋因为出汗，已经显得雾气氤氲。
我们在汽车后座，把车窗都摇了下来，似乎是要和外边蒸笼般的空气和飞扬的尘土讨价还价。我们没有空调，这样的谈判结果，取决于你究竟是想要汗流浃背，还是在扬尘中咳嗽不已。一位真主党人和我争论不休。我们争论的是一个只有在阿拉伯世界才会有人和你辩论的话题。我们已经在路上累得人仰马翻，黎巴嫩咖啡也没法再提神了。我们的谈话简短到只蹦出来几个字。“特德·特纳（Ted Turner）”，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象棋大师下出了将军的一招，“犹太人”。
到这时候，我也变得惜字如金了。 我说：“不。特德·特纳。圣公会的。”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特纳信什么教，但是我知道，这不重要。我们其实说的是CNN对中东的报道。真主党人视CNN为妖孽。为什么他们不来采访我们？为什么CNN连篇累牍的报道对以色列的袭击，他们怎么不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最后，真主党干脆自己搞了个电视台，Al Manar。那还是在半岛电视台没有问世之前的时候。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向全球播放，而且一向标榜客观中立。Al Manar才不管这一套，他们视自己为CNN频道在中东的解毒药。Al Manar的节目中还包括了伊斯兰说唱（rap）音乐：一群真主党士兵从我们刚刚经过的小镇穿梭而过，潜入夜色之中。尽管在真主党看来，特纳时不时的也会批评批评以色列，以便为自己赎罪，但是，在哈桑看来，这一切都是徒劳。当我们在那个酷热的傍晚，蜷曲在后座上，驶往贝鲁特的时候，他想要总结对西方媒体的最终判断。“特德·特纳”，他冲我喊到，同时显得极其耐心，而且微微颌首，表示自己一切全都知道，想要结束这场争论，“犹太人”。
乍看起来，这些人真是冥顽不化。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答案。但是，不要小瞧了真主党。真主党无可争议的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秀的军事组织，他们不仅能在以色列和国际势力的弹压下生存了30多年，而且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抗敌策略。以色列准将盖祖（Guy Zur）的坦克旅在黎巴嫩南部被真主党打得溃不成军，他不得不承认：“真主党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游击队。”
我一上午都蜷在这辆海军蓝的BMW车的后座上，晃晃荡荡的沿着狭窄的公路，穿过一串串小镇。有的时候，我们距离以色列边界瞭望塔的最近距离还不到半英里。不管真主党“伟大”还是不伟大，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管理非常到位。我们总是在他们的侦查员、指挥官和战士们的天罗地网之中，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当我们以时速70到80英里的速度穿过小镇上的街道时，人们纷纷回到门口，或是把身子贴近拱门下的墙壁。站在柱子后面的男人们，手持通话机，电话线从夹克衫的衣袖下面秘密的穿过。当我们的位置距离以色列太近，以色列的哨塔可能会用火力凶猛的步枪击中一英里之外的目标时，我们的司机就会猛踩刹车，掉头朝后。以色列士兵发出警告性的射击时，有时会射向汽车的发动机，有时候，以色列士兵没有那么多的慈悲心肠，他们就直接向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射击。
但是，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巨大而严密的阴谋之中，似乎还能让人感到一些安定。每隔三四分钟，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人，他仿佛早已知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要么让我们继续前行，要么在路上静静的挥舞双手，让我们停车，然后过来，趴在车窗上跟司机耳语数句，司机就会倒车，朝回开去。然后，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一幕幕，有人伸头进我们的车窗，卖东西的妇女匆忙赶回家门，只不过这次播放的速度加快了。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堂兄表弟，或是亲兄弟，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来和黎巴嫩正规军的军官一起聊天。他们本来应该是负责收缴真主党的武器的，但是我们会聊到：“下周你去不去我妈家吃饭？”
除了这种电子游戏式的驾车体验，错综复杂的真主党的人际网络，以及我的导游掩饰不住的野心（当我们经过几处狭窄的山路时，他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出击以色列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让我难以忽视真主党是如何深入的植根于南部黎巴嫩的社会。当我们开车前行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会不时的指着窗外说：“这座房子是我们盖的，那座也是。”据我所知，这些房子是真主党的重建运动机构（Campaign for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建造的，该机构是真主党的慈善组织，其在黎巴嫩南部建造了数百座房子，希望能够赶上以色列炸毁房屋的速度。很多时候，真主党盖房的速度赶不上以色列炸房的速度，但他们做的工作意义非凡：他们盖的房子，每一座房子，都让真主党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的最重要的缓慢变化的因素建立了联系。列文和霍林马上会说，这才是最可能影响未来的因素。
1982年，当真主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它只是黎巴嫩国内的一个什叶派反对组织。真主党既迎合了黎巴嫩人民对外国干预的厌恶，又发扬了伊朗革命的政治与宗教精神。当时，黎巴嫩正被各种外国势力蹂躏：美国人、以色列人、叙利亚人、形形色色的维和部队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武装分子，都想在这里争夺影响和权力。尽管真主党也身陷黎巴嫩的内战，但只有在反抗外国势力的时候，这个组织的才能才大放异彩。真主党首先创造出来的新战斗形式是连锁人体炸弹，即在大约同一时间袭击几个目标。9·11之后，美国人对这种作战方式已经很熟悉了，但早在1982年10月23日，真主党就用过这一招，他们同时袭击了美国在贝鲁特机场的海军圈占区，以及法国军队在贝鲁特中部的军营。很多美国人能记得真主党，是因为其在1985年策划了劫持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从雅典到罗马的航班，其实，在黎巴嫩内战期间，真主党还曾频频介入在贝鲁特的绑架事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真主党把美国赶出黎巴嫩之后，又把目标瞄准了以色列。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南部有一条大约10英里宽的缓冲带，以色列政府感到，有这么宽就足以防止敌人的火箭袭击了。以色列不止一次发动突然袭击，试图摧毁真主党，但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其在黎巴嫩南部的盟军从来都没有对真主党造成严重的打击。这是一种漫长而折磨人的斗争。双方进进退退，仿佛一场高手的对弈。1992年，以色列刺杀了真主党的创始人穆萨维（Abbas al-Musawi），真主党随后发动报复性的人体炸弹袭击，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以色列大使馆炸为平地，随后又在一所犹太教堂制造了爆炸。这是为了证明，只要需要，真主党完全有能力，也有信心进行还击。最后，以色列被折腾得精疲力尽，2000年的春天，以色列的军队在一夜之间撤出了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都没有做成的事情，真主党做成了。他们打败了以色列。
真主党在多年来与以色列的战斗中，变得越来越富有创新精神，与其说他们是恐怖组织，不如说他们是恐怖实验室。真主党从伊朗得到大量的金钱和培训（有些以色列人坚持认为，真主党不过是伊朗军队的非正式的“第四纵队”），他们在不断的开发新的联系、作战和训练方式。他们首先发明了路边炸弹，这一装置使得走在伊拉克公路上的美国士兵心惊肉跳，后来也让英国士兵和美国的其他盟军吃尽苦头。真主党的伪装技术出神入化，他们能够把从远处用红外线遥控的炸弹改造得和路边的岩石或垃圾真假难辨。真主党有世界一流的走私网络，能源源不断的得到武器，而联合国“休战”官员始终被蒙在鼓里。比如，他们把解码芯片藏在PlayStation游戏机里。真主党发明了快速安装和发射苏联喀秋莎导弹的办法，尽管这些导弹对以色列带来的破坏有限，但是却给以色列居民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于是，真主党储存了1万多枚喀秋莎导弹。他们还拥有最精良的反坦克导弹。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Halutsi Rudoy将军手下的坦克中有1/10都被真主党击毁。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导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打起仗来好像用之不竭。”
如果把真主党对创新的感觉称为“激情”，可能会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真主党充满了生机，这似乎已经超越了为了在严酷斗争中生存下来的需要。你可能会把他们热衷于学习夜间作战归因于生存的需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以色列军队总是喜欢在新月之夜，发动进攻。但是，真主党做的不仅仅是在黎巴嫩的星空下操练。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电话线，而且设法避开以色列的干扰。他们建立了一套照相机系统，能够及时发布警报。他们甚至把照相机装到了贝鲁特机场，以便监测来来去去的飞机。2004年和2005年，他们试飞了小型的自己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用的那种造价数百万美元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山寨版。过去，美国和以色列正是用这种飞机在天空侦察，并把导弹送到敌人的床上、办公室或是门口，以及恐怖分子的汽车前座。所有这一切创新，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本能。这是创新的愿望，这种愿望深深印在真主党的基因密码中。这个组织不仅仅能做出反应，他们能学习，甚至能料敌在前。这就是盖尔曼所说的复杂适应。真主党知道怎样和敌人有共鸣。有个真主党的战士告诉我：“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你现在看到我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我已经死去。我不过暂时的在人间行走。如果我死去，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却不一样。他们怕死。”
2000年以色列撤军之后，真主党希望能够如愿以偿的获得政治上的权力。2001年，真主党敲定了58名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但只有9人获胜。这使得真主党不得不反躬自省。黎巴嫩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推出了失败的产品（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新可乐）一样，真主党也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强项到底在哪里？”尽管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成为政治力量的希望，他们开始转向其他的领域，这也是他们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杀死以色列人。
要想做这件事情，最自然、最方便的地方当然是在以色列内部。很快，真主党的身影就出现在各个巴勒斯坦军事组织里面。当加沙和拉马拉的大街上流传着真主党到来的消息时，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格局，几乎是电击般的震撼。这就像Google到一家小镇上开了个分公司，所有那些最有创新精神、最有野心和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都愿意应聘。原来的大佬们，如哈马斯组织，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最好的炸弹制造师和指挥官都跳槽加盟真主党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后来发现，这场地盘之争最后是靠德黑兰的毛拉出面摆平的：真主党可以指挥巴勒斯坦人，但是不能到处招摇自己的招牌。这真是太有效率了。
