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诛仙3.2耀天戒:林语堂的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9:23:06
许知远：林语堂的中国
一
1934年春天，林语堂开始写作《吾国吾民》。他身材不高，有着南方人的清秀面孔，总是露着微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39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讲起玩笑来仍没完没了。
在当时的中国，他以他文字的幽默感著称，1932年他创办的《论语》杂志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他用一种类似英国的《笨拙》的文风写作。
1895年，他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叫坂仔的小乡村里，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最初的教育与众不同，他是在《圣经》里开始自己的学习之旅的，传教士、水兵与商人是他最初见到外国人形象，从门孔里偷看到异国男女跳舞，给他童年留下了惊恐的印象。他后来上了圣约翰大学，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文，还创造了学校的短跑记录。
他1917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时，是个黄皮肤的加尔文派的清教徒。当他沉浸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一场激烈的论战正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展开，他们最聪明、最活跃的人相信，他们必须抛弃掉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甚至语言都理应废除，生活中都一切细节都被年轻人视作带有革命色彩，林语堂记得当时一位热心的学生曾写道：“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在肩头。”
他在这场激动人心的争论中是个不太热心的参与者，除去他性格温和，同样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
“一方面军阀们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自身的及斗争的情绪所支配……”林语堂这样回忆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时。在从美国与欧洲游学归来后，他是二十年代群星灿烂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中的重要却并非最显赫的一员。尽管他重新发现孔子、老子的智慧，中国人历史上那些既令人陶醉也让人厌恶的东西。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的英文写作更令人印象深刻。
赛珍珠被赞赏他的英文评论，催促他最终开始写作《吾国吾民》。这位美国作家因为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而变得炙手可热，她开始对中国人在西方千篇一律的形象的改变做出了努力。但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既被外来者，也被中国人自己误解的国家。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它先是遭遇了军事上的破产，然后人们发现政治制度也是完全落后，而最终，甚至连它一直为傲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也彻底崩溃了。
林语堂知道，那些“中国通”的外国新闻记者、商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们接触的是雇佣的厨子、老妈子、买办、会记，所阅读则是外国人自己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于是中国要么变成了一个可供推销的市场，要么就是一个充满猎奇的冒险家乐园，而在那些所谓的中国文化欣赏者的眼中，中国则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上面描绘着工致的人物”。总之，中国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她不值得被平等、认真的对待，是一个被仍进博物馆的国家。
对中国人自身而言，尽管拥有漫长的历史，他们却正在成为没有根基的人。昔日的将几亿中国人连结在一起纽带已经松动、断裂，却没有新的替代品。这个国家在20年代初所洋溢的朝气蓬勃的活力，到了1934年时被一种举国上下的失败感所困扰，军人们已丢掉了整个东北三省，知识分子深深感觉到无力，大众被没完没了的社会动荡弄得疲惫不堪，日本像一块日渐扩张的乌云笼罩在中国上空，整个国家看不到一种新的、值得期待的精神力量。
当《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出版时，它引起了意外的轰动。《纽约时报》的书评家R·E·肯尼迪的评论富有代表性：“His book is not an idealized picture of the China of delicate prcelain bowls, in tricately carved objects of jade and Coromandel screens. It is a masterly parallel of brilliant past,with its ethics, poetic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nd the bewildering presents。”这篇评论题目则是《东方告诉西方》，在文章所配的照片中，着长袍、带着圆框眼镜的林语堂面露微笑，在照片之上则是宋代的人物画，中国人的飘逸尽露其中。
二
这本1994年版的《中国人》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了摆放了将近十年。它的暗红色的封面设计毫无特色，内页纸质粗糙，薄且脆。我从未想起来去翻阅它。在我文学启蒙的年代，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世界是由鲁迅主导的，我记住了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甚至柔石的名字，而林语堂则与梁实秋一样，面目模糊。90年代初期的中国曾经掀起一股散文热潮，在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式之下，人们选择了“性灵”的抒情散文，于是林语堂与梁实秋、周作人一道再次被挖掘出来。90年代初的年轻人开始像30年代初的青年一样称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接着他的小说《京华烟云》开始流行。但是，在一代青年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中，他从未被视作一个真正严肃的作家，经常性，他被不小心地推到了邵询美那个路线。
