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网络 第6版 pdf:《我的身体和我》

 
第1章 被消灭的身体
　　在我的身体里，我认不出我自己了。——勒内·克雷韦尔《我的身体和我》
 
　　在我们这个时代，多亏了营养学的进步、人们对清规戒律的抛弃，以及时装款式的发展，身体终于被重视、被解放并且充分发展了起来。理所当然地，为了使我们精力充沛、体形完美、永葆青春，我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要在时光流逝中身体不老！所以，我们跳啊，跑啊，吃减肥药啊，做放松运动啊；我们流汗，排毒，使自己保持“新鲜”，就像我们是小贩叫卖的奶制品似的。这种身体生态学关注着身体的健康，如果它的确有助于我们身心愉快，并且可以让至今被忽视的身体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不去理会它就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社会不停地给我们灌输的“要完美身体”的信息，它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结果是，灌输到头脑中的映像有时候比现实更强大。于是，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体的映像成了这样：身体是本能的，是被解放了的，是想着释放其生命能量的身体。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它以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为榜样。至于广告，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总是以年轻人的身体为参照标准。这样，成为参照标准的不是成年人身体的可能性，而是生活中最初的行为和动作。难道身体的前途就是它的过去？难道幼儿在他的身体里就是自由的？　　“自由已获”，这一信念在性上也反映出来了。舆论使每个人相信，他比前人更容易得到享受。社会的和道德的戒律被废除了，个人的性得到了全面发展。至少，既然传媒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享受，戒律就应该被废除——也不论这是不是把性和爱的渴望混淆了的享受！要知道，性关系可以是与他人真实关系的表现。一时的性享乐、不停地换性伙伴则只是一种原始感情冲动的寻觅，而并不是寻找他人的过程，这种行为尤其会使人觉得缺乏爱。　　我们使自己相信，我们与祖先不同：我们知道如何享受性，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这个统治了我们头脑30多年的想法，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认识。坚持这个诗意的观点是想说在我们之前的生活都是不好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想是不公正的。不应认为前人都不会运用自己的器官，也不应认为他们只是为了利益才结婚的。事实上，对性的关注并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如果说是我们把性肯定地说了出来，那是为了宣布“为性而性”、“为享乐而享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性关系终结了。产生于1950年代的那些观念与今天的斗士们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事实上，全方位的感官帝国已向“力比多”的降低让步了，向有限制的性让步了。我们在本书中将反复提及：同“年轻人观念”一同出现的那种性关系榜样是死路一条——虽然以年轻人作为性的榜样绝非偶然。今天，“将爱情融入性”这一需要正蓬勃发展，而把一切——甚至是与儿童的关系——都色情化这一“理想”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为了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将要在各章中反复讨论儿童的性关系、青年人的性关系和成年人的性关系。当然，根据性当代史的不同时期，我们会有所侧重地讨论其中某些关系。　　在最近的时期里，性解放这一主题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但它并不表示个体的性是舒适的，相反，它常常掩盖着困难。有些人还把自己无力从幼年的感情陷阱中挣脱出来——这一敏感的过程依赖于每个人的心理劳动——归罪于社会，归罪于道德。他们否认自己的无能，不愿放弃儿童的那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性解放的主题其实不是爱情的内在解放，而是青春期性关系的解放。在介绍J._P.莫基的电影《地狱里结冰了》时，有人用了两个带着成人性器官的小天使（儿童的象征）的画面，这件事就是症状……想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用虚构的儿童的性关系来表现，这是让人担心的——如果不说这是邪恶的。这个画面（我们还会提到它）本身就概括了现今某些占统治地位的性榜样，即儿童的性关系在“掌权”了。　　然而，年轻人所想像的“为性而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孩子和未成年人为了享乐而寻找享乐，但是长此以往，个体就会感到沮丧，就会孤独地沉溺于自身与他人分裂的自慰之中。自慰不能成为个体的性前途，因为每次自慰之后个体就会感到更加孤独；自慰意味着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的失败，以及在想像的性中自我封闭。个体会因此产生犯罪感，会怨恨自己没有遇到什么人。与他人的关系的缺乏，使他依附于其最初的感情寄托——父母。正常的情况是，到了青少年时期，随着心理世界发生变化，性心理也开始改变。青少年不再想通过杂志上印刷的男人、女人来实现自己的性关系，另一半将出现在现实里。与他人的关系成了目的，爱情从关系中发展起来。这样，不再是“为享乐而享乐”，享乐成为一个成功关系的结果，享乐也因此更令人快乐。相反，浸染着儿童色彩的性主题不能促使人在性上成熟。　　“身体为了身体”，“性为了性”。有些人为此感到担忧，认为我们这个享乐主义的社会陷入了自恋之中。另一些却为此庆幸，声称享乐是个性充分发展的源泉，性被展示、被张贴、被陈列是自由的标志，是什么也不能禁止的。　　是道德框框在反对性自由吗？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幼稚的。道德反对性或者性反对道德，这种争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争论仅是陷入“父母性超我”心理危机的人为自己找出路的一种方式，争论双方其实并不了解问题的本质。有些人觉得道德不可忍受，于是否认道德，另一些人被道德感所操纵，只知道做卫道士。第一种人最终忘记了思考“什么是给生命带来意义的价值”，而第二种人忘记了他们对性的需求和性对于他们的必要性。对第一种人来说，想像的时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一旦性回归现实，他就不能把他人、自己的欲望、尊重的重要性和爱情的重要性和谐地统一起来，而恰恰是这些才能使人获得自我发展。性既不是与道德无关的，也不是与社会无关的——除非我们让它处于下意识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攻击性的，是无法无天的。　　被抬高了的身体和被解放了的性，其实宣告的是不是与它们所要肯定的相反的东西呢？年轻的、有型而有活力的身体的映像，其实不过是心理不适的解毒药。就像两性的差别不容易被接受一样，性化了的身体也不容易被接受，对于年老了的身体更是如此。“看重外表”的时尚使人想把自己的身体伪装起来，展现另一个身体。这个消灭的过程同样影响到了性。性遭遇了非性化，而且失去了其色情功能。我们社会里那些用最原始的方式表现的色情电影，不但远远没让人兴奋，反而——只是迟早的问题——让人远离这样的性。这样的性极无意义，它迫使我们思考：在什么意义上性是生命的源泉？在什么意义上性关系才是“人”的？到处张贴的性让我们忘记了这两个问题，但最终又出现了悖论：它又促使我们重新发现这些问题的意义所在。　　暴露癖者总是在内心失去其力图展示的东西，并表现出无能力拥有真正的性关系。事实上，总是被展示的性意味着其实并没有性。越是展示它，越是谈论它，就越是表明无能力拥有它。许多人不停地拿性开玩笑，用口头的轻松表示其性的轻松良好，这些人其实常常缺乏性，是平庸的性伙伴。　　对身体的蔑视对避孕和流产的争论常常掩盖和抹杀了对人类性关系的思考；对控制荷尔蒙的关注，对控制出生的技术的孜孜以求，忽视了性生活的主体，排除性心理上的问题，使性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性的东西。过去，人们认为，医学方法的职责在于保护社会安全，而且，医学方法促进了性的实现和性的自由：性与爱情有没有关联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在过性生活的多数情况下，可以不被怀孕的可能所困扰。这一观点否认了人类的性的特殊性。现在，它还导致了缺乏与他人交流的人类的性倒退为分裂的性、乱伦的性、攻击性的性。　　如果说避孕方法和流产方法是不可否认的科学进步，那么由它们导致了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呢？社会上存在着流传下来的某种形式的禁忌，即不愿意问一问这些方法带来的后果，问一问它们对人的个性和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然而，性是生命的起源，它是来对抗死亡的。从对人类胚胎的各种控制成为可能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削弱性关系的相对重要性的严重危险。如果与另一人的关系不再让死亡显出其意义，那么，活着就并不比死亡更让人尊敬。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它并不属于科学的能力范围之内。伟大的科学只能解决医学和实践的问题，当人们想用它来解决心理和伦理问题时，往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避孕的支持者们想让自己相信已掌握了性解放的方法，但面对感情问题和性的困难时，他们的小药丸只能使人们感到孤独。滥用避孕方法（有时候是流产方法）使人们不愿意承认在“无限享乐”的背后，他们掩盖了痛苦和严肃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被处理过，是不可承受的。避孕和流产一样，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它们引起的心理和社会反应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于那些不愿看到这些反应的人更是如此。把性降格为普通的卫生学行为，这会让人极度失望和不安，于是有时候就得通过攻击来得到某种心理补偿。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性得到了解放，身体得到了充分发展。事实远非如此明显。广告告诉我们，身体必须清洗，抹香，保持形态完美，永远年轻，这些论调与其说是承认身体本身还不如说是否认身体本身。的确，注意身体健康，讲究卫生，合理运用各种产品是重要的。谁说它们不重要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广告宣传的那些论调会引起不安，是对身体的侮辱。中世纪时，在斯多葛主义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影响下（而不是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鞭笞自己的身体以使身体恢复“秩序”。今天我们让身体跳啊，跑啊，我们只是改变了虐待它的形式而已。　　身体仍是让人不舒适的东西，是应该摆脱的东西。根据一种矿泉水的建议，“要把它消灭”。消灭他的身体为最终和他本身在一起……身体远不是被爱的对象，它被蔑视了。脚踏两用车、摩托车、汽车代替了身体，代替了性：必须有什么东西在两腿之间或者手里颤动着。让人不舒适的身体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度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是不重要的，因为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这个“附属身体”谋杀并代替了生理上的身体。尽管处于自杀式的速度中，“附属身体”却让人感觉到自己正以飞快的速度愉快地活着。对身体的蔑视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这是与1960年代至70年代的那种“可以随随便便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想错位了。理想不再是在爱情中提高性关系的地位，而是和第一个来的人发生关系的色情主义。潮流引导人们更换性伙伴，性因此失去了它的社会意义，而与想像的结果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电影《埃玛努埃尔》的时代：关系首先要色情，不要依附于感情世界。性不再属于关系建设的一部分，同样，性关系也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被剔除，性关系为它本身而存在，与身体分离，成了冲动的自然反应。然而，为性而性贬低了人本身，被平庸化了的、降低了价值的性被凝固在了青少年的那种爆发性的享乐中。一个分裂的身体，只与他人身体的一部分分享乐趣的身体，是不能建立起一种关系的。　　是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行为，还是不那么广泛的人群经历过这种行为呢？如果我们相信大概的估计，那就是全法国15％—20%的人有过这种经历。根据BVA（法国市场和观念研究所）在1988年为反艾滋病组织所作的调查，在从全国抽样的18至49岁的593人中，20.6%的被访者承认在调查前的六个月中与多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个数字显然是比较高的，它所反映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防范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许多性伙伴，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性行为，另一些人则有着稳定专一的性关系。这样看来，那些常常被反映出来的性关系状况有可能和实际的性关系状况存在着某种差距：我们处在一个更关心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社会文化氛围里。这种活跃的少数人心理最终使人们以为它是参考，甚至是榜样，是社会中所有成员应当看齐的目标。这种新的社会习俗重压着我们，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有可能是暴力的温床。可是当我们和这些有着多个性伙伴的人交谈时，我们发现他们还是有着寻找理想的性伙伴和了解自身欲望意义的需要。他们频繁地更换性伙伴，这让他们对“爱”和“绝对”的追寻永远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时候，欲望的力量可能让人重新开始追寻父母的爱，或者让人无法为自己的感情把握方向。一些人因此而痛苦，另一些人为此创造了一种哲学，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着。在西里尔·戈拉尔最后一部小说《野夜》里，有着形形色色的性经历的主人公说：“我不会爱。”在这些什么也不能带来的关系里，性成了分裂、远离和无法交流的象征。与身体、爱情和他人分离的性在现实中将会失败，最后将蜷缩到可怜的感情想像中去。社会时尚和潮流不停地强调着关系亲密的重要性，从而去除差别的必要性以及促成奇妙爱情产生的必要性。但是，这些主题被过多地讨论，这实际上反映了爱和性非常缺乏和谐统一的现实。色情的性和柏拉图式的爱各自存在于狭窄的想像空间里，并未相遇。现代的爱情是一种悖论：正是在我们希望比先人在性上更自由、在爱上更成功的时候，分手和离婚却不停地增加着。　　怎样理解这种差距呢？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差距的原因在于性冲动在潜意识里没有被统一。性冲动基本上属于最原始的冲动，它要想在外部世界里存在，就应该被以感情为核心的“自我”所改变。自我赋予性效力。想要把人类的性关系的各个方面（爱情的享受、消遣的游戏、繁殖的作用）分割开来，这是损害个人主体而屈从于冲动。在性关系这个整体中，自我是可以把享受的性和生殖的性协调起来的，否认这一点必定会导致分离、分裂和破碎。而怎样才能把已经分离的东西重新融合在一起呢？　　现代社会的种种表现已经在性意识里引起了分裂，这种分裂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与自我的完整过程方向相反的。被“解理”的个体发展了，其内部的各个部分互相孤立，并不总能互相交流。这样，所有的组合都是有可能的，自我的一部分不知道另一部分在做什么。这种类精神分裂症的分离差距限制了想像，也限制了色情。于是，乔治·巴塔耶、亨利·米勒和另一位风格完全不同的阿尔贝·戈昂都没有继承者了。在其他现代作家里，是米兰·昆德拉通过描绘那些追求性与感官自由的人，从容而严肃地宣告了感情的死亡，以及可能的社会计划的死亡。而死亡的原因在于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与身体、性、感情和生殖分离的性关系停留在自恋阶段，无力进入历史。总而言之，正像J._D.樊尚在他的《激情生物学》里写的那样，“他人不可能从性中被剔除，这是相异性结合的原则。我们因此发现所有的社会生命都是由性来调节的”。　　这种与自身分裂的性不再能赋予个人或者赋予关系以“力量”和“一致性”。害怕他人，尤其是害怕自我的爆炸，使人停留在自我色情里而无力开始一段关系。如果“结合的原则”不能实行，那就有自我色情爆炸的危险：无力控制内心将会导致抑制和冲动行为。不再认为性是夫妻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再视夫妻关系为优先关系并对它进行审视，以及认为性也可以属于其他的伙伴，这些都是把性平庸化，把性当做了“良好的邻里关系”。这样做，人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却正在热烈地追求着爱情。对身体的关注带来了每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但是，“身体应该永远年轻”，这一观念不仅没有使人接受和完整自己不断变化的身体，反而促进了新的自虐。过去，要驯化和遏制不好的力量，现在，要把与想像中的与身体不符的部分都剔除出去。对身体的蔑视仍存在着——即使形式已经改变了。这种对身体的错误信念同样影响了性关系。　　就在宣扬对“他人的爱”和“生殖”解放的时候，性关系摆脱了“关系”这层含义，成为了仅供无限享乐的地方——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对避孕、流产和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肯定和使之合法（合理）化在心理上引起的结果并不是中性的。现在的观念是：既然法律允许这样，生物上的限制也被技术进步克服了，那么性关系就被解放了。由此人们产生了幼儿的那种无所不能（我们什么都可以）的感觉，人们在这种感觉里发生性关系，于是认为性是与道德无关的，是与社会无关的，也就是说道德原则和社会都不能约束它，它是在自我里产生的，并在自我里得到确认。这样，如同身体被蔑视一样，性的责任被遗忘，性退回到冲动这一初始阶段。然而，这种初始阶段的性是攻击性的，它毫无建树，所以它让人害怕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面对年长者的失败，今天的年轻人感到了这种危险，他们不再像197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大喊：“我们要英国小女人！”在“爱—性”时代之后，现在“爱—友谊”时代来临了：人们交谈，互相依赖，却不碰对方。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不能解释这种变化（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这一点），这种变化是原来“反关系”的榜样已无法忍受带来的结果。对于人的性关系、人的爱情意义以及生殖和儿童感情教育的思考开始了，人们对性教育和性行为开始怀疑。　　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如今“死”的念头比“生”的念头更多地盘旋在现代性关系的上空。“爱—性”或“爱—友谊”都是情绪矛盾的产物。在前一种情况下，性发生了却未被爱肯定；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体小心地避免性进入关系之中，于是爱遗忘了性。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交谈成为两人关系的一部分，而在交谈中发展的关系无疑是有前途的。反过来说，既然在“爱—性”中缺乏真正的语言交流，“爱—性”就不能促进每个人内心世界的发展，更不能使关系延续。如果说这种关系也是对他人的寻找，那么它还是感情冲突无法得到解脱的表现。
词语和事物
　　“感情冲动”是在个体心理生活中产生的，首先与个体内心的交流体系有关。它在幼儿会说话之前就已经存在，属于最初的信息传递方式的一部分。父母赋予快乐和痛苦以界限与意义，对这种传递进行着调节。婴儿无论是在晃动他的身体表示他快乐，还是在大叫着表示他痛苦时，都不知道要将自己的感情冲动引向何处，因为他的大脑皮层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推理和掌握事物的程度。婴儿是借助父母的大脑为自己的感情冲动找到限制和意义的。父母的大脑是他的控制系统：婴儿感到痛，大声地哭，却不知道如何止痛，而父母呢，这时就自然会为婴儿的感情冲动划出界限，他们抚摸被碰着的部位，吻孩子，安慰孩子，告诉他马上就给他治疗，或者告诉他他的痛苦只是暂时性的。
 
　　个人感情生活的自由发展是重要的。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的感情冲动被放大而另一些人的却被禁止。在青少年时期，一些新出现的感情冲动让孩子们感到困惑不安，新出现的官能让他们无法认知自我。感情生活是心理生活的基础，能感到感情冲动是我们还活着的证明（既然我们还能感觉）。无论是部分的或是完全的感觉自我的方式，都将作为感觉经历准备和保证着最初的自我统一。　　现代生活鼓励“与感情冲动最近距离接近”这一需要，原因有二：(1)心理越来越复杂；(2)内心生活越来越倾向于人的主观，而不是外部现实的世界。注重自我是第一位的。当然，周围的这种自恋风气可以是一种有用的倒退形式，它让人重新发现自己是主体，是被现实的文化丰富了的个人感情生活的主体。或者，当个体不能组织好他的感情生活，或当他没有在环境里发现可以让自我发展和升华的必要条件时，它可以作为自我的防御体系。著名的口头禅“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一防御体系的表现。但这一倒退限制了自我的能力，表达了面对过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某种屈从。　　大部分现代的通讯手段也鼓励人们更多地运用情感而不是理智。通过画面、声音、形状和颜色，感觉功能被调动起来了，小孩懂事也更快了。电话、电视、录音机、电脑、传真，还有电影和音乐都更刺激感觉而不是理性的发展。的确，对儿童来说，感觉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智力的教育工作也同样必需。比如说，电视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信息传递手段，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能代替智力发展所必需的基础教育。电视尤其刺激感官而不能培养智力，它会使儿童的记忆力和批判精神停止发展，因为儿童看电视时是被动的，而且电视让儿童分不清想像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现在有为青少年播放的科学教育节目。年轻人都被要求看一系列关于动物的科学短片，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教师和观察家们感到困惑：年轻人只记住了片子的氛围，片子的内容被遗忘了。只有语言和思想能完成这个教育任务，用图像代替它们会阻止心理向理性阶段发展而让它继续停留在感性阶段。为了思考、记忆和运用知识，要有能力把事物用词语表达出来，要有能力有逻辑地把词语组织起来却不接触事物本身：谈论苹果并不需要把苹果摆在面前。　　同样，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少年抱怨难以集中精神和长时间地思考。这是因为智力被分割了，许多的学生作业反映了这一点：这些作业就像电视短片一样不考虑真实性和严密性。如果说由于课程安排的缘故学校的教育水平提高了（这并未得到证实），长时间脑力劳动的水平和语言水平却并未得到提高。现在，我们每天只要有一点不知如何分析和思考的感情和事实，就用“太”、“绝对”、“超级”、“巨”这样的词来形容。为陈述事实不合比例地滥用“最高级”是令人担忧的失语症的表现，把它看成是语言的正常发展是幼稚的。同样，认为视听工具对心理的发展与形成没有冲击也是不恰当的。过多的图像充斥着头脑，这不利于想像力的发展，因为想像力被封闭在已有的图像里了。而一旦运用语言情况就不同了，讲或读一个故事肯定比看连环画或电视更能丰富想像力，更能开发人的创造性。　　对刚出生的婴儿到5岁的幼儿来说，图像和感官活动对于感觉的发展是必需的。对幼儿进行与之能力相符的感官启迪，将有助于他智力的发展。他对身体映像的逐渐整合，让他慢慢具有了在空间里活动的能力，这还有助于他在他的心理世界里运用词语和数字。如果幼儿觉得他与父母（或者别的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情感纽带是不安全的，他就会退缩，会对在一个他还不能控制其发展进程的世界里冒险感到困难。这些都是符合幼儿情况的，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却用教育幼儿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和青少年。　　这种教育幼儿的方法应该随着儿童智力的逐渐发展而被抛弃。如果智力发展不能从外界得到养料，如果心理防御过于强大，那么大多数官能就将难以获得在实践中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的能力。这个过程要求内心留有自由运用的空间，以满足向新的阶段发展的需要。当儿童开始说话时，他应该学会用词语来代替事物。儿童的本能反应是用手指指向他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说话。这时候，大人的合理做法就是坚持要他用语言表达他想要的东西。　　儿童能这样了解事物的意思并能运用它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儿童拒绝自己的亲子地位而想与他的父母处于同一地位，即作为婚姻伙伴的地位，或是父母子女关系对他来说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一活动就有可能受阻了。当一个孩子看到一连串父亲或母亲的代替者时，他就难以切身感受到父母的含义，那么他就肯定不能理解这个含义。但是，理解事物的意思正是从这个最初的经验开始的。如果与父母的关系不能超越“父母是可以立刻满足我需要的事物”这层意思，儿童就将无法理解生活中其他语言的含义和各种原则的含义，就会部分或者完全地非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根据他的需要决定谁是父母，由他来肯定或拒绝一个可能的父亲或母亲。他的学校生活也将受这种经历的影响：学习中一定有他所不会的东西，这时候，他就来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学习这些文化工具。但是，并不是该由他来决定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的，就像并不是由他来决定拼写、语法、数学法则和科学结论一样——尽管他自恋，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因为我什么都没学，所以什么都知道”。可见，不应由儿童来决定谁是他的父母和什么是他该学的。从儿童承认了这一点开始，他就从无能为力中走了出来，开始发展自己的能力，开始能够理解事物的意思了。但是，与理性心理的发展相反，感觉心理是不理会含义的重要性的。对感觉心理来说，“觉得、感受到、感到放心”是超越一切的。于是，冲动没有被加工，没有被情感丰富起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一时的和相互矛盾的偶然事件。在这样的氛围里发展起来的性行为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现在的主流想法是认为，儿童一生下来就具有他所要正确发展的一切条件。这个想法一部分来源于卢梭的原始主义，另一部分来源于被误解了的心理分析学。人们认为：社会的恶劣影响有损于儿童的心理资源，所以应该让儿童独自成长，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避免“坏影响”对他的心理造成伤害。这种“返朴归真”的观点会使人的心理走进死胡同。因为人的心理是后天而不是先天的结果。出生时，婴儿的心理是空空如也的，它还没有形成，还只能通过他父母和环境带来的东西自我丰富：每个人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从很小的时候起，个体就开始在自我辨认的过程中塑造自己，他从这一过程中获得心理材料以培育自我。通过这些理想化了的借取，儿童，后来是青少年，把他人的倾向加到自己身上，并用独特的方式把这些倾向转变为自己的东西。　　心理不能在真空中发展。当一个功能出现时，这个功能就从环境里汲取它所需要的养料；缺乏这些养料，它就保持在原来的状态，而且过了某个固定的时刻，它就将永远如此。如果由于环境里缺乏必要条件或者个体自身感情的不确定性，一个儿童到8岁还没学会说话，那他有可能就再也不会开口说话了——如果仍没有人能够与之交谈的话。与他人的关系的质量在儿童的个性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对这些关系加工使之变成他个人的财富之后，它们将对他起很大的作用。　　第一种交流方式是口头交流，儿童就像对待食物那样，把他从外部世界里接收到的东西“消化吸收”。大多数学习是这样进行的：要么对外界的新事物表示接受，把它变成自己的以使自己更有能力；要么拒绝接受这些新事物，把自己保护起来，不去承受“知道的危险”。他人代表的可能不仅仅是智力上的危险，而且还代表着性的危险：有些青少年逃学与其说是感到学习困难，不如说是性带来了不安。某些青少年有恋父（恋母）或是恋兄弟姐妹中的某个的情结，这种情形让他感到无力（他什么也不能做），于是他就想逃离学校，到另一个地方（比如说去游乐场所或者去找个工作）来肯定自己。很显然，这样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大多数情况下几年后问题又会以别的形式爆发出来。　　对儿童来说，对他人的恐惧不仅是对父母“映像”的恐惧，有可能也是对所有代表知识的“映像”的恐惧。儿童、青少年（还有成年人）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会感到通往知识的道路对自己而言是一块禁地，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学习，与知识接触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会证明自己是无能的人。由于成年人未能制定出有建设性的禁止规则，太多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他们的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没有经历过一次象征性的“去势”。“去势”的缺乏使儿童在现实中的活动没有限制，没有了可以征服的对象。实际上，如果成年人（尤其是父母）不能摆正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就无法认知自我和加强自我能力。太多的孩子在成长中是孤独的，面对父母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象征性的“去势”——正是“去势”让他们从幼年时的与他人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将在今后的现实生活的考验里经历，他们就难免经历一些“去势”时期。这种时间错位是攻击性和暴力的源泉，是很危险的——而危险的原因在于个体会觉得自己感到“无能为力”是不公平的。当成年人忽视了孩子是一个一天天长大的个体时（体现为“去势”的缺乏），孩子却自以为已和成年人一样了。由于孩子们要什么大人们就给他们什么，而孩子们又没有想过大人们是怎样得到这些东西的，于是他们就形成了“只要要就能得到”的观念。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孩子跟他妈妈到商场里，想让妈妈给他买一个玩具。妈妈拒绝了，告诉他现在没有足够的钱，以后再买。孩子回答她说——这一回答深刻反映了孩子对钱的来源的概念——“你只要签张支票就可以了”。孩子应该经历一件事以使他明白，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一切，他也不是父母的一切。从这次必要的失落里，他会懂得“缺乏”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是心理生活固有的一部分。他将不再以为“与父母的关系”就是全部，心理上就会有空间接受别的东西。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夫妻或恋人以为相互怀有爱情，但其实两个人是孤立的，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并无关系。在这里，幼年的感情生活未改变地延续了下来。在儿童不能区分自己和父母时，他对父母的感情流露就是这个样子的：以他人为媒介来自己爱自己。　　如果说，环境对我们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人与物之间的即刻交流作为感觉生活是重要的，那么成年人和儿童之间关系的性质，更准确地说是成年人与他自己身上仍存在的童年感觉之间关系的性质也是重要的。童年的感觉使成年人兴奋，并使其感情取向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保持基本一致。历史上并不是总这样的，我们会发现这种新的感情状态对性关系是有影响的。
感情冲动限制了性
　　文学、电影、歌曲、广告和有些电视节目反映的是现代真实的性关系，还是只是“指导性质的画面”呢？
 
　　拥有多个性伙伴、不忠、强奸和乱伦一直都是存在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更强调它们呢？当然，诸如目标为儿童的性犯罪之类的事情符合今天新闻题材的需要，但是既然一直以来它们发生的相对数量比例都差不多，为什么现在它们突然变成了“社会的事情”，变成了人们找的“替罪羊”了呢？问题不在于否认这些事实的重要性，这些事实的确应该被看做对社会生活的“犯罪性不适应”；问题在于诸如强奸或乱伦之类的犯罪实际并未显著增长，媒体却为引起轰动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这是不合适的。的确，乱伦的个案在15年里翻了一番，而且我们发现儿童做的性动作增多了，但是我们同时也观察到，这种现象的出现至少部分是由于受害者比原来更愿意把情况讲出来。社会上的一些协会和其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这样做，且对想说的人给予了保护。　　社会不应对这些犯罪宽容，使人尊重关系的规则和法律以保证个人的安全和社会群体的一致性是社会的责任。但是，当媒体随意报道一个事件，并让人以为这是一个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那种激动的反应是否有必要。媒体和政治如此夸张地谈论一件事情，以至于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了。在这样的不安和骚动之后，突然之间一切又都平静了下来。人们以为一切都做得很好了：不是已经发布了消息，不是已经在校园里采取了措施了吗？这种“主动性”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充其量只是用来平息成年人的不安，而实际问题却连提都还没有提出来。那么，为什么先有这么大的反应接着又如此安静呢？答案是：一两个事件只是导火索，并非引起骚乱的真正原因。首先我们注意到我们处在一个“乱伦的”　　参考托尼·阿纳特勒拉的《永不结束的青少年时期》一书中《青少年的社会》一章，Cerf/Cujas出版社，巴黎，1988。
　　社会里，在一个“否认差别”、“看起来是一样的”占主流思想的社会里。我们应该相似甚至相同到毫无差别，而且在成人与儿童之间更应如此。由此推论出儿童与成人一样可以成为性目标，而成人则可以做儿童的性动作。在这种背景下，成年人过多地参与到儿童和青少年的性生活中去——这大概就是骚乱的原因吧。而透过这种骚乱，我们看到了性的滥用——隐藏的事物是能说明问题的事物。在现在的社会意识行为里存在着对儿童的性侵犯，而这种潜意识里的幻想必然使人们产生犯罪感，于是人们把真实的罪犯揭露出来（有时候这是很奇怪的）作为摆脱这种不伦想法的方法。在社会上的心理状态是感官交流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个现象就蔓延开来。理性没有从心理中被驱除出去，但它并不是总能恰当地完成调节的作用，因为调节中探索和表达感情冲动的必要工具是语言，而它却被略过了。于是，感情冲动在还没有经过加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表达时，就以它的本来的面目出现。我们于是听到人们说：“我控制不了自己！”　　现代的心理状态对把丰富的个人感情生活付诸实践感到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现在的心理以最接近它本来面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跟着感觉走！”而感觉却常常没有经过加工和升华，于是很快就只剩下其最原始的方面。那么，与自我和与他人的关系就只能由感觉最原始的方面决定了。最不理性的立场和最原始的恐惧于是成为了主流。表现残忍虐待场面的恐怖电影和连环画好像并不能使儿童和青少年感到害怕了。他们在与现实之间界限模糊的原始想像世界里是可以悠闲散步的。但是，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面对想像世界里那些足以吓走最勇敢的人的可怕场面很自在，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最小的困难时就被吓得面无血色，然后请求大人帮助。　　认为或使别人认为，根据陶冶的原则，在银幕上或连环画里看社会暴力或者性暴力场面是摆脱暴力的方法，这是错误的。在感觉占优势的心理里，这种陶冶不仅不会发生，而且它会加深人的心理印象。我们甚至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加深的心理印象会促使人进行行动。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是自主的时候，个人的行动就会模仿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观点出发，是媒体加剧了反应和鼓励了模仿。　　感觉心理占优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电影《深蓝》的成功。《深蓝》反映了现在某些人的心理状态。成百上千的心理上依附于母亲的年轻人，他们怀着近似宗教性的情感，把这部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这表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仍停留在原始的感情冲动之中。在电影里，“水、海洋和母亲”是想像世界里的主题，为了这些，哪怕因此而死或者“就当父亲死了”也是愿意的。不愿的是从这个想像世界里出来。父亲在这里是缺席的，或者是有意让他缺席的。然而没有父亲，儿童就无法从“我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疯狂想像中走出来——是父亲来把儿子和母亲分开。父亲所代表的是外界的事实，他是来反对“与母亲融合在一起”这种关系的。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外界现实，没有了人类的法律，没有了性的自我确认。关于这些的心理模糊认识是危险的。年轻的一代知道自己的感觉心理里没有强有力的父亲映像吗？成年人对此是负有责任的，他们不知道唤醒孩子面对现实，于是孩子们就成了孤儿。　　影片的主人公雅克在水中可以无拘无束地活动身体，可以和海豚在一起玩耍，但是一上岸，他就得了失语症，就压抑得不得了。他无法适应在地上的现实生活。他不开口说话，不与人交流；他感觉着，他等着再次潜入水中和他的“本源之水”重逢。后来，若阿娜出现了，但他对她所怀的只是一个孩子不愿离开母亲的那种情感，而不是开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前途的爱情。他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象征了支配性的同性恋关系——向他解释了一个女人和一只海豚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不能理解这一信息……他的父亲是在潜水中死的，他因此成为了孤儿，而刚刚成年，他就得为了赢得世界闭气潜水冠军的称号和他的朋友竞争，在这竞争中面对死亡。他的朋友死了，而雅克又开始比喜欢女人更喜欢“水”和“母亲”了。若阿娜说着，问着，努力着，要求着，然而雅克却心不在焉，他没听。若阿娜怀孕了，而雅克从未面对过这种“三人关系”（父亲、母亲、孩子），于是他躲到对他而言如同母亲子宫的水里去了，以此切断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该如何理解雅克呢？事实上，由于缺少父亲，雅克没有长大，他还停留在他最初的状态之中。甚至更糟，他“拒绝”出生。他认为真正的生活在水里，在那里他与无所不能的母亲在一起——这让他无法走进成人的生活。处于感觉心理状态里的人是不能从与“古老的、无所不能的、占据一切的母亲”的关系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个体，由于拒绝接受那些使他发展的文化信息，对建立一个丰富而有象征意味的想像世界感到困难。个体没有从“母亲的气氛”中解脱出来，简简单单地永存了他最初的生活。身体被强调，而主观陷入了贫乏和表面化的危险。抬高身体价值是感觉心理的又一特点。而事实是，当身体仅用于感觉时，人是不会感到愉悦的。让身体处于最初状态即意味着放弃了性，这样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感到愉悦的能力。所以说，“解放身体”虽然肯定有利于产生新的舒适感觉，却减少了——甚至是排除了——感觉、感情生活和对关系的思考。当我们知道某些人尽管机体正常，技巧正确，在解决性方面的问题时却并不理想时，我们就明白了，“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机体就可以完美地解决问题”这一观点是把问题简单化了。遇到问题时这样想，“性自恋”就必然会产生。对有些人来说，去看妇科医生（被当做了性学家）变得和去理发店一样频繁。性关系成了被技巧维持、照料、激发的享乐，而不再是内涵丰富的一种人类关系方式，以致一旦发生了“故障”，就是悲剧了——特别是当到了一定的岁数，还想保持年轻时的生理活力时更是这样。这些人不了解性欲高潮（即人感到快乐的那失去意识的几秒钟）的真正作用在于产生永恒的情感、加强与所爱的人的关系，以在将来与他（她）共同生活和继续和他（她）完成未完成的事。达到性欲高潮是好的，但是一些特别的问题却使达到它困难重重。这些问题是有缘由的，但也是有解决方法的。尽管现在的趋势是，把大多数的个人困难都归结为性或性需要方面的麻烦——这一趋势使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但是事实上性欲高潮并不足以让个性充分发展和使内心问题得到解决。将性这样扩大化让人担心，因为这会掩盖了别的问题。“性—症状”，这个概念来自那些与医学或多或少有关的杂志，它掩盖了一些真正的问题，即关系的意义、随着年龄变化的感情生活，以及为爱所应做的工作。依照这一概念，性解决一切问题，这实际上是为“为性而性”辩护。这样做的危险是人们在操作性的、自恋的性关系里自闭，只寻求自我承认而忽视与他人的关系。再谈谈那些抱怨未得到性满足的人。许多时候，当看不到生理上的病理时，机能障碍就可能是由于年龄、某些特别的事或是心理和关系上的问题引起的。大多数未得到性满足的情况都是由于这些原因。那些同意与专家讨论的人会发现病情不仅仅与性有关，而与别的事也有关。当然，借助这样或那样的技巧而回避真正的问题，情况好转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有一位女士在借助技巧以后变得不那么性冷淡了，但是她与他人的关系却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把争论限定在身体上和器官上，我们就完全掩盖了感情问题。而在现实中，由于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心理问题，许多人要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次要问题上，要么开始做些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尝试。　　愉悦的观念常因对它的狂热追寻而被扭曲。在潜意识中，愉悦的原则是无限的，而在意识中，它则不是这样：为了能够实现，它必须经过加工。如果愉悦的愿望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要求得不到的事物，它就会使个体失去平衡，而且这种对满足感的追寻就足以使个体筋疲力尽。让每个人根据他所付出的神经—生物—心理代价得到使他满足的东西，这是重要的。有时候没得到会感到沮丧，但如果这种沮丧是被自觉接受的或是通过努力将来还是能得到补偿的，那么这种沮丧就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无可否认，存在于愉悦与沮丧之间的长期赤字是恼人的。然而，当我们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沮丧时，想用被降格为一时的满足感的愉悦代替沮丧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如果儿童始终坚持这样的“愉悦”概念，没有学会根据情形的不同区分不同的愉悦，没有学会只把愉悦当成其行动的最终目的之一，那么他以后就难以在他的心理生活中创造愉悦的条件。如果我们让孩子以为可以“为愉悦而愉悦”，那么从童年起，一种有毒的心理就开始在他心中构建。沮丧和愉悦，当它们被分离开来时，就成了作为“结果”而被追求的实体。虐待狂和受虐狂们认为痛苦是成就和进步的源泉；至于自私自利者，他们不能忍受别人反对他们和阻挠他们的愉悦。两种人都屈从于他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任性的冲动。我们这里所面对的是现代人的心理问题之一，即现代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爆炸了的宇宙”。每个冲动以本身为目的寻找满足，有时候这反而会损害主体自身。性解放的幼稚的观点之一就是让人以为不再有冲动的主体，仅仅有要被满足的冲动。这极易使人背离“生殖的性”和促生性冷淡。性生活的最初状况，即儿童时的情况，是“前生殖的性”，因为当时冲动还处于混乱的状态。从那时起直到青春期结束，所有的心理发展合力促成“自我”的建构，以使冲动能有利于主体和有利于主体与他人的关系。如果脱离了这一发展体系，冲动就不再是灵感和创造性的源泉，它成了行动的目标和结果，从而限制了主体。这就是为什么抬高原始的感情冲动就会限制或者消灭了性：冲动不能成为它本身的目的，性不能在这种体系下存在。然而“为性而性”恰恰是以冲动本身为目的的：满足性比与他人的关系更重要。这就产生了沮丧感，而且必然导致关系的失败。所以，如果说儿童的感情是感情世界的开始，那么绝不能让它成为成人感情的榜样和终结——除非有人想以《深蓝》中的主人公为榜样，让自己处于没有性的感觉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缺乏“与他人的关系”的性关系逐渐成为了榜样。本书已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想在这里阐述一个假设并试图得出结论。过性生活的方式常常反映了个人或者社会的思想状态。如果说我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性冲动，而不是与他人的关系的质量和性质，这部分是由于在大多数行为中原始的感觉心理已经占了优势。我们优先的交流方式是求助于感觉生活资源，这有时候损害了智力、事物的意义和语言。在这种背景下，身体越来越多地被以古老的方式运用着，即用最初的方式表现着。由于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想关注身体的主观性，于是我们就更喜欢做简单的活动，比如移动或颤动。这样强调身体的结果是消灭了主观、消灭了内在，只剩下表面成为了重要的。　　既然心理生活从开始时就伴随着两个不可或缺的能力——感受外界和表达自身需要——那么感觉生活和感情生活就确实是心理生活的基础。但是，感觉和感情既不能代替思考也不能代替语言。身体表达了许多感情，但是它并没有将它们“说”出来。但是，今天的社会氛围却鼓励人停留在这种最初状态。人们不再冒险说话，人们阻止自己进入语言领域。许多孩子遇到学习困难最初就是由这种环境氛围引起的：环境不鼓励运用更有概念性的方法。在科技发展的时代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啊！我们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智慧加大了我们的行为的可能性，在许多领域我们都有出色的技术人员，但是，如今的身体榜样却好像拒绝借助人类的智慧将自己扩展到语言领域。这一做法的得益者是极类似于幼儿在不能用语言描绘事物之前的那种感觉，即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图像完整化的，交替处在模糊不清的、泛灵论的、魔术般的关系中的感觉。　　现代人在交流中让感觉占统治地位，拒绝让身体发展——既然身体应该处于最初的状态。这种停滞是致命的，但是大多数对香烟、烈酒和艾滋病等采取的预防措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不是对其行为可能导致自身死亡的人或对这些人的行为的意义表示关心，却首先注意到物品或是病毒——哪怕这样做会抬高这类物品的价格或让人产生对病毒的恐惧。在这里，人们又一次只见身体不见主体。　　由魔术般的智力向明确的智力过渡，即向理性的智力过渡，正如皮亚杰所说，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到达理性阶段包括接受和整合自己的身体映像，如果不这样，头脑就有可能停留在感情阶段，难以运用概念。正因为如此，有时候和有阅读障碍或写作障碍的孩子一起做身体活动是必要的——尽管这样做会让孩子的家长很惊讶，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紧张的阅读或写作课。一旦一个人始终坚持其最初的身体映像，他在思考时就不能借助语言和概念和事物保持距离：当我们把自己和现实融为一体时，距离自然就不存在，所以无法思考它们。我们因此得了失语症，也就是说不能拿词语代替和象征事物。我们与事物的关系就如同孩子和母亲的关系一样，是“紧密接触着”的。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被突出，而心理功能退化成了感情。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多多思考和寻找自我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的只是塑造身体，因为只要活动身体就可以解决问题嘛。
在1970年代时，我们可以用某些格式塔
　　一种心理学理论，宣称心理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中显现的结构性或整体性，这种结构、整体或者说“格式塔”即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译注
 
