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的刊物:语言，思维和逻辑

　　汉语作为我们各民族的族际语言，它承载了我们的思维, 是表达我们思维的工具。作为一种表达形式是灵活随意，缺乏形态约束的语言，汉语的一大特点是结构单纯。在构成句子时，“由于隐藏和省略的成分太多”（吕淑湘语），因而汉语是短句多。虽其不乏言简意赅之处，但更多有失范而致意义不清不整之地，尤以古汉语为甚。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在谈到古汉语句子结构与意义的关系时就说：“古汉语就不这样审慎多劳，而常常是让读者由上下文去意会。”（摘自张志公的“现代汉语”中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明清白话小说，汉语大都以短句为主。虽然，经过了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适应于人们思维日趋严谨精密的要求，汉语的长句变得多了起来，但是，在表达上汉语仍然力求单纯，其传统的不合逻辑的省略习惯仍普遍存在；再者，汉语不讲究表达上逻辑的严谨精密性，不刻意追求细节上的准确性合理性，这表现在，很多动词的主语是非动物性的名词，并可以与动作性动词搭配使用，常可以充当主语和行为的发出者；另外，汉语表示关联的虚词常被省略或其内涵不精确。这些都是汉语表达“疏”“陋”的表现。因此，“汉语犹如国画，讲究总体效果，不刻意追求细节上的准确性”（摘自“现场汉英口译—技巧与评析”一书，王大伟著）

　　笔者想起曾在报上看到过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说中国人的思路重虚，喜欢讲大的原则。这里，一个“虚”字，可以说概括了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一大特点，即笼统性。中医的虚；“易经”的虚（认知上的），国画的虚，戏剧的虚，语言的虚，“虚”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思维传统的始终。不求严谨精确合理的思维，在文艺领域，尚可没边驰骋，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则是难以精确地穷尽到位。“笼统性”的思维传统导致我们在认识事物上，重直觉，轻逻辑，常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不力求深入细致系统的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养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维习惯，而这与认识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要求的严谨臻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有很大差距的。 “相信宇宙是以确定的方式行事的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上帝是不掷骰子的。’”（引自“自然规律中蕴蓄的统一性”一书）汉语表达的“疏”“陋”就是 “虚”的表现。它易导致我们的思维在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上出现闪失错位，而不是精确穷尽到位。而这对帮助我们在认识自然，理解客观规律上是不利的。

　　如今，我们特别强调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决策者们就把“自主创新”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并对之进行具体的部署实施。这是因为“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 行业，大批企业因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业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摘自“解放日报”2005年10月2日援引新华社报道）； “总体上中国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如光纤制造装备的100%，石油化工装备的80%都被进口产品占领……”（摘自“燕赵都市报”2005年 5月6日援引外经贸易部提供的资料） 面对如此窘迫的局面，要想摆脱它，我们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然而，自主创新，尤其是原始性国际性的创新，不是一个仅靠国家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就可以完全解决好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上得到证明。它涉及到了人的智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涉及到人的智力。智力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人的智力有先天的因素和后天开发的因素。智力可以开发。后天因素的开发利用，会给先天的优越性锦上添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说，中国有足够聪明的人。但为什么在科技上我们总是落后于人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任何可能造成我们处于不利地位的因素。“我们有足够聪明的人”，是指人的先天的智力。而智力的后天因素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在智力的后天因素的开发上，笔者认为，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因素，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语言是我们思维的担负者，而在构成智力的诸因素中，思维因素占了很重大部分，因此作为形成和表达思维的手段的语言，它就应该在智力开发上起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语言的“虚”会影响思维的逻辑性，而严谨精确合理的思维有赖于严谨精确合理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方式的帮助。事实首先应该是，我们思维的“疏”“陋”才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上的“疏”“陋”。但是，语言与思维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维的发展促使语言的变化，发展，语言的发展又会帮助思维作用的提高。

