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四公主vs四王子:三十位国医大师介绍2

三十位国医大师介绍

2010年5月6日摘录

（A）“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一：路志正  杂病圣手

　　●他以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获得广泛赞誉；

　　●他崇尚脾胃学说和温病学说，师古而不泥古，大胆探索，推进学术继承创新；

　　●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关注中医药的命运，多次上书献策。他是国医大师路志正

　　依然精神矍铄，依然笑容满面，再次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路志正时，他为人谦和的话语以及对中医药参与医改、教育、继承创新等热点问题的关注，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可他仍一如既往地战斗在临床第一线，对中医药的坚信与执著始终不变。

　　医术

　　发挥中医综合疗法优势，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

　　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

　　不要被西医病名束缚了自己的中医思路和辨证论治方法。

　　“治疗疑难病是中医的优势，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综合疗法优势，内外合用，针药并施，食药配合，身心同治。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基于这种认识，加上大胆实践，路志正治疗疑难杂病屡起沉疴。

　　一患者因瓦斯爆炸，头肿如斗，西医束手无策。路志正依据温疫理论，按大头瘟辨治，不久获痊愈。包钢一位被钢水喷射全身而灼伤的职工，皮肤严重烧伤，持续高烧40℃，神志模糊。路志正以中医湿病和外科理论，控制了患者的败血症感染和休克，经过18天抢救成功。

　　北京一食品厂工人朱某，一家四代找路志正看病，均获得成功。其父患膝关节积水，其母是高血压，本人患心脏病，经路老看后，3人的病情大有好转。朱某的女婿患有男性病，结婚几年没孩子。经检查是精子成活率低，看了多位医生都未好转。吃了路老开的一服药，症状就有所改变，连吃几服，精子成活率逐渐正常。不久，妻子怀孕生一女孩。以后，孩子有个头痛发热的，找路老一看就好。

　　凡来找路志正求医者，他总是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对生活拮据者，他尽量少用贵重药，以减轻其家庭负担。

　　27岁的青海姑娘王某，19岁时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四肢肿胀疼痛，无法走路。7年来，求医遍及全国各大医院，几乎倾家荡产。经人介绍找路老诊治，一个月后，患者类风湿因子由原来的74下降到18，病情明显好转。据姑娘的妈妈说，原来1个月要花4000元左右的医药费，现在最高才600元。记者看到姑娘手中的药方，7服药共53.1元。如今，这位姑娘不仅走路没问题，还在一家学校学习电脑。

　　路志正认为，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在临床中参考现代医学检查数据是必要的，但治疗时，仍要根据中医理论进行辨证论治，不要被西医病名束缚了自己的思路。

　　路志正曾为一男性老者会诊。此人经西医检查确诊为胆囊管混合型结石，外科大夫建议手术治疗。患者年高体弱，高烧不退，不愿手术，故求治于路志正。路志正采用补消兼施法，即以补中益气汤培补中气，佐以金钱草、鸡内金等化湿消积之品，终于使结石排出。

　　路志正还多次远涉重洋为海外患者诊治疾病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足迹遍及欧、美、东南亚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他都为弘扬中医药学而竭尽全力。

　　学术

　　发展调理脾胃治疗心痹的理论，为治疗冠心病开辟新的诊疗思路。

　　提出“燥痹”、“产后痹”等病名和辨证论治等内容,推动风湿病学科建设。

　　首创穴位编码法，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黎明即起诵精典，挑灯夜读觅新知。”路志正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医，与几十年来学习不辍、精读医典、学用结合密切相关。

　　20世纪20年代初，路志正生于河北省藁城县，伯父路益修为当地名医，其父亦粗通医道。在家庭的熏陶下，路志正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4年，他入伯父创办的医校学习，并拜山西盐城名医孟正已先生为师，研究经典，博览群书，随师临证，积累经验。1942年，他参加了河北省中医考试，取得独立应诊资格后悬壶乡里。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路志正深知其中的内涵。他在临床上不满足一招一式，一方一技，而是早晚苦读，勤于实践，还四处寻找注本进一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特别对注本上的眉批、简批、小注，他都认真钻研，铭刻于心。

　　白天临证，夜晚攻读，已成为路志正一生的习惯，他还将“满招损，歉受益”作为座右铭悬于书斋，表达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如今他已年过八秩，读书兴趣不减，如果晨间不读书，晚间不看报，则怅然若失。他对中医经典著作中重要章节烂熟于心，虽几十年过去，至今仍能背诵，白天诊病遇到疑难杂症，常于夜深人静之时阅读大量医案，学习前人治验，并深入研究探索。久之，大悟独识，而后验之实践，他的医术铢积寸累，疗效日增。

　　路志正崇尚脾胃学说和温病学说，在学习中善于发皇古义，知常达变，融会新知，不断创新，如发展了调理脾胃治疗心痹的理论，为冠心病（胸痹心痛）治疗开辟了新的诊疗思路。在他的主持下，“路志正调理脾胃法治疗胸痹经验的继承整理研究”课题，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二等奖；他参与编著的《中医心病学》一书也已出版。

　　早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期间，他积极组织中西医学术讲座，推广针灸疗法，挖掘民间医术绝活，如北京“捏脊冯”，四平“易筋经拍打疗法”等，还与名中医董德懋先生一起创办了《北京中医》（《中医杂志》前身）。1953年，路志正参加卫生部抗美援朝志愿巡回医疗队，在用中药和针灸为志愿军战士疗伤治病的实践中，发现了具有特殊疗效的“遗精穴”，后被收入《针灸经外奇穴图谱》。

　　1964年，他参加卫生部组织的《中国针灸学概要》的编写工作，首创穴位编码法，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并被译成日、俄、英三种文字。1975年以后，该书作为北京、上海、南京“国际针灸培训班”的教材，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大批针灸医生。

　　1981年，他参与创建广安门医院内科研究室，建立极具中医特色的痹证、急症等病例书写、查房、会诊、疑难病讨论的模式，在中医学术整理、疑难病症研究和中医病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与其他老专家一起，成立了中医风湿病学会和内科心病专业委员会，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他提出的“燥痹”、“产后痹”的病名和辨证论治等内容，对风湿病学科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B）“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强巴赤列  藏医巨臂

　　●他从青灯苦烛走来，一手捧着传统，一手牵着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年代，为藏医药开启新的一页；

　　●他论著上百，弟子近千，活人无数，集藏医药古老的智慧于一身，又无私无欲地播散开去；

　　●他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医，以坚守的姿态护卫传统。作为门孜康最优秀的学者，他的人生历尽坎坷；

　　6月8日，拉萨大昭寺旁的一座石砌藏式小楼，灿烂阳光下一片静谧。“国医大师”强巴赤列盖着厚厚的毛毯，躺坐在门口的椅子，身边5位徒弟在烧水、做饭。因为长期伏案，他的双眼已经失明，双腿也无法行走。

　　几天前，他离开生活了5年的藏医院住所，重新搬回这里，回到这座自己出生的老宅。82岁的强巴赤列声音低沉，言语不多，但当说起还俗结婚、率先入党的青春往事，突然间他放声大笑，皱纹绽放如花，笑声顽皮、得意而悠长。

　　这是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自幼接受严格的藏文学、医药和天文历算的训练，是同时代藏医药的集大成者，站在历史的潮头，他积极接受西医，编写了全套现代藏医药教材，让藏医药从寺庙走进学校，开启藏医药科研、教育和对外交流。他以特有的热情、智慧，为藏医药书写了一个新时代。

　　学业

　　“我学医是一位女活佛占梦决定的”

　　他是为数不多的既学习藏医藏药，又掌握藏文学和语法、天文星算的学生。

　　戴上老师亲手制作的绣着诃子和慧剑的帽子，是他最感自豪的事。

　　“我小时候耳朵长，头颅大，许多人都说我聪明，其实大脑袋的傻瓜有的是。”强巴赤列幽默地说。

　　强巴赤列的祖父和父亲在拉萨行医颇有名气，家境较好。6岁时，强巴被送到拉萨有名的私人学校，学习藏文30个字母和短脚、长脚书法。老师要求非常严格，考试不及格会挨打，或者让学生们按排名互相打耳光。“可能因为吃了父亲配制的藏药央金丸（智慧药）吧”，小强巴的确聪明，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藏医世家的子弟，今后做医生是顺理成章的，但父亲一心想让强巴在噶厦政府中谋一官职。“我学医可没有像今天的大学生那样填志愿，是一位女活佛在神象前占梦决定的。”强巴回忆。

　　父亲去世后，母亲请一位有名的老尼姑为他的前途占卜。“我和母亲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尼姑面前，她久久端祥着我的面孔，念念有词地掷出手中的骰子，然后告诉我母亲说，这孩子不能当官，当官活不到18岁,如果学医，将来定会造就伟业，成为雪域高原上的大医生。”

　　13岁那年，母亲带着强巴去拉萨“门孜康”（拉萨藏医天文历算学院）向最有名的藏医大师、曾任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席保健医的钦饶诺布拜师。巧的是大师年轻时曾向强巴的祖父学过医学，于是强巴9年艰辛而难熬的学生生活从此开始。

　　每天黎明起床，祈祷、背诵、听课、答辩，学习内容除了藏医学，还包括天文历算和藏语法。钦饶诺布大师认为天文历算对启发智慧有好处，藏文语法、书法也非常重要。藏医经典《四部医典》是强巴赤列学习的主要内容，书中20多万字的内容，他只花3年时间就熟记于心，深得老师喜爱。

　　为鼓励学生互相竞争，钦饶诺布亲自设计了一顶帽子。帽子前后绣着诃子和慧剑，代表藏医和天文历算两门成绩获得优秀，一共有三人获过此帽（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帽）。夏天采药期间必须戴上这顶帽子，校外的群众一看就知道这是优等生，没有帽子的学生深为羡慕。那个戴帽采药的夏天，成为强巴赤列前半生最荣耀的回忆。

　　在钦饶诺布众多徒弟中，强巴赤列的长相俊俏，且性情善良。恩师满意他的学习成绩，认为他是祖父的“转世灵童”，把全部祖传秘方传授给强巴赤列，还有清零算法等许多天文历法的诀窍。“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在我学医的启蒙时期，就遇到一位学业和品质高尚的大恩师。”

　　9年苦读中，还有段“小喇嘛抢走小尼姑”的插曲，他差点为此终止学业。那时，年轻的强巴赤列不甘寺院寂寞，爱上了美丽的德钦卓嘎，二人一起还俗结婚，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后来，得到家人和老师原谅后，他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因此更加刻苦钻研。强巴和爱人牵手走过或风雨交加，或风和日丽的岁月，直到1979年德钦卓嘎去世。

　　事业

　　顶着压力办现代化藏医院

　　他像一名旗手，引领人们走过60年藏医药发展的历程。他任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多年，创建了藏医学院、藏医院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扩建了自治区藏医院。

　　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他编写了藏医史上第一套分科教材，如今藏、川、滇、青、甘地区仍在广泛使用。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右眼失明。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开始了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此时强巴赤列已是小有名气的私人医生。作为一名藏医，他对解放军医疗队的诊治方法有着极大的兴趣。有一天，他参观了解放军建立的人民医院，深深为儿科、妇科的技术吸引。他想先学习汉语，然后逐步学习西医，“像老虎有翅膀一样，藏医、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更佳是我的远大理想。”

　　传统藏医治疗是不分科的，医生主要靠观察判断病人病情，检测手段比较单一。后来在强巴赤列担任自治区藏医院院长期间，他大力推动分科门诊，引进先进检测手段和仪器。“一些新的措施在开始遇到了阻力，有些人认为这样会使藏医学灭绝，但我还是顶着压力推行了下去。”执着地引进西医,使藏医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有了创新和飞跃。如今，区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一所日门诊量几千人的现代化医院，藏药的科研也在强巴的推动下取得显著成果。

　　强巴赤列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藏族医生，他终生难忘1955年随青年参观团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握手，给他老人家献上了一串祖传的紫色佛珠，并把额头紧贴在伟人的大手上，顿觉有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入党就意味着对宗教的“叛变和背离”，周围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些友人对他疏远了，但强巴赤列对此从不后悔。

　　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执着，为藏医学的地位奔走呼吁着。民主改革初期，有人认为藏医院是宗教的产物，曾一度把藏医院改为以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强巴心急如焚，四处解释藏医药学的科学性。后来，政府听取意见，提出要保护、继承和发扬藏医学。上世纪60年代，强巴和恩师钦饶诺布共同管理拉萨藏医院，师徒俩配合得十分默契，扩建古老的门诊部，成立了医学遗产整理小组，决心重振藏医药事业。

　　“文革”期间，在劫难逃的强巴赤列走到人生的谷底，成了“假党员”、“宗教迷信保护者”，被罢官、批斗。然而“破了陶罐得铁锅”，就是在这段时间，强巴赤列写出了10万余字的包括基础学、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11本藏医学教材。

　　他经常工作到夜里二三点钟，由于经常研读那些发黄的木刻书、细小如针尖的挂图说明和一行行蝌蚪般的藏文，强巴的眼睛开始发肿、流泪，有时就像针刺一般疼痛。两年过去，他的右眼失明了，而教材则迅速传遍藏、川、滇、青、甘等五省区的藏族地区，被评价为“第一次用现代观点深入浅出、系统总结藏医真正奥秘的科学著作。”

　　“文革”结束恢复院长职务后，他向区政府提出加强西藏藏医药事业的八项建议：一、重视老藏医，抢救医学遗产，二、建立天文星算研究所，三、修建现代化藏药厂，四、健全藏医药研究所，五、在西藏大学增设藏医系，六、搜集、整理和出版藏医古籍，七、建立一个有100张床位的藏医院住院部，八、把市藏医院改为自治区直属医院，促进全区藏医事业的发展。强巴赤列说：“当时不少人说这些设想‘胃口太大’，如今这八项建议全部实现，而且是超规格完成。”

　　为发扬壮大藏医药事业，强巴赤列多方沟通，积极斡旋。凭借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呼吁解决了近千名基层医务人员的编制问题，创建了藏医学院、藏医院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扩建自治区藏医院，倡导藏医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科学管理方式的结合。1990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藏医院时说：“强巴赤列管理有方。”

　　医术

　　“国家级专家没有退休”

　　二十岁出头时，强巴赤列已是精通藏医和天文历算，能独立采药，背起药箱为病人解忧的医生了。

　　他始终工作在临床一线，对黄疸、高原病、“宁屈病”（窦性心动过缓）等内科病尤其擅长。

　　因为身体原因，强巴赤列现在已不能到医院出诊。但他还在藏医院的住所里，每天下午为病人看病，当时他说，“我是国家级专家，国家级专家不能退休。”但岁月和环境并不放过强巴赤列，由于不能随心所欲地开口、用手，徒弟次旦久美说：“有时他的情绪很愤怒。”

　　60年来强巴赤列几乎从未离开过临床。20岁时他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藏医，跟随钦饶诺布老师背着药包到拉萨八廓街一带的穷苦人和乞丐的帐篷中巡医，一边把脉，观察病人的尿液，一边送药送水，分文不取，当时贫富的悬殊、世界的不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老师对他说，“病人是医生的儿女，有钱给治，没钱也要治；当官的给治，乞丐也要治”，他一直记在心头。

（C）“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三：王绵之  方剂学大家

提起王绵之教授，最值得称道的就要属三项令人瞩目的创新——开中医历史先河，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将传统中医与现代航天科学完美结合；治愈大量疑难病症，扩大了传统中医的治疗范围。这可说是王老这辈子对中医药发展的三大创新和三大贡献。

　　也正是王老这一代名老中医，在新中国走过的60年中，承担了传承与升华传统中医的使命，推动着护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走到今天。

　　创建中医方剂学科

　　中医历史悠久，但过去只有本草学，方剂及其理论散在于各家著作中，没有系统的方剂学。方剂学是新中国有了中医学院教育后才提出来的，而这项空白是由王老在上世纪50年代填补的。

　　王绵之教授192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祖传世医家庭，至他已是“王氏医术”的第19代传人了。父亲王蕴宽是上个世纪20年代南通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医，享誉大江南北。从小耳濡目染使王绵之酷爱中医，有志继承家学。在父亲“学医必精，为医必仁”思想的影响下和“医生必须要懂药，要识药性，会认药，知药味，一尝便知是对是错”的教导下，他15岁开始随父识药辨病、出诊理症，背诵汤头本草，研读中医典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中医和中药学知识，为日后济世活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他正式悬壶在家乡应诊，因屡起沉疴，名声日隆。

　　1955年，王绵之教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培训一年，后留校任教，并筹建方剂教研组，任教研组组长兼学校门诊部主任，创编、审定《中医方剂学讲义》等多部中医教材，从此与中医方剂学结下终生情缘。随着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师资成为当时制约各地中医院校发展的瓶颈，1957年7月，卫生部中医司抽调王绵之等一批师资到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担任了方剂教研室的主任。