　　式的身体疗法，因为当时的人比现在的人心理更有完整性和象征性。当时的人有文化传统，有社会、道德和宗教的参照，用这些他们能思考，能反对，能根据现实行动。当时思想的工作还未被“廉价出售”，智力、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欣欣向荣带来了丰富的观念和象征素材。小说家和作家领导的精神运动成为了汇报现代疑问的基础。而紧接着到来的感情冲动爆炸却把思想、文化的传递和哲学及宗教思考弃置一旁。思想逐渐贫乏了，感觉和感情冲动却因此得益，强烈的感情成了正确和真实的思想的同等物。理性和感性分裂了，它使人的大多数表现倒退并停留在感觉里，人无力再思考。几乎所有的人都停留在身体交流的阶段里。　　“身体技术”发展时，大多数人进入了语言交流的阶段。对某些人来说，政治、哲学或者宗教的理性化形式成为了他们抵抗冲动的武器，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摇动意识形态的甲壳才能重新找到自我。的确，一直以来我们都有求助于理想以掩盖或表达心理冲突的倾向。比如，对上帝的信仰象征着依附于父母，而不信仰上帝表达的则是下意识里恐惧权威并和父母有冲突；再比如，参加政治活动，可以解释为对出身感到羞耻……这些都是心理防卫。面对这些心理防卫，改造身体的目的是找回最初的感觉，重新组织这些感觉，以使它们更充分地发展。这是一个必要的“倒退”：目的并不是要在此停留下来。最初的感觉必须被分析，必须被语言化。对主体而言，语言必须位于感情冲动之上。原始的感觉必须和通过语言表达的思想相互作用，如果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感情行为的价值就被抬高了。这时，感觉心理控制了理性心理，大多数身体行为就失去了其促进个性发展的意义。现在，流行的替这种颠倒辩护的陈词滥调是“想像力掌权”和“改变生活”。第一个口号不能改变想像力匮乏的现实——什么也没创造，仅仅是重复着五六十年代；而第二个口号一落实到现实的人身上，幻想也就破灭了。　　心理结构已经改变了。人们更冲动，更少分析和思考，甚至几乎到了做事都有怪癖的地步。人们更表面化，没有内心参照，判断也变得模糊。如果说1960年代的人们准备好要拒绝文化和伦理的参照，90年代却以人们寻找参照物为特征。然而，相对而言，现在的交流方式和人得到满足的方式却是儿童式的，不能直接得到，或是必须通过中介才能得到，就难以被接受。应该“紧密接触着”，也就是说在并不真正知道如何交流的情况下，直接联系着。在人们不再有思想交流和语言交流，并且学会了掩饰真相之后，“紧密接触着”这个词开始流行了。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再有媒介，而是简单的身体对身体，即“连着婴儿和母亲的脐带”似的映像。　　与他人和现实之间这样连在一起，是不能够拥有真正的关系的。我们在关系之外，也在生殖之外：性仅在分离时，仅在与他人保持距离时才能存在。在“性解放”宣扬一切都是性的时候，它其实取消了性关系，因为它想使性关系成为满足于自身的行为，一个以本身全部表达为目的的行为。30年间，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使“欲望”和“性吸引力”失去了。我们已经说过，性不可以成为一个自主的行为，它是关系方式的一种。但是为了有这样的性，还需要从脐带的映像阴影中走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被作为惟一的目的，性在混杂的人群里从一次“紧密接触着”到另一次“紧密接触着”，成为了缺乏真正关系的标志。“紧密接触着”宣告了与他人的关系的结束，因为“断开”与“紧密接触着”同样容易。“紧密接触着”意味着相异性的缺乏，他人就不再是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性的差别是很难的，而这恰恰是与他人的关系的第一条件。“紧密接触着”是沉浸在“混淆的性”里，是把自己置于儿童时期的那种认为只有一个性的信仰里。性的混淆导致了观念的混淆，直至居然认为同性恋是异性恋的对等体。　　“感觉的人”的榜样是在四通八达的网络中“紧密接触着”的人：他没有关系，他的感情冲动取代了他的语言和思想。而仅凭感情冲动是很难达到天长地久的，也是很难进行思考的，甚至，这样一个分裂了的身体是很难性化的。　　以分裂的身体存在现代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分裂了的身体，这个身体似乎时刻都有爆炸的可能。“我快瘫下了”，“我快爆炸了”，虽然这两句话的表面意思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它们都表达了个人对无法整合自己身体的失望情绪，也都是个人无力面对现实的表现。究其根源，是个人始终停留在幼儿的感情阶段，没能把其最原始的感情冲动加以改进而带来的结果。　　儿童的身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依附于其父母存在的。事实上，在他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一致性”之前，这种依附是必要的。在童年，儿童所感觉到的身体是分裂的：他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嘴，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手，一会儿又只感觉到自己的脚。这一时期，他对身体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直到青春期，整合身体的心理过程才开始。在这一时期，青少年对开始“性化”了的身体的态度，可能是接受，也可能是拒绝。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当青少年从自己身上觉察到了性别差异的时候，他们无法从社会那里得到什么帮助。社会风气使性别差异部分地消失了，当青少年对他们所经历的感到困惑的时候，根本无法从社会中找到解惑的方法。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在现今是缺乏的，这使人们无法估量这个问题给青少年人格发展带来的可怕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为青少年找寻“参照”的需要才显得迫切。　　如今社会上流行的观念促使人以被分裂的身体形式存在，而不是以“统一”的身体形式存在。广告、电影，甚至歌曲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述着现代人整合身体的困难。“身体是分裂的”，这个观念迫使现代人不得不以最原始的方式交流，而这显然是与心理生活所必需的“对身体的整合”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总在不断地谋求心理整合，而儿童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对这一整合是有作用的——儿童要塑造自我就离不开他们。不管父母的实际人品如何，儿童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理想化了。这是长大成人的必经阶段，而这一时期，个人与父母紧密联系的理想尤其强烈。如果父母不懂得使自己所作所为符合这一理想，或是周围环境使理想不能实现，儿童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其人格发展就会产生问题。其实，不论是儿童还是青少年，甚至成人，具有进攻性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不安全感的产生，并不仅仅与父母对其的态度有关，它还与父母在儿童面前的其他表现息息相关。即使父母对孩子十分关心，教育也得当，如果他们在孩子面前行为不当，还是会让孩子感到害怕：孩子会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抛弃或是有可能被虐待。这源于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的恐怖主题的故事和传奇，而它们往往构成儿童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故事和传奇也有助于儿童心理的发展：儿童借助它们形成在主观生活中改造幻想的能力。　　父母是如何处理关系的，儿童也会照着样子去做。事实上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父母处理关系的方法中得到启发，借此来整合自己的身体，要么继续让身体处于分裂的状态。儿童可能会对这种分裂状态感到满意，这样他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时候，父母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父母希望孩子长大的愿望将鼓励儿童成长，换言之，父母的愿望是儿童自我塑造的动力。近年来的教育模式鼓吹“不指导儿童”——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不要影响儿童”——这样做对儿童和青少年人格塑造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大人们不管他们，于是他们就被抛向了自身一时的欲望，并屈从于这些欲望。一旦进入青春期，许多处于这种情况的年轻人都会抱怨父母对他们关心不够，这导致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需要”，不知道如何对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儿童了解了父母的愿望的时候，他才会有自己的愿望，为了不失去父母的爱，儿童就会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去发展。而如今，那些年轻人正是由于缺少父母的希望，才会处于今天的境地。儿童从与父母的关系中汲取心理养料，以此为依托逐渐学会独立表达自己的愿望。由于儿童面对外部世界还没有足够的内心准备，因此父母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才能逐渐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父母，就应该成为儿童与外界环境的中介。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心理“连续性”就负有责任，这一责任直到儿童能够（多亏了父母！）独立掌握自己的内心世界为止。有了父母对儿童的心理独立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心理的真正独立还有待于个体本身在童年、青春期乃至后青春期的继续努力。否则，个体就有可能感到不安和无安全感，或是始终无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常见的情况是，父母把儿童当成和自己一样的成人看待，鼓励他们去面对事实上他们无法面对的困难。这些儿童由于能在日常生活中独立解决问题给人以早熟的印象，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他们在心理上就会突然垮下来，就会到毒品或是没有主观投入的感情关系和性关系中去寻找寄托。　　某些另类的人，或者说反社会习俗的人，其实是非常依赖他们的父母的，只是他们试图掩盖这一点而已。他们在还没有解放自己的时候就想解放别人，却不扪心自问，看看自己的这种态度是否恰当。人要成为自己，要使自己的感情有“连续性”，不仅需要父母在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给予帮助，还需要自己后来的努力，这一心理历程对于个人人格的成熟意义重大。这个心理任务之所以艰巨，有时候是因为成人的过分控制，有时候是因为孩子把感情过多地集中在父母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将很难成为自我。眼下父母子女之间流行诸如“那么你负责了？”“好吧，我来！”之类的话，正反映了子女心理的脆弱性。　　失去自我是一种现代病。禁欲的根源是对自我迷失的恐惧，而渴望不停地换性伙伴是想证实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放心；但两者本质上都是无力进入“关系”的表现。
　　由于个体的感情不具有连续性，他人显得无足轻重了。进入一种关系让他们感到不安，仿佛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所以说，这种“拒绝”的心态实质是对他人感到恐惧。这样的心态下，诸如嘲笑、轻视、冒犯、互相排斥的行为就很容易产生。矛盾的是，在失去自我成为一种现代病的今天，社会似乎又特别强调关注自我——只是这种自我既没有心理内在化的能力，又没有丰富的主观财富，其表现是相当原始的。它甚至连自恋都算不上，自恋的人还能把握人格的整体性。比如“自我色情”，这种人的心理世界是四分五裂的，没达到“自恋”的水平，更没达到“生殖的性关系”的水平。对他们而言，惟一重要的就是感官的快乐，而引起感官快乐的身体部分诸如口、胸、腿、生殖器、毛、臀部成了“新拜物教”的神物。有必要指出，如今的媒体和广告所反映的那一切，其实接近于儿童的性，这种性成了“明星”。身体的一部分的价值被过分抬高，人们又一次被引向只重直接接触的感觉心理。　　现今的社会风气倾向于抬高感情冲动本身，而不鼓励感情的发展。这源于人们对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区别的模糊认识。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压力，即取消潜意识的概念，把潜意识当成意识。然而，意识并非是潜意识的直接继承者。意识既从内心世界汲取养料，也从外部世界汲取养料。意识和潜意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逻辑体系，而“自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整合为一体。“自我”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在与外界的不断接触当中，心理结构中的感情冲动被从“自我”中分离出来，“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意识不能直接把潜意识反映出来，意识也不能使潜意识枯竭。潜意识总能通过诸如梦、笔误、险些做出的不自觉动作、本能反应等表现出来。人类所有活动中表现出的不安、害怕和胡思乱想也是潜意识的反映。但是应注意到，由于潜意识的特殊性，个体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分析了与潜意识有关的各种行为之后，潜意识才显现出来。　　幻觉和想像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常常被混淆。幻觉产生于潜意识，而想像不是潜意识的直接产物。当我们想像一种情形、一次会面或是一个计划的时候，这是一种意识，许多机能都参与了这一过程，甚至智力和记忆力也参与了进来，而这两者显然不是潜意识的产物。而幻觉则是潜意识的活动，是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心理分析治疗的作用就在于在一个“迁移的关系”中，发现幻觉的性质。在这个与语言有关的关系中，潜意识的种种含义被表达，被重组。除了极少数的人，大多数人不作心理分析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了解自己幻觉的含义的。但是，生活和自我实现并不一定要了解自己幻觉的含义。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一切以感觉心理为中心，或是有把幻觉和想像混淆的倾向。这只是一个总体倾向。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了这种倾向的影响。　　自恋限制了人格的发展，自恋的人不能进入客体关系，不能接受他人，不能正确地认知他人，仅把他人看成自我的一种延续。这些现代病人们很容易意识到。但事实是，这种自恋心理很快就会进一步退化，于是主观生活变得更没有建设性，也更没有交流性。这时候，“自我色情”很可能就在内心占了主导地位，人的行为开始服从于感觉心理，外界稍一刺激，就立刻想满足这刺激引起的欲望。在那些未能整合自我心理的青少年身上，甚至是在大于25岁的后青春期青年身上都能明显看到这种倾向。在性生活方面，他们更重视冲动和原始的性欲，而不是生殖的性。有一个临床的例子：一位年轻的女士最近与她的丈夫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而她的丈夫在接受询问时承认，他独自自慰所感到的快乐比和他妻子发生性关系时感受到的快乐更强烈。这个丈夫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法从“儿童的性”中摆脱出来的病人。　　现代人的主观世界也充满了矛盾。在主观世界里，不再有各种思想的撞击，而这种撞击恰恰是主观世界找寻出路的途径。主观世界退化了，在里面只有感情冲动。那些让人害怕的感情冲动被压制了，其余的则根据情况的不同被排除。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性功能紊乱。至于紊乱的表现则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停地换性伙伴直到性无能。情感不再与性息息相关，于是情感与内心混乱画起了等号。情感更不能付诸实践，甚至得不到表达。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主观世界，无论是感觉的主观世界也好，是思考的主观世界也罢，无论这个主观世界是丰富的、开化的，还是表面的、原始冲动的，对任何人而言，他的主观世界就是他的“参照”，从这个参照出发，他去生活，他去表现自我。　　即使现代社会产生了对人的新的限制，但总体而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解放了现代人的身体。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发生了转移。当人们不必再为生存烦恼的时候，关注的中心就从现实世界变成了个人本身。在不久以前，好好工作，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为这些感到自豪，人就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但是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考虑的是自我实现和自己感到舒服。现代人变得越来越苛求，总是要求自己周围充满着感情和爱。这种对爱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人们感到沮丧，而大量的冲突也就因此产生了。仅仅几年工夫，我们这个过于关注感情的社会就使人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优柔寡断：现在的职员已习惯于根据早晨看到的上司对自己的脸色决定一天的喜怒哀乐，现在的男人像女人一样容易哭泣，现在的学生看到不好的成绩在公开场合就会崩溃。对关系不稳定性的不安让人的内心世界一片漆黑。　　人们常常混淆爱情和好感。爱情首先并非一种感情，它是面对确定的客体，主体感情生活的许多组成部分长时间互相融合的结果。而好感则是某一情况下，对于某一个人，人们最初的一种感受，这一感受可能很强烈，让人感到很幸福，但它并不必然是爱情。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不理性。人们对感情如此在意，以至于感情本身成了追寻的目标。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我们对感情愈加没有抵抗能力，而“未表达的感情”　　奥里旺斯坦（C.Olivenstein），《未表达的感情》，OdileJacob出版社，巴黎，1988。试图在内心生活里寻找出路失败以后，很有可能反过来侵犯主体本身。被压抑的感情导致人做出对自己（或是对他人）的本能而危险的举动：人只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做”，而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　　反对身体的体育体育运动在今天是被大力提倡的事，但是它并不能治疗心理障碍疾病。要保持高昂的情绪，只需要跑啊，跳啊就可以了。但是尽管现在人们常常用做运动的方式来缓解情绪低落，这个方法却是治标不治本。的确，在做了体育运动之后，人会感到精神饱满，但这只是体内分泌出的吗啡对人体器官的刺激而已，人并没有真正感到精神愉快。人们都了解那些一夜成名又迅速陨落的年轻的足球或是橄榄球明星吧，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可以很好地锻炼他们的肌肉，完善他们的运动技巧，但是，这些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成熟起来，不能代替“个体理想中的身体”产生的心理作用，不能整合性化了的身体。　　体育运动不能让青少年摆脱儿童的心理特征。相反，它倒是有可能导致感情的不成熟，因为它会带来对自己身体的自恋。今天有的体育运动的成功与其说是竞争精神和社会团结精神得到了升华，还不如说是身体和感情惨遭分离。某些体育场里发生的致人死命的暴力行为是原始本能行为的再现。这些变态的行为背离了体育的精神，在这里竞争精神其实是“进攻性质的性”的变体。当球迷们开始博彩体育比赛时，体育运动的意义就已不复存在。这时候，比赛对手变成了敌人，球迷们的性欲具有了“杀人性”，他们恨不得“杀死对手”，竞争精神变成了要把对方消灭掉。不属于关系的一部分性冲动是孕育不出体育文化的。当我们把性冲动从关系中剥离出来，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机能时，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同性恋式的暴力会再现。事实上，是社会生活纠正了某些人的同性恋倾向。至于正常的关系，它的作用在于让人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理想的、值得称道的同类，并努力与之竞争。　　把他人当成对手是对他人尊重的表现。但是，一旦有了同性恋倾向，他人就不再有竞争的价值。而当人没有了值得征服的对象的时候，他的冲动就会表现为其原始状态，即进攻性的、残暴的状态。一直以来，每当社会上出现伦理文化未能有效加工改造冲动的情况时，文明就开始受到威胁。近年来发生了许多球场暴力，像比利时黑塞尔体育场惨案、英国舍菲尔德体育场惨案，这些就是典型的例子。　　现代人犯过许多幼稚的错误，而以为只要把人集中起来，让人们对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感兴趣，就可以让人们成为人格完整的人，这是现代人犯的又一个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向年轻人提供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层面上的计划，我们其实就没能帮助年轻人获得心理的高级机能（比如“升华”），我们所做的就只是发展了他们既被动又充满暴力的矛盾人格。因为他们感到的是“分裂的身体”（这是心理没有整合的表现），这使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而缺乏自信心恰恰是进攻性性格的根源。　　今天，我们已不再在体育场里疯狂地大喊：“跟我的身体说话，我的脑袋出了毛病！”现在，我们说：“跟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说话吧，因为我不想要这个身体的全部。”失语的感觉心理爆炸带来了对体育价值的拔高（当然，还有对音乐价值的拔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这个问题）。而语言被消灭之后，身体自然也在劫难逃。在人们如此地在乎自己的身体看起来是不是美丽、自己是不是感到周身舒畅的今天，这是怎样的悖论啊！当然，世界并非哑巴的世界，人也不是隐形人，我所想说的是，今天的社会潮流有“否认身体”的倾向。在西方，人们对于诸如佛理禅宗之类哲学流派的兴趣朝着“非体现”的方向发展，即向着“消灭身体”的方向发展。要思考，就得“从自身里出来，要透明”；思考不再是内心与上帝的对话，不再是对自我生存的深入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教是一种肉体的宗教——它是被“体现”着的。这一“体现”对于遗忘身体，或是消灭身体显然是一种障碍。失去了内在含义的体育运动其实是对身体的不尊重。比如说“蹦极”吧，现在这种运动在西方很流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它本来是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土著人的传统奥义传授仪式。当地的男青年要想让部落里的人承认自己是有男子气概的，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当然，是在经过有目的的专门训练之后。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人们把它视为一种“纯粹”的体育运动，把它同它所依赖的文化背景剥离开来。对于柔道、瑜珈、唐手之类的运动，我们西方人也是这样处理的，在这些运动中我们把“精神”和“身体”分裂了开来。体育再也不是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体育了，它不再具有人文精神和社会意义。身体存在的惟一意义变成了要用它来“达标”，这是无助于儿童和青少年形成完整的身体概念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寻求“达标”的身体已经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的社会“建议”所有的人都拥有青少年似的体魄，把这作为一种理想：最好永远拥有发育时的身体才好呢！正因为如此，身体没有了未来，而性也被固定在它最初的表现形式上了，即儿童的性（自慰、同性恋、恋童癖和偷窥癖）被抬高了。　　在青春期，青少年的身体起了变化，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他们的能力都有了提高，这些都逐渐改变着他们的行为方式。这个突然新出现的、和儿童阶段完全不同的身体，以及它所带来的新的感受，有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反应：或者是自我的生理抑制，或者是冲动的行为。前一种人对行为有了新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想从中解脱出来；后一种人感到无法压抑自己的冲动，便屈从与这种冲动。总的来说，青少年既有全面体验这些新能力的渴望，同时又踟躇不前，于是，他们就有了多种运用他们身体的可能性。这时候，他们尤其想体验的是一个被文明化了的身体；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只注意身体本身，他们实际上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的身体。　　可能出现两种糟糕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发生在身体突变的时期。生理上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青少年非常害怕失去对自我的控制，害怕失去内心的和谐统一，于是他们逃避智力上的训练。他们的学校生活也开始变得困难重重。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可能会逃避体育运动，躲在哲学思考或是大量的数学题里。这种心理还有可能用显示自己的暴力倾向来表现，这包括：模仿“兰博”，剃光头，听像雷诺这样的歌手的歌曲（这种方式比较温和）。总而言之，这些人无法忍受身体的变化，希望逃离自己的身体。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一样毫无出路，它表现为身体与心理生活的分离，即身体为其本身而活着。人的行为和动作不再是思考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没有被“心理化”。所经历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但是它们并没有“入心”，没有对个人人格的完整化起到作用。处在这种状态中，人就会满足于一句文风新颖，但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的话，即“让身体说话”。今天的广告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向我们灌输这一观点，告诉我们身体“是”语言。但是，如果说身体可以表达事物的话，它却并不因此是语言。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为身体而身体”的观点，即认为身体可以代替语言，可以由身体来统领和协调各种表达方式。　　在这种否认身体的社会氛围下，青少年感到害怕或是孤独，这导致了他们的某些挑衅行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就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许多年轻人看了《深蓝》以后想在游泳池里——有时候是海里——闭气潜水，他们中不少人因此出了意外甚至死了。后来，从1970年开始，这种自由的潜水活动在法国被禁止了。任何俱乐部也不再有权利教这种潜水。这种潜水被要求有严格而昂贵的全程技术支援和医学看护。事实上，电影里那两个世界上独有的这方面的专家也并不是想怎么潜水就怎么潜水的，他们有特定的技巧。但是，这个现实似乎被这些年轻人彻底地遗忘了。他们只感到自己要去做的冲动，根本就不做任何准备工作：先跳下去，以后的事再说吧……我们已经说过，电视和电影对人的行为有着影响，它们提供了一些画面，然而这些画面只能作为感觉心理的参照，是无助于主体作理性思考的。我们可以列一张新的自杀式体育运动的清单，这清单中的项目，不管是摩托艇也好，蹦极也好，总之都既无助于人格的培养，也不能为以后的任何活动作心理上的准备。它们只会让年轻人产生自己拥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身体的幻觉，这个不真实的身体映像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发展。　　当一个年轻人在身体上拴上一根弹力绳，玩着从悬崖上往下跳的游戏时，他所追求的是否是阳痿者试图寻求的那种性高潮呢？“在20岁的时候，我想我在性里面找到了某种强烈的东西，我对这种刺激感到满意，但我还等着更多的东西。我现在28岁了，情况变得困难起来。我总是做不到……所以我就陷到其他的东西里面去了：开始是橄榄球，后来是跳伞。”这是现代性关系的某个侧面的写照，而不是为了去实现伊卡洛斯的逃亡之梦。现在，面对这些新式体育，人们根本就不考虑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人们常把危险和年轻联系在一起，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应该把结果当成原因。与职业的走钢丝杂技演员、小丑和水手不同，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对他们的身体没有意识。他们中的有些人骑摩托、开汽车、开汽艇的架势就像他们根本没有身体似的。在这里有对危险的爱好吗？不。年轻人这样冒险，这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到他们的身体是有极限的，在做这些运动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危险的意识，更谈不上死亡的意识——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死去！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冒险。他们试图在某些体育运动里抬高身体价值，这反映出他们对身体映像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体育运动，还有那些新近出现的各式游戏，使人对“身体映像”认识的危机加剧了。人们过度地追求一个健美的身体，这导致了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的否定。可以说，这个假想出来的身体已经成了真实身体的对立面，这一矛盾的另一表现为，在人们“反对羸弱”的身体的时候，他们（不论男女）都强调通过体育锻炼来强健肌肉，强调拥有一个孔武有力的外表。　　于是，在1980年代初，健身风靡一时，这个过去不为人知的运动一下子成了时尚，鳞次栉比的健身房里人们努力地使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更具“男子气”。胸部的、腹部的、两臂的，还有双腿上的肌肉逐渐突出了，按照别人的眼光一步步地被塑造着。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讨好女人。的确，有些女子喜欢体格健壮的男子，而且今天的男子少有健壮的也是事实。但是，强有力的外表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拥有强有力的精神，而要意志坚强，则需另一种“体育锻炼”。而且，在这个“征服女子”的愿望背后，这些人的内心深处难道没有另一个愿望吗？他们希望自己在这种场合处于男人之中，相互比较，相互欣赏对方的体型。这种兴趣是青春期心理的一部分，是带有同性恋性质的。在更衣室或浴室里，另一个肌肉健硕的身体是让人垂涎欲滴的，这种目光的交流有时候会发展成为真正的身体接触，两个同性的人从对方身上感受男性之力。　　关于“自慰”，这是一件男性的事情——即使是妇女在这么做。这样做的女子其实是在否定性别的差异，她们把自己等同于男人，做他们的事情。关于健身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传统解释，即认为健身反映了人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勃起的巨大男性性器官的潜意识，关于这个解释，有一幅幽默画值得一提：画面上，有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显然正准备与一个女子发生性关系，而这个女子被男子的健美的肌肉所吸引，正在解男子的内裤。女子的面部表情是窘迫的，因为，她的先生正递给她一个放大镜！　　另一种解释即我们已多次强调过的“分裂的心理”，有一些人尽管肌肉发达但心理却有精神病的特征。他们在面对他人和面对世界时对自己缺乏信心，因此他们不得不让自己显得很强壮，不得不时刻处于一种“防御”的状态。其实不仅仅是同性恋者会有这种心理，异性恋者也会有这种心理，在这种异性恋关系里有同性恋象征存在。另外，我们确实在许多同性恋者身上发现了心理疾病的症状。克尔韦勒　　勒内·克尔韦勒（RenéCrevel），《我的身体和我》，J._J.Pauvert出版社，巴黎，1974。
　　关于身体的阐述把这些解释得非常清楚。可以看出，今天我们对身体的观念与古希腊时代的身体美学已经相去甚远了。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身体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文化，而对于我们而言，身体是让人有资本骄傲自大（或沮丧不安）的东西。这一差别有必要指出，因为人们常常在不了解古希腊文化的情况下，用它作为今日健身运动的论据，而其实两者并无相同的内在含义。今天人们做健身运动，不过是想掩饰自己的弱点、给自己戴上骗人的面具而已。　　健美运动（包括健美操）使人更加关注自己的忧虑，是感觉心理的一部分。它们其实是在“消灭身体”。人们试图用假想的身体代替自己现实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想把性的渴求更大程度地从冲动本能中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想用假想的身体代替真实身体的做法——变性手术——是病态的。这些变性人即使在做了手术以后，也永远不是一个女人（或是男人），因为他们在追求一个与真实身体有差距的另一个身体映像。　　今天“身体真实”缺乏的情况已十分严重：男人女人们都在“逃离”自己的身体。然而，新的服装款式和流行观念却以这种对身体的错误认识为基础。这些服装让人在他人眼中显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但其实恰恰从反面反映出主体的失落心情。媒体和娱乐业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它们把这标榜为“现代”。这简直是全社会的神经官能症！然而，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不得不向其妥协，使自己与之一致。既然人们都这么说这么做，这就是正常的了。许多儿童尽管做了许多体育运动，但当他们长大以后，拥有的将是一个“错位的身体”。因为身体映像如要得到内心整合——换言之，人要对自己身体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感情积累，还与父母及社会灌输的身体映像有关。现在的这些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肌肉“达标”，它们既无助于儿童身体的塑造，也无助于他们的心理整合。人们的体育运动是和人的精神无关的，也不能促进身体美学的发展。如果能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们就会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就会发现目的仅在于强健肌肉的体育，从狭义上说，是无意义的。
音乐遗忘了身体
　　从1950年代至今的音乐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对身体认识的变迁。身体逐渐与语言（理性的象征）分离开来，与“与他人的关系”分离开来。舞蹈不再具有社交意义，它常常成了在人群中孤独的表演。快节奏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以及灯光的效应都让人疯狂舞动。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扭动以使自己忘记与外界的联系，进入无意识状态。在一些夜总会里，为了达到更猛烈的“精神爆炸”，人们甚至用摇头丸使自己进入恍惚的状态。其他的药品也被使用，目的都是为了达到这种“超越身体”的幻觉。在身体和感观的爆炸中，似乎一个更好的自下而上的状态是触手可及的了。许多形式的音乐都与毒物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所谓“翱翔”其实就是想脱离身体，否认身体。红粉弗洛伊德乐队和滚石乐队等都宣扬毒品是音乐创作的源泉，这是错误的，究其根源，也是有“脱离身体”的欲望。
 