　　那么，汉语的“虚”具体表现在哪里呢？这里笔者选出几例，通过与印欧语系之英语作些比较，进行分析，籍此抛砖引玉，旨在引起重视。

　　因得益于文字拼音化的缘故，印欧语系的语言大多为屈折语，也就是所谓“形态语言”，如英语等。由于有形态上的严格限制，形态语言的特点是，表达形式是严谨精密。这主要表现为主语和谓语，谓语和宾语，修饰语和中心语等的结合有严格的形态上（时态，性，数）的要求，加上其使用者的逻辑思维习惯，所以，形态语言在表达上很是严谨精密合理，即使有省略，大都为推理性的省略。汉语不是屈折语。汉语的书面形式—汉字，至今仍没有完全脱离人类早期象形文字的原始形态，这不仅给我们带来认读上的困难，还使得汉语难以有形态上的严格约束，因而造成汉语在表达上的粗放任意性。汉语在构成句子时，由于省略和隐藏的成分是太多，如缺少主语，判断句缺少联项以及缺少具有逻辑意义虚词等现象普遍，所以，汉语不仅是短句多，句式还显得很松散。这也是导致汉语表达中主谓宾之间的关系常显得不明确的诱因。笔者在阅读一份英文材料中曾见到这样一句话：The ice is forming on my truck（冰正在我的卡车上形成）。按照汉语表达习惯，我们通常说“我的卡车结冰了” 或“某某地方结冰了”，如“屋檐上结冰了”或“地上都结冰了”等之类，这就是汉语表达上“疏”“陋”的表现之一。其“陋”表现在思维及其表达不能与客观现实完全吻合，因为，在此句中，“屋檐”或“地”本身没有“动或施动”的功能，所以它们不可能“结”冰；其“疏”表现在，如果“屋檐上”或“地上”只是一个省略了虚词的作地点状语的介词短语的话，则这句话就是一句无主句，而无主句现象在汉语表达中是相当普遍的。然而无主句的定论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我们的任何思维都是有针对性的，而我们所针对的“对象”，要么是其他事物或动物，要么是我们人本身，而这些“对象”就是我们思维表达形式—语言—中一句话的主语。而“主语”要么是可施动的或是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要么是一种静止的客观存在。而任何“动作”或“性状”都源于该“对象”，因此，“对象”和“动作”“性状”之间有着严格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在此类句中，“……结冰”的“结“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动作，而是主动的动作，因此，“结冰”看上去是乎是动宾关系，其实不然。既然无主句是不能成立的，而“屋檐”“地上”之类方位词又不可能是主语，因为主谓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此句显得既“疏”也“陋”，因而它所表现出的句义是曲折含蓄的，只能让人意会的，是一种非常笼统的表达。在一个完整的思维中，如果其表达形式中的主语被省略，显然，该思维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被轻视和忽略了，如果从逻辑角度看，那就是“主项”被轻视和忽略了。不过，当此句被倒过来看时，它倒是合乎逻辑，但这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是怎样一种错位状况呢； “汉语不刻意追求逻辑的严密性，非人物性名词词组常可以充当主语和行为的发出者，很多动词的主语是非人物性的名词……‘我想已经有一个美国的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在英语中如说a foundation came to china（一个基金组织来到中国—笔者译注，下同。），不容易被人接受，所以此译员在one of the U.S. foundations（美国的一个基金组织）后面补译了organized a mission to china（组织了一个使团到中国）…… ‘在二月二十二号的Business Week上面登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叫 China: What’s going wrong?（中国现在怎么了？）这篇文章十分特别。它认为中国已经面临灾难和破产……’‘它认为’也是汉语主语高度人格化的一个例子，这在英语中不宜多用。此议员未翻译成 the article believes,（该文章认为） 而是调整为according to the article’（根据此文所言）；‘我也成了一个受害者，因为在这个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照片，看起来像个死人。’在此，非人物性名词“照片”充当了“ 看起来像个死人”的主语，如直译成my photo looks like a dead man（我的照片看上去像个死人）在英语中不妥。此译员将它调整为my photo …makes me look like a dead man’（我的照片使我看上去像个死人）；  ‘……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使用武力。如果那样的话，台湾将永远地被分裂出去。”--—从汉语的角度看，英语过分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如翻译成taiwan will be separated from china forever（台湾将被永远地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不妥当的，因为be separated（被分离） 是一时的动作，forever（永远）表示延续性，两者不相配。此译员采用状态性的动词是可取的：taiwan would be in a state of perpetual separation from the motherland’（台湾会处于永久地与祖国分裂的状态）； ‘这次访问的特色之一是，在中俄经贸合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探讨如何开拓中俄经贸合作的新领域。’‘进一步地探讨’是汉语无主句，此译员自动补上了the two sides （双方）来充当主语。’‘巴尔干地区是民族关系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地区，所以各民族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保护，同时也要防止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分子的一种分裂活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小心谨慎的话，那么可能引发范围相当广泛的地区冲突。’‘不小心谨慎’没有主语，但不宜不上明确的主语，于是此译员改用被动语态：no caution is exercised。’（小心谨慎不被重视）‘汉语讲究总体印象，不追求过分严密，不像英语那样刻板。’ 如‘但是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特别是今年以来，还存在有不少的问题。’‘今年以来’，英语则要分清初还是中，还是末。这样才有一个清楚的时间概念。”（以上例子均摘自“现场汉英口译—技巧与评析”一书，王大伟著）”；另外，笔者曾问过一位英国朋友关于英语里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问题。起初，闪入笔者头脑里的这一问题的提问表达方式是非常“中国的”，即“为什么英语区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后来笔者转念一想，“英语”一词只是个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词并无生命，何以能作主语发出动作去“区分”呢？“区分”一词是个非常动作性的动词，一个抽象名词怎能起如此“处置”的功用呢？而客观事实应该是，英国人在他们的语言里区分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于是，笔者的问题改成了“为什么你们（英国人）在英语里区分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显然，这样的思维表达才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思维才穷尽到位；在虚词使用方面，汉语的虚词常被省略，有的虚词在起连接作用中，其含意是不精确的。例如，我们说“一本语法书”，而按照英语，它被表述为“一本关于语法的书” a book on grammar”。显然，英语的表达方式更为准确合理。因为“语法书”会有歧义。“语法”一词在这里是作为形容词，起修饰“书”的作用，这可被理解为“语法”本身所拥有的书，恰如“我的书”那样，而不精确细仔地被指为“论述语法的书”。同样，我们说“……的门”，如“公园的门”。相比之下，英语的表述方式 “a gate to the park”（入公园的门）则显得意义更明确，而“公园的门”，其内涵让人意会的成份更多些，而且还会产生歧义。

