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再版序

凌志军 马立诚

 

 　　《交锋》和《呼喊》的初版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后来经过多次重印，又以繁体中文和几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008年，也即《交锋》出版10年之际，湖北人民出版社曾将这两本书收入《凌志军文集》，再行出版。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希望重版这两本书，我们当然乐见其成。这家出版社是我们供职的人民日报社的直属机构，和我们是同一个院子里的近邻。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坎坷之后，这两本书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老家，这在我们多少有一点意外。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依据原版重排，不加增删，为的是保留原貌，以便今天关心我们国家那一段历史的人们用作参照。

　　说到“那一段历史”，今天40岁以上的人大概很难忘怀。当年这两本书的反响之大不是我们预先所能想象，争议之激烈尖锐就更加出乎我们的预料。赞扬者说它们是记录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经典”，反对者则认定这是射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毒箭”，公开呼吁将我们二人全都开除出记者队伍。后来又以“侵权”为名，把我们告上法庭。借助法律的力量来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种故事在我们国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是这一回法律宣告不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却是前所未有。这场官司因此以原告的一审败诉、再审再败而告终。有论者说，这两本书无论在中国的思想史上还是司法史上，都将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不独是因为它们描述了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也是因为，它们的出版以及出版后发生的故事，也构成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这一切都已过去，包括所有的赞扬和所有的批判，也包括我们经历过的种种压力。唯有这两本书，依然在这里。它们并非我们最好的作品，却具有一种独特的意味，始终伴随着我们：对于一个拥有自己信念的人来说，“勇气”必不可少，但“坚持”才是最难的。

　　在《交锋》这本书的“结束语”中，我们曾经提到，下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可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从那时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党的代表大会又已经历了两届，可是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到来。它仍然只是我们的期待，或许也是我们国家的期待。这样看来，《交锋》的故事还未结束。

　　作者

　　2010年11月1日 　　老实地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20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人们已经日益深切地理解了“不争论”这句话的含义，种种老式的和新式的“大批判”，也不再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但对于所有中国人——无论是赫赫有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20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这种归纳一定有不精确和不严谨的毛病。事实上我们也在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今天我们国家的思想潮流就只有这五种吗？有没有第六种、第七种？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还有一些方面我们没有能够涉及。再比如，各种思潮是不是可以断然分开？其中有些思潮之间有没有交叉和融会，至少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我们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五种声音”，只不过是对“多种声音”的一种表述方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说当今中国是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种声音成为主旋律。事实上，经过20年改革开放，也许可以说是经过近50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建设自己国家的思想旗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从一个被曲解和被批判的地位，到最终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一个好的思想为人们所认识，并且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无数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十之八九都是在只准许“一个声音”的岁月里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坚持“主旋律”，又最大限度地体现我们的包容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一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作者

　　1998年12月

第一章 乍暖还寒(1)：劫后余生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大领袖再也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躺在广场中心他的纪念堂中。灵堂灯暗，面容犹明。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这尊躯体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颔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万世能够长存。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期待。

　　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有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不过，在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做“旧社会留下来的”，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或者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这些人了。他们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117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在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不学无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不堪言，很多人纷纷死去，就剩下这117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行服装。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皱皱巴巴。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穷。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敢相信。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然有些佝偻，却是活生生的。“我要去，”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能出门。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医生们想来想去，实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中央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30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大会才来的。具体地说，他们是希望共产党能够给科学知识一个新的说法，进而也可以对他们这样的人稍微好一些。谈到共产党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春天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21年前，也即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社论批评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布罗隆基、浦熙修是“民盟右派系统”，还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了这一场战争”，共产党的战术，是要“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然后是14年前，也即1964年的那个春天，学校里开始斯文扫地了。因为毛泽东说，他不赞成大学生读那么多书，还告诫他上大学的侄子毛远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教师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到了12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春天，就更加不得了了。毛泽东在杭州先后三次将康生和江青召到身边，对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一干学者的资产阶级倾向严加申斥，还说吴晗、翦伯赞是两个“学阀”。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地狱里面过了一遍似的。现在，大多数人终于活着过来了，不过，没有活过来的人也不少：老舍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了太平湖，田家英吞金而死，还有邓拓、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周作人、李广田、田汉、陈寅恪、赵树理、邵荃麟……也都不在人世了。诗人郭小川倒是挺了过来，看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在喜极之中又喝酒又抽烟，酒醉而卧，却不料烟头点燃被褥，他就这样去了。

　　毕竟还是活下来的人多些。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为所欲为的“四人帮”也被逮捕收监。这些人劫后重逢，谁不在心里想着向共产党要个“说法”呢?还在前一年的秋天，沙汀就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寻访他的那些旧友。这位老人已经73岁，但是他所寻访的那些人似乎比他还要年长，他叫叶圣陶“叶老”，叫茅盾“茅公”，叫郭沫若“郭老”，叫夏衍“夏公”。他整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串，有时候搭乘人家的轿车，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公共汽车。颠沛流离之中，终于能够见到很多旧友，还有不少从此再也不能相见。他走进何其芳家，就只能见到何其芳遗像。未及致敬，已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又去大佛寺71号看天翼。天翼还活着，面色尚好，让人看不出他已经瘫痪，只是说话却不行了，唯能说出“好”或者“是”，多了便含混不清。看来他有不少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试图写。沙汀站在旁边默默看着，期待着，结果只有一个“艾”字算是写成了。还有立波，两鬓已经斑白。还有夏衍夫人，已经相当衰老，她的腿在被批斗的时候受伤了，现在就只能卧病在床。还有郭老，由人扶着出来，拄着手杖，佝偻着身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沙汀说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很不好受，不禁想起立群曾经说过的话：“见一面，算一面。”还有严文井，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手稿书信却全都没了，只余一信。这是沙汀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给他的，他随手夹在字典里，这就成了历经浩劫而能幸存下来的唯一一封信。沙汀就这样在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文坛旧友，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全都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却全都气息奄奄，还能再写什么呢?不过，也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姚雪垠。他的身材似乎比过去魁梧了，虽然已经谢顶，但却满面红光，情绪也不错，唯一不能满意的事情是，抱怨市面上买不到他的巨著《李自成》。周扬身体也还好，还能激动地谈论批判姚文元的两篇文章。所以夏衍留下一句话：“幸而周扬身体还好，好多问题可以搞清楚。”这话听上去几分悲凉，几分期待。不过，这悲凉和期待的心情并非夏衍所独有，至少沙汀就很有共鸣。又过了几天，国庆节，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扬和夏衍出席国庆的国宴，激动不已，差点哭了出来，颤声道：“这才叫落实政策。”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周扬躲过了这一劫，却没有躲过另一劫。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邓小平的确正在忙着“落实政策”。他自己的“政策”是在1977年7月落实的。然后他就在8月8日一个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会上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他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知识分子”，他愿意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是在1977年8月8日说这些话的。他的口气叫满场的科学家听上去既亲切又真诚，与过去那些年里他们耳朵里面充斥的“反动”、“改造”、“右派”、“臭老九”之类的话真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在说了这些之后，邓小平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年大学的教育质量太差，他的话听上去没有一句不是和“文化大革命”针锋相对：不是搞了十年的“教育革命”么?邓小平却说，清华大学“变成了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是认定“教育领域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么?邓小平却说，“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不是说“大多数教师和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么?邓小平就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他就这样不停地说，听得人们欣喜若狂而又心惊肉跳，因为他所批评的这些东西，不是毛泽东亲口说的，就是毛泽东画圈认定的。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有更要紧的话呢。他反对科学家们要没完没了地学习政治，对那些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也没有兴趣，他号召大家“至少要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还说，“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听说知识分子们都不能算作劳动者，他们在农业科学院里种庄稼也不能算是劳动，如果有哪个知识分子想把自己的工作算作劳动，就要到农村去种庄稼。他觉得真是愚昧，就说：“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还说“科学试验也是劳动”。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真是天经地义，年轻人听了难免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他们会说：这道理还用得着说吗?不过，他们的父辈在当日可是一点也没有笑，很多人甚至还当场哭了起来。为了这些根本用不着说的道理，这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所以，邓小平的这一番话竟让文人们听了激动不已。掌声又一次动地而来：他们追随共产党已经将近30年，现在终于感到共产党把他们当自家人了!