　　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中医方剂学在他手中逐步成型——成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老认为，中医方剂学是运用中药使辨证论治具体化的一门学科，是一门既有基础又有临床的桥梁课，它跟西医的药学或药物学课程的意义不一样，它是教学生如何研究方剂、如何开方剂的课程。

　　方剂学的核心是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它涉及中医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与各门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辨证论治的工具；同时，方剂学与现代药理、化学、制剂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渗透，也是发现方剂的潜在功效和新用途以及改进传统剂型、研发复方新药的工具。因此，方剂学被作为现代中医药教育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

　　几千年来的中医都是靠师承学习，方剂学科的建立，联系中医基础和临床，沟通中医和中药，衔接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方法，为采用中医院校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

　　从教学大纲的制定、《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阅，到方剂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建立和建设，中国方剂师资高研班的讲课，无不倾注了王老的大量心血，他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方剂教学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对于王老的贡献评语是：对于中医方剂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居功至伟，成为现代中医药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教学上，浸淫历朝经典，融会当代新知，纵横捭阖，通达古今，精思明辨，自成一家。

　　如今，王绵之教授创建的方剂学科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他主持编纂了《方剂学》、《中医药概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分卷》、《全国高等院校中医方剂教学参考丛书》、《古方钩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85年版)》等专著均成权威范式。

　　记者本人也是王老方剂学的受益者，至今保存有一本30年前学习过的《汤头歌诀白话解》，就是王老在1960年主持编写的，几十年来再版了无数次、达近千万册，仅“文革”中再版了800万册，几乎赤脚医生人手一册，被誉为“一把打开中医宝库的钥匙”。

　　让中医走入太空

　　随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神六”、“神七”的发射，也让全世界的人们再一次认识了中医药，由王绵之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首次被“神七”的航天员带入太空，在飞行期间服用。

　　王老使古老的中医药与最现代的航天科技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从2005年起，王老应邀参加了航天员的保健工作。在王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他自那时以来积攒起来的装了有十几袋的为航天员们用药的总结材料。航天英雄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王老就参加了对他的调理恢复，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神六”发射前，王老提前3个月就开始去航天中心，根据每个航天员的情况，潜心研究制定调理方案，开方进行中药调理。

　　在最传统的领域里耕耘的王老和最现代的科技领域——航天结缘了。

　　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存在三大医学防护难题，空间运动病、减压病、体力耐力下降。其他国家曾有航天员因为飞行中出现严重生理障碍，不得不中止宇航飞行。还有的航天员在出舱时不能稳定站立，甚至需要搀扶或者抬出航天舱。资料表明，航天飞行前三天航天员空间运动病的发生几率高达50%。但是，中国的航天员们至今没有发现染有“运动病”。

　　这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宝——中医药，也归功于王老的创新性研究。

　　说起古老的中医药为什么能解决现代航天员遇到的身体问题，王绵之说，航天员都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能有什么病？中医所说的病，也不等于西医说的血压不正常、心电图不正常等等，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看出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等哪一部分有偏差或不足，然后考虑航天员的工作量及环境变化等，进行调平。

　　中医讲究“平”，人体要达到最佳状态是很难的，但是要尽量调平，使各个器官之间能够很好合作，互相补充。为航天员用中药就是在调平，可以增强航天员的体质，让他们能在特殊环境下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得到提高。同时，航天员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给他们开的方子也是不同的。

　　经过长时间的体会和努力，王老为航天员的求平调理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成果——“太空养心丸”。

　　王老告诉记者，这个药就是专为“神七”做的，航天员在准备阶段和飞行阶段都在服用这个药。这个方子是在多年临床经验基础上，通过与航天员的接触，对他们训练过程身体变化的认识进行总结，和对他们飞行后身体恢复的保健调理的摸索，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航天员的生理特点及航天对人体的影响、损伤，等制定的带有规律性的处方。

　　王老说，中国的航天员通过中医保健后，身体状况比外国的航天员好，经国家航天中心监测，神舟六号航天员“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情况与俄罗斯、欧洲航天员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明显的受到重力变化的影响”。

　　对于这项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成果，2008年12 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给这位中医大师85岁寿辰发来的贺信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实践表明：航天员在任务前，身体状态良好。任务中，航天员精力充沛，自我感觉良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他们的心率、血压都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病症，并且能够健康自主出舱，返回后航天员的身体恢复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您将中医药应用于载人航天，为中国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医监医保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是对中医药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医药在航天医学上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也引起了俄罗斯、美国等航天大国的高度关注。

　　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

　　王老对记者说，中医不要怕别人反对，关键是自己站得直不直，中医自己要争气。治好疑难病，不是在为自己出名，是为中医争光，提高中医的学术地位。这是对每个中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中医的名是实践出来的，是病人的口碑出来的。

　　2007年，中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下，王绵之教授是传承人之一。

　　在70年的医疗实践中，王老是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记录：

　　1974年，王老带学生到河北定县开门办学时，有一位29岁的农村妇女患中毒性痢疾已经高烧昏迷了21天，曾用各种抗菌素和其他西药治疗，就是不见好转。一些医院用各种办法治疗无效，认为这个病人没救了，即使醒了也会因长期昏迷而失去语言能力。患者家属请求王绵之诊治，王绵之守在病人身旁数天，精心医治，随时视病人情况改方给药，半个月后，病人的神志清醒了；3个月后，终于开口说话了。

　　1976年春，内蒙古一位叫李振荣的16岁男孩，患了脑干肿瘤。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最后在被北京的某大医院被宣判了“死刑”。王老为他医治半年，病情显著好转。继续服药两三年后，李振荣已能参加体力劳动，后来还做了某卫生所的化验员。

　　王老经验丰富，医术独到，不仅审病精细，辨证准确，而且用药精当，配伍巧妙，善于兼融西说，临床曾治愈多例顽固性哮喘、粟粒型和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肾病、肝硬化、脱髓鞘病、脑肿瘤、垂体瘤、椎体病及先天性免疫功能低下等病。

（D）“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四：王玉川 内经研究领军人

王玉川，男，汉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首都国医名师”，王玉川：内经研究领军人

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

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学术成就：“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

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

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比如，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认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

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

治学做人：“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2、1943-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3、1955-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4、1956-1957年，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5、1957-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6、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

（E）“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五：朱良春 神仙手眼 菩萨心肠

　　●他使上海淋巴癌患者拳头大的肿瘤逐渐消失，使几近残疾的骨病患者重获新生；

　　●他动员浪迹江湖的蛇花子将祖传治蛇毒绝技献给国家，挖掘不识字的民间散医成专家；

　　●他90高龄还四处看病讲学，使中医薪火相传。他常说，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

　　偏于一隅而名闻天下者，朱良春也。“朱良春现象”是中医界称道的话题。他老师章次公送他一方印章“神仙手眼，菩萨心肠”，是朱良春一生的真实写照。

　　中医界治风湿病素称“南朱北焦”，即指南通朱良春和北京焦树德。而朱良春经验方“益肾蠲痹丸”是目前唯一能修复骨膜破坏的中药制剂，很多癌症患者在朱良春这里绝处逢生。

　　92岁的朱良春有着骄人的精力和体力，气度儒雅，虽然一脸平和与安然，但其纵贯古今之学识、浩荡之胸怀、仁善之心肠，总让人生出无限敬意。朱良春虽久居南通，却成为一代名医，不以位高职显，而是真正以德服人，以术服人。

　　用虫药如神

　　善除肿瘤、骨病顽疾

　　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手术时，肿瘤只剩一小块，癌细胞萎缩死亡。

　　上海14岁的小男孩，髓母细胞瘤术后复发，头痛耳胀，泛泛欲呕，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精心调治，复查多次未显异常，已能正常上学。

　　南通市三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病危患者，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幸福晚年。

　　朱良春善治疑难病这在中医界是公认的，近年来广为传诵的是他治好了上海施先生的淋巴癌，这只是其中的个案。

　　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瞒着日本医生天天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后手术时，原来的癌肿只剩了一小块，癌细胞也萎缩死亡了，日本医生惊呆了。

　　上海14岁男孩小张，2004年4月在沪诊断为髓母细胞瘤，术后两月余，头痛如重压、耳胀，泛泛欲呕，时轻时重。MRI示脑瘤术后复发，左侧乳突窦积液。朱良春用扶正祛邪、软坚消瘤法，予多种虫类药、补益精血药合用，精心调治，2006年、2007年至今复查多次，均未发现异常，已能正常上学。2008年小张父子等三人专程从上海来通向朱良春报喜：复查肿瘤已完全消失。

　　朱良春积累了治肿瘤的丰富经验，在南通市中医院、良春风湿病专科医院、良春中医门诊部里，很多慕名而来的肿瘤患者，经朱良春及其女儿、学生采用扶正消癥的综合疗法施治，多数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或好转，减轻了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

　　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在骨科界一直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因为患者骨节畸形、骨质破坏，失去运动功能、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还伴着剧烈的疼痛，患者痛不欲生。

　　朱良春善治风湿骨病，益肾蠲痹丸是最能体现朱良春多年经验的代表方剂。32岁的蒋女士患类风湿16年，全身大小关节肿痛，活动受限，生活不能自理。经朱良春用益肾壮督、蠲痹通络法治疗1年半后，各项指标均正常，能正常工作生活，并于今年年初怀孕、待产。

　　南通市3位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患者先后被通知病危，朱良春用中医药使他们转危为安，现正安度着幸福的晚年。

　　在上世纪中叶，朱良春还有一个“五毒医生”的雅号，原因是他善用有毒的虫类药。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生物活性强，但作用峻猛、具有一定的毒性，能搜剔深入精隧骨骱之病邪，没有功底的医生不敢乱用。当年，药店老药工当得知开方子的朱良春只有20多岁时，赞叹道：“这个年轻大夫，胆识可真大。”

　　深邃高远引领学术　启迪后学

　　他是中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医生。他倾囊相授诊治疑难病的诀窍，并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

　　“非典”期间，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

　　朱良春在学术上，思想深邃而有远见，对后学多有启迪和引领，而且不尚空谈、求真实干。

　　据医史学家马伯英考证，朱良春是为中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辨病相结合的学者。朱良春指出，“证”和“病”不可分割，但不能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就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这样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活法”庸俗化、机械化，要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

　　在危急重病面前，朱良春也颇具高见：对急性热病的诊治，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提出“先发制病，发于机先”，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多能缩短疗程，提高疗效。2003年非典期间，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荣获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就是例证。

　　而对于一度迷惘、困惑的中医学子，朱良春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信仰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对于中医发展，朱良春一语中的：“一个是保持中医特色，一个是要有信心。”“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

　　很多人曾请教朱良春诊治疑难病的诀窍，朱良春总是倾囊相授：“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准确辨证之后，采取相应的扶正、培本、涤痰、化瘀、蠲痹、通络、熄风、定痉等法，再配合虫类药，很多时候都可明显提高疗效，这是朱良春70年从医生涯的心得，屡试不爽。

　　朱良春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事实上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但总会找到。

　　这不仅是一个人治病水平的高低反映，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根本观念。朱良春对中医充满了信心，并敢于去攻克疑难重症，这种信念产生出巨大的力量。  

　　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对后学也颇多启迪：上世纪60年代，朱良春首创的“复肝丸”，以扶正化瘀立法，用红参、紫河车配山甲、鸡内金、地鳖虫、三七等，开中医药抗肝纤维化先河。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内容之一就有“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的作用”；1963年朱良春在杂志上连载《虫类药的临床应用》文章，在水蛭条下曾明确提及，治胸痹心痛，配全蝎、蝉衣、地鳖虫等虫类药，收到常规药难以达到的效果。这对后来以虫类药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思路和方药，深有启迪。

　　山西灵石名医李可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朱良春，热情地跑过来拥抱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师，因李可早年吸取了朱良春用虫类药的部分经验，效果很好，心仪已久。朱良春笑：“不敢当，我现在用药审慎，不如你那样胆大有魄力。”

　　力倡实用

　　不尚空谈重实效

　　从临床干起，多年来，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对于虫类药的应用，朱良春不是妄用峻猛毒烈之品以邀功，而是从实践中摸索出的真经验。

　　朱良春讲学内容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参加。

　　朱良春是章次公先生的得意门生，章老倡导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注重实效”的治学主张，朱良春终身践行。

　　朱良春从临床干起，明白诊病关乎生死，当然要凭真本事，况患者也是医家的衣食父母，切忌空谈和造势。多年来，朱良春无论是临床、科研、讲学都求真实干，绝不做表面功夫。

　　中医界多年来热议的辨病辨证关系等，一直争论不休。如什么是“病”和“证”，关系如何，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等等，从理论、哲学层面上探讨莫衷一是。朱良春从临床着眼，举了一个例子，马上就一目了然，并提出了公允的看法。

　　辨证论治灵活，体现中医特色，但对疾病的具体机制和明确诊断缺少现代科学依据。这种中西医之间的客观差别，如不经综合参考分析，有可能导致医疗上的严重失误。如直肠癌早期症状易与慢性痢疾或痔疮混淆，如不运用西医学方法早期确诊，中西医结合，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就很有可能贻误病机，致病情恶化，癌肿转移，甚至不治。

　　朱良春讲学讲的也都是人们认为秘而不传的“真货”，故不管是应邀官方讲学，还是单位讲座，很多人都愿意自费从四面八方涌来，因能学到真东西，没有水分。

　　《朱良春医集》一书出版后短短8个月就再版，《朱良春用药经验集》已再版了14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尽宏慈善

　　以菩萨心肠对待患者

　　他不能限号，一限号患者就要半夜排队，他说：“这样子，没病也等出病来，我心里不安。”

　　他的普通门诊诊费才15元，特需门诊诊费50元。他说，“到了我现在这种年纪，看病肯定不是为了钱，我的诊费涨价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朱良春不仅医术高明，其怜悯和尽心也让人相当感动。

（F）“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六：郭子光 伤寒达人　奇症克星

　　●他精研伤寒，创新理论学说，力倡“病证结合”，一生痴迷中医，醉心治学。

　　●他是位传统老中医，6岁随父诵读汤头歌诀，至今信手拈来、倒背如流。

　　●他是位现代老中医，77岁熟练使用QQ、短信、网络视频，充满生活乐趣、阳光气息。

　　大浪淘沙，中医历史上的河间、易水、丹溪、温补等学派，其理法方药已融会到临床各科不复独立存在。伤寒和温病学派也成为当今两大中医学派，郭子光当属伤寒达人。

　　郭子光学问广博，除在伤寒方面卓有成绩、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以外，还率先开掘中医康复学科领域、提出创立“现代中医康复医学”的框架，指出“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治疗慢性病的8个步骤。

　　今年6月份在北京参加了国医大师表彰会后，郭子光更忙了。他今年77岁，在30位国医大师中，这个年龄属于“年富力强”的。每周出诊4次，还要带学生、讲课、参加各种活动，但他总是笑呵呵的，以忙为乐。7月的一天，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名医堂，记者采访了他。

　　学术

　　广博精深

　　日本伤寒界，郭子光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源于他的一篇论文和一次公开辩论。

　　在很多场合，郭子光都说过这样的话：“学术上广博而不精深者，有之；精深而不广博者，未之闻也。”他认为一名有作为的中医知识面决不能窄，中医学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这一思想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影响，当年和周总理见面的每个细节，令他铭记一生。

　　1972年，他研究慢性支气管炎有成，和其他17名专家一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总理说：“病毒是怎么产生的，西医也说不清楚。但是中医把一切都归脾胃，也太笼统，中医、西医都要发展。”接着，周恩来背诵了一段长长的《黄帝内经》原文，郭子光为其学识渊博和人格魅力折服。自此，他把总理作为偶像，把广博精深和做人谦逊作为座右铭。

　　郭子光在学术上影响较大的著作，如《伤寒论汤证新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中医各家学说》等，都是在广泛阅读和精深思考后编著而成。广博使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精深使他的理论探索富有创意。他在《伤寒论汤证新编》一书中，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是现代研究伤寒频有影响的新说。该书出版时，海峡两岸还处于阻隔阶段，但台湾一家书店将其多次出版，作为台湾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材。

　　在郭子光的学术道路上，有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那是1979年《中医杂志》首页上发表的《伤寒论证治规律的探讨》，共7页，当时他还是一名助教。“这篇文章为我打开局面，开始小有名气了。”重视仲景学说的日本，特意派人到成都考察郭子光的学问，邀请他去日本演讲，之后香港、韩国纷纷请他去海外出诊、定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郭子光学术的鼎盛时期，他集中发表大量论文，受邀在国际四处讲学。1986年，郭子光应日本东洋医学会邀请，作“小柴胡汤证治”特别演讲，演讲结束后与藤平健、小川新等日本古方派著名学者进行了一场辩论，郭子光以睿智而富有说服力的发言征服了日方学者，并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本土中医的“可望不可及”之处，使其大为折服。