当你坐在汽车后座，汽车七拐八拐，绕过Litani河谷里的小镇，窗外的这片土地似乎注定会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争来夺去，而且已经贫瘠得如同一片灰尘飞扬的平地，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真主党要在这里盖房子呢？如果真主党的强项是发明最尖端的武器杀死更多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的政治未来是要在贝鲁特的大街上、在德黑兰的清真寺，或是在大马士革的宫殿中决定的，那么真主党为什么要在这里一座又一座的盖房子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建学校和医院呢？为什么在黎巴嫩的南部，当人们的下水道堵塞，或是邻居太吵闹，或是孩子对《可兰经》不感兴趣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找真主党呢？
答案在于，当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真主党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了，而这就让真主党和黎巴嫩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更加密不可分了。在他们看来，修下水道和制造炸弹是不矛盾的。一个真主党的战士经常会同时做这两件事。他们深入民间，而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信息、人们的感谢，以及安静的容身之所，他们在这里可以制造最新的装置，或是从以色列的监狱中脱身。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在于路边炸弹，而且还归功于抽水马桶不堵塞的厕所和小学。在20多年的时间内，在内外压力之下，真主党能岿然不动，就是因为其孜孜不倦的创新，而且本能的懂得和缓慢变化的变量联系，实现灵活性。
这给以色列添了个大麻烦。这正是以色列情报主管法卡什尖锐的指出的一个问题：对真主党直接发动进攻，反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灵活。小的干扰往往是创造灵活性的最好的办法。在真主党看来，以色列的大部分进攻都是小的干扰。如果刚刚感冒，就大把的吞抗生素，会毁掉你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统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你需要不时生些小病，这样一来，从长期来说，你才能变得更加健康。在黎巴嫩，每一个被炸毁的房子都可以用重建基金的钱再盖起来，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这个组织并非具有自我再生的魔力。如果没有伊朗的支持，它可能会很快就蒸发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支持。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钱都用来买军火，甚至是编造一些假的文件。但是，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是因为其能够破解以色列的密码，也不是因为他们能走私军火，或是建立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制胜秘诀是建立了一个系统，使得其能够迅速的学习和转变。他们遭遇的炮火越密集，激发出来的斗志越昂扬。
2006年战争结束之后，有一天，一个以色列军官对我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有灵活性。我们摧毁了他们绝大部分的建筑物和通讯设施，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想消灭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5. 灵活部
建造一个充满灵活性的社会并不复杂。这一任务的目标至为简单：要能经受得住可能遇到的意外；要能扛得住最坏的打击，同时让我们的自由社会的核心部分完好无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满世界去追我们的敌人（结果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愤怒，更加聪明），或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只为最重要的防御策略投资。增加防御力和增加灵活性是完全不同的任务。防御策略是想找到每一种意外情况的应对之策，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会让我们筋疲力尽。即使我们想出来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清单：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建立一个公路监控体系、加强边境安全检查，等等，我们仍然可能处处受敌。这一策略让我们变得被动，我们在等着别人发动进攻。这一策略消耗了我们的实力。当防御策略失败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恐惧、不安全和脆弱。我们可能会纳闷，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建立起来如此严密的防御系统，但仍然无法保护我们？事实上，这样的体系永远也不能保护我们。美国国土安全部声称，他们的责任是“威慑、防范、排除和抵御敌人的入侵”。但是，他们几乎逐一违反了灵活性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威胁是无法威慑和防范的。我们也往往不能预测未来的风险，这使得国土安全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当然是应该做的。的确，有的防御措施非常有用。真主党也不是只掏厕所的。但是，只想着修墙，会让我们变得愚钝。我们可能会看不到，有人正悄悄的在城墙上打洞进来。
不妨将国土安全部重新命名为灵活部，正好和国防部互相呼应。如果我们确定需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灵活性的社会，那么就能鼓励我们高度重视建立国民医疗保障体制，建设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并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等工作。全民社会保障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能让大家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公民，也会让我们更好的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建立一个更有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法预测或防范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正如你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漂亮婴儿，但你无法肯定，他一辈子都不会得感冒，或摔断腿。
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要在传统的领域之外，重视一些缓慢变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成绩突出，而且也因为其能使得我们坚持一系列责任，并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个人网络。只靠政府，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反应、足够灵活的系统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问自己：哪些因素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能找到答案的，我们要去寻找自己的社会中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我们是如何消费的？我们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我们是如何经营企业的？我们是如何投资的？最终来说，政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完全灵活的，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
6. 霍林来到幼发拉底河
灵活性不是一个被动的美德，我们应该将其融入到行动之中，不管是监管变化莫测的金融体系，或是像在中东那样，涉足一个从种族到宗教都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不稳定地区。你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霍林关于“适应失常系统”（maladaptive systems），这样的系统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反应过慢，或是根本就无法调整，因此注定会失败。当我们制定决策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决策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陈旧的观念，它们就可能在遇到真实世界的时候突然出错。生态学家会把这样的情况称为“锁定”（lock-in），因为僵化和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禁锢政策调整的监狱。或许，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案例。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基于一系列泥古不化的政策，以及一些错误的前提假设，之后，这一政策的调整过于迟缓。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主要是在战争之后越来越被动，但是这种“锁定”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军方沉浸在一种过分自大，以及一种盲目的“投入士兵，产出民主”的幻觉之中。美国并非没有制定战后的工作计划。事实上，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部（State Department）的一些决策小组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开始制定战后的善后方案了。但是，这些决策小组对善后工作的担忧被上峰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迅速做出调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在战争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视若无睹。这个失败的案例会给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很多教训。
首先，我们错误的认为，在伊拉克的战争会迅速的结束，结束得干干净净。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长期的对策。或许，能够反映出这种去了就回来的幻想的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布什总统2001年9月14日在国家大教堂的演讲。他说：“这场冲突是用别人的方式，在别人选择的时候发起的，但是，我们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听起来诗意盎然，但是这番表白却透露出他的极度无知，他不仅不理解9·11事件，而且也不了解整个世界：国际政治中从来都没有最终决战。正如我们看到的，沙堆的能量从不停息，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冲突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危机也不会嘎然而止。冲突和危机只不过会改变其形式，但是它们从来也不会变得更加简单，这和布什总统及其同伙希望的大相径庭。还记得列文的观察，复杂性会越来越高吗？显然，像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寓意的。他在2003年2月对国会说：“很难设想，伊拉克战后会需要比战争期间更多的士兵维持社会稳定。”2003年秋天，白宫的预测是，最多需要往伊拉克派3万到4万名士兵。当新关（Eric Shinseki）将军提及，可能需要调动数十万名士兵的时候，他为这一远见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工作。
