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奸12岁女小学生:费孝通：苦心孤诣留信史--智效民文存

费孝通是享誉世界的社会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早已为世人传诵，相比之下，他在十年“文革”期间的遭遇，却似乎鲜为人知。这固然与费的乐观、旷达以及向前看的人生态度有关；但是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否认，比如有人至今还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从这个角度来看，费在文革事所写的《干校家书》，居然用附录于《乡土的足音──费孝通足迹、笔迹、心迹》的方式问世，其内容且不必说，仅此良苦用心，就应该引起世人的注意。

据家书的保存者──费孝通的侄子费皖介绍，这批信件是“文革”期间他叔叔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写给他父亲费振东的，“文革”结束后他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才发现。众所周知，对于费孝通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从“反右”开始到“文革”结束，真可谓千古奇冤，一场噩梦。及时抢救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传记的作者张冠生也深有体会地说，传主这２０年的经历，“本是了解和理解这位老人的一段必不可少的历史，也会是读者所关心的”一个内容，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却很不容易收集。从这一点来看，这批家书就成了费氏思想在那个荒唐时代的难得的真实记录。

干校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的，所以也称五七干校。这东西与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是所谓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防修反修”的一项战略决策。费孝通在干校的时间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２年，大约有三个年头。作为一个“脱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当时虽然获得给家里写信的自由，但由于干校纪律规定不容许私自销毁信件，所以这种自由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利用这种所谓自由，再加以曲笔，尽量把当时的生活思想状况记录下来。其中大自国内外形势，例如乒乓外交、越南战争、林彪事件之类，小到吃喝拉撒睡，包括身体保健、医药处方等等，都有所及。

从通信中不难看出，年己花甲的费孝通在一开始也是诚心诚意接受劳动改造的。比如刚去干校时住房非常紧张，他认为只要在思想上“向贫下中农看齐，不怕挤，不怕苦”，就能忍受眼前的困难。对于正在开展的深挖“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运动，他认为虽然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解决思想问题，“但又不能老是等着人人觉悟，所以有不断搞运动的需要”。可笑的是，当他开始有憋不住小便的现象时，不禁对农村可以随地大小便的落后习惯倍加赞赏。他说，因为在这里“可以不受文化的限制”，所以“感到很舒服”。半年后，他甚至产生“终老是乡”的念头。

尽管费孝通非常虔诚接受改造，但还是不能躲避穷凶极恶的阶级斗争。在干校过第一个春节时，他因为在水煮黄豆中加了点罐头肉，感觉味道很美，有人便联系他还有奶粉和浓缩咖啡等高档食品，批评他对旧生活多有留恋。于是他不无牢骚地说：要杜绝这种事情，“釜底抽薪之法，只有改革工资，或是根本不出产那些会引起留恋旧生活的东西”；在生活上“主动地和贫下中农看齐，……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我现在还做不到。”看到这些话，千万不要以为人家不敢这样做。事实上早在文革之初，许多人就被扣发工资，甚至赶到农村。我们家虽然没有被赶，却也尝够了扣发工资的滋味。那时候，不用说高档食品了，能有粗茶淡饭果腹，就该三呼万岁了。此外，费先生还以演戏作比，讥讽一些人做事就像打了脸谱似的，不能细看，更不能细说。

人的最大尊严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这也是专制暴君最难剥夺、也最头疼的一种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费孝通的思考及其深度也与日俱增。比如写第七封信时正好是五一劳动节，节日期间放假吃肉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他却发现这与当时宣传的越穷越革命，越苦越进步相抵牾。于是他在信中写道：“五一节而吃肉食不劳动也，岂不辜负了佳节？”也就是说，那些把劳动奉为神圣的伪君子们，居然也承认劳动节可以不劳动，你说荒唐不荒唐？可笑不可笑！这种黑色幽默至今都很少有人论及，所以特别耐人寻味。

在第九封信中他谈到向农民买鸡蛋，写得也颇为巧妙：“在鸡蛋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也很激烈，……希望能减少自由市场的歪风。能否收效，我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吃得到鸡蛋是事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第十封信就更有意思了。当时费孝通曾单独在大田巡逻，担任“看青”任务。看青结束后他在信中说：“一个月来战战兢兢，尚无大错。如果仔细追查，思想里自然有许多不正当的考虑，结果也必然引起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在这里，所谓“不正当的考虑”是：“看到农民没有柴烧，老妇儿童纷纷来棉田拾棉杆，你说让不让他们拾？让，不坚持保卫国家利益；不让，不体贴贫下中农的困难；又让又不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于是他不由得感慨道：“置身于国家、集体、个人三种利益的矛盾之中，……要坚持原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谈何容易。”寥寥数语，把农民贫困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以及自己在这种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难能可贵的是，“反右”运动之前担任过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在干校时早已是身不由己了，还非常关心他所熟悉的一些著名人士，如浦熙修、罗隆基、潘光旦、吴寿彭等人。在通信中，他借口想读鲁迅，请大哥向浦二姊去借《鲁迅全集》，意在保存“老罗之物”；在传达有关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恩师潘光旦和前辈吴寿彭，认为像这样的翻译家，在中国属于“稀有金属”，未来几十年不会有人超越，必须加以保护。显然，他已经考虑到文革对文化教育的摧残有多么严重。他还对那句盛行一时的“语录”评论道：“‘矫枉必须过正’，但一过正就又会出现枉，一枉就又要矫，又得过正。人生几何，经得起几番风雨！”

费老在干校的最后一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他在家书中对此也有非常精彩的议论。现不妨抄录几句：

──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早在“政变论”中伏下杀机，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不是早就见到了的么？但是事物发展得如此迅速和鲜明，却是预料所不及的了。看来现在一切事情都是“浓缩”了，过去要十年百年才完成的过程，现在几年几月就够了。

──话还是不必多说了，还是争取多活几年，多看看这个急速变动中的世界吧。

──那出惊骇故事如果不是这样结束，那真是不堪设想的。我觉得诧异的倒是这个家伙头脑似乎是简单了一些。当然我们能知道的不可能太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传记中我们看到，费氏在８０年代接受外宾采访时曾说过：“现在这些老知识分子正在写回忆录，描写那时候类似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些回忆录的进展如何，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后来连他自己也说，“我再也不愿意回想这段情节”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２２通“干校家书”，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