　　他先后4次去日本讲学，每年组织中日临床交流活动，郭子光的名字在日本伤寒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硕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刘渊说，几年前在日本学习期间，但凡提到郭子光的名字，日本学者无不肃然起敬，谦恭之态令他大为惊讶。

　　郭子光在伤寒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是提出“病理反应层次”是六经方证的实质，他提出创立六经辨证论治新体系，把仲景学说的发展推向新阶段。他认为六经病就是六个大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应。伤寒六经方证，是仲景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找调节人体反应状态的确定性，而总结出来的针对不同的病理反应层次进行调节的治疗体系。

　　他在临床上力主“病证结合”诊疗，归纳出“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指出每种形式的特点、优点和适应范围,包括分型论治、分期论治、方证相对论治、以基础方加减论治四个方面，这样既重视整体调治，也重视局部的病理损伤，促进中医对许多疾病的病机与证候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

　　他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提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基本框架。以前中医古籍有关中医康复的内容散见于各科著述中，郭子光把零零碎碎的经验、认识，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行系统化整理、研究。他对康复理论与方法的原理与具体运用作了具体阐述。驳斥了“中医无康复”之说，不同意把康复与养生混为一谈，认为只有把治疗措施提到康复意义的高度来要求，才能充分开掘中医学的潜在内涵。

　　此外，郭子光在诸多领域有所创新。比如提出“攻邪已病”治癌症的学术思想，肝主疏泄治血液病，比如在《肺结核病》一书中提出“三因鼎立”学说，形成发病公式：原因＋诱因＋素因→疾病，被认为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创新。

　　临床

　　善治奇症

　　“给病人医好了病，心中是个享受。这种幸福感，比得到很多钱还满足。”

　　如果有来生，郭子光说自己还会选择做医生。对他而言，治愈病人的幸福感，比得到很多钱还满足，他常说，“病人一高兴，我也感到高兴。”他擅长治疗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难治性血小板减少症、慢性肾炎蛋白尿、某些癌症等疑难病症疗效卓著，在病人和同行中声望很高。

　　每周他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名医堂、老中医门诊部坐诊4次。由于患者过多，必须当日挂号，早晨8点开号，不到3分钟25个号就被一抢而空。不想让病人白跑一趟，再加五六个号已成了惯例。

　　他印象最深的病例是上世纪70年代治愈的第一例乙脑病人。当时郭子光在城关医院主管病房，来了位7岁的小病人，体温41℃，抽风不止。当务之急是赶快让病人醒来，给病人服用了安宫牛黄丸，但还需要麝香和竹沥水，药房里没有。幸好有位少数民族的进修生，把身边带着的好麝香捐献出来。随后郭子光让人砍断几根竹子，用火烧，流出大杯大杯的竹沥水，再把麝香兑进去。4小时后娃娃的体温下降，很快苏醒。过几天小病人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孩子的爸爸捧着特大的写着“伟大的中医药”的锦旗一起来道谢。

　　1998年，一位43岁的公司经理腹内肠鸣，从沥沥有声到整天无休止地“咕咚”响，四处医治无效。来就诊时，一米开外“咕咚、咕咚”的肠鸣声清晰可闻。郭子光诊其为“肝之疏泄太过，内动肝风，扰动肠系，肝失藏血挟瘀滞。”遂投从肝治之，肠鸣即消，不再复发。

　　前不久，有一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60多岁女病人，郭子光认为她属于肾精亏虚，给病人开了鹿茸、人参等药，3个月后，病人恢复得很快，血小板上升，腿和耳朵的症状改善很快，全家人送来一大包礼物表示感谢。郭子光说：“请你一定成全我，保持我的医名。”从医将近60年，他无数次拒绝了患者的红包和礼物。每有贫苦的病人，他反倒送钱给他们买药。

　　经过多年探索，郭子光总结出自己临床治疗的8个步骤要领：凡有外感先治感，气机不疏先治郁，运化失司先理脾，平调阴阳治原病，整体局部善处理，无证可辨亦须辨，治标药物逐步减，西医诊断作参考。徒弟们按照这个步骤操作，少有疏漏。

　　成才

　　天道酬勤

　　没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没有耀眼的家世、过人的天分。就凭着勤奋和执着，郭子光为众多中医学子树立一个成功的范式。

　　在巴蜀地区，郭子光有“多产作家”的美誉，发表医学论文130余篇，主编医学专著11种。然而可贵的是，无论出名前后，他的文章“从不假人手”，决不挂名。200多万字的《现代中医治疗学》，是郭子光在70多岁的年龄，逐字逐句亲自修改、补充完成的。一个人能有这么多精力吗？郭子光笑答：“人的一生是很长的。”

　　郭子光的身上，可以发现成就来自于聪慧和热爱，但更重要的还是勤奋。他把中学老师的临别赠言“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作为一生的信条。早在成都中医学院读书期间，郭子光就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做了个大题目——《中医长寿学术之探讨》，“这个文章，今天读起来还很新鲜。”

　　从医几十年，他始终保持一个习惯：白天应诊，晚上一定要翻阅中医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疑难，对典型病案必作详细记录，有所发现就动笔记述，日积月累，发表大量论著。以至于现在，他的徒弟有时会苦恼无题目可写，因为该总结的，老师早已亲自写完了。

　　勤记卡片是郭子光的治学秘诀，上万张卡片在他家中的书柜，按类别整齐存放着。多年来，读书中每遇到有启发的内容，他就摘录下来制成卡片，这为他编写大量著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他常对学生讲：“请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

　　郭子光是个爱琢磨的人。小时候，他常常躺在地上望着天：天有边没有？有边的话，天外面又是什么？物质是怎么来的？最源头是什么？长大后学习中医，他对《伤寒论》深感好奇。一本书不过2万多字，总结了那么多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有上百位历代注家研究它，其中的奥妙到底在哪里？探索的兴趣引领他有所发现，《伤寒论》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仲景采取“寓理于事，因事明理”的总结方法有关。

　　他常说中医的学习要从培养兴趣开始，应从小普及中医文化。走上中医这条路，对郭子光来说，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印象中，当时自家医馆里，常用药物如柴胡、银花等每日要用上一大箩，不少危重病人在父亲的调治下常应手而愈。幼年父亲即开始教以诵读《伤寒歌括》、《温病百言》、《医学三字经》等书。郭子光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但他小小心灵早已立下的岐黄之志，更加坚定不移。

　　随后他师从舅父廖济安习医。舅父也是郭子光父亲的徒弟，擅长经方，治“暴证”尤过其师。他精心培养外甥，先让他专门攻读私塾，学习《论语》《中庸》《诗经》一年有余，然后开始教医。跟舅父临床习医的3年，是郭子光进步最大的3年。出师后，19岁的他在镇上独立开诊，很快小有名气。

　　为谋求深造，1956年郭子光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四年后因成绩优异而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在这里，他开始了奋斗终身的事业，并收获了爱情。爱人冯显逊也是该校的妇科专家，俩人兴趣相投，白天遇到的疑难杂症，晚上回家再相互探讨，总有说不完的话。

　　育人

　　爱徒如子

　　郭子光子女没有继承中医，他深以为憾，于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郭子光强调学生背经典是出了名的。他说，古代的经典著作代表了中医的宝贵经验，多背一个处方就是多掌握一个看病的手段。采访中，他能随口背出很多大段的中医经典。他的背诵方法是从头到尾连着读十遍。“再长的古文，读一遍拿个纸条揉一个纸团，攒成十个纸团就都记住了。”

　　一次，一位研究生跟着郭子光坐诊。查看病情后，郭子光说出《内经》上的一句话，结果这位研究生写不出来。“这怎么能行呢？”研究生遭到郭子光的批评。

　　他对学生的要求一向严格，必须能讲、能医、能写。曾有位学生是福建一所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当时字写得不够好，郭子光就要求他一天练一篇毛笔字。他果真照着做，“教研室的报纸都让他写完了，”字也有了很大提高。

　　郭子光讲课属于“睿智型”，语言风趣、清新，学生们评价“听郭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他在讲课中注意使用新词汇，常告诫其他老师，“须知庸俗的或习惯的口语容易冲淡严肃的学术氛围，而单调、重复的语言，则易使人神情抑制而困倦。”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杨俐说，“郭老了解很多现代词汇，比如暗物质、黑箱理论。”

　　子女没能继承父业，郭子光深以为憾，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们走在路上，他是一定要互相牵着手的。虽然课堂偶尔要批评学生，但他对学生们关爱有加。有次晨练看到一位贫困女生靠给同学送牛奶赚1毛钱，他联系到该班班主任，匿名向年级10名贫困学生每人提供500元钱，在信封上写道：成功永远属于那些艰苦奋斗的人——赠给中医“明日之星”。一次，郭子光在学校校报上看到一位学生写自己父亲的艰辛，颇为感动。随后找到校报编辑，让他转交200元钱给这位作者。

　　郭子光的生活丰富多彩，性情开朗。闲时喜欢和老伴一起切磋书法、欣赏京剧，两人还爱读武侠小说，是不折不扣的“金庸迷”。前不久他还做红娘，帮女白领相亲，陪着见面。郭子光从不排斥现代通讯工具，乐于学习，他可以自己上网用QQ聊天，利用网络视频给患者诊病，熟练地收发手机短信，来电铃声竟是周杰伦的“千里之外”。

　　他是充满爱心的，是勤奋和智慧的，他为所有的中医院校学子提供一种勤学奋进的成功范式。77岁的郭子光精力充沛，满怀憧憬，他说中医未来会更好，会有更多的大师。

　　郭子光小传

　　1932年12月，生于重庆市荣昌县郭氏中医世家。

　　1947年－1951年，亲仁中学肄业后读私塾1年，后师从舅父廖济安习医3年。

　　1952年－1955年，悬壶乡里，后任县城关医院主任。1953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进修1年。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

　　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医内科、伤寒、各家学说、养生康复等课程的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

　　2002年，被确定为中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G）“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七：何任 金匮研究第一人

　　●他26岁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治疗肿瘤12字原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屡获奇效；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八老上书”的参与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呼吁；

　　何任5岁，受父亲影响，《本草备要》、《药性赋》即使看不懂也要背上几遍，不认识的中药总是偷着尝一下；

　　10岁，对国文、历史、地理知识颇为精通，一篇《月上柳梢头》的作文，被老师戏称为“小鬼”；

　　14岁，由于患胃病，对中医、中药特有兴趣，对照《本草》，将所吃中药的性味归经详记心中；

　　16岁，以一篇《论〈伤寒〉六经》震撼监考老师，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直接插班读二年级；

　　26岁，针对中医教育匮乏的状况，在杭州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面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

　　如今，89岁的何任，面目和善，皮肤白皙，精神矍铄，温文尔雅，一副金丝眼镜后闪动着慈祥而睿智的双眸，几道浅浅的皱纹，让人感受不到他经历的风霜。当记者采访他时，提及往事，他时而大笑，时而严肃。

　　立志

　　选择中医我无悔

　　他生于中医之家，从小就酷爱中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乘船赴沪，以“去考学堂、去看我娘”令整船人为之动容；他考取了西医、中医两所院校，最终选择了中医，成为一代金匮大家。

　　何任，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庶的中医之家，早在童年时期，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入门书籍。

　　1938年，何任立志学医，拟赴上海学习。当时上海城郊都被日军占领、上海市已经成为一座“孤岛”，何任通过多种关系，拿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乘上了一艘只有小贩才搭乘的小货轮。

　　“现在不太平，像你这样的壮丁，很危险的。”有好心人提醒何任，当时船上以中青年妇女为多，他是整船唯一一个穿长衫的大男孩。

　　“去考学堂、去看我娘”，面对众人的疑惑，何任拿出了自己的通行证，以去考学和看母亲为由，令好心人颇为感叹。

　　当时的上海西医院校居多，而中医则只有新中国医学院一处，何任一边复习英语，一边学习中文，备考两所学校。不久成绩下来，何任接到了西医院校的备取通知，同时也顺利考取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的插班生。

　　“现在我还记得，考题是《论〈伤寒〉六经》，题目极大、极活、极泛”，何任一连用了3个“极”字。“我一直写到监考先生站在我身边来催，才收笔。入学后，我听老师说，我其实可以考三年级的插班生，现在想来，我选择学中医是对的，在学校的那段日子，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名家先后施教，让我视野大开。”

　　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任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长。

　　1941年，实习结束后的何任到浙江永康盐务局当医生，接触到了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随后，何任以一篇《中医诊治急性传染病之实践》的论文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教学

　　传承中医尽全力

　　他是中医教育家，1947年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他辞去公职一心办学，成为杭州市中医协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他先后担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他招收中医学术继承人、博士后，全力传承独特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为了让中医学术发扬光大，何任倾心教育，全力传承。

　　1947年，针对许多医生多为家传、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拜师学习的往往不能学到老师真传的状况，何任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

　　“那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可是社会并不太平，物价飞涨，我想找一些参考书，可是全杭州除了几处旧书摊以外，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我买了1本线装的《脉经》，花了几斗米的价钱。”提及往事，何任陷入了惆怅。

　　那时的何任刚结婚1年，爱人陆景涛在工作之余，也帮何任整理资料，凭着简朴生活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何任陆续编写了《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外科学》等一系列讲义，并用于函授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何任虽然先后担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但始终未曾离开中医教学岗位。

　　1958年，何任奉命筹建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从物色师资，到学习办学，一边主持行政工作，一边投身于中医教育，培养了无数中医进修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他的学生遍天下，1982年，何任出席卫生部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学术报告，反响巨大。1985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去日本讲学。

　　1990年，何任被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招收两名中医高徒。对于自己的弟子，他竭其所知，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授。

　　1993年，何任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成立了“何任中医基金会”，以奖励在中医药教学、科研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学生。

　　如今何任已是接近90高龄，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坚持门诊。

　　“何老工作起来不知道累，直到现在，还带着我们到各地讲学。”他的弟子徐光星说，“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他，为何还要如此辛苦，他总是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学术

　　“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

　　他编写了解放后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他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他被称为经方大师，和刘渡舟先生一起被称为“南何北刘”。

　　何任认为，学生毕业不是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自己独立进行艰辛研究的开始。

　　在教学、临床之际，他以中医第一部杂病学专著《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成为《金匮》大家的探索之旅。

　　1958年，他编撰出版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此书第一次以白话形式对《金匮》原文进行全面阐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者，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

　　1985年，他编撰《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两书，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何任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邃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深得日本学者的尊奉与推崇。

　　何任研究经方，也善用经方，主张尽可能使用经方全方.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董建华先生都会邀请他去义诊，当时他主要研究《金匮要略》，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主要研究《伤寒论》，二人被董建华先生称为研究经方的“南何北刘”。

　　1991年，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两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并被翻译成日文版，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他本人也被日本汉方界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如今，该书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作为一代《金匮》大家，何任应用经方非常娴熟，用药味少而效宏。

　　“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何任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在临床中，要么你就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经验方。”

　　“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

　　何任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至今已发数百篇。《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从1977年创办至今，每期都有何任的学术论文刊出，30年来从未间断。

　　医术

　　疑难杂症疗效佳

　　他虽是经方专家，但不排斥时方，当用则用，惟效是求；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肿瘤原则，在临床被广泛运用，并屡获奇效。

　　擅用经方，亦不排斥时方，一切惟疗效是求，这是何任遣方用药的特色之一。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任认为，这种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

　　每逢何任门诊，浙江名中医馆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门诊部必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是凌晨一、两点钟来的，有的则是前一天晚上就在这里等候。他们有的讲杭州方言，有的操东北口音，有的是广东话，还有的是归国华侨说着的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不为别的，正是为了来找何任教授看病。

　　“何任可真是华佗再世，是真正的大医。我现在这条命就是何任给的呀！”在之前的采访中，浙江嘉兴病人沈某反复赞颂何任。

　　沈某被上海某大医院确诊为胆囊癌晚期肝浸润，认为已无法医治，并预言只能存活20天左右。经何任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以扶正祛邪蠲痛法立一处方。病人服用7剂后即觉症状明显好转。续服4月后前往原上海某大医院检查，癌肿完全消失。2个月后即照常上班。后间断服药，至今已过去整整18年，病人依然健康如常人。

　　何任擅长治疗时病内科、妇科、肿瘤、疑难杂症等，在治疗肿瘤时，强调应遵循“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

　　“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不断扶正”之方法，何任在临床上又将其细化为三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

　　“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将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交叉配合使用。

　　“随证治之”，即是指在综合考虑肿瘤疾病的基础上，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的原则指导下，依随病人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

　　何任早年行医期间，曾遇一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病人情况危急，何任一边令人用冷毛巾敷与胸部，一边把藕捣汁冲服十灰散，病人大出血停止。“单独的中医也能治疗重症，关键是要有勇气治疗。”何任说。

