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诛仙手游白泽坐骑图片:中国人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1:37:58
核心提示：近年来，中国的GDP增幅不断上涨，相反许多人的幸福感却不断下降。本期《时事开讲》主要点评了有关幸福感的话题。杨锦麟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中国人的紧迫感，焦虑感；同时一些民生问题没有较好的解决，使得中国人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凤凰卫视4月8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锦麟：社会阶层板结化 中国遭遇幸福危机
任韧：紧贴时事，现在开讲，各位好，我是任韧。1979年到2005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是9.6%，即使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去年中国的GDP增幅也达到了9.1%，而与此同时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你比以前更幸福了吗？答案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房子、教育、医疗、就业，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掰着手指给你数出几件他并不幸福的事。
什么是幸福感？中国人哪里能够找到幸福感？怎么才能让我们更加幸福？今天我们请到杨锦麟先生来解读。杨先生你怎么看GDP的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幸福感也在直线的上升吗？
杨锦麟：相信在一个极弱的年代，告别极左年代之后，我们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当然持续了30年的时间。这个反映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上，反映在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上，GDP主义，甚嚣尘上数十年。不错，到目前为止，尽管也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仍然是影响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政绩的主要考量。
我想有一点，你刚才问题问的好。经济增长与否，增长增长快慢，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社会是和谐和健康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到现在基本上的物资条件好的时候，应该更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幸福感的增加，究竟要怎么样来去考量。
因为我发现在十二五规划，尤其是两会之后，大陆的媒体，以及大陆社会各界，再度的热议幸福感的问题，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对越来中国的发展的幸福，每个人对自己幸福的期待，有新的一些要求。
第二个是因为客观反映人们，或者每一个具体的人，在现实中他对现实存在很多问题的焦虑，特别是对未来发展路线的迷茫。后面这点我认为很重要，当发现没有太多的把握或者不安全、不确定的时候，他对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安全感跟幸福感，它其实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今天香港《信报》有一篇文章，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本身的经历未必能告诉我们这个体验，大陆很多人说，很多人努力的工作，他未必有回报。目前的社会有这种众生相，但现实社会就是看出来付出的不一定有回报，但是成功不一定要奋斗。
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在我们整个的阶级阶层流动的过程中，向上提升的管道在缩小，但是水平流动的现象在增加，这样那种焦灼和不确定感觉出现的时候，他对幸福的解读又不同了。
所以我想谈了这个问题，就瞭望周刊，新华社底下，瞭望东方，瞭望周刊。这几年连续几年都搞了一个幸福感的调查，整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很严谨的一个幸福评价体系。基本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文明程度、文化娱乐诸如此类大概有12项指标。
我觉得当人们或者一个民族实现它伟大复兴，准备在物质生活有一定改善的同时，在精神世界相匹配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幸福感的问题就很显眼的出现了。我去年去过唐山，唐山在衡量一个政绩的时候，不再用GDP，是用幸福指数，我认为在中国这样城市应该不多，但是唐山有这么一个所谓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试点。
科学发展观不再以GDP为唯一考量，是用幸福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地方，一个官员他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为政绩，我认为是一个欣喜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历年来有一些排名，就是幸福感城市的排名，我发现有几个有趣的现象，2007年北京上海有，从此就消失在这个排名榜上。二、三线的城市可能会更多一点，尤其在东南沿海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些城市杭州，包括青岛，包括珠海，包括成都，这些东西里面杭州的指标意义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除了这几个现象来讲，除了有些地方文化本身它产生的对幸福和价值观的解读，不一样。但是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生活水平文明程度相对比较均衡发展的城市，幸福感的要求，幸福感的随机抽样调查的指数，会比较平均一点。