设想能够在一个截止时间之前完成进攻，实际上忽视了世界秩序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我们对伊拉克历史的无知。你不需要熟知霍林对死湖的研究，就能明白这一点。坦率的说，美国在经历了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事之后，本应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另外一个历史教训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训练了很多穆斯林战士，但是，他们后来不断的发展、演化，最后变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反叛组织、军事危机或金融恐慌不会像迪斯尼乐园中会唱歌的电动小熊一样，你只要走出房间，就会自动停止。复杂的全球问题会不断涌现，不断寻找方式自我繁衍，如果你不小心应对，这些危机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头上。当我们遇到会不断变形的问题时，无论是银行危机还是伊朗问题，都必须对此谨记在心。乍一看，我们的错误的“输入士兵、产出民主”的观念，很像最大可持续产出模型：这两种思想都假设相互关系是很容易描述的，伊拉克的“生态系统”会趋向一个稳态，然后自我运转，最重要的变量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那些危险的外部性，比如愤怒的游击队、或是来自伊朗的干扰，都变成了不重要的脚注。
这种认为伊拉克会在战争之后迅速回归到稳定社会的想法，正是适应性战略思考指出的错误之处。美国假设，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从卫生部、教育部，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都会在经历战争的外部冲击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在战后会崩溃。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带来了伊拉克政治格局中的真空，这使得伊拉克的政府体系陷于瘫痪，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掠夺和损坏。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急剧衰败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治安几乎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中危机四伏。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士兵使用高精度的武器，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宝贵的基础设施，在战后不到数周时间内，竟然被伊拉克人毁得一干二净，而美国士兵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美国的战后计划却犯了奈斯贝特式的错误：仅仅盯住容易发现的目标（萨达姆），但是却忽视了在整个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危险。
2008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总是喜欢从多个角度设想可能出现的所有军事行动，尽管在政府内部也有部门提供了不同的分析，但是，负责伊拉克战事的官员却假设，只有一种情景会发生，他们对其他的可能性毫无准备。”美国的领导人固守着自己的进攻计划，他们甚至会把真相弃之不顾。尽管情报部门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但是美国的领导人故意隐瞒消息，误导民众，直到后来才被大家发现真相。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仔细的观察背景，他们就连中心的图像也没有认真的看。
关于伊拉克战后计划的一个最危险的错误，看起来很像霍林做的一项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单靠政治改革这一个变量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美国人认为，当美军撤走，并清除了伊拉克军队中复兴党的力量之后，一个强大的宪政和公开的民主制度就能维持社会治安。在关于战后伊拉克的报道中，以及在像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和坦内特（George Tenet）的自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似乎只要有了新的秩序，伊拉克的社会稳定会自动出现。于是，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建设“绿色地带”，指望着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伊拉克国会能够运转起来，这个国家就能天下太平了。但这是非常荒唐的，驻扎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宪法和国会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不能维持，宪法和国会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社会治安，伊拉克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政治秩序了。霍林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观察野外生态的时候谈到：“和仅仅追求效率、基于命令和服从的方式不同，尊重不确定性，尝试增加灵活性的管理方式能够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存在，尤其是在经历了冲击之后的过渡阶段。”这种管理方式本来是应该用在伊拉克的。白宫在3年之后，才意识到要改变其政策。
如果是霍林，他会如何制定伊拉克战后的善后计划？他会做哪些准备？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采取适应性的管理方式，不要用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处理事情。如果是他来制定计划，他一定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需要的人才，从翻译到卫生专家。他一定会更关心，能招募多少理解伊拉克的能讲阿拉伯语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关心仓库里有多少炸弹。他可能会给伊拉克的儿童送去玩具，而不是仅仅往伊拉克的社区里派更多的美国大兵。即使是需要派兵过去，他也会让这些士兵知道，伊拉克的孩子是怎么做游戏的，怎么学习的。他会补充每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重建每一座在战争中被毁坏的房屋，而且让它们比过去漂亮得多。真主党就是这样赢得民心的。他会比布什政府的反应速度更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灾难，是缺水，缺电，还是在清真寺里面发现的炸弹？他会把维持社会治安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不会想当然的认为，只凭一份写在纸上的宪法，就能控制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霍林研究如何才能管理一个混乱的生态系统时，他考察了泰国的滨河(Mae Nam Ping)河谷和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省 Vattenrike生态保护区，在这些地方，适应性的管理拯救了生物物种，避免了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管理者都能不断地重新界定问题，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每一个人广泛的接触，不管是渔民还是拖拉机手，鼓励创新，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反叛或危机，而不是坐等大的、不可预期的危机，给整个体系带来崩溃。霍林要是负责伊拉克战事，他会调集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调动各式各样的观念，而且对整个局势的了解会比布什政府清晰得多。他会和伊拉克的上上下下都打成一片，而不是寄希望于几个茕茕孓立的精英治理这个国家。他会让他手下的大批的翻译、文化专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及早行动，以便建立一个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如果霍林没有充分的信心能应对战后的不确定性，他可能会推迟进攻行动。霍林会怎么评价沃尔福威茨的看法，及在战争之后需要的士兵肯定会比战争中需要的士兵要少呢？他一定会把这种观点视为典型的“适应失常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很容易会顾影自怜，自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有灵活性，或是认为我们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适应性了。相对而言，确实如此。我们的体系远远好过戈尔巴乔夫试图修复的那个摇摇欲坠的集权体制。我们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调整政策，说明我们至少是有一些适应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如今，我们和很多难以察觉的因素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或是通过金融，或是通过疾病，或是通过信息。这就带来一个悖论：我们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灵活性就越会降低。对食品网络、贸易网络、电力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联系程度越是紧密，灵活性就越少。网络会传播甚至放大干扰因素。这些网络的效率越高，传播风险的速度就越快。经纪人和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长途航空旅行中各位乘客之间的健康状况，都是分担风险的渠道，也是导致风险滞后的原因。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中，比如说，假设只有一个银行和一家企业，你可以清楚的看清危机爆发的路径，好比你能够描绘出多米诺骨牌是如何倒塌的一样。但在一个网络世界中，革命性的变化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演变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世界中，再想容易的做出预测，只能是痴人说梦。战略学家史密斯（Edward Smith）曾经说过，当一个网络系统中出现了冲击之后，“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就像在一张桌子上布满了捕鼠夹，捕鼠夹上堆满了兵乓球，然后把一个兵乓球砸过去，所有的兵乓球都会四处碰撞，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运动方向，也不可能知道最终的状态。”
我们越是紧密联系，就会变得越脆弱。列文在《银行家的生态学》一文中有两幅图，一幅描述了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看起来很像一个密密麻麻的毛线球，另外一幅描绘的是监管者眼中的金融体系，看起来很像孩子们搭的乐高玩具。他的观点是，我们很难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体系，其复杂程度比我们能够认识的要高上万倍。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自身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当危机爆发之后才匆匆忙忙过来，做些修补工作，好似去修补一个已经快要坍塌的桥梁。列文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份给美联储的报告中指出：“过去的模型没有完全地考虑到主要的干扰因素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现有的各种模型也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的复杂性。”
他的结论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难以完全描述的相互联系带来了速度和舒适，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灵活性对于深度安全意味着什么呢？把我们世界中的每一个新的联系都设想成还没有动摇的堆积起来的兵乓球。我们每天都变得联系更加紧密。和你刚读这本书的时候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没有灵活性。等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灵活性又会进一步减少。但这些联系也给我们提供了变化的机会，能让我们处乱不惊。尽管看似是对我们的危险，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内在的含义，这些联系也是让我们解脱困境的钥匙。