　　22岁女患者刘某，患精神分裂症多年，时常发作，不时歌吟啼哭，烦躁恼怒，甚至割腕自杀。经何任诊查，为其开出两个处方，叮嘱病人两个药方隔周交替服用，病情有效控制，并参加了一个模特班培训，欲参加某项全国模特大赛。当病人及家属感激万分，跪谢何任时，何任却谦逊地说：“医生就是要想尽办法治好疾病，上工十全其九，我还有距离呢！”

　　有时他的病人太多，医院怕他太辛苦，欲回绝补号的病人，何任总会说，“他们从外地赶来，已花了不少路费，就加个号吧，我迟点休息无所谓。”

　　已是浙江省名中医的小女儿何若苹说，“我父亲这一辈子行医救人的故事，说上1年都说不完。甚至他老人家自己生病时，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医生，还在钻研岐黄之道。”

　　做人

　　社会责任重如山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亦是“八老上书”的参与者；有人贴大字报，戏称他为“八哥先生”，当上级追查，仍出手相救；他对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赤胆忠心。

　　何任对中医药事业的精诚之心，日月可鉴。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均列其中。

　　他是“十老上书”的发起人，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任高瞻远瞩，联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等十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总理，陈述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我当时的这个决定，连我的爱人都不知道，都是在秘密进行，上书国务院，以前我们没有做过”。回忆起那段往事，何任感慨颇多。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专职的政府行政机构。

　　1990年，何任等8位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再次上书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八老上书”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加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再次想起往事，何任的脸上多了一丝肃穆，“有的老专家现在都不在了，中医发展需要传承啊。”

　　何任关注着中医的发展，却从不把别人对他的评价放在心上，对批判自己的人还出手相救。

　　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身为学校党委委员的何任由于经常传达党的文件被人贴大字报戏称为“八哥先生”，在上级派人调查此事时，认为该人是对党进攻，而何任却将责任归结为自己身上。

　　“他也有妻子儿女，也不容易，也是一时冲动吧，我说，他贴大字报是因为我主张使用经方要原方使用，不要改变，所以才被他戏称，上级认为我说的有道理，没有追究。”何任说，“现在他还在世，我想我是对的。”

　　“老人家一直关注中医事业的发展，每当有好的政策出台，就特别激动，”在何任停顿之际，他的女儿何钧讲起父亲第一次读“十七大”报告时的情景，“报告中有关于中医的发展，提出了‘中西医并重’，这使老父亲激动不已”。

　　“以前资料是‘中西医结合’，现在中央明确‘中西医并重’，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何任说。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何任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写的条幅，“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诚”是其做人的准则，高尚的医德、精深的技艺，何任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推崇与敬重。他以赤胆忠心的中医情怀，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探索的精神，开拓了一条艰辛卓绝的名医之路。

　　何任小传

　　1921年生于浙江杭州人，为中医世家。

　　1938年-1941年，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

　　1947年，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

　　1949年-1955年，创办庆春中医联合诊所，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1958年-1983年，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

　　1983年至今，任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

（H）“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八：李济仁  新安医学研究奠基人

　　● 他带领学生还原了668位新安医家和400余部新安医籍的原貌

　　● 他提出“痹痿统一论”等系列学说，制定辨治顽痹四法，创立效方验方

　　● 他突破家传囿规，进行开放式的医学传承，培养了一个博士团队

　　自古名医出江南。安徽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不是来自省城，不是来自中医医院，而是来自于偏处一隅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中医科。

　　李济仁，人如其名，注重立德，以仁心仁术济人济世，他主张立功，倡立“痹痿统一论”等系列学说，在医教研岗位上引领学术发展方向，成为新安医学研究奠基人。他讲究立言，带领家庭乃至一个博士团队，著书立说，传承发展新安医学。

　　志存高远  仁心济世

　　从乡医到中国名老中医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患顽固性失眠1年有余，三诊后，严凤英一切正常，从此再也不用安眠药了。

　　1931年的寒冬，地处徽州歙县桥亭山凤逸村的贫苦篾匠李荣珠喜得贵子，取名李元善。几十年后，李元善从乡村医生一步步成为新安医学传人，成为中国名老中医和国医大师。

　　7岁时，李元善开始学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乐于思索，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43年，他遵从“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的古训，跟随当地名医汪润身学医，3年苦读出师后，他想找名望更高的人拜师学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定潭向有车头寺，半夜叫门一帖传。”山村的夜里，一片漆黑，乡亲们提着灯笼去定潭求张根桂看病的情景，给幼小的李元善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根桂是新安世医“张一帖”第十三代传人。李元善心中萌生念头，“不当医生则罢，当就当这样的名医。”于是，他毛遂自荐拜张根桂为师，并改名李济仁，意为“仁心济世”，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

　　从1949年起，李济仁在歙县小川开业行医。解放后，他两度被选派到安徽中医进修学校（安徽中医学院前身）师资班学习，还参与安徽中医学院和附院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内经教研组组长、大基础教研室主任等职。随后在歙县人民医院、安徽中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等单位工作。

　　多年来，李济仁敏而好学，精勤不倦，在掌握复杂而深厚中医学知识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对一些疑难杂症屡起沉疴。

　　早在1965年，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患顽固性失眠1年有余，屡服进口高效安眠药无效。李济仁回忆，当时严凤英眼眶四周青黑凹陷，头昏烦躁，腰膝酸软。李济仁分析，失眠时久，诸治不应，应当从肝论治，以滋肝阴为主，辅以安神。于是，他开出了镇肝益肾、阴阳并调的方子。服7剂后，患者能睡4个小时。李济仁按照时间医学，嘱咐患者在午后及晚睡前各服一次，以便药效更好发挥。三诊后，患者一切正常，从此再也不用安眠药了。

　　1981年的夏季，53岁的黄某手术后高热达41℃，致使头痛、神志不清。医生采用冰敷以及抗生素退热，均无效。午夜时分，院长派人请李济仁会诊。李济仁认为患者因暑热交蒸，致高热不退，开出解表祛暑、芳香化湿的方药，如香薷饮、加减白虎汤等。服下不久，患者便退烧了。

　　由于医名远播，疗效显著，来自中国各地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慕名求诊者纷至沓来。李济仁也先后获得首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等一系列荣誉。

　　杏林伉俪   风雨同行

　　从徒弟、女婿到“张一帖”传人

　　夫妻共同继承“张一帖”家传，先后调入皖南医学院工作，同被遴选为“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几十年来，二人在中医理论与临床的研究上取得了累累硕果。

　　定潭的“张一帖”源远流长，至今有450余年的历史，传15代，被誉为新安医学第一家。张一帖远祖可上溯到北宋名医张扩，张扩之后人张杲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史著作《医说》的作者。张氏还著有《医流论》、《伤寒彻要》、《秘方奥旨》等书，影响深远。

　　时光荏苒，世医传给了明代嘉靖年间的张守仁。由于他医术高超，常一剂而愈，始称“张一帖”。他以仁慈为本，对待患者不论贫贱均能悉心治之。特别是冬春流行病高发季节，都药物熬制后放置在茶水中，日夜无偿供应，村民和过路人因此受益。

　　旧社会，家传技术多传子不传女。张根桂对祖传“末药”加以完善，创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加减法，进一步提高了疗效，其以“稳、准狠”为特点，辨证准、用药精、剂量重，往往一二剂即起疴回春。国学大师吴承仕先生因患痼疾遍访京师名医皆不效，回家乡歙县以后，经张根桂医治而愈，感佩之余，特奉赠一联“术著岐黄三世业，心涵雨露万家春”。然而，张根桂唯一的儿子夭折，次女张舜华便立志学医。她勤学苦练，亲自上山采药，配药尝药，以至诚至孝感动了父亲，多年后悉得家传，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张一帖”。

　　作为徒弟，李济仁朝吟夜诵，勤于实践，与小师妹张舜华一起跟师抄方、巡诊，同采药、制药。张根桂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李济仁聪慧过人，老实能干，处理疑难杂症很有一套，令老师刮目相看，尤为欣赏。不久便把女儿许配给他，同时把家学也传了他，与张舜华同为“张一帖”的第14代传人。大概还有这样的君子协定，即未来李济仁的第一个儿子要随母姓张。

　　解放后，李济仁夫妇二人先后调入皖南医学院工作，夫妻二人不仅在医术上继承“张一帖”，还继续着“张一帖”舍医送药的传统。几十年来，他们无论多么繁忙，每年都会定期返回家乡为乡亲们赠医施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济仁夫妇还为1万余人次的国际友人提供了“无偿函诊服务”。

　　独创新解  学文并茂

　　从传统医学到现代科学研究

　　他注重融会新安医学学术思想以及《内经》理论与诊治方法，从临床实践中加以体悟，建新说、立新法、研新方；提出“痹痿统一论”，制定辨治顽痹四法，创立“归芎参芪麦味方”。

　　“北协和，南弋矶”是过去人们对中国西医院的最好评价。李济仁所在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迄今已有120多年。蒋介石、孙科等来该院视察过，吴绍青、沈克非、陈翠贞等名医先后任职。在这样一所有名气的西医院搞中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西医出书，中医也出书，西医搞科研，中医一样搞科研。”李济仁凭借不服输的性格，孜孜以求、奋力拼搏，建新说、立新法、研新方。在皖南医学院和弋矶山医院“四大支柱”和“四大名师”中，李济仁名列其中。

　　李济仁业医60余年，在医治外感病、急症等方面，承继“张一帖”心法，以认证准确为基础和前提，用药猛、择药专、剂量重，往往1剂奏效；辨治杂病，则合参新安汪机“培元派”提出的调补气血、固本培元思想，重视培补肾本，辨证灵活机变。如对于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等，李济仁系统提出以补肾法为主，健脾和胃、养血舒筋的方法，治愈数例。

　　李济仁根据新安医家诊治痹证、痿证的基本特色与规律，临床上既强调鉴别，又强调辨治痹痿同病，提出“痹痿统一论”，制定辨治顽痹四法，即顽痹从虚、从瘀、从痰辨治，痹痿同病则重调肝肾，兼以健脾和胃、养血舒筋。

　　15岁王某，四肢痿弱无力，走路如鸭行，经常跌倒。经大医院诊断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长期服用激素、维生素等无效。患者父母慕名来求治。李济仁检查后，诊断为肝肾两虚型痿证，以《内经》理论与诊治方法融会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确立了补肾益肝、舒筋活络的治则。服用一段时间中药后，患者四肢感觉有力。李济仁根据病情连续调方数次，又嘱咐其坚持锻炼，不久，患者病情大有好转，臂力增，腿力强，近如常人。

　　对于疑难病证，李济仁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熔经方、时方、验方于一炉。治疗胃病倡导“和、降、温、清、养、消”六法，等，并创立了治疗冠心病的“归芎参芪麦味方”、治疗痹证的“清络通痹饮”、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固本益肾汤”、治疗乳糜尿的“苦参消浊汤”等效方验方。

　　李济仁身体力行于新安医著的校注整理工作中，潜心提炼新安医学诊治之特色规律，带领学生成功还原了尘封于历史的668位新安医家、400余部新安医籍，并厘清和阐明了新安医学对急、危、难、重病症的诊疗经验和规律，成为研究新安医学的奠基人。

　　他独著、主编《济仁医录》、《痹证通论》、《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等学术著作14部，发表论文112篇，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教授评价其“独创新解，学术并茂，发前人之奥妙，作医津之宝筏。”

　　不囿家规培养后学

　　从名医世家到博士团队

　　老两口与5个子女构成名医世家家族链；突破家传囿规，培养指导了一批研究生作为“张一帖”世医传人，其中研究生22名，高级学徒2名，形成一个博士团队。

　　家族链传承方式是新安医学的显著特征，“张一帖”世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14代传人李济仁家里，老两口与5个子女，构成名医世家的家族链；两人突破家传囿规，培养指导了一批研究生，形成一个博士团队。

　　长子张其成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国学专家，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二女李艳，现为皖南医学院副教授、硕导，弋矶山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三子李梃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经营诊所，继续“张一帖”家传，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医在民间”价值理念；四子李标是中国科学院博士，德国洪堡学者，目前在美国工作，担任主任工程师，侧重于生物材料学角度，开展生物医药和中医药学探索研究；幼子李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博士，师从王永炎院士和李衍达院士，现为清华大学副教授、博导，他以中医“证”为突破口，开辟“中医药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方向，受到学界极大关注。“兄弟三博导，两代七教授”，“张一帖”不再是一枝单传，而是满堂芳菲。

　　张其成回忆，小时候，父亲常常告诫他们，“发愤读书终有益，飘摇游戏总无功”，并鼓励和支持孩子自由探索未知。父亲曾在中医院、综合医院以及中医学院和医学院工作，眼界开阔，胸襟豁达，对中医与西医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有独特见解，还鼓励儿子用现代方式来传承和研究中医，希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和突破口。这些对孩子以后的志向兴趣影响很大。5位子女分别从文化、临床、科研的角度，传承光大中医药学，并从定潭小镇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弟子仝小林，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博导，是糖尿病专家。弟子孙世发，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博导，是方剂学专家；弟子胡剑北，现为皖南医学院科研处长，硕导，专攻“中医形体医理学”；弟子朱长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1医院博士后，对中医“治未病”理论有独到见解。

　　以和处世快乐人生

　　从“三高”患者到健康老人

　　不惑之年血脂高，天命之年血压高，耳顺之年血糖高，益寿延年有高招——手舞足蹈令五脏安和，珍藏字画享其中趣味，亲近自然览山川胜迹。

　　年近八旬的李济仁鹤发童颜，笑容可掬，待人亲和。看他神采奕奕、思维敏捷，很难把这位健康老人和“三高”联系起来。然而，李济仁却笑称：“不惑之年血脂高，天命之年血压高，耳顺之年血糖高，益寿延年有高招。”

　　手舞足蹈令五脏安和是第一招。长期以来，李济仁为保持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自己揣摩总结出一套运动五脏养生保健法，即“养心、调肝、理肺、健脾、补肾。”此外，他认为，还要注意六腑养生。平时多吃一些粗纤维食物以刺激肠蠕动，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只有五脏六腑功能正常，机体才能处于“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珍藏字画享个中趣味是第二招。李济仁喜爱收藏字画，乐此不疲。在他家中的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名人字画，各具特色。其中启功先生的书法非常抢眼，“神存于心手之间”是对李济仁人品和业医的形象描述。繁忙工作之余，李济仁端一杯清茶，小憩于红木椅上，一一欣赏细品。他说：“收藏字画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既能增长文化知识和品味，又能怡情养性，延年益寿。”

　　亲近自然览山川名胜是第三招。李济仁就是位精研岐黄笔耕不辍，而又亲近自然、酷爱旅游的智者。他不但踏遍家乡的青山绿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远赴东南亚和欧美澳非等国旅游。著名书法家葛介屏先生特作对联相赠，“登五岳名山足迹园林继宏祖，精岐黄鉴古手披图籍踵青莲。”

　　在李济仁居住的医苑小区，林木荫翳，绿荫如盖。在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里，李济仁晨起听鸟鸣，江畔听涛声，“江声画韵伴医书”，实为一大乐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实，李济仁的最大养生秘诀是“和”，处世平和，待人随和，为人谦和。

　　在十年浩劫期间，作为“铁杆老保”的李济仁为保护他人而牺牲自己，受尽了迫害。劫难之后，李济仁成为安徽省教委和卫生系统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委、中医评议组组长，以前曾经揪斗李济仁的人要求他帮忙评职称，李济仁一笑泯恩仇。

　　“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闻知自己荣获中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时，李济仁感恩之情溢于言表：稽首党恩施甘露，深心亿兆沐霞阳；愿将仁术化“一帖”，普济苍生永安康。如今，年近80高龄的李济仁以矫健的步伐，在承续新安医学千年血脉的同时，也谱写自己的灿烂人生。

　　李济仁小传

　　1931年，出生于安徽省歙县；

　　1943－1948年，师从新安名医张根桂、汪润身等，并临证随诊；

　　1949年，在歙县小川开业行医，任所长；

　　1955年、1958年两度被选派到安徽中医进修学校（安徽中医学院前身）师资班学习；

　　1959年，参与筹建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1970年，转入安徽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工作；

　　1972年，调至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工作；

　　1990年，成为首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

（I）“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九：陆广莘 中医哲学家

　　◆他对中医原旨的独到见解常不易被人接受，自称少数派

　　◆他致力于中医学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呼吁中医要卓然自立

　　◆他在西医院临床26年，56岁归队研究中医，倡导“中医研究”

　　◆他中西汇通，诊疗思想独树一帜，治疗疑难杂病得心应手

　　陆广莘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著名的中医理论学家、临床家。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被他激昂的语调、犀利的言辞、深邃的思辩、妙语连珠的中英文打动。“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是他对中医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他从医六十多年寻求中医学之道的收获，也是他对中医发展的期望。

　　师出名门继承创新

　　3位名师的教导、西医名校的系统学习、综合性大医院坚持中医特色的实践，使他中西汇通，学验俱丰。他遵循中医学原旨，执着探寻中医精髓，真知灼见别具一格，是当代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而卓然自立的代表人物。