　　邓小平的讲话立即轰动了全中国的知识界。用刘西尧的话说，“‘八八讲话’，震动很大。”不过，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讲话的场合太小，也不是那么正式，能够算数么?如果邓小平说的算数，难道毛泽东说的那些就都不算数了?所以，刘西尧又承认他“心有余悸”。刘在当时主管着全国的教育，这个人要是整天心惊胆战，别人的日子还能好过么?有鉴于此，邓小平就觉得有必要再接再厉，彻底地将知识分子当中的唯唯诺诺扫除干净。又过了几个星期，9月19日，邓把刘西尧等人找来，说了一番更加大胆的话：“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邓小平又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邓决心要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把全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找来。

第一章 乍暖还寒(2)：“老九”回来了

　　现在，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果然都来了，连郭沫若也来了，这位垂死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被人推着上了主席台。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会议的横幅，现在，这几个字就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全都来到人民大会堂。别看这些人都是名人，12年来他们却从未到过这个地方。大厅里面依旧灿烂辉煌，世间多少悲剧已经发生，仅仅这一点，就叫他们好一阵激动。然而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邓小平在这一天把他的“八八讲话”大加发挥，也把这些文人中间弥漫着的唯唯诺诺一扫而光。他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他认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也就连带地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不肯回避毛泽东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毛泽东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还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现在，邓小平在列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出”之后，跟着就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这一番话真是非同小可。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20世纪90年代，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只要不下岗就谢天谢地了，大学生毕业之后都要争着做“白领”，你要让哪一个去干体力劳动，他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只有闯荡进城，无依无靠的农民才会做那些又累又脏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的人们，都是以体力劳动者而自豪的，如果不是做“工人阶级”，至少也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贫下中农。眼前的这些人既然有了知识，也就不敢奢望人家把他们当做“工人阶级”，只要不再把他们当做坏蛋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人在科学的天地间有着无穷的想象力，但却怎样也不会想到，就在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这上千万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劳动者，甚至还能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些“臭老九”们原本只是希望党来安抚他们一下子，真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这一下不免掌声雷动，说是受宠若惊也罢，还是如释重负也罢，反正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老人已经泪流满面。在这个春天里，他们的眼泪流得真是不少。尽管他们过去20年是在眼泪中过来的，但是，把那些眼泪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在这个春天里流得多。活着的人劫后重逢，哭了多少回?悼念悲惨地故去的亲友，又哭了多少回?说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到“三一八讲话”，又哭了多少回?数也数不清了。

　　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尽管郭沫若坚持参加，但是他在开幕那天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他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也只能采用书面的方式。他先是用了不少话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然后就用他那种诗人一样的激情说道：

　　科学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这一发言的题目就叫做《科学的春天》。通过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几个字瞬间便已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人们描述那个春天的最常用的语言。这位在历史、考古、戏剧、诗歌、语言各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的老人，在过去这些年始终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亦步亦趋，左右逢源，在党的领袖们当中从来没有失宠，其命运与其他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真有天壤之别，但是，难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任何惨痛的感觉么?就在12年前毛泽东严厉指斥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之后，他不是连想都没有想一想便对自己的学问痛下杀手么?他当着许许多多的人喃喃地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那时候他要么唯唯诺诺，要么如惊弓之鸟，那副模样和今天的豪情相比照，不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么?

　　现在，就算是最不精于政治的学问老人们，也意识到政治的气候变了。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一切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老院长郭沫若也会抱有不同的念头，但是谁都相信他所说的“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不是20年以前的那个春天。那一次，用费孝通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糟就糟在那个“春天”之后，是延续了20年的漫漫“严冬”。这一次，也即1978年，的确不同了。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能在这个春天里面部分刊出，接着又全文出版其代表作《论再生缘》。陈寅恪是中山大学教授，双目失明却有满腹学问，一向标榜“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中“俗谛之桎梏”水火不容，所以他虽偏居华南，却能把全中国大批判的矛头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些批判者当中，也有郭沫若。对于郭沫若，陈寅恪似乎始终抱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之立场。对于知识界里一派认罪悔过之风，陈寅恪也绝不苟同。比如，他就从来不肯说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这样的话，更加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没有一点价值”。直到1969年10月他临死的时候，还要坚持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了郭沫若所说之“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陈寅恪不在人世已经9年。再过几个月，郭沫若也要随陈寅恪而去了。不论这两个人对共产党领导这些年的中国抱有怎样不同的看法，在治学的领域里面怎样的“不相为谋”，他们在1978年的这个春天，不是同样地获得了某种解脱么?