196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完成了一本关于美国外交的书，书名叫《选择的必要》。当时，基辛格37岁。这本书的题词是“献给我的父母”。那时，基辛格已经是哈佛的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他在学生中深受欢迎，很多学生甚至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的方向。这本书是基辛格1957年的著作《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的续集。之前的那本书已经为他赢得了盛誉。他在华盛顿的名气和在哈佛的名气一样大。大家都觉得他才华横溢、目标远大，对历史事实信手拈来，而且懂得如何以史为鉴。在《选择的必要》硬皮书的封底，有一段宣传语：“这是一本每一个有心人都需要阅读的书，这本书能够让你明了新闻标题背后的事实，即使不能完美无瑕，这本书仍然能告诉你我们面临的选择。”1960年秋天，肯尼迪（John Kennedy）刚刚竞选总统成功。他的助手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基辛格在哈佛的同事，他马上向肯尼迪参议员推荐了基辛格的新书。
《选择的必要》这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即那些“新闻标题”之后的问题，令基辛格深感不安。他认为，美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如果苏联向美国发动核袭击，美国是否能够遏止苏联的行动。他感到，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美国的导弹部署是有问题的，美国没有足够的导弹能够迎击来犯之敌，并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还击。美国的盟友过于弱小。美国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比如从军备控制到处理和很多刚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一塌糊涂。美国人在心理上很可能不像苏联人那样坚定不移。比如，基辛格谈到，当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时候，美国受到苏联的震慑，只作壁上观。这说明“我们不愿意为胜利付出代价”。基辛格认为，不能觉得美国所缺的只是威慑能力的“缺口”（gap），只是缺少些导弹，就像工厂缺货一样，回头慢慢把它补上就行。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写道：“威慑能力不会有缺口。要么你有威慑力，要么你没有。没有给我们留下犯错误的空间。一旦犯错，就会铸成定局。一旦对手发现进攻的收益超过受惩罚的代价，威慑就会马上失效。”这非常令人恐惧，尤其是，一旦美国的威慑失效，可能面临的将是核战争，或是苏联无休止的敲诈。
《选择的必要》一书的核心思想，后来经过基辛格和其他人的发展，成为著名的“缓和”（detente）策略。这种策略主张，美国的“民兵”洲际导弹应和苏联的SS洲际导弹势均力敌，哪一方也不能保障安全，但是谁也不会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这种冷酷的平衡至少有一个好处，它使得超级大国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计算，而这也是国际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才能防止其他国家进攻你？
你或许已经看出，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年代，这一思考是有局限性的。在过去数百年，思考国际安全问题时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威胁使用暴力，可以换得安全。这种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中流行的“我家的狗比你家的个头大”的理论，带来了像基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所担心的那种军备竞赛。在一个充满了意外的世界，这样的逻辑更加难以控制潜在的危险。如果恐怖分子急切的渴望舍身就义，如果航空飞行使得人和动物交叉感染得了疾病并广泛传播，我们有什么办法“遏制”呢。金融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工具，你得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讨论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操作的。这种复杂金融工具泛滥成灾，带来了金融恐慌，而这是难以预测，更是无法遏制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崛起，你如何遏制？印度的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你如何遏制？墨西哥的水资源日益短缺，你如何遏制？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魅力四射的独裁者，能让人民热血沸腾，你如何遏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野火烧不尽的不可遏制的事件早已有之。比如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大流感。现在的新变化是，这些威胁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当我们试图去管理或控制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就和其他因素混搭起来，变成了新的风险。
物理学家称这种不能模型化、不能改变或取消的复杂性为“不可约的”（irreducible）。它们不仅不可约，而且总是完全崭新、从未见过的。传统的研究静态系统的方法是靠观察、靠历史经验、靠试验记录，甚至是靠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总是靠过去的经验推断什么管用。但是，如果你总是遇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当这些不可约的复杂性每隔几个月都会带来一次“百年不遇”的事件，你该如何办？这就需要讲到下一个变革，这也是创建深度安全必不可缺的。
2. 折断的尺子
学习如何思考深度安全，意味着我们要摒弃过去的观念，不能再以为我们能够威慑可能遇到的风险，相反，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有灵活性，以便消解任何可能来到的冲击。在21世纪，想要保住不断变化的个人工作，想要维持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性。我们可以把灵活性定义为，一个系统在完全崩溃，无法再回到原有的状态之前，能够吸收多少干扰。设想一把塑料尺子。你把它折到多弯，它才会断裂？或是一个生态系统：你把森林中的树木砍掉多少，动物就会死亡？灵活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你和你的配偶吵多少次架，才会闹到离婚的地步？一个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能够承受多少宗教狂热，才不会完全失去民主政体的特征？一场恐怖袭击会不会导致债券市场上的恐慌，大家纷纷抛售国债，带来经济衰退，最终导致国内暴乱？当一个系统掉下悬崖，遭遇巨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科学家称之为“迟滞”（hysteresis），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中的hysterein，意思就是晚了。当一个系统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再想做什么都晚了。2008年夏天，美国投行的倒台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投资银行尽管坐拥万金，但是一旦遇到金融冲击，而且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金融冲击，没有一家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抵抗突然到来的金融冲击。折断的尺子永远断裂了。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除非你亲眼目睹，你很可能会觉得不可想象，真正的灵活性能够从看似灾难的境况中获得胜利。还记得吗，法卡什发现，成功的恐怖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在压力之下不断变化。它们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其面对不可预期的变化，不断完成自我的进化。它们不会轻易被折断。它们因为压力的存在而变得强大。它们从灭顶之灾之中吸取力量，同时不让自己被冲刷掉。如今，我们的灵活性非常不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灵活性缺口”。这不是像基辛格和他那一代冷战时期的战士担忧的那种导弹的短缺。他们当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是，要么你能够遏制对手，要么你就要失败。如今，我们也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在正常和突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一旦我们跨过界限，就无法再回去了。想想戈尔巴乔夫和雷曼兄弟的那些失业的银行家们吧。当年，基辛格和他的同事们必须懂得掌握威慑的艺术，如今，我们必须学会培养灵活性。
3. 意外的灭绝
设想你和你的家人住在湖边。湖里的鱼是你们全家的食物来源，也是生计来源。你本能的知道，这个湖里的鱼可能会遭到过度捕捞。要是有一年你每次打鱼，都满载而归，想打多少鱼就有多少，那恐怕就是你能捕到鱼的最后一年了。可是你还得靠打鱼为生，你还是得尽量多打鱼，不过不能过度。在野生动物管理中，过度捕猎是最大的风险。对于所有的稀缺资源，这一问题都是要值得关注的。如果你只能靠雨水，恐怕就不会用那么长时间的时间洗澡了。所以，可以想象，你会在捕鱼的时候小心翼翼。
让我们再假设你非常熟悉俄罗斯生态学家巴拉诺夫（F. I. Baranov）在1918年提出的关于过度捕猎的数学模型。他的模型提出了“捕获量方程”，这一模型带来了思想上的革命。他的工作激发了一批美国生态学家，提出了“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简称MSY）的概念。野生动物管理被简化为一个方程。MSY的思想是，如果你仔细调查你的湖泊，记录下湖中有多少养分，鱼群的生长速度是多少，你最初的捕鱼量是多少，并加上其他一些变量，你就能计算出这个湖泊的自然“替代速度”。正如加拿大生态学家拉金（P. A. Larkin）所说的，“每个物种每年都能产生一定的可收获的剩余，如果你的捕获量恰好这么多，也不多，也不少，那么就能一直持续下去。”靠着这个可收获的剩余，你就能供养孩子上大学。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MSY被广泛应用。当时，当人们想到大自然的时候，考虑得最多的就是物种保护。很快，这一思想就被应用于保护从太平洋的大比目鱼到智利的鲑鱼等物种。它成了国际谈判的基准，也成为限制娱乐性钓鱼的标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遇到这种“最多只准钓3条鱼”的规定。MSY似乎提供了商业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一个学者后来注意到，因为有了MSY，美国的河流湖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做一个渔业生物学家是非常惬意的，因为你的工作太简单不过了。你只要计算出来最大可持续产量，就万事大吉了”。现在，你知道了这些之后，就会赶紧回家，在自己的湖里照章行事，仔细的计算出自然替代率，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确定精确的捕鱼量，从来不逾越你计算出来的特定数量。
然而，正是由于你遵循了这一规则，你很可能会吃惊的发现，湖里的鱼不仅没有越来越多，反而急剧的死亡了。
当地球上一些被认为是运转最良好的生态系统突然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现象时，MSY理论破产了，这对生态科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MSY在理论上看起来非常完美，既得到严肃的生态学家的认同，也能够为渔民所接受。当实施MSY的结果反而是杀死了其本来计划保护的动物时，就像看到一架设计最精良的飞机突然坠毁，化为熊熊大火一样令人心痛。但这样的悲剧却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了。从某种角度来看，MSY的好处是很容易被理解。后来，科学家也承认，这有点过分简单了。按照MSY的思路，湖泊就像一个工厂：投入品是各种养分，产出品是鱼。在这种模型中，是不可能出现非线性的崩溃的。科学家们对模型进行了返工，更细心的考虑投入品，重新计算数据，结果，出现了更多的物种灭绝。MSY的失败，让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渔业公司都震惊得长久无语。时隔数十年之后，霍林（C. S. Holling）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说：“这对理论界和管理者的冲击是巨大的”。