　　音乐模式里的不利于清晰认识身体映像的倾向比原来更强了。新生的摇滚乐是从爵士乐演化而来的，而爵士乐是从黑人灵歌发展而来的。灵歌原来是来到新大陆的黑人用来表达他们心理状态的一种音乐，他们用它来表达基督信仰，表达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愿望，表达他们一生中所经历的几件大事的宗教含义。它是抱怨之歌，是要求之歌，用简单而紧密的节奏反映出人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出现的爵士乐，即纯粹的美国黑人的爵士乐，与这相比节奏切分的较多。最后，出现了摇滚乐。1960年代的青少年用它来表达自己的反叛意识。愈加支离破碎的节奏，反映了他们所感到的身体的“破碎”。青少年的暴力音乐反映出他们想去一个更理想的地方的愿望，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身体错位。　　不仅音乐潮流能反映出社会心理的变化，歌星现象也可以。歌星被包装起来，变得更“感性”，活在他人的崇拜当中。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其实是想像）集中在几个方面，而他们的身体，尤其是被关注的对象，他们的身体吸引着歌迷，这些歌迷视他们的身体为“理想的身体”，恨不得用那个身体替换自己的。尽管明星实际上并非像歌迷所想像的那样活着，但歌迷们为了满足他们的“替换身体”的欲望，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只需要听听明星们怎么说，看看明星们怎么做（当然是包装之后的）就足够了，当年轻人或是成年人模仿这些明星时，结果总是让人失望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明星都不能作为个体人格的标准。　　我们已经说过，个体需要从他人那里得到塑造自我人格的心理养料，而父母和其他与青少年有接触的成年人，常扮演这一角色。如果他们在未成年人“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提供的养料是充足的，那么未成年人就能逐渐把自己和作为榜样的他人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人，而模仿甚而以明星代替自我这一原始的心理防御行为反映的是对成长的拒绝。如果说歌迷们是重视自己身体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当他们为那个存在于激光灯下和震耳欲聋的切分音中的身体疯狂时，他们其实是在抹杀自己的身体。　　有一位摇滚乐歌手，因为他表演时善于显示其最强健最性感的体魄，所以非常有名，并被他的歌迷当做“雄性”的象征，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强烈的性满足。那么，由一个肌肉突起、全身是汗、嗓音深沉性感的家伙塑造而成的“雄性”形象，反映的到底是身体的充分发展还是反身体的胜利？的确，如果我们潜意识里假设身体是敌人，这就是我们从身体里“解放”出来的一次胜利——如同在《深蓝》和其他某些现在流行的运动里。歌迷们都明白与明星有真正的色情关系是不可能的，明星的作用仅仅在于强调力量和活力，歌迷们想凭借这些“逃离”自己的身体。明星们（有男有女）喜欢穿着皮夹克，骑着大马力的摩托，这恰恰反映了他们潜意识里对他们自己本身的映像感到不安，他们把身体“消化掉”，转而注意与身体有关的东西。尽管明星作为一种社会映像，是许多人参照的标准，但明星（比如那个摇滚歌星）实际上只是普通人。在爱情生活里，他是平庸的伙伴——即使他不停地换女朋友，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他用粗鲁的进攻性动作弥补其在性上的不足，这是让人遗憾和失望的。总而言之，不管什么样的社会领导人物，他的存在即反映了社会群体的某种不安，而这不安是他所代表的映像能延续下去的原因。　　不愿拥有自己的身体，沉醉于幻想的身体，这种做法明显损害了个体承受自身现实身体的能力。用他人身体代替自己身体是一种身体错位，也是现代人的又一个心理病症。这一心理状态在内衣广告里时常被反映出来。比如最近的一个男性内衣广告，画面上突出的身体是一个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中学或是大学的有活力的年轻人（看起来还有可能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在这套服装下，是一个永远不老的青春的身体，这个身体抹杀了（顾客的）现实的身体，而这一身体错位即反映出功能的不协调。如今人们在自我审视时头脑里反映出的身体其实并非是自己的身体。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如今男式内衣流行什么款式，购买什么款式常常是取决于女人的。男人们大多不愿意去购买内衣内裤。在商场的男式内衣柜台前面，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妻子（或母亲）和女售货员在交流着关于三角裤或短裤的优点、样式和颜色的意见，而丈夫（或儿子）则被动地站在一旁等着她们作出决定。即使他心里觉得她们作的决定不适合自己，他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有个新近的例子：一位年轻人的母亲，在没有征询23岁的独生子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逐步把独生子的三角裤换成短裤。独生子接受了这一转变，但在心里他却还是喜欢穿三角裤。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因此指责他的母亲，或者做得更好——自己去买。“占据”自己的身体是未成年和青年人的心理任务之一。一般而言，由于女孩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较有全局观，她们比男孩更容易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患有厌食症和善饥症的女孩。她们通过食物来表达与母亲的身体映像分离的困难。拒绝自己的身体是青春期会遇到的一个心理问题，这一矛盾的表现及延续就是社会上的否认身体的现象。由于青少年对身体的认识模糊，吸毒才会像今天这样泛滥，有时候性才被当做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否认时间和现实的身体，而把年轻人的身体当成标准。如果说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年轻而美丽的身体也是被追求的，那时的情况却与今天的不同。那时候，这种追求并未否认成年人实际的身体映像，追求体现的是一种美学潮流；而我们现在是在拼命地“抹杀身体”。所以可以说，现在的身体处在危机当中，而摇滚乐，正是危机的反映。摇滚乐是身体爆炸的象征，它加剧了身体的分解。“我爆炸了！”当许多人狂喜地大叫这句话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发现这句话也暗示着死亡吗？　　摇滚乐除了具有新节奏的吸引力，还反映出一种焦虑情绪：失去身体的焦虑（这一焦虑还带来了吸毒、青少年自杀以及失败的性关系）。尽管身体处于危机之中，如今它却更多地被陈列和被强调。肉体的分裂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今天的人面对重大的思潮——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都感难以接受。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内心也不再有“连续性”，心理是分裂的，是暂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邪教、密宗和巫术之类又沉渣泛起——如同历史上每次出现“意义”危机时一样。事实上，只有完全不了解身体意义的人才会被这些幻觉所迷惑。摇滚乐是同当代年轻人一同出现的。它对这个把年轻人的身体奉为榜样的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以为这种音乐强调了、表达了、解放了身体，但事实恰恰相反，它开启了年轻人身体的时代，即“想像的身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衣服和各种徽章成了真正的皮肤，最终抹杀了性别，典型的例子就是男女统一的牛仔裤的流行。由詹姆斯·迪安和埃尔维·普雷斯利设计并推出的牛仔裤在强调身体形态的同时也在否定它。布料被磨破，洗得发白，而露出身体的部分则是小小的暗示。这种强调身体一部分的做法损害了作为整体的身体——性感的是牛仔裤而不是身体。在我们谈论着“解放”的年代，时尚的衣服却紧裹着身体，这难道不是悖论吗？我们用衣服束缚着身体，尤其是从皮带紧束开始的下半身。我们束缚着生殖器官的部位、臀部，还有大腿，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19世纪那些突出身体本身的服饰。的确，在一个谈论着性解放的时代，人们解放了上半身却捆绑了下半身，这是多么奇怪啊……现实里对身体的否认、对身体的束缚（至少潮流引导我们这么做）与口头上谈论的差距是多么大啊！另外，今天又出现了新的服装潮流，紧身服装被宽大的失调的服饰所取代，而这种服饰，只是把身体裹起来，什么也不强调。　　牛仔裤的色情使身体消失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它阉割了身体。它成了一种制服，一种人们互相承认的标志。牛仔裤没有过时，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可是，除了为数不多的怀念1950年代至60年代得克萨斯牛仔生活的人穿着纯粹的硬邦邦的牛仔裤，大多数人穿的牛仔裤的式样已经和以前的款式大相径庭：牛仔裤和T恤衫一样，被割破、被拉成像破布一样的一绺一绺。这种差别是我们这个“青少年社会”的典型症状，破烂的牛仔裤象征了被撞伤、被割破，又被缝缝补补的身体。这个身体残留着性失去以后的伤疤。牛仔裤中不再有性。可以说，它的目的达到了。牛仔裤最初是男性服装，后来男女都可以穿，最后被割得破破烂烂而非性化了。破旧的牛仔裤使真实的身体消失，使想像的身体得益——就像个体本来就不该有性和身体似的。　　接受自己性化了的身体是青春期的挑战之一。环境有可能促进或阻碍这一进程。当然，由于情况总是很复杂，渡过这一阶段对青少年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从青春期初期开始的把新的身体内心整合的过程有可能失败，并因此导致心理障碍，或是与人交往的困难。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会感到与儿时拥有的那个身体失去了联系，现在这个身体与那个身体是分裂开来的两个，这让他们产生了不安全感。这种进攻性质的不安全感无处不在，有可能在音乐里，有可能在他们反对社会的行为当中，甚至在他们对他人的依附关系中也存在。身体的分裂使接受现实变得困难。事实上，年轻人在拒绝“社会”时，并不总是有意识的，他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身体上的不适应，如果他最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有可能开始糟踏自己的身体甚至自杀，似乎通过这种方法，他终于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反对他人了。要未成年人把他的身体内心整合并不总是容易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无休止地追求享乐，并沉浸于幻想之中。但是，这果真是享乐吗？难道这不是对身体的虐待吗？这种似乎是让身体做主的行为，其实是对身体的蔑视。　　摇滚歌手既不爱自己的身体，也不爱他自己，他们常说，除了摇滚反对一切，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原始的施虐狂心理。事实上，摇滚乐连“自恋情结”都不能促进，它所能促进的只是自我色情。当然，并非喜欢摇滚人格就注定有问题：人的心理是有抵抗能力的。这让许多人免受一时的社会行为的奴役。个体会检查和考验“社会标准”。有些人完全同意社会标准，把它作为“附加的自我”，以补充“本有的自我”的缺陷；而另一些人则完全不受其影响，保持自我的独立。　　摇滚对身体的否定更进一步就是朋克了。朋克族的人格有更明显的精神病症状（爆炸性的），他们从头到脚都处于谵妄状态，完全不对身体作限制。他们的性心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其中同性恋心理占据着优势，否认男女差别。朋克族未分化的人格都具有攻击性质，而且他们中的女子比男子更希望显示出自己的男性化特征。他们的头发根根直立，整个身体如同刺猬，要使别人碰不得他们，可以说，这种对身体的否认已臻极至。　　摇滚乐和大多数“心理断裂”现象是同时出现的，并且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先是把性和爱分裂开来，接着又把性和生殖分裂开来，于是心理被“解理”的个体习惯了“把这些分裂开来”的生活。1968年的危机是令人沮丧的，不仅从此以后统一的文化社会不再存在，而且危机使“心理断裂”合法化　　感情冲动的心理逐渐代替了以前较为理性的心理。最终分裂感觉的传递在内心占了优势，语言的表述也变得混乱。“我要垮了”表示沮丧，“我要爆炸了”表示开心，“让自己发狂”则是把潜意识当成了意识。总而言之，是“为感情冲动而感情冲动”大行其道。看看参加1968年动乱的那些人的态度转变是颇有意义的，他们的表现是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的典型症状。这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大多偏执，他们以摧毁坏的社会为借口，投向了上帝恩惠主义、心理玄学，甚至邪教。在有了宗教情感或某种思想作为基础之后，他们开始放纵自己的感觉，并以为这样做是宗教（或是那些不理智的思想）所允许的。　　“心理断裂”在形式上达到顶峰之后，在影响范围上不断扩大。在电影《最后一个女人》里，男主人公用电动刀切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在《一大口》和《感官帝国》里，人超越了身体的极限以致最终因此而死去。许多电影里都有自残或撕裂身体的特写镜头。害怕与他人建立关系和让身体永远不老的欲望不仅导致了性关系与爱情的分离，也导致了性关系与身体的分离。可以在任何时候同我们想要的人接吻，这一做法使我们忘了要在这一行为中投入感情，进而使我们只注重性器官而遗忘了整个身体。如今当某些人说着诸如“小嘴”、“甜吻”、“小屁股”之类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与他人的关系”的存在，只记得这些身体的某个部分。这种性关系就如同自我色情，其中不存在一个完整的身体。今天，性冲动的地位被抬高恰恰象征着其本身的衰落。电影《美利坚帝国的衰落》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在戏剧性的幽默气氛里，一群男女讲述着他们的性经验。这些主人公都曾把潜意识当成了意识，疯疯癫癫地生活，如今都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影片营造的是1960年代的色情渴望破灭后的那种气氛。　　当个体宣称他是按自己的“渴望”行动的时候，他其实并未接受潜意识的真相，他把潜意识当成了“自我心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说过，欲望的产生并非为了实现，否则潜意识就会抹杀意识。这时候由于冲动得不到加工，无法在外部现实世界里找到合理的出路，个体变得非常有进攻性，由其潜意识引起的行为会犯十分可怕的错误，例如在各种公共场合（公交车里、路上、体育馆里、商店里）的强暴行为和对儿童的性侵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阐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侵犯行为是对他人的极度漠视（视他人为不存在），每一桩影响虽然有限，但合起来却是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就正常人而言，即使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适应，他最终还是会找到适应环境的方法并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而对于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而言，他会不断地指责他人和社会，会始终与周围的环境保持距离，他与外界所建立的关系也是临时性的，不完整的。这种指责会演化成怀疑，个体开始怀疑与所爱的人的关系，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最终使他不再建立持久的关系，而只依一时的渴望建立短暂的关系。性本来是可以存在于一段持久关系当中的，然而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性就变成了一时的感觉体验，可以说它在实质上就不存在了。我们得再一次指出，某些人现在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另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这样做，却受到媒体、广告和各种所谓“文化产品”的耳濡目染。这些传媒和产品或多或少地宣扬着“冲动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坏的参照标准。　　对身体的否定正逐渐发展着，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这一发展预示着“非性化”的方向，并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仔细研究现代音乐各个流派的发展，对认识这一点是有帮助的。摇滚乐开始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发源于岛屿上的音乐。摇滚乐否定身体，而这些“岛上音乐”象征的是随着波浪起伏的原始的身体。牛仔裤满街跑的时代过去之后，全裸开始大行其道。牛仔裤是把什么都展示出来，全裸则是什么也不展示。事实上，失去了象征意义和情感的身体变得空虚了，身体的性的含义和历史含义不复存在。在摇滚乐之后各种音乐先是吸取了非洲音乐的节奏，现在又大量采纳“岛上音乐”的元素。这都反映了现代西方人幻想着另一个身体和过另一种生活方式。于是，不同人种的人在“认识自身”这一问题上互相影响。当然，这一现象并非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每次当它出现的时候，都会带来种族自我认识的危机：那些最不自信的个体和社会群体会垮掉，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但都有可能的结果，要么是人们开始揭露“侵略”，要么是人们满怀深情地宣告一个新的种族的诞生。这种互相影响的认知过程自然对时尚也是有影响力的：今天，白人都喜欢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把头发烫卷，而黑人则将皮肤漂白并把头发拉直。比如迈克尔·杰克逊，他作了很多次整容手术，就是为了改变他的外形，甚至可以说，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代社会和身体映像的冲突。　　寻找身体形象的社会行动在舞蹈里也可见一斑。1970年代初——工业社会时代——的舞蹈大量吸收了黑人舞蹈的元素。人们跳舞的时候如同机器般动作生硬，动作迅疾而不连贯。舞者时站、时蹲、时卧，摆出各种几何造型。这种新式舞蹈的目的不再是与他人建立关系，而是展示自我的能力。因此，人的动作也不再是柔和的，而是有棱有角的。这些姿势更加具有冲突性和进攻性，也让舞者更加孤独。“机器舞”把这类舞蹈推向了极致，也“机械化”地拯救了身体——它赋予身体一种功利性质的存在（但是，这绝非真正的身体）。这种“机器身体”很易受感情冲动和各种情感的影响，最原始的感觉和情感统治了人的心理，如今，“机器舞”已不再流行，但是这种“机器身体”映像在人的心理上的投影仍未消失。　　到了1980年代末，“机器身体”销声匿迹之后，新的舞蹈又产生了，这些舞蹈来源于非洲（例如祖鲁）或是太平洋岛国，也有来自亚马孙森林的印第安人的。我们不仅穿得像祖鲁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达方式，还有我们的舞蹈都像祖鲁人，很可能正是通过这些舞蹈和生活方式，西方社会表达出让身体成为去除一切的原始身体的欲望。　　与摇滚乐密不可分的毒品也是对身体的否定和轻视的一种表现。至于对异国情调、香水、色彩、远方的景物的兴趣，都会使身体的自我色情倾向更加严重。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即意图为自我色情找一个根源或是传统。于是，有人便在思想潮流、音乐流派，甚至餐饮文化里找这种所谓的传统。要知道，这种做法丝毫不意味着身体被更好地接受了——尤其在今天儿童与母亲关系过分亲密，心理上没有明显的父亲映像时更是如此，而缺少一个象征着强有力的父亲的映像，其结果就是儿童无法成为他自己。人们不禁要问，为了重新让心理和身体协调起来，妥协的办法是不是接受一个“好野人”的身体映像——我们的祖先曾拥有过的那种乌托邦似的身体映像吗？
“好野人”的裸体
　　仅仅在几年以前，全裸还被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地方，可是现在，从早晨第一缕阳光照在沙滩上开始，就能看见全裸的晒日光浴的人，他们想把全身都晒成古铜色。但是，泳衣被扔在沙滩上，色情的梦想便也一诞生就死去了。这种刺眼的、丑陋的、毫无诗意的全裸是自我色情的一部分，而这种色情抬高了诸如暴露癖似的“局部冲动”。把所有都展示出来——就像借口要使语言清晰无误，而把话全说出来一样——是没有把身体“内心整合”的表现。而正常情况下，当6至8岁的儿童拒绝他的父母亲为他洗澡开始试图掩蔽自己的裸体时，这一心理整合就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一心理任务在青春期将继续进行，目的在于把性化了的身体重新整合。在这两个时期，人感到害羞是正常的心理进程，反映了人对自己身体的认同。可惜的是，今天的社会风气没有向年轻人灌输这一观点。
 
　　裸体果真是身体舒适和自由的标志吗？果真是把身体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欲望的表现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两种人进行区分。第一种人是自然主义者。源于一种哲学传统，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属于私人的空间里赤身裸体。另一种是刚刚到沙滩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就把衣服全脱光的城里人。第二种情况是对身体的否定，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展示的是什么。他们这样做是裸露癖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所展示的——胸部和性器官——在正常情况下是引起情欲的部位。如果有的未成年人表现出对这种场面的反感，那正是表明他们对这些色情的部位很敏感，他们想把这些部位隐藏起来。他们想保护自己的隐私。事实上，如此展露身体，是要冒使身体失去引起情欲的功能的危险的。　　沙滩上（或在城市里）的这种裸体完全没有引起情欲的功能。它所体现的是没有性的人群的性关系状况。这是另一种否认身体的方法：性越来越多地被展示，但这不仅没有激起享乐举动，反而带来了对性的漠视。现在有些人为了证明裸体是合理的，常常以别的文化作为参照理由：部落社会里人不是全裸的吗？这一理由不成立是因为它混淆了不同的文化，其思考的立场是不严肃的，更不必说这些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别种文化的确切认识。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拉奥尼的欧洲之行吧。这位亚马孙森林某一部落的首领来到欧洲发出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森林有可能会消失。在他多次发表讲话时，他都穿着和带着各式各样的饰物，要是在平时，他是不会穿这么多的，他没有否认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也知道在和别的种族的社交中要穿衣服，他也并未感到穿衣服对身体有何不适。　　现在，人们已经把裸体当成了一种能让身体继续活下去的“补形术”，其作用在于让工业社会里那些“失去了文化根的人”和“已经爆炸了的人”重新找到文化和人种的归属。工业社会中的人是自恋的，他们漠视前人留给他们的遗产，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种过分的自满，他们希望扫清历史上的一切。现在他们终于把自己变得“赤裸裸”的了，他们问自己：“参照是不是真的存在呢？”……非洲人、南美的印第安人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居民继承了他们的文化，是留住了他们最久远的“根”。至于我们，去模仿他们的行为，则是幼稚可笑的。这样做，潜意识里是想廉价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根。在否认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同历史的孤儿，性和身体行为都表现出想祛除这种孤独感的渴望。　　“死亡”的意念盘旋在现代身体的上空。毒瘾，依赖性疾病如厌食症、善饥症，以及大量的忧郁症都以身体作为其进攻的目标。这些现代病是拒绝身体的疾病。由于缺少作为参照理想的身体映像，产生了这些自杀性的、追求原始感官享受的行为。而身体处于原始状态只可能是一时的，即使人们努力说服自己维持这种状态也无济于事。神秘的“永恒回归”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尼采非常喜欢讨论这一点）且挥之不去的念头：要重新找回那个久已不存在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的缺席是所有无力的源泉。而事实上，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可以反复做而不让人心感厌倦，强迫性行为的重复则是会使人厌烦的，使欲望消失的。强迫症患者害怕死于“敢于有欲望”，而在所有的强迫症态度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处于险境。为了自我保护，个体会冒出许多挥之不去的奇怪念头。他们会反复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这些来掩饰正在堕落的身体，掩饰感觉上的真正冲突。他们以回到古代社会为借口，让自己的身体处于原始的最初状态。这是一种倒退。要知道，认为洞穴人、森林里的人、住在草房里的人，比现代人更真实，是一种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做法。　　想让自己与或近或远的历史融为一体的狂热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表达了让自己的身体属于一种传统及其仪式和习惯的需要。“工业社会人”用了50年时间斩断他们与人种、文化、教育和宗教遗产的联系，而且还蔑视代代相传的不可或缺的生活经验。“工业社会人”想一切从零开始，想成为突然出现的、没有祖先的、没有历史的一代。这种奇怪的做法使他们成了孤独的一代。现实让现代人产生了“无所不能”的幻觉，他们是自恋的。但是，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万能的则可能会伤害人本身。以它的名义，多少生命被浪费，又有多少生命堕落了！承认自己的根好像变成了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但是，人没有根是很难发展的。每一代人，即使自己没意识到，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运用文化遗产。有人喜欢编造家谱，他们没有了传统，没有了习俗，没有了信仰，甚至“没有了”父母。但是，矛盾的是，现在，一部电影、一首歌，或是一本书，只要它提到一点点那些消失的传统，它就必然会取得成功。　　为了给自己一个将来，与过去相连对于人来说是必要的。我们有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在身后，我们却否认了它，并且试图从别的人种那里借一个。从长期来看，这会使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成为失去根的人。与自恋的现代人只顾眼前不同，我们的每一代先人在处理好眼前的事时，都考虑着后代。盖房子，种树，这些行为的着眼点都不是短期的，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们反映了要拥有后代的意愿。“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在当时绝非流行的语言。是什么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是“生命太短暂了”，人们常这样说。在一个人的寿命不断增长的时代里，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啊！现在人们总是害怕失去，于是都抓紧时间活着。　　事实上，除了已经失去的，没有什么还会再失去。如今身体映像和身体本身不再能共存，它们之间的断裂就是失败，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时尚和各种思想都反映了这种失败。追寻一个并非自己所拥有的身体，力图控制自己的生殖，这些最终只能让人产生“让身体达标”的欲望——并且常常会导致激素的使用。　　身体与性的分离是“进攻性”的根源，而认为能把“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分离是又一次性解放，这种看法既不公正也不健康。弗洛伊德曾指出，在两个人有性关系时，他们在内心深处是亲密地合在一起的。在性研究中，分开来研究其各自的过程是有必要的，但绝不应忘记，他们是一个整体，这“整体”是爱的核心。　　归根结底，难道这种无知的、无欲望的身体全裸不是有罪心理的一种反映吗？有看的欲望和被看的欲望，意味着希望被承认和被接受。“工业社会人”否认了他人和历史，很难建立一种使自己的身体属于他人和过去的联系，其身体失去了参照。吸毒者和厌食症正是表现出了他们身体感觉上的这种不适。　　未能升华的性会具有其原始的进击性。文明曾系统地建立了一些禁区（禁止乱伦、禁止对儿童的性侵犯、禁止强暴），这些禁区对使生活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这些暴力的举动又增加了。从所有这些禁区“解脱”中出来的身体映像带来了人已获得解放的幻觉，这种“解放”其实是原始人性的解放。由于现在的社会环境没能给个体提供正确的价值和象征，个体未能将内心整合，于是把冲动本身合理化的做法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既不能整合性化了的身体，也不能接受完整的性。人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关系，而是追求自我承认，与人竞争和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这种氛围是不利于异性恋关系发展的，更糟的是，它有利于同性恋关系的发展。　　以“解放身体”为口号要求全裸，这表达了要重新找回身体舒适的愿望，而且全裸还参与了使人类的所有活动大规模色情化的进程。但是，悖论是，当色情开始进入夫妻关系的时候，它却又促进了身体的非色情化。因为全裸意味着：“我是全裸的，我不是引起欲望的，我也没有欲望，我只要想引人注目而已。”　　色情侵犯了夫妻关系在1750年以前，夫妻关系的作用主要在于繁衍后代，组织共同的经济生活，性心理并不在夫妻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750年左右，
　　E.绍特（E.Shorter），《现代家庭的产生》，Seuil出版社，巴黎，1977。
　　在夫妇之间，爱情逐渐开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享乐的性，或者称为“消遣的性”开始成为夫妻爱情生活的一部分，而夫妻外的性关系也开始被视为一种伤害对方的行为，是不忠。性心理开始逐渐变化，而且根据爱情的要求，享乐的性和生殖的性开始合二为一，因为人们开始了解，不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悲剧。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都力图让爱情成为有益于夫妻关系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在18世纪，结婚已不再是基于经济、社会或法律的需要，而首先是两情相悦的行为。以后的每个世纪里，以追寻感情幸福的名义，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而纯洁的爱情也被定义为“让灵魂的激越和身体的颤动同在”　　樊尚，《激情的生理学》，OdileJacob出版社，巴黎，1986。
　　于是，留给每个人的任务就是找到他（她）欲望的客体，即最有可能值得他（她）爱的人。个体不再幻想一个“理想化”的伙伴，而是学习着与他人相遇，并开始一段永不枯竭的关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要求人必须具有整合内心的动力，需要协调欲望和丰富的情感，以在时光的流逝中使爱情不断新生。　　性和享乐不是爱情。但是，爱情、性和享乐的结合，既赋予了“做爱”一词含义，又满足了看到情欲和交流统一的欲望，而这两点正是“自我”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努力要实现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人们虽然也在寻找爱情，同时却把性分为不同功能的并且“拒绝”身体。社会上显然存在着“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风气，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这种被“解理”的心理使从功能分裂的性关系出发的行为合理化了——而“统一”才是被追求的。基督教之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爱情的基础。因相爱而结婚是《圣经》的愿望。20世纪以来，爱情文化和夫妻都在教会的影响之下，而教会使得结婚首先是出于两个人自由的爱情意愿，而不是由两个家庭来决定。　　最近，人们对性生理和性心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尽管这一变化从表面上看并不明显）：人们开始试图把爱和生殖融入性生活。但遗憾的是，性关系的社会意义可能还是被忽略了，尤其在一个主流思想认为性问题是私人问题的时代更是如此。人们把性关系的主观方面（爱情和个人选择）和公共自由（属于公共权力）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从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尽管他们个人由于太专注于自己的情感而丝毫未察觉——他们的关系就已经把社会牵涉在内。任何社会、任何文化都不会否认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是由于今天性关系被非社会化，现代人接受“社会在性关系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一观点比前人困难。从1960年代起，夫妻间的性关系开始“色情化”。想研究夫妻间的私生活是困难的，为了了解过去夫妻间是怎样过性生活的，我们手头的资料非常不足。但是，有许多著作指出，过去的夫妻也是懂得生活的，即使繁衍后代是他们性关系最主要的意义所在，他们也是懂得在性关系中获得乐趣的。直至16世纪以前的所有医学著作（根据绍特所言），都认为妇女只有达到性欲高潮才有可能怀孕。绍特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大多数夫妻“当他们不再想要孩子时就停止了做爱”。社会生活观察家认为，以今天的标准，不忠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尽管有些丈夫为了控制子女数目和某一个女仆一起“放松”。今天的不忠有另一层含义，即已婚男女寻找一个“灵魂的姐妹（兄弟）”，而不仅仅指反映生理上的“放松”。绍特指出，在1850年至1941年间，大多数夫妻关系“色情化”了。同时人们开始承认妇女有享受的权力。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它并非完全是新现象，但它很值得一提）：夫妻间的性行为越来越成为享乐的“地方”。这一状况直至1960年都未有大的改变。接着，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性行为开始“加速”了，从1965年至1970年，夫妻间的性关系频率增加了21%，在这一时期性交前的准备时间也增长了。爱抚、口交成为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西蒙1970年的调查报告，法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前者显然不是鸡奸的信徒。　　如果说这一时期，夫妻关系在“色情”上有了进步，有时候它却在爱的质量和强度上退步了。这好像是由于他们在性上筋疲力尽，便不再有精力聊天和一起做其他的事似的。这一时期的电影也刻画了这种夫妻生活的痛苦，如杜拉斯、勒卢施、特吕福、哥达尔等的影片，影片中的夫妻谈话最终总是陷入僵局。1970年代的年轻人不愿做这种在沙滩上、火车上、时髦的啤酒屋里相互不停地说爱、说恨，接着又说爱的夫妻，选择了变化的、田园式的爱情。70年代中期，在理想化的爱情破灭后，他们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选择了一夜情。人们甚至不再花时间来相互吸引，问题变得唐突而粗鲁：“你睡还是不睡？”“你要还是不要？”——就像扎尼尼唱的那样。这种令人沮丧的“爱情”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新的一代出现了，这一代人重视感情，但可能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爱情，过于想两个人一起生活，他们有时候会对自己的“色情”能力感到担忧。从1969年至1975年，嬉皮士的一代逐渐转向追求意识状态的多样性。莫里斯·克拉维尔认为造成60年代这次危机的首要原因是人的心理层面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我们想研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理状态，即潜意识大量地突然涌现至意识这一层面的状态。这时候，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开始求助于“超脱生死”，什么也不感受，什么也不做。　　东方思想，来源于佛教，力图把感觉从人体里去除以达到“大所有”的境界。这一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截然相反，基督要求“体现”，并不否认人的身体。参见米歇尔（Franois_BernardMichel）博士等所著《上帝的肉身》，Flammarion出版社，该书为“存在”丛书之一种，巴黎，1990。　　人们想在他人面前赤身裸体，正像我们指出过的，全裸并非自由的标志，而仅仅表明了欲望和引起情欲功能的消失。生理生活最原始的行为如进食、穿衣、居住乃至进一步的诸如吸食大麻的行为，都使性非色情化了。　　嬉皮士式的冷漠平静地包容一切的人格使这些人可以抵抗冲动，但是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他们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由于他们会随意根据心情和场合换性伙伴，性经历对他们而言并不意味着与他人的一种“联合”。事实上尽管他们不说出来，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方式是感到痛苦的，也会产生嫉妒之心，并最终在“感情上衰老了”。两人之间互相依靠依恋的感情被剔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想过绝对的集体生活的想法。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跟所有人在一起保证自己不属于任何人。这种集体的性关系被认为是宽宏的社会行为，但它其实是掩饰了一种模糊的同性恋关系。在一个性群体中，有些人利用异性关系的机会，试图与同性关系靠近，而另一些人则干脆就是双性恋。把两种性欲高潮相比较的结果就是使性行为更为主观。人开始把性关系看成一种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办法，看成超越自己的界限，实现自己的幻觉的工具。性关系尤其被作为向内心世界“倒退”的体验而被珍视。　　这些人除了满足现有的性欲高潮，还追求原始的感觉意识。这其中，儿童的性关系尤其多地被实践——而儿童的性关系是未得到构建的还未解放的性关系。
　　“做爱而不打仗”是流行的口号，它鼓励人们面对这个好像并不重视个人生活价值的社会，把性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这种“兄弟姐妹式的性”抹杀了性本身的功能和作用。父亲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全是兄弟姐妹。在父母子女关系大范围消失后，得益的是一种对一切不加区分的关系。其实，正是对个人人格的相对分裂的忧虑带来了这些，而这种社会结构有可能导向社会欺骗、邪教和肉体享乐主义。这些感情冲动与身体分离的人，在思想、社会理论、宗教和美学领域，作了最不连贯和最胡言乱语的“开拓”。　　在这种“自我色情”的氛围下，象征着父亲的角色是无法扮演的。被神秘化了的“兄弟”或是莫名其妙地被选出来的“第一人”（天知道是谁！）成为了这个群体的领导者。一般而言，他的统治方式比父亲的统治方式更专制，即使表面上决定是通过讨论作出的，那也不过是为让决定能被接受而耍的手段而已。专制的原因在于，领导者考虑问题仅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在这种把领导偶像化的环境下，“长兄法律”绝不是民主的，更不是有伦理的，因为它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作为群体存在的理由”的人感到高兴。这种“法律”与“父亲的法律”是对立的，“父亲的法律”并不来源于自恋，而是来源于“卓越不凡”，因此“父亲的法律”理应成为所有人的法律。　　在嬉皮士运动最鼎盛的时期，音乐喜剧《头发》上演了。这一时期还公映了帕索里尼的电影《定理》。一方面，自慰、感官刺激、服用大麻都成了当时年轻人显示自己个性和表达自己拒绝进入社会的意愿的方式；另一方面，双性恋关系其实反映了每一个实践它的人的内心孤独。这两种新出现的现象是时代的标志，性行为成了主观的冒险，外部的现实和法律都不再能限制人的“内省”。零碎的潜意识简直是到了皮肤的表面，几乎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这使得“升华”的心理工作停止了。这种内省为倒退——尤其是倒退回儿童的性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模糊的爱”和“自然的身体”与典型的“恋母情结”交杂在了一起，即使今天这些潮流均已过时，它们对今天人们的性行为仍然有着影响。　　以表示“兄弟情义”的名义用“你”称呼人，直接喊名字（不加姓），于是在建立关系时便不再有任何过渡。这种流行的做法（这正是现在的做法）的结果就是“抹杀”了社会现实，人们让自己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把所有人集合成了一个“大所有”，每个人都与别的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在企业里，职业培训时教员建议要把关系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这其实是对个人人格平衡的又一次可怕的异化。　　教育中的关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父母想像伙伴一样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非伙伴），他们其实是否认了自己的职能，并使儿童的感情发展进程复杂化了。受这样的教育关系的影响，个体就不再试图发展关系和使自己社会化，他会停滞在原始感觉和感情占统治地位的亲密关系里。由于这种亲密关系要求人们之间什么都得说，于是表面上的平等抹杀了个体的社会角色和职能，而且与他人过分亲近，会使各种社会关系模糊化，并最终导致个人主义。例如，今天人们常说自己“在某个地方”搪塞他人，以使自己能独处一会儿，从心理角度分析，这句话正表明了个体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来”。另外，过分亲密的关系会让人不再能够思考自身和丰富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密关系还是抹杀个体主观性的杀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失去了建立关系的能力，关系变成了危险的事物。事实上，个体要生存，就必须承认他人是与自己不同的人，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让他人处于应处的位置。人们之间长期的模糊的关系以及行为准则的不一致会使亲密关系成为攻击性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性关系被视为有可能失去一部分自我的风险，而不是一种与他人相遇的快乐。个体，由于总想“紧密接触着”，很快就会感到自己的完整性受到了侵犯。对他而言，性关系中惟一真正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刻，就是高潮的那几秒钟。“结合”好像就快成功了，但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为了达到这个达不到的目标。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矛盾的。在我们把亲密关系的地位抬得很高的时候，我们却在否认他人。如果我们承认由我们亲手造成的这种模糊关系最终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矛盾就不再显得那么矛盾。打个比方：在每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时间，拥挤的公交车里是不会有“宽宏精神”的，当人们互相压挤着的时候，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在这个自己只占十几平方厘米的地方保护自己。在从传统的参照规则中解放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人格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进入更高的层次，要么退回到原始的关系水平和感情水平。在1970年代，人们发展和表达着自己的主观性时面临的就是这一挑战。错误地发展主观性，主观性就会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伤害人格本身，就会成为对感情的“讹诈”。　　从这种不良意识里滋生出了对身体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外在反映，出现了“透明”的流行趋势。从最粗俗最乏味的裸露癖，到建筑上偏好用玻璃材料，这些都是这一趋势的反映。现在西方社会在负罪感中焦虑着，人们想通过“透明”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身体的形象是美丽的，但是人的内心是空的。米莱纳·法梅尔唱道：“我感到空荡荡的，我翻着全是白纸的书。”空得就像玻璃一样，让一切透过，什么也没有留下。　　身体不仅是什么也没留下，而且也不再是“色情”的了——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变得“色情”。“色情”被到处张贴，还出现在电话里，出现在传真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色情”在爱情关系里变少了，我们可以像盖施·帕蒂那样唱道：“艾蒂安，艾蒂安，摆好姿势。”当我们这样唱时，其实艾蒂安不指任何人，我们只是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已。“碰我的传真，别碰我的身体”，这是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在爱情关系里感到了某些不可明言的东西，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为了避免艾滋病所采取的谨慎态度（这种想法把事情简单化了）。与约会伴侣的关系变得与梦中伴侣一样，可以没有明天。即使传真表面上有现实的形态，它所创造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色情”在这种关系中是不能长久的。　　当然，夫妻之间并没有停止把色情引入性关系。但是性越被张贴，“爱的性”就越少了。在流行的“榜样”的影响下，人们想模仿电影里的场景，而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到医生面前抱怨“在家里做不到同样的”——这常常让夫妻俩感到不安。有一对夫妻在丈夫的要求下来咨询，丈夫认为妻子不太正常，因为她拒绝肛交，妻子自己也感到很困惑：她过于性冷淡？太有道德感？还是不够“性化”？简单地说，她同意来接受治疗以让她丈夫高兴，而丈夫呢，他什么问题也不问，他在色情电影里看到很多次这种场面，他想做同样的事情。他不问问自己：这种欲望实际上是不是掩饰了某种东西呢？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几年前，星期天早晨的健身节目会给健身房带来很多顾客，今天，星期六晚上的X级电影给医生带来的人几乎同样多。　　许多人都不知道，面对外界如此多的色情画面，该如何过他们的性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类人只继续关注于把自己的“主观性行为”付诸实践。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可以按情况和生理周期的不同作一些变化，但是他们的性关系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性关系之间有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另一种人对周围的色情环境不是无动于衷的。星期六傍晚，他们在采购完一星期的食品以后，或租或买一盘X级录像带，带回家和妻子（丈夫）、朋友一起或是独自看。有时候，等较小的孩子睡觉了，还和大孩子们一起看。　　有一种情况，父母借口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借这类VCD给孩子看。父母觉得自己的性生活已经减少，所以到了把性生活让位给孩子的时候了。出于这种想法，他们会让孩子独自看。
　　人们边看边说这是肮脏的、恶心的、令人害臊的，但同时又自娱自乐地欣赏着可笑的体位大特写镜头，并想像自己将可以做什么——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不会那样做。其实，这些反应是自古皆然的。那些压抑自己生殖能力的人是令人厌恶的卫道士。卫道士们觉得，这些画面是危险的，是有害于“心理的统一”的。而事实上，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想像的、分裂的儿童的性关系之上的。性的画面应该能自由地在心理机制里流动，这样才能将感情冲动升华和构建。“艺术的色情”是思想的游戏，它使感觉变得细腻，却并不因此就把头脑中所想的直接付诸实践。但是，今天的X级电影并没有起到上述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用于“丰富”我们可怜巴巴的色情想像。在这种情况下，它起的是兴奋剂的作用。　　在1989年，色情片的销量占整个影片市场的40%。尽管这类影片播放时间很晚，Canal电视台20%的用户看每月播出的这类电影，还有许多人在没有解码的情况下收视，画面的模糊并不太影响理解画面和对话。　　色情影像的害处与连环画是一样的，它会限制人由自己幻想生发的想像力。
　　审查委员会把含有污言秽语的电影与患有“荧屏偷窥癖”的人拍的玩意列为同一等级。例如，贝尔托吕西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和安德烈的《克洛德太太》受到了同样严格的审查。参见《世界报》1989年8月13日、14日的《下流言行的界限》。　　事实上，我们可以不借助“色情的假器”就可以在性关系中得到幸福和满足，重要的是要知道，创造自己的艺术，即自己的“色情”。现在，夫妻们越来越注意把“色情”引入爱情关系，并且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但是，“色情”有时候也会带来关系的倒退，因为它让人产生“心理爆炸”的恐惧感。今天的社会不仅正在“消灭身体”，而且我们正经历着身体的“非性化”，这种“非性化”正向许多堕落的罪恶敞开了大门。
第2章 被占有的性
　　关于性关系这个问题，整个西方社会是如此的不理智，它甚至拒绝谈论这种不理智，直至认为对这个问题持客观态度是一种罪恶。我所要阐明的是——可能较为新奇——其他的文明尽管与我们的不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理智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做法。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性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中间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一样了解每一种性行为，而要了解性行为，必然要求用多种形式表述它。但是，今天的意识形态所阐述的并非社会生活，而是通过流行趋势表现出来的、取决于个人或某个群体观点的主观生活。现在的文化鼓励人们把大多数想法都付诸实践，希望以此看到“方式”的充分发展。人们的主观情景想像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丰富着个体的色情想像）很快就变得贫乏了，人们也开始主观的性生活。然而，当人们试图把自己的“幻觉”付诸实践的时候，他就“谋杀”了自己的想像。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知道每个性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在有意识的性关系中价值何在。这是与无意识的性关系中对什么都不加以区分是截然不同的。今日流行的“性平均主义”原来也出现过：在不同时期的危机出现时，它都出现过。　　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各种各样的性关系的表现。许多媒体都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并发布了调查结果，它们都想让结果是“科学的”，但实际上发布的都是“假的知识”。我们会发现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是一个越来越少存在于关系中，越来越缺乏创造性的性。这一结果将使我们明白这几年来社会意识和行为的转变。
调查的魔术
　　现在，性生活常常成为调查的对象，媒体定期发布这方面的消息，而调查结果往往成了标准，也就是说成了新的社会规范。可是，事实上，不管是一个行为还是一个想法，哪怕它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也不一定就是“心理的真实”，并不具有伦理价值。
 
