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屠村的是谁:隐恶扬善：恬不知耻、怙恶不悛

清华北大带头读“死书”        

    黎 鸣

据说“上面”有人发话，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四书”是必读书，就像一直以来把马列主义“哲学”列为必读之书一个样，这就是中国官办教育的特色。

“四书”是什么“书”？是两千多年来把中华民族的大脑读成了“死脑”的“死书”。所以，“上面”对清华北大研究生的要求，就是明显逼令清华北大带头读“死书”。

什么是“四书”？《论（沦）语》、《孟（梦）子》、《中庸》、《大学》，各取一字，即是：“沦”（陷）于深深“梦”（魇）之中的“中”（国）“大（学）”之“书”。如此强调读“死书”的中国大学，而且还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最著名的大学，怎么指望它们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呢？

“四书”有真理吗？有真知吗？有真诚吗？有逻辑吗？有思想吗？有普世价值吗？根本就全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为什么要求青年人学习它呢？“上面”究竟要求青年人学习它的什么呢？

《论语》是孔子弟子多人拼凑的“你言我语”，根本就是一堆不具有任何完整“学术意义”的“杂碎”，“礼乐”第一，“忠恕”第二，然后，就是只有臆想却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种种“仁义”“君子”之类的第三，这就是《论语》内容的全部。然而，按照“礼乐”做成的“君子”，中国历史严重地证明，全都只能是“伪君子”。

《孟子》自吹是“养吾浩然之气”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是把话说得最动听的仅次于孔子的“二圣”；孔子的“君子”，孟子的“大丈夫”，后来全都“奠基”于孟子的违背人性发展逻辑的“人性本善”（这些“思想”贯穿于《三字经》），如此这般最终历史的结果，不仅孔子的“君子”是“伪君子”，孟子的“大丈夫”也是“假大丈夫”。君若不信，就请自问：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真正的“君子”和“大丈夫”呢？他们是谁？

《大学》其实就是八句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到底，无非是把“学而优则仕”、“当官从政”的“价值”美化、吹捧上了“天”，如此匮乏人类真精神追求的“卑鄙”的人生“价值”，何来中国真“文化”？

《中庸》更是一篇充满了严重逻辑和思维方法错误的古代“论文”。什么“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完全是毫无逻辑思维能力的儒家文人的一厢情愿的乡愿之论。“诚”是人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诚”能够成为“天”——自然之“道”——“真理”吗（真情感居然成了真理！！！）？有了真诚情感，就一定能够认为具有了在社会之中作为“人”生存的“道”——“真理”吗？人的主观的真情感始终都会具有某种随着环境变化的偶然性，而事物的客观真理则必须具有某种不随着环境变化的必然性；把偶然性的（真诚）情感视为具有必然性的（天道）真理，这只能是无知或蓄意骗人的儒家文人才会有的论调。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要么就是自称“真诚”的“骗子”，要么就是一味（一厢情愿）真诚而屡遭他人暗算的“傻瓜”、“白痴”。孔儒的“中庸”真是把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全都“骗”了、“害”了。如此的《中庸》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是成人不足，害人有余。

以上就是我对所谓儒家名著“四书”的总的概评，这种烂“书”根本就不值得现在的中国人去读，尤其不值得今天的中国青年去读，它们绝对是把青年人引向“死路”的“死书”，《四书》即“死书”，汉语读音亦显示如此，这真是天意。清华北大带头读“四书”，实即带头读“死书”。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北大竟然带头读这种骗人、害人的“死书”，中国的“教育”真是彻底完蛋了！“上面”能够给出要求青年人读这种“死书”的正当（政党）理由吗？请讲！并请“宣传”，让我们大家全都洗耳恭听！然后，也应该并必须允许公民，进行公正、公平、公开的理性辩论！因为这毕竟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命运的大事情。（2009,5,27.）

隐恶扬善：恬不知耻、怙恶不悛

——从卢武铉自杀事件所想到的       黎 鸣

本文题目是中国汉语中的三个成语，这三个成语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化传统。第一个成语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因”，或称“本质”，后面两个成语则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果”，或称后果。

世界上有三个本征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古希伯来的宗教神学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文化传统，第三个即是古中国的自然和反自然的人学的文化传统，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是老子道德的文化传统，反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是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老子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孔子反自然人学的儒家的文化传统遮蔽了，所以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盛行的就只有孔子儒家的反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