　　史学家们日后要来描述这个春天，或许就会用到“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在经过了无数磨难之后，变化终于来临，最先感觉到这个变化的乃是这些最有知识的人。这几个月里，可不仅仅是陈寅恪的著作重见天日，很多人当初硬着头皮没有烧掉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被翻箱倒柜，挖墙掘地，寻找出来。更多的人的确把自己的手稿“全部烧了”，现在全都后悔不迭，于是赶紧凭借着记忆重现昔日的精神。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奇观。艾青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写作不辍。沙汀在修改自己的一个小说。章竞也开始继续完成一个中断多年的长篇小说。顾准不能继续他的工作了，他在四年前已去世，但是他的弟弟陈敏之却将他的未完成的遗作全部抄写一遍，并且整理分类，装订成册。这些作品证明，顾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注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人。他的论著写在1956年初夏。在此之前，这一问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彻底否定，而且也为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否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顾准是先驱。他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久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又在1949年成为上海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上海财政局的局长。倘若不是由于对科学的执著追求，他的仕途必定也会一帆风顺。然而自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学说，他就从此跌进了地狱。他成为右派，被开除党籍，同时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以后20年的生涯当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劳动。妻子汪璧，一个沉静、贤淑、举止端庄、待人和蔼、诚挚的女性，被迫与他离婚，五个子女则全部与他断绝亲情。当他在极度痛苦当中请求党组织让他见一见妻子的时候，却被告知她早在两年以前便已自尽。顾准在绝望当中笔耕不辍，一边在土地上刨出红薯充饥，一边研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一间集体宿舍的狭小角落里写作《希腊城邦制度》。他不断地写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又因为躲避造反派的迫害不断地把写成的东西销毁，然后又是不断地写。但是，到了1974年的12月2日，他就再也不能写了。他在这一天死于癌症，仅仅活了59岁。临死之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孩子们相见，希望孩子们就算不能同意，也会理解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把他重新当做父亲。但是他的五个子女全都拒绝到医院来看望他，只有老母惦记垂死的儿子，几番要去探望却又被他的妹妹阻止。妹夫是一个副部长，所以担心受到牵连。在那个年代，仅仅“牵连”两字就可以发生六亲不认的作用。顾准就这样在绝望当中死去。也是在郭沫若所说的这个“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顾准和他的妻子的骨灰盒才能够归葬一处。不过，他却只能和妻子的一些遗物相依为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死于何时，更没有人还能找到他的妻子的遗骸。又过了好几年，孩子们才终于从他的遗作当中理解了父亲。“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他的女儿这样写道。又过了10年，这些作品才终于公开出版。陈敏之向全中国介绍他的哥哥的思想、品格和遭遇，令无数的人为之泣下。他说：“在那个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

卷一 主流的声音

第一章 乍暖还寒(3)：堂堂五尺男儿全都啜泣起来

  

 　　那些千千万万像草芥一样活着的中国人，现在全都要发出芽来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春天可不是在3月才开始。至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就觉得一派春意盎然。直到20年后，他们当中的无数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回忆当日发生的一切。瞿汉金那时在江苏省南通县的金余公社。他说，广播里传来了“春天的信息”。徐州市的崔成柱说：“1977年初冬，我那颗凉透的心，又燃起一团火。”另一个青年汪永年的说法是：“一声春雷。”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张湛彬甚至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老实说，冬天还是有的，只不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方的说法，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此人半辈子走南闯北，到过无数地方，北大荒、内蒙古、山西、牛津、伦敦、巴黎。把种种日子，最穷的和最富的、最土的和最洋的，全都过了一个遍，但是，他说：“我最怀念的还是在阳光灿烂的冬日。”湖南省邵阳市塑料厂的龙国武那时和他的同伴们—— 一群知青，正在湘桂边界的密林深处一起掘沟筑堤。“春天的信息”也好，“阳光灿烂”也好，他们全都浑然不知。一个傍晚，这些人意外地看到一张《人民日报》，皱皱巴巴，满是泥土，还沾着数不清的脏兮兮的手印。报纸右上角的空白处，赫然画着一个硕大的喇叭花。“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之后”，龙国武说，“堂堂五尺男儿们竟然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

　　那张脏兮兮的报纸上刊登着要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就意味着千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仅仅这件事，就会让所有中国人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温暖。

　　“我把考试的公告放在妻的面前”，崔成柱说，“妻子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有望了，有望了’。”龙国武手里那张报纸上，那支喇叭花的喇叭口上，不知道是谁写了“报考去”三个大字，后面跟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个人真是独具匠心。他必定知道“恢复高考”这件事为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所渴望，所以他就用这种办法来传播他之所谓“春天的信息”。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另外的办法，那时候他们没有寻呼机，没有有线的和无线的电话机，甚至连足够的邮票也没有。然而仅仅那个喇叭花和那三个字就足够了，所有拿到这张报纸的人都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一种近乎原始的传递信息的方法竟能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效率，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人同此心。

　　党中央的恢复高考的文件，在1977年10月12日下达。这一文件规定考试采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按照文理两科分别拟题。文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则取消“史地”而增加“理化”。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最让人意外且兴奋不已的是，此文件将考生的年龄延长至30岁，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直到现在的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事实上包括了从19岁到30岁的全部青年。当然了，恢复高考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的事，有如郭方在20年以后所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开始了新的一课”。

　　让千万年轻人欣喜若狂的这“新的一课”，在1977年的夏天即已酝酿。说到底，这一事变同那个叫千万老年人悲喜交加的全国科学大会源自同一个星期，还是邓小平的“八八讲话”。那一天，一大堆教师围着邓小平，虽说是个座谈会，但这些人进门的时候还没有抱定主意说些什么。但是，在看到邓小平的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之后，这些人积蕴在心头十年的话一下子喷薄而出，不免七嘴八舌起来。吉林的王大珩、上海的汪猫、北京的吴文骏、安徽的温元凯，还有物理学家叶笃正和医学家黄家驷，都说话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得最多。他指责那种并不需要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制度，说这不仅埋没人才，还导致世风日坏。热爱科学的人上不来，不想读书的人却占据了名额，美其名曰“工农兵学员”，其实大都是走后门进来的新权贵的后代。比如，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他还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进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说到气愤之处，查全性就断言：“现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邓小平的脸色，果然邓小平听得动心了。实际上，邓小平两个月前就说过，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比发达的国家“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查全性的这一番话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算算日子，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这问题的确要命，往年这个时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出，新学生也该整装待发了。可是这些教师对这种局面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得什么新学年开始的时间。大家赶紧说，“来得及，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那就改过来，”邓小平说，“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于是大家拼命地鼓掌，都觉得他们参与了一个推动整个国家转折的谋划。但是掌声一落，难题又起。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匆匆忙忙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会。这是一个漫长的会议，先是在北京饭店，后来又转移到友谊宾馆。一直开了44天，到9月25日才结束。最后的决定又要到17天以后才能下达。这一来，就不是“晚一点”，而是要晚很多了。不过，没有人责怪这种拖延。那时候，对于要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件事情，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毕竟还是不能理直气壮，这倒不是因为什么“学生负担太重”之类的理由，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家长常常抱怨的那样。那时候如果说抱怨，家长们全都在抱怨“学习负担太轻”。不过，人们的心里却有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说过，“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尽管他自己喜欢读书，甚至以睡在书堆里为乐事，但是他却反对让孩子读太多的书。他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还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邓小平当场聆听，普通百姓在后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年代里也已耳熟能详。更何况，毛泽东还亲自指明了光辉的“七二一道路”，要知识青年都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辽宁青年张铁生在考试当中敢于一字不写，只把一张“白卷”交给主考官的事情传出来之后，毛还盛赞这是一个“反潮流的行动”。

　　到了1977年的冬天，就算是最愚钝的青年人也已清晰地意识到，同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相比，他们更向往大学校园；同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的“再教育”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见到他们过去的老师。十一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夏天，他们扬起“停课闹革命”的旗帜，撕烂书本，砸碎课桌，把老师赶到牛棚里面去。那时候他们的感觉是多么痛快呀!可是这些年他们转了这么一大圈，从他们生长的大城市跑到黑龙江，跑到内蒙古，跑到西藏，跑到山西、陕西、云南……目睹国家历史跌宕，体验世事苦辣酸甜，渐渐地发现，被他们打碎了的那些东西，原来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情景就像龙国武说的，当他用发抖的手在高考试卷卷首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受到“邓小平慈爱鼓励的目光”。

第一章 乍暖还寒(4)：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

 　　按照计划，这一年冬天大学校里招收20万名学生。但是报名者却多至570万人。平均28.5个人当中才能录取一个。半年以后，也即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人报考大学。到了1979年，报名的人超过了640万。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想想看，十二年的考生全在这里啊!

