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他更精彩
--------- 记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
 钟萍

    他身处异国，却致力于为中国留下一段历史，通过他的笔，许多被遮蔽的形象和历史广为人知。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
    唐德刚先生 1920 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幼时就读私塾，旧学缜密，十多岁即已圈点通览《资治通鉴》。 1939 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 1949 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4 年后毕业，获学士学位。他从重庆来到大别山区的岳西，当了两个学期的中学历史教员，后又应立煌省立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李则刚之聘到学院做讲师，教《西洋通史》。 1948 年，他自费赴美国留学 , 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讲授《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 7 年。 1972 年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 12 年。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等。 2009 年 10 月 26 日，他在美国旧金山的寓所逝世，享寿 89 岁。
    唐德刚先生在史学、文学、红学等方面多有建树，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散文家、红学家、传记文学家等等。他对现代历史学贡献颇大，堪称一代史学宗师，他的很多著作，如《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并非传记文学题材，而是历史学专业著作。唐德刚先生为中国历史学的“实在性”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在史学方面，唐德刚先生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历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唐德刚先生在哥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意在把中国旅外的各界要人过去的经历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出版，传诸后世。他在纽约创建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自此，唐德刚先生正式涉足口述历史这个领域。
    口述史是一门新兴的史学体裁。它是历史当事人和史学家合作的产物。过去，历史当事人常常写回忆录，但是，回忆常常有讹误，记错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情况很多；历史家的著作呢？大多依靠文献档案等死材料写作，缺乏新鲜、生动的活材料。口述史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弥补上述两种体裁的局限，将死材料和活材料结合起来。一方面，它可以保存历史当事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不见于文献档案，而且，其中不少是秘密，只有当事者才知道的秘密，不通过口述史就可能永远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有历史家的参与，它可以纠正历史当事人的记忆错误，深入挖掘、记述关键事件和关键秘密，使口述史更准确、更有价值。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先生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他曾说，口述历史绝对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 50% ，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 15% ，其他的 85% 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李宗仁回忆录》至今仍是口述史的扛鼎之作。唐德刚先生为李宗仁写回忆录，两人断断续续地谈了 3 年，经整理、撰写、修改，成书已是 7 年之后。因为李氏来到美国时，身上片纸不存，一切所谓的“历史”，全靠他的脑袋。 唐先生只能边记录，边考证，对于不可信的一段，总得向对方提醒：“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他又协助中国外交界几朝元老顾维钧，利用私人所收藏档案、日记等材料，撰成三百万字左右的煌煌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唐德刚先生访问过许多当代重要人物，包括李宗仁、顾维钧、胡适、张学良等。他在美国辗转数地，但一个个收藏着珍贵访谈磁带的铁盒子，仍然被完好地保存着。他也因长期访问胡适，被视为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胡适思想的传播者。《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这两本书如今已成为研究胡适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有人干脆戏说胡适自传为“三分胡说，七分唐著”。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对人说 : “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的确，他有不少地方像他的老师。诸如治学的严谨、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与投入……可是他那与生俱来的幽默作风和“闯祸激情”，恐怕他的老师也远远望尘莫及。
    1996 年 9 月，唐德刚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两三百年才最终完成。“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 1840 年开始，我们能在 2040 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他认为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存在两次转型：一次是秦朝“废封建，立郡县”的创举，进行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又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进行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被唐德刚先生称作“历史三峡”，他认为通过这个“三峡”，大致需要两百年的时间，而且前提是不能出现大的政治军事偏差。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转型的历史，能否如先生所说那样顺利通过三峡，实在是一个未知数，但他乐观的预见却让我们得到了一丝安慰。
    唐德刚先生除了历史著作外，还写了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他说：“历史学家也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 60 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唐德刚先生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唐派散文”。夏志清先生在《胡适杂忆》序中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他的散文以《胡适口述自传》为发端，唐德刚为此书所作的详尽注释，标志着“唐派散文”风格的形成。文史掌故，文坛佳话，社会要闻，名人轶事，风俗民情，异域见闻，他信手拈来都能顺理成章，赢得海内外学术界“先看德刚，再看胡适”的赞誉。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唐德刚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科打诨，淡笑戏谑，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历史著作也大多面向普通读者。虽然和老师胡适走的很近，但他并不赞同老师“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近百年的美国史上，美国少数民族中华侨所受的苦难是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 , 而美国的发展进程中，恰恰又有着华人的巨大贡献。晚年的唐德刚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在美国司法界甩它一个“原子弹”。
    上世纪 70 年代初，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唐德刚先生是海外保钓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曾代表纽约地区华人撰写“保钓宣言”，并亲自送往日本驻纽约及华盛顿使领馆。 2002 年，他又与杨振宁一道，发起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行动，抗议日本右翼登钓鱼岛，并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赔款。他还提议每年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举行纪念受难同胞追悼会。二十多年来，他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爱国情怀，天日可表。
    1997 年，唐德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参加一项活动时，被独派人士当面质问是否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他回答说：“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话没说完，他就被“台独”分子一拳击中面部，咚地一声牙崩血流，全场哗然。
    “唐先生的特点是直言，他热爱中国，他经常说的是‘中国很有希望'，这个很有希望不是针对某一个政权，而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反思。他一直在说，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在政治上，他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国民党他批评，共产党他也会批评。”唐先生当年的学生、美籍学者吴章铨说。
    人在异邦心系故园。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打破中美外交坚冰后，唐德刚先生兴奋不已，并于当年 12 月第一次回到阔别 25 年的故乡，赋诗道：“飞绕神州月正圆，云端喜见旧桑田。江东子弟情如昨，五十归来一少年。”一个曾经在纽约与他见面的学者，记住了唐德刚先生曾经发出的感慨：“我们中国人即使在美国待了几十年，也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 2000 年，当他最后一次回到老家安徽合肥时，他在外甥刘永生的书桌上，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故乡出发，愈走愈远，就回到了故乡。”
    他和夫人吴昭文 ( 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 ) 曾省吃俭用，捐出一笔钱加入一个华人的慈善机构，为华人子弟入托、入学，建造华人幼儿园和医院而奔忙。大约在 2002 年，土改中没收的唐德刚先生家的房子，发还给他了。先生说，我要这房子干什么？于是想起用这房子办一所希望小学，但光有房子还不行，他又设法凑了 5000 美元，专程回国一趟，把钱交给了有关部门。
    晚年的唐德刚先生将全部藏书共计 124 箱悉数捐给了故乡的安徽大学，他也是该校的名誉教授。 2009 年 10 月 26 日上午，唐德刚赠书仪式在该校文典阁举行，其亲属出席了捐赠仪式。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高度评价了唐德刚先生的学术造诣及爱国情怀。谁曾想就在当天，远在大洋彼岸的先生就驾鹤西去了。也许是心愿已了，这尘世再无挂碍了吧。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唐德刚先生用自己的学术一生印证了康德的论断。
    神州逝大儒，何人续春秋？祈愿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