霍林是最早指出MSY理论的致命缺陷的学者之一。他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生态系统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里面写道：“如果我们面对的系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同时会经常遇到不可预知的因素，那么，其行为的稳定性就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其关系的稳定性。” 霍林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很多变化的部分，我们可以完美的追踪可以测量的事物：比如一个图书馆里有多少本书，或是你一天需要摄入多少食物。但是，当每天都会出现爆炸性的变化时，这样的测量还不如没有。湖泊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更深、更隐秘的复杂性。湖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无法仅仅用几个变量就能描述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们能够很快测度的事物，而是那种既可以使得湖泊生机勃勃，也可以使得湖泊变成一潭死水的奇怪而混乱的相互联系。湖泊中的某种活力，既能够有效的防止MSY理论想要避免的物种灭绝，又会偶然的触发这种灾难。在这样的系统中，你能够测量的影响因素和你无法预测的影响因素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湖泊生态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湖泊生态系统会以多快的速度根据外部冲击调整自身？湖泊中的食物链受到多大程度的扭曲，才会像尺子一样彻底折断？简而言之，我们必须知道，湖泊的灵活性如何？
霍林的大胆想法是，导致湖泊物种灭绝的因素是系统之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看似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所以没有科学家想过要研究它们，或是把这些因素加入他们的模型。霍林在他的研究中调查了上百个湖泊，他发现，随着湖泊中捕鱼量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渔民（暂且假设还没有到过度捕捞的地步），更多的渔民会留下来更多的垃圾，而垃圾会堵塞排水道，并引起槐叶萍的减少，以槐叶萍为食的鱼群数量就会减少，但这些鱼恰恰是MSY模型中设定为“目标”的鱼群的主要食物来源。没有人会想过：一个湖泊能承受多少脚印？霍林写道：“能够带来最大可持续收益的那些措施，可能恰恰会增加物种灭绝的概率”。但是，多年以来，MSY反而变得越来越流行。生态系统的管理者之所以对其着迷，是因为其看起来很像科学。在纸面上，MSY的方程无懈可击，但是，在实践中，MSY却带来了灾难。
霍林还看到了让人乐观的另一面。他经常发现，在大自然中，有很多系统能够在巨大的外部冲击（如森林大火或地震）之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的恢复生机。物理学家盖尔曼（Murray Gell-Mann）专门研究这些现象，他称这种能够在极端的压力下起死回生的复原力为“复杂适应性”（complex adaptation）。盖尔曼说，我们在家里用的恒温器代表着一种“简单适应性”，它总是想把温度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水平：“温度太低，温度太低，温度太高，温度正好，温度又太低了”。这种系统几乎没有任何灵活性，但却非常有效率。危险的是，当这种系统遇到新的或是令人困惑的事物时，它们就会崩溃。威慑理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威胁我太多，我就反击”。这一系统必须在3秒钟之内做出决策，当你看到雷达上的导弹信号，就必须发动报复性袭击。超过这3秒钟，这一逻辑就毫无作用。比这种开关式的反应稍微好一点的，是盖尔曼所说的“经验性适应”（expert adaptation），这一系统依靠一个事先决定好的模型，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应对严肃挑战的最佳策略。这就是列文参加的那个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讨论会，一群专家要想出最坏的结果，然后找到最佳的应对之策。但这一系统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超越了你自己的想象力或是你过去的经验，这一系统就不再管用了。盖尔曼最推崇的是复杂适应。这就像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们不仅反应，而且会不断学习。采取简单适应的蚂蚁们，不把一个地方的食物耗尽，就不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采取复杂适应的蚂蚁们则会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高营养和低营养的食物。你可以设想，在艰难的环境中，哪种蚂蚁能够生存下来。
我之前说到，灵活性既能够让我们保护自己，又能获得混搭创新的收益。我想说的就是这种能够自我学习的复杂适应。灵活性使得我们能够在遇到恐怖的最紧迫的关头（事实上，我们目前就处在这一境况），仍然能够不断的学习和改变。这是战场上的勇气，我们冒着炮火，仍然能够不断冲锋，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遭受袭击仍然会奋勇前进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提前让我们的系统变得有灵活性，好比要在疫情到来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扩大和世界的相互联系，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新的技能、建立新的关系。错误的做法则是，把我们的战略仅仅局限于几种可能的致命威胁，或是仅仅依赖于几种计划或政策。霍林在一篇论文中的表述，非常准确的描述了我们未来的安全观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基于灵活性的管理策略，应该是强调让可选择的方案尽可能开放。如果按照这一思路，重要的就不是有充足的知识，而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无知；不是假设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而是要明白，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当我们面对令人惊悚的生物恐怖主义时，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储备反生化武器的疫苗，而是要建立一个耐用、有效、覆盖广泛的国家卫生体系。为了应对金融风险，针对某一特殊类型的金融机构做一个规定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提高国民储蓄率，而非用政策鼓励私人盲目借贷。灵活性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推到了前沿。如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领导人都能以灵活性为目标，我们就应该把庞大的国民支出计划从短期的经济刺激转变为投资建立一个能拯救我们生命的安全系统。
当霍林、列文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深入研究生态系统的时候，他们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不管是股票市场也好，还是国家也好，所有的复杂系统，都包含着按照不同的时间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科学家称这些系统拥有“宽广的时间跨度”（broad timescale）。森林中虫子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的，鱼类的生命是以周计算的，树木可能会生长上百年，岩石能存在数百万年。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何为始终。死去的树木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仍然能发挥数十年的作用，为动物提供营养和藏身之所。从它们死亡的树干中，会有氮泄露到土壤中，为新一代的植物提供养分。一个最常见的生态学错误就是，走进森林中，把所有的死木都搬走，以为其毫无作用了。在19世纪，过分热心的德国自然主义者就曾经这么做过，他们把死亡的树木全部清扫干净，但是无意之中，却让国内的大部分森林最终消失。过了很久，他们才意识过来，原来腐烂的树木和正在生长的树木是同样重要的。
列文和霍林发现，最有可能导致发生巨大转变的因素不是短期因素，比如你每天捕多少鱼，而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事实上，尽管往往看不出来，但快速变化的变量，如海边沙丘上沙粒的运动，或是湖泊中鱼群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受到缓慢变化的变量的影响，比如温度的变化或海平面的变化。比如，耶鲁大学生态学家柯兰（Lisa Curran）在她关于东南亚婆罗洲（Borneo）森林的研究中，发现对当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破坏并非来自对森林的过度砍伐，而是由于去森林化和厄尔尼诺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厄尔尼诺是一种时间跨度为数百年的缓慢的气象现象。受到当地现代化的影响，厄尔尼诺不再是一种一百年内出现两次的能提高肥力的有益现象，而成了“一种有破坏性的区域现象，能带来干旱，并增加森林大火的概率”。对于所有的复杂系统来说，这一逻辑基本上都成立，不管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金融市场，恐怖分子的基地，或是毒品贩子。能够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往往对一个系统的影响最为深刻。但它们往往是我们忽视的因素，因为它们的变化看起来那么缓慢。
霍林曾说，灵活性或许是复杂体系中最难以捉摸的谜。你可以不停的环游世界，追逐变化最快的那些变量，试图解决表面上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发射导弹、杀死恐怖分子或是管制疾病。但是，如果你和深层次的缓慢变化的力量没有接触，那么你一定会失败的。如果你能够接触到这些力量，你就能学会如何利用混沌，并让自己变成一个复杂适应的体系。于是，最危险的袭击也会变得可以应对，好比我们在森林中有意放一些小规模、可控制的火，为的是烧掉足够多的灌木，以便防止更大的森林火灾的蔓延。单棵的树木，或是单条鱼，或是单个人，可能会死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将最终生存下来。这就是经济学家拉詹（Raghuram Rajan）的观点。他在2004年批评美联储的政策总是想力保经济增长，结果是破坏了金融体系发展应对危机和衰退的工具的能力。拉詹写道：“或许格林斯潘主席应该受到指责的是，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只有两次温和的衰退。或许，我们应该在临睡之前祈祷： ‘主啊，如果要有冲击，让我们的冲击来自不同的方面，而且让我们的冲击都是温和的冲击吧，这样我们就能给我们这个体系来个压力测试。’”
这就是深度安全。它会出现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4.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我们走在通往西顿（Sidon）的公路上，路上的汽车走得很慢。在城南的这段靠近海边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地方柏油马路突然中断，一条大约10英尺宽的狭窄通道布满了辙印，从两个巨大的以色列炸弹的弹坑之间穿过。这段公路总是不时要被修补，但这个地方似乎成了地球上的一个孤寂的角落，历史的仇恨总是会摧毁工作的效率。每当以色列开始轰炸黎巴嫩的时候，这段大约一英里长的公路经常会成为目标之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黎巴嫩人，似乎都觉得这样的轰炸来得太频繁了。
我们感到有点累了。天气十分闷热。路上尘土飞扬。我们路过在联合国缓冲区和以色列边界之间散落的一座座愁云密布的小村庄。尽管我们尽量的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是沿途的风光令人黯然神伤。弹痕累累的山岗、几近干涸的蜿蜒小溪、纵横交织的脚印、七零八落的坦克陷阱，这一切就像一幅悲凉的拼贴画。当我们驶过弹坑的时候，汽车在路肩上忽上忽下的颠簸。我向前望去，看到了真主党司机的后脑勺，他的脑袋因为出汗，已经显得雾气氤氲。