　　另外，有可能对性行为作一个准确的调查吗？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调查并非研究，调查只有一个简单的探索工具：问问题，得到回答。然而，很明显，人们回答的不一定是事实，所以调查必须正视有许许多多不真实回答的现实。至于调查之后的评论，也让人不能保证其正确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由非专业人士作出的，往往含有个人兴趣和观点的成分，而且非专业人士对解释数字的工作会感到力不从心。如果我们不能用严格的方法分析主观，那么分析结果的说服力就值得怀疑——而且以上所述还建立在“调查确实有助于了解人类性关系”这一假设之上。　　比如，一个对15至25岁的年轻人性行为的调查就不易进行，因为年龄段跨度过大了。整个这一年龄段的人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性行为的。15至17岁处于青春期的人心理与18至23岁的年轻人的是不一样的，而他们却得回答同样的问题。这样收集到的信息没有考虑到由于年龄的不同而产生的对性行为观念乃至性经验本身的认知的不同。在15至18岁间，性行为首先取决于“身体映像”；接着直到23至24岁，主要则是取决于对认识自身的疑问；再后来，则取决于对性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疑问。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不同因素（当然还有其他不同因素），调查结果就有可能是想当然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毫无疑问，“调查”在许多领域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关于性关系调查的结果却可能离现实颇远。　　对调查的处理方法也值得怀疑。有一个关于“不忠”问题的调查报告
　　《不忠》，发表于1988年11月17—23日《新观察家》。
　　的处理就让人不得不问评论员是否称职。在审视这份报告中头两条结果时，我们发现调查表把“忠诚是不可缺少的”和“忠诚大体上是不可缺少的”列为两个问题回答的结果（分别占69%和22%）——结果分别列出，没有相加。但是，调查表却把与“我有过不忠”（占15%）和“我可能不忠”的结果（占21%）相加得出结论：“不忠和准备不忠者占36%。”这种调查方法可真滑稽：在一种情况下不把结果相加，另一种情况下却把结果相加。　　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是它事先已认定不忠是普遍现象，准备好用讥讽而略带苦涩的言语把不忠表现出来。现在的情况是，它好像很遗憾地看到不忠并非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另外，人们有可能混淆头脑里的想法和实际行动的区别。头脑里的想法并不一定导致行动。事实上，很可能头脑里的不忠比实际的要多……有一点很重要，要分清从这些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从“神秘的性解放”出发的（在以后的章节我们还将讨论这一点），还是从1960年代的那种拥有多个性伙伴的模式出发的。这两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模式中的人所追求的是符合主观的性，他们在关注“自我”和“常理之外的结对”的情况下将性行为付诸实践，这是把“色情”引入两个人关系的一种做法。第二类人，主要是未婚者和通奸者（他们的做法并非现代才出现的），他们在出差时去假日俱乐部或夜总会，甚至在工作的地方追求一种“群体的性关系”。这种形式是让人失望的，它让许多人走向了崩溃。如果我们只是按社会上流行的观点作调查，结果是很难反映出事物发展的趋势的，更不必说这些结果是在既没有以心理学知识为参照，又没有同历史上相类情况比较过而得出的。这也是一种自恋行为，就好像只有今天的人才拥有性行为似的。　　在另一次调查中，调查的课题是“爱情与法国人”
　　《爱情和法国人》，发表于1988年5月27日《快报》。
　　我们可以观察到，65%的受访者没有婚外性关系，18%的人有时有，11%的人经常有。这一数字与国家人口研究所专家关于35岁左右成年人大约有15%至20%的婚外性行为的估计是吻合的。但是，在上述关于“不忠”的调查中，29%的人认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64%的人观点相反）；而在这次关于“爱情与法国人”的调查中，42%的人认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为什么在短短的6个月当中出现了如此矛盾的调查结果呢？　　这次调查还问了被访者一个问题：面对艾滋病的发展，他们有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63%的人回答一点也没有，17%的人称对惟一的伴侣是忠诚的。要得出63%这样的确切数字，一定得有大量的材料，否则称什么已改变或什么没改变是没有意义的，而显然这次调查采集的样本是不够的。而当我们看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的时候，我禁不住要问，调查员凭什么得出“只有17%的不够浪漫的人混淆了夫妻间的不忠和性上的一夫一妻制”这一结论？这个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尤其当我们了解到两个世纪以来，性生活越来越局限在相爱的夫妻之间这一事实之后。爱情使夫妻关系“色情”化了。哪怕夫妻俩都明白不忠是有可能发生的，他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嫉妒在这里一点也不是病态的，它甚至有助于建立爱情关系。　　关于“您是否背叛过您的妻子”这个问题，调查的评价引用了拉埃的一句歌词：“从感情上说，从来没有。”这种口是心非的回答让我们不得不看看17世纪时发生了什么。正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开始争论性忠诚是否是爱情的一部分；也是从这个时代起，爱情开始成为夫妻关系的一部分，即在夫妻关系中，人们开始要求把爱与性联系起来。然而，从我们把“私生活可以分裂”的观念当成原则引入现代夫妻关系中以后，便出现了个体的“心理爆炸”，并最终导致与伴侣分离的可能。调查者的这个评价忘记了“忠诚”意味着爱情情感的征服而不是一个联合体的稳定。　　这次“爱情与法国人”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让人感到困惑，问题是：“性生活的频率是多少？”在询问了800名15至65岁的人之后，结论为：43%的人说一星期有2至3次。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也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烦恼，那么，这个数字真是有效的吗？性关系有可能如此有规律吗？美国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人们在回答有关性生活的问题时，有可能会高估。的确，即使答案是保密的，让人在这方面回答真实情况也是很难的，日常里心理治疗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再举一个现实与回答之间差距巨大的例子。我们注意到59%的人宣称结婚不一定要门当户对(在1959年，24%的人持这一观点，在1968年，42%的人这样认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大多数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都会选同一阶层的人。所以说，回答反映的有可能只是流行的观点。比如说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这样回答可能只是受了“平等”观点的影响，以平等的名义，人们把某些社会现实、文化现实、宗教现实或是人种现实抽象化了。事实上，两个人的爱情结合如有可能，他们就必须有相同的参照体系——哪怕这种参照体系的实现方式不同，或者个体的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增多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体系。当然是有特例的，但这种成功取决于个体超常的适应能力，而且两个人都得从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各取一部分或是全部组成共同的参照体系。显然，背景不同的夫妻最终婚姻失败的例子是有的，当其中一方的文化和宗教体系是封闭固定而且极权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相爱而希望在一起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起着变化。　　今天“平等”这一概念是流行的，它是一种理想，以它来回答问题自然是可以被他人接受的。但是，与其说它是实际的情况，不如说它只是一种“美德”。每一个被询问的人的第一反应是找到一个和他的理想最接近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所属阶层的想法或是整个社会上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个体对这个观念是没有批判思想的，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己为群体所承认。现代人极端地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不总能成熟到“成为自己”这一步。有些人模仿着流行，便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因为我和大家一样嘛。这种“保守主义”在某些边缘人身上反倒特别明显：他们有同样的打扮，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为的就是“在一个团体”中，而这个“团体”真正地代替了“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不存在了。　　以上分析表明，对性行为进行有质量的调查是非常复杂的。被访者给出的回答不见得是真实的，如果说在其他的调查中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那么在调查性这个如此私人和敏感的话题时尤其如此。
　　最后，再来比较一下关于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的几个调查结果，这些结果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矛盾之处。
　　关于发生第一次性关系年龄的调查[]男生年龄女生年龄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西蒙调查组〓197019.221.5
　　加塔尔德调查中心19781718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198217.918.5
　　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19841718
　　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198516.918
　　这组数字是比较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回答的关于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尽管每次都有一些微小差别，却基本上是人成熟的年龄，即1970年代回答19至21岁，80年代回答17至18岁。那么，这么回答是否受了“人到某个年龄就该成熟，成为成年人”这一概念的影响呢？被访者是否希望借回答以让人承认自己是成年人呢？他们之所以发生性行为，是否只是想“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成熟，而并非感情上真正成熟到可以进行性行为呢？通过青年人的言语，我们发现实际情况是，性关系并不真正具有“跨越仪式”的价值，青年人并不能以此来肯定自己的男性气概或是女性特点，它只不过是周围环境压力的结果：“要这么做。”这带来的常常是失望，尤其性生活中没有爱情纽带时更是如此。以下的数字让人更加困惑：　　关于发生第一次性行为年龄的调查　　男生年龄　　女生年龄
　　1984年《大学生》杂志16（83.6%）16(47.5%)
　　
　　我们可以把这组数字与其他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大约10年前，即1978年9月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作过一次调查。该机构1987年又作了一次，两次的结果是这样的：1978年时，13至17岁的未成年人有19%有第一次性经验，在1987年，这一数字是24%。1978年76%的该年龄段被访者称无性经验，1987年这一数字是72%（有未回答者）。如果我们再看《大学生》杂志于1984年所作的调查，这一调查的结果（如上）与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的结果差距很大。1987年，即3年以后，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的结果是只有24%的人有性经验（据1987年3月《新观察家》所公布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结果）。而同年，法兰西民意调查协会发布在《观点》杂志1月刊上的结果又不一样：40%的人在15至18岁期间发生过第一次性关系，33%的人在21岁以后，另有25%的人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人数是可观的，这表明面对性生活这一问题，人们在回答时是有保留的。这种保留，以及不真实的回答，都表明由于种种利益牵扯在内，每个人在面对这类问题时都很难坦诚相见。　　由于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们不能把这些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从几份调查里我们惟一能得出的有效结论是，在所谓性解放的时代，年轻人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下降了。如今，年轻人的性行为发生了变化，“平均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即50%的该年龄的人的已发生过性关系了）从20世纪初至大约1960至1964年间不断下降，对女子而言，下降了3年，对男子而言，下降了2年（尽管奇怪的是，1970年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西蒙调查组的调查表明这方面未发生任何变化）。在此之后，平均年龄似乎又开始上升，80年代初时，男女平均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年龄又都接近18岁了。　　根据H.勒里东(H.Leridon)的资料，见国家人口研究所的复印资料，1989年3月。
　　让父母们惊讶的是，尽管他们有时候想在这方面推孩子一把，但临床的观察却表明，大多数年轻人都把他们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时间推迟了。这一点也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不想照搬60年代性解放的模式——那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再强调一遍，社会的压力是如此的大，以至于让年轻人为了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而想有性关系。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有这种欲望，而只是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对父母和朋友们说“我做过了”，尽管这样丝毫无助于其感情发展，也不能帮助他走向成熟。　　第一次性关系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关系是短暂的和“操作性”的。性关系要成为“两人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成熟的心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较有质量的调查指出，关于“什么是性关系”，许多年轻人头脑里的概念是模糊的，有些人把它与接吻或是爱抚联系在一起。而且，有的女生（还有男生）不能区别勃起与射精的不同。还有人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有一个最近的诊断中的例子。“结对”分别是25岁和26岁的大学生在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之后想要一个孩子。女方始终不孕，而医生却未发现他们生理上有什么缺陷。于是医生建议作一次心理咨询。在听了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性经验以后，医生发现他们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即两人都未意识到男性性器官要完全进入（虽然让人惊讶，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却常发生）。这样，显然大多数的精液都流淌掉了。两人在思考了这个自己的情况之后，又去咨询了医生。几个月后，他们寄来一封信，只写着一个词“谢谢”——孩子出生了。往往在人们应该接受正确的性教育的年龄，他们只能通过想像来了解性关系。于是尽管年轻人所做的某一个性姿势是错误的，人们却把它用在“生殖关系”里，错误就出现了。这些观察到的情况的确让人惊奇，但它却是成千个这样做的人来咨询后，我们得出的结果。这之所以让人感到惊讶，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存在的“性早熟”与现在所看到的情景是如此的矛盾，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性早熟是指完整的关系，还是指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性游戏”？实际的情况在慢慢地改变我们的想法。如果说每个社会、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组织性欲望的方式，那么，心理成熟的阶段和个体的“幻觉”始终都是一个或然判断。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一个社会的性态度及其成员的心理历史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就可能错误地解释得到的材料。　　在另外一次调查《法国人的性关系：幻觉和现实》，见1987年1月16日《观点》杂志中，我们可以至少发现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现在流行的说法。第一个在于扭曲了儿童的性关系的意义。弗洛伊德曾指出，每个个体都是从一出生就拥有性关系的，调查中的评论却说“对儿童的性关系更好的理解有助于增进感情”，比如父母与孩子一起洗全裸浴（“日本浴”），并且可以因此“认为最初的性冲动开始于2岁”。然而，如果我们不明确界定这时的性冲动到底指什么样的性冲动，我们就可能把这种冲动与成年人的冲动混淆起来，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而且儿童的性关系是从0岁开始而并非从2岁开始的。裸体时过分亲密并不能保证儿童将来感情健康发展，现在许多父母都有把与子女的关系“色情化”的倾向，这可能会导致儿童以后性压抑，或是完不成身体映像的内心整合。总而言之，日本式的沐浴和日本电器不一样，其价值不值得肯定。“日本浴”是与日本人的精神传统有关的。在日本，个体被完全纳入一个集体，个人的一切（包括身体）都是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附属。现在，有人以科学的名义，在既不了解日本的特定情况，又不考虑心理分析的情况下，就以此表述了自己对“儿童的性关系”的观点，他们仅仅是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每每试图从这些调查中了解到新的信息时，总是因为这些信息的不准确而备感失望。　　第二个错误在于调查文章混淆了“想像”、“幻觉”和“现实”。文章说：“我们发现性想像被压抑了。甚至有时候只是提及精神发情区，人们也会产生心理障碍，人们或是闭口不言，或是说反话——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人觉得电影里的强奸场面根本就引不起兴趣，但是，35%的人承认在想像中，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树林作为场景。”事实上，想像力不是被压抑了，而是——如同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过的——变贫乏了。现实情况是，人们越想实现自己的想像，越发现自己其实缺乏想像，越发现实现的结果让人失望。　　我们不处在一个创造的时代，也不处于一个想像力爆炸的时代。有人说图像、声音和感觉的爆炸，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想像力产品，这不是事实。这些所带来的都是最原始的没有经过构建的“映像”和感觉。如今的想像力就跟电视节目一样（电影已成了“附属的想像力”），画面过得飞快。性想像力在我们的社会氛围里绝不是被抑制了，它是相对没有发展，或者说根本就消失了（今天“爱情格言”的情况也类似）。作为代替品的色情电影只是“假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兴奋剂。　　这篇调查中出现了“精神发情区”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什么叫“精神发情区”？“发情区”是指身上某些可以引起性欲的皮肤或黏膜部位。比如说：小孩喜欢用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靠着母亲的某些部位作为感情的表示，这些部位就属于发情区；对成年人而言，发情区尤其指生殖器官，但同时整个身上都属于“发情区”。至于什么叫“精神发情区”……　　为什么大多数人觉得电影里的强奸场面根本就引不起兴趣呢？既然事实上其中某些场面是可以作为个体性关系参考的，为什么观众看的时候潜意识里会拒绝它并感到恶心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并无这种场面，相反，如果这些镜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活跃地存在着的，这些镜头就会带来其附属反应。比如，在看贝格芒在1972年上映的电影《叫声和悄悄话》时，在放映到主角用碎玻璃割自己的阴道时，有一名观众就突然晕倒了。这种突然失去意识的情况的出现表明，个体心理有障碍，他一直都莫名其妙地恐惧阉割。我们可以认为，对电影中这类镜头提不起兴趣的人是具有健康的心理的。另外，他们有能力在纯粹的心理游戏活动中重建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他们自己扮演强奸者或被强奸者，这种心理场景的构建其实从儿童的性关系时代就开始了。儿童（不论男女）在想像着一个进攻性质的行为时，要么把自己当成主动进攻者，要么把自己当成被动受害者。而强行侵入他人的身体是人类心理生活开始阶段必经的幻觉，这一行为是食肉性动物所共有的，儿童最初这样做的对象就是其父母。接着，由于他没有更加丰富的“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儿童会认为别人与他的做法是一样的。这也正是儿童的性关系与成人的性关系非常不同之处。如果成年仍停留在儿童的性关系阶段，把准备性的各种元素当成性元素，这种性关系就是“邪恶的”，它表明个体的心理还未发展成熟。　　大多数的调查都没有能力反映“主观性关系”的不可捉摸性——何况每一代人的“主观性生活”还有所不同。调查对性生活的“非理性”是无能为力的。
性生活调查的局限
　　调查（与民意测验不同）是一种了解行为知识的方式。有许多如同“金赛报告”的关于性的调查在美国发表过，法国也发表过几份这类调查。应注意，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美国所作的调查在法国是不能作为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手中惟一可以参照的资料，就是1970年西蒙调查组在法国作的调查，而这次调查距今已20年了。从那以后，人的行为自然已发生了变化。比如说，19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下降了，而从80年代开始，这一年龄又回升了。尽管这次调查是严肃的，且采集资料面也足够宽广，它却没有任何关于60至70年代性行为心理倾向的阐述。
 
　　换句话说，可以调查统计人们的性态度、性姿势或是性频率，但却不能从中发现任何新的东西或是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性行为，那么，知道人们如何过性生活，性生活的频率、姿势、辅助用具，他们对性生活的印象，他们是否换性伙伴，是自慰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积累这些信息却无法从中获取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想获取知识吗？　　我又一次发现关于这个问题作调查是不容易的，由于问题的特殊性，事先得准备好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从受访者口中得知的大多数信息并非真实的情况，而是最接近于他们的理想的情况，或是根据他们的判断，适合说出的情况。甚至连调查者本身也不是中性的。如果说他可以有意识地不作任何诱导，他却不能阻止受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想着他，如果调查员本身有明显的倾向性，则得到的就是歪曲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发现，根据某些社会科学（甚至宗教）知识，有些方法论原则在调查时未被尊重。　　乔治·德弗勒（GeorgesDevreux），《补充性人种心理分析》，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72。该书收录了德弗勒自1940年起发表并构建了其研究方法的主要论文。德弗勒从1926至1930年在盖扎·罗海姆(GézaRo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的基础上开始其理论构建。　　第一份详尽的关于人类性生活的调查是由著名的昆虫学家金赛作的。（金赛是研究胡蜂的专家。）而“金赛报告”（1948，1953，1958）的目的在于“客观地”描述人类的性行为。报告惟一判断是否“正常”的测量工具是统计学上的方法：行为越多地被重复，它就越正常。但是，在评估人类行为的时候，仅注意重复的次数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方法未考虑到每个人的心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昆虫或是其他的动物只被它们的本能决定和调节着，因此只需要观察其行为的次数就可得出其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但是人的情况则不同。人的本能很少，其主要心理生活都是“获得物”的结果。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也是个体历史的结果。一个人的“正常”并不是另一个的“正常”——即使两人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金赛报告”的调查方法和内容都值得商榷，但在报告公布后的几年里，它却成了不少武断的判断的基础。当然，几份“金赛报告”所提供的关于性行为的事实和信息是直到20世纪中叶的所有材料中最丰富的和最多方位的，但即使在它发布的时代，它就已经受到了一些人类心理学专家严肃的批判，如赖希（Reich）于1927年，洛朗于1939年。　　乔治·德弗勒是人种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批判“金赛报告”时强调，该报告的结果是不完善和扭曲的，“调查者在提供大多数资料时都没有考虑到文化对回答、对潜意识、对遗忘（压抑）以及记忆的塑造……我们承认，许多怀有负罪感的人在看了‘金赛报告’以后，焦躁的情绪暂时得到了缓解，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人做着跟他们同样的事情。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观察结果是不科学的，这份报告仅仅是主题震动了公众的一份统计材料，用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必然会有一个‘正常’。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正常以我们所掌握的客观有效的标准来看，是明显的不正常……我们可以把这份报告中的原始材料看成美国人性行为的一次分等级陈列……我们可以从这一简单陈列中得出深层次的心理学资料，统计上最多出现的性行为可能代表的是最接近意识的层次，而最少出现的行为代表的是平时没意识到的性冲动与性幻觉，比如男子希望像女子那样有生殖功能”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80。
　　我们又一次发现，调查报告力图不触及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它所用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模型其实是不适用于性行为研究的。用研究动物心理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逃避——其目的在于不真正地面对“性”。生物化学式的性关系模式把性关系同心理生活的联系完全割断了。化学反应成了冲动的惟一原因。似乎只要进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就可以解释整个性关系了。生物化学式的爱情生活樊尚，《激情生物学》。　　与心理生活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现在的倾向却是抹去心理层面对性行为的作用，使性行为不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自然性”。好像说“我们受自己的‘动物本能’控制”或是说“我们生物学意义上所必需的平衡”能让我们自己感到安心似的！可是，我们必须是受自己思想控制的，如果我们只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就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现代人由于无法对自己的焦虑进行加工，才会把焦虑抛向“外界”，认为外界才是各种冲动的来源。然而，哲学研究、宗教思考，以及伦理判断，这些对于担负起人类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学生时代起就放弃对这些领域的学习，承认自己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会使个体丧失自我意识。　　这个时代的人自己空乏着自己的内心，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在外部世界里只能找到痛苦的理由。现代人希望焦虑和性压抑并非来源于其自身，于是他就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或是一只替罪羊）。我们发现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内心生活的“丧失”，而作为对这一丧失的补偿，个体又求助于各式古怪方法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有一种拒绝——对人类性关系的拒绝和对理解性关系的拒绝。我们非常赞同德弗勒以下的这段话：“人类讨厌理解性——尽管在这方面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拒绝了解这方面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在弗洛伊德之后，他在此处强调这一“矛盾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这一态度导致了研究上的错误：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一想法萦绕脑际，但是同时，又拒绝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何在。比方说，在出现性犯罪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经常出现。人们满足于描写行为，然后有选择性地（这很奇怪）表达自己的愤怒。　　媒体对某些针对儿童的性犯罪不厌其烦地报道，而把另一些同样卑鄙的行为则只是当作报纸的一种花边新闻，比如在报道一名女护士对一位82岁的妇女的犯罪时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8月23日的几则报道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拒绝了解，但总想看。电视、杂志和其他一些刊物直白地讨论着性关系，它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让观众（读者）了解自身的性生活，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观众（读者）“看”他人的欲望。连性教育也难逃“暴露癖”和“偷窥癖”：人们越来越多地看，越来越少地了解。　　性让人害怕了，害怕进而发展成恐怖症或精神疾病。害怕还有可能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比如飙车、飙艇甚至飙飞机这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个“自阉的奥里金”来证明“性是不存在的”；或是找到一个“如同柏拉图的、类精神分裂的同性恋”（乔治·德弗勒语）来肯定“单性其实就够了”；要不就是一个成年人遗憾自己美好的青春过去得太快：“年轻时好像什么都可以啊！”这些都不是人类性关系的现实。还有一种更巧妙的否认性的方法，就是更多地展露性。“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色情文学总在讲述堕落，而不止一个的反科学者说堕落其实是正常的。”（乔治·德弗勒语）把所有的性行为划为同一层次，暗示它们都是“正常的”（既然它们都存在着），这是拒绝理解性关系，拒绝从中找出它所代表的意义的表现。用心理分析和心理学语言包装起来的简单的信息成了今天“知识”的一部分。这种过度简单化让人以为自己一下子全理解了，而事实上，人们却混淆了潜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的逻辑。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现在的氛围以及对儿童的性教育都倾向于限制，甚至摧毁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这是与人类精神现实相背的。许多关于潜意识的心理分析材料（心理分析材料大多是关于潜意识的）变成了对意识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于为某些性行为找到理由，为了不去问自己什么才能使性经验具有意义。人们忘记了，心理分析学的方法和已有的知识对人的心理功能是有影响的。求助于原始的欲望并把它奉为参照标准，是不能解释性行为的，更谈不上证明它的正确性。　　没有一个夏天，各式杂志不向它们的读者提供一沓关于性的材料。杂志总是鼓励它们的读者趁着假期来一次“性旅游”（既包括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老调重弹，又包括自慰之类的独自性行为，甚至还有“偷窥癖”之类）。这种行为真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具有的行为还是人们以之为“榜样”的性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会使我们明白我们在讨论什么，而不是视这个“榜样”为理所当然。每份杂志都想像着行为，向读者建议或提供一些参考——不管是用插科打诨的形式还是用所谓的测试的形式——比如“计量”人们吸引异性的能力，或是“指明”性关系的方向。这些文章里形成的“理论”是叫人们追随和实践自己的潜意识。但是，潜意识只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其使命也绝不是要按其本身在外部世界里实现——除非是陷入类精神分裂的死胡同里。认为应把我们的潜意识“做出来”是荒谬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么是把作为灵感来源的潜意识消灭掉，成为一个总想把最初的念头实现的冲动的自我（以所谓“真实”的名义），要么就在还未为“潜意识产品”和“冲动”在外界找到出路的时候，就对它们进行了内心加工。　　这些杂志上的资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它们只是迎合了流行的想法，却没有真正提出有关性的问题。把几位男女明星作为性感的样本陈列出来，这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明星所代表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不能成为“情感想像力”的养料。希腊众神，西方著名的爱情传奇中的人物，以及《圣经》里某些关于爱情的谈话，都比现代人不稳定的“心理镜子”破碎以后的反射（明星）内涵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像伊莎贝尔·贾妮、达尔和雅尼克·挪亚那样的本能而自发的天性，虽然能让人疯狂（看起来是这样），但在那背后却掩藏着他们脆弱的心理。只要看看他们在事业或感情上受挫后是如何迅速地垮掉，就能发现这一点。但这也恰好符合他们正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我是一个人”。媒体如此地关注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是现代社会沮丧现实的“镜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而不是模仿的对象。至于公众关注明星的子女，则又一次反映出现在的色情儿童化倾向——与青年人的关系尤其被色情化了。电影《大卫·哈利戴》成功，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两个未成年人破碎的爱情梦；而在《保罗·贝尔蒙多》里，主人公正直、敏锐、无所畏惧，这些品质如出现在他父亲身上恐怕更为合适。这些角色让人浮想联翩，是因为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这些角色是无助于人们建立真实的、内心化了的人格的。自恋的态度妨碍了人们建立真正的神秘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使人处于冲突的“爱与恨”之中。影片只是用了大量的戏剧化的爱情情节来满足观众（还有拍片人本身）。明星体制生产出来的都是最平庸的关系，而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不具有促进“整合内心”的工作的价值，因为这些角色仅仅是现代人心理的“反映”。　　总而言之，关于性关系的调查往往是想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而不是想搞清楚行为的事实和历史。这些人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夫妻关系触礁、父母离了婚的孩子、流产或是艾滋病（他们常用娱乐圈人物作为讨论这些的由头），都只是为了更好地自我欣赏。　　调查中的性行为是处在特定的背景下的，即处在感情和性都解放了的性关系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调查用处不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结果都是不真实的——“金赛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是，在好几个国家里，以收集信息防范艾滋病为借口，还有人准备进行类似的调查。这类调查耗费巨大，然而在它们完成之后，我们却不知该如何使用它们——因为它们想了解的是“别的事情”而不是性，而“别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人类并非昨天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了解人类的性实践。性实践是随着时代、社会、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性实践是与性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临床上观察到的行为中得出意义，从流行的观念中得出意义，这些与性实践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对性的意义的真正的理解。这些调查试图带给我们受访者行为（实际的或者想像的）的信息。但是，扩大受访者人数，这并不能保证得出“现代人的性行为与前人相比是独特的”这一结论。诺克斯教授监督了在英国进行的一次调查，他认为50％—60%的受访者都给了捏造的答案。　　《医生周报》，1990年4月27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相信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呢？诺克斯教授的判断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有15%的情况有证据证明事实被夸大了。我们看到了这实在是一件恼人的工作，那么问题就的确在于问一问：“这次调查反映的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吗？”
性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
　　性关系并不仅仅是性，它在广义上是指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个体所有的感情积累。性关系也不仅仅是生殖，因为生殖仅仅是它诸多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性关系远不止此。性关系是大多数人类行为的基础。弗洛伊德在发现了性冲动的功能之后，并未因为性要求没有阻碍的满足而强调性，而只是说明性关系是一切的源泉。性的定义与性关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性从属于性关系——除非性是“独自的”或是与性关系分裂开来的。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性好像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就好像应该“为性而性”或是性是怎样的就该怎样活着似的。
 
