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天主宰道第八区: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着名“周刊”的一位主编。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着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