　　但是，政府在仓促之间完全没有料到这些。商店里面的笔和纸全卖光了，说到课本和教材，没有一家商店里面可以找到。人们只是到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20世纪90年代铺天盖地地流行于市的那种考试辅导材料，那个时候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临近考试的时候，官员们往往会发现考场不够，监考的老师还没有找齐。那么多年没有考试了，谁能保证不出乱子呢?所以，许多地方还要调集军队和警察，把考场戒备起来。这些场面，叫今天那些参加高考的年轻人看来，真是难以想象。但是还有更加难以想象的事呢：可以用来印制考卷的纸没有了。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不多，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拿去书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六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为当时中国第一件大事。全国所有的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2800万册，还不够呢。但是现在年轻人全都一个劲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考试。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卷呢。这主意不错，可是党的下级官员不敢做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还敢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下来去印考卷，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告到中南海里，结果就促使党中央做出一个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试卷。消息甫出，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时代真的不同了!

　　时代确实不同了!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赶集，也不是开批判大会，而是高考。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李忱，那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单家大队插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就从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里的冰层，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15里地赶到这里。他比大多数人来得晚。当然，拥挤在这里的人们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另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这一天的高考。“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20年后回忆说：“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在安徽，汪永年来到考场上。这是12年来他第二次参加高考。1965年，他从皖西一个古老的县城高中毕业，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只得到了一个“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通知。爷爷是地主，爸爸有“历史问题”，就凭这两条，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与大学无缘了，没有想到12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进考场。尽管他说恢复高考对他“无异于一声春雷”，但是他还是有些犹疑。“这一回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嘀咕着，把“清华大学”四个字填写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华大学了，但他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12年前那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不会有丝毫影响，所以写下“清华大学”，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那个年代的事情叫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奇特。瞿金汉坐在南通县金余公社的考场上时，心里还在默默感谢他的“开明书记”。他感谢的这个人是公社党委书记，名叫浩胜福。一个月前，瞿金汉像要做什么亏心事似的报告书记，他想参加冬天的高考，浩书记说：“年轻人只要符合条件，一律准考。”莫非考试和书记有什么关系?莫非学习还要什么人批准不成?是的，那个时候，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要过这一关。不少人就是因为党书记不批准，才没有能够走进考场的。这就难怪浩书记的这一句话，就叫瞿金汉激动得泪眼朦胧，直到20年后还念念不忘。国治华是在黑龙江走进考场的。他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当农工，搞宣传，开拖拉机，当教员。经历的事情既多又新鲜，可是他说，唯有那几天的考试“令人神往又令人难忘”，“岁月始终抹不掉我的留恋和思念”。姚昆仑带着一支烧得半焦的钢笔走进考场。那时他随着父母从城里到湘黔边境一个少数民族山村安家。童年编织的大学梦早已破灭，而现在，他说：“一种强烈的渴望开始涌动。”20天以前，在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两块钱。他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了20个鸡蛋，算好了一天吃一个。他白天做工，晚上靠着煤油灯读书。有一个晚上实在太累，不觉睡着了，忽然一股刺鼻的味道使他醒来，原来是钢笔掉进下面的火盆。笔筒已经烧焦。但是他所有的积蓄都买了鸡蛋，再没有钱来买笔了……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几天考场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绝后。不过，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考试的成绩十几天就出来了，有20万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又经过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的夏天，全国的大学就录取了总计88万名学生。这是从1800万考生当中筛选出来的，筛选的唯一标准是分数。考生的录取比率不到5%。有些地方，比如黑龙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录取的比例还不到1%呢。

　　可以想象他们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王民康说：“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姚昆仑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过来告诉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说，“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平静，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殷雄这样回忆道。他在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还生活在内蒙古高原大青山北麓一个不足40户人家的小村庄。他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封闭的丘陵地带生活。小时候，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一年村子来了许多操着与收音机里口音一样的青年人，大人们说，他们是从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的。村里许多人都觉得上学也没有用处。只有他的父亲不为所动，他对他的孩子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直到你们再也无处读书为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高兴得眉飞色舞，热血沸腾，”崔成柱说，“妻子看着我的通知书，抿着嘴，半笑不笑，拉着我的手，两行热泪一半掉在我手上，一半掉在她手上。”春暖花开时节，开学了，一家人送崔成柱去读书。一辆平板车上坐着他和他4岁的女儿，还有行李。妻子在前边拉车，就这样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女儿喊“爸爸”，妻子追着他的窗口大步跑。远了，还在招手。他就这样离开村子进了大学，身上穿的新大衣，是妻子卖了两车萝卜才买来的。山西省的宫守平没有经历这种依依惜别的场面。“录取通知书来了，”他说，“我留下一湾三百亩的稻田，留下放过的三十七头驴，带上一卷行李，四卷《毛泽东选集》，进了大学。”“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河南的曹小红这样说。但是她最想要的不是大衣，而是一条墨绿色的裤子。这是母亲年轻时做的，纯毛凡尔丁料子，色泽很正。母亲真的把它给了她。但是，裤子过于肥大。她模仿着街头流行的喇叭裤改造她的裤子。把裤脚尽量放大，六寸变成了七寸，虽然还不及真正的喇叭裤，但也很有喇叭裤的感觉。“我穿上这条裤子去上学，”她说，“效果好极了。”

第一章 乍暖还寒(5)：大学里的“新三届”

 　　现在春天真的来了。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8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20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做“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做“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做“早晨文学社”，或者叫做“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一个欣欣向荣的刊物叫做《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桌子和板凳。学生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里的四个学生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第一章 乍暖还寒(6)：汪东兴说，邓小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