　　谈论汉语表达，汉语语法不能不被提及。语法就是语言的构造规则。我国在“马氏文通“以前，没有系统的语法著作。从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模仿拉丁语语法写成了汉语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到黎锦熙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模仿英语语法写成的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我们才开始有自己的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这些论述汉语语法的著作多以文言文作为蓝本，而古汉语在表达形式上“就不这样审慎多劳”，所以，以印欧语系之讲究语言表达形式严谨臻密逻辑性强的语法体系去套古汉语，就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毛病。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初的“努力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的呼声。”（摘自“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到如今的关于汉语语法的论著，其汉语语法的研究都是在借鉴西洋语法的基础上试图创建所谓的“中国文法”。大师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汉语在表达上本身的不足，或者说，意识到了，但出于语法学家的本份，因此，在创建“中国文法”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起到改良提升汉语表达的作用，而大多是在将就原有的汉语表达上就语法论语法，于是，这就出现了很多不合逻辑的说法。如果说，起初的“马氏通文”等的模仿，是削足适履的话，而后来的”中国文法”则显得颇为牵强，因而争议很多，起不到很好的规范作用。另外，在创建”中国文法“过程中，强调逻辑性是不足。虽然，他们也意识到了逻辑在语言表达上的重要性，如语言学家高明凯先生说：“我们研究语法，既须注意语法形式，又须注意语法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即反映客观规律的逻辑规律……但在表达逻辑规律当中，语法却有其特殊的规律……”（摘自“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又如方光涛先生说：“语法的任务在于记述。问题是记述的时候是否要带某种规范的性质呢？也就是说，语法是不是应该建立起一套规范的东西来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继而他又说，“我们认为，语法的规范与逻辑有别，应当建立在符合语言发展内部规律的那种规范之上，而不是单纯地依傍形式逻辑去建立一种‘语法规范’”。（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第124 –125页。）正是语言学家们这种矛盾思想导致了“中国文法”。他们只是在原有的汉语表达的基础上作文章，而并没有在汉语的表达改良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试图建立所谓的“中国文法”努力中，将就了汉语原有的“疏”“陋”的表达。由于汉语在表达上有先天不足，所以根据其原有的表达而创建出来的语法，必然将就我们原有的“疏”和“陋”方面，这样创建出来的“汉语语法”，虽然有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却缺乏逻辑性。按照逻辑，一个简单判断，要有主项，谓项，联项和量项，判断的形式是固定的。在汉语表达中，判断句缺少联项是常有的事，而语法学家们也并没有积极地去严格规范它。例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 英语的形容词不直接作谓语，作谓语要加系词。汉语的特点之一是，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为什么可以作呢？因为它和动词有共同的性质。现代汉语形容词作谓语时是有变化的，不是静止的，变化由对比，程度和感情估价出来。“这朵红花”，不能成立，因为“红”是静止的。“这朵红花，那朵白花”，有了比较，程度出来了，就可以成立了。以程度表示的，如“这本书很好”，“好”加“很”，动化了，有程度的估价也可以做谓语。”（摘自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笔者以为，这样的定论是很牵强的，不合逻辑的。因为，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或状态的词，而谓语是对主语加以陈述，说明主语怎样或者是什么的句子成分。显然，“动” 性是这个成分的全部内涵，而“动”性有三种形态，即“使动”“自动”和“系动”。如果说“和动词有共同的性质”，则它就有三种可能的情况，即“使之红”或 “（自身）红起来”，或“是红的”。显然，在此句中，前两种情况是不存在的，那余下的第三种情况则是对花的属性作判断。这里，“红”纯粹是说明花的属性，是对花的属性作判断，从逻辑角度上说，一个判断句要有联项，即要有系动词。而此句正是少了系动词。事实上，“这朵红花”“这本书好”也成立。这些都是判断句，而判断句缺少联项是汉语表达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很”是副词，只表示程度相当高。它通常是对事物属性的限定修饰，何来“动”性？这种是汉语“疏”的表达的典型例子；又如，任意定主语等。在由赵寿安，陈寿立二位先生编写的“语法 逻辑 修辞讲话”一书中（广西人民出版社第十九页）包括在新编的“现代汉语”（张斌主编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规划教材）中，他们在对待方位词上也表现出“陋”的一面。例如，他们把“前怕狼，后怕虎”，“上养老，下养小”的“前”“后“上 ”“下”当成名词作主语。笔者认为，这种定位也是不对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方位词”的解释是“表示方向或位置的词”。“前”“后”“上”“下”既然是方位词，何以施动去“怕”去“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认定“前怕狼”等句是省了主语的省略句，这样才合乎逻辑。主语，谓语不是可以任意定的，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说“上养老”之类句子，作为一种成语，自有其可意会之处，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作为语言专家在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语法研究中，他们置逻辑于不顾，而随意为它们定主语，把仅仅是因为处于句首的方位词看成为句子的主语，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同样，“床上躺着一个人”，张志公先生在这个句子的语法定位上有把握不准之处，但他从结构上对之分析说“全句和陈述句是一样的，主语是个名词性词组（方位词组），谓语是个动词性词组”（摘自张主编“现代汉语”中册，26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我们知道，主语是谓语的陈述对象，指出谓语说的是谁或者是什么的句子成分。谓语是对主语加以陈述，说明主语怎样或者是什么的句子成分。显然，二者之间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而不仅仅是个排列次序的问题。以上几句，作为动作的谓语与施动者的主语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因为，作为“动”性的谓语，其“动”性并不源自于主语。对于这样的句子，我们如果不想改造它们的话，那就认定它们为无主句和倒装句。另外，对判断句及汉语表达中判断句省略联项的普遍现象认识是不足。例如，王力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说“ 欧化使汉语的主语和系词增加……系词的增加：有些人倾向于把判断句去代替一切描写句，例如避免‘他的妻子很好’一类的句子，而说成‘…是…’一类句子。于是‘花红柳绿’变为‘花是红的，柳是绿的。’；‘父慈子孝’为‘父亲是慈的， 子是孝的’……‘石头冷’ ‘这个容易’ ‘这句话奇’属于描写句。”（第346 页及第369页）笔者以为，这与其说是“欧化”问题，不如说是个“逻辑”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也都属于判断句，因为，所谓判断，它是指肯定或否定某种事物的存在，或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而这类描写句之实质也是对事物的性状进行确定，只是，这里它们少了应有的联项吧了。事实上，这是古汉语表达“ 不那么审慎多劳”的延续。