　　“我是正宗中医出身，当国家号召中医药人员要系统学习西医时，我通过考试，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学，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在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

　　自18岁在上海开始学习中医后，陆广莘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老师的言传身教使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影响了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观点，激励他对中医真谛孜孜以求，奋斗不已。

　　陆渊雷的古文学和中医学造诣很高，蜚声医界。民国18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院长。“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办校宗旨要求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识。陆广莘作为函授弟子，不但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也打下了他兼收并蓄、融古汇今的学风基础。

　　章次公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时，陆广莘随他抄方侍诊。1956年关于五行存废问题的讨论时，章先生与他切磋讨论，并鼓励他发表意见。章次公“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的教导使他对中医学充满自信、自强、自立的决心。陆广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中医药》上，学术见解的锋芒和论辩的才气逐渐显露。

　　徐衡之提出“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临床上采用中西医结合取得良好疗效。陆广莘1957年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时，徐衡之任主任，对他言传身教。敢想敢干的陆广莘在一流西医院里开设中医门诊，创建中医病房，扩大中医临床领域，并于1958年秋在北京医学院开设《中医学概论》课程，吸引医疗系四、五年级和儿科系四年级学生听课，以及利用中医临床病例编写教材，推动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等，均得益于徐衡之的传教和支持。

　　对陆广莘学术思想影响深刻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陆广莘早年对王履进行了深入研究，很欣赏王履朴素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和历史的批判方法。王履的学术观点、论辩性强的文字，对陆广莘影响至深，这在其论文和言谈中处处可见。

　　3位名师的教诲，以及受王履等医家治学态度、观点和文风的影响，他不断勤求博采，继承创新。他思想解放，科学批判，独立思考，逐渐形成了高深独到的见解、超凡脱俗的观点以及执着的探究精神，这也使他在中医名家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

　　观点独到超凡脱俗

　　他学贯古今，徜徉中外，才思敏捷，人谓之“明”；他兼收并蓄，思辨功深，学验俱丰，人言其“达”；他声名远扬，勤勉和蔼，言传身教，人敬之“尊”；他高屋建瓴，见解独到，卓然自立，人赞之“才”。

　　陆广莘是中国第一批“中学西”人员，受过正规的中西医教育，曾在中医、西医权威机构临床、科研和教学。他心智超群，且博极医源，遍求中外，不断参悟中医学的精髓，在中西医模式比较、当代中医的使命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形成了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在当今中医界中，因为敢于提出尖锐问题、善于逻辑思辨和观点独具创见，而被誉为“中医界的哲学家”。

　　“中医学之道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证论治的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是通变合和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凝聚陆广莘学术思想精华的《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醒目的话。

　　他认为医学模式转变的根本在于诊疗思想的转变。医生应该“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明乎物我之相分；实事求是，通健病之变以识环境利害药毒；有的放矢，循生生之道发现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讲求实效，用生生之具谋求天人合德生生之效。”这种深邃精辟、一针见血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当代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医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他强调“稳态调节与中医养生保健”的关系，指出人的健康模型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和谐，并非是“邪”的彻底消灭。他严厉指出，现在人们对细菌、病毒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是徒劳和好坏不分，反而使病害越来越多。

　　陆广莘的中医诊疗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刻，说理精辟。他说：“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的目标对象和发展对象，是中医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他将这一思想时时落实在诊疗过程中，记者曾跟随他门诊，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他经常对病人机体顽强的生命活力发出赞叹，鼓励病人与病魔抗争：“你的病有好转，不是我的功劳，是你自己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坚持！”临床上，他从社会、人文学等角度对病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全面分析，鼓励病人发挥机体自愈能力，这是他“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的精彩体现。

　　由于陆广莘强调医生应充分调动人体内一切因素驱除病邪而恢复健康，所以他呼吁客观、正确看待药物作用。他指出，医生是“聚毒药以供医事”，不要绝对地看待某种药物的功效，利用药物治疗疾病时要趋利避害。

　　他早在1973年就发出的清醒而独到的警示“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在由于滥用药物、过分依赖药物等不断发生药害事件的今日，不能不令人赞佩。

　　自古江南多才俊，陆广莘的才气在中医界鼎鼎有名。他发表有百余篇论文，篇篇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精辟独到，充满了对中医学的热爱和殷切期望，洋溢着忧国、忧民、忧中医的激情。200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其学术论文80篇汇集为《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研读这些文章，正如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言：“中医界人士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陌生的‘洋味’；哲学界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新鲜的‘土气’，但它确实为中医界讲清了许多难以讲清的问题。”的确，捧读这本书，必须荡涤心中浮尘，才能通过其融合中西医学、物理学、哲学等概念的语句和别具韵味的行文表述，随其跃动的思绪，进入探究中医学千古奥秘的时空隧道。

　　中西汇通医术不凡

　　他在中国一流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并崭露头角，源于他坚定的中医信念；大量疑难危重病症用中西医治疗取得的显著疗效，靠的是他对中西医优势的巧妙组合运用。

　　身处中国一流西医院的西医强势环境中，一个中医很容易被西化，但陆广莘反而更坚守中医，并且从医院中脱颖而出。他才智过人，勤勉不懈，博闻强记，1957年至1983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26个春来夏往中，他用中西医诊治各种疾病，不但取得了科研、临床、教学的丰硕成果，还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对中西医诊疗思想进行比较和总结，逐渐形成了其能深刻诠释中医原旨、实践基础深厚的诊疗思想。

　　在中西医诊治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肝炎、肝硬变、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喘息性支气管炎、苯中毒等大量疑难危重病中，陆广莘先后得到钟惠澜、吴阶平等名家的指点，受益良多，也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他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制的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一些西医大夫开始认识中医，遇到难题时求助中医，提高了中医在综合性医院的地位。他与高水平的西医同事交流合作，针对一些疑难疾病如急腹症、血液病等开展科研。在北大人民医院后来取得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西医科研项目中，也有他付出的心血。

　　陆广莘长于临床，勇于实践，但他在全面细致的临床观察中，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进行临证实践的反思，笔耕不辍，经常写出了理论水平高、见解深刻的论文，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他只是个中医理论家。1959年他在总结中医治疗乙脑的论文中，提出乙脑不是“温邪首先犯肺”，而是“暑邪直入心包”。讨论了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人提出的“邪入心包”之证，及时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以截其路”的治疗思想，谓他们开了近代“截断疗法”之先河，较早挖掘了后来名闻遐迩、在许多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中有重要价值的“截断疗法”。写此文时，陆广莘刚到医院两年。

　　1976年，陆广莘在长期治疗高血压病中观察到，改善高血压病人的血流供求不平衡是治疗的关键，辨证论治可助机体的自稳调节能力，比单纯的减压治疗更有意义。

　　1987年，陆广莘作为中国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被派赴坦桑尼亚。面对对方专家的质疑，他沉着应对：对艾滋病这些病毒性疾病，抗病毒治疗未必是唯一的或最佳方案，中医治疗乙脑、乙肝、天花、麻疹等并非消灭病毒，而是重在提高免疫功能和屏障功能。中医有许多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经验可以借鉴，可推之百病而不惑。这种看待疾病的思想体现了他的学术造诣，以及他对事物超乎常人的深邃领悟和体验，也是他临床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法宝。

　　陆广莘不爱细谈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记者多次询问，他只是说，每个病人都不同，有些个案很难重复，关键是诊疗的思维方式。记者猜想，抑或是64年行医生涯中看过的病例数不胜数而使他不胜枚举，抑或是一病一方不足以反映他的整体诊疗思想，抑或是他默然牵系于心以论证自己的观点。现在陆广莘每周一出门诊，主要接诊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类风湿等疑难杂病，病人中既有附近的老熟人，也有定期乘飞机来的外地人，还有远涉重洋的海外人士。

　　小李是陆广莘的传承博士后学生，她告诉记者，老师总是从战略高度对疾病的中西医诊疗进行讨论，比较中西医学模式、诊疗思想，这突破了仅仅着眼于一病一方研究的套路。尽管如此，陆广莘还时常向自己、向别人发出提问：辨证论治的“证”是什么？辨证诊断要发现什么？辨证论治要实现什么？

　　肩负使命建言献策

　　他56岁回归中医大本营筹建中医理论科研队伍，对“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论述已成当今的圭臬；他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1983年，陆广莘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名称是陆广莘策划并在多次讨论会上坚持的结果，“中医基础理论”一词也是由此产生。

　　“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区别在于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补互渗。”他提出“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主张自主的“中医研究”。这一认识至今已经成为中医继承与发展中的一个判定标准和一句名言。

　　他先后组织了北京首届“中医证的研究”全国会议和国际会议，对“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等进行论述，在中医“证”的认识上进行从辨证到求本的认识论分析。

　　“旁开一寸，更上一层”是陆广莘借鉴针灸术语，提倡解放思想、扩大科研思路而提出的。他带领同事们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主持“肝血风(郁)瘀”和“脾津痰湿”两大系列“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部级一、二、三等奖。

　　作为中医药大家和倡导中医研究的提倡者，他主持了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中医药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2005年2月，他参加了科技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的论证会，对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提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致信科技部、卫生部主要领导直陈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等。

　　他以独特的中西医身份、研究经历和开放大胆、严谨执着的工作精神开始了新一轮中医研究之路。

　　陆广莘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声名远扬，许多高校、医院邀他去讲课，他在各种场合宣讲中医，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一个耄耋老人，对中医药仍然捧一颗赤诚之心，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陆广莘在邻居眼中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在学生面前是一个和蔼的老师，但在学术上却是严谨执着、锋芒显露的人，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有人听不懂，有人似懂非懂，有人不置可否。但记者注意到，在2009年7月北京大学举办的“信仰、哲学与科学”国际会议上，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科学不是观察世界的唯一一扇窗"的观点似与其异曲同工。这是威廉•菲利普斯、陆广莘等大师洞悉世界的先见，是他们慧眼识天下的呼声，愿我辈也能早日透悟。

　　如今，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有一支他带出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在相隔千里的广东等地也有他培养的高徒。他言传身教，垂范后人，其诊疗思想正在被认识、研究和光大。

　　“勤求博采老弥笃，学究天人称大医”。陆广莘说：“我最初选择了中医，这辈子就献给了中医。”的确，他现在每天的安排紧张有序，读书、看报、写作、讲课、坐诊、带教……他继续在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探寻着“生生之道”。

　　陆广莘小传

　　1945年在上海拜师学医

　　1952年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1957年入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医、教、研

　　1980年被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聘为客座研究员

　　1983年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任中心实验室副主任

　　1985年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并任副所长

　　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7年成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

　　2009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成就奖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J）“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张学文 中医急症高手

　　◆他自创中药“绿豆甘草解毒汤”，使患者起死回生

　　◆他创立“颅脑水瘀论”，开辟中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

　　◆他培养百余名研究生、高徒和众多学生，已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从容淡定、举止儒雅是陕西中医学院教授张学文给人的第一印象。他那慈祥的面容以及慢悠悠的陕南话，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没有距离。接触多了，人们会被他那高深的理论见解、深厚的中医功底所折服。在患者心中，他既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父兄朋友，也是言必引经、用必据典的专家教授，更是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名医大家。

　　在首届国医大师中，已经74岁的张学文年龄最小，被称为“年轻的国医大师”。殊不知，张学文是陕西唯一的国医大师，也是西北五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他从医50余年，执教40余载，在中医急症、温病学、疑难病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对一些病机理论有颇多创新。由于他擅长治疗中风等急症，又有中医急症高手之美誉。

　　勤奋好学熟谙经典

　　三次进修奠定学术坚实基础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935年，张学文出生于陕西汉中的一个中医世家。年幼时，他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下，背诵《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很快跨进了中医药的神秘之门。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从15岁起，他随父亲学习中医，临证诊病，辨认药材。张学文回忆，每天父亲都听自己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稍有错误，马上给予纠正，并要求反复吟诵。自己也从不敢懈怠，早背诵，晚抄写，直到学会记牢。对古代经典著作，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8岁，张学文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他至今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景。考官问考生，知道“龙虎汤”的举手，张学文左右看看，自己是唯一举手的。在50名考生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交卷最早的，成绩是第一的。以优异成绩出师后，他开始了独立的从医生涯。1953年，张学文到该县武乡镇父亲创办的“致和堂”诊所应诊。

　　1956年，张学文考入“汉中中医进修班”学习，重点攻读了《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日后之所以能成为临床大家，与他对经典医籍的熟读深悟、强记硬背、灵活运用分不开。

　　1958年，张学文又考入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9年，他参加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师从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孟澍江教授。在此期间，他大开眼界，学习兴趣日益高涨，特别对温病学说等学派产生浓厚兴趣，对其学术细细研究品味，并撷取其精华。

　　妙手施治屡起沉疴

　　把千人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

　　他自拟“绿豆甘草解毒汤”，使许多急性中毒患者起死回生；他采用中药汤冲服安宫牛黄丸方法，使乙脑学生3天清醒；他运用“益肾、活血、退疸”手段治疗急性黄疸型重症肝炎，患者7天后病情减轻。

　　“中医不是慢郎中，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医都是非常重视急症的。”张学文解释，古代传染病多，死亡率高，中医在急、危、重、难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在急症上的治疗优势功不可没。多年来，他精心钻研和实践，在中风、高热、昏迷、中毒等病证的机理探讨和治法方药研究中，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经验。

　　1977年，张学文带领学生在岐山县高店镇开门办学。当天晚饭后，他和学生一起散步到地段医院，却发现医院抢救室外放着一口棺材。大家议论：“这地方人真奇怪，人还没死怎么棺材先拉来了？”

　　进去一打听，原来是一个30岁村妇喝“敌敌畏”自杀，医院全力抢救一天后，告知家人准备后事。张学文二话没说，立即为病人诊疗。他果断采用自创中药“绿豆甘草解毒汤”，为病人鼻饲、灌肠，并嘱咐早晚多次服药。他说，患者属于热毒伤阴证型者，运用此方可以排泄毒素，保护阴液。在张学文等人的全力抢救下，这个已经走上“黄泉路”的患者，第二天病情好转。以后10天连续使用中西药痊愈出院。

　　1984年的一天，时任陕西中医学院院长的张学文听说一学生在外地实习患了乙脑，不仅高热、抽风，而且昏迷不醒，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匆匆赶到学生住处看望，并为其诊脉。他认为，这个学生是热极生风，理当清肝熄风。于是，开了一服中药，冲服安宫牛黄丸。可当地没有安宫牛黄丸，他立即派另一学生连夜往返咸阳取回。患者服药后3天清醒了，高烧退了。

　　一个病人在切除脾脏后的60天内，在大医院花了57万元都控制不住病情，而吃了张学文开的10余剂中药后，奇迹般地起死回生；被诊断为急性黄疸型重症肝炎患者被4个人抬进了张学文的诊室，他运用“益肾、活血、退疸”的手段为其治疗，病人服药3天后就有了效果，7天后病情明显减轻，几个月后病人痊愈。

　　恪尽职守有求必应

　　将“万事德为先”作为人生准则

　　从医50余载，始终坚持“对病人似亲人”的祖训，把治病救人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打电话的，到家中求诊的，他热情接待，有求必应。遇到困难者，他也尽自己最大能力，一帮到底。

　　“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张学文认为，患者有病很痛苦，如果看病再被折腾，会加重病情。为此，他都尽力满足患者的要求。多年来，虽然身居多职，他仍坚持定期出诊；无论是外出讲学还是开会，他都一视同仁地为患者免费诊病。

　　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记者见到张学文刚为一位患者诊病结束，又赶到病房查房。他仔细为患者诊脉，查看舌苔，叮嘱患者服药、生活注意事项，并一一指导学生。在走向另一间病房途中，被一中年妇女拦住，说有病人叫他。张学文急忙赶去看望，原来这位病人听到张学文的声音，让病友家属喊他为自己诊病。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在张学文诊所门前还有几位老人排队。一个说，张大夫限挂20个号，自己担心挂不上号，中午11点就来了；另一个说，是下午1点多来的，再晚就排不上号了。

　　第二天7点刚过，张学文就来到诊所，一直工作到下午两三点。诊所面积不大，条件非常简陋，几个电扇呼呼地吹着，张学文被患者团团围住。站在诊桌旁的一患者说，这里挂号费低廉，一服药也只有10多元，很便宜，老百姓都能承受。另一候诊患者说，听朋友说张大夫的药灵，态度好，收费低，自己才从甘肃慕名赶来的。

　　遇到生活困难的患者，张学文总是用最经济实惠的方药为他们治病，甚至亲自为患者交纳费用。咸阳礼泉农村一位贫困患者饱受心脏病折磨，张学文知道后帮其解决了一些困难，还精心治疗使其康复。前不久，这位患者专程送来一份珍藏了20年的发黄药方，以表达感激之情。