我们在汽车后座，把车窗都摇了下来，似乎是要和外边蒸笼般的空气和飞扬的尘土讨价还价。我们没有空调，这样的谈判结果，取决于你究竟是想要汗流浃背，还是在扬尘中咳嗽不已。一位真主党人和我争论不休。我们争论的是一个只有在阿拉伯世界才会有人和你辩论的话题。我们已经在路上累得人仰马翻，黎巴嫩咖啡也没法再提神了。我们的谈话简短到只蹦出来几个字。“特德·特纳（Ted Turner）”，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象棋大师下出了将军的一招，“犹太人”。
到这时候，我也变得惜字如金了。 我说：“不。特德·特纳。圣公会的。”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特纳信什么教，但是我知道，这不重要。我们其实说的是CNN对中东的报道。真主党人视CNN为妖孽。为什么他们不来采访我们？为什么CNN连篇累牍的报道对以色列的袭击，他们怎么不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最后，真主党干脆自己搞了个电视台，Al Manar。那还是在半岛电视台没有问世之前的时候。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向全球播放，而且一向标榜客观中立。Al Manar才不管这一套，他们视自己为CNN频道在中东的解毒药。Al Manar的节目中还包括了伊斯兰说唱（rap）音乐：一群真主党士兵从我们刚刚经过的小镇穿梭而过，潜入夜色之中。尽管在真主党看来，特纳时不时的也会批评批评以色列，以便为自己赎罪，但是，在哈桑看来，这一切都是徒劳。当我们在那个酷热的傍晚，蜷曲在后座上，驶往贝鲁特的时候，他想要总结对西方媒体的最终判断。“特德·特纳”，他冲我喊到，同时显得极其耐心，而且微微颌首，表示自己一切全都知道，想要结束这场争论，“犹太人”。
乍看起来，这些人真是冥顽不化。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答案。但是，不要小瞧了真主党。真主党无可争议的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秀的军事组织，他们不仅能在以色列和国际势力的弹压下生存了30多年，而且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抗敌策略。以色列准将盖祖（Guy Zur）的坦克旅在黎巴嫩南部被真主党打得溃不成军，他不得不承认：“真主党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游击队。”
我一上午都蜷在这辆海军蓝的BMW车的后座上，晃晃荡荡的沿着狭窄的公路，穿过一串串小镇。有的时候，我们距离以色列边界瞭望塔的最近距离还不到半英里。不管真主党“伟大”还是不伟大，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管理非常到位。我们总是在他们的侦查员、指挥官和战士们的天罗地网之中，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当我们以时速70到80英里的速度穿过小镇上的街道时，人们纷纷回到门口，或是把身子贴近拱门下的墙壁。站在柱子后面的男人们，手持通话机，电话线从夹克衫的衣袖下面秘密的穿过。当我们的位置距离以色列太近，以色列的哨塔可能会用火力凶猛的步枪击中一英里之外的目标时，我们的司机就会猛踩刹车，掉头朝后。以色列士兵发出警告性的射击时，有时会射向汽车的发动机，有时候，以色列士兵没有那么多的慈悲心肠，他们就直接向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射击。
但是，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巨大而严密的阴谋之中，似乎还能让人感到一些安定。每隔三四分钟，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人，他仿佛早已知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要么让我们继续前行，要么在路上静静的挥舞双手，让我们停车，然后过来，趴在车窗上跟司机耳语数句，司机就会倒车，朝回开去。然后，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一幕幕，有人伸头进我们的车窗，卖东西的妇女匆忙赶回家门，只不过这次播放的速度加快了。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堂兄表弟，或是亲兄弟，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来和黎巴嫩正规军的军官一起聊天。他们本来应该是负责收缴真主党的武器的，但是我们会聊到：“下周你去不去我妈家吃饭？”
除了这种电子游戏式的驾车体验，错综复杂的真主党的人际网络，以及我的导游掩饰不住的野心（当我们经过几处狭窄的山路时，他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出击以色列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让我难以忽视真主党是如何深入的植根于南部黎巴嫩的社会。当我们开车前行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会不时的指着窗外说：“这座房子是我们盖的，那座也是。”据我所知，这些房子是真主党的重建运动机构（Campaign for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建造的，该机构是真主党的慈善组织，其在黎巴嫩南部建造了数百座房子，希望能够赶上以色列炸毁房屋的速度。很多时候，真主党盖房的速度赶不上以色列炸房的速度，但他们做的工作意义非凡：他们盖的房子，每一座房子，都让真主党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的最重要的缓慢变化的因素建立了联系。列文和霍林马上会说，这才是最可能影响未来的因素。
1982年，当真主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它只是黎巴嫩国内的一个什叶派反对组织。真主党既迎合了黎巴嫩人民对外国干预的厌恶，又发扬了伊朗革命的政治与宗教精神。当时，黎巴嫩正被各种外国势力蹂躏：美国人、以色列人、叙利亚人、形形色色的维和部队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武装分子，都想在这里争夺影响和权力。尽管真主党也身陷黎巴嫩的内战，但只有在反抗外国势力的时候，这个组织的才能才大放异彩。真主党首先创造出来的新战斗形式是连锁人体炸弹，即在大约同一时间袭击几个目标。9·11之后，美国人对这种作战方式已经很熟悉了，但早在1982年10月23日，真主党就用过这一招，他们同时袭击了美国在贝鲁特机场的海军圈占区，以及法国军队在贝鲁特中部的军营。很多美国人能记得真主党，是因为其在1985年策划了劫持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从雅典到罗马的航班，其实，在黎巴嫩内战期间，真主党还曾频频介入在贝鲁特的绑架事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真主党把美国赶出黎巴嫩之后，又把目标瞄准了以色列。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南部有一条大约10英里宽的缓冲带，以色列政府感到，有这么宽就足以防止敌人的火箭袭击了。以色列不止一次发动突然袭击，试图摧毁真主党，但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其在黎巴嫩南部的盟军从来都没有对真主党造成严重的打击。这是一种漫长而折磨人的斗争。双方进进退退，仿佛一场高手的对弈。1992年，以色列刺杀了真主党的创始人穆萨维（Abbas al-Musawi），真主党随后发动报复性的人体炸弹袭击，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以色列大使馆炸为平地，随后又在一所犹太教堂制造了爆炸。这是为了证明，只要需要，真主党完全有能力，也有信心进行还击。最后，以色列被折腾得精疲力尽，2000年的春天，以色列的军队在一夜之间撤出了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都没有做成的事情，真主党做成了。他们打败了以色列。
真主党在多年来与以色列的战斗中，变得越来越富有创新精神，与其说他们是恐怖组织，不如说他们是恐怖实验室。真主党从伊朗得到大量的金钱和培训（有些以色列人坚持认为，真主党不过是伊朗军队的非正式的“第四纵队”），他们在不断的开发新的联系、作战和训练方式。他们首先发明了路边炸弹，这一装置使得走在伊拉克公路上的美国士兵心惊肉跳，后来也让英国士兵和美国的其他盟军吃尽苦头。真主党的伪装技术出神入化，他们能够把从远处用红外线遥控的炸弹改造得和路边的岩石或垃圾真假难辨。真主党有世界一流的走私网络，能源源不断的得到武器，而联合国“休战”官员始终被蒙在鼓里。比如，他们把解码芯片藏在PlayStation游戏机里。真主党发明了快速安装和发射苏联喀秋莎导弹的办法，尽管这些导弹对以色列带来的破坏有限，但是却给以色列居民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于是，真主党储存了1万多枚喀秋莎导弹。他们还拥有最精良的反坦克导弹。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Halutsi Rudoy将军手下的坦克中有1/10都被真主党击毁。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导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打起仗来好像用之不竭。”
如果把真主党对创新的感觉称为“激情”，可能会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真主党充满了生机，这似乎已经超越了为了在严酷斗争中生存下来的需要。你可能会把他们热衷于学习夜间作战归因于生存的需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以色列军队总是喜欢在新月之夜，发动进攻。但是，真主党做的不仅仅是在黎巴嫩的星空下操练。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电话线，而且设法避开以色列的干扰。他们建立了一套照相机系统，能够及时发布警报。他们甚至把照相机装到了贝鲁特机场，以便监测来来去去的飞机。2004年和2005年，他们试飞了小型的自己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用的那种造价数百万美元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山寨版。过去，美国和以色列正是用这种飞机在天空侦察，并把导弹送到敌人的床上、办公室或是门口，以及恐怖分子的汽车前座。所有这一切创新，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本能。这是创新的愿望，这种愿望深深印在真主党的基因密码中。这个组织不仅仅能做出反应，他们能学习，甚至能料敌在前。这就是盖尔曼所说的复杂适应。真主党知道怎样和敌人有共鸣。有个真主党的战士告诉我：“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你现在看到我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我已经死去。我不过暂时的在人间行走。如果我死去，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却不一样。他们怕死。”
2000年以色列撤军之后，真主党希望能够如愿以偿的获得政治上的权力。2001年，真主党敲定了58名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但只有9人获胜。这使得真主党不得不反躬自省。黎巴嫩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推出了失败的产品（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新可乐）一样，真主党也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强项到底在哪里？”尽管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成为政治力量的希望，他们开始转向其他的领域，这也是他们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杀死以色列人。
要想做这件事情，最自然、最方便的地方当然是在以色列内部。很快，真主党的身影就出现在各个巴勒斯坦军事组织里面。当加沙和拉马拉的大街上流传着真主党到来的消息时，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格局，几乎是电击般的震撼。这就像Google到一家小镇上开了个分公司，所有那些最有创新精神、最有野心和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都愿意应聘。原来的大佬们，如哈马斯组织，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最好的炸弹制造师和指挥官都跳槽加盟真主党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后来发现，这场地盘之争最后是靠德黑兰的毛拉出面摆平的：真主党可以指挥巴勒斯坦人，但是不能到处招摇自己的招牌。这真是太有效率了。