一直到几个月前，在它的英文版本在美国出版整整七十年之后，我第一次相对认真地阅读了它。匪夷所思的是，我几乎一下子就爱上了它。这种情感从第一页起的赛珍珠的序言开始。“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写道。她形容林语堂这一代青年在接受世界其他各种极端思想的熏陶时，他们的广大同胞仍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新一代知识青年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的教育是在国外接受的，却可能失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现状状况。中国社会的断裂性与跳跃性的发展，制造了一个宽阔的空隙，人们在其中茫然无措。
林语堂之前与之后几代人所体验的失败感多少与此相关，他们不遗余力地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却发现那个庞大的中国仍迟缓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丝毫不理会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他们在受挫的自尊心，也仍是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可以寻找到力量，就像林语堂在书中描绘的那位接受西方教育的虚拟人物： “在接近40岁时……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坦……他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因为不管怎样，“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的既是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傲与耻辱，荣耀与邪恶。”
这几乎是一本无所不包的书，林语堂试图描绘关于中国人的一切。它的迷人与不足之处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林语堂具有中国人情感，却又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描绘起自己的国家时，拥有了外来者的好奇心，却没有他们的猎奇。在解释中国时，他不自觉地提到卡莱尔、约翰迅、索福克勒斯，这种知识教养，却正好将自己的中国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内。你可以将中国人历史，变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为其他文明提供了新的启发与灵感，提供了探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在林语堂的笔下，中国人的迟钝、麻木、虚伪突然除了可恶，也变得更容易理解，但是这些令人叹息的缺陷，也仍丝毫掩饰不了中国人身上的韧性、生命力和精致文化传统的飘逸，它们被人遗忘，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消失或不值得珍惜。
三
七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一本书比《吾国吾民》更从容镇定、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中国。在林语堂开始写作时，那个传统的中国正变得日渐陌生，新一代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民族的存亡问题，比起这一点，社会文化的断裂感似乎更在其次。所以，当《吾国吾民》确立林语堂在英语世界的一流作家的影响之后，他迅速变成了正在抵抗日本入侵的“自由中国”的最重要代言人之一。在1937年之后，他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种西方媒体采访，在《纽约时报》、《外交季刊》上撰写长篇文章，为美国公众进行讲演，他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几乎无人可敌。可惜这个林语堂完全被掩盖在“性灵”、 “幽默”的林语堂的标签之后。
但在我阅读此书之时，断裂感却成为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林语堂可以通过回溯历史，来描述一个完整中国人是何等面貌。但此时，当我们试图去粘合与传统的差距，却发现已连那个“山水画”的中国的影子都已找不到。我们不再拥有民族存亡的危机，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观上的断裂感反而更加显著。
林语堂一代人的一只脚仍踏在旧世界里，而对于我这一代来说，最初的教育就是从“去中国化”开始的。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令人深深困惑？我们曾经是狂热的政治动物，而现在则是一心寄托于物质增长，但显而易见，它们都无法提供我们所需的身份确认。经济增长、中国崛起为这一代中国人提供了新的自信因素，但多年以来的民族受挫感却仍未消失。在一个日益变幻的世界，寻求认同愿望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日益强烈。一个自信、自满的中国，却发现自己的脚下空空荡荡。
也因此，在阅读林语堂人的中国性格的描述时，在他漫步在中国人的哲学观中时，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这个国家宽阔的疆域塑造了不同区域间的迥异的性格，他们彼此经常觉得毫无关联，所以1934年的林语堂感慨说：“她在失去了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但她却在漫长的历史从未遭遇希腊、埃及等古老文明式噩运，使什么保持了她具有如此的韧性和自我更新力？很多地方，今天中国人仍旧有着100年前的韧性、消沉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又有令一种样子——她的魂魄已经消散。
断裂感使至少有几个不同的中国同时存在——既有仍受中国儒家思维支配的农村社会，也有共产主义的中国；你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少年，如何被消费主义所主宰，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高科技中国，对于一个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的年轻人，我只了解中国的一副面孔，它是由中关村的计算机制造者、太平洋百货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与上海的金融中心构成的。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当七十年前的林语堂一样，描绘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矛盾与变化。我们所看到的，要么是纯粹的喜悦，要么就是歇斯底里的控诉，没有人用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些现象。东方与西方的古老差异，在面目一新的全球化的语境下似乎变得容易理解，但就本质而言，它仍像七十年前一样差异显著。
但一个古老文明变化的过程，是多么令人着迷，那些零星的片段，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你看，对于这个我们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土地，我竟然仍一无所知——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国家，像七十年前一样，这个任务仍就艰巨却趣味横生。(摘自<生活>第二期)