任韧：如果说生活水平、文明指数更高，那么上海、北京显然这是中国的大城市，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他们在200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幸福感的榜单上？
杨锦麟：每个城市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结构，你想想北京，其他就不论吧。北京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现代社会的焦灼的人群，都集中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我举几个例子，蚁族的现象在北京和上海甚至广州或者深圳这个大中城市是很多，还有蜗居的现象，住不起房，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这个现象，这么一个大面积的，甚至在北京南六环周边的那么多的村庄里面的，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的焦灼感，以及他们寻觅幸福的坎坷，他使得这些城市，尽管它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但它幸福的指数，以及幸福感的程度，显然不可能跟我们所想像的相匹配。
所以我想，一个城市的位置，奇大无比，经济文化中心，它不决定与它的幸福感是相适应的。我们刚才谈到不能决定这个社会整体是和谐，所以这个我讲是很发人深省的。现在对幸福感的要求，其实是给我们它跟心理学的领域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当心理学的幸福感领域，加上社会学、政治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包括成就动机，包括政治因素的民主权利和机会等等，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幸福感的评价体系，尽管他有自己的一个12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会量化和细化，在那个情况，我认为大家应该做到，包括自然条件、交通状况。一个城市堵车堵的一塌糊涂，上下班要两三个小时，他怎么可能有幸福感？所以这种大城市弊病，以及人们在参与这个大城市过程中的那些人，他就让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幸福感相应就比较减弱了。
任韧：我们其实不能否认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有幸福的人，但是衡量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恐怕是以大多数人的感觉。为什么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上幸福感并不高，先去一下广告，稍候回来继续请杨锦麟先生来解读，广告之后见。
杨锦麟：中国人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任韧：欢迎回到《时事开讲》。上一节我们其实谈到了，在中国人很多人感觉到幸福感其实是下降了，究竟什么是幸福感，怎么能得到幸福感，我们继续请杨锦麟先生来解读。杨先生您刚才也提到的，幸福感其实从学科上，它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在生活里所感知到的幸福和这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幸福感是一个概念吗？
心理学领域的主观幸福感概念
杨锦麟：不一样。心理学它是有三个层次，就是三个学科理论，一个老年心理学、一个心理健康还有生活质量。我们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在幸福感的角度评价体系更多是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其实包括婚姻质量、性别，包括作为一个人，他是不是有尊严的活着，他是生活态度个性特征等等，他是更广泛的意义。
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有一点，有一个数字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是下降的，注意到一个现象，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个经济体，庞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国人的幸福感是下滑，而不是相应的提升，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
任韧：为什么呢？
杨锦麟：我想一般而论，就觉得一个中国，特别在发展过程中神速，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200多年才实现的资本积累，它付出的代价很大。我说的代价不是环境污染、资源的浪费等等的东西还有能源的消耗，而是指人文环境，以及整个城市对一个人或一个族群，一个群体的紧迫感，那个东西的焦虑它的不确定性，它就使人们往往焦虑程度是比较高了。
当然也有人说，莱斯特大学认为中国人它有七点原因感觉不幸福。第一个老爱比较，第二缺乏信念，第三步不善于发现阳光正面的东西，第四不知道怎么叫奉献，第五不知足，第六互相不信任，第七过于焦虑。
任韧：这是从个体的层面进行分析，您觉得这个起点真正挖出了中国人幸福感缺失的根吗？
杨锦麟：不是，这是一般而论。我们这个族群也是由于长时期历史渊源的农耕时代，小农经济的意识还在潜移默化，尽管我们有神速的发展。爱比较，包括不知足，甚至包括人际关系的焦灼，浮想不信任的猜忌，都普遍存在着焦虑感。我们现在社会治安事件很多恶性的事件出现，杀人跟剁肉泥似的，可以把自己亲身的儿子，把自己妻子、把自己的父母都毫不犹豫的杀掉。
可以撞死的人，还要给他捅几刀，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扬长而去。这样的东西在以前是很少见的。可以因为某种不公正的待遇，操刀可以捅死执法的警察。这样的恶性事件在10年前、20年前，有没有？有，但是不会像这么普遍。