　　如今，他每周分别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二附院以及诊所出诊，病人依然络绎不绝。看到这种情况，张学文感到很不安。他坦言自己年纪大了，已经力不从心，不像年轻时有求必应了。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有人提议预约挂号，张学文担心外地病人挂不上；提高挂号费，惟恐把贫困患者挡在了门外；让学生应诊，认为慕名而来的患者不乐意。总之，目前要尽力而为，做好一切工作，对得起患者，对得起国医大师这个称号，张学文如是说。

　　师古不泥大胆创新

　　新观点、新方药、新成果接连不断

　　他提出“颅脑水瘀证”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他改变传统中药给药途径，研制了一系列方药，参与制订《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等。

　　“中风病属急症之一。中风病常常发病急骤、病情危重，变化多端，而气血逆乱、瘀阻脑络是中风发病的关键。”张学文将中风病发生发展概括为四期六证。四期为中风先兆期、急性发作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六证为肝热血瘀、痰瘀阻窍、瘀热腑实、气虚血瘀、颅脑水瘀、肾虚血瘀。他提出的“颅脑水瘀证”的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拟订“化瘀利水、醒脑通窍”大法进行治疗，还研制了“脑窍通口服液”，临床效果良好。

　　治疗中风病，传统的口服煎剂给药法对于危重病人来说多有缓不济急之弊。张学文师古不泥，大胆创新，将临床证明的有效方药通过实验改成了中药静脉滴注剂、肌肉注射剂、肛肠灌注剂、片剂、口服液等剂型。他拟订的“清脑通络片”处方，曾多次获奖。并由陕西中医学院转让给天津天士力药厂正在申报新药。

　　由于改变了传统中药的给药途径，药效发挥更加突出，临床疗效明显提高。如用“通脉舒络液”配合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中风急症237例，总有效率达99．1％，治愈率达74％，与传统疗法及西药对照观察比较，具有疗效高、疗程短、安全可靠、后遗症少等优点。由他主持研究的这项课题荣获1986年度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

　　其实，当时研制纯中药静脉滴注剂是冒很大风险的。对刚研制的制剂，张学文并没有给患者试用，而是先给自己和另一位助手静脉滴注1周，亲身体会安全无毒后才给病人使用。此后多批次制剂生产出来都是这样。30多年来，这种院内制剂在临床用于治疗内、外、妇、肿瘤各科属气虚血瘀证患者逾万人，均取得了显著疗效，且无一例严重毒副作用发生。

　　“七五”计划开始后，张学文先后任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中风急症协作组副组长、组长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风病急症协作组组长。在短短8年间，中风协作组取得11项重大科技成果，多次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表彰。特别是他参与制定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为中医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的制定开创了先河。此后，又先后参与制订了中风病护理常规、预防及康复规范和中风病证候辨证量表以及中风先兆证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  

　　探究张学文成为国医大师的内在原因，乐于临证、勤于笔耕是其关键。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70余篇，先后出版的《张学文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医学求索集》、《疑难病论治》及《中风病》等10余部专著，凝聚着他为振兴中医急症事业的一片心血。

　　言传身教弘扬岐黄

　　时时履行中医传承使命

　　他执教40余载，聆听过其教诲的学子不计其数，培养的弟子也有百余名，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传授医术不厌其烦。对学生不但有学术要求，为人品行要求更高。同时，他率先垂范，实为楷模。师从导师多年，受益匪浅。”张学文的研究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教授姜良铎这样评价张学文。

　　1997年，张学文听说陕西中医学院不少山区来的特困学生生活困难，常常只吃馍夹辣椒，便主动将自己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捐给了两位大学生，一直到他们毕业。

　　在临床上，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看病时，他边为患者诊脉，边告诉学生，“五十不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意思是说，脉搏跳动的快慢、强弱以及有无间歇，依此可以判断患者病情的轻重。

　　张学文的研究生、陕西中医学院院长周永学体会，老师切脉后善于和患者沟通，其实他是运用了心理疗法。一些温和鼓励的话语，对心境不佳的病人影响很大，起到了增强信心的作用。

　　周永学还记得，当时老师带他在乾县开门办学时，百姓前来看病，老师开方必有丹参，一时竟造成乾县无丹参。老师对丹参情有独钟，在中医学术界素有“张丹参”雅称。老师对伏天怕冷的怪病，采用温阳活血的方法进行治疗，让病人坚持服用含有丹参的中药，1年后逐渐康复。

　　运用丹参时，张学文说，丹参具有凉血解毒、消肿止痛、排脓生肌功效，治疗痈毒疮疥皆可应用。同时也告诫学生，凡脾虚便溏者、妊娠者慎用丹参。另外，丹参之用量，古今差别很大，要先从较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

　　在教学上，张学文率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中医内科急症的强化教学。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高级中医人才。他不辞劳苦，常常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诊病，传播中医急症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成就。近年来，他退而不休，先后为广东、浙江、陕西带教高级学徒7人。如今，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成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开朗、乐观的老师，使我们的中医学习变得轻松而愉快。”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符文彬是张学文的学术继承人，他说，老师每年两三次来广东讲课，通常水都不喝一口，一气讲到下课，老师对脑病、温病研究得很透，处方用药很特别。跟师上门诊多次，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笑容。

　　在发挥余热的同时，张学文打算做好3件事：一是写书，完成“疑难病重症危症医案”、“全国名老中医讲习班讲稿集粹”以及《中国中医昆仑》约稿的写作任务；二是教书，继续做好传帮带，把多年的诊疗经验和心得体会传给后学；三是看病，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患者，特别是为贫困患者解除病痛，减轻他们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一个“杏林恩师”牌匾悬挂在张学文的客厅里，这是学生们在他70岁大寿送的。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之情。“耿直为人，认真做事，实事求是，是我做人的原则；治病救人，培养学生，是我日常的工作；继承发扬、整理创新中医学，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张学文的治学格言，道出他为人从医的远大志向，也彰显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张学文小传

　　1935年，生于陕西汉中一中医世家

　　1949年至1953年，随父学习，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以优异成绩出师

　　1953年，进入原南郑县武乡镇“致和堂”诊所应诊

　　1956年-1959年，先后在“汉中中医进修班”、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又进入“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师从孟澍江教授

　　1963年-1987年，先后担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陕西省首届名老中医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K）“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一：邓铁涛 为中医奔走呐喊

　　◆他治疗重症肌无力屡获良效

　　◆他重视脾胃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

　　◆他每每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亮剑

　　坐在面前的邓铁涛满头银发，面色红润，气度不凡，这位中医界的神奇人物，虽然九十有三，但是挺直的脊背、炯炯有神的目光、快捷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名字有着神似。  

　　1937年，20岁的邓铁涛从广东中医药学校毕业，时至今日，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诠释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老人的中国力量。神手挽狂涛，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被他唤醒，成千上万的学子被他的精神和医术感召，投身民族医药事业……

　　四处呐喊为中医

　　半个多世纪来，他经历了中医事业的坎坷曲折。一直以来，邓铁涛始终考虑着“中医出路何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直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魂断梦系，奔走呐喊。

　　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解放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建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事实上，中医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很艰难地前行。

　　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不重视中医，中国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发展更无从说起。

　　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

　　终于，机会来了。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看病过程中，他用疗效说话，领导一次次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折服，邓铁涛也同时利用与中央领导的密切关系，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徐向前元帅。

　　徐帅有心脏病，一直找邓铁涛看。1985年，徐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道，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烧退了，而且是只用1天就退了平常要持续20多天的热，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

　　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要振兴中医的信，“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

　　到了1985年的49次国务院会议，在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下，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中医发展加快了脚步。

　　对于中医的问题，邓铁涛从不含糊，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第一个挺身而出。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中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陆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

　　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1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

　　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八老”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你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结果朱铭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

　　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随后，吴仪在当年5月8号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学事业命运紧紧相连，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日夜思考的中医药问题写成论文《中医学之前途》，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等令人深思的问题。邓铁涛认为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的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生命不能言弃

　　作为医者，他有着一颗仁爱为怀的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则易，而第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

　　针对重症肌无力危象，邓铁涛参与抢救过数百次。2003年的4月，湖南安乡12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在某大医院上了呼吸机后被告知救治无效。打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林林的父母将房产变卖，筹得仅有的1万元钱辗转找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5天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1万元已告罄。拿什么来救自己的孩子？4月17日，绝望的父母冲入ICU，拔下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管，捏着孩子瘦削冰凉的小手，看着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后，无奈地准备离去。听到消息后，当时已经87岁的邓铁涛第一时间往12楼的ICU病房赶，进入监护室时，林林已奄奄一息，张着口努力地呼吸，气息将停。邓铁涛翻开被褥，发现孩子骨瘦如柴，不禁又急又心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哪能起作用？”说完，老人家马上拿出带在身上的5000元，叮嘱ICU护长：“快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他又对ICU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邓铁涛为林林免费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鼻饲，还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给林林吸痰除痰，翻身拍背，清洁口腔，适当增加饮食量等。

　　孩子终于有救了，4月21日，邓铁涛再次来到患儿床边。孩子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护士告诉他说：“这是你的救命恩人邓爷爷啊”。孩子的眼眶湿润了，插着气管无法说话，示意护士拿纸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邓铁涛倒一下子被问住了，“学雷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老人的话言简意赅，孩子领悟了。4月28日，患儿小林脱离呼吸机。孩子的父母也回来了，一见邓铁涛，双双下跪，邓铁涛搀扶起孩子父母给予安慰。5月6日，气管切口封上；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5月19日患儿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终于解除了鼻饲食物的痛苦，孩子吃饱饮足，此时体重已增加至21千克，可以步行活动。

　　邓铁涛在抢救患儿的同时，还请香港的方女士帮忙支付了2万元。有热心人知道消息后，又送来1万元，还清了所欠医院的费用。2003年6月9日，小林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轰动当地。

　　上海一位姓戴的先生，气管切开后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得到邓铁涛寄去的处方而获救，《文汇报》记者用“连续八个月寄药方，爱心飞过千山万水，上海患者幸遇广州华佗”报道这一事实。2009年1月15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到甘肃省科技厅一位干部感谢信函：“多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自2004年底情况越来越糟，2006年初自觉不行了……两年多了，经过邓铁涛教授不断调治，病魔象抽丝般剥去，至今我已经从躺着都呼吸困难的人，变得可以去户外走动生活自理，对于一个几近死而复生的我来说，再造之德救命之恩感念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治病重视脾胃

　　邓铁涛治学，博而不失其精，实而不失其高，近而不失其远。他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他从脾胃论治，挑战重症肌无力，益气除痰治冠心病，提出五脏相关学说。

　　邓铁涛向来重视脾胃论治，看他的方子，我们发现总少不了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之药。邓铁涛说，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收集研究，发现从脾胃论治的疾病十分广泛，除能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其他系统如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多种疾病，都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

　　曾经有一位女性病人，62岁，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壁高度膨出，严重影响生活起居，要准备手术治疗，但由于心律失常，频发多源性室早、阵发性心动过速，手术医生让其治好心脏病后再去手术。患者找到邓铁涛，四诊毕，邓铁涛认为两病可以同治，皆因脾虚中气下陷所致。让其先重用吉林参，继服补中益气汤加减。半月后检查心电图改善而心悸除，两月余而子宫返其原位，追踪半年两病俱愈。免挨一刀，病人对邓铁涛千恩万谢。

　　邓铁涛运用脾胃学说治愈许多疑难病证，弟子问他有何“验方”？观其方只有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等平常之药，十分疑惑。每遇这种情况，邓铁涛总幽默地说：“打仗都是靠海陆空三军，但有人打胜仗，有人打败仗。”其实，邓铁涛用药，妙在药量，单说黄芪一味药，治盗汗用9克，低血压用16克以下，高血压用30克以上，治重症肌无力用100克~120克，治截瘫曾用250克。

　　邓铁涛以脾胃学说为指导，主持“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1990年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提出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病机为“脾胃虚损，五脏相关”，治疗上应以补脾益损为主，拟定强肌健力饮（胶囊）为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主方；初步揭示了重症肌无力的中医辨证论治规律，该成果获1991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获奖后，邓铁涛又继续深入研究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救治。中医参与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中药剂型的改革是关键。邓铁涛从1994年研制强肌健力口服液制剂，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临床难题，从而提高疗效。

　　对于冠心病，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是血瘀为患，要采用活血祛瘀治法。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研究。经观察，他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由此邓铁涛提出了“痰瘀相关”理论，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此法在临床上十分实用。

　　1988年，邓铁涛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代替五行学说”，认为五行学说更名为“五脏相关学说”是提取中医理论的精华内核并加工提高的一种革新。“五脏相关学说”内涵为：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筋、骨、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的五个脏腑系统。在生理情况下，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人体大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是五脏相关。

　　五脏相关学说无论从理论的高度，还是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瞩目。2005年，他申报的《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已纳入国家科技部的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

　　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中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内由衷之言，给人鼓舞和启发，“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这是邓铁涛的期望。

　　邓铁涛小传

　　1916年10月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

　　1932年-1937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

　　1962年、1979年两次获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

　　1990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3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

　　2005年6月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

　　2006年12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2008年1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治未病”工作顾问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L）“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二：任继学 中医急症开拓者

　　◆他敢为天下先，用中医药治疗中风，见血不止血，主张破血化瘀、醒神开窍，开中风治疗之新风。

　　◆他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创建了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

　　◆他为人师表、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团队，创建了一个学科，影响了一代人。

　　学术

　　记者见到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大家任继学先生时，阳光下，任老的目光炯炯有神，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书房里他年轻时跨马佩枪的戎装照格外显眼，让人感觉他身上总有一股领军人的气势。

　　任继学先生曾救治过无数急险重症，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作为中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为中医药奔走呼号。他为中医急症所做的开创和奠基，在中医界影响十分深远。

　　学术

　　创中医急证  开中风治疗之新风

　　任继学主张的破血化瘀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发挥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

　　任继学总结临床经验，针对中风，首次提出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的治疗总则，此原则适合于缺血性中风与出血性中风，这突破了前人见血止血的观念，为诊断缺血与出血性中风不详情况下的用药提供了依据。目前，这种方法和王永炎院士主张的通腑泻热法联用，可使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突出了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优势。

　　任继学是中医急诊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创建了较为完善的中医急证医学体系，主编了第一部《中医急诊学》教材。

　　对于内科学的学科建设，任继学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医内科学的特点，他认为内科学的病、证、症、候、理、法、方、药、调、防为核心的独特体系。区别以上10种特点的方法为辨证十法，通过辨证十法，把疾病特点分析出来，使辨证论治更清楚、更有把握，从而提高疗效。

　　对于疾病任继学多有新见，如他多次强调药害的问题：对于滥用抗生素、激素、胰岛素，环境污染，化学药品广泛使用如农药、杀虫剂等，使人体发生病变，人类患现代药源性的疾患，出现的“怪病”、“坏病”，还有只犯皮毛的感冒，由于大量用抗生素、病毒灵等，用药不当，反成太少合病，即成药害。任继学提出系统完整的治病防病措施，特别是对SARS治疗时使用大量激素后出现的股骨头坏死等病症，提出了中医有效的治疗方案。

　　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任继学都不排斥西医，但是讲求西医为我所用，他能用中药治病的坚决不用西药，看见学生不用中药只用西药十分生气。

　　任继学曾明确指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为指导。不能只搞“研究中医”，而要“中医研究”；“研究了那些高级的一二类药物为什么没有疗效，为什么不受广大患者认可，反而那些古代名方、经方为什么经久不衰，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对中医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恰恰是因为功底不深，经典读得不透。”任继学曾多次告诫中医后学：要重视古文献和经典，不要纸上谈兵，真正理解和读透，用于指导临床。如果仔细研究古文献，就可以看到，有太多的记载证明中医理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着非常系统论述的真科学。

　　任继学指出，中医要创新发展，首先得系统地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我们不应对中医妄加评论，而应踏踏实实地对古文献进行认真地发掘整理，找出本质所在，同时结合现代科学，这样才能走中医自我发展的道路。

　　医术

　　妙手回春   慈心仁术

　　以前，任继学家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者，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拒绝病人，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任继学医术精良，屡起沉疴，还设身处地地替患者着想，经常垫钱送药。

　　以前，任继学在家吃饭时，经常有接二连三登门求医的人，甚至夜里也常有人敲门求治，每次他都热情接待，患者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任继学说：“病人找到了我们，他们的心里就找到了依靠，所以我们再难也要给他们看病。”