 　　新一代大学生如此这般安贫乐道了几个星期，就到了3月18日。他们在广播里面听到科学老人郭沫若的充满激情的呼唤：“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大家都觉得一点也不夸张。不过，没有谁会知道科学大会主席台后面的那些故事。故事里的主角是邓小平，其他角色是华国锋、汪东兴那些人。情节挺曲折，又很隐秘。直到20年以后，才由一些记者、作家和理论家们把它揭露出来。根据叶永烈叙述，邓小平的“三一八”讲话稿曾由多人审阅，亦曾引起批评的意见。比如，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就说过：“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汪还批评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指示，而邓小平的讲话稿里面却不加引用。比如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完全“应该谈一下”。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很快知道了汪东兴的意见，但却束之高阁，还表示他的讲话稿“一个字也不要改”。此后又有吴冷西的两个意见传来，一个是修改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是取消“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判断，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吴冷西的意思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毛主席说的，引用毛主席的话比较合适。这显然出自善意，也许吴是想用一种更委婉的办法来承认时代的变化，但是这显然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几个月后，全中国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正是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来约束时代的进步。他在10个月前所说“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其实也就是针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风尚。但是现在，邓小平对这些事情却抱着一副隐忍不发的态度，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吴冷西：“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在这个春天里，中南海里的冲突就这样一闪而过。大家似乎全都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但又全都绕了过去。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和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相继见报，令人惊讶地显露出重大区别。比如华国锋一味地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邓小平却第一次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概念。华国锋说，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却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一家报纸指出了这些情况，还说这是针锋相对。不过，这是台湾的报纸而非内地报纸。当时内地的舆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就算注意到了也不会评论，更不会同仇敌忾地指责这是在分裂中央，至少也是制造耸人听闻的谣言。国内的报纸全都沉浸在一派声光烨然的气氛里，根本不会承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1978年的这个春天，乍暖还寒。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1)：舆论制造的伟人

 　　我们国家的1977年差不多是属于华国锋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对华国锋的权威提出疑问。华已经是党中央的主席，同时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的总理。一身兼有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邓小平在这一年的春天还只是闲居北京城北的一座院落中。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华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也绝对不会是伪造的。毛泽东在他神志尚清的时候就发动了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是“性质变了”，故此宣布将邓“赶出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将无限的信任寄予华国锋身上。在那个年代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华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的画像悬挂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从最繁华的都市到最偏僻的乡村。画像上的华国锋开始还只是留着个平头，但很快他的发型就改变了，头发沿着额头到鬓角的一条线整齐地向后摆去，看上去有些像毛泽东的再生。在国内所有主要的报刊上，华国锋不仅仅是“领袖”，简直就是毛泽东之后，上天降于我们国家的新的“神明”。

　　华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两周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里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做“双庆”。第二天，又有180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250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100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他是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的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常做出的那种神态一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对自己的形象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居然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一时间，他竟忘记了“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颔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2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的样子。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高扬起，脸上微笑着，慈眉善目。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这照片在日后也就成为英明领袖的典型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主席的题字“你办事，我放心”。

　　“双庆”持续了整整7天，中国28个最大的城市，全都召开了盛大的集会。包括南京、沈阳、兰州、银川、乌鲁木齐、西宁、天津、呼和浩特、广州、成都、昆明、贵阳、长春、哈尔滨、合肥、杭州、福州、南昌、武汉、长沙、西安、拉萨、济南、上海、南宁、石家庄、太原、郑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描绘说，“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是“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所有这些城市全都热血沸腾，全都给华主席发来致敬电。这些致敬电充满激情，一律地“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律地“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上海市在不久之前还是“四人帮”盘踞的大本营，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就是来自上海。可是，现在就连上海的致敬电也在万分激动地颂扬华主席的丰功伟绩了：

　　铺蓝天为纸，倾浦江之水，也写不完、说不尽这两件大喜事给我们全市军民带来的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那个月里，到处都是诗一样的语言。作曲家谱写了无数颂歌。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那首“交城山，交城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至于诗人，就更是激情澎湃。有一位名叫胡工的人，用“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写成了他的新诗：

　　你办事，

　　我放心!

　　毛主席亲手

　　写金文。

　　昆仑矗天立，

　　大字金麟麟：

　　你办事，

　　我放心!

　　东海放声歌，

　　天下一强音：

　　你办事，

　　我放心!

　　还有一首长诗，叫做《中国的十月》，为诗人贺敬之所作。其中写道：

　　一九七六年——

　　中国的十月。

　　历史的巨笔，

　　将这样书写：

　　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

　　又一重大战役，

　　文化大革命

　　新的光辉一页。

　　十月呵，

　　伟大的十月!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胜利了!

　　看革命的航船

　　正扬帆飞跃。

　　华国锋同志

　　接过舵手的班，

　　这伟大的战役中，

　　是何等的英明、果断!

　　现在我们回想起来，那个10月里的事情真是有点奇怪。党中央做出决定，要在全国宣传华国锋同志。可是，谁能说清楚，是伟人制造了舆论，还是舆论制造了伟人?

　　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党中央”。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日后的一番考证，这大约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2)：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

 　　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很显然，对于邓小平同“四人帮”的针锋相对，华国锋是不肯偏袒哪一方的。张春桥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他不能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他就肯为邓小平翻案。事实上，正是由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以所谓“民心”为由试图为邓小平翻案，才使得华国锋在两周之后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他还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则跟着华主席的后面再接再厉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3)：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做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把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清明节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人有200万之多。花圈、默哀、演讲、诗歌……铺天盖地。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来，实则全都在诅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甚至还敢大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邓小平喊冤。当天晚上，华国锋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毫无疑问，必须坚决镇压。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开进了广场，将所有的花圈、挽联和诗词一扫而空。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宝剑，为所欲为。如果有谁上前阻止他们的行动或者稍稍表示不满，立即被逮捕收监。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抓走了57个人，广场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这个时候，消息传遍了全城。于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广场，嘴里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但是，警察可不仅仅只有拳头，他们手里都拿着棍子，把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许老百姓进入。于是，游行的队伍派出代表，前往广场东南角的一座楼宇里面，和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们谈判。他们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挥官们则傲慢地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反革命的行径”，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双方毫不妥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分手。愤怒的人群开始砸毁汽车，烟雾弥漫在广场上空。冲突愈演愈烈，警察挥舞着棍子冲向人群，有人受伤了，鲜血留在广场上。人声鼎沸。几个小时以后，吴德在广播当中发表讲话，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威胁那些坚守在广场上的人们：如果不立即离开广场，一切后果自负。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威胁当中离开了。但是还有200多人不肯退却。他们手无寸铁但却意志如钢。他们坚守在广场也坚守着信念，更何况他们过去几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放军真的会来镇压他们。但是才过了几十分钟，一大片草绿色的人群就向他们挤压过来。有5个营的军队，有10000多民兵，还有至少3000个警察。他们将广场的200多人团团围住，然后全部逮捕，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报纸上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一天，党中央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天安门广场终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李冬民就成为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拥护“走资派”的人了。

　　现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这样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走出来，公然地到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来“招摇”，可想而见“反革命气焰”十足地嚣张，也许，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支持。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在那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看来，这些事情就足以证明李冬民的行动乃是一种社会的潜流。

　　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么。事情发生在京城，自当由吴德来处置。“反革命分子。”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市委书记这样一句话，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4)：“拥邓联盟”步步进逼

 　　在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时候，拥邓的联盟也组成了。叶剑英显然已对华国锋失望。当华将他的意见弃置一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那些同事已经不能依靠，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他在玉泉山设立了新的大本营。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还要走上几十公里。山上高墙环绕，草深林密。密林深处的座座小楼，一向为军队高级将领所拥有。实际上这里是中央军委办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官们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涉足此山。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两个阵营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个星期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拥护邓小平的联盟蓄势已久，准备发起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邓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这不假，但是，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以叶剑英此次讲话为最早，他比邓小平在5月份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在这些政治老手看来，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5)：18个月的“批邓”全都白费了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己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化大革命”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18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1)：胡耀邦其人

 　　1977年12月15日清晨，京城中心西单北大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灰色大楼里，忽然来了一个人。由于这个人的到来，楼内楼外全都热闹起来。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全都笑脸相迎。接着，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扬起阵阵硝烟。那个人走进大楼的时候还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大门。门外边早就站着一群人，衣衫不整，疲惫不堪，一副副全是外乡人的样子。这是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常见的景象，一望而知是上访者。现在，这一群人望着门里的场面，不免交头接耳：

　　“就是他吗?”