任韧：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人伦的缺失，道德的缺失，所以我们现在在强调回归传统，回归传统中好的东西？
杨锦麟：回归传统是一方面，中国迈向现代化，迈向现代化的文明，要回归传统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价值观是虚空的，我们不断的否定自己，我们产生了很多虚无主义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济的高度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落差太多，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传统回归，我们缺很多的课。但是只是回归传统不够的，当我们把孔子放在天安门广场之上，当我们从五讲是美，三热爱，一直到八荣八耻，诸如此类不断的灌输寻其善意，但是成效甚微，为什么？
我们价值观的重建体系一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一直找不到这个坐标。仅仅单纯的回归传统是不够的，因为还必须学习吸纳，现代文明社会很多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他应有的成果，两者有机的结合，才能够适应今天中国的进步社会发展。如果只是单纯的回归，我们的幸福感未必会恢复。
如果只是单纯的学习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明，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这个民族5000年延绵不绝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在过去的10年文革，在过去的30年被忽略了。幸福感的落差可能这个是有关系的。
任韧：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缺失幸福感，但是仅仅是人问题吗？新华社瞭望周刊今年总结了中国人最焦虑，最关心的12个问题，或者可以说为幸福12问，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物价会涨幅吗？第二工资会涨幅吗？第三种粮能养家吗？第四住房的枷锁能解开吗？第五孩子会快乐成长吗？第六养老的鸿沟会平吗？第七医生值得信赖吗？第八吃东西放心吗？第九天会变蓝吗？第十征地拆迁还会不再流血吗？第十一群体性事件会减少吗？第十二腐败势头会遏止吗？杨老师您看这十二个问题，背后反应了什么样的焦虑心态？
杨锦麟：我想这十二个问题看来民生问题占最大的比重，切身息息相关的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的一个民生问题。住房、工资、物价、CPI农民能不能养活自己，包括住房问题，孩子的成长，教育难的问题，看病难的问题，等等问题全体现出来。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
这后面来讲就包括了政治层面的三个问题，一个暴力拆迁会不会流血，第二群体事件会少吗？第三腐败势头会遏止吗？
这种焦虑感已经不是只对一个个人本人收入和本人的不确定的焦虑，而是对整个国家前途命运往前走会出现什么问题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体现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这十二点它是华东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六大区域，系统抽样3600个20岁以上的人，应该说他这还是靠的住的。
由新华社官方通信社的这么一个周刊做的东西，连续几年，我认为它是可以给我们三个信息，第一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政治，第二十二五要比民生作为最重大的政治主要考量的时候，它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中国目前出现的很多矛盾，矛盾的这些年，高发引爆期。
所以你看，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问题，这怎么个问题？群体之间的腐败，这个跟个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不像房子问题、住房问题这些问题那么的直接。
所以这十二个问题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整个社会现代人、中国人的幸福感的整体下降，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十二点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民众普遍存在一种怨气。与其他们亟待解决的怨气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也是对幸福感或者是未来幸福感的一种期待。
任韧：幸福感的缺失有个人层面的问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怎么办？先去一下广告，稍候回来继续请杨锦麟先生来解读，广告之后见。杨锦麟：国人不会从“维稳”中感受到幸福感
任韧：欢迎回到《时事开讲》。无论是幸福十二问还是幸福缺失的七大原因，这其中都总结了中国人究竟为什么幸福感缺失的病根，那接下来怎么办？我们继续请杨锦麟先生来解读，杨先生提升国人幸福感，我们就要做什么？
调查显示国人幸福感下降
杨锦麟：香港信报的一个专栏文章今天指出，任何时候幸福固然要靠个人的自信，但更重要是靠公信，公信是指任何幸福感的存在或者争取，而进一步的期待都离不这个国家和社会基本的条件。你要提供一个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基本要件，这个社会是不是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起点，追求幸福过程起跑线是不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各级的主政者，我们的施政理念，如果真的有以人为本，我们真的是能把以人为本的施政的主张，那么我们还会有这种众所周知的，大家不约而同的，幸福十二问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温总理今天的3月，两会之前，回答网友的时候，网友问什么叫幸福？