当你坐在汽车后座，汽车七拐八拐，绕过Litani河谷里的小镇，窗外的这片土地似乎注定会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争来夺去，而且已经贫瘠得如同一片灰尘飞扬的平地，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真主党要在这里盖房子呢？如果真主党的强项是发明最尖端的武器杀死更多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的政治未来是要在贝鲁特的大街上、在德黑兰的清真寺，或是在大马士革的宫殿中决定的，那么真主党为什么要在这里一座又一座的盖房子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建学校和医院呢？为什么在黎巴嫩的南部，当人们的下水道堵塞，或是邻居太吵闹，或是孩子对《可兰经》不感兴趣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找真主党呢？
答案在于，当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真主党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了，而这就让真主党和黎巴嫩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更加密不可分了。在他们看来，修下水道和制造炸弹是不矛盾的。一个真主党的战士经常会同时做这两件事。他们深入民间，而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信息、人们的感谢，以及安静的容身之所，他们在这里可以制造最新的装置，或是从以色列的监狱中脱身。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在于路边炸弹，而且还归功于抽水马桶不堵塞的厕所和小学。在20多年的时间内，在内外压力之下，真主党能岿然不动，就是因为其孜孜不倦的创新，而且本能的懂得和缓慢变化的变量联系，实现灵活性。
这给以色列添了个大麻烦。这正是以色列情报主管法卡什尖锐的指出的一个问题：对真主党直接发动进攻，反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灵活。小的干扰往往是创造灵活性的最好的办法。在真主党看来，以色列的大部分进攻都是小的干扰。如果刚刚感冒，就大把的吞抗生素，会毁掉你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统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你需要不时生些小病，这样一来，从长期来说，你才能变得更加健康。在黎巴嫩，每一个被炸毁的房子都可以用重建基金的钱再盖起来，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这个组织并非具有自我再生的魔力。如果没有伊朗的支持，它可能会很快就蒸发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支持。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钱都用来买军火，甚至是编造一些假的文件。但是，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是因为其能够破解以色列的密码，也不是因为他们能走私军火，或是建立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制胜秘诀是建立了一个系统，使得其能够迅速的学习和转变。他们遭遇的炮火越密集，激发出来的斗志越昂扬。
2006年战争结束之后，有一天，一个以色列军官对我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有灵活性。我们摧毁了他们绝大部分的建筑物和通讯设施，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想消灭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5. 灵活部
建造一个充满灵活性的社会并不复杂。这一任务的目标至为简单：要能经受得住可能遇到的意外；要能扛得住最坏的打击，同时让我们的自由社会的核心部分完好无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满世界去追我们的敌人（结果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愤怒，更加聪明），或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只为最重要的防御策略投资。增加防御力和增加灵活性是完全不同的任务。防御策略是想找到每一种意外情况的应对之策，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会让我们筋疲力尽。即使我们想出来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清单：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建立一个公路监控体系、加强边境安全检查，等等，我们仍然可能处处受敌。这一策略让我们变得被动，我们在等着别人发动进攻。这一策略消耗了我们的实力。当防御策略失败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恐惧、不安全和脆弱。我们可能会纳闷，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建立起来如此严密的防御系统，但仍然无法保护我们？事实上，这样的体系永远也不能保护我们。美国国土安全部声称，他们的责任是“威慑、防范、排除和抵御敌人的入侵”。但是，他们几乎逐一违反了灵活性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威胁是无法威慑和防范的。我们也往往不能预测未来的风险，这使得国土安全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当然是应该做的。的确，有的防御措施非常有用。真主党也不是只掏厕所的。但是，只想着修墙，会让我们变得愚钝。我们可能会看不到，有人正悄悄的在城墙上打洞进来。
不妨将国土安全部重新命名为灵活部，正好和国防部互相呼应。如果我们确定需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灵活性的社会，那么就能鼓励我们高度重视建立国民医疗保障体制，建设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并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等工作。全民社会保障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能让大家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公民，也会让我们更好的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建立一个更有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法预测或防范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正如你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漂亮婴儿，但你无法肯定，他一辈子都不会得感冒，或摔断腿。
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要在传统的领域之外，重视一些缓慢变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成绩突出，而且也因为其能使得我们坚持一系列责任，并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个人网络。只靠政府，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反应、足够灵活的系统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问自己：哪些因素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能找到答案的，我们要去寻找自己的社会中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我们是如何消费的？我们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我们是如何经营企业的？我们是如何投资的？最终来说，政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完全灵活的，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
6. 霍林来到幼发拉底河
灵活性不是一个被动的美德，我们应该将其融入到行动之中，不管是监管变化莫测的金融体系，或是像在中东那样，涉足一个从种族到宗教都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不稳定地区。你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霍林关于“适应失常系统”（maladaptive systems），这样的系统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反应过慢，或是根本就无法调整，因此注定会失败。当我们制定决策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决策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陈旧的观念，它们就可能在遇到真实世界的时候突然出错。生态学家会把这样的情况称为“锁定”（lock-in），因为僵化和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禁锢政策调整的监狱。或许，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案例。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基于一系列泥古不化的政策，以及一些错误的前提假设，之后，这一政策的调整过于迟缓。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主要是在战争之后越来越被动，但是这种“锁定”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军方沉浸在一种过分自大，以及一种盲目的“投入士兵，产出民主”的幻觉之中。美国并非没有制定战后的工作计划。事实上，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部（State Department）的一些决策小组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开始制定战后的善后方案了。但是，这些决策小组对善后工作的担忧被上峰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迅速做出调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在战争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视若无睹。这个失败的案例会给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很多教训。
首先，我们错误的认为，在伊拉克的战争会迅速的结束，结束得干干净净。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长期的对策。或许，能够反映出这种去了就回来的幻想的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布什总统2001年9月14日在国家大教堂的演讲。他说：“这场冲突是用别人的方式，在别人选择的时候发起的，但是，我们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听起来诗意盎然，但是这番表白却透露出他的极度无知，他不仅不理解9·11事件，而且也不了解整个世界：国际政治中从来都没有最终决战。正如我们看到的，沙堆的能量从不停息，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冲突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危机也不会嘎然而止。冲突和危机只不过会改变其形式，但是它们从来也不会变得更加简单，这和布什总统及其同伙希望的大相径庭。还记得列文的观察，复杂性会越来越高吗？显然，像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寓意的。他在2003年2月对国会说：“很难设想，伊拉克战后会需要比战争期间更多的士兵维持社会稳定。”2003年秋天，白宫的预测是，最多需要往伊拉克派3万到4万名士兵。当新关（Eric Shinseki）将军提及，可能需要调动数十万名士兵的时候，他为这一远见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工作。