　　于是，性与性关系的分离成了青少年对毒品依赖的一个心理原因。当性冲动苏醒却未能在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时，吸毒便出现了。遇上这种情况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都成了心理有问题的病人。这种内心的“错位”并不是他们父母的错误（这些年轻人在童年时并不缺少爱），更不是一个所谓的“坏社会”的错误。有可能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个人的困难，但把这作为惟一的理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不现实的做法。仅仅是社会影响本身，这并不足以解释一些个体的塑造和毁灭，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是吸毒者或性无能者了。不是事件、形势、社会危机这些环境左右着人们，而是人们对之作何反应及如何担负它们（或是无力担负它们）构建起了人格的基础。人在内心对这些事件进行着加工，把它们或远或近地与“内心争论”——最终是“内心矛盾”——联系起来（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秘密的对话）。个体把从这些事件里得出的意义整合，这些意义将留下痕迹和产生影响。事实上，我们只记得那些已经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具有意义的事件，也只受它们的影响，个体的心理正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人的心理。如果说现代人的“理想原则”是“为性而性”，是把性关系与性分离开来，那么儿童就有可能因此不能形成统一的人格，这让他面对各种“感情依赖”时很脆弱。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年轻人生活的理由（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未成年人的“理想的自我”才得以完成），我们实际上就是鼓励他们自恋。年轻人失去了“象征物”作为养料，就会从内部吞噬自己。　　关系的性质受环境影响，它可以部分地影响个体的发展，而现在的环境则鼓励“分离”和“独处”，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有价值的。关于“性”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与主观交流分离的性，很快就失去了意义并让人消沉，因为它被封闭在想像里，始终处于人最初希望它是的那个状态。应该是由“性关系”来丰富“愉悦”，来赋予“愉悦”意义，当我们让性关系失去了这个功能时，“摇头丸”便取而代之（这丝毫也不让人惊讶）。把这种在唱片俱乐部或是星期六舞会上出售的药丸称为“爱之丸”是绝对错误的，买它们的人其实是“失去自我”的人，他们只是计划借助这“神奇”的药丸“从外部”再找回自我。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人格空虚化了，主观性不再发展，个人变得“随波逐流”。　　性不能为其本身而存在，否则它就有可能毁掉欲望。性只是性关系的一种形式而已，而性关系的真正含义是“个体的内心积累”。既然个体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性质取决于性关系，那么，性关系就并非只指性。性关系的含义要比性广泛得多。人们可以享有一个满意、有益的性关系而没有许多性活动——甚至没有也可以。频繁的性活动，或是有多个性伙伴，这些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和性关系。“为性而性”会损害性关系。它绝非真正解放的标志，而是个体由于与他人的关系遇到困难而感到不适，想通过性来“补偿”。这与某些人想用酗酒来补偿是一个道理。　　在关于性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即人们把性看做一种“本能”。性关系不是本能，它是“冲动”，两者不是一回事。正因为如此，人的性冲动才能可能发展，而动物的性本能则不行。　　如何定义“冲动”呢？生命在刚刚开始时，冲动并不存在。随着幼儿感受到“缺乏”，冲动也开始逐渐在他身上发展了。比如，当幼儿发现失去母亲的乳房时，这种缺乏就转化成“口头的冲动”，其目的在于希望找回所失去的。这时候任何一样东西（例如裹着手帕的手）都可以成为替代品。所以，冲动是“失去”引起的结果，它会导致强烈的心理反应，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反应是与身体的紧张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冲动的目的在于消除身体的紧张。不成熟的人倾向于用激烈的方式（对自己或对他人）来表达冲动，在性的方面，即用纯幻觉性质的色情行为调动头脑的想像，以自慰得到满足。另外，梦显然是冲动压力释放的主要渠道。个体一般是不会把冲动（尤其是“局部冲动”）的原始面貌表现于外部世界的。冲动会有一个改造升华的过程，这一过程给冲动带来一个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在环境的影响下，不会直接玩自己的“产品”——粪便，但却会去玩脏水和沙子。当然，这是发生在他们发现学习的乐趣和创造的乐趣之前的行为。学校、社会、政治、思想、艺术和心理活动，这些都可以使孩子“升华”，而向孩子的“理想的自我”建议升华是社会的责任。当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社会和宗教的理想时，青少年的“理想自我”就很难得到发展，这很有可能是今天“吸毒”和“把性的原始方面抬高”这两种社会现象的部分原因。然而，不管是吸毒还是抬高原始的性的价值，个体都无法与任何他人“相遇”——除了自己幻觉中的影子。　　性冲动的根源存在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促使个体追寻它所缺失的。性冲动的目标并不是由生物学意义上的先天因素决定的，决定它的是每个人自己的心理—感情历程。这是个体的工作，包括爱情关系和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不是先天就形成的。即使有遗传和基因因素参与其中，它也是个人历史的发展结果。遗传和基因因素使个体有倾向性，但不能起决定作用，个体最终的倾向取决于个体本身，尤其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历程。对所有的问题而言，这一时期都非常重要。　　弗洛伊德是把“性冲动”和“本能”区分开来的，他用“自我保存本能”这一概念涵盖主要的本能，其《关于性关系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记载了这次心理分析的新发现。该书还指出：没有“性本能”，存在的只有“性冲动”。这个处于“本能”和“冲动”之间的二重性主题是重要的，因为正是它体现出人类性关系的独特性——而性当然是与这联系在一起的。　　“自我保存本能”是先天的，而性冲动则不是。随着目的和对象的不同，性冲动是可以变化的。相反，“自我保存本能”则指向一个固定的需要得到的事物。比如说，饥饿是一种本能，即使是婴儿也知道自己需要食品。补偿或是升华“自我保存本能”(比如“缺乏食物”)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再例如，人有求生本能，对危险的恐惧会调动人的全部力量以使自己不死去。最后，我们还想谈一谈群居本能。当一个个体被卷入一个群体时，他就有可能失去基本已习惯的参照和自己的控制方式。群居本能使他乖乖服从集体的冲动，哪怕这种冲动是最原始的最不文明的。如果说本能能给动物指出继续生存的道路，人身上的本能——人的本能是很少的——却可以损害人自身和他人。　　把本能和冲动区分开来，并不意味着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范畴。两者之间是有交流的，而这些交流通常是冲突性的。事实上，性冲动以“自我保存本能”为基础，它是从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尽管两者目标不同，但都在寻找“愉悦”。但是，是什么愉悦呢？一个与母亲有身体接触的乳儿被喂饱了，于是其保存本能被满足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这种母子关系激起了最初的性冲动，促进了最初的与身体某些部分联系着的性关系的发展。这时候儿童还没有关于他身体的总体概念，身体的各个部分轮流让他感到快乐。这种状况持续到3岁左右，这时他开始有了身体的整体概念，标志是他开始使用“这是我的”这类含整体概念的语句。儿童的性关系的分裂状态存在于儿童的潜意识里（也存在于成年人的潜意识里），它对想像、感官反应和“永不满足地拥有他人和用他人满足自己”这种欲望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了解了母亲和父亲的真实意义，这让他也渐渐地不那么自高自大了，他有了更高级的关系，开始注意“他人的界限”。在了解事物的真实意义之前，儿童是被潜意识性关系的原始运动所统治的，他的身体被分裂成许多部分：嘴、眼睛、手、肛门、脚和他的性器官，每一部分都可能被“色情化”，而且这些部分的被抬高了的孤立状态可能续到成年期，这就会导致各种堕落的举动。　　冲动不是先天性的，而本能是。本能有方向性，它指向某个特定的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通过这个特定的物或人，它才能以特定的方式实现。他人作为性冲动的目标（对他人的“饥渴”），虽然可以看做“身体的饥渴”，但却不同于本能的表现。我们在《一大口》和《热吻》两部电影里都可看到，被当做本能体验的冲动将导致死亡。　　本能和性冲动还是有共同点的，两者在服从“现实原则”之前都服从于“享乐原则”。但是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它们之间的不同很快就出现了。本能只能从具体的事物上得到满足（比如饿了就得进食），所以它很快就从“享乐原则”过渡到“现实原则”，而性冲动与现实的关系则不是这样。事实上，性冲动可以通过幻想中的活动得到满足，而这一心理状态与现实无关。也就是说，性冲动可以更长时间地处于“享乐原则”控制之下。弗洛伊德说过：“心理倾向的主要部分发展成神经官能症是缘自性冲动考虑现实时的滞后。”另外，性冲动也是人主要的压抑目标，这可能是由于儿童与父母的关系过于亲密，也可能是由于个体惧怕性冲动导致的内心激动。一般来说，对性的恐惧使人忘记他可能遭受的压力和内心的压力。　　性关系的觉醒是许多恐惧的源泉。在短篇故事、传说里，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恐惧都是各式各样灵感的源泉。例如：对于“小红帽”来说，这种恐惧转化成了对“被吞噬”的焦虑。布吕诺·贝特尔海姆的下述阐述是有道理的：“威胁小女孩的危险，是她刚刚诞生的性关系，因为她在感情方面还不够成熟。一个在心理上已经为性经验作好准备的个体，是能够控制性生活，并可以因此使自己更加‘丰富’的。但是一个早熟的性关系是‘倒退的经验’，它把我们身上所有原始的东西都唤醒，我们因此有可能做原始的事情。一个没有作好性生活的准备却有了性经验的不成熟的人，会产生俄狄浦斯式的强烈的性激情，他以这种方式面对这一经验。他以为，在这方面要取得胜利只能通过摆脱比他有经验的对手——这正是‘小红帽’所做的，她给了狼足够精确的指示让它能去她的外祖母家，她这样做显出了她的‘情绪矛盾’。她这样做就好像她对狼说：‘让我安静一点，去我外祖母那儿吧。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她能够面对你所代表的，而我不能。’”　　布吕诺·贝特尔海姆（BrunoBettelheim），《童话心理分析》，RobertLaffont出版社，巴黎，1976。
　　从这篇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含义，比如说，儿童所必须面对的他自身的或是外部世界的“过渡”和“危险”。面对生活现实，“小红帽”不再孩子般的天真，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学会从俄狄浦斯式的引诱中自拔，也学会了从直到青春期都很活跃的纯自恋倾向中自拔。　　儿童想像中的性关系是进攻性的，这也解释了他们对性的恐惧。儿童认为性行为是粗暴的行为，会导致伙伴之一的毁灭（好像人在性行为中要冒死亡的危险似的）。某些这种潜意识特别强烈的人，在面对性画面时，或是要使自己服从性欲望时会感到焦虑，他们希望平息这种欲望。他们的表现是晚熟或是以挑衅的态度面对社会以证明“我的性没问题”。这些都是“压抑”。一般而言，当一个人试图为自己而表现自己的时候，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只有部分的性关系才会使人成为一个病态的角色。”在压抑的“帮助”下，“自我”抗争着，性关系以生殖以外的形式公开表达，比如暴露癖、偷窥癖、恋物癖或是自慰。这时候，性器官变成了一个“物体”。要知道，无能者常常是通过挑衅的方式来自我表达的。　　另一些人则心甘情愿地采取“迷途者”的态度。他们至少都让自己显得很有风度——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如此。他们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没刮的胡子，还算得上干净的衣服，让人感觉自己受过苦，说起话来总带着嘲讽的语气。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同一个真正的流浪汉，还是和一个不修边幅的天才在打交道。　　还有一些人的服饰让人觉得不伦不类，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他们的形象是“古典”的。他们总是穿着深色的干净西服，袜子上赫然印着“Weston”，衬衫领口外还围着丝绸围巾。总而言之，一套传统的做工考究的服装。可是，这太传统了啊！　　最后一类人是“冒牌没文化者”（我们强调的是他们给人的最初感觉，这也正是他们想努力维持的）。他们把一切都当成儿戏，搞一些没有文化底蕴的智力大杂烩，他们争论时思路不清，他们在晚会上洋相百出，他们在乎的只是场面的热闹，他们对什么都要讽刺。人们可能今天喜欢他们，明天就会讨厌他们。　　现在社会上这些榜样很流行。这些榜样人物既拒绝成为成人又拒绝儿童式的“全能”。这是些“假青年”。这些“性解放”的继承者们以为自己解放了。他们尤其追寻儿童的性关系，即“局部冲动”。　　这些主题的主要载体是广告。我们还记得《地狱里结冰了》的宣传海报（在前一章里我们简短地分析了它）是这样的：两个小天使，其中有一个有勃起的生殖器——一个被置于儿童身上的成人性器官。电影本身没什么意思，但它的海报却意味深长，反映的是在情感上无力达到成人阶段的心理状态。这种展示和看生殖器的需要是一种同性恋反应，它也反映出年轻人在青春期因感到“无力”而产生的焦虑。如果一个人有意培养这种兴趣，他将很难了解爱情关系的意义。当人们奇怪地把一个强烈男性化的儿童身体作为榜样时，身体映像的冲突会迫使人退化到原始的身体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被抬高的是异质的身体，是被分割了的身体，而且，这最终导致了“与儿童的性”。这张海报的设计者奇怪地运用了“暴露”和“鸡奸”两个概念来宣传一部讲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的电影。事实上，海报作者传达的完全是与电影相反的信息。只要看看这张海报，就可以想见这部电影不会成功——它居然明目张胆地宣扬“与儿童的性”（电影其实还与这无关），这只能让人拒绝它。海报表现了对青少年性的抬高，以及把原始的冲动体系转化成生殖的性关系的困难。这是“前性”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性还未获得“身份上的意义”和“关系上的意义”。海报“挖掘”的是儿童的性关系，儿童的性关系是以本来形式表现的，未经过性冲动心理加工的一种本能。　　挑衅的举动是现代心理行为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它常常通过纯粹操作性的举动表现出来。在这些行为里，一切都是可能的。有些人在喝过烈酒以后参与了轮奸，或是做了一些不考虑他人的色情行为。在他们的渴望里，惟一重要的是“做”，他们丝毫没有心理构建的倾向。沉浸在他们自己荒唐的色情行为之中，他们根本不考虑自己在干什么，也不问一问自己的关系的意义何在。这种“内在性”的缺乏清除了行动中的冲动和冲突。这类人的幻想生活是极度匮乏的，内心世界里空空如也。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未成年人和刚刚成年的年轻人，他们只根据自己“身体的运动”生活。他们的行为首先是消沉的反映，而这种心理状态会毁了整个心理生活。他们无法把心理生活付诸实践，他们的身体只是“应答”自己的情绪高涨或情绪低落，而这样做的结果既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又损害了自己的精神。身体上变化带来的焦虑导致了挑衅的青春期心理。这种焦虑——它是失望情绪的源泉——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从这个年龄所特有的生理反应和“拒绝情绪”看出来。某些人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男人或女人之后，头脑中的身体映像还是他们儿时的身体，所以，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着成人性器官的儿童身体。这个不可忍受的矛盾促使个体内心外在化，以排斥恼人的身体形象。他们的人格是表面化的，个性是冲动的，而由于环境不能给他们提供除了按身体行事以外的“理想”，因此人格和个性的特点更明显——今天，人们赞许这种冲动并给它贴上了“有个性”的标签。流行的服饰、流行的音乐、流行的做法，这些都试图把这种退化为一时的本能冲动的不真实人格合理化。我们传播着这样一种思想：“只应该按自己感受到的去做。”人们不再花时间构建自己真实的欲望了。这种拒绝把冲动进行心理加工的态度，只能使原始的“自我保存本能”得益，而无助于心理上的成熟。　　明白本能和性冲动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性冲动常常被当成一种应该按其本来面目表达出来的本能。把性归为本能（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就把它与性冲动（一个发展的系统）隔离了开来，性也就不再存在于性关系里。另外，在“性是本能的一部分，所以不能与之对抗”的借口下，鼓励儿童和未成年人进行性活动，这是严重混淆了未成年时可能存在的性游戏（自古如此）和成年人的性关系。未成年人的性游戏受好奇心的驱使，与“感觉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成年人的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这样的。在儿童的性关系里，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把部分的冲动整合起来，而对于成年人而言，达到性欲高潮是重要的。如果性是怎么样人就怎么样表达它，那么就不再有欲望了。让人认为性关系是本能范畴的事物，我们就把人变成了“性障碍者”。这种把性从性关系里剔除是另一种消灭性的方法。　　我们再重复一遍，冲动和本能都不能被封闭在潜意识的“绝对乐趣”里，它们都必须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合适的出路。没有目的的享乐意味着心理生活的死亡，而一个在现实中找不到乐趣的人会死于沮丧和忧伤。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做了严肃而精确的研究（他常常在研究过程中修正原来的观点），他认为，在生物学的层次上，存在着“自我保存本能”（其目的是保存个体本身）和冲动（它服从于种群共同的目标）的冲突。他写道：“个体事实上有两个存在：作为他本身，他为自己而活；作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至少是不加入自己的意愿——服从群体。性冲动与自我冲动（即‘自我保存本能’）的区别正反映了个体的这一双重功能。”　　弗洛伊德，《自恋癖导论》，1984，《性生活》，PUF出版社，巴黎，1976。（原文如此，1984年这一年份疑有误。——译注）
　　这是人类性关系固有的双重性。人有在与他人的性生活中证明自己活着的需要，也有赋予他人生命的需要。后一种需要并非只在生殖中，它处在个体与其外界环境的所有形式的关系中。这就是为什么在个体遇到危机时，性关系就会受到损害，性就变成了简单的“驱魔”工具，并最终损害个体与外界的关系。45岁的男人或50岁的女人处在性关系调整的时期，在潜意识的焦虑的控制下，他们试图以典型的年轻人的方式进行“爱情”冒险，或是与年龄上可以是他们子女辈的孩子保持一种“牧歌式的纯洁关系”。这一时期，性压抑或性放纵也都是感情生活出了问题的表现。　　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双重存在。在人类的心理世界里，有两种倾向：一种为自己，一种为他人。在潜意识里，它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且其中一个还有可能使另一个失去作用，并阻止有意识的性关系把两种倾向统一起来。但是“自我”为了在外部世界里生存，会试图使“个人的快乐”与“他人的关系”相符。　　目前的榜样指明的方向表明，它们也正在努力否认潜意识的性，赞同由“自我”控制的、导向“自我保存”方向的、保护性和支持性的性关系。这是一种强迫性的、极端现实的（更换性伙伴、色情技术、集中关注身体某些特点部分，或把想像的场景在伙伴身上实施）、被认为是卫生的性关系。它被付诸实践是为了抵御消沉的焦虑和潜意识的性关系。对潜意识的性关系的否定并不总是明显的，只有当初级冲动未经思想加工而以本来面目出现，即感觉没有经过内心加工和思考时，它才是明显的。当个体无力思考时，个体会变得脆弱，他将只能“应答”自己的渴望而不知道自己实际想要的是什么。当潜意识不再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意识活动灵感的源泉时，“自我”就不再能促进关系的发展，生殖的条件就不再是良好的，人们会感到筋疲力尽，说：“我空了！”这种自我的有意识的性关系可以是“露水”式的和操作性的，它消除了与潜意识之间的联系。但是，完全潜意识的性关系也是不足取的，它比类精神分裂症也好不到哪里去。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对此体系作了解释。在这个体系里，潜意识的性是没有位置的。人们试图用一些心理分析学的词汇诸如“压抑”、“抑制潜意识幻想”来作诊断，而这些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它们确实反映了理性生活的现实，仅凭这些观念我们就可以行动了。于是在我们试图干预儿童的性生活时，似乎只需要向他们描述性就足够让他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危险的、倒退性的，是对“理性”的滥用。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一个性问题，似乎就只需要解释，只需要建议一些身体的练习，只需要“改造”一下人的意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人们遇到那些日复一日的问题时，这些建议在短时间内的确是有效的。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人格上的问题，这种疗法可以带来即刻的良好结果。日常生活的烦心事，工作上的烦恼，坐车带来的疲惫，筋疲力尽工作一天后很晚才能到家，照看孩子，这些现实使夫妻不可能有频繁的性生活。但是，这些理由也可能是掩盖性压抑的面具（性压抑并不一定使个体痛苦），偏头痛、疲劳和“不想”都是礼貌的拒绝对方的方法。　　不要以为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性，于是这种过度色情化会鼓励夫妻纵欲。情况恰恰相反，大量的色情使性非性化了。因为在想像里“好”的东西，一旦付诸实践，便十分危险。色情的“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不容忽视的——取消了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使纯粹想像的世界色情化。在这个世界里，面孔是不存在的（色情电话），甚至连声音也是不存在的（色情传真）。如果说与他人的关系非性化了，那么想像却越来越色情化，它把每个人都封闭在强迫性的性孤独里。这种过度色情引起了压抑和其他性疾病。咨询性学专家的人数增加了，人们认为心理障碍是很小的，只是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们希望通过几次与医生的会面就解决问题；但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出现性危机时，是人格出现了问题，这需要进行心理治疗，仅仅是咨询性学家是不够的。性问题是一种症状，尤其当没有发现生理和器官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治疗不能仅仅从性方面入手。　　G.兹旺（G.Zwang）和A.罗米安（A.Romien），《性治疗概要》，Maloine出版社，巴黎，1989。G.兹旺，《性病理学》，Maloine出版社，巴黎，1990。J.韦恩博格（J.Waynberg），《关于性关系的定见》，Hachette出版社，巴黎，1988。　　以“自我心理”的名义仅仅局限于性的治疗往往是走进了死胡同。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没有考虑人格的整体，所以他们的理论在面对我们现在的主观问题和感情问题时，是不足以成为长期有效的疗法的。有趣的是，去咨询他们的主要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学者，这似乎是在肯定眼下的感觉心理大行其道的现象。我们的时代想“感觉”，想“体会”，仿佛是想以此抵抗工业社会的进攻。　　生物能量理论也属于这一理论流派。它用一个神秘的“能量”概念把潜意识“退化”成意识，却没有明确指出“能量”这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根据该理论，意识可以使人找回最初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比受心理引导的行为更真实，它称这种情况为“最初的呐喊”。事实上，它所描述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的情况，而婴儿的人格是呈分裂状态的。在1960年代，“生殖能量”和“最初的呐喊”是描绘人类关系时最常用的概念，但是，后来它们失败了，需要找到别的东西。于是在1980年代初，占星术甚至巫术又开始大行其道。这也并非现代才有的现象，每次人类社会出现哲学、宗教意识危机时，我们就会发现不理性的、崇拜神秘主义的群众出现。至于性关系，它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潮流。　　害怕重新处于混乱的状态，害怕潜意识里性的未分化，这些都促使个体去做一些“看得见”的举动，以证明自己有控制能力——尽管这种控制有明显的“人造”痕迹。希望有大量的性经验和频繁更换性伙伴，既不是肉欲性质的，也不是感情性质的，仅仅是个体想感到“还活着”，于是用这种死亡性的性关系来安慰自己。性关系也因此变成了发泄而不是对他人的爱。　　如果在摄取性自我确认（把一个流行的关于性关系的观点变成自己的）时，个体吸取了各式各样的低估性关系或生殖的分裂性元素，那么，“自我”是有可能使整合性关系的心理工作失败的。今天，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在喊“要赢”，但矛盾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却好像并没有赢：什么“无能”、“懒鬼”、“笨蛋”之类的词汇随处可闻，反映出一个被个人主义“侵犯”了的社会。　　在一个自恋的社会里，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与生殖有关，而与追求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想得到幸福，想充分发展，想保持年轻时的活力。于是，主观性关系以保存本能为榜样发挥作用，而对那些不能忍受“心理思考、社会思考、哲学思考、道德思考不仅可以运用于‘成功’和‘财富’，也可以运用于‘失败’和‘错误’”这一事实的人来说，这种主观性关系会引起防卫性反应。他们不能容忍我们向他们展示性关系真正的那一面，尼可尔·雅梅（NicoleJeammet），《必要的恨》，PUF出版社，巴黎，1989。又见波米埃（GérardPommier），《性秩序》，Aubier出版社，巴黎，1989。　　这一面与人们的直接感受并无联系。人可以十分真诚地相信错误，但是，真诚并不代表正确。应当承认，容忍精神本身也并非美德，它也常常掩盖流行的坏动机和保守主义。借口每个人都想控制自己，有些人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科学思考”的。如果确实有辨别、质疑、选择、承担的能力，那么这种思考无疑是一笔财富。但是，这种所谓的影响人行为的科学思考，最终导向以“对自己好或不好”为惟一的判断标准。这种“个人全能”的推理是儿童式的，属于神秘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如今，在广播里或电视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随便什么话，而他的话却被他人当做事实。当媒体传播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时，除了告诉人已知的一些知识外，没法带来别的什么好处了——关于性关系尤其如此。现代性关系常常被导向个体的自我保存，而剔除更多“关系”层面的东西。如果性关系倾向于自我保存本能，它就不再对思考敏感，不再考虑他人的存在。过于屈从于“享乐原则”，性关系就有可能威胁到心理平衡，从而导致性关系与性的永久性分离；相反，如果性关系成功地把“保存个体”和“服务于种群目的”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它就可以扮演“联系”的角色。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却消除两者之一，于是缩小了主要作用在于维持平衡的性活动的范畴。　　一个只导向生殖的性关系失去了“在爱情关系中关注自我”这一功能；相反，一个只指向性和快感的性关系，它去除的不仅是可能存在的孩子，而且去除了自己和伴侣的生殖能力。今天大多数性关系都与生殖无关确系事实，这让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孩子是从性关系之外来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怀上孩子。”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这样说。在和一位朋友发生关系怀上孩子之后，她想流产，因为她所处的情况让她很不安。人们在赋予爱情关系以不孕性质之后，出现了许多“兄弟姐妹之情”式的关系，而这样的伴侣在面临结婚生孩子这样的现实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垮了。他们往往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分手，或是——就像我们今天常看到的——在婚期前的几个礼拜把一切都取消。在与他人的关系里，“不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关系变得缺乏质量，既然性上的分离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自我保存本能和性冲动之间存在着对立，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掉两者之一。比如，让避孕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得出“从此往后性生活就应该与繁衍后代分离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分离只是现在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现象，认为它就是“应该的”，是回避问题的做法。但是，应当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把已经分离的东西重新合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避孕的性
　　如果说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后果数量巨大，那造成它的原因也不少。许多年以来，人口统计学家用数字向我们表明人口未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不能像以前那样保证良好的社会福利，因为就业的人口成为了少数，他们是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负担全社会的福利的。但是，人口统计学家传达的信息，经过政府的转达，并不能在公众中引起什么反应。的确，面对我们社会所赋予儿童和性关系的形象，确实很难让家庭产生要第三个孩子的意愿。
 
　　儿童不再被视做群体的未来，也就是说，不再被视做我们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命运的肩负者。爱情抹杀了这个现实，人们认为孩子仅仅是有关两人爱情历史意义的一个“物件”。孩子被视为对爱情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元素，他（她）的用处仅仅在于使两人生活得更好。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孩子，父母双方更加意识到要加强他们之间的爱情联系，而不是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家庭。人们考虑的是怀孕可以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却不愿衡量一下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对他人有什么益处。　　然而，创造一个生命绝不仅仅是为了自恋地让自己感觉到“已经从无能中解放出来”，它还是一个社会行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拒绝承认“为人父母”有助于让性和性关系获得其社会意义；而事实上，赋予一个孩子以生命，这表明个体将肩负起对自己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的未来和团结的责任。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今天的人看来有些怪异，那是因为在今天的两人世界里，我们赋予孩子的更多的是心理而不是群体的功用，人们希望通过孩子实现自我，而不是希望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带来一个新的成员。这种自恋的希望往往注定要失败，给人带来最痛苦的失落。　　把孩子的出生“私有化”是现代个人主义和性关系非社会化这两种潮流的一部分。　　受孕被从性关系里剔除了，与此同时，死亡成了新的禁忌，人们不再谈论它。在现代社会里，自然死亡被藏了起来，被遗忘了。死亡不再把逝去者依次加入人类历史纽带，不再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长长的大家族的后来者，死亡的功用变成了“孤立”和“分开”。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把每个人社会化，让他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于是，“死亡”被从人类的经验中剔除。在工业社会里，是对永生的幻想导致了这个荒唐的观念。死亡被看成了一个值得遗憾的意外，这掩盖了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性关系和死亡使两个人密不可分，因为，性关系作为生命的源泉，是对死亡的回答。　　关于安乐死的争论就像关于自杀方法的争论一样，引起争论的似乎是病态、消沉的兴趣，而不是对病人的尊重或陪伴将死亡之人的意愿或帮助一个人重新找到生命的道路的愿望。在这些激烈的争论里，痛苦和死亡被明显地混淆了。“死亡的欲望”这种表述是多么不恰当，这种欲望其实是改变生命的欲望，而不是失去生命的欲望。我们并非“治疗狂”，但医生们为姑息疗法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我们可以以“改变生命”为目的给病人以某种治疗，但是让我们赋予自己干预一个人的生死的权力（还是假设他是自愿死亡的）是困难的。那些试图让人们使用安乐死的人是假仁假义，他们的观点恰恰符合现在社会上那种否认死亡，消灭生命的态度。死亡越被压抑，人们展示出的性就越具攻击性和反社会性。一个社会是根据其对死亡的态度在历史中存在和发展着的。以生物学观念的名义，主张在人生命的开始或行将结束时消灭生命，是没有考虑到人的尊严的行为。这些言论和行为最终是使他人的意义缺失的源泉，如果说“改变死亡”就意味着让他人去死，这是对生命的蔑视！　　当一个孩子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是准备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保护或拯救孩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算计”的，这种行为几乎是本能，保存群体的本能，即群体的延续优先于个体的延续。　　所以说，人的生殖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第二位的，不是只追求全能的爱情的，不是性关系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性关系既意味着与所爱的人相遇，也与传接生命有关。与动物不同，人的性关系并不总是指向“生殖”，性关系可以是与所爱的人建立和加强联系的方法，性关系的缺乏可能会在爱情关系的交流中产生影响。对于结对情人来说，能用性的方式相爱，以及相互之间有这种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对性的压抑和错误的升华最终常常会损害个体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它会使个体做出堕落的行为。弗洛伊德在他的文章《文明的性道德》中写道：“对性生活限制，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对生活的烦躁，以及对死亡更加焦虑，这会扰乱个体享受的能力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面对死亡的准备。其表现是减弱了生殖的兴趣和不再参与群体未来的建设。”如果个体在他的“感情—性生活”中感到满足，觉得有幸福的时刻，个体会更愿意追求社会和文化的目标；相反，如果个体总感到沮丧，那他对死亡的焦虑就会上升到第一位，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是很难指望他愿意传宗接代的。当然，有些人感到失落，但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落，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一个孩子。他们是希望通过他人（孩子）重塑自我，想让孩子做到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很难说。　　不是每一个性关系都表达了要生一个孩子的欲望，但是死亡却与性关系密不可分。每一个性关系都假设一个新人可以来加入这两人关系，并在这两人去世后延续他们的生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性关系都是相异性的，而在相异性里把繁衍作为交流的附件，会促使性关系非社会化，让个体陷入自恋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避孕和流产促进了人们在思想上把生殖从性关系里剔除出去。儿童和青少年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他们会问自己：“我诞生时父母是否也曾用过避孕措施呢？”这个问题倒不是只有现代人才问的，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父母想要的。孩子是父母亲性关系的证明，他想知道自己在这个关系里处于何种地位，他是父母想要的吗。为真正融入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成为“后代”，建立自己的性和社会身份，这种为自己在家族体系里定位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有一个悖论：由于避孕已经成为普遍的措施，每个孩子似乎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父母想要的，但同时，他感到有一个危险重压在他的生命上。儿童在内心会觉得，他是在生死之间走了一回才生下来的。如果避孕是我们告知儿童的第一件有关性的信息，那也就是告诉他们孩子的出生是对父母的打扰，孩子是个不请自来的家伙，我们躲避孩子就像躲避疾病，幸亏有避孕药我们才没“染”上他，就算“染”上了我们也可以用流产的方法把他消灭掉。　　当成年人向未成年人讲述避孕的时候，许多未成年人把这当成是谈论“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姑娘拒绝使用各种避孕措施的原因。可是，在她们母亲的要求下，在妇科医生的建议下，甚至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在我们的社会里，避孕和性煽动是十分容易被联系在一起的），她们还是有可能采取避孕措施的。把避孕视做从生殖的“危险”中解放出来，对于人走向成熟是没有益处的。事实上，孩子的出生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他不仅把父母从“死亡的欲望”的罪恶感中解救了出来，还把他母亲或是父母双方从曾处在的“性无能”状态中解救了出来。　　儿童所代表的双重功用使他一下子成了其父母性关系权力和能力的标志。父母将倾向于把孩子作为“支撑”，以证明他们之间性关系的有效性。世界颠倒了过来：是孩子让父母不再被“去势”。从潜意识的角度看，想要有孩子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恋性质的：父母希望通过孩子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延续，而且孩子的出生也让父母感到放心，他们证明了自己是有生殖能力的。但是如果父母不能把这些发展成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父母有这类认识倾向，就会使父母子女关系变成兄弟姐妹性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俄狄浦斯情结是不存在的。在这一背景下，当儿童渐渐长大，成为了青少年，潜意识里性冲突就会通过“竞争”表现出来。这对于成年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有可能因此在性上“缩减”自己，面对儿女们在性上的发展，父母开始觉得自己的性有问题了，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放弃或部分压抑自己的性生活，以给孩子们“腾出空间”。　　青春期是性关系健康发展的决定性时期，而成年人常常想干预处在这一时期的年轻人的性生活。他们借口提供信息，其实是想间接参与这青春的骚动。有些人成年人甚至为子女计划性关系，鼓励儿女在家里发生性关系。他们常常会对这样做的结果感到惊讶，不明白子女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年轻人往往会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回绝他们：“我对这不感兴趣”或是“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事实上，父母这时候向子女建议的是会限制子女快乐、影响子女性表达的做法，父母想解放的并不是子女，而是他们自己。面对年轻人的性，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性的退化并因此感到焦虑，他们想摆脱这种焦虑的情绪。　　避孕和流产的合法化与医学化产生的心理反应对性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应该接受并考虑这些影响，而不是把这些限制出生的技术视为讨论的禁区，或是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认为“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一下：我们绝不是否认或反对“避孕是必要的，因为它解放了女性”这一社会学观点。这个问题属于另一个范畴内的讨论，不在本书的分析范围之内。我们想说的是，避孕和流产的积极支持者们强调“性安全”的理念，这使性变得“波澜不惊”，好像里面什么也没有，而且不应该谈论。这些人说：“我们来谈论方法和技术吧，但别谈论性生活……”于是，未成年人在这方面可能提的问题就完全被“避孕”这个问题掩盖了，性知识的传授成了介绍避孕方法的专场。但是，避孕其实应是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并寻找到快乐的工具。这种观念（希望）很可能已被新一代妇女接受了，她们对主观性生活的评价更高，也就是说更希望感情冲动生活的发展集中在夫妻之间。在20世纪里，人变得敏感了，以至于对性关系的要求也更苛刻，新的年轻一代接受了这种思想观点和这种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注重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也是当大多数年轻人推迟他们第一次性关系时间时成年人会感到惊讶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要等到感到自己准备好了，才会这么做。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现在年轻人第一次性关系的时间比处于过渡时期的1970年代的年轻人要晚。　　鉴于大多数14至19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发生过性关系，那么，在年轻人中间，避孕就并不是一个首要问题。这个事实对于那些简单地把“避孕”和“享乐”联系在一起的人是难以接受的。在与规划中心的专家们一起就此问题研究了几天以后，我们就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很难接受年轻人的态度已转变这一事实的。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种转变是对性关系态度的道德性回归。不，事实不是这样的。的确，拒绝随便发生性关系的观点开始占上风，人们也开始注重关系的价值——道德不是一种疾病（为什么要把道德从性关系里排除出去？为什么我们要把某些人类活动过度道德化，却禁止把另一些道德化——比如说性关系）。这些专家囿于他们昨日的或然判断，认为避孕解放了妇女的性享乐。事实上，对限制的焦虑，对享乐能力的焦虑，对法规意义的焦虑，以至于对进攻性和死亡的焦虑，都不是一个小小的药丸所能解决的——除非我们把它当成一位可以近乎神气地治疗恐惧症的“保护者”。这些问题在被压制了近30年后回到了前台，我们终于可以谈论性关系了。　　避孕是一种阻止受孕的技术手段；让它超越它严格的使用范围，赋予它别的意义，是对性愉悦的“防御性合理化”。一旦这种合理化坍塌，就会出现原先掩藏在底下的神经官能症。愉悦来自人而不来自技术手段。“避孕神经症”剥夺了个体的性，迫使个体（以妇科医生为中介）服从于生物性超我。对于某些人而言，妇科医生成了新的教士：教士们在维护“夫妻间”的责任，妇科医生们在维护“卫生的道德”。　　于是，性关系就像它集中于夫妻那样集中于主体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性冲动和愉悦都只能取决于个体本身，而不是取决于化学的或机械的辅助方法。如果说避孕的惟一目的就是限制出生数量，那么赋予它别的功能就是对它的异化。把避孕和愉悦联系在一起，只是吸引人的智力上的“蒙太奇”，其性质是防御性的。这是一种低估个体本身而把希望寄托于物品的做法。人们希望这些物品——而不是我们自己——能完成心理任务，把自己从“无力”中解救出来。　　我们发现，当一些年轻的妇女突然停止避孕以后，她们又出现了“无力”的症状。丝毫不考虑和一个男人建立一段持久的关系，更不用提和他建立共同的生活，她们便冲动地想要一个孩子。她们幻想着孩子能把她们从“无力”中解脱出来。于是，她们童年时就有的和“全能”的母亲竞争的映像不仅没减弱，反而更强了，她们也成了这映像的俘虏。　　这样的避孕经历有可能会对性关系产生麻醉作用。一些女子和一些男子，为了不去完成自己青春期的心理任务，就索性停留在青春期的性的阶段。这种性是自我保护性质的，而且它为了要求自由还是挑衅性的。而这种自由就像扩胸拉力器，刚拉伸就立刻回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会让人很快筋疲力尽，由于没有能力这样生活，就遗忘了自己的性。　　这些年来，我们尤其地被一个个“部分”所吸引。避孕自由，愉悦都以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以主体为参照，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被分割了。于是，他确信自己的存在——可是他确信的是一个不真实的自我，因为他的性关系并没有在自我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某些人来说，性甚至已经成为了讨厌的东西。性是如此多地被引向了“别的”事物，变得只剩下操作性的功能，以至于它都没有办法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力比多”普遍下降——因为人们很快就对混乱的危险的青春期的性感到了厌倦。只注重一时发泄的愉悦是不能长久地让人感到快乐的。现在这种非社会化的性甚至需要一个附属的大脑去“滋养”自己的情感想像力。由于人们在避孕时标志性的失败之一就是性被剥夺，现在是“修复”主体的性的时候了。　　诚然，避孕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流产在某些条件下也是合法的，但是，它们带来的心理问题是什么呢？性关系是从哪些映像出发进行自我建设或自我毁灭的呢？
　　当妇女经历避孕或流产的时候，男人并不总是与妇女“团结在一起”的。是妇女得解决她们身体和心理生活上的问题，面对各式各样的限制和影响。这可能是让人遗憾的，但是如果仅仅是指责男人而不了解他们这种态度的意义，那么遗憾就是于事无补的。　　为了完全的自我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妇女需要怀一个孩子或者至少知道自己有能力怀一个孩子。而且从这以后，她就得在两种价值体系下生存——作为女人和作为母亲。于是，有些妇女就有了在同时过两种生活的感觉，而男人，与妇女相比，在受孕过程中完成其性上的成熟更容易。　　但是，不论男女，承认自己有能力创造下一代，这就是在心理上接受自己面对父母是独立的，也就表示了他们面对父母不再感到拘谨或是具有进攻性。这时候他们也感到性的焦虑（伴随着负罪感和空虚感），这表示对放弃他们爱的最初目标在心理上他们感到困难；但是，为了与另一个人一起构建自己的性渴望，必须接受“失去”父母。　　当男人也有渴望要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后代和回应他妻子的要求，对他而言，这也是双重功能。让妻子成为母亲即证明了他自己也有生殖能力。同时，由于她妻子的要求，他感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得到了承认。但是，他会感到自己比较少地与生殖有关，因为妻子作为女人一面的形象会刺激他的性渴望，而妻子母性的一面则恰恰相反。于是，丈夫会在与已成为母亲的妻子的关系中加入些许类似母子关系的成分。受孕是妇女的权力，男人若想成为男子汉就不能对其有要求，那些幻想自己怀孕的男子是在心理上希望自己与“强大的母亲”一样，而拒绝自己的男子特征。要知道，放弃对母亲的依赖是成为男子汉的必要条件。　　不管我们接受与否，避孕都是与生死有关的母性象征，它既会给男子也会给女子带来许多心理问题。既然男子一开始就应该从母亲映像中解脱出来并显示其身体上的不同，那么让他感到自己与这件“母性控制”的事有关就的确是困难的。在他试图摆脱母亲的影响时，是很难让他把避孕“内心化”的。某些人以“自我牺牲”为代价达到了这一点，他们让自己跟着妻子的渴望走，结果成了“母鸡爸爸”，也就是说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另一些人，由于他们已全身心地处于夫妻关系之中，对内心化避孕是在意的，并最终解决了恋母情结的问题。而后者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医学上的原因，其妻子不能使用避孕药，便自觉地担负起避孕的责任，比如说，使用避孕套。　　避孕的方法越来越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法自然而然地在心理层面也取得了成功。在流产以后，许多妇女处在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深深的失落当中（疲劳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病症，忧郁也是如此）。这些妇女并没有真正在心理上接受流产，认为流产是有意义的。只有当接受了几次心理治疗以后，她们才开始把她们心理上的不适和流产联系在一起，她们发现在潜意识里她们有负罪感，是负罪感让她们不安。这并非是一个与价值有关的道德问题，而是心理上的失败。因为，流产让这些妇女觉得她们在自己的身体里制造了死亡，于是，她们的性关系，即她们与自身及所有他人关系的总和，都处在一种死亡的氛围里。与忧郁不同，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也不是压抑性的，但是它就像一层一层的波浪，会不停地带来同样内容的沉重信息。人会感到一丝忧虑，会表现出一些病症，但却不会立刻把它们与深藏于潜意识时的原罪感联系起来。　　在法国，1974年的“韦伊法案”允许了有条件的流产，流产被作为在危急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但是，法律逐渐被曲解了，“自愿终止妊娠”变成了一种避孕手段，而本来自愿终止妊娠是在避孕失败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在实施“自愿终止妊娠”之前，都要进行一次谈话，其目的在于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让准妈妈再作一次思考，让相关的人明白责任的意义和思考终止一个胎中的人类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可是，现在这种对话变成简单的询问式登记，而这种变化的危险在于低估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现在，关于胚胎身份的生物伦理学争论的兴趣集中在避免把一切“平常化”——在1960年代至70年代，我们曾试图这么做。让·贝尔纳教授在他的著作《从生物学到伦理学》中写道：“胚胎应该被承认是一个潜在的人。认为他是潜在的，不是说对他的尊敬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承认他与真正的人是有差别的。其结果是关于他的道德问题是有特殊性的——这是考虑到现实中的各种自由之间存在冲突后得出的结论。胚胎应被视为其可能的未来对他人的权力起限制作用的一个存在。”突然终止一个胎中的生命是会引起心理上的问题的。承认这一点比试图用防御性的否定态度掩盖问题是更健康的做法。常常有人借口情绪大起大落会带来绝望的感觉来掩盖这个问题。不容否认，的确有些妇女处于这种情况造成的绝望情绪中，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理由就不提出那些心理的、社会的和伦理的问题，否认我们这样做就是对后代没有丝毫仁慈之心。当我们作为生命的保卫者时，却不因此赋予自己判断别的有意识的人进行流产这一行为的价值的权力，这是非常矛盾的，是与我们的理想不符的。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成了没有任何意识观念的人。　　当个体发现其本身也不被尊重时，他就会发现他自己也抱有的这种态度是会反过来影响他自己的。而如果我们可以只凭自己的感情和一时的意愿就承认或者否定他人的存在，我们就赋予了自己所不应有的权力，这种行为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在现实中，有时候，人们一旦得知怀孕，就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个人啦。”于是就对肚里的孩子说话，让他听音乐，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而在另一些时候，人们就会说：“这还什么都不算呢。”难道我们可以这样仅凭感情就决定一个人类生命存在或不存在吗？可能承认“自愿停止妊娠”是一个严重的终止生命的问题是更健康的做法，否则，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里未处理过的负罪感就像一个真正的定时炸弹。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法律化的、有义务和道德的社会。生活中的原则不能受个别的事情或是人的情绪的支配。像“人人为自己”或“每个人都做他想做的事”这样的自恋或道德是不能被视为“不凡的原则”的，“不凡的原则”是超越个人情感的，首要的一条就是其意义不能从个体本身出发。　　“韦伊法案”只允许在危急的情况下流产，但是很快，在实际操作中，“危急的情况”就变成了“合适的理由”。对法律的歪曲发展到了我们不得不对之予以关注的地步，人们不再把流产视做一种将母亲置于危险状态下的、终止生命的技术性行为（过去用原始的方法做流产时，母亲的危险是很大的）。人们在理想主义的过分影响下，在掩盖心理和伦理问题的同时，传播着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决定一个生命的诞生与消失，这样做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胚胎被视为女子体内的一个麻烦的“囊肿”，甚至被视为社会的“囊肿”。流产永远不是一个普通的行为——即使准母亲自愿这么做以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妇女或夫妻在作这个决定时，社会意识和社会战略都没有能力提供现实的建议，它们的建议都是在暗示压抑和错误的升华，这些都将有损于个体。如果将来的研究使“韦伊法案”过时，那么，这些问题将更具尖锐性。让·贝尔纳写道：“博利厄的RＵ486技术将（在剩下的几个科学问题被解决之后）可以在受孕后几天后就发现极小的受精卵，这将使‘韦伊法案’关于自愿终止妊娠的条款过时和不可实施。”　　我们强调这些对人们的性关系和生殖已经产生影响的社会意识，是因为我们仍本着相异性的原则。对流产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是使性心理不走上绝路的做法。要知道，个体和社会是根据性关系实现的方式发展的。在“出生控制”被合法化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争论：他人和孩子是否是性欲望里的支撑物？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说在主流思想里孩子的地位越来越被提高（被过分地提高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孩子已不在他所应占的位子上），那么，关于生殖的情况却并不良好，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在由医学手段辅助的生殖里，性已经被剔除出去。　　如果我们都戴避孕套或者吃药，那么“孩子是怎么出生的呢”？在高中二年级的防范艾滋病课上有一位学生问道。另一位学生显得很有知识地回答道：“我们是在试验室里把他们做出来的。”静默了一会，整个班级都开始严厉谴责这个观点。本来，我们以为遇到这种情况，学生们会哄堂大笑或仅仅是嘲笑一下发言的同学，但是，实际情况却是静默和严厉的谴责。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开始有生殖能力时的本质的问题。如果人们限制或消灭这种能力，不仅会让青少年开始怀疑他们个人的繁殖能力，还会让他们怀疑自己出生的意义。抹杀他可能会出现的另一半，就是试图让他以为他可以永远就像这样一个人生活下去。　　避孕和流产是对生殖的象征性违抗。事实上个人的这种违抗行为是一回事，社会把它置于与“想要孩子”同等的地位是另一回事。不幸的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并没有做这一区分，这的确是矛盾的，我们给了“赋予生命的行为”死亡的象征。难道对性生殖行为的低估，最终导致的不是对他人价值的低估和负罪感的增加吗？　　一直以来，“生殖”都被作为一种理想，出生限制也一直存在。如果把生殖理想作为对“出生限制”的参照，那么，人可以对负罪感进行心理加工。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的普遍意识是让人们以为已不存在什么理想，生殖是可以被从性关系里剔除出去的。然而，生殖是不可以从性关系里被剔除出去的——即使并非所有的人类性关系的目的都是生殖。对避孕进而对流产的合法化，并不能在对负罪感的心理加工中发挥作用，也不能为之提供出路。生殖仍是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理想，用“出生限制”取而代之，认为“出生限制”是性关系的主要方面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意外的举动，会让人产生难以消退的焦虑，而且，这种焦虑的存在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弗朗索瓦兹·多尔托有理由建议，在每次流产之后应付象征性的一笔罚款。这笔罚款将能帮助个体把这死亡行为在心理上构建起来，并让所有的人重新想起“理想”，并从理想出发对负罪感进行心理加工。　　现在的情况是，当青少年的性刚刚觉醒时，我们就开始强调避孕（它是不能成为性关系定义中的一部分的），于是我们就粉碎了他们的心理，而不是让他们了解性冲动的两个功能：个体的保存（性关系）和种群的保存（生殖）。这样，我们就完全忽略了性关系的关系层面。因为，人们只有把儿童式的欲望融入冲动，让性关系成为客体的和利他性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详细讨论这一点），性关系才具有关系层面的意义——即使这时候的性关系没有即刻的生殖功能。　　在现代社会里，性关系很难被视做一种关系。正是为了理解这一点，才有必要观察性心理从童年起是怎样逐渐发展的。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
　　性关系是构建命运的所在，激情从中汲取火焰和温柔，智力从中找寻升华的可能，人类的文化也从中而生。
 