一
1934年春天，林语堂开始写作《吾国吾民》。他身材不高，有着南方人的清秀面孔，总是露着微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39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讲起玩笑来仍没完没了。
在当时的中国，他以他文字的幽默感著称，1932年他创办的《论语》杂志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他用一种类似英国的《笨拙》的文风写作。
1895年，他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叫坂仔的小乡村里，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最初的教育与众不同，他是在《圣经》里开始自己的学习之旅的，传教士、水兵与商人是他最初见到外国人形象，从门孔里偷看到异国男女跳舞，给他童年留下了惊恐的印象。他后来上了圣约翰大学，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文，还创造了学校的短跑记录。
他1917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时，是个黄皮肤的加尔文派的清教徒。当他沉浸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一场激烈的论战正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展开，他们最聪明、最活跃的人相信，他们必须抛弃掉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甚至语言都理应废除，生活中都一切细节都被年轻人视作带有革命色彩，林语堂记得当时一位热心的学生曾写道：“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在肩头。”
他在这场激动人心的争论中是个不太热心的参与者，除去他性格温和，同样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
“一方面军阀们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自身的及斗争的情绪所支配……”林语堂这样回忆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时。在从美国与欧洲游学归来后，他是二十年代群星灿烂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中的重要却并非最显赫的一员。尽管他重新发现孔子、老子的智慧，中国人历史上那些既令人陶醉也让人厌恶的东西。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的英文写作更令人印象深刻。
赛珍珠被赞赏他的英文评论，催促他最终开始写作《吾国吾民》。这位美国作家因为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而变得炙手可热，她开始对中国人在西方千篇一律的形象的改变做出了努力。但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既被外来者，也被中国人自己误解的国家。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它先是遭遇了军事上的破产，然后人们发现政治制度也是完全落后，而最终，甚至连它一直为傲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也彻底崩溃了。
林语堂知道，那些“中国通”的外国新闻记者、商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们接触的是雇佣的厨子、老妈子、买办、会记，所阅读则是外国人自己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于是中国要么变成了一个可供推销的市场，要么就是一个充满猎奇的冒险家乐园，而在那些所谓的中国文化欣赏者的眼中，中国则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上面描绘着工致的人物”。总之，中国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她不值得被平等、认真的对待，是一个被仍进博物馆的国家。
对中国人自身而言，尽管拥有漫长的历史，他们却正在成为没有根基的人。昔日的将几亿中国人连结在一起纽带已经松动、断裂，却没有新的替代品。这个国家在20年代初所洋溢的朝气蓬勃的活力，到了1934年时被一种举国上下的失败感所困扰，军人们已丢掉了整个东北三省，知识分子深深感觉到无力，大众被没完没了的社会动荡弄得疲惫不堪，日本像一块日渐扩张的乌云笼罩在中国上空，整个国家看不到一种新的、值得期待的精神力量。
当《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出版时，它引起了意外的轰动。《纽约时报》的书评家R·E·肯尼迪的评论富有代表性：“His book is not an idealized picture of the China of delicate prcelain bowls, in tricately carved objects of jade and Coromandel screens. It is a masterly parallel of brilliant past,with its ethics, poetic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nd the bewildering presents。”这篇评论题目则是《东方告诉西方》，在文章所配的照片中，着长袍、带着圆框眼镜的林语堂面露微笑，在照片之上则是宋代的人物画，中国人的飘逸尽露其中。
二
这本1994年版的《中国人》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了摆放了将近十年。它的暗红色的封面设计毫无特色，内页纸质粗糙，薄且脆。我从未想起来去翻阅它。在我文学启蒙的年代，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世界是由鲁迅主导的，我记住了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甚至柔石的名字，而林语堂则与梁实秋一样，面目模糊。90年代初期的中国曾经掀起一股散文热潮，在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式之下，人们选择了“性灵”的抒情散文，于是林语堂与梁实秋、周作人一道再次被挖掘出来。90年代初的年轻人开始像30年代初的青年一样称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接着他的小说《京华烟云》开始流行。但是，在一代青年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中，他从未被视作一个真正严肃的作家，经常性，他被不小心地推到了邵询美那个路线。
一直到几个月前，在它的英文版本在美国出版整整七十年之后，我第一次相对认真地阅读了它。匪夷所思的是，我几乎一下子就爱上了它。这种情感从第一页起的赛珍珠的序言开始。“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写道。她形容林语堂这一代青年在接受世界其他各种极端思想的熏陶时，他们的广大同胞仍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新一代知识青年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的教育是在国外接受的，却可能失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现状状况。中国社会的断裂性与跳跃性的发展，制造了一个宽阔的空隙，人们在其中茫然无措。