　　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任继学经常免费为他们看病。患者带的钱不够时，他还经常为他们垫付医药费。一年夏天，一对延边朝鲜族夫妻领着患肝病的儿子来就诊，可是没有挂上号。老夫妻衣着破旧，父亲黄胶鞋上沾满了泥，背着儿子上楼，满脸汗水。儿子水肿，腹水明显。任继学听说诊室外等着这样的患者，赶紧让他们进来看病。任继学不顾肝臭味，详细查体、诊脉、观舌象，开具了“千金鲤鱼汤”等药方。询问中得知老夫妻以种地为生，为了治儿子的病几乎倾家荡产，任继学自己拿钱让学生去抓药，并详细记下了地址，说是为以后随访用。他们走时，老父亲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握着任继学的手，激动地只说了句“大夫，谢谢……”就哽咽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事后，任继学让学生多次寄去了医药费，直到病人病情明显好转。

　　在查房过程中，对于农村困难患者，他多次带头捐款捐物，还要求医院为这样的患者减免医药费。

　　任继学治病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一位患者患带状疱疹，屡治不愈，花了5000多元钱，左侧胸胁、上臂前臂外侧红肿疼痛难忍，静点、口服许多抗生素、镇痛药无效。任继学让她用马莲草熏洗外敷，1周后疼痛、并发的感染症状明显减轻，3周后痊愈，只花了挂号费。任继学常说：“多数病人不富裕，应尽量用有效且便宜的药物。”

　　任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主张心、脑分论，分治。他认为古代中国就明确了心、脑功能，即心有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之别。故任继学治中风依据他的脑髓理论和对脑病的深入认识，疗效甚佳。任继学的一个50岁的女亲属，患出血性中风，脑出血约70毫升，西医专家会诊中认为生存希望不大，任继学亲自抢救，应用自己创立的破血化瘀、泻热醒神、化痰开窍法急救。昏迷72小时的患者醒过来了，认人了，2周后开始说活了，1个月后恢复健康。

　　任继学开的药方将多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SARS肆虐期间，其中一名病人，肺部90％炎性改变，5次会诊均被宣判为“死刑”，家属绝望了。任继学会诊后开了汤药，并从家里无偿拿来珍藏多年的梅花点舌丹、六神丸。家属也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理，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任继学的方药。4天后，X线胸片显示炎性改变70％消失，许多医生认为这简直是奇迹。其他一些患者也从拒服中药转变为争先恐后地服用中药，极大地提高了疗效。这名患者痊愈后，选择了跪拜磕头这种最古老的方式表达谢意。

　　责任

　　一片丹心   慈言俱浓

　　任继学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他经常对学生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

　　任继学性格鲜明，刚正不阿，既严厉又重情义，学生们对老师既敬又怕，却又情同父子。

　　任继学对学生要求严格，经常会随时考考学生，并对学生说：“我要是发现你们去唱歌跳舞，不好好花工夫学习，就别想毕业了！”但任继学又非常疼爱自己的学生，他外出一定会抽空去书店，自己掏钱给弟子买书，也经常对学生们说：“要啥条件，我给你们跑，你们把中医药事业搞上去就行！”但凡自己读书有所领悟，也马上把学生们一一召集到家里“上课”。广东省中医院黄燕教授在长春跟师任继学学习期间，任继学担心她冷，就让老伴买来棉衣服和靴子，知道她爱吃红烧肉和饺子，隔些天就让老伴做给她吃。严师出高徒，任继学的学生们个个都基础扎实，成为骨干力量。

　　任继学在担任原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时，曾亲自带领当时的科室骨干、他的弟子范国樑、黄永生、南征等先后6次奔赴长白山区采药，年年访问药农。长白山区层峦叠嶂，时有野兽出没，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研制出返魂草系列中药，仅此一项就为吉林省中药企业创造产值5.6亿元。

　　中药保健饮料“健美滋”，具有延年益寿、美容功效，它的研制成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任继学自己却没有拿1分钱，而是全部投入到科室的硬件建设上来。教研室编写内部讲义，任继学把科研结余归己的经费拿出来继续资助编写。现在教研室上万册图书中，绝大多数都是任继学自己购买的。

　　任继学爱较真，因早年练就了对中药一眼识真假的功夫，常走进药房，抓起一些饮片看看说：“这些药是假的，不能用，那些药是好的。” 任继学也经常找院领导讲：“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不仅要看病，还要多学习。”

　　为提高医院中医急症水平，任继学家中两部电话曾24小时开通，经常接到电话，他不顾高龄，亲临临床一线指挥抢救，直至患者病情稳定才回家。

　　SARS流行之初，中医没有介入治疗，任继学坐不住了，亲自去找领导，并以近8旬高龄24小时值二线。任继学发现，外用药紫金锭是救急良药，可起死回生。但因其含有大戟、雄黄等剧毒药，学生们不敢给SARS患者内服，任继学说：“没关系，出了问题我负责。”

　　正是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SARS期间不顾78岁高龄，整理出近10万字资料，供同行参考，亲自承担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首席专家，24小时应诊，并带领他的弟子盖国忠、宫晓燕等去定点医院会诊，同时率先在中国制定出地方性防治方案《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型肺炎方案》，组织弟子编辑《中国瘟疫大全》，他配制的院内制剂“扶正除疫汤”，3万余人服用，无1例患病。

　　1998年，任继学首先发起中国名老中医高级讲习班，号召中国的名老中医到各地聚集讲学，备受欢迎，现在已举办了13期。

　　任继学对中医爱之深，痛之切。他担心中医前途，忧虑后继乏人乏术，曾于1990年参与八老上书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参与八老上书朱镕基总理，2000年参与十老上书李岚清副总理，2004年12月参与七老上书温家宝总理，可见任继学对中医的一片丹心。

　　大家

　　中医活字典   岐黄国宝

　　一次学术会议，任继学40分钟的发言竟然一口气点出了150本古医书和作者，话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一个年轻人到图书馆一一查对，无半分差错。

　　任继学有“中医活字典”的美誉。学生们说，有老师在，我们都不用翻书。

　　一次学术会议，任继学40分钟的发言竟然一口气点出了150本古医书和作者，话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一个年轻人到图书馆一一查对记录，无半分差错。此后，一些知名不知名的大小专家都会小心翼翼地问：“任继学啊，关于某某问题那个什么书上是怎么说的了的？”任继学对答如流，还会说：“《诸病源候论》的某某页上，回去看看。”同样，在一些答辩会上，有任继学在大家就变得很紧张，真正过了任继学满意那才叫功夫过硬。

　　这自有任继学的天分，也有他的勤奋。在北京中医学院读书时，任继学看遍了图书馆里的所有线装书，工作人员都知道，那个固定的座位谁也不要占，是任继学的，他每日准时来。

　　任继学家里有3万藏书，且多是泛黄的古书，任继学不仅每一册读遍、批遍，还记得存放的位置。一次任继学的学生拿书借看后随手放到了别的书架，任继学查找时马上就发现：“小南征，借我的书没给我放到原位吧？”

　　任继学经常在50分钟的讲座中，不用讲稿，滔滔不绝，胸有成竹。也正因如此的博闻强记，任继学做决策也格外果断。

　　任继学一度非常繁忙，主持着多项课题，1周出四五次门诊，到中国各地出差讲学，著书立说忙到深夜，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中医药。他为争取中医地位不断呐喊，为中医发展不知疲倦；布道南北，广育弟子：他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一个团队，创建了一个学科，甚至影响了一代人。

　　任继学在中医药界声望之高，可以从其他国医大师对其评价中窥豹一斑：

　　南通朱良春说，任老精研医理，对中医学之奥意，说理透达，屡创新论，验之临床，疗效卓著。他反对“中医西医化”，但绝不因循守旧，愚与之交流切磋，得益甚多，敬仰殊深。

　　广州邓铁涛说，我与任继学，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相隔数千里，而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志同道合，真同志也。任继学博闻强记，脑中有个中医文库，临床上有套真功夫。

　　北京路志正说，其独见令人开阔；思巧者当予效仿；言理者据之有物，发挥升华于其临证实践；突出了中医之优势，于后学多有启迪。

　　浙江何任说，任继学造诣专深，毕生求索，议论新警，足以夺目。

　　上海颜德馨说，中医学界之巨擘也。在学术上多有发明，如中风病见血不止血，重用“清”、“通”、“化”、“泄”之法，独辟蹊径，所治多验，为世所许。任继学刚正不阿，忠诚捍卫中医事业，在中医界久负盛誉。

　　本文在采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任继学的夫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院院长宋柏林、党委书记张晓明、原党办主任郭玮、任继学的弟子黄永生、南征、王中男、宫晓燕、盖国忠、赵建军、刘艳华等，以及任继学的子女任喜波、任喜尧、任喜洁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D4

　　任继学小传

　　1926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

　　1939年～1945年，师从吉林省名医宋景峰先生学习中医。

　　1945年～1955年，先后在吉林省扶余县解放军第七区、第十六区、第十八区卫生所任所长，从事中医医疗工作。

　　1955年～1956年，在吉林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

　　1958年～1960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中国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6年起，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任教，现为该校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2004年，获得“白求恩奖章”。

　　2008年，获得“王定一”杯中医临床国际贡献奖。

（M）“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三：方和谦 法宗伤寒　经方新用

　　◆他出身京城中医世家，父亲方伯屏、兄长方鸣谦皆名中医

　　◆他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自创多张经验方

　　◆他对京剧、象棋、美食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初见方和谦，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特需门诊里。此时他正与带教的青年医师探讨一个临床教案。方和谦在讲解桂枝汤的临床应用时，不时引用《伤寒论》中的原文，如数家珍，脱口而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的国医大师竟然已有86岁高龄。

　　在北京中医界，提起朝阳医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方和谦的大名。他在患者的心中是老专家、好医生，在科室同事的心中是好领导、好前辈、好老师。他在北京及全国的名望，来自于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技、谦和的人品，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孜孜不倦、勤于治学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医术精湛堪为大医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1958年在北京中医医院行医，到1968年调至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现在的特需门诊。

　　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找到方和谦。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中国具有很高的声望，国际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

　　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9年来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息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

　　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法宗仲景不泥其方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几经风雨不改初衷

　　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之后，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

　　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

　　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方和谦概括自己的行医历程为“风风雨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中医药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段时期，方和谦在私营油庄做过店员，在双桥砖厂当过工人，但他牢记父亲遗训“不谋其他职业，仍当业医工作”。

　　幸运的是，砖厂厂长特别照顾方和谦，他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当时，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厂长便送方和谦去那里学习。当今中国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等均曾先后在此班学习，方和谦是第九班的学员。

　　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桃李芬芳诲人不倦

　　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国际，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采访即将结束时，方和谦对记者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应该在内心修养和道德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现在80多岁了，越学越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甚至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资料采集、传承、研究……”

　　方和谦小传

　　1923年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行医，19岁取得医师资格。

　　1954年～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

　　1958年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

　　1968年～1999年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2008年，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

（N）“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四：唐由之 中医光明使者

　　◆他凭借娴熟的金针拨障术，为毛泽东成功实施了手术。

　　◆他参与创办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唐由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发展中医药眼科的四大宏愿：建一所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组织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一流的刊物《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如今宏愿一一实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眼科集大成者，唐由之的成就来之不易。

　　花开花落两由之

　　1963年，唐由之将改进后的“白内障针拨术”带到了广西和福建农村，为农民治病，并举办了多期学习班，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了。之所以能选中他给毛主席做手术，也非偶然。

　　1963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鲁之俊支持下，唐由之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为农民治病。1968年至1969年他随同医疗队到广西农村，为农民服务，同时为当地培养了许多眼科专业人员。1970年至1971年又到福建省龙溪、漳州等地，从事金针拨内障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举办了多期学习班。那时唐由之在眼科领域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改进的白内障针拨术因手术切口小，术后并发症少而被作为首选。该项研究在1966年得到卫生部组织的中国著名眼科专家的鉴定和一致通过。唐由之为党政领导人作了多次手术，恢复了光明，为祖国医学赢得了声誉。

　　让唐由之记忆最深的是为毛泽东主席了。

　　1974年，唐由之48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治大夫、负责人。春节前的一天，有人通知他去给毛主席看病。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书已经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这次从中国各地来的眼科专家有七八位，但中医师就唐由之一人。几次会诊后，大家都认为毛主席的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唐由之还了解到毛泽东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没有吞咽反应。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手术方案，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 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唐由之当年所用的手术是经过他精心研究改进过的“白内障针拨术”。唐由之自1958年起对白内障针拨术进行了从切口部位到术后并发症等的研究，证明了手术切口在角膜缘外4毫米处是科学的，他又进一步克服了术后发生青光眼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仅有2毫米，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它更适合年老体弱患者。截至1974年，在给毛主席手术前，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由于唐由之的手术技术熟练，手术很成功。宾努亲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唐由之的手术水平当时就已达到相当高的镜界。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5年，中央决定：由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7月23日，晚上11点左右，唐由之很自然地问主席：“考虑好做手术没有？”主席坚决地说：“做！”

　　手术室就设在毛主席的书房。做手术那天，主席很配合。由于唐由之技术熟练，手术一会儿就做完了。等唐由之给主席眼睛包上纱布，问主席：“手术已经做完了，您有什么不适吗？”主席说“我还以为没有开始做呢！”深夜一点多，唐由之听到毛泽东主席醒来，便急忙来到他身边，他听到毛泽东在说什么，但唐由之听不懂，就问：“主席您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主席就请张玉凤拿来纸，两个眼睛包着，写了：“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的诗，这首诗里有“花开花落两由之”。唐由之要求主席把这首诗送给他，主席签了一个字，就把这首诗送给唐由之。现在主席的手迹被珍藏在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了。很快，毛泽东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

　　继承和发扬金针拨障术

　　研究睫状体平坦部切口，发扬“金针拨障术”，解决了手术部位的问题，克服了古代白内障针拨术的近期并发症青光眼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唐由之就在大学与同学经常探讨中医眼科事业的发展方向，探讨古法金针拨障术的玄妙。1958年开始作金针拨障术的动物实验，1959年开始临床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该技术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会议上发表。唐由之在对古代金针拨障术的继承和发扬研究工作中，主要解决了手术切口部位和白内障针拨术的术后并发症的问题。

　　率先开创睫状体平坦部作内眼手术切口。唐由之通过博览群书，同时结合现代解剖学、病理、生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提出了睫状体平坦部作为内眼手术切口部位的崭新观点。以此部位为进针切口，进行眼科手术，经过长期随访，以及术后眼球的病理组织学观察，证明了在睫状体平坦部作手术是安全可行的观点有科学根据，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针拨术后发生青光眼的可能性，为眼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医眼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由之在中医眼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闻名国际，他担任过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眼科学》分卷主编，欧洲中西医眼科学会名誉主席。出席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并于1990年3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26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其中的中医眼科学卫星会。1985年“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中医药在临床医学领域中首次荣获国家科学3项技术进步奖之一。

　　中西医结合办最好的眼科医院

　　眼科医院的建立，是他四大宏愿之一，体现了他对中医眼科事业的热爱，体现了他关心热爱人民的情怀。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是在唐由之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起因是由于广安门医院病房楼新盖好，当时眼科由于在中国影响很大，前来就医的病人很多，包括世界各地的病人，于是希望医院能多给批几间病房，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批下来。唐由之就去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努力，1985年批准眼科医院立项。

　　1999年12月初，印尼总统瓦希德到中国访问，来找唐由之看眼病。因为眼科医院当时还没有建好，条件较差，唐由之曾建议他到中国西医条件最优越的几家医院看看。结果瓦希德考察了这些医院后，说：“眼科医院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是来找医生的，我不是来找好条件的。”在瓦希德的坚持下，唐由之和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给总统做了较全面的眼科检查。12月下旬瓦希德总统正式邀请唐由之赴印尼首府雅加达为他医治眼病。唐由之用中医的方法，给总统治疗一多月，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后来应邀又去印尼给瓦希德治疗一个多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件事不仅扩大了中医药在印尼及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也扩大了眼科医院在中国的影响。这件事让国家领导对中医眼科也重视起来了，加速了眼科医院的发展。唐由之提起眼科医院，就会自豪地说：“眼科医院的特色简单说就是中西医结合，也就是说，西医有的，眼科医院也要有。眼科医院已经有了很多，眼科医院还要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就是祖先传下来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中医眼科应该有机地与西医结合起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就如虎添翼，给病人治疗起来有很多招数。”眼科医院在在唐由之和他的团队努力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做事要先学会做人

　　他桃李满天下，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还培养了众多的基层医生。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自己高尚的医德，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做事要先做人”也是唐由之的行为准则。唐由之不仅临床经验丰富，看病效果好，他的教学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1958年，北京中医学院刚成立，聘请唐由之代眼科课，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受学生的欢迎，经常被列为教学观摩课。以至于40年后，唐由之当年的学生都还保留有上他课的教学笔记。

　　1978年以后，唐由之从事中西医结合眼科研究生的带教工作，中西医结合是他最大特点。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各有千秋，所以他在临床上开药方的同时，会耐心地告诉您：“西医的治疗不要断，配上我的中药，您的病会好得快一些。”