　　——乔治·莫科《教育与性关系》
　　我们已经指出过，在心理分析学里，性关系处于心理发展的中心位置。在儿童对自己身体的心理整合过程中，它始终发挥着作用。感觉和外界所带来的信息，激发着内心的图景想像，而多亏了这些想像，发展方向还没有确定的冲动发展着，丰富着。性冲动，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找到象征性的出路，否则，它就将面临因以本来面目表现而枯竭的危险。我们已经指出过，潜意识里的性关系，是以最初的分裂的原始状态存在于身体的各部分的，而身体的这些部分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分析学讨论只关注追求本身愉悦的“局部冲动”问题。局部冲动只想得到本身的满足，而不是作为整体的性的满足，它为了本身的愉悦所得到的客体，在潜意识里，是不能与任何一个伴侣融为一体的。在潜意识里，除非是他父母的“映像”，否则不可能存在一个明确的伴侣。儿童希望他的父母能满足他的局部冲动，他自然会被拒绝，这会迫使他长大，会迫使他改变得到满足的方式。如果说在儿童时代对愉悦的寻找“统治”了心理，那么，当一个人一天天长大的时候，他应该逐渐懂得愉悦对于意识来说是一个结果，而绝不像它在潜意识里那样是其本身的目的。在人的一生中，这种紧张的状态都是冲突的源泉。人突然迸发的念头不可能永远得到满足。从这种情况中会产生冲动，但也会产生工作的欲望——这一欲望将能发挥作用。　　“缺乏”是心理生活的动力因素，冲动正是从“缺乏”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儿童的“自我”将与这“内部生活”脱离，以使自己的人格符合自己心理生活的要求和外部世界的要求。如果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丰富而令人振奋的，他就可以成功地完成这一过程。“自我”将与其他的环境组成要素，一道成为他感情生活中被关注的客体。这时候，“自我”作为一种心理现实仍然是非常柔弱的，但是，它足以坚强到容纳未经处理的冲动，而且，“自我”不会与“理想的自我”相混淆（有怪癖的人常常会把两者混淆），不会漫无边际地发展（发展的结果是人格解体和谵妄）。　　人类的性关系不是天生的，它是长期从外界获取的结果。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在后青春期时才能结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发展的最初阶段，我们将描述人格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
　　性关系的最初形成开始于胚胎时期。儿童开始有感觉时，其最初的反应是反射性的，其性器官的运用与成年人是不同的：二者不论是能力还是组织结构都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是，它们之间的混淆也是常有的事情，而混淆的目的在于在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性关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确，当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理应不再是儿童惟一的关系时，孩子仍会感到对父母有强烈的依赖感。他从他同龄的孩子——尤其是学校里的孩子中——寻找感情的寄托。这样做要么是为了补偿与父母关系的“缺失”，要么是为了模仿父母。教师或者父母常常倾向于赞成这种关系，但是班里其他的孩子却会嘲笑这种关系，有时甚至把“小两口”从团体中驱逐出去。把孩子的这种感情称之为爱情是不恰当的。这种感情所表现的主要是儿童作为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应，把爱的联系转移到同辈中来的现象。　　心理分析学描述感情生活与性生活发展的不同阶段：口时期，肛门时期，恋母情结发展期，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去势”时期，潜伏期及围绕生殖的统一时期。大量的临床经验已证明这种分段的正确性，大多数心理学理论也是这样论述的。　　对于这些不同的阶段，有一种过于逻辑化，其实却与事实有所偏差的观点，即认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每一次变化都能使前一阶段的影响完全消失，而事实却根本不是这样。在不了解时期，不了解性别差异，不了解外部现实的这些潜意识里，所有这些冲动——它们之间既没有联系，也不是以一个整体存在——都继续存在于同一个混合的框架里。对性的统一和繁殖的追寻必然会牵涉到他人。但这些不存在于处于最初状态的、仍是自私的潜意识里——因为这些愿望不属于冲动的范畴，而属于“理想的自我”的范畴。“理想的自我”对冲动进行加工使之能在现实里继续发展。　　本能要求快速地得到满足，因为它们没有改变自身的能力——饥饿将来还是饥饿。而性冲动却不要求即刻的实现，恰恰相反，把它推迟能扩展主观性和深入有利于象征性创造活动的内心争论。与本能相反，冲动是可以改变自身成为其他行为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性，而是涵盖了整个心理生活。
对他人饥渴的性关系
　　儿童与母亲以及周围环境的最初接触是以嘴及所有粘膜组织直到消化系统为媒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运用“口时期”这个概念来表述这种最初的关系行为。
 
　　母亲给孩子各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以满足他的多种需要，于是孩子逐渐形成了母亲的形象概念，有了这种概念，他的“欲望工作”就开始了。学会了“有欲望”，孩子就能预想将要到来的快乐，而在此之前，主要是由他父母的欲望来唤醒他的欲望。如果孩子不能感受到自己是父母众多欲望的标的，他就会封闭自己和减缓自己的发展。儿童的这种对其乳母的辨认为其自身发展提供心理材料，促进自身主观性的发展。在生命的初期，儿童需要包容，需要拥有，需要他人作为支撑以生存下去。口关系对他人的存在是“贪婪”的。这种关系是安全的和令人满意的。另外，这一特点也将出现在爱情状态中：如果他人不在，感到无法生存下去的感觉会变得非常强烈。　　“口关系”是基础性质的关系，是它促使儿童觉醒并把自己与周围世界区分开来。如果说孩子在这种关系中感觉是模糊的，母亲则绝不应这样自我蒙蔽。她并不是单独面对孩子的，而且她也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成为孩子平等的伙伴，不应与孩子有相同的希望。　　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关系是“三人的”（母亲、父亲、孩子），则该关系从性的角度来讲是建设性的。另外，我们甚至可以从成年人身上看到这一基础时期所留下的痕迹。当成年人产生拥有三人关系（而不是两人）的欲望，或是在想拥有一个“第三者”性伴侣时，其实就是他没有完全摆脱“口时期”影响的表现，或是俄狄浦斯时期想介入父母性关系当中的想法的残余。儿童的倾向是，内心化其父母所有的心理，并保存那些有利于他的部分。儿童同时希望能把父母的性关系占为己有（停留在“第三人”状态），并且在心里塑造了一个父母的形象（内心的父母）。　　只有性生活的主体在潜意识里接受了“内心的父母”之间的性关系，并且感到自己受到了被排除在外的伤害，他才真正成熟了，否则，他就会去寻找“三人的关系”。孩子对这种模糊关系的抛弃取决于母亲让日渐独立的孩子获得他真正所需要的，这样孩子才能具有生存的能力。在由母亲哺育之后，孩子得自己养活自己了，但是，从技术上讲，即使这一过程获得了成功，孩子仍有可能感到些许的沮丧，怀念从前那种不要求也会被赋予一切的关系。母亲的身体就这样在哺育的关系当中被孩子内心化了，它成了避难所以及后来的一个“被拒绝的客体”。在有些妇女身上，这种未得到解决的与母亲的冲突始终存在着，对于母亲，她们摇摆在爱与恨之间，她们不接受自己的女性特征，更不接受会使自己也成为母亲的生殖能力。同样的冲突也存在于某些男人身上，面对自己的配偶时，他们自己处在一种母性式的从属关系中，或是永不满足地寻找各式各样的女人，甚至比自己年长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杰出的女性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他们心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来自“口时期”——在这一时期，母亲被神化了。在“口时期”，当他人存在的时候，儿童动，笑，伸手去抓，对声音有反应，对表达爱意的身体接触有反应，这些都表现了某种兴趣，而这兴趣反映出他开始关注他人了。但是，孩子的世界并不因此不再模糊，他也并不因此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三岁的时候，儿童开始喜欢认知自己身体各部分的游戏，这是嘴，那是鼻子、眼睛、手臂、手等等。这时候，儿童开始“集合”身体的各部分。　　在“口时期”，儿童发现他人和物体并不是他自己的延伸，它们与属于自己的身体的各部分是不一样的。从九个月开始，儿童就能感觉到熟悉的物体之间是存在“空”的，这一发现有时会让他感到沮丧。在七到八个月的时候，母亲的面容就是他与外界的关系，而以此为媒介的世界是模糊的。他进入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经验时期，他承认自己的母亲和父亲，而所有其他人都被视为陌生人，是敌人。　　“口色情”的愉悦来自口，它具有试图抓住他物吮咬的攻击性和试图把它们据为己有的贪婪性。“口色情”是性关系的最初组成部分之一。儿童常常运用一些静物（手绢、床单）进行一种口式自慰。物体是儿童的一种媒介，它预示的是“与他人的关系”。如果能借此进入一种更丰富的象征性的关系，那么他这样做就是对自己有益的。孩子越与母亲分离，越自处于他作为“孩子”的身份（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性身份），他也就越用语言（或是小游戏）代替原有的方式来作为交流的手段，这样做有助于母亲保持他更加确定的完整性——至少在意识层面是如此。有一种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即所谓的“镜子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儿童审视自身时已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裂的部分，而且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和母亲是多么的不同，他开始从模糊的母亲形象中解脱出来以形成自己的形象。　　“口时期”的进程在于促使儿童产生“欠缺感”。这种“欠缺感”使性冲动在色情部位得以膨胀发展，色情部位也因此得到价值肯定。儿童试图用与身体其他部位割裂开来的、独立的嘴来弥补“欠缺感”，建立一种“依附和拥有他人”的心理。这一时期里，他的分裂攻击性不会减轻，因想将乳房始终留在身边而产生的歉疚感也不会减轻。在现实里，口冲动是冲突性的：一方面，母亲照顾他，保护他；另一方面，由于母亲不接受乳头始终被他含在口中，母亲又使他沮丧。至此，他的幻觉生活已经比较丰富了，母亲同时被视为好的和坏的。　　面对他人，“口时期”的性关系必然会有这种双重性的感情，在许多的爱情行为当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原始的态度，尤其是在未经升华的、几乎是以原始状态存在的口冲动和肛冲动表现出来的当代性行为中更是如此。对认识自己的感情感到困难，有换伴侣的需要，无力的感觉和感情的不稳定，这些都是“口时期”性关系的主要特征——甚至在它们表现出来之前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依附的时期，温柔之源的被动爱情——正是通过这一感情运动，个体产生了被保护的需要——可以被陈述为：“我是被爱的吗？”如果这种爱情被固定在“口时期”的局部冲动上，它就几乎不可能再转向别的标的，他人的作用就只是给自己保证和安慰。
作为施加于自己和他人权力的性关系
　　儿童对愉悦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己身体的另一部位：肛门。与此同时，他与父母及外界的关系仍以食物为媒介——食物即象征着母亲的存在。“肛时期”一般在2至3岁时有了发展。在心理上，儿童会认为，粪便是在身体内部加工然后被肛区排泄出的物体，儿童从中感受到“用力”和“强大”的乐趣，并产成“有能力摧毁”的感觉。
 
　　这一经验正好与孩子的卫生教育发生在同一时期。括约肌在儿童15个月大之前是不可控制的，因此干净与否的问题首先是能力而非意志力的问题。一旦儿童开始感觉到身体的这一部分特别地受神经的控制，他将拿这一部分来“玩”。他觉得自己的排泄物是可以凭自己的意愿给予或是保留的自己的一部分。但是关于此，他得服从一些时间和地点原则，儿童将明白和接受这些要求。他把按照要求排泄这一行为当成给他母亲的一种礼物，而母亲呢，自然也会赞赏他的这一行为。当然，他也可能反抗，忍着不上厕所，以这种带敌意的方式表示他对周围环境的抗议。这“给予—忍住”的相互作用可以使儿童明白有些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而另一些事情是发生在来自外部的其他人身上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能促使他从与母亲融为一体的状态中走出来（母亲感受到的和想要的未必是他感受到的和想要的）。他在心理上有了双重的性方式：交流的愉悦或是进攻的愉悦，其中后者发生在关系让他感到不满意的时候。　　卫生教育通常有利于肛冲动升华到更高的功能层次，即对自己的肯定、与他人合作的精神和成功的滋味。儿童的心理经验会发生变化，他会发现失去一些来自自己身体的东西时他并未失去自身。他也会发现攻击别人会给自己造成相同的伤害。于是，考虑到外界事物的客观要求，为了生存下去，他别无选择，只有与他人进行交流——除非他让自己屈从于虐待性的肛冲动，进行伤人伤己的攻击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否认了欲望以幻觉和思想为途径最终服从现实原则的必要性。　　脏和干净，好和坏，善与恶，允许与禁止，美和丑，和蔼与凶恶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概念。运用这些概念，他开始掌握自己和他物。　　心理升华的工作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因为它迫使儿童放弃肛愉悦。而当人固有的热衷于新活动的天性在儿童身上还未表现出来时，儿童不仅知道并且欣赏这一愉悦。玩水、玩沙子、搭积木、画画、揉面团，这些活动将取代“肛游戏”。然而，通过这些，最有意义的是儿童对于“交流”、“自控”和“效率”的观点发生的变化——即使，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冲动的原始运动仍然存在。从这些“原材料”出发，儿童继续他的心理升华工作。是心理升华工作赋予了个体创造的能力。　　肛性关系与口性关系一样，如今都被抬高了价值。口交和鸡奸，当它们成为本身的追求目的以后，便与生殖关系分离开来了。对“前生殖冲动”的追求其实是一个表面上是异性之间的关系的同性恋关系，男人和女人要么处于一种不区分性别差异的关系中，要么处于“统一的性”中。攻击性质的性关系是当代又一占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形式，正是它唆使人们表达完全未经转换加工的冲动。然而，把“肛时期”的冲动倾向在现实里表达出来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如果说仅仅在不久以前，人们还在努力培养和表现美丽、崇高的东西，如今感观的、爆炸了的主体向外界表达自我的时候，是以纯冲动的方式进行的，表达的是心理生活中最初的运动。这导致了可笑的虐待性的方式：越是脏的，越是丑陋的，越是无意义的，越是犯罪的，越是反社会的，就越能大行其道。现在人们所处的环境紧抓住冲动的最初状态不放，不对冲动进行加工开拓，不向它提供文化原料以帮助它做构建工作，这些给了那些非常表面化的主体以精力充沛的假相。这表面的“活力”掩盖了萎靡的真相，它实际上反映了那些冲动个体的沮丧不安。这些人释放自我的行为是崩溃性和爆炸性相继的，他们的语言反映了这一点，那句有名的口头禅“我空了！”表现出了心理上的枯竭，而不仅仅是努力之后感到的普通的疲倦。这种内心的空虚必须以超强的摇晃和声音来补偿。　　两个25岁的处于后青春期的年轻人，在比较他们装在汽车里的音响的时候，比较的是功率而不是它们的音质效果。声音用来防止倾听自我（外面的音乐的作用就像挡板，用来阻隔内心的音乐），或是用来扰乱内心的平静。音乐起了“假器”的作用，它让冲动处于原始的攻击自我的状态。来自自身的声音不被自身接受而用高强度的音响淹没它，这刺耳的声音不再给内心的语言留下一席之地。说出的言语——其在肛时期的发展十分重要——很快就被失语症中性化了，而得益的是处在语言之下的原始的感觉。当三四岁的小孩都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时，更年长的人，尤其是20岁上下的人，表达想法和感情时模糊不清，常常使用不完整的最高级句子，诸如“绝了”、“太棒了”、“我做了一个酷毙了的方案”、“太过了”之类。这表现出他们的无力，因为这类语言其实什么也不能有效地表达，是空洞无物的。　　连环画《一群有原则的人》正是在“肛虐待”盛行，即攻击性的性盛行的环境下出现的。小孩们收集在纪念册里的小画片除了历史人物和动物以外，如今又多了一些令人恶心的小丑形象。而与这些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是小便、垃圾、鼻涕和痰以及鼓励在学校犯错误、作弊、骂人、嘲讽人、与粗俗卑鄙的人混在一起，一些足够让拉伯雷自愧弗如的东西！　　如果说《一群有原则的人》是处于肛时期的儿童的花招（粗俗和恐怖总是能让处于这一时期的儿童感兴趣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东西是起不到丝毫的教育作用的。因为升华工作被排斥了，儿童就会以为冲动可以不用大脑地以原始面貌表现出来。于是，他们将无法创造真正属于文化的东西。　　当一个孩子对某个人发火的时候，孩子的第一反应是从肉体上攻击他：给他一拳，用唾沫吐他，把属于他的东西搞坏，或是弄疼他。教育能限制这类行为，能鼓励孩子与他人谈论冲突，而是不是把这个人当做摧毁或消灭的对象。在肛时期，孩子不把排泄作为一种“摧毁游戏”，而在心理上将之升华，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这样做，他将来才能够在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里“游戏”。如果孩子的行为事实上十分接近肛冲动（这样的三五岁的小孩在幼儿园里的“大事”就是谈论“小便”），那么教育者就绝不应该鼓励这种局部冲动的表达；否则，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就有可能成为性虐待狂或是被虐待狂，他要么攻击他人，要么性犯罪。在儿童需要为自己的冲动在现实中找到出路的时候，教育者应该能够向他提供转变和丰富冲动的方法。　　如果说教育者在与孩子的关系中所关注是怎样促使他以冲动为基础进行心理构建，那么，心理医生所扮演的角色是与之不同的。心理医生的任务是，通过交谈使孩子在意识的层面上认识到冲动和欲望的存在。事实上，我们谈论冲动和欲望就是为了不让它们为所欲为，因为冲动很容易反过来伤害主体本身或是他人。一旦主体从这一心理工作中“解放”出来，他就可以找到永久的转变冲动的方法。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这方面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　　有一种非常错误和狭隘的心理分析学观点认为，冲动是“意识的简单现实，应该按它的本来面目去实现它”。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冲动是潜意识里的一个开放的体系（与本能正相反），它集中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没有“先成”，它与一般的生物性反应不同，所指向的是外部世界。在我们的欲望中，它总在发挥作用，但它应该在经过升华之后发挥作用。今天“升华”这一心理任务常常被面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者所忽略，仿佛他们所面对的是与他们平等的成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教给孩子，什么也不对他们说，而事实上，有关卫生、礼貌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教养等都是后天取得的，它们赋予了冲动以广度，是文化的创造性源泉。　　“肛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寻找摧毁自己或他人身体的乐趣。在萨德讲述的有关性仪式的故事里，按字面的意思，肛冲动就是罪魁祸首。萨德显然从未亲身把这些付诸实践。故事讲述的是神经质的犯罪精神心理游戏。在这里，最大的快乐是酷刑和性犯罪。　　在酷刑的施刑者的行为背后，总是存在着对肛性质的性快乐的追求。我还记得在美国近期流行的一些录像带里，有一些性犯罪的狂欢场面。鉴于人的冲动生活的本质（尤其是肛时期的死亡攻击性），可以说这种类型的想像并不是今天才出现在人类生活当中的。　　纳粹主义在其战争狂热之中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偏执狂领袖，制造了系统地消灭人类种群尤其是犹太人的悲剧。这种种族灭绝政策古已有之（即使那时候不像它这么有组织），以后也会继续存在。因为每当个体或一个人类群体在性上感到害怕时，性关系就会成为死亡性质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性里包含着“死亡”和“凶杀”的成分。未成年人，也就是后来的成年人，有必要（在某一天）在心理上从其父母的性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进入他自己的性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一工作是纯个人的内心工作，事实上与父母毫不相干。父母将继续过他们的性生活——只要他们不要让已长大的孩子剥夺了自己的性关系。可是，现在的情况常常是，当成年的父母由于年龄的关系，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时，他们便鼓励年轻的子女在自己家里过性生活。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安全，他们也因为知道这是在家里发生的而感到安心。而实际上，从父母的角度来看，涉足自己子女的性关系是一种乱伦行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的环境既不利于年轻人也不利于成年人的成熟进程。一方面，年轻人无法跨越父母涉足其中的儿童的性关系的门槛；另一方面，成年人不肯放弃青春期的性关系。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觊觎别人的性关系。　　死亡和性关系之间维持着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对性关系的追寻是为了感到自己活着：人们使自己在性上“冒险”好像是为了和死亡做游戏。主体试图用性动作感受死亡，蔑视死亡，嘲笑死亡。但是，这些动作既是“肛时期”的进攻把戏，又是处于主体病态的世界范畴的，它们将主体封闭了起来。　　如今，嘲讽是如此流行，它其实是处于“固定于肛进攻性”和“对找到自己与他人在一起时的兴趣中心感到困难”的中间状态。它所表达的失望可以说成：“我们无法从性上找到快乐。”
　　读者将会明白，肛性关系是防御性态度和交流关系的“铰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儿童害怕失去。他保护自己并因此对外界采取了提防的态度，以至于把他人都看成是坏人。可是，他也需要属于自己“那一份”快乐。然而，在被封闭在肛时期的心理中，愉悦是与痛苦和犯罪感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与他意愿和任性的希望相背的事物，都被他视为爱的缺失。肛时期同时也是孩子相对于母亲有点更加独立的时期。儿童想通过操纵周围的人和事来肯定自己的权力。但是，他同时会发现，相对于父母，自己是弱小的。于是他让步了，变得恭顺，以使自己不失去成年人的保护性的爱。处在这一阶段的儿童，心里会有大量的厌恶感（有时甚至发展成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于是他们会更加害怕失去父母的爱。　　局限于自身的肛冲动是没有任何机会发展的，除非心理升华的工作介入其中，以促进关系交流意识的发展和自我控制的学习。错误的教育可能会使儿童形成冲动的个性，造成“假自发性”，使他们以为解决关系或感情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而这恰恰是最限制儿童“内心化”能力发展的做法。儿童需要成为其内心构建的主体，他会发现，他因此有了决定自己态度的权力。而且，当在游戏中或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功时，他会为得到了承认而感到自豪。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年龄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
作为自信心而被接受的性
　　3岁左右的儿童开始对从生殖器官感受到的感觉十分在意，这表明儿童进入了恋母情结发展期（阴茎期）。在这一时期，以生殖区为主导，冲动第一次统一起来。其实，在这一时期之前，儿童就已经感受到了性骚动，所以说他对性的感受性并非是从生殖器官开始的。新情况主要是指与其他身体愉悦的源泉（口、肛门）相比，产生了新的占主导地位的部位。开始时，性器官的愉悦感与其他部位的感觉是并存的，随着成熟的进程，这种愉悦比排尿和排便的愉悦重要了。这一发现丰富了儿童的心灵。在直到青春期的漫长过程中，儿童都将学习如何以性器官为中心把所有的局部冲动协调起来（各种局部冲动的内部组织逻辑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才需要个体把相对独立的各部分的愉悦“协调”起来）。“儿童只有到了青春期，确立了生殖区的优先地位以后，才能从局部冲动的混乱状态中走出来。”
 