设想能够在一个截止时间之前完成进攻，实际上忽视了世界秩序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我们对伊拉克历史的无知。你不需要熟知霍林对死湖的研究，就能明白这一点。坦率的说，美国在经历了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事之后，本应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另外一个历史教训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训练了很多穆斯林战士，但是，他们后来不断的发展、演化，最后变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反叛组织、军事危机或金融恐慌不会像迪斯尼乐园中会唱歌的电动小熊一样，你只要走出房间，就会自动停止。复杂的全球问题会不断涌现，不断寻找方式自我繁衍，如果你不小心应对，这些危机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头上。当我们遇到会不断变形的问题时，无论是银行危机还是伊朗问题，都必须对此谨记在心。乍一看，我们的错误的“输入士兵、产出民主”的观念，很像最大可持续产出模型：这两种思想都假设相互关系是很容易描述的，伊拉克的“生态系统”会趋向一个稳态，然后自我运转，最重要的变量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那些危险的外部性，比如愤怒的游击队、或是来自伊朗的干扰，都变成了不重要的脚注。
这种认为伊拉克会在战争之后迅速回归到稳定社会的想法，正是适应性战略思考指出的错误之处。美国假设，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从卫生部、教育部，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都会在经历战争的外部冲击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在战后会崩溃。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带来了伊拉克政治格局中的真空，这使得伊拉克的政府体系陷于瘫痪，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掠夺和损坏。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急剧衰败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治安几乎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中危机四伏。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士兵使用高精度的武器，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宝贵的基础设施，在战后不到数周时间内，竟然被伊拉克人毁得一干二净，而美国士兵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美国的战后计划却犯了奈斯贝特式的错误：仅仅盯住容易发现的目标（萨达姆），但是却忽视了在整个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危险。
2008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总是喜欢从多个角度设想可能出现的所有军事行动，尽管在政府内部也有部门提供了不同的分析，但是，负责伊拉克战事的官员却假设，只有一种情景会发生，他们对其他的可能性毫无准备。”美国的领导人固守着自己的进攻计划，他们甚至会把真相弃之不顾。尽管情报部门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但是美国的领导人故意隐瞒消息，误导民众，直到后来才被大家发现真相。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仔细的观察背景，他们就连中心的图像也没有认真的看。
关于伊拉克战后计划的一个最危险的错误，看起来很像霍林做的一项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单靠政治改革这一个变量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美国人认为，当美军撤走，并清除了伊拉克军队中复兴党的力量之后，一个强大的宪政和公开的民主制度就能维持社会治安。在关于战后伊拉克的报道中，以及在像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和坦内特（George Tenet）的自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似乎只要有了新的秩序，伊拉克的社会稳定会自动出现。于是，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建设“绿色地带”，指望着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伊拉克国会能够运转起来，这个国家就能天下太平了。但这是非常荒唐的，驻扎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宪法和国会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不能维持，宪法和国会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社会治安，伊拉克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政治秩序了。霍林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观察野外生态的时候谈到：“和仅仅追求效率、基于命令和服从的方式不同，尊重不确定性，尝试增加灵活性的管理方式能够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存在，尤其是在经历了冲击之后的过渡阶段。”这种管理方式本来是应该用在伊拉克的。白宫在3年之后，才意识到要改变其政策。
如果是霍林，他会如何制定伊拉克战后的善后计划？他会做哪些准备？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采取适应性的管理方式，不要用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处理事情。如果是他来制定计划，他一定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需要的人才，从翻译到卫生专家。他一定会更关心，能招募多少理解伊拉克的能讲阿拉伯语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关心仓库里有多少炸弹。他可能会给伊拉克的儿童送去玩具，而不是仅仅往伊拉克的社区里派更多的美国大兵。即使是需要派兵过去，他也会让这些士兵知道，伊拉克的孩子是怎么做游戏的，怎么学习的。他会补充每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重建每一座在战争中被毁坏的房屋，而且让它们比过去漂亮得多。真主党就是这样赢得民心的。他会比布什政府的反应速度更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灾难，是缺水，缺电，还是在清真寺里面发现的炸弹？他会把维持社会治安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不会想当然的认为，只凭一份写在纸上的宪法，就能控制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霍林研究如何才能管理一个混乱的生态系统时，他考察了泰国的滨河(Mae Nam Ping)河谷和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省 Vattenrike生态保护区，在这些地方，适应性的管理拯救了生物物种，避免了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管理者都能不断地重新界定问题，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每一个人广泛的接触，不管是渔民还是拖拉机手，鼓励创新，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反叛或危机，而不是坐等大的、不可预期的危机，给整个体系带来崩溃。霍林要是负责伊拉克战事，他会调集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调动各式各样的观念，而且对整个局势的了解会比布什政府清晰得多。他会和伊拉克的上上下下都打成一片，而不是寄希望于几个茕茕孓立的精英治理这个国家。他会让他手下的大批的翻译、文化专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及早行动，以便建立一个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如果霍林没有充分的信心能应对战后的不确定性，他可能会推迟进攻行动。霍林会怎么评价沃尔福威茨的看法，及在战争之后需要的士兵肯定会比战争中需要的士兵要少呢？他一定会把这种观点视为典型的“适应失常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很容易会顾影自怜，自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有灵活性，或是认为我们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适应性了。相对而言，确实如此。我们的体系远远好过戈尔巴乔夫试图修复的那个摇摇欲坠的集权体制。我们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调整政策，说明我们至少是有一些适应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如今，我们和很多难以察觉的因素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或是通过金融，或是通过疾病，或是通过信息。这就带来一个悖论：我们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灵活性就越会降低。对食品网络、贸易网络、电力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联系程度越是紧密，灵活性就越少。网络会传播甚至放大干扰因素。这些网络的效率越高，传播风险的速度就越快。经纪人和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长途航空旅行中各位乘客之间的健康状况，都是分担风险的渠道，也是导致风险滞后的原因。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中，比如说，假设只有一个银行和一家企业，你可以清楚的看清危机爆发的路径，好比你能够描绘出多米诺骨牌是如何倒塌的一样。但在一个网络世界中，革命性的变化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演变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世界中，再想容易的做出预测，只能是痴人说梦。战略学家史密斯（Edward Smith）曾经说过，当一个网络系统中出现了冲击之后，“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就像在一张桌子上布满了捕鼠夹，捕鼠夹上堆满了兵乓球，然后把一个兵乓球砸过去，所有的兵乓球都会四处碰撞，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运动方向，也不可能知道最终的状态。”
我们越是紧密联系，就会变得越脆弱。列文在《银行家的生态学》一文中有两幅图，一幅描述了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看起来很像一个密密麻麻的毛线球，另外一幅描绘的是监管者眼中的金融体系，看起来很像孩子们搭的乐高玩具。他的观点是，我们很难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体系，其复杂程度比我们能够认识的要高上万倍。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自身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当危机爆发之后才匆匆忙忙过来，做些修补工作，好似去修补一个已经快要坍塌的桥梁。列文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份给美联储的报告中指出：“过去的模型没有完全地考虑到主要的干扰因素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现有的各种模型也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的复杂性。”
他的结论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难以完全描述的相互联系带来了速度和舒适，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灵活性对于深度安全意味着什么呢？把我们世界中的每一个新的联系都设想成还没有动摇的堆积起来的兵乓球。我们每天都变得联系更加紧密。和你刚读这本书的时候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没有灵活性。等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灵活性又会进一步减少。但这些联系也给我们提供了变化的机会，能让我们处乱不惊。尽管看似是对我们的危险，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内在的含义，这些联系也是让我们解脱困境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