　　一般地说，对于汉语表达中原有的这些“疏”，“陋”现象，语言学家们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主要作用在于“记述”，正如张志公所言：“语言里使用哪些手段来组合材料和单位，组合起来表示哪些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既经约定俗成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这么办，都这么理解，于是成了法则，大家都理解，都接受，都遵守，于是语言成了所有使用者的共同的交际工具。法则是约定俗成的，不是谁规定的，不是先有个模式，比照着那个模式制造出来的。” （引自张志公“现代汉语”中册，第3，4页）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原本的语言有很多不足之处就像我们的文字有很多不足之处那样时，作为语言方面的专家，他们是否应该起到一种超越于“约定俗成”而使我们的语言更趋向于合理完善的作用，就像他们在汉语拼音化上所起作用那样呢？这肯定是值得考虑的。我们的语言学家们更多地只是研究这种“约定俗成”，而没有提升它。我们语言表达本来就有很多疏陋之处，而我们的语法则将“疏”就“疏”，将“陋”就“陋”，这对改善我们的语言表达没有促进作用。笔者以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志公先生说：“汉语教学语法的传统尚待今后逐步去建立，汉语的传统语法也还没有形成。”（张，二册，第225页）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印欧语系之形态语言，如英语，其从整体而言是如此的严谨精确合理完善，包括把人类原始时期共同拥有的象形文字变成拼音文字，使其语言能成为如今的所谓“屈折语”，我们可以推断，其间必有一个语言专家在此中起了非常理性的规范作用的过程。