　　“是，就是那个小个子。”

　　“他就是可以给我们平反的人啦?”

　　“咳，总比那姓郭的强吧!”

　　这个叫那么多人又是笑脸相迎又是交头接耳的“小个子”，名叫胡耀邦。他在那个时候的名声并不大，当他在这一天来接替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认识他呢。不过，要不了多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了。他在12个月以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自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一段最为辉煌也最为悲壮的政治生涯。

　　关于胡耀邦的这一段仕途，甚至在他下台之前即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安子文就在他的女儿面前不客气地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比较：“我当了二十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子文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他与中央组织部的渊源，远比胡耀邦为深，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当了十多年的副部长，又从50年代到60年代当了十年部长。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同。好人命苦、有情无福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安子文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不过，有一件事他可没有想到：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十年副部长和十年部长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如果说所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具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而且能够为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那么这位新的组织部长的确可以算一个。说到仕途，他从这时起的确开始飞黄腾达了。如安子文所说，胡耀邦升得够快的。事实上他得到的还要更多些。他在14个月之后，也即1980年2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又14个月后，也即1981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他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多年以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都将他看做“人生楷模”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他的这些地位和荣耀，而是指由于他的存在，有多少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又有多少人从“天堂”回到了地下。关于他的一生，人们曾经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和尖锐的批评，直到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世间，这些争论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比如，1998年春天我们国家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时候，就曾为了如何确定他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发生不小的分歧。

　　不过，当他在1977年冬天到这个灰色的大楼里面来就任组织部长的时候，谁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六十多岁，小个子，宽肩膀，眼睛不大，前额有些谢顶，生性好动，走路一弹一弹的，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大，伸张着五个手指胡乱挥舞，情绪激昂，发自内心。到了沉默的时候，就总是直视前面很远的地方，嘴角拖着两条又深又长的皱纹，像是刀刻斧凿似的。他14岁入团，18岁入党，19岁参加长征。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教育，他本身就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指导他的精神世界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视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无论是飞黄腾达之日还是忍辱负重之时，这都给了他不少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极为罕有。他比华国锋年长六岁，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要年轻得多。他是湖南省浏阳人，与王震同乡。这两个人的锋芒毕露、信口开河和我行我素如出一辙。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说胡耀邦“正直诚恳，没有架子”。当一个破茅棚里的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的时候，他就一口答应。这时候棚子里面找不出一支毛笔，他就扯下一根山竹，缠上棉花，饱蘸墨汁，权作毛笔。他讨厌那种只会空谈政治教条、不干实事的官场积习。一个年轻人在他面前说“六亿人民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以此来嘲讽报纸号召“人人成为理论家”的时候，他就开心地哈哈大笑。他讨厌为官者无所作为，左右逢源，尸位素餐。他刚当上总书记便声明要走遍全国2000多个县。事实上他的确走了一大半了，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他去得最多。全国平均每一百个贫困县中，他就去了79个。要不是后来忽然下台，他也许真的能够实现自己走遍全国的承诺。他热心变革，认为安于现状比贫穷落后更加不能容忍。他看到我们国家西北那些光秃秃的山，就想要种草种树。看到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就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去考察世界。他是中南海里最先穿上西装的人。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他平生与红色为伍，崛起于江西那片红土地，少年时代就是有名的“红小鬼”，然后是红军，红色中国，中南海的红色的高墙深院。但是，他却最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他遗言后人，当他死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就是共青城”。

　　1977年3月3日这一天，对于胡耀邦来说，挺有意思。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还有组织部长郭玉峰一同找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以筹备党校的恢复。胡耀邦自从在五个月前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能赞成继续“批邓”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显山露水”了。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应该说早已暴露无遗。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被革命群众确定为“三反分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被毛泽东起用，搞了一套名为整顿、实为翻案的事情，胡耀邦也是其中得力的“黑干将”。他在中科院一个劲儿地为知识分子鸣不平，还说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炉子和票子，是为“五子登科”。后来邓小平再次垮台，他也跟着倒霉。他的垮台、崛起、再一次垮台又再一次崛起的经历，简直同邓小平的起落如出一辙。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误，这一点又与邓小平的“死不改悔”颇为一样。然而最要紧的是，他是年轻人的一面旗帜。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著名的团派“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首。甚至在倒霉的时候，他在青年当中也还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在1976年春节期间北京召开的“万人批胡大会”上，他刚刚站起身来就引得全场的人为他鼓掌，倒好像他不是坏蛋而是英雄似的。这样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华国锋和汪东兴不会不知。他们当然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会在日后把他们的阵线冲得七零八落，进而取代他们，但是，他们也绝不会期待这个人真的会同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安排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大致地检讨其中缘由。胡耀邦与华国锋的渊源可以延伸到1962年，那时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下放到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华国锋恰巧也是这里的书记。也许是这一段交往给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他觉得胡是可以信任的人。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2)：京城的“理论维新”

 　　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到党校上任。这所学校位于京西郊外，与晚清太后慈禧的夏宫颐和园仅一墙之隔，环境恬淡而优雅，宛若世外。不过，这里是共产党培养自己的官员的重要基地，也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有权威的理论舞台。可以说，它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中枢之一，其理论风云在过去数十年间曾经席卷全国。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经是一片萧条。从这时起，胡耀邦真正在这里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年，只有八个月零十天，可是这却是这个巨大的院子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八个月零十天了。“两个凡是”在六个星期前出现在报端，已经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华国锋和汪东兴始终坚守着这个理论。新任副校长心里很清楚，他的上级是希望他以“两个凡是”为根据来重建党校的理论阵地，不过，他想象中的理论阵地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前所述，在这个春天里面，党的权力中枢里面围绕邓小平的能否出山争论不休，胡耀邦却在关键时刻脱离了主战场。有人不免怀疑他是临阵脱逃，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胡耀邦是跑到这里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胡耀邦的“理论维新”是以下面这样一个情节开始的。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他坐在这个春意盎然的院子里对他的属下说，“没有一个阵地不行。”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刊物虽然没有20世纪90年代那样多，但是报刊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威信却要高得多，像“两报一刊”，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但是，胡耀邦这样说，就证明他根本没有将这些报刊看做是“自己的阵地”。这些报刊除了吹捧“英明领袖”，就是述说“两个凡是”，可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旧时代的遗产而已。假如自己到党校来就是为了继承这些遗产，那就不如不来。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谈到“冲破禁区”，这位副校长认为自己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所以，听到他周围的人提议“办个月刊”，他就不住地摇头，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

　　“半月刊?”