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幸福就是应该是让人们生活的舒心、安心、放心以及对未来有信心。从十二个幸福十二问来看，涉及的民生问题刚才谈到了比重是很高的，这些问题反映了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很多的弊端，很多矛盾的引爆点，很多矛盾的切入点，也就是给我们一个警示。处理不当，处理不慎，我们就很难让我们的人民真的是叫做生活的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还有信心。
温总理这个讲四心其实是满艰辛的。当人们还在不约而同的问这十二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中，欠给我们人民的债，是有多大，面积有多广，所以我想这一来讲，只要必须注意的。
那么什么叫幸福呢？南方说台湾的一个政论家讲，幸福的重点是要不断的移除不幸福，当我们的人民，大多数的认为涉及他本身的那些问题，都是属于不幸福的。他问了十二个问题，且不论天会不会蓝，腐败势头会不会被遏止，我们就说住房怎么办？养老怎么办？医疗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这么多的怎么办，其实反映了这个社会是有怨气的，这个社会多数人寻不到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他会有另外一种扭曲的表达。这里面就要牵涉到一个就是和谐稳定，应该靠什么来确保。
所以我想这个幸福感的问题，不只是心理学家在研究心理感，而且是政治学者、社会学者不约而同的把幸福感的问题，在谈到幸福感，同时关注到社会转型过程中，胡锦涛主席说的，加强改善社会管理，但是加强改善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创新，什么叫创新？创新的前提是什么？
幸福感与社会管理创新
杨锦麟：南风窗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已经有本事建立世界第二的庞大的经济体，能不能有本事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不是靠挤靠压，靠其他手段弄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前提是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你才能做到温总理讲的舒心、安心、放心还有对未来有信心。
所以一个社会的社会奋斗目标如果能成为整个被社会多数成员，绝大多数人所认同，而社会价值观为所有的社会所接受，社会发展成果能够为全体成员所共享，社会现实成为了现代现实的状态，能够被所有的成员所接受或者所认同，甚至包括某种短时期的忍受，这样的社会谁还会去破坏呢？这样的社会还需要在社会管理上挖空心思，花很多钱去做什么呢？去做很多这么一个维稳的举措吗？
当然不断在维稳的过程中，人们的幸福的期待，与日俱增的同时，这两者关系要怎么做？所以有一些调查也表明，近年来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与民生有关的领域，你说那幸福十二问，无疑不是，所以民生问题就是最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当所有民生问题跟个人息息相关，你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存在很多问题的时候，焦虑感自然而然油然而生，哪有什么幸福感所言。
所以我会很重视幸福十二问问题的归纳和提出，因为它告诉我们，要让我们中国人拥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应该想办法求解这十二个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可以断定短期内这十二个问题的大部分，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因为这里牵扯着太多利益关系，整个施政者的政策，修正的问题，以及整个施政理念转轨的问题。
但是在这方面至少要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要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盼头。我们担心的就是没有盼头，我们期待有盼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对这幸福十二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中央政府也罢，各级政府也罢，都在努力的去做，怎么样在公平正义，在平安幸福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你如果这个方向不明，这样的问题在明年的讨论上，依然会存在。
任韧：这十二问问题其实讨论的都是中国制度性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一时半会，恐怕我们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中国人来讲，获取幸福感尤为艰难呢？
杨锦麟：也不是，我想是一个发展中政治的过程，或者发展中整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我们经常给自己定级，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东西它会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迫在眉睫。我们这个执政党已经有90年的历史，我们共和国的执政有60多年，起起伏伏。我说过了，共和体制在中国也就是百年的时间，当然会有很多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老百姓觉得不幸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执政有危机，在进一步凸显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任韧：好，非常感谢杨锦麟先生的解读，也谢谢您收看本期的《时事开讲》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