　　汉语表达存在的这些“疏”，“陋”现象，表明我们的思维是不够严谨臻密合理的，而这种情况必然会削弱我们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既然“上帝是不掷骰子的”，那么我们认识“上帝”的思维，就应该是严谨精密合理的，而不是笼统大概任意的，因此作为思维的工具的语言也就必须是严谨精密合理的。只有培养严谨精密合理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思维才能更合乎逻辑，从而与统一和谐的客观规律相吻合，并揭示之。很多人可能都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提出的“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所谓的“李约翰博士迷题”。笔者认为，近代科技是非常系统透彻化的东西，而不是雕虫小技。可以说，没有严谨精密细致的逻辑思维习惯就不会有解剖人体以了解之透彻的近现代医学，也不会有发展到今天的研究粒子之小，不仅仅深入尺度为10"-8厘米的原子、分子，而且还深入到“基本”粒子，深入到尺度为 10"-16厘米的层子，亦即夸克，深入到胶子的物理学等等。在古汉语“就不这样审慎多劳”的语言表达方式促成下的思维，会产生如此精密系统化的近代科技？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当在报上看到有人撰文说， “李约瑟博士迷题”只是个伪问题时，笔者完全同意这一说法。物质世界有着非常严谨的内在联系的，没有严谨臻密的思维习惯，这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畅游在此物质世界里并发现其规律性。 “疏” “陋”的语言表达不利于思维的细化，深化并穷尽到位，而我们对自然物质世界的认识及对其规律的发现，则有赖于这样的思维能力。