　　他还是摇头。

　　“旬刊?”

　　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你想几天出一期?”

　　“三天!”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些人全是中央党校里的理论专家，有吴江、孟凡、沈宝祥、孙长江、王聚五。大家都明白副校长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的阵地能够与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些假话大话的日报相抗衡。但是，办刊物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文章从哪里来?作者呢?编辑呢?印制呢?发行呢?

　　“五天一期。”胡耀邦妥协了，“逢五逢十出版，就叫《理论动态》。”看到大家还是为难。他就说：“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那时人们还没有设想新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这个词也还要等十几个月才能出来。人们只不过觉得，中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所以，胡耀邦的“有新意”，其实全是针对过去说的。具体说来，是八个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创刊号发表于7月15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总计出版了一千多期。的确像胡耀邦说的，每期一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是第一炮，而且一炮打响。此文的发表却全由胡耀邦一力促成。读者一望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还知道，这不仅针对了毛泽东，还针对了华国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此书的编辑过程即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出版之后，华国锋就更加热烈地把这个理论向全国贯彻。到了5月1日，华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并且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依然是“抓党内走资派”，以及“继续反右”。根据华国锋的说法，他的文章是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而作，但是，吴江认为，华国锋“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就从这一天起，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学习华的文章，党校自在其中。不过，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吴江在一次座谈会上拿邓小平所阐述的“完整、准确”的概念来分析华国锋的文章。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必只是限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所以不能认为“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抓走资派”。在说了这些之后，他试图为“继续革命”赋予新的内容，他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在旁人听来实在已经有些修正主义的味道了，但是，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意见呢。他直接批评华国锋所说的“不断反右”，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些言论在旁人看来，说是向英明领袖挑战也不冤枉，但是却令在场的胡耀邦格外兴奋。“好，我们的刊物可以创刊了。”胡耀邦说。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要吴江把这些话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他说，“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三天后，《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出版了。

　　此文甫出，立即众说纷纭。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有些地方将它迅速地散发，另外一些地方则宣布“不得扩散”。好在首印只有300份，只是作为“内部刊物”，分发给中南海里面的官员，各省、市、区的书记以及党校的学员，人手一册。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眼下，就算胡耀邦想要扩散，也扩散不到哪里去。这个刊物真正的震撼全国，还要等好几个月呢。

　　《理论动态》的创刊和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是偶然的，并没有谁来刻意安排，但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在1977年的夏天里，胡耀邦和他手下一些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彻底地站在邓小平的一边，因为只有邓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胡耀邦这时候还没有跻身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对于华国锋的方针，一时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在过去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伴随邓小平跌宕起伏，深知邓的思想核心乃是“白猫、黑猫”。经过了1975年那一次沉浮，他就更加明白，邓在内心深处厌恶所谓阶级斗争，在治国方针上则倾向于务实。他更知道毛泽东绝不能赞成邓的治国大政，在逝世之前还流露出对邓的不信任，尤其是撤销邓的一切职务，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毛泽东约束邓的意图。虽然邓小平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但是，新领导同意此事，看来更多地是由民心所迫，或者是为了表现政治家的伟岸胸襟。现在，约束邓小平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毛泽东的余威犹有力量，如果不能越过这种精神障碍，邓的崛起仍然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不能于国家大政有实质的影响。然而以当时情形来论，对毛泽东的错误直接提出疑问，非但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甚至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政治纠缠之中。胡耀邦最初的挑战是由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这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战略。

　　胡耀邦在现实的和理论的天地里左冲右突，脑子里面时刻跳跃着无数的问题。他后来说：“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他把他的问题和他的思想交给下属去研究，和他们大声地讨论，说到激动处就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动。胡耀邦的下属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走出思想的牢笼，再不要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了。他和他们谈论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谈到1967年2月一批老人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时，他就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实在平常，可在当时，却让他的这些下属听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岂止这些人，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都惊心动魄起来。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来，每五天，他便审定一篇，然后又印制成册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印几百份。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在普通百姓当中流传开了。北京街头到处流传一个消息：党校出版了一份“新时期的《新青年》”。还说：“团中央走到党中央前边去了。”

　　胡耀邦早已不是团中央书记，事实上，团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被搞得一塌糊涂，到现在，连正常的秩序还没有恢复呢，当然说不上什么“走到党中央前边”。不过，要说党中央在这个夏天里落后于新的形势，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会议开了整整一周。党的主席华国锋显然还在坚守着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他的政治报告的主旨，就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必须代代相传。安定团结当然是重要的，但阶级斗争更加重要。所以，华国锋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就如同毛泽东在十年以前曾经说过的，“七八年来一次”。

　　今天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东西，就可以知道，直到1977年的夏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当然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理论提出了疑问，比如有人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是不科学的。像宗教这类问题，就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还有人说：“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还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呢。”也有些人没有谈论理论，但是说出来的话更加要命。他们直接指责吴德下令逮捕李冬民的事情：“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批评他的错误时，竟然下令以‘反革命罪’把人家抓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说这些话的人为数不多，这些声音也就淹没在华所强调的主流里，很快便无声无息。华的报告仍然获得了“一致通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时候，在中国坚守着主流理论的，并非只有华国锋和他周围那几个人，也有党的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显然对这种情况不能满意，所以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听上去，这话同华的主流之声明显地不相协调，但是却有些含混。邓刚刚复出一个月，看得出来，他在极力寻找可以让我们国家摆脱旧时代的思想武器。他在几个月前说过“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又说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邓小平尚未找到突破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突破口。

　　然而没多久，他找到了胡耀邦。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3)：“胡青天”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共产党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共产党还有救么?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做“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大字报就这样被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20世纪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21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拦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总计346000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做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申冤一边想象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4)：背水一战

 　　1977年12月，胡耀邦在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发表了演说，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他的表述非常婉转，仅仅是要大家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听来没有任何要否定毛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已由邓小平在1977年夏季复职前后多次阐述，其潜在的逻辑在于，可以抛开毛的个别指示。但是，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扬弃他的具体指示，这实在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而要党校的一位副校长来以强硬的方针推动此事，就更加难以做到。胡耀邦克服这一难关的办法，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威，而是实践。这个思想毛泽东曾在20世纪30年代充分地阐述，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中国的权力，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也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今天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是党内高级领导人首次使用“真理标准”来对付“两个凡是”。此时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的那篇轰动全国的文章，还摆在《光明日报》编辑的案头，没有改定。中央党校孙长江的文章还没有起草呢。《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也还要等到三个月以后。仅仅在几个月以后，正是这几股力量合而为一，掀起了我们国家当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事实证明，正是这股力量对“两个凡是”构成了最为致命的打击。整个中国，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摆脱了旧时代的约束。然而追根寻源，当时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理论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邓小平和叶剑英。邓小平在八个月前即已提出“两个凡是不行”，虽然他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突破口令“两个凡是”彻底瓦解，但仅仅这一句话也就足以树立起一个政治上的支柱。叶剑英则在两个月前到中央党校的复校典礼上大讲一通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特别是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世人均知，叶所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三个事件，这就等于是让大家重新来评价“文化大革命”。胡耀邦的讲话，正是秉承叶剑英的主旨，来阐述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既定原则。不过，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原则就从历史研究的书斋里面走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现实的政治冲突当中一个尖锐的武器。