林语堂之前与之后几代人所体验的失败感多少与此相关，他们不遗余力地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却发现那个庞大的中国仍迟缓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丝毫不理会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他们在受挫的自尊心，也仍是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可以寻找到力量，就像林语堂在书中描绘的那位接受西方教育的虚拟人物： “在接近40岁时……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坦……他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因为不管怎样，“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的既是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傲与耻辱，荣耀与邪恶。”
这几乎是一本无所不包的书，林语堂试图描绘关于中国人的一切。它的迷人与不足之处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林语堂具有中国人情感，却又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描绘起自己的国家时，拥有了外来者的好奇心，却没有他们的猎奇。在解释中国时，他不自觉地提到卡莱尔、约翰迅、索福克勒斯，这种知识教养，却正好将自己的中国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内。你可以将中国人历史，变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为其他文明提供了新的启发与灵感，提供了探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在林语堂的笔下，中国人的迟钝、麻木、虚伪突然除了可恶，也变得更容易理解，但是这些令人叹息的缺陷，也仍丝毫掩饰不了中国人身上的韧性、生命力和精致文化传统的飘逸，它们被人遗忘，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消失或不值得珍惜。
三
七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一本书比《吾国吾民》更从容镇定、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中国。在林语堂开始写作时，那个传统的中国正变得日渐陌生，新一代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民族的存亡问题，比起这一点，社会文化的断裂感似乎更在其次。所以，当《吾国吾民》确立林语堂在英语世界的一流作家的影响之后，他迅速变成了正在抵抗日本入侵的“自由中国”的最重要代言人之一。在1937年之后，他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种西方媒体采访，在《纽约时报》、《外交季刊》上撰写长篇文章，为美国公众进行讲演，他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几乎无人可敌。可惜这个林语堂完全被掩盖在“性灵”、 “幽默”的林语堂的标签之后。
但在我阅读此书之时，断裂感却成为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林语堂可以通过回溯历史，来描述一个完整中国人是何等面貌。但此时，当我们试图去粘合与传统的差距，却发现已连那个“山水画”的中国的影子都已找不到。我们不再拥有民族存亡的危机，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观上的断裂感反而更加显著。
林语堂一代人的一只脚仍踏在旧世界里，而对于我这一代来说，最初的教育就是从“去中国化”开始的。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令人深深困惑？我们曾经是狂热的政治动物，而现在则是一心寄托于物质增长，但显而易见，它们都无法提供我们所需的身份确认。经济增长、中国崛起为这一代中国人提供了新的自信因素，但多年以来的民族受挫感却仍未消失。在一个日益变幻的世界，寻求认同愿望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日益强烈。一个自信、自满的中国，却发现自己的脚下空空荡荡。
也因此，在阅读林语堂人的中国性格的描述时，在他漫步在中国人的哲学观中时，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这个国家宽阔的疆域塑造了不同区域间的迥异的性格，他们彼此经常觉得毫无关联，所以1934年的林语堂感慨说：“她在失去了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但她却在漫长的历史从未遭遇希腊、埃及等古老文明式噩运，使什么保持了她具有如此的韧性和自我更新力？很多地方，今天中国人仍旧有着100年前的韧性、消沉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又有令一种样子——她的魂魄已经消散。
断裂感使至少有几个不同的中国同时存在——既有仍受中国儒家思维支配的农村社会，也有共产主义的中国；你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少年，如何被消费主义所主宰，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高科技中国，对于一个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的年轻人，我只了解中国的一副面孔，它是由中关村的计算机制造者、太平洋百货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与上海的金融中心构成的。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当七十年前的林语堂一样，描绘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矛盾与变化。我们所看到的，要么是纯粹的喜悦，要么就是歇斯底里的控诉，没有人用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些现象。东方与西方的古老差异，在面目一新的全球化的语境下似乎变得容易理解，但就本质而言，它仍像七十年前一样差异显著。
但一个古老文明变化的过程，是多么令人着迷，那些零星的片段，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你看，对于这个我们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土地，我竟然仍一无所知——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国家，像七十年前一样，这个任务仍就艰巨却趣味横生。(摘自<生活>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