　　J.拉普朗舍（J.Laplanche）和蓬塔利（J._B.Pontalis），《生殖阶段》，见《心理分析术语》，PUF出版社，巴黎，1967。这一行为的成功给予了个体信心，个体凭自己的力量确信他是能够性表达的；否则，个体成年之后就会发展出许多“分裂行为”：他会觉得看别人小便、看别人的裸体或展示自己的裸体比交配更有乐趣。他好像需要挨打、被绑起来、被污辱以体会受虐的快乐或是追求让人受苦的虐待狂式的快乐，而且最终，他会被与儿童进行性接触所吸引。这样的个体仍处在前生殖时期部分的性组织之中，其行为是反常的，也就是说其生殖乐趣是被扭曲了的。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对于自己身体和生殖愉悦的兴趣还没有使他的感情生活“生殖化”。无论对于男孩来说，还是对于女孩来说，他们都视自己的生殖器为惟一的性。直到四五岁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承认性别差异，直到青春期才完全承认性别差异。在那之前，他们是互相不了解的，并且以自恋的方式互相攻击和互相寻找。　　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生殖化”开始了，而从青春期开始，生殖化进一步发展并促进着感情生活的成熟。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对孩子身体的照料（例如温柔的举动）是主要的促使孩子感情和性觉醒的外部事实。身体的接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照顾幼年的儿童时尤其如此。儿童的肌肤是非常敏感的，他凭借肌肤反应、感受和交流。这种“语前关系”刺激着他的大脑，促使他觉醒，帮助他“占据”自己的身体。人与外界的最初交流是通过皮肤来进行的，关于这一点，迪迪埃·昂齐厄的“自我—皮肤”概念作了完备的描述。可是，父母的许多态度都是对孩子直接或间接的色情刺激，这有可能会使儿童产生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心理，也就是说他可能非常注重自己身体的各部分，注重自己的能力和肯定自己的力量，正是这样，儿童形成并确定了“为性而性”的兴趣。　　1.“器官为器官”和“愉悦为愉悦”　　停留在恋母情结发展期阻止了个体进入真正的生殖期，个体成了“希望自己强大”这一意愿的奴隶，他所有的关系都局限于“操纵”自己和他人的生殖器官——在身体上或在语言上。在许多行业里——并不是仅仅在长途卡车司机和士兵们中间——不论男女，都有人运用恋母情结发展期的“性前映像”和“性前想法”。这种停滞阻碍了个体进入“生殖时期”。而如果个体没有进入生殖时期，个体就会保留童年时关于性关系的想法，即一个强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比自己弱的人来自我肯定。　　儿童很早就发现生殖器官是一个愉悦部位。排尿、母亲对孩子身体的照料以及孩子自己对自己的抚摸，都使孩子开始“好色”。但是这种好色与成年人的好色是不同的，成年人的好色是以性欲高潮为标志的，而孩子还不具备体会到它的能力。对自己的身体——尤其是生殖区——的发现，轻擦大腿的感觉或是勃起，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一种色情的态度，不如说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儿童学会了“占据”自己皮肤的一部分以获得某些愉悦，然后，他会试图重新体验这种愉悦，他的激情将成为他的性关系的原始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只对准备性关系感兴趣的人群中间，我们也能找到这种激情。在恋母情结发展期的思想状态中，关于性关系的概念是与“自己身体产生的生物产品具有力量”这一想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在肛时期人有虐待/被虐倾向（例如，在电影《早晨37°2》中，爱就意味着使他人痛苦），混淆了“享乐”和“死亡”，那么处在恋母情结发展期的人则混淆了“感受到性器官”和“与他人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只有器官是重要的。男孩和女孩，根据各自生理构造的不同，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附属物、洞、还有肚脐。于是，他们就会问：“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在这一时段，生殖器官并非惟一的性用途器官，肛门和尿道也是让人愉快的减缓压力的排泄器官，因此，它们也具有性价值。如果个体这一时期的想法一直保留着，那就会破坏生殖性冲动的协调，阻碍性器官成为“关系”的器官。　　对于儿童来说，器官首先是成为“愉悦之处”，是感情的日渐成熟使它变成了“关系之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儿童或青少年有时候会被他们的性冲动惹恼——因为没有目的的对愉悦的追求好像是无法控制的。他们屈从于“为愉悦而愉悦”，其冲动没有指向确定的某人。俄狄浦斯情结是有利于人格统一的，因为它使儿童有了一个“优先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指向标的是其父母，而这个关系是个体将来爱情的草图。所以，很早就对孩子说明性关系必须以他人存在为目的，而不是以愉悦为目的是重要的。　　这种关于“愉悦”的观念——和关于“痛苦”的观念一样——成年人和儿童对其理解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成年人而言，愉悦是经过了选择并且有所指向的。孩子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因为儿童的愉悦仿佛是没有界定的，是独立于客体并以本身为追寻目标的。这种想法是潜意识里的愿望，但是为了生存下去，将他人完全排斥的做法是很难实行的。　　承认“为愉悦而愉悦”的价值会加强儿童式的立场，而不利于性的成熟。在成熟的性里，愉悦是被作为关系的结果的。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提到：“在享受的时候，是不是有损失是不重要的。既然在享受，死不死是不重要的。”在谈到这死亡性质的愉悦之前，他还把他对愉悦的寻找和与母亲的关系联系了起来：“我很小的时候就光着身子和母亲一起在浴缸里。”她母亲是家庭裸体主义的信徒，崇尚细致地描绘性愉悦，是一个拒绝承认这个“坏社会”的人。他母亲教育他要躲避所有的沮丧和不要有性禁忌。结果是什么呢？在这样的关系中，他受到太多的影响以至于他的心理固定在恋母情结发展期。在他的触摸、吮吸和自慰需要里，他是“没有头脑也没有明天”的，他对其他人的做法就如同他母亲对他的做法。　　家庭关系并非中性的，其中会有“情结”。一个裸体的成年人身体会对孩子有压迫感，而且，最常见的情况是，在子女的一生当中，这都会成为一种标准尺度，一个他们以为永远难以企及的尺度。　　2.性好奇心　　孩子的性好奇心主要是针对其父母的。2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明白父亲和母亲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在这之前，他一直以对母亲的方式对待父亲。从这一时期开始，虽然他还未完全明白性别的含义，他已经将父母区别开来了。对他来说，父亲好像是与母亲有一种关系的人，在这关系里，他是被部分地排除在外的。他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于是，他或者试图进入这一关系，或者是想知道，他不在时父母在做什么。他有可能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各种各样困扰儿童的恐惧就是这感觉的表现。　　更加独立的儿童开始接受母亲并不属于他一个人这一事实。他知道他与母亲在一起时都做了什么，但他不知道母亲和父亲在一起时做了什么。有一个小孩，当他带客人们参观家里的房间的时候，强烈坚持要在父母的房间里多呆一会儿，指着父母的床强调这是不属于他的（这件事是有象征意义的）。他能感觉到父母之间是有秘密的，他想揭露这一秘密。在这一时期，拥有自己的秘密、猜测别人的秘密、在父母的事情里追寻秘密，以及说谎的需要都有了部分的萌芽，孩子想成为这个有关于父母性关系秘密的见证人。心理分析学家运用“原始场景”这一概念指孩子想像其父母性关系时所天生固有的态度。这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可能会变得具有刺激性，以后会发展成三个人一起做爱的需要或是在夫妻关系中有第三人的需要。孩子和青少年会调节“原始场景”以否认其父母之间的性关系。他们自愿想像其他的成年人的性关系，但绝不是他们父母的。有一个17岁的女孩承认：“我想我父母通过性关系造出我，但从那以后，他们就停止了。”　　如果父亲和母亲之间有令人满意的性关系，孩子就能很好地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作为子女的位置，并且将来在家庭之外找到性目标。如果父母——常常是母亲——公开向子女们抱怨没有从他们父亲那儿得到性满足，情况就不一样了。“8岁的时候，我为母亲向我吐露心声并能安慰她而感到骄傲。19岁的时候，知道我父母之间发生的一切简直快把我逼疯了。我恨我的母亲对我说她的性问题。”有一位年轻人在心理治疗时流着泪这样说。　　“原始场景”是一组不要求实现的场景。孩子想知道父母做了什么而造出了他。他害怕自己从父母的关系中被排除出去，害怕被抛弃。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自己置于与孩子同样的地位，展示成年人的性关系，这无异于掉进了儿童好奇心的心理陷阱。　　有这样的情况：父母亲密地拥抱在一起，或是发生性关系时不巧被孩子撞见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不训斥孩子，不热衷于当着孩子的面向他人谈论这件事，孩子并不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刺激；相反，如果这时候孩子仍有独占父亲或母亲的欲望时，他就会感到自己被抛弃，或是让自己对父母的爱情关系产生虐待的假想，目的在于在内心贬低这种关系的价值。但是，不管他对此是怎么想的，发现了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都迫使他承认自己不能代替夫妻间的任何一位，他在家庭里的位置是子女而不是情人。他因此可以更好地建立作为子女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明白其“制造者”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正是父母的性关系是他存在的源泉。他将明白他来自这“结对”，他父母相爱，而且爱他，由此获得一种强烈的安全感。他将离开他的父母，放弃把他们作为性目标以寻找别的伙伴。正是这样，孩子开始具有社会性并且开始了解事物。　　现在，在心理治疗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父母（或教育者）干涉或诱导青少年或年轻的成年人的性关系。这是危险的，正如1960年代时父母们不惜一切代价鼓励孩子们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一样危险。当然，今天在这方面情况大不一样了，父母往往要子女给出参与某项活动的理由。今天的父母要么是希望子女受与自己相同的教育，要么就自己活得像个孩子似的。人们总是忘记留给孩子他所应有的位置。催促孩子成长当然会造成孩子的早熟，但是这些早熟的孩子将来往往是不成熟的青少年和成人。事实上，在这种态度背后，表现的是成年人完全没有“教育”的概念。我们已经说过，今天的孩子往往被置于与成年人平等的地位——好像他们与成年人有同样多的生活知识似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成年人混淆了他们的性关系与儿童的性关系，以至于儿童也成了色情满足的标的。　　恋母情结发展期，所有这些行为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儿童对成年人的性关系感到好奇并想像成年人的性关系，而成年人呢，受到这种好奇心的鼓动，急急忙忙地实现性关系。他们从把儿童引进他们的性关系里发现了乐趣，但也因此使儿童的想像幻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儿童被推进了一个他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没有能力体会和承担的世界，他因此不能认识他自己的性关系。这种羞耻感的缺失不利于性冲动的逐步内心化，并且是许多后青春期的年轻人感到感情生活困难的原因。　　恋母情结发展期的进程还被其他的焦虑所控制着：对性别差异的发现、对裸露癖行为的发现、对偷窥癖行为的发现，以及我们将要描述的对“去势”的焦虑。　　3.两性存在着　　3至6岁的儿童问这样一个问题：“男孩和女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从童年到开始发育直到青春期，性别的差异常常用否定的形式表述出来：一个女孩，那她不是男孩；一个男孩，那他不是女孩。只有经过青春期及后青春期，个体才能以“互补”的形式而不是以“对立”的形式体会到两性。对“去势”的焦虑的源头是两性之间的冲突。当男人和女人仍为“去势”情结所困扰的时候，他们对于“被剥夺”的恐惧加上不公平的感情因素会使男女关系变得不容易掌握，更有甚者会产生青春期式的意识形态，例如“性别战争”。　　当儿童明白了男性生殖器官的解剖学现实，他就会问自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标志呢？”在一个家庭里，大家在吃饭的时候，5岁的独生子钻到了妈妈的裙子下面。大喊起来：“你没有鸡鸡！”这时候，母亲应该回答他：“我嘛，我有与你不同的性器官。”　　在小男孩还无法承认这一点之前，他带着害怕失去自己性器官的心情注视着它——尤其当他发现女孩身上没有“鸡鸡”时更是这样。他首先会想她身上的那个比较小，可能以后会长大吧。在某些人身上，这种念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年后成了一种心理幻觉：他们只看色情化了的女人的大腿和胸部，对他们来说，这些就是他们在女人身上所寻找的男性性器官的对等物。　　相反，女孩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她会长出一个小鸡鸡，以此来平息自己对“去势”的忧虑。有些女孩在意识到自己有阴道之前，会拔自己的性器官以“让它长得快一点”。还有一些人，就像我们将提到的这个18岁的年轻人一样，会说：“直到16岁时，我都认为只要想变就可以变性。”歇斯底里或是慕雄狂的妇女的悲剧在于她们在寻找缺失没有的男性性器官，而她们最常见的做法是轻易爱上一些与之不可能有结果的“穿袍子的”男性，比如律师啦、医生啦、教士啦。这些人往往有着“父亲”似的象征意义，而这些妇女是以“情绪矛盾的方式”爱上他们的。这种爱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挑衅行为。　　从这一时期开始，无论处于何种文化背景下，孩子们都会开始遇到这样的心理问题，即通过“倒错”的方式发现自己的性。也就是说，儿童是在想自己可能有另一性器官时发现了性别差异的。对于儿童的性关系而言，只存在惟一的性。到了发育的时候，这种观念受到了质疑——除非个体是自恋的同性恋者，那么自己对自己就已足够了。　　这种性倒错的态度会使男孩认识到他有一个小鸡鸡，但是，他也会产生在肚子里怀个孩子以使自己与母亲一样强大的愿望。正因为如此，我们会看到孩子把垫子塞到衣服里面装成大肚子，或是发现有些男人想像自己怀孕。男人女子化古已有之，其根源在人类心理的敏锐的底层。但是，做变性手术，实现这无用的幻觉是绝对错误的事情。　　相同的性倒错促使女孩否认——这和男孩一样——性别差异。她们的性器官是在身体内部，与男孩们的相比是不明显的。一开始的时候，她会贬低她母亲的价值，总是顶撞她的母亲，同时会与父亲更显亲密。她认为她得努力获取她所没有的，或是重新得到她所失去的——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她父亲能帮助她。对于女孩来说，要想建立起自己的性身份，首先就必须结束这不可能的任务——就像男孩得放弃想怀孩子的愿望一样。　　在儿童有恋母情结的这一段时期，孩子的性关系如何发展取决于某个与他们关系特别的亲人。男孩将会试图从恋母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以使自己不再感到“无力”，使自己逃避“去势”；而女孩恰恰相反，她们进入这种关系以抵抗“去势”的情感。　　不论男孩女孩，在4至5岁时，都以否定的方式第一次认识到性别的差异。他们互相保护；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得等到后青春期以后，他们才能进入直面差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伴侣以“互补”定义，而不是以“我是你所不是的”之类“缺失”概念互相定义。　　“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女人的！”一个5岁的小男孩显出很有学问的样子，向他同龄的小女孩肯定地说道。小女孩很吃惊，要求小男孩解释。小男孩肯定地答道：“因为你将来会生小孩的！”在这里，小男孩把属于小女孩的性关系归还给了她，这将使她在自己的性关系里自我承认。在“觊觎他人的性关系并想据为己有”这倒错的态度之后，儿童开始放弃这一态度并找回属于自己的标志。　　承认性别差异的真正的心理工作开始于青少年时期。这时候，个体开始自问“性身份”的问题。在恋母情结发展期，只有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是重要的。儿童对于身份问题的提问方式与青少年是不同的，儿童在心理上将来必须经过从“拥有”到“是”的过程。　　4.展示和看　　3至6岁的儿童表现出“看”和“被看”的兴趣，并能从中得到愉悦。偷窥癖和暴露癖的局部冲动表现为：看成年人或别的孩子小便、沐浴、脱衣服，或是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时希望被别人看。　　有些人对转化偷窥癖的冲动感到困难。在他们成年以后，他们在看或被看而不是完整的性关系中寻找愉悦，他们觉得前者更刺激。这种态度反映出，局部冲动没有被置于生殖的优先性之下，它们侵犯了性关系。弗洛伊德在《关于性关系理论的三篇论文》里指出，偷窥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生殖部位而背离性行为本身，看的愉悦取代了性高潮。其实偷窥者这样做，是证实了自己没有能力把性目标内心化，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人格整体中为性目标找到位置。他的双眼紧盯着目标，并且表面上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他人看见。其实，他是在“被看见的羞愧感”中找乐趣，这种受虐式的愉悦反映出性关系让他感到害怕。　　至于裸露癖，则是儿童或青少年想通过强迫他人看到自己的性器官来得到承认。从弗洛伊德开始的大多数作者，包括罗索拉托和博内给了这种类型行为三个意义：（1）儿童和青少年通过自我展示刺激他人，以使他人做同样的事情；（2）他们想表示他们拥有性器官（男孩展示生殖器，女孩则展示胸部）；（3）他们这样做最终是想表示自己没有“去势”，他们的能力是真实的，以求自我安慰。　　G.博内（G.Bonnet），《性错乱》，“我知道什么”丛书，PUF出版社，巴黎，1983。
　　孩子们之间有对身体的好奇心（孩子对成人也表现出这种好奇心），这其实表达了他们想了解自己性化了的身体的愿望。可是，如果成年人在行动上成为了孩子的“同谋”，这就不是我们所希望出现的情况了。用语言和孩子讨论身体比用身体动作有益，因为后者有可能将孩子封闭在局部冲动里。　　局部冲动必须得到升华。在通常情况下，对身体的好奇心也应自我转化，并发展成多种兴趣，否则“智力”和“与物的关系”就无法面向外部世界。相反，生殖不用升华，生殖有三种可能性：(1)它通过性关系得到实现；(2)它被推迟，但并不因此妨碍主体；(3)它完全地被戒除，但是却不是压抑的反应。完全戒除生殖是可能的——只要理由足够充分，对主体有足够的价值就可以。　　5.必需的升华　　父母和教育者的某些态度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升华工作。在幼儿园里，如果我们让一个孩子在小伙伴们中间演医生（根据一个幼稚的理由有人做了这一试验），我们并不能帮助他谈论那导致他去脱同伴衣服的原因——身体焦虑。以自由为借口，有些成年人在家里展示自己的身体，这其实反映了他们心里仍存在童年时期的局部冲动，他们的内心没有真正的自由。如果内心是安宁的，人们就不再会感到自我展示的愿望。自我展示其实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被自己的孩子“认识”来报复自己的父母。逐渐长大的孩子会对自己的裸体害羞，会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裸体。他把自己“掩盖”起来以拥有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直到这时还属于他的父母。侵犯这种内心感受不利于孩子把自己的身体内心化。　　口时期、肛门时期和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心理进程所反映的都是局部冲动。只要儿童和青少年还没有成功地把局部冲动置于生殖优先性之下，他的某些关系就仍不具有效率。当他体会到他对他人——尤其是对父母——具有一定的感情权力时，他就能解开这个心结。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能体会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并能运用心理升华的成果：他能够表达他的要求，发现周围世界对他的感情和激情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当然，根据他的感情状态总会不时地有一些倒退时期，并且他也会将这些表现出来。例如，他会用吃饭的态度来表现对他人的接受或拒绝，或者攻击他人以了解攻击的限度是什么，再不就是用身体挑逗他人来衡量自己的吸引力。每一次，环境对他的行为的回答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要么这回答限制了他的发展，使局部冲动突然反弹；要么这回答促使他做进一步的心理构建，以让他进入新的具有象征性的活动。　　6.对身体界限的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儿童在面对现实的限制的时候，将体会到“去势”将限制他自恋的膨胀和他那些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要求。儿童有时候能听到别人对他说“不”是有好处的。只听到“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自己看”、“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会将儿童封闭在自恋情结中，阻止他将现实内心化。而现实是不会屈从于他的任性和他一时的希望的。没有规则和法律的生活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让孩子相信了与此相反的观点，我们可能就会造出一些“可怜虫”，这些人在青春期和后青春期面对自下而上现实的时候，会消沉下去。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最近为《小苹果》杂志所作的一次调查(1989年10月31日调查)能很好地反映出父母在对小孩的教育方面的矛盾情绪。调查表明，主要是感情方面的标准而不是大的原则占了上风。对大多数父母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孩子活得舒适”而不是“孩子有教养，有礼貌”，“能干和独立”也比“尊重和服从原则”重要。同时，矛盾的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抱怨很难教会孩子尊重父母权威。　　在这些回答和抱怨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值得称赞的鼓励儿童充分发展的观念。但是，我们也发现人们不了解这些观念的负面作用。很有可能，这种“充分发展”的观念被理解成了清除一切对孩子有限制的、令其沮丧的、让他不舒服的事物的意愿。人们忘记了，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在否认生活的限制和道德价值的要求下进行。只有当儿童在生活中学会驾驭这些限制和价值的时候，他才实现并且充分发展了自我。当儿童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自己的感情时，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封闭在自己感情里的儿童长大后会成为自恋的人。由于顺从自己的激情，他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以“宽容”的方式教育孩子，又对他们“不尊重父母的权威”感到惊讶，这种做法很幼稚。当成年人不想作为孩子的向导，不愿对孩子进行生活常识的启蒙时，他们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如果我们要求孩子成为知心话的倾听者和出主意的人，那么到底谁是值得尊敬的人呢？　　在恋母情结发展期，儿童体会到他对他人有一定的权力，他想指挥，但是他同时也发现他缺少某些东西，这让他不安，这威胁着他。这个阶段的儿童在夜里会感到恐惧，会做噩梦，害怕被吞掉或锯掉。当他们发现男孩与女孩身体特征不一样的时候，这种恐惧就会进一步发展。不论男孩女孩，这时都会经历一段失落的时期，时常感到不安，会哭闹，而这一切，都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他们发现了“身体的界限”，这让他们产生了“去势”的感觉，也就是说感受到了自己的可能性其实是有限的。　　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去势”和俄狄浦斯式的“去势”是有所不同的。在俄狄浦斯式的“去势”里，儿童受到禁止乱伦的限制；他（她）不能排除父母之一而爱上母亲或父亲。个体感受到的“去势”常常是被割裂的危险或是情感的拒绝。“去势”必须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以促使儿童处于属于他自己的身份里，并且明白相异性和相互性。“去势”作为一种心理使儿童更加具有关系性，促使他从混淆不清的、共生的世界中走出来。　　由于自恋，男孩会过度重视自己的生殖器。如果父母没有给他的生殖器起个名字，有时候他就会自己给它起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他母亲也有像自己这样的生殖器。这是孩子的一种想像。在3至6岁的孩子还未形成性别观念以前，这个母亲是全能的。他同样会认为自己可以和母亲一样强大——在肚子里怀上一个小孩——这是试图使自己与他“想像中的母亲”“同一”。但是，当男孩放弃了这个不可能的愿望的时候，他会为将成为与父亲一样的男人感到安心。事实上，这“抬高”了他的价值。的确，当男孩能很好地在心理上经历使自己“同一”于父亲这一进程时，相对而言，他们较少有情绪矛盾和不稳定感。开始的时候，女孩与男孩是一样的，她们否认性别的差异。对自己身体的观察和认识会给她们带来“自恋的伤口”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是由文化影响引起的。紧接着就是与男孩们的对峙冲突，因为男孩们发现她们没有“小鸡鸡”，想贬低她们了。“威胁”的主题进入了她们的游戏之中，而她们（他们）喜欢听的故事和喜欢玩的游戏都是“我们扮演狼”这一类型的……在幼儿园的操场上男孩在女孩后面追，他们想掀开女孩的裙子看看下面到底有什么。而她们互相靠在一起，大叫着躲起来，保护着好像让男孩感兴趣的“宝藏”。当男孩玩累了，远离她们的时候，她们又很快地回来，挑逗他们，然后又再次跑开。在这个游戏里，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　　在这一时期的心理进程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女孩一下子与母亲疏远了，她们这样做是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这种对男性的追求当她们进入青春期后会再现。）她们接近父亲，是想获得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在她们的情节错综复杂的幻觉里，有怀一个父亲的孩子的愿望。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被撞了一下，大腿上留下一块轻微的血肿，为了向她父亲展示这块血肿，她退下了内裤——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希望有一个父亲的孩子的想法代替了希望有“小鸡鸡”的想法。正是由于儿时的这种幻想残留了下来，有些妇女表现出独立于爱情关系之外的不惜一切代价怀一个孩子的愿望。当然，她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与童年时的幻想有关。另一些人对怀孕会有负罪感，在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们会觉得这孩子好像是一个错误的“果实”。负罪感并不是总以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它会通过“病症想法”或“病症恐惧”表现出来：比如年轻的母亲害怕她的孩子是畸形，或是害怕孩子会死在摇篮里。小姑娘最终会明白，她的父亲既不能也不愿意给予她所想要的。接受了这一象征性的“去势”——这一“去势”尤其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而不是她的能力（她的能力是完整的）有关——小女孩将转向她的母亲。小女孩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疏远母亲一段时间，但她最终必将回到母亲身边以使自己与之“同一”，成为一个女人。女孩（长大后是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运用这一间接关系时，她都会有情绪矛盾，这与男孩是不同的，后者较为直接。男孩（女孩也是如此）的第一个爱情目标是母亲，但是，他会摆脱这一目标以使自己与父亲“同一”。当这种与父亲“同一”的进程遇到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时候，男孩就有可能采取一种同性恋的立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自己也能得到男性特征。　　女孩则不仅要疏远母亲，而且还要在“同一”的进程中回到第一爱情目标身边。这一过程可能会使女孩感到是“倒退到了乳母身边”。她试图与这个全能的母亲保持距离，同时又想和母亲有一种女性之间的默契。如果这“同一”的进程没有能够实现，女孩将来就会对把母性融入性关系这一整体中感到困难——因为似乎她永远也不能与她母亲一样。在现实中，她当然会找其他理由——比如自由或是工作——来为自己拒绝或推迟做母亲辩护。　　7.儿童的性的葬礼或非性化的危险　　在我们社会里，主要由妇女来负责教育孩子，这种教育模式的结果是，女孩们有时候对要扮演母亲的角色感到困难。她们很难觉得自己是可能的母亲，因为在潜意识里，拥有男性生殖器意味着妇女对男子的操纵，而这所代表的是她们对男性权力的侵犯感到不安。这样的教育还抹杀了父亲的象征地拉——而父亲代表的则是“区别”、“法律”和“现实”这些概念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会问男人在哪里。至于某些男人，他们逃避当父亲的想法，因为他们怕只是子女的“同辈”。　　在恋母情结发展期，每个人主观生活里都有男性特征冲突或女性特征冲突——就像儿童有自恋的欲望，想和母亲一样，或是想同时具有两性的特征以具有完备性。
　　我们已经说过，但有必要在这里重新说一遍：在这一时期里对性的发现还不牵涉到从正面理解女性或男性。只有在解决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后期，才有对两性的正面理解。在感情的发展中，这一时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它的标志则是一种“葬礼的氛围”。女孩必须放弃对“神奇的孩子”（父亲的孩子）的幻想和她“主有地位”而接受她完整的身体，包括女性生殖器是与男性性器官不同的性器官这一事实。男孩则必须放弃“小鸡鸡”无所不能和想怀一个孩子的幻想。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男孩女孩们开始向着承认两性差别的道路上迈进。　　在对现实的性的生殖的认识中，我们提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放弃将发挥作用。但是，这些隐秘的愿望在成年人的潜意识里继续存在着。它们通过病征性的念头、欲望和行为表现出来：拒绝要孩子，没有能力做父亲，期盼想像中的而不是现实里的孩子，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拒绝再发生性关系，妻子第一次收缩或分娩的时候丈夫感到肚子疼，在心理上没有成为父亲，希望是做一个“母鸡爸爸”等等。　　我们还要探讨一下关于在“方式是合理的”名义下结论抬高试管婴儿的意义的问题。有些人的理由是：“生殖现在已经完全与性关系分离开来了。”这一否定式论断至少因为两种原因显得令人费解：(1)使用试管婴儿技术的不孕夫妇仅仅是少数人；(2)这一论断让人觉得人们总需要生殖用品才能生孩子似的。难道宣称“我们处在人工生殖的时代”这样的提法是恰当的吗？难道我们真的将要从生孩子的生理限制里解放出来了吗？　　在大众的观念里，生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件“技术上”的事情。胚胎的储存，选择孩子的性别，选择孩子的出生时间，所有这些都让人感觉我们有了控制生命的力量，好像我们已经有可能改变自己必死的命运似的。优生学的思想，也就是对人类进行选择，离我们不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提出了“胚胎的权利”和对他们（它们）的尊重的道德问题。对有些人来说，把这个问题与避孕、流产问题区分开来讨论是“伪善的”。关于生物伦理学的讨论，不能只留给医生和生物学家去做，因为这还需要哲学、道德、精神和政治方面的思考。　　我们确实处在自然生殖行将结束的时期吗？在这个讨论里，一切进展得让人觉得仿佛成为父亲或母亲，人们想摆脱性关系似的，仿佛孩子来自别处，仿佛“真正的”母性和“真正的”父性在试管和医生那里而不是在夫妻间。　　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涉及那些确实患有不孕症而想要一个孩子，所以求助于试管技术的夫妇。我们指的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思想，指的是某些媒体工作者从技术的可能性推导出的、吸引人的，但是从人类学角度看是欺骗性的——因为他们把事情简单化了——言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集中了一些不孕夫妇。向其中一位父亲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怎么向孩子解释受孕，这位父亲回答道：“我就对他说，有许多种生孩子的方法。有一种是发生性关系，另一种是通过试管，但其实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这种类型的回答将行为平常化了。试管受孕与正常受孕变成了一回事，这掩盖了深层的意义，这些意义被这样表述出来是尤其让人不安的。因为，让人认为这种生殖“技术”在心理上意味着相同的意义是不合适的，感情后果、性后果、幻想后果都是不同的。　　这种在生殖中摆脱性关系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赋予自己与上一辈同样的权力感到负罪和羞惭带来的后果。在有些人来治疗他们的不孕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常常谈到面对父母感到自己无能（即使不孕确实有一个明显的生理上的原因），当现实好像是验证了这种想像的“去势”时，病人会更加焦虑，这种“去势”需要得到治疗，以便个体建立起他自己的完整性。　　无论对于青少年还是于成年人来说，在幻想里觉得自己可能不能生育，这是常遇到的情况，这种“无力”是“去势”的结果。成年人也是可能会遇到这种“去势”的，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仍有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的成年人狂热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一个孩子；与其说是想有个孩子，还不如说是想证明他们有能力生孩子，这是他（她）自己的一个胜利。在另一些人身上，“去势”被转移到其他方面：吸引他人、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及体育活动等。人们想拥有这些方面的能力，其实是想在行动中肯定自己的“强大”，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在现实中寻找证据阻止恋母情结发展期的焦虑，这并不能阻碍焦虑继续存在于心理机制里。　　恋母情结发展期的性关系第一次将局部冲动统一起来，在人格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它可能会朝着“关系的”性关系方向发展，也可能止步不前，追求“为性而性”和“承认自己的力量”。最好的情况是，在恋母情结期，心理转化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为了成为一个人，需要三个人
　　儿童逐渐学会了把自己置于与父母的三人关系中（当然，他的倾向是处于一种“决斗式的”关系，希望和母亲单独呆在一起）。一旦他进入三人关系，很快他就会发现父亲的存在。父亲成为了他的理想，从这理想出发，他把自己和母亲区分开来。幸亏这种三角形的关系体系，孩子将来才有能力把自己“建造成”一个个体：孩子需要这个三人的体系以成为“一个人”。
 
　　从这一时期开始，尤其是在青春期里这一过程进行的时候，个体有时会有忧伤、沮丧的情绪和死亡的想法。他将这些想法表达出来，这让他父母既惊讶又担心，父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孩子。当生殖成为一件比以前更重要的事时，孩子原来那种“一段时间跟母亲特别亲密，把父亲撂在一旁，一段时间又和父亲特别亲密，将母亲撂在一旁，一段时间又反过来……”的与父母的关系使他害怕了。到了青春期，生殖愉悦代替了这种恐惧。但是，不管是在原来的那种状态下，还是现在的状态下，孩子都与父母处于竞争关系。孩子终将面对父母的死亡，将从幼年时的联系中走出来，获得自己的可以赋予生命的性权力：“我嘛，我可以。”他将向愿意听的人重复这句话。他想自己做事情，但是，这一倾向也产生了他被家庭抛弃，或不再为家庭所爱的幻觉。不应该视这“死亡”的概念为“对父母的否定”或“拒绝爱他们”，其实，孩子是要在种族的延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必要的。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主体应能对自己说：“我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是在父母之外实现的。”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死亡和性关系是不可分的一对。我们在儿童身上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在生殖者身上发现这一点。在潜意识里，孩子所带来的“死亡”念头始终存在，因为怀孕和孩子的出生预示着父母的死亡。有些成年人憎恨年轻人，其根源正是害怕自己被否定而消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死亡的念头带来的影响经过了转化，表现为害怕生一个畸形的孩子，或是总是守候在孩子身旁生怕出什么事，或是不停地为孩子担心。很幸运，出于对孩子的爱，这些死亡的念头都经过了升华，由此又产生了新的动机：照顾他，教育他，培养他。但是，有必要指出最近流行的一种态度的死亡意义，即现在的人从容不迫地拒绝将文化遗产传递给孩子们——借口是不影响他们。难道这不是整整一代人用一种方式在自我满足并宣布“在我们之前和之后，什么也没有”？难道这不是社会犯下的杀童罪？　　1.指定他人的规则是自由的　　孩子表现出想与父母中的异性保持排他性的联系，而否认父母中的同性的愿望。这种想吸引父亲或母亲的情感很快就被压抑到了潜意识里。但是，它们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它们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态度有时候会以“我要和你结婚”或“我和你一起在床上呆一会儿，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这类直截了当的句子表现出来。　　父母在听到这些爱的宣言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动，他们感到自己被承认了。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些话而一言不发时，他们其实是实现了孩子想把他或她据为己有的欲望——而原因正是他们自己小时候也有这种欲望。让孩子明白，他不能在父母的关系中代替父亲或母亲的位置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他仅有获得作为子女之爱的权力，没有获得夫妻之爱的权力，后者是仅属于父母之间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全部，父亲或母亲也不能成为孩子的全部。　　孩子发现他的母亲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爱他的母亲。以后，轮到他的时候，他也可以建立起相似的关系，但是是和别的人而不是他的父亲或母亲。乱伦的禁忌使孩子明白相异性和相似性，而不禁止他的性关系和感情。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俄狄浦斯式的禁忌是自由的、建设性的，而不是禁止性的。这是一次有象征意义的必要的“去势”，它使儿童进入父母子女的体系中，作为亲子关系的主体生存下去。　　儿童此时已经历了对身体的第一次“去势”，即他不是两性的。这次与“他的欲望”和“他与父母的关系”有关的第二次“去势”的发展将使他面对他人时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人不会在他的欲望和需求前退缩，他人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在于让孩子接受他人，孩子必须接受“他人是存在的”这一法则才能生存。　　从3岁开始，孩子开始发现，现实的规则相对于潜意识里不可能实现的欲望是自由的。这些现实规则包括：两性差别的规则，禁止乱伦的规则，辈分差异的规则。当个体违背了这些规则，个体就会陷在儿童时期的性关系里，这样的话，个体就既不能自处于一种性身份中，又不能自处于父母子女关系中，也不可能在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我满足和自恋将逐渐使他只从自己的想像出发过现实生活。如果现实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消沉或反抗（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消沉）。　　当儿童未能发现乱伦禁忌的意义，性压抑或性反常就有可能发展。如果母亲作为一个侵犯性的存在，在家里发号施令，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就会变得模糊，从而限制了男孩以父亲的男子气概为模板的“同一”进程，进而导致性无能、早泄或是被动的同性恋。这时候，在不少情况下，心理治疗就是必要的了，它能促进主体的正常发展。　　当孩子知道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是幸福的并且了解了父母间性关系的意义以后，他就能比较容易地放弃对父母中一方的排他性爱情。他就能够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做事情，从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些父母对保持孩子和他们之间必要的距离，以及运用各种可行的禁止乱伦的规则感到犹豫。他们不想“压制”子女，他们与子女维持着模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他们的感情态度和身体运作与爱情行为界限不明确。如果成年人不能让禁止乱伦的规则很好地实行，那是由于他们在面对他们的父母的时候就没有接受这一规则。以不要压制为借口，他们想让自己在感情行动上是自由的，他们的理由是：“撒撒娇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嘛。”然而，任着成年人自己的性子训斥孩子或是让孩子为所欲为都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要把孩子引向真正的感情世界，让他明白父母不是他的性未来。　　儿童的性语言与成年人的性语言是不一样的（引诱儿童者和某些同性恋者则混淆了这种差异）。儿童首先表现出一种有背伦理的欲望，但也多亏了这一愿望，他才能够在感情上将自己统一为一个整体。然而，如果他始终停留在这一阶段，他的性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在另一方面，如果成年人响应了孩子，表达了自己的性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对于儿童和青少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还是令人担忧的。成年人是有能力自我保护的，而孩子则会惊讶和沉迷其中。有一位父亲让16岁的独生子坐在他的面前，想与他谈论性关系。首先，父亲发表了一个爱的宣言：“我爱你，我想让你明白性关系，让你充分发展。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你讲述我所经历的。”而独生子断然拒绝了：“你怎么了你？你有毛病了？”在这里，独生子将父亲的行为视做想进入属于他个人的性空间的企图。社会上关于家长和孩子之间要谈话的想法也有其不好的一面，这里的父亲就是受了这些负面影响。要知道，谈话交流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事，但是谈话也有其界限。倾听孩子们的知心话，父母并非合适的人选。一个界限和一定的羞耻感，对于每个人发展他自己的主观性和保留私人空间是必要的，而且，有些关于性的问题被家庭以外的人提起更容易些。　　有不少成年人觉得实行俄狄浦斯禁忌是困难的，因为他们讨厌对孩子使用现实中的禁忌。可是，禁忌与辱骂不同，禁忌是建设性的。重要的是，首先要对自己实行这些禁忌，把这条规则的意义内心化以得到自由。当禁忌被拒绝，被视做一种压迫或是感到无力贯彻时，这表示感情生活仍处在瘫痪性的焦虑之中。这拒绝将是性压抑和性无能的源泉。　　向孩子提供一个关系的榜样，使他能以此出发组织自己的性关系是必要的。正是从违背伦理的愿望出发，儿童才建立起了自己的感情世界，但是，不能因此就直接接受这些愿望，或是满足它们，把它们付诸实践。　　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看见父亲把母亲搂在怀里，于是她要求父亲亲自己。父亲拒绝因为女儿而松开妻子。小女孩哭着离开了。过了一会，看到她没有回来，父亲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她。他听到他儿子对他说：“你不爱她！”于是父亲回答：“我对你们的爱是父亲对子女的爱，而不是丈夫对妻子的爱，当我和你们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扰我们。现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天或做游戏”。　　俄狄浦斯关系和它的禁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体现出来，以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呆在自己的位置上。　　2.他人是令人厌烦的　　父母之所以能够使孩子产生俄狄浦斯情结，是因为孩子感到自己是被父母爱、被父母接受、被父母承认的。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一过程首先是一个心理活动，并没有实现的需要。以这种感情的安全性为支撑，孩子将进行吸引的尝试，也多亏了这次尝试，孩子第一次在生殖里统一了他的局部冲动，承认了自己的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　　父亲的存在中断了孩子与母亲的单独的面对面的关系：父子（女）关系带来的是另一种不同的现实，它迫使孩子从想像中走出来——孩子本来是有可能被封闭在想像里的。父亲，或是一个象征父亲的代替者，可以促进这一有益于健康的心理进程。仅仅是母亲一个人是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以“母亲也是在工作着的”这一理由使人相信她可以代替父亲引进外部世界的现实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妇女们一直以来都是在工作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想在母子（女）关系之间引进现实，仅仅在家里或是外面工作是不够的。这里所涉及的现实是另一种现实，母子（女）关系对这种现实是陌生的，那象征性的脐带必须由父亲来割断。　　父亲是陌生的“元素”，作为另一种现实出现，使得孩子能成为一个与母亲分离开来的主体，不再是母亲的附属。如果父亲不能扮演这个角色，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就会使孩子面对现实时是脆弱的，很快陷入想像的活动中去。我们发现那些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胡思乱想，或是语句不连贯地自个玩的孩子，他们与母亲的关系都太近了。等这些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情况似乎更加严重。这表明，许多年轻人的父亲从不是真正的父亲象征性形象——尽管孩子可能是他们亲生的。　　正是在这种关系气氛中俄狄浦斯情结将发展：所有的孩子面对他们的双亲都怀有一种近似爱情的欲望。男孩想排斥父亲使母亲属于自己一个人，女孩刚好相反。情结同时也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同性恋”的形式出现，即母亲与女儿或父亲与儿子。这双重的异、同性经验担负着儿童感情生活的未来，但是，在青少年时期，这未来会重新定位和作出修改。　　于是，儿童将从他与父母的关系出发建设自己的性关系。他的性关系开始于一个包括三个人的感情冲突。他的第一个爱情选择会作为他将来爱情生活的样本。当然，这一样本在后青春期会作一些修改。　　3.双性关系，并不意味着有两种性别　　心理上的性身份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儿童仍处在精神上的双性关系状态，也就是说他在异性、同性之间作着选择。囫囵吞枣地理解心理学家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个体都是双性的，让人以为是出于对同性关系的恐惧（有必要准确地说明是害怕什么吗？），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才选择了异性关系——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种群的繁衍。这条理由常常被那些为同性恋“战斗”的人使用。　　当我们谈到4至6岁和整个青春期都十分强烈的心理双性关系时，这不意味着它是人类心理机制里预先存在的倾向冲突，而是指人以自我身份为根据作出的兴趣选择的一种方式。人们把异性恋和同性恋具体物化，直到让现实以本来面目呈现出来。所以说，可能是性关系的两种形式在自我肯定价值，而不是两性在这么做，同性关系可能是异性关系的对等物（同性婚姻也许可以以此为理由）。但是，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而且也还不是什么原则，仅是假设而已。而且，这属于另一场讨论的范畴。僵化地理解儿童的性关系并停留于此，这是现在社会上新的潮流，它完全误解了心理双性关系的实质，即儿童仅在其身份尚未区分确定这一意义上是双性的。另外，儿童是以一种自恋的方式作选择，以使自己在一种身体里能比较舒适，又能以“客体的方式”作选择以使自己免于“去势”。女孩也有可能出于嫉妒父亲试图温柔地吸引母亲，而男孩也可能出于对母亲的敌意对父亲采取一种爱情态度。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习惯于拿他妈妈的衣服来玩，还习惯于穿得像他妈妈一样。由于已经过了这样玩耍的年龄，他父母开始担心，想知道他是不是表现出了早熟的和决定性的同性恋倾向。对孩子的检查测试表明他是在试图吸引他父亲关注他。　　只有把心理双性关系与儿童同时面对父亲和母亲时所作的感情选择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当做个体将在其上建立的一种双重性关系，我们才真正理解了心理双性关系。　　4.拒绝乱伦　　无论男孩女孩，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开始于他们发现他们并非父母的惟一希望。但是，这只是初步的解决，真正的解决是在青春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对所有家庭成员来说，处理家庭关系都会显得困难。如果这个情结解决不了，那么它就会使以后的性关系复杂化。　　我们已经提到，女孩为了得到父亲的价值肯定而疏远母亲，接着又为了承认自己是女人转向母亲，再后来，又转向父亲，这一次是因为受其女性本能的驱使，想让父亲给她带来一个孩子——就像给她母亲那样。这个愿望通过“乔装”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愿望同时还是“被父亲侵犯”这一念头带来的焦虑的源泉。“6至8岁的小女孩自己已经能得出，她的性器官相对于父亲的性器官太小，两者比例不协调这一符合逻辑的结论。紧接而来的就是被所有男性性器官侵犯的焦虑。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在恋母情结这一年龄段中，与女孩的怕被父亲侵犯的焦虑相对应，男孩的焦虑是怕自己被阉割。”　　弗朗索瓦斯·多尔托（FranoiseDolto），《女子性关系》，Scarabée&Co/A_MMétailie出版社，巴黎，1982。
　　儿童焦虑的象征性表现是害怕强盗、害怕鬼、害怕坏人。孩子寻求父母的保护，而父母将会帮助他们分清现实和想像的区别。孩子们于是可以运用故事和寓言较轻松地幻想，以丰富和控制自己的想像。这也就是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听他们已经烂熟于胸的故事，他们对能控制自己的想像感到高兴。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情感在自身里的自由流动形成了。但是，个体也开始控制激情和感情。　　当女孩明白了她不可能成为她父亲的妻子、她对他的好奇心是白费的时候，她开始减少对母亲的攻击，重新使自己与母亲“同一”以取悦父亲。女孩不能冒着迷失自我的风险完全地放弃母亲：她需要母亲以发展自己的女性特征。直到青春期之前，女性心理在这双重性的氛围下发展着。到了青春期开始的时候，父亲情结又重新出现，体现为对男性化的追求。女孩往往想活得像一个男孩，想参加男孩们的活动。　　如果说女孩不断变换着关系，那么男孩则与之相反。男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依附于母亲。关系不再是养育和保护性的，而是排他性的：母亲属于他，他要对付父亲以保护他的“战利品”。这一时期是感情生活的基础时期，可以说，将来征服女子的需要，经常换伴侣的需要，或是同时有许多爱情关系的需要，都来源于这一时期（当个体无法在感情上选择母亲或妻子时）。　　可是，即使父亲阻止他达到他的目的，男孩也不能忽视父亲的存在。父亲被他高估了（就像女孩做的那样），因为父亲被视做带来规则的人。正是规则将孩子与母亲分开，男孩只有以父亲为楷模，发展自己的男性特征，他才能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行为里走出来。　　父母亲的存在，对于孩子性关系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存在还不够，这种存在首先是一种有质量的关系。在这里，父母各自处于自己的性身份和长辈身份里。由于许多成年人采取倒退和不成熟的立场，今天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这些人给予的感情形象是不确定的，而且少有建设性：有时候，他们要求孩子支持他们，要求孩子与他们在心理上是平等的。幼稚的人从没产生过俄狄浦斯心理，这就说明了何以会产生不适应社会生活的情况——从最荒谬的幻想，到最无建设性的肛时期心理特征行为。想像将与谵妄混淆，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却常常以文化的名义费尽心思地为之辩护，其实，这反映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当性关系具有关系性
　　在俄狄浦斯冲突之后，儿童要经历一段潜伏期，在这一时期，性关系没有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对性关系没有兴趣了。性观念和“性游戏”始终都存在着，但是儿童在这一时期主要转向了对现实的发现。至于儿童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他们继续以“前生殖”的形式表达着。所以说，与人们有时候所想的相反，潜伏期并非指个体完全不考虑性，而仅仅是个体通过心理升华工作，改造了局部冲动，促进了自身的社会化进程和基础知识学习。
 