“隐恶扬善”这个成语说的正是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的“因”，或“本质”。“臣为君隐”、“子为父隐”，这是《论语》中的两句名言，正是这两句名言中的“隐”字，形成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为了比较而言，我在这里不妨也谈谈古希伯来宗教神学的文化传统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文化传统的本质：前者是“诫恶信善”（来自“摩西十诫”，实质上是以信仰为善），后者是“知恶为善”（来自柏拉图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知识效益为善本身）。顺便指出，老子的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的“本质”，恰恰是上述三者的有机的“合成”，只不过要扬弃孔子的“隐”字而改成“抑”字：“诫恶信善、知恶为善、抑恶扬善”，老子的道德观是最完备的“真善美”全息的人性“善”，这是后话。

比较上述的四个“文化传统”，最好的应是老子的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而最坏的即是孔子的反自然的儒家的文化传统，说白了，即在上述的四个文化的“本质”（“诫恶信善”、“知恶为善”、“隐恶扬善”、“抑恶扬善”）之中，最坏的即是“隐恶扬善”。为什么？最关键的即在其中的“隐”字，正是这个“隐”字，包含了两千多年来孔子及其儒家对中国文化所酿造的全部罪恶的实质。

最近发生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的事件震动了世界，更震动了东亚的中国。孔子虽然说过“知耻近于勇”，然而在中国的统治者之中，真正能够做到“知耻”的人却极少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为什么？因为在中国，“隐恶扬善”的儒家传统实在太浓太厚太顽固太长久。所以，卢武铉的故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连台湾也不可能，陈水扁即明显是一个不“知耻”的家伙。

什么是“知耻”？“知耻”是知道、明白、懂得坏事传千里之后所给予作坏事者本人的名声的耻辱。

什么是“耻辱”？是作坏事者的消息贯穿众人的“耳朵”和“心灵”（“耻”字的原意），并从而必然引起众人对于他的谴责、唾弃、鄙视之“辱”。

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竟然会永远都不可能“知耻”呢？俗话说，中国统治者的“脸”有“城墙”护着，或甚至他们的“脸”本身即比“城墙”还要“厚”，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们的“作恶”始终都被“城墙”遮蔽和防护着，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永远都不可能“知耻”。

什么是“城墙”？“城墙”即是武装暴力的“护卫”，更加上对老百姓思想言论的严厉的“禁锢”，凡有传播任何有背统治者消息者，坚决格杀勿论。这样一来，中国统治者所做一切坏事的消息就均不可能有“贯穿”老百姓“耳朵”、“心灵”的可能，而纵然老百姓有可能会知道一点什么，也绝对会噤若寒蝉，甚至装聋作哑，而口不能言，这是因为时刻都受到了“格杀”和“死亡”的严重威慑。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臣为君隐”的“文化实质”：统治者行为不“知耻”，老百姓言说必知止；更严重的是必然会跟着出现题目中后面的两个成语：“恬不知耻”和“怙恶不悛”所描述的情景。

什么是“恬不知耻”？即不仅不知耻，还更以耻为安、以耻为能、以耻为乐。

什么是“怙恶不悛”？即明知作恶，还倚仗作恶，不仅不悔改，还更肆意妄为，以作恶为乐、为贵、为显、为（淫）威。中国成语说：“指鹿为马”、“肆无忌惮”，即此谓也。

说到底，正是孔子及其儒家的“臣为君隐”、“子为父隐”的“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造成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统治者的“不知廉耻”，甚至永远的“恬不知耻”，并更永远的“怙恶不悛”。很显然，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隐”的永远是真恶，从而放纵了中国统治者的永远的“胡作非为”、“怙恶不悛”；“扬”的永远是伪善，从而装扮了中国统治者的永远的“道貌岸然”，“恬不知耻”。永远的真恶更加上永远的伪善，其实质即是永远的“胡作非为”、“怙恶不悛”和永远的“道貌岸然”、“恬不知耻”。这就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全部“文化”之中罄竹难书的罪恶。请问，这样的中国“文化”，其历史想要“不停滞”，还有可能吗？

再用“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来检验中国现代的“文化”：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告密？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拍马？为什么中国文人不敢、不会、不能“讲理”，而却擅长花言巧语、飞短流长、搬弄是非？为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讲真话的彭德怀反而丢了官？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事件”竟然当时的媒体鸦雀无声，看不到半点消息？……为什么到了今天网络的时代，我们的新闻媒体还严格地受到官方“人治”的管制？什么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能够经过“公民自办”而法制化、而社会化、而公共化、而市场化？我们今天的犯了巨大贪渎罪恶的“官员”能够（像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那样）“知耻”吗？我们今天上层人物之中的“怙恶不悛”者能够被“绳之以法”吗？……

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的文化传统的“本质”，真是把中国人害苦了；它已经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中国人还要继续任它为害多久？（2009,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