　　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向大家讲述用实践作为标准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正在修改的一篇文章恰恰有着完全相同的主题，此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这时的胡福明，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鲜为人知的教师，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也只不过为其中一例。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今天来看，胡福明最初的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胡耀邦在北京中央党校组建他的《理论动态》的时候，南京胡福明的妻子患病住进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酷热，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

　　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光明日报社编辑部里，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王强华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胡福明居然敢于向“两个凡是”发动袭击，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尽管如此，报社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恰逢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杨本来就是舆论方面的老手，又是刚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他在党校的那几个月里时时感受着胡耀邦的精神。胡耀邦在讲述实践标准的时候，他就恰恰在场，因之对胡耀邦正在设法冲击“两个凡是”的心情也能了如指掌，也知道中央党校里面有人正在试图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这分明是一副可以作成“大满贯”的牌，老练的牌手在这种时候绝不会放弃一搏的机会。可是文章的立意虽然高远，表述却不犀利。报纸内页“哲学”专栏的文章本来就过于学术化，读者极少，这文章发表在这里，十之八九就会无声无息。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那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如果事实真如胡福明在十年后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那么，所谓“组织”，当是始于杨西光的这个决定。副总编辑马沛文现在也加入进来，他修改文章的时候，似乎想要将心头之恨泼于笔端。他写道：

　　是真理还是谬误，

　　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

　　大规模宣传证明不了真理，

　　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

　　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

　　而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很难说这是论文，它更像是一首诗。不过，政治不是诗。杨西光提醒马沛文，注意“现实针对性”。作为京城新闻圈中的一个才子，马沛文很容易地明白所谓“现实针对”究系何指。他先写到，“四人帮”不问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把个别词句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片言只语作准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接着又说，“‘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改到得意的地方，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凡是”牵了出来。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这样，文章虽然还没有大胆到直接批判“两个凡是”，但它的锋芒之露骨，以中国人的熟睹政治风云的眼光，一眼即可看出，以至于杨西光不得不将之改为更加隐晦的表述。他将“凡是”字迹删去。这样，就成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做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文章改到了这种地步，用毛泽东当年对付蒋介石的话说，真可以叫做“有理，有力，有节”。但杨西光仍然不放心，他回身又到党校，在那里，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两个同盟者，理论教研室主任吴江和他的下级孙长江。这时候，孙长江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大致写成，几个人一商量，将孙的文章和胡的文章合并起来，又在文题加上“唯一”二字，就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盘桓于文章天地，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当然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个人的行动”，将要演变成为一个有着重大政治目的的图谋。胡福明、王强华、张德成、马沛文、杨西光、孙长江和吴江，这些人的不谋而合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两个凡是”形成尖锐对立。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会感到，风暴就要来临。

　　万事俱备，只缺少一个更有权威的力量在幕后支持。现在轮到胡耀邦再度出场。杨、吴、孙三人经过一番策划，由吴江去找胡耀邦，力陈此文的重要，应以尽可能多的理论舞台联袂上演这一出好戏。胡耀邦本来就在煞费苦心地终止旧时代的惯性，其具体的步骤是在两个关乎宏旨的地方采取行动，如他本人所说，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后者的展开以平反毛泽东时代酿成的冤案为标志，结果大获成功，那些沦为阶下囚的人一朝得见天日，无不感激涕零。然而他之所谓冲破“精神枷锁”的行动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现在，胡耀邦看过文章，立刻就明白其中的价值：这不正是他一直在期待的么?接下来的讨论是，怎样才能使这篇文章不至于因新闻审查而石沉大海?有人提出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先由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出来，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之全文公开，第三天由中国最大的两个新闻机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载，这样就会迅速地蜚声全国。胡耀邦当然明白这个计划的良苦用心，以当时中国的新闻制度，重要文章若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由中央政治局中主持宣传的领导人来审定，此人正是副主席汪东兴，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同意发表这一文章的。若署以“特约评论员”之名，则可以避开这一个障碍。于是，这位排名第二的副校长自作主张，批准《理论动态》发表此文，居然没有请示党校的校长华国锋或者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种胆大妄为的行动。

　　事情按照既定程序一一展开，其间要点在于节奏的紧凑，使那些有权力来阻止这件事情的人没有时间做出反应。文章在5月10日的《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到了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亦将此文通电全国。再过一天，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初这文章十易其稿，每一次改毕都有清样送至《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手里传看，大家一律地拍手称快，看来人心确有所属。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5)：“文章救国”的季节

 　　最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起攻击的是吴冷西。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砍旗”。

　　消息传出，《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那些直接炮制和发表这篇文章的人们，也一起聚集到胡耀邦的家里。很显然，吴冷西的看法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看来一场短兵相接的争论已经势不可免。胡耀邦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被吓倒的。他早就说过准备“下油锅”，现在，就更加义无反顾。有人当场就说，对“砍旗”和“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必须公开批驳。胡耀邦想了想，决定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然而才过了三天，就有更加严厉的消息传来。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在5月17日这一天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紧接着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团长召集到钓鱼台。他先是委婉地说自己对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不肯直接地批评文章，但却劝告大家提高鉴别能力。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也不就是定论了？胡乔木倒是比较超脱，他没有直接谈论这篇文章的是非，但是他的议论问题的方式令人感到更加严厉。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上说：我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分裂党中央。此话甫出，满场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不一定真的相信，他一边信誓旦旦地向他的听众保证，一边又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他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实际上，中南海里的分裂已经出现了。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但是华国锋仍然坚守着这个阵地。他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汪东兴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指责胡绩伟和曾涛，还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不过，令汪副主席惊怒不已的是，这两个人居然把他的话全都当做耳旁风。就在他的警告发出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来了一个“下例”。这一次是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也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也即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主动地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再过一个星期，6月30日，那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也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文又是经过胡耀邦审定，署名“岳平”，一望而知是“特约评论员”的翻版。你汪副主席不是批评报纸乱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么，现在胡耀邦就用这种办法来嘲讽他的上级。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就算邓小平没有这样说，张平化也已经觉得他这个中宣部部长对舆论已经失控。现在邓小平的警告更加令他不知所措。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好像要火上浇油似的。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那个春天、那个夏天和那个秋天，可真是一个文章救国的季节。日后文人们谈论起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为自己那些文章的震撼力感到自豪。此前他们从来没有如此的引人注目，此后就更加没有可能。那时候所有的争论，无论是赞扬还是诅咒，都是围绕着文章展开的。所有的权力，无论是沉沦还是崛起，也都是源自文章的褒贬。而这些文章，十之八九都同京西中央党校那个大院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