　　在这里描述整个青少年时期是不可能的。从12至30岁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心理变化和个体的成熟进程一直在进行着。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一次研究（托尼·阿纳特勒拉的研究)中提及。青少年时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青春期前半段（12至17/19岁）；青春期后半段（17/19至23/24岁）和后青春期（24至30岁）。青春期前半段与青春期后半段界限是分明的，因为只有当前半段完成了它的基础工作时后半段才开始。年轻人的成长要面对三次危机：属于青春期前半段的15/16岁时一次，属于青春期后半段的19/22岁时一次，属于后青春期的26/28岁左右一次。我们已经简短地把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发展过程的框架提了一下，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它的主要内容之一：性成熟进程。　　1.一个新的身体　　儿童身体的发展将改变他原来所熟悉的那个身体，这让他感到不安。进入了青春期的年轻人失去了参照点。　　身体形象仍是青少年心里的挂虑。感情生活更加强烈，而且是原来所未经历过的，身体也成了需要承担的新的现实。青少年马虎的着装，在成年人看来是那么不顺眼，但这恰恰表现出青少年对于自己的矛盾心绪：这既表示他对担负起自己新的可能感到困难，又表示他拒绝受到成年人的影响。青少年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占有自己身体、把它与父母的身体“剥离”的心理工作时期。这时候，他的私生活得到父母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当父母好奇心太强，热衷于好心地帮助（当然是“所谓的”）孩子较容易地发展性关系时，关系就变得有害。有一位18岁的男青年，一直以来都没有表现出对爱情关系的需要，她的母亲于是策划组织了他与他一位高中女同学的关系。男青年进入了这“关系游戏”，让自己听从两个女人的安排。他的女同学，可以说是她母亲的同谋，主动地向他吐露心声。在这一事例里，一个人即使不是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也能发现整件事情里有恋母情结在作祟。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几句：现在有些母亲当女儿第一次来月经时就催促她们去看妇科医生，去开些避孕药。如果说过去性关系对青少年是一个禁忌，那么至少青少年能够“攻占”它；现在的道德标准却鼓励青少年发生性关系，而且最常见的是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禁忌变成了愉悦至上。　　父母涉足他们孩子的性关系，延长并颠倒了俄狄浦斯情形。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困难，即“原始场景”始终萦绕脑际。
　　另外，人们需要程度更深的“害羞”的感觉，以尊重自己孩子的性关系的隐秘性。在现在的文化氛围下，以“什么都应说出来，什么都应展示”为借口，裸露癖的局部冲动占统治地位。所以，需要程度更深的“害羞”的感觉并非是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观念。然而，裸露癖的“透明”希望将人的主观性展示出来，这其实是抹杀了人的主观性。　　安娜·弗兰克在她的日记里谈到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她对此做的思考仍有其现实意义。她写道：“在我身上发生的真是很奇怪。这不仅指看得见的我外部的身体，也指身体内部所发生的那些。”的确，刚进入青春期的人感到自己是如此陌生。他的新的身体让他感到担忧，促使他问自己：“我的生理是否正常呢？”他从同龄人或是成年人那里找比较物：“我所感觉的和经历的，别人是否也感觉到经历着呢？”如果我们用仓促的、空洞的套话来回答以终止这类提问，那么我们就犯了错误；相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过度地提这类问题也是不恰当的。年轻人应该继续对自身进行思考，以加深主观性和发展情感的丰富性。　　从青春期开始，男孩女孩们不再知道如何认识自我、估计自我了。因此，他们十分依赖别人对他们的印象。由于他们正处于自恋时期，冲击就显得更加强烈。于是，未成年人所有的感情积累都指向同一个标的——自我。他是如此地爱自己，如此地需要他人的存在以自己爱自己，以至于一点点事就会让他受到打击。他对自己感兴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关心自己，他知道如何对自己负责任。由于需要以他人为中介感受自我，他的关系往往是以“照镜子”为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在青少年情侣里，个体的爱情是自恋式的，很少是客体式的。这样的经验常被认为是感人的，但却不能解决他们年龄段的感情问题。这种类型的关系难以常久，但青年人却往往在这样的感情里陷得很深，失败常使他们伤痕累累。在几次无成果的经验之后，年轻人就会认为爱情是不可接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米里埃尔，18岁，这样说道：“和另一个男孩重新开始一段关系很困难，上一次我投入得太深了。他仿佛仍在我身边，以至于我难以再去接受别的什么人。”埃尔韦承认道：“17岁的时候，性关系是让人内心平静的东西。现在，我28岁了，这让我感到累，而且从思想上得不到满足感。我觉得我没有成长。我小的时候，那进行得还好一些。”弗里德里希，21岁，在几次交往之后产生了幻灭感，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和女人在一起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有时候，我倒宁愿一个人。”　　心理上未准备好的早熟的性行为，可能会使感情的心理构建不复存在，并成为将来不成熟和性烦恼的源泉。通往生殖，首先并不需要发展性经验，或是拥有多个性伙伴。同样，处于生殖阶段的成年人，所要的并不是一个行为上完整的性关系，而首先是心理对欲望有了充分的准备，行为只是来肯定和加强成熟的欲望。　　在感情成熟与性成熟的过程中，总是先有一个充满想像的行为“攻占”爱情，然后才是性经验，爱情场景的建设刺激感情和冲动的发展，参与了人内心对性关系的学习。可是，在青春期之后，在头脑中反复出现同样的想像画面，会使个体封闭在游戏的、自慰的活动里，阻止他与他人建立关系。然而，最好的情况应是，在心理生活里“爱情工作”继续下去以统一生殖和感情。个体为自己构建一个爱情史，从这一个人历史出发，他得以直面现实的他人和现实的性。　　不管人们怎么想，事实上，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个体并不比从前的人拥有更自由的身体和激情；因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社会潮流鼓励人们去“性享受”。在还不算久远的从前，有人肯定地说自慰会使人变聋或是长青春痘……而我们会有19岁或再大一点的男孩女孩来咨询，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或是不正常——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还未发生过性关系。　　一直以来，在人的青春期，性恐惧都是存在的，个体的冲动和幻想引起的恐惧使他反对“内心的电影”，拒绝这些图像和倾向以确定自己是正常的。然而，这种“正常”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模式。于是，年轻人的性恐惧就吸收了新的文化模式并表达了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体的个性是心理、种族文化和伦理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心理人格和人种人格在个体的建设过程中是不可分的。而今天，年轻人在构建自我人格的时候，所引进的文化模式中的大多数是分裂性的，不利于身体和性关系的内心化。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幼儿时期的想像的身体。有些人使“操作性”的性关系占优先地位。在这种性关系里，进行一时的性行为以让自己感到与当前的社会模式相符，这成了惟一重要的事情。　　在人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与身体上的变化相伴而来的是以“拥有自己性化了身体”为目标的心理工作。身体的反应与从前不一样了，未成年人害怕自己无法控制身体的变化——那些变化违背自己意愿的。比如，男孩会在与他人交谈或在体育课上爬绳子时勃起，而女孩会在全身都感到原来所没有过的新的感觉。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会把这些身体上的变化视做一种“断裂”（劳弗语)。“自我不是连续的”，这种感觉引起了沮丧的情绪、自杀的启图、对毒品的依赖，或是不能适应现实环境。这些反映的可能都是由身体形象的崩溃引起的心理痛楚。新一代的年轻人，与比他们稍大的那一代人相比，有着更简单、更少冲突的关系。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实用主义、更有激情、更脆弱、更少理性。他们的“看看”常常是为补偿内心的空虚，以及对拥有真实的个人身份感到困难。“‘有’文化”让他们以为追求新颖的服装和小玩意就可以“成个人物”了。用物品把自己包围起来，助长了欺骗性的生存感觉的产生：个体努力使自己有拥有更多物品的能力，并希望借此获得价值和身份。　　对身体的不确定感是青少年心理所固有的，个体常会感到类似于儿时学习发展与他人的关系时的那种内心空虚感。于是，在许多情况下，“衣服”就被用来弥补身体身份的缺失。他的那种明目张胆的“看看”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感到惬意，其实在很多时候这只是在掩藏痛苦。破旧的、有意扯坏的牛仔裤和T恤衫是伤痕累累的身体的象征。　　服装，作为另一层皮肤，赋予了失去儿童时身体的人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年轻人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希望与父母保持距离，而服装的“神奇之处”恰恰在于，它使他们能被他人承认和让父母碰不得他。他塑造了一个外部的身体，一个他无法对其内部进行加工的身体。年轻人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价值，当我们的社会文化无法向他们提供这以外的价值参照，以使他们从这里出发去建设内心时，结果就会很严重：年轻人，由于缺乏发展了的主观性，有可能“清除”掉自己的身体而拒绝对其进行心理加工。　　在所有的时代，年轻人都以服装为工具来肯定自我和显示其独特性，而如今，问题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在人们对服装拜物教似的崇拜里，隐藏的是对接受辈分差异的困难。这样的态度“表明在潜意识里，性化了的身体形象并没有内心化生殖的性的补充性质”安妮·比罗（AnnieBiraux），《面对自己身体的青少年》，PUF出版社，巴黎，1990。这一冲突是未成年人转型期时需要处理的心理任务之一，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由于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的模糊不清，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与伙伴关系被拉平，冲突加剧了。如果所有的人表现出和确实拥有的都是青春的身体，那就再也没有成长和发展了。这种对身体经历变化的“抵抗”是许多不成熟、性紊乱和心理紊乱的源泉。　　2.性身份和与他人的关系　　获得性身份是青春期的任务之一。青春期是将性冲动转化，并在事实上将他人纳入内心的时期。“归属问题”与“性欲望的取向”问题一样，是不确定的。事实上，性身份将会变成利他性的。青春期所带来的问题将使前生殖的、儿童的性关系组织结构解体，使个体对之前所建立起的性“理论”产生怀疑。个体甚至可能会忘记到这时为止所学习掌握的关于性的大部分东西。由于社会氛围倾向于混淆两性的差别，使得个体“原先对于惟一的性的信仰”与“现在发现两性差别的冲突”在潜意识的转换过程变得困难。某些人认为，由此引起的结果是，解放了的妇女扰乱了她们与男子之间关于社会角色的分配。这一社会学论证——在20世纪有关论著颇多——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它并没有涉及更复杂的关于心理变化的争论。今天，人的内心越来越以爱情为心理参照，但运用的往往是年轻时的激情，特别是属于青少年人感情行为的外延部分。　　“青年化”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它越来越受推崇，以至于在别的著作里我们称我们的社会为“青春期的社会”。实际上，性关系的付诸实践越来越受青年人的性关系的影响，而没有完全达到客体的关系这一阶段。　　对性冲动的心理加工工作从青春期一开始——并在整个青春期里——就进行着的，目的在于把“性别差异”与“他人的存在”内心化。儿童的性关系是尤其具有想像性质和自慰性质的。在儿童的性关系里，内心的存在比真实的他人对冲动更重要。青春期打断了性的自言自语，以至于性冲动为了实现就必须成为利他性的。而这一变化是焦虑的源泉。把他人引入自己的想法迫使青少年人自问其身份问题。问题“我是谁”的意义从“谁造了我”和“我在辈分上的位置”变成了“什么是我的身份”，以使自己不会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迷失。　　正如弗洛伊德在《关于性关系理论的三篇论文》中指出的，性冲动在两个方向上成为了利他性的。第一个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人而言它又是足够的），即对爱情关系的追求，成为被爱的人，作为在性上被肯定了价值的客体，慢慢地让自恋淡化。恋爱中的人可能会说出保尔·莱奥托的话：“爱，就是喜欢他人甚过自己！”但是，弗洛伊德的定义走得更远。当生殖的欲望被纳入性关系中，冲动才真正成为利他性的。这里指的不是我们常常在未成年人身上观察到的，为了从与父母的心理冲突中解脱出来的那种早熟的对孩子的欲望，它指的是感到自己有做母亲或做父亲的能力。性的成熟以这一欲望的构建完成为结束。当然，对这一欲望的接受并不意味着立刻要付诸行动，欲望可以被推迟。然而，个体要是害怕或拒绝这一欲望，则意味着冲动难以从儿童的性关系中走出来。弗洛伊德写道：“性生活的正常特征是，向着以感情和生殖两个性目标结合的趋势前行……这绝非意味着新的目标与原有的目标即享乐是毫不关联的，而是新的与性进程的最终目的、与他人的关系紧密关联的目标对主体而言意味着最大的愉悦。性冲动于是为生殖功能服务，它因有了要孩子的欲望成为了利他性的。”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论述。关于弗洛伊德请参看前注。
　　他人的存在——并且是在另一辈人当中——是人类性关系的独特之处。但是，作为个体生存下去的意愿动力之一的对他人的爱，不仅仅是对童年失去的目标的追寻——即使对这一目标感情仍很强烈，这种感情也将被转化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中去。　　“他人”的确是性关系的法律。青少年——尤其当他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和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会进退两难地自言自语：“是他还是我？”他人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限制性和禁止性的，好像是限制了他的自由而不是向他揭示了自由。尊重俄狄浦斯的法律，就是承认他人有独立于自我存在的权力。　　在24至30岁的后青春期的拥有两人生活的人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个问题。这些人过两人生活，但却是分离的两人生活，原因是害怕闷、害怕不自由、害怕不得不每日重复、害怕陷入过于频繁的性关系。他们满足于相互邀请，然后像第一次那样相聚。这些行为反映出典型的后青春期的问题：这些人成熟缓慢，不够独立，对自己性身份的逐步接受过程也滞后了。　　很可能我们社会里父亲形象的缺失总体上对孩子，尤其是男孩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母鸡爸爸”没有使父亲的形象鲜明起来，因为他们将自己等同于母亲以让自己被接受。但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他们好像是孩子或是兄长。当年轻人有一个否定性的父亲形象时，他们进行内心的自我构建就会比较困难。他们的想法是模糊不清的，想像与现实混在了一起。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作选择和给自己确定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对此不感到惊异。这种空白是精神上和思想上母亲的存在抹杀了父亲形象所造成的结果，是对孩子的教育主要由妇女负责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母权制使个人的发展变得脆弱，并且鼓励了补偿性同性恋的发展。　　母性的象征在感情关系中占了统治地位，只要看看在什么样的心理和感情原则的基础上，以更人性为借口，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了什么样的交流机制就会明白。原来是根据泰勒原则建立起来的，流水线式的工作成为了一种异化现象；现在是企业培训人员强加了过度的感情，这也成了异化现象。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人与人之间要感到亲近以促进更好的交流和理解。然而，交流要成为可能，人与人之间就得保持距离，而不是过于接近；否则，我们发展的就是“内婚制”，即培养群体的乱伦。儿童感情生活中母性的主题在侵犯了爱情生活之后，又把触手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注意到这一点十分重要。温情被认为是感情生活的最终目的，而事实上，它只是开端。这种过度的感情不会使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变得容易，　　关系将停留于表面，并使每个人停留在“大宝宝”的阶段。事实上，为了赶时髦，在现在的关系中人与人不是互称“宝贝”或是“宝宝”吗？这样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关系被非性化了：性别差异被否定，从中得益而得到发展的是想“都一样”的企图，而这企图却显然不可能实现。这种环境的集体不成熟所带来的社会及人文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它助长了沮丧状态和依赖状态的产生。而这些，我们在临床治疗过程都已有所观察。没有距离，就没有关系，有的只是类似于母子间的融洽体的状态，每个人都充满感情地融入这一状态而互相无法区分。这种关系不利于每个人成为“自我”，它所加强的是被承认的需要和被重视（如同父母对他做的那样）的需要。而实际上，这两种需要须以个体心理工作完整为基础而实现。在青春期里有这样的环境氛围，这是不利于个体的心理进入生殖性关系心理状态时期的，因为相异性并没有被真正接受。　　在漫长的青春期的发展过程中，个体相继经历支撑关系（以他人为支撑）、自我色情关系（以身体的一部分为全部）、自恋（主体被作为兴趣的目的）、同性选择（寻找相似者以使自己更坚强）和异性选择（接受性别差异）诸时期。青春期里这些不同的意识状态为“客体关系”作着准备，不应把这些相继的状态视为线性的包含个体完整发展过程的趋势，也不应认为后一阶段将会把前一阶段完全抹去。事实上，不同心理经验和这些状态可能会转化上升到更高的功能层次，也可能会突然意外地倒退回较低层次。　　3.人类爱情的心理学条件　　从进入青春期开始整合性冲动起，自我进一步形成发展。当自我的形成过早时，就有可能限制“力比多”的流通，一个早熟的自我对个体的发展是有害的。如果自我发展得大大快于个体生理各功能的出现，它就会阻塞冲动的表现和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强加给小孩的自立可能会导致这些“小大人”感情成熟的延缓。要知道，小孩是需要依附于父母和成年人的。　　自我的形成促进了从愉悦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化。儿童寻找的是为愉悦而愉悦，但是他逐渐地会学会将愉悦视为各种中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再“为愉悦而愉悦”，而是视愉悦为一段有益关系的后果。个体于是把外界现实引入到他的冲动生活中去，而这种心理工作有利于自我的发展，使自己和外部世界得以区分开来。当儿童逐渐从母亲给予的满足中解脱出来，他就变得有能力推迟自己的满足，并且相对有能力控制冲动的刺激。我们很容易明白，由于外界大量现实的涌入而导致自我的过早形成（也就是说我们把小孩当成“小大人”看的话），他的冲动发展就会被减慢。相反，如果我们不向他解释生活中的限制和固有的法则，他就难以把现实内心化和使自我更坚强。他于是有可能将自己封闭在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自恋之中，一点点挫折就会使他异常沮丧。　　以生殖的性开始的青春期是一个很长的学习相异性的过程，目的在于发现愉悦不仅存于母性关系中，此外愉悦得考虑现实。小孩们好好学习是为了取悦父母，到了青春期，他们发现——而且必须接受——他们学习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将来。有些直到这时学习一直不错的孩子的成绩突然一落千丈，这是因为，想到得根据现实做事、得经受考验、得为自己的愉悦而学习，许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动力。他们只知道根据父母的标准引导自己的冲动，当他们发现得面对现实，得在与现实的关系中找到愉悦的源泉时，他们就开始限制自己的能力了。因为他们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现实那里得到与从父母那里一样的愉悦，他们就暂停了努力，有时甚至抛弃了学业或是放弃了任何的社团活动。所以说，父母有时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扮演着社会和孩子之间的中介人角色；而在另一方面，孩子有时会粗暴地指责父母把他生了下来——带到了一个并不如同家庭这样令人舒服的世界里。　　把他人的存在纳入性冲动，这远远不止于坠入爱河，或是过早地有性关系。过早地有性关系，并不能证明未成年人已经进入生殖的性的心理状态时期。如果人们这样认为，人们就有可能把必要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缩减到了一次简单的感情选择和所谓的爱情上。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我们会观察到这类关系中的某些是持久的。但是，很难就此肯定所有这类经验都是真实关系的标志，或它们都是成熟的因素。把他人的存在引入自我，这是从想像的、自慰的性关系达到真正的关系性质的性关系。当我们明白潜意识是多么地厌恶相异性和差别性，我们就会明白这一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潜意识而言，所有除它以外的外部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而自我要彻底明白这一点，就必须完全清除纳喀索斯式的无所不能的自满。　　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对于潜意识而言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爱情的意义是学习或获取的结果。对哺育者的眷恋，自我保存的冲动，两者都是对保护性目标的选择，都以父母的形象为安全的保证；而在爱情关系里，是自己承认了他人。所以，不应把它们混淆起来。　　当因生殖的性关系的出现带来的变化发生时，爱情的心理学条件就开始汇集了。
　　最初的眷恋和温柔的举动，开始在新的感情平衡体系中自我修改。他人、外部现实、父母都不再那么理想化了。爱，最初是自恋之情，青少年将自己理想化，感情集中于自身。当然，他把自己作为兴趣的中心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自己坚强起来。青少年将会更加关注自己，保证个人感情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将取决于自我，而不再仅仅是环境。他将学会不运用其他的存在（长毛玩具熊或是他人）来承担自己的孤独。有些人，由于缺少自信，试图在两人世界中平息自己的焦虑情绪，寻找安宁。但如果他人因为某种原因不在身边，那些原有的焦虑担心就又回来了，这样的症状表明个体仍然没有真正达到心理上的独立，还未能在继续生活的同时对“他人不在”进行心理加工。最近，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20岁的女孩，她同龄的男朋友得和他父母一起去印度度一个月的假，于是，她要男朋友给她留下足够她每天看一封的信，并把这些信都封好。她的男友于是怀着负罪感（因为要将心上人撂下）和面对女友幼稚态度的恼火的复杂心情写了35封信。在整整一个月里，她都呆在床上，每天拆开一封信，反复地看着这些信。她听着音乐，吃得很少，如同“森林里的睡美人”一样，让自己“冬眠”了。她等着那个已被她转化成了想像中的人的男孩的归来。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客体关系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电影《早晨37°2》和《深蓝》里其实也没有爱情），而是受虐式的依赖情绪。在这里，由于他人是被理想化的，那他人就只能让人受苦。这个女孩的潜意识里产生的这个理想化个体，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种情形下，与其说他人是一个被主体承认为与自己本质不同的客体，不如说他人是主体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塑造的“心理生活的一个片段”。　　我们看到了，当年轻人处于他自己的性冲动范畴之内的时候，学会与他人一同生活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像自己是全能的，这种愿望将与“差异”带来的限制发生冲突。他人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延长出去的一部分（“他人是自己延长出去的一部分”这一想法，是处在混沌的或自恋的爱情关系里的人的想法）。爱情生活是在运用幼儿与其母亲的那些交流方式中开始的，与那时相同的幻觉仍存在着，并且常常在个体选择伴侣的时候遮住了他的眼睛，于是接触常常比关系的质量更重要了。年轻人的感观性情感，使他想像爱情的定义是皮肤与皮肤的近距离接触。“自我—皮肤”（昂齐厄的概念）是人类关系的第一个形式，但是停留在这一阶段（尤其当有人用“粘在一块”这样的语言清楚地表述出实际情形时），建立长期的关系就会很困难。关系维持现状，在关系里每个人都永远对自己现在的、与他人的或近或远的距离维持同一评价——既然爱意味着融为一体或共生。　　这样，个体就仍处在儿童时代的温柔的陷阱里，从这里滋生出来的是被动的封闭的爱，个体仍无法拥有人类爱情的心理学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成年人鼓励或是肯定未成年的结对，这并不是帮助他们。另外，禁止这样的关系或允许这样的关系，两者都是错误的：年轻人常常会自己发现界限之所在，并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们另外还观察到，在大多数这类关系里，未成年的结对常常减缓了他们欲望的建设进程，并且，在几次失败之后，将来的感情投资质量受到了损害；爱情的幻想过早地被本身也是幻想性的关系抹杀了。然而，这些幻想对于发展和加强将来的关系能力和爱情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如此，这些幻想却不要求在现实中实现，相反，在可能的范围内，它们需要被戒除，以丰富感情储备并使之具有象征性。当爱情的幻想一下子被现实中的感情伤害和抹杀掉，个体的发展就有可能遇到严重的障碍，因为爱情的工作（想像、梦、诗）还没有完成其心理任务。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遇到一些后青春期的人或是成年人谈生活空虚和没有性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在一些关于性的咨询中，我们不时会接待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彼此生活在一起感到满意，在日常生活中配合得很好，但是他们却对没有经常感到性的欲望而担忧。他们较长时间才发生一次性关系，而且也没有期望的那样激烈。这种性贫乏是心理历史的结果，尤其是个体在青春期时欲望的功能没有建立的结果。在失望的心理基础上，个体有可能反复经历失败，他会忧伤和感到孤独，这会让他更加认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没有什么值得期待。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爱情关系都被误解了，它倒退回了“温柔”阶段，情况变成了只需要他人接受自己，而不在考虑他人的情况下爱他人。　　的确，媒体塑造的榜样对性观念存在着压力，这些榜样成了“理想”的参照标准，每个人感到自己正常或不正常，正是从这些标准出发的，这导致了理想状态的反常和偏差。反常是指，人们不再想知道理想的状态是与现实相吻合，还是仅仅与一个模式相吻合，人们想符合性观念以确定自己和别人一样，然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榜样和现实之间是有着偏差的。如果个体不知道如何表述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他就会运用在电视、电影或是小说里看到的来塑造自己，却不引进别的思考元素——因为个体还未能够达到自我的成熟。外来的“映像”成了支撑，代替了对自我的主观评述。而这一评述变得没有内容，甚至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为榜样的表象被当做了现实。这一倾向也导致了理想的错位：媒体的性关系形象在许多时候代替了心理的理想（理想的自我）和道德的理想。这种媒体的理想无助于人思考，它强加于人的心理并且抹杀人的道德思考。按照它的逻辑，寻求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追随媒体的标准，被媒体的标准认可。这媒体的标准变成了内在的道德，它简化到只有一个原则：既然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正常的。在20世纪，主观的性关系成为了必须逐渐被接受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达到生殖阶段的性心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从这个观点来看，将爱情幻想封闭，或它们之间过快地相互渗透，都对欲望能力有影响，这一点我们刚刚已经指出过了。　　在青少年的性冲动里突然出现的他人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个体因此不再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了，而对他人存在的接受，这取决于一个新的可以在外界现实里存在的身份的建立。
　　拒绝承认性别差异、感情上的自大、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对关系的幻想，这些都是年轻人自恋的表达形式，目的在于肯定自我。这些是人成长必然要经历的，利他性感情也正是通过它们而觉醒的；但是，开始的状态绝不是最终的目标，也不能认为，这种爱情生活的最初阶段延长而不发展到更高级别的关系是合情合理的。他人被当做安全保证或是自我的延长而被追寻，他人因此失去了其相异性特征。个体封闭在了没有前途的自恋之中，因为他只是在不停地重复着失去了目标的关系。害怕不被爱使年轻人囿于父爱和母爱之中，在那里他感到被动地被爱着。　　青少年在进入生殖的性关系的框架以后，将学会“给他人一个位子”。同时，他也感到了一种彻底的孤独，他感到这孤独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他背离了童年时的关系标的，他感到缺少了什么。这种要埋葬什么的感觉是难以忍受的，但是用“虚假的存在”来抹杀这种缺失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正是从这缺失感中诞生了欲望。没有感受过缺失的人就不会有欲望。个体发现了自己不能随意左右他人，他再一次遇到了象征性的“去势”。在这里，他人成为了“元素”。这时候的他人扮演的就是儿时父亲相对于母亲扮演的那个角色。这重新开始的进程将使主体在寻找“差别”（而不再仅仅是“相似”）的过程中获得性身份。　　4.同性恋犹豫　　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出现了差别。但是身体上的性别并不决定欲望的方向，欲望是个体心理生活历史和组织的结果。从自己的心理生活出发，青少年将整合自我。确认性身份，既是承认自己或男性或女性的心理身份的需要，又是保证自己心理连续性的需要。在承认性别差异和确认自己欲望方向的过程中，双性关系心理是扮演着一个角色的，而青少年关于他自己身份的犹豫和害羞反映的恰恰是双性关系心理。弗洛伊德强调过这一点的重要性，他观察到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的惟一指向的兴趣并非本能，他认为不能把吸引简单地归结为化学反应。　　如果说可以选择异性为目标的话，同性同样也可以成为目标。两性之间相互的吸引，社会禁忌的影响，以及生孩子的欲望，这些都是阻止同性关系的力量。社会永远提倡异性恋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比同性恋关系更能为社会带来前途（即使在某些历史时期，同性恋被宽容时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弗洛伊德写道：“在它不被认为是犯罪的地方，我们发现它与许多人的性欲望相符合。”在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欲望被转化和抑制了，而极端的防御性抑制有可能是心理困扰的源泉：自恋，偏执狂和歇斯底里是同性关系固有的元素。　　我们已经说过，双性关系心理是早期性关系的一部分，我们还讲过，这并不意味人同时拥有两个性别。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儿童就轮流以同性的和异性的双亲为标准“同一”自己。双性关系是在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得到化解的；这一化解多亏了双亲中异性对自己的爱，以及在“同一”进程中与双亲中同性的竞争关系。如果孩子在“同一”过程中停滞下来，面对双亲中的同性不再把自己放在竞争者的位置和试图与之比肩，那么，男孩就有可能害怕自己不能像父亲那样有男子气概，从而变成同性恋者。这一进程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它的发生并不是起源于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之外的，或是它与主体的想法是无关的。主体明白他将把自己的关系引到什么方向，也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感情生活，不应以潜意识为借口，说什么这些行为的发展是不由自主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反抗行为抵抗意识，也可以接受这些意识使它的选择变得容易进行。　　双性恋者采取反复和犹豫的态度保护自己免受同性恋关系带来的焦虑。同时拥有两个方面让许多人处于模糊的状态，让他们幻想自己经历着所有的“扩散性倾向”。在这里，同性依恋关系与另一种与年龄有关的双性恋倾向意义是不同的。后者的情况是，一些暂时的同性恋行为帮助了某些青少年“承担起”自己由于没有父亲而过于脆弱的男子气概，但却不因此长久地成为同性恋者。（可以肯定，这样的情形在男孩身上发生的比在女孩身上发生的多。）　　在青春期，同性间的吸引源于对生理构造的好奇或是感情上想选择一个与自己相似的身体。最常见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并且在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宗教或别的什么活动中获得了转化。　　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男孩们聚在一起以肯定自己的男子气概。至于女孩们，她们对自己有信心，于是早早地进入了异性关系。有时候，她们的举止像一个“假小子”，或者刚好相反，她们展现出了过分女性化的一面。但是，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处于“假异性关系”之中。事实上，只有到了后青春期，性别差异才真正被当做一种吸引力而被个体承认，在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性别差异仍然是竞争性质的。另外，如果同性恋倾向没有被过早地色情化，它就会转化为社会性情感。正是从这一情感出发，社会关系才得以建立，这种与“相同者”亲近的倾向使社会联系得以建立，一致得以达成，简而言之，友善的而不是攻击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价值不确定的环境之中，成年人理想的自我既不能被文化唤醒，也不能被文化丰富，青少年的就更是如此。我们实际上处于文化和象征都模糊不清的时代。社会关系中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同性恋冲动又回复到没有目标的最初状态。这样当我们看到攻击和暴力（尤其是在体育中）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喝醉的人打群架常常是心理升华失败的显著标志，通过以下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更明白：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些酒鬼在参加这些没有缘由的打斗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拥到了一起”，而不是“我们打了一架”。另外，同性关系的骂人话常常被运用来攻击他人。同性恋倾向有可能通过挑衅性质的色情行为而堕落。社会生活是以亲近相同者为基础的，但这与个体的欲望指向是无关的：如果冲动未能完成这一倒转工作并朝着象征性竞争迈进，社会生活就会因此受到损害。如果说潜意识里没有性别的差异，生活却只有在给性关系选择了方向之后才成为可能。同性恋倾向和异性恋倾向之间的冲突，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应该找到出路。如果有些人向着同性关系方向发展，那他们应该明白客观条件让他们的成功显得困难。大多数同性恋者肯定，一直以来他们都感到这种欲望，这一欲望并不是选择的。他们说他们是在没有经过取舍的情况下就在这个方向上自我建设，这几乎是天生的，是基因决定的。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能证明这一假设，即使我们发现在胎儿的生长过程当中的激素不平衡可能是同性恋形式特征之一，但这却不是一个生理原因。“在胎儿的生殖腺或肾上腺寻找成年人同性恋的惟一理由是不切实际的，即使不能排除在胎儿发展时期里男子激素比例不足或过量在会同性恋倾向起到作用。有必要指出，激素只是整体的变化波动着的状况中的一个元素，而这个状况是不能割裂开来分析的。”　　樊尚，《激情生物学》。
　　今天的神经生理学已经可以确定化学分泌、神经交流和人类行为之间的互相作用，但是，试图使人相信个体的精神组织只是脑神经冲动的结果是滥用了这一成果。正确的做法应是考虑个体整体的情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欲望的意义才得以建立。“同性关系，爱情激情的一种，只是波动的中心状态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从那以后，个体身体作为一个空间，其中包括激素分泌和神经活动，就不再比包括父亲、母亲和社会环境在内的身体外空间里的标的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把‘波动的中心状态’视为一个存在，那么从精子和卵子相遇的那一刻起，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是在神经元上留下印记还是在周围文化环境上留下印记，都将有助于这个中心状态的建立。”　　樊尚，《激情生物学》。
　　欲望的心理身份与类别的身份是不会混淆的（“类别的身份”指男人或女人认同的自己性化了的身体的身份）。欲望的身份相对而言取决于儿童的双重性关系，与感情环境有关联，且在潜意识里活跃。性欲望以内心关于双性关系的争论为出发点，开始自我建设，这种争论引起了许多恐惧感并且常常带来许多反抗行为以排除这些恐惧感。有些人急急忙忙地进入异性关系以肯定自己并非同性恋，这是害怕“去势”的心理引起的行为（我们在同性恋者身上也可以发现这种行为，这些同性恋者不停地颂扬男子气概和其表现方法）。　　这种争论也会出现在一些成年人身上。这些人过了一段夫妻生活，当了父亲（或母亲），然后决定换一个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伴侣。问题在于要知道这是感情的倒退还是一种发展。有必要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为选择同性关系以及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辩护的理由都是不成熟的。但是，将这一事实扩大化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的确有些同性恋者的心理生活是更加具有建设性的，真正地完成了自我实现。　　在性冲动的框架内，当与自己本质不同的他人存在（异性关系）被内心化时，性就成熟了。青少年试着将对自我的爱（自恋）通过他人的介入变成对他人的爱（客体的爱），向着异性关系方向发展达到自我实现，同时改变对他人和对世界的观念。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对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极为相似。　　5.对性别差异的接受　　青少年还得让自己的身份更“舒适”，并且要面对异性“揭露”自己的身份。　　男孩与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生活是不一样的。男孩逃避异性，更愿意与同性的同伴们在一起，他们用行动与女孩们保持距离，而女孩的游戏都是惹是生非性质的，甚至是怀有敌意的（青春期的开始阶段绝不是男女混在一起玩的理想年龄）。男孩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力图做到的是赶走焦虑而不是建立一种关系。女孩更为主动，她们很快地就以模糊的方式进入了异性关系。她寻找着男孩，想参加他们的“活动”。她通过某些否认自己女性特质的行为来使自己更加“女人化”——相对于其他女人而言。如果说这时同性反应在男子身上是第一位的，那么，它在女孩身上是第二位的。　　不管年轻人将来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发现“性别的差异和异性的吸引力”都是进入青春期时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并且直到后青春期都一直发挥着作用。而在此期间，性身份的危机将出现许多次。
　　这时候俄狄浦斯冲突再一次出现：在对他人的追寻过程中常常是以双亲中的异性的形象为引导的，但是，感情寂寞会导致年轻人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去试着与双亲中的同性进行“同一”。在这个年龄，青少年把儿时“投资”在父母身上的感情收回，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一断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环境是不确定的，它会带来“真空”，让人感到忧伤甚至进而发展成忧郁。在某种意义上，除了他自己，他的感情生活没有了目标，他再也不能像一个孩子那样去爱，他等着找到新的目标。孤独感带来的焦虑可能使他去爱第一个出现的人以弥补“缺失”。可是，要使客体的爱得以存在，那么与双亲中的同性“同一”必须得以建立，否则，爱情关系就是暂时性的，或者代表的只是对父母的反抗。他去爱一个人只是为了“攻击”他的父母，而不是因为这个人代表着变化和进步。　　在这一年龄，爱情生活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寻找，而不是与他人真正的相遇。年轻人把坠入爱河和强烈的感情冲动混为一谈，而事实上，青少年是很难爱除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他爱的是通过他人自己所感受到的感觉，而非他人本身。他对朋友的寻找模式是自恋式的：朋友因为其某些特点和品质被理想化，而这些特点和本质是年轻人希望自己拥有的。　　这一时期以感情和欲望两者之间的情绪矛盾为标志。感情生活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十分模糊，两者还没有结合起来。在心理上渴望性关系和爱一个人还不是一件事，心理还未对性行为进行感情升华。爱情、对他人的爱、对父母的爱、友谊、同事情谊，种种不同的感情模式还有待于年轻人去学习，以组合自己的关系。　　有许多流行的观念认为，从“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开始就与那个人发生性关系是正确的。这种短暂的、“假期式的”关系无助于青少年感情生活的丰富。它使个体认识不清其真正的欲望和身份。并不是性经验促使人成熟，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延缓人的成熟。无论是在进程中的，还是已经完成的、基础性的成熟，目的都必须是使一段完整的关系成为可能。青春期里大多数的感情关系都是以防御性形式出现的，并不一定有助于感情的转化和性问题的解决。防御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更加独立于父母、治疗自己的自慰习惯（？），与某人在一起以显示自己不是同性恋，在他人眼里抬高自己的价值，以及因为不知道如何自我评估和自我承认便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人的承认。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人在性表述里寻求的是自我肯定和让自己安心，而与他人的质量无关。　　另外，当文化环境变得贫乏，文化不再能够起到对主体的可能性和品质进行承认的作用的时候，主体就会求助于简单的生殖关系（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以应付对自己本身的怀疑和对自己生存的不确定感。在这里，性有限制地起到的几乎是宗教的作用。在性被过分地抬高，仿佛它是其本身的目的之后，在如今的思想意识中，性又成为了第二位的，它被置于关系的质量和长久的感情之下。如今的对感情的价值承认，是对“性解放”时期性观念的全方位反思带来的负罪感的结果。这是心理上的负罪感，而不是道德上的，因为它表现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关系模式的失败。“性解放”损害他人，同时又带来了无力继续过感情生活的感觉——关于这一变化，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艾滋病时代的爱情》里继续探讨。　　忠诚，作为使一段关系持久和促进人类爱情发展的必要条件，重新成为了关系中的必然要求。它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当人们觉得它是一种限制，要么是因为选错了伴侣，要么是天真地以为爱情是可以不考虑一切因素的，或者处在由于依赖和限制造成的俄狄浦斯氛围中，个体这时所感受到的他人是“去势”的同义词。　　关系的色情化和感情冲动的出现，都在让青少年感到筋疲力尽的双重性中发展着。性冲动在15岁和20岁时是最强烈的。人们可能会对此怀念，并在其后的一段生活里追求这已逝去的强烈感受。在感情为首位的前提下，把这段经历整合入内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今天的人们谈论温柔比谈论爱情多，这意味深长。这一倾向其实是以儿童的性关系为榜样的，它会损害客体的性关系。然而，温柔，这绝不是客体意义上的爱。如果青少年简单地将爱视为引起“温柔”，这就表明他寻找的是保护性的关系，是能自我保存的关系，即儿童之爱的关系的最初形式的副本。我们已经说过，爱情开始于温柔，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但是停留于此，经历的始终是被动的、保护性的爱，即儿童式的爱，个体很快就会变得脆弱。爱情的终点不是温柔；温柔需要发展以使与他人的关系成为可能，否则爱情关系就会转化成“修复性的倒退”。如果温柔成了感情生活的惟一内容，男子（或女子）的身份问题就与性欲取向问题一起被抹杀了，因为个体停留在儿童时代，对他而言，伴侣轮流扮演着父母的替代者的角色。　　我们对12至30岁的年轻人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身份的问题（“性从属”和“欲望的方向”）在20岁或是25岁之前几乎还没有形成。在此期间，男孩与女孩的身份主要是模糊的和融合性质的。年轻人对两人生活的形象也是模糊的，“对平等的追求”有时候会与“否定个体身份”相混淆，他们幻想拥有同样的性别。这样的结对常常以兄弟关系的形式生活在一起。情侣衫让两人着装极相似，这很能说明问题：穿同样的衣服好像是拥有同样的皮肤——好像因此也拥有了相似的特征。这样，以微妙的方式，双性关系的冲突重新出现，即在同性关系动机下的假异性关系。这样冲突的态度是有可能解决的——条件是承认两性的差别，把属于他人的性特征复原给他人的身体，以及对两性各自的象征物的接受。　　把性关系和感情结合在一起的需要是组成心理机制的一部分。在40年的时间里，有人却试图让人们相信可以将两者分开。这“类精神分裂症”的分离是难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是堕落的，是与心理人格建立相违背的。把性置于感情之下是青春期的心理任务之一，这个任务有时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它要求人首先做的不是行动，而是建设自己的欲望意义，也只有如此，个体将来才有能力从这一工作中得到有益的感情收获。至于愉悦，不管它有多重要，它与有益的感情收获也不是一回事。　　在青春期的进程里，将性关系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或者是完成得很少。某些青少年身上出现的在性行为里拒绝爱情的做法，很像儿童对客观联系的拒绝，或是儿童对俄狄浦斯负罪感存在的不接受；青少年对待性行为的态度与儿童对待卫生习惯的态度是一样的，如果这样的思想状态一直存在着，主体就会用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的“准备性”愉悦作为满足的源泉。要知道，性经验本身是不会发现爱情的新目标的。在15至20岁之间，爱情对人而言是不稳定的现实，这是这一年龄段（这是一个“假”年龄段：假爱情，假异性恋，假同性恋，假自我）的情绪矛盾的反映。如果说性生活开始时个体是获益的，那么，青少年则不一定能一直发展进步，他有可能会认为爱情只是临时的、过渡性质的关系。当然，如果说这正是1970年代的年轻人的观点的话，90年代持此观点的年轻人数目已经减少了。　　男孩与女孩在青春期的关系取决于他们对自己身份的犹豫。在欲望和选择中面对自己，他们感到不确定；他们的焦虑让他们处于会跌入第一个到来的人怀抱中的状态。另外，环境的诱导使他们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思考他们的欲望。感情和性生活不宜过早地表述，好好地思考有助于它们的象征化。在主体于爱情中自我实现以前，思想、憧憬应该完成内心工作。一个成熟的人应该知道——并且能够——因他人的价值和独特性去爱他人，而不是为“安全”、“承认价值”这类爱的功能性原因去爱他人。　　口性关系对应于对他人的饥渴，肛性关系对应于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权力，俄狄浦斯情结发展期的性关系对应于信任的感觉，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的性关系对应于对规则及通过禁止乱伦表现出来的他人意义的承认，生殖性关系对应于对他人存在的接受和自己性身份的获得——这就是人类的性关系和性联系渐进的过程。在成熟的性关系里，它们都仍然活跃地存在着。在更高层次的以爱情为中心的组织形式里，它们被分了等级，并传递到生活中去。在潜意识里，它们的分布是无顺序的，各自以本身为追寻目的，性关系要想能在外界现实里发展，就必须通过选择找到表达的方式。而我们在这些选择中一定能找到的因素有：每个人的感情和性问题，周围环境的传统和固有模式，社会的调节体系，伦理学思考和价值选择。正是通过这些，关系才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