　　汉语表达的“疏” “陋”，会妨碍我们思维的细化深化穷尽到位，使我们的思维易出现闪失，而难以培养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和能力。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善汉语表达，使之更合乎逻辑，从而促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汉语“疏”“陋”问题呢？，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地依傍逻辑，来建立汉语语法（指“教学语法”），同时，改进提升汉语表达，而不是将就之，并将改进后的汉语应用于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以从小养成严谨精确合理的语言表达习惯。比如，在一句话中，我们应力求合乎逻辑的完整性，使我们有意识地加强思维的逻辑性。例如，对汉语判断句普遍缺少联项情况，我们应该积极补上它。王力先生认为“石头冷”只是描写句，不是判断句，其言下之意是，此句不必有联项“是”。而笔者认为，它就是一句省略了联项“是”的判断句，而我们应该积极补上它。在开始时，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样做会有些别扭，但被用久后，它就会习惯成自然。再如，汉语中无主句现象也是相当普遍，我们也要对之有更理性的认识。另外，我们要严格地从逻辑角度来判断词性。由于汉语不是形态语言，所以，在确定汉语词的性质时，我们应该从逻辑角度来断定词性。张志公先生认为，“‘严肃党的纪律’‘整齐革命队伍的步’等为形容词后面带宾语，可以算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说法。”（张志公著“现代汉语”二册，P285，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笔者认为，这样的语法定位是错的。我们知道，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和状态的词。显然，它没有处置施动的功用。所以，即使汉语词语无法变形，我们也不该牵强地把此二句中的“严肃”“整齐”认定为形容词带宾语，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在这两句话中，“严肃”“整齐”不是形容词，而是及物动词。笔者认为，依傍逻辑去建立汉语语法并改造一些汉语表达，还能减少汉语语法观点分歧多的现象；其次，借鉴外国语言各方面的长处。王力先生说： “‘马氏通文’模仿拉丁语法。早期的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英语语法出自于拉丁语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它的窼臼呢。” （摘自王力著“中国现代语法”）如在英语里，有可数和不可数名词之分并且这两种名词被规定用不同的词或词组来修饰。这种严谨精确合理的认知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知道，词语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词语的内容。明确的概念要用准确的词语表达出来。区分可数和不可数名词可以加强我们鉴别词义的意识，培养严格划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习惯。严谨精确合理的表达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不严谨精密合理的思维，在其运行过程中，易导致概念不清，偷换概念等特定的思维出现偏差的现象。这样改动看似罗索，但它能使我们的思维更接近客观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因而能穷尽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的思维更到位。笔者建议，“很多”只被用于修饰可数名词，“太多 ”被用于修饰不可数名词，而“许多”于可数和不可数名词，并仅被用于口语上；严格规范虚词功能：例如，区分是连词的‘和’，‘跟’，‘同’，还是介词‘和’，‘跟’，‘同’就是很好的范例。“作连词的‘和’，‘跟’，‘同’，由于它们连接的前后两项是并列的，因此可以调换次序；介词的‘和’，‘跟’，‘同’的前后两项不是并列的，不能调换次序……”“不少人建议，‘和’，‘跟 ’，‘同’在使用上应有分工，让“和”作连词，“跟”，“同”作介词。目前不少文章和文件都采纳了这个建议。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终于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句话中的‘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的‘同’是介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和’是连词。”（摘自“语法 逻辑 修辞讲话”第32-33页 赵寿安 陈寿立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再如，句子“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定要有“被”字！又如，在中小学校课本中严格规定，凡人等的复数，则必须要被加上“们”。“一个简单句可以表达一个判断，也可以表达多个判断。例如，‘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还没有工作。’这句子可以表达两个判断：一个是‘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孩子是一个 ——）；另一个判断是‘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孩子可以不止一个）。这就是所谓歧义句。这种句子要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它所表达的判断。 ”（摘自张志公著“现代汉语” 中册  第281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笔者认为，加“们”可消除这种歧义现象。如果句子易产生歧义，则思维就是不精确，这也就难以有正确推理判断。另外，我们还应该更仔细地使用词语，如不要统一用“问题”来代替“论题”或“难题”，就像英语里有 Issue, question and problem（论题，问题和难题） 之别等等。以上这些改动看起来是细微的，但细节往往能决定我们所做之事的成败。

　　汉语不是屈折语，没有形态上的严格约束，这会容易导致我们的思维及其表达更松散而出现闪失错位。而汉语变成屈折语不是一个一时半会能解决的难题，甚至因其是难以被解决而只好被将就着用下去，因而我们更应该对我们的语言严要求，目的是使我们的语言的表达更严谨精密合理，使我们的思维更有逻辑性，从而促进我们的思维，使之更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顺便提一下，作为汉语书面形式的汉字，它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始终保持着象形的特征。汉字的演变是形体的变化，在文字的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说，汉字形体虽然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但是，至今仍没有完全摆脱象形文字的原始的特征。汉字只表音节，不表音素，这是我们抽象思维能力不高的表现。汉字的表音功能低下，人们无法从汉字的形体辨别出它的读音。文字的慢进化影响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进而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即使将来某一天，汉语全面拼音化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在完善汉语表达上做更多的工作，没有一个使汉语表达更具逻辑性的理性规范过程，到时，其结果也只是汉语是更易书写和拼读吧了，而没能为改善我们的语言表达做更多的准备。

　　中国著名教育评介和教育管理专家陈玉琨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不错，高等教育不行，说中国教育‘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我不同意这么说。其实我们在起点就输了。在课堂里，我们只注重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而忽视了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尤其是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后劲’，可以在考试成绩上超过人家，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不行。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否则，中国基础教育将走进非常严峻的境地。”（摘自 “羊城晚报”4月28日报道。）这里，思维的问题同样被提及。可见，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不重视这方面的培养，那么，其结果可能就是“输在了起点上”。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智力后天因素之语言能力的开发培养，就是思维能力开发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智力培养作用，因为，当严谨精确合理的语言表达形成习惯后，会促进我们的逻辑性的思维习惯，而这种习惯通过世代传承，可以演化成为先天的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