　　他还能娴熟地运用西医检查技术和现代中药药理知识，遣方用药，往往屡见奇效。他给学生的第一节课，就是要求学生做事要先学会做人。对自己的学生，他经常讲自己在科研和医疗工作中的挫折和教训，不以成绩去掩饰教训。他认为在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教训。他还能不断去猎取新知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应用到临床，告诉学生怎么应用到临床。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少走弯路，吸取教训，避免失误。

　　1995年10月，一个患毕夏氏病的小伙子，在他父母亲的陪同下，表情淡漠地来到诊室。由于长期服用激素，小伙子已经很胖了。小伙子母亲说：“我们在北京大医院都看遍了，效果不太好，孩子也不想治了，来请唐教授看看，能不能治。”

　　唐由之仔细看过后，并没有给予开药方，而是跟小伙子聊天，先鼓励他不放弃治疗，给他做思想工作，还告诉他毕夏氏病的特点就是反复发作，一定要有耐心，要坚持治疗。因为当时小伙子的病正属于活动期，前房积脓1毫米，所以唐由之在中药处方中重用了消炎抗病毒的连翘、地丁等药，还特意在处方中重用了虎杖一味药。

　　当时他的学生是很不理解为什么用这味中药。病人走后，唐由之说：“现代药理研究，虎杖这味药有抗病毒的药理作用，在临床上如果遇到顽固的眼科炎症时，可以加入虎杖，会有帮助的。”病人在唐由之的鼓励下，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直到病情稳定。一年后打电话回访，得知患者的视力虽没有提高，但病情已经稳定，激素已经停用了，体型也恢复正常了，感谢唐由之的精心治疗。

　　唐由之对患者如亲人的高尚医德，对知识严肃认真的求学态度，使他的学生感触很深。他的学生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996年元月29日，陕西一名患者，在唐由之还没来到诊室的时候，就已经等着唐由之了。唐由之就问他：“怎么不舒服了？”患者说：“这几天眼睛有点不舒服。”唐由之就拿着眼底镜，面对面地看了很长时间，把检眼镜交给学生：“你去看看。”学生离患者很远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口味，当时就很反感，皱着眉头，强忍着，拿着检眼镜比划了一下，就出了暗室。唐由之问学生：“你认为是什么病？”学生也不敢肯定，犹豫半天，小声嘟囔了一句：“ 学生觉得他是糖尿病眼底病吧？”因为病人肯定地说他没有糖尿病。唐由之很自信地说：“就是早期的糖尿病眼底病嘛。”病人还是很坚持，说自己没有糖尿病。唐由之笑了：“我给你开几服中药，你再到内科找糖尿病科看看，好吗？”患者走后，唐由之很严肃地对学生说：“今天这个病人是故意让你看的，他的眼底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眼底病变改变，你今天就没仔细看吧？眼底有3个血管瘤，周边还有出血，再加上典型的糖尿病口气……”那天这个学生的表现是在唐由之的预料之中。这件事对学生思想触动很大，唐老对学生的影响让这个学生受益匪浅，她在工作中牢记唐老的话，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后来病人说，很感谢唐大夫，那天看过眼科后，在看糖尿病专科被确诊为糖尿病，控制血糖后，眼病也稳定了。

　　唐由之在长年的医疗工作中，待患者如亲人，特别是白内障手术患者，多是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他经常搀扶接送病人进行检查和治疗，有时送病人上厕所，甚至为病人拿便器，倒尿盆。对待工作极端负责。不管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很少陪家人休息，都要到病房看望病人，观察病情，几十年如一日，深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好评。

　　唐由之总是把自己的才智、技术和本领，视为人民的财富，在培养下级医师的过程中，总是耐心教诲，谆谆善诱，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他希望更多的人热爱中医药事业，更好地掌握中医眼科的技能，为防盲、治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唐由之和所有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在科学的征途上，经历了无数曲折和艰辛。

　　唐由之的四大宏愿，现已初步实现。唐由之表示，他将继续为四大目标的最终实现而努力，充实内涵建设，建立起一支中坚骨干力量，培养顶尖科研队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眼科事业的继承和创新做出突出贡献而奋斗不息。

　　唐由之小传

　　1926年   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40年～1947年　拜师陆南山先生，并到苏州陆南山眼科分诊所应诊。

　　1947年～1951年　在杭州市上珠宝巷开设昆吾眼科诊所。

　　1951年～1952年　在杭州联合诊所工作。

　　1952年～1957年　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1957年～1978年　历任广安门医院眼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科负责人。

　　1978年～1994年　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4年至今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O）“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五：班秀文 中医妇科一代宗师

　　◆他足迹遍及壮乡村寨，是现代壮医药理的奠基者

　　◆他常说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救难厄

　　◆他感于壮族妇女辛苦多疾，潜心妇科病的研究，发展创新了中医妇科学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班秀文静静地坐在简朴的客厅里，犹如仰止的青山……

　　笔者聆听着班秀文的儿子讲述老人历尽坎坷而又成果丰盈的一生。虽然与老人已无法用语言交流，但他炯炯的眼神和传奇的人生，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蕴含深邃的斑斓世界。

　　7个铜板上大学

　　班秀文，字壮，壮族，1920年1月出生于广西隆安县雁江乡长安村那料屯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骨伤科医生，曾用中药治愈不少跌打损伤、虫蛇咬伤的村民，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班秀文6岁就常跟祖父上山采药，在祖父的熏陶下，他幼小的心灵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岁那年，家庭突遭厄难——祖父和父亲患了急性热病，在1个月内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贫寒，生活维艰，举家迁往广西平果县，他也沦为放牛娃，靠母亲卖水维持生计。

　　苦难的童年铸就了班秀文坚强的个性，他铭记祖父“勤学刻苦，学医济世”的遗训，一边放牛，一边自学。在亲戚朋友的接济和帮助下，他12岁才进入学校读书，结束了牧童生涯。1937年秋，他以全县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上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可是，从家乡到南宁数百里的路途、上学后的生活来源等等，是那样遥不可及……

　　让班秀文想不到的是，慈祥的母亲靠卖水赚的7个铜板实现了他的愿望。班秀文就是靠着母亲那7个铜板，走烂了5双草鞋，从家乡走到了南宁，步入了杏林。

　　南宁医药研究所是一所公费学校，大学3年寒窗，他勤奋学习，寒暑不辍。他把许多中医经典著作通读精读，口诵心记、由浅及深，从博返约、日积月累。他还随时随地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深得学校教师刘惠宁、刘六桥的喜爱。老师常带他到自己的诊所见习，传授医案，使他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基础。

　　仁心仁术济世民

　　1940年秋，班秀文毕业分配到凌云县平私医务所当所长兼医师。当时边远山区缺医少药，很多疾病无法治疗。他经常四处奔走给群众看病。病人付不起钱，他少收或免受药费。为减轻病人负担，他坚持采用针灸和草药给群众防病治病，内服外用兼施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乳腺炎常用芭蕉根捣烂外敷，1～2小时即可见效；治食滞泄泻，用番桃叶嫩苗，其效神速。

　　班秀文有感于当地壮族妇女忍辱负重、劳作辛苦、饱受妇科疾病的折磨，遂开始注重妇科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历尽时日、救人无数。由于当局不重视中医和山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他的医术和抱负无法施展，愤然辞职返乡。其后在平果县中学医务室、县卫生院供职，1946年辞去公职在县城悬壶开业。他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医生，25岁时被选为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1955年，他调到百色地区人民医院当医师，负责筹办中医科工作，为创建中医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因工作出色，1957年他奉命调到广西中医学院的前身——广西省南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

　　辛勤耕耘铸大医

　　60多年来，班秀文在教学和医疗一线辛勤耕耘，爱岗敬业。

　　他热心中医教学，先后讲授过《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内经》等10多门课程。每讲授1门课程，他都认真备课，注意教学方法，理论和临床案例相结合，深得学生的好评。

　　他培养的陈慧侬等一批学生已成为中国、广西名老中医，18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和3名高级职称的学术继承人，均已成为中医学术界的骨干力量。李莉是第一批拜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现在已是中国首届百名杰出女中医师、中国首届中医药传承高徒奖、广西名中医。

　　他积数十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擅长治疗妇、内、儿科疑难杂病，对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名家学术思想颇有研究，对中医妇科造诣尤深。著有《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学术专著；主编《中医药基础理论》、《妇科讲义》、《中医妇科发展史》等教材；在国际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六经辨证在妇科的应用》受到国际中医学者的重视，被日本东洋出版社摘要出版。这些论著内容广泛，博中有专，集中反映了班氏妇科学术理论和经验，得到中国行家的赞誉。

　　发掘壮医开先河

　　班秀文还积极投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他在壮族地区行医期间，就将民间壮医药经验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并应用到临床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984年6月，他兼任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主任，直接指导壮医门诊部的筹建和诊疗工作；1985年9月，招收第一批攻读壮族医药史的硕士研究生，为创新壮医药研究成果和引入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奠定了基础。经过一代又一代壮医药工作者长期的不懈努力，目前壮医药在理论研究、诊疗方法、壮药开发以及应用推广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著名壮医专家黄汉儒、黄瑾明教授回忆，班秀文当年常说，“这是一种民族宝藏，我不想在当地老医师过世后，后人就不知道壮民族的这些辉煌医学史了”。班秀文在百色地区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壮乡村寨，收集整理到1000多条民间验方，是现代壮医药理论的奠基者。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广西壮药质量标准》已经颁布实施，壮医药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并将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今，壮医目诊、甲诊、腹诊、指诊、经筋疗法、药线点灸、角吸、火攻等独特神奇的疗法，已被列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中国数百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并传播到东南亚、欧美国家和台港澳地区。

　　对此，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学院院长林辰也深有同感。他是第二批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黄瑾明教授的学术继承人之一，而黄瑾明教授就是班秀文教授的最早的弟子。班老的儿子、孙女也不甘示弱，加入了传承班秀文学术思想研究工作行列。

　　在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国医堂，我们采访了李莉教授。

　　李莉师从班秀文后，经过10余年临床实践，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编著《班秀文》、《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等专著，较好地传承了指导老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当她和我们谈说起班秀文教授一些往事，眼里满是崇敬。

　　虚心好学勤为首

　　班秀文常言：“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从医几十年来，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对学生诲而不倦。昼则应诊、授课，夜则读书、撰文，嗜书成癖，别无所好，白发之年，未尝释倦。

　　班秀文治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勤”字，即勤读、勤思、勤问、勤写。

　　勤读：即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博中有专。班秀文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在医学领域中有所作为，必须在中医经典原著上狠下工夫。中医学术理论源远流长，要溯本求源，就必须以经典原著为基础，根基牢固，日后才能根深叶茂。

　　而经典著作中，尤要学好《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前者解决中医基本理论问题，后两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再阅读历代诸家名著，从源及流，博采众长。

　　在读书方法上，他认为首先是粗读和精读并重，只有通篇粗读，才能初步了解《内经》的全貌，找出其重要篇章和关键词句，为精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刻苦精读，深入研究某一句、某一章节的内容，找出其精髓所在，如此粗读和精读并重，才能学以致用。其次是学与用紧密结合，才能深刻领会原文的精神实质。例如学《素问•六节藏象轮》之“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对肾“主蛰，封藏之本”一时很难理解它的深意，后来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在治疗方妇女崩漏阴道流血停止后，后期巩固治疗往往从补肾入手，可收到良好的疗效；对屡孕屡堕之妇，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孕前注意补益气血，孕后未病先防，用调补肝肾之法治疗多能使孕妇足月顺产，从而体会到肾“主蛰，封藏之本”的重要性。

　　此外，对经典原著要反复阅读，温故知新，犹如农夫耕耘，每多读一遍就有多一遍的收获，不可浅尝辄止。

　　勤思：古人言：“学而不思则罔”，熟读还须精思，思而得悟，举一反三。班秀文认为，对经典名著中的精辟论述，常精研细读，反复玩味，去粗存精，突破前人理论和治疗上的局限，进行创造性发挥，临症才能得心应手。

　　如对《伤寒论》的学习，他认为贵在“灵活”二字，既要正确评价《伤寒论》，也要学以致用，把《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和各科临床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赞同《伤寒来苏集》“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系伤寒”的提法，认为《伤寒论》固然是一部以六经辨证为核心论述外感伤寒，也能适用于各科杂病。

　　他在临床曾碰到这样1个病例：1位15岁的女子，平素带下量多，色白，质稀，经将行时少、小腹胀痛剧烈，按之更甚，疼痛剧烈时汗出肢冷，唇面发青，经行错后，经血色泽暗红，夹紫块，舌苔白，脉沉紧。此属寒凝经脉之病，他附子汤加肉桂、吴茱萸、当归治之。取附子之辛热，同行十二经脉，以温经散寒；肉桂之甘温与附子同用，能走能守，既能补火归原以温养冲任，又能散寒逐瘀止痛，是阳虚阴盛必不可少之品；吴茱萸、当归入肝，以散塑阴之寒邪而温养肝血，从而可达温肝暖宫、散寒止痛之功。选方配伍得法，肝、脾、肾并治，药到病除。

　　如《伤寒论》中灸甘草汤本为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的主方，班秀文用其方加减治疗1例多年经漏不止的患者，用药3剂后阴道流血立止。又如1例西医诊断为“宫颈狭窄症”所致的经痛，他从《医学心悟》中保产无忧散之撑法中得到启发，别出心裁地进行中西汇通尝试，用保产无忧散加减治之，使久治不愈的顽疾霍然而愈。

　　勤问：即不耻下问。班老认为作为医者，要有虚怀若谷、谦逊向贤的美德。班秀文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之古训，除在学习上辛勤砥砺、孜孜以求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在。他除虚心向前贤及通道质疑求教外，还注意时时处处向群众学习，收集民间单方、验方，总结群众防病治病经验，集众之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风格。

　　勤写：即善记笔记，勤写心得，不断积累经验。班秀文不仅谙熟古典医籍和各家学说之精华，而且对近代医书及报刊的有关论著与经验亦博收广集，一有所得，便记心得笔记，以备后学。有的还留存，以备查阅分析，揣摩总结。学术有年，临证日久，则注意总结治疗的经验教训，掌握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

　　崇尚创新重实践

　　班秀文不仅内、妇、儿、针灸均有所擅长，对妇科造诣尤深。他继承了《内经》中妇人“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妇女病的治疗，既要着眼于阴血的濡养，又要考虑阳气的温煦，务必做到“治血不忘气，调气须及血”，立法遣方，以甘平或甘温之剂为宜。因甘能生血养营，温则生发通行，从而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他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论六经辨证在妇科的运用》、《论治肝的特点与妇科病的治疗》、《试论心与妇科的关系》等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许多论文因有突出的见解而为其他刊物引用；论著《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班秀文临床经验辑要》是其数十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心血结晶。前者为建国40年中医药科技成就之一，为中医妇科的发展创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班秀文从临症中深深体会到：中医之学，贵在实践。除熟读经典外，还须躬身实践，在实践中验证理论，方能深刻领会经典原著中精神实质，以精术济人。曾治疗1例与苯长期接触的女性患者，诉全身困倦，四肢乏力，下肢有散在大小不一的紫癜，月经先期，量多，色淡质稀，舌质淡嫩，苔薄白，脉虚弱。西医血液常规检查白细胞偏低。据其脉证，初按脾不统血论治，先后用归脾汤、人参养荣汤等加减出入，治疗两月余，效果不彰。后在《内经》“肝主升发”、“肝生血气”启示下，以调肝汤和五子衍宗丸加减，治疗1月余而收功。

　　此外，在临床实践中还应把经典著作之精髓与各科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1982年，他的学术论文《六经辨证在妇科病的应用》首次在妇科学术大会宣读，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摘要发表，1位名叫山本妙子的日本妇女慕名前来南宁找他看病。他创造性地把六经辨证应用于妇科领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关注，也把《伤寒论》在妇科领域的应用向前推进了一步。

　　德艺双馨割股心

　　班秀文不仅医学精湛，医技神奇，且医德高尚，体察民疾。

　　他认为病者，婴难也；医者，疗疾也。强调医者，病家性命所系。为医者既要有割股之心，又须医道精良，方能拯难救厄。他常常自问“假如我是病人怎么办？”一切从病人出发，处处为病人着想，待病人和蔼亲切，热情周到，悉心治疗。遇情绪忧郁者，既疏之与方，又开导其人，多方疏导，使其破涕为笑，由忧转喜。

　　他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利用晚上为慕名前来上门求诊的病人义务看病。他的斗室即是卧室、书房又兼诊室，先来的病人坐在小板凳上，后来的病人则坐在他的床铺上，有时屋里屋外都是候诊的人群。对来诊的病人，不论地位高低，贫贱富贵，他都一视同仁。热情随和，宽厚善良，经他治愈的病人难以计数。

　　他急人所急，忧人所忧。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中国各地来信求医问疾，对证处方，迅即回信。就是出差到外地，许多病人慕名而至。每到一处，他从不摆名医架子，常不顾旅途劳累，抽空为病人治病。1983年6月，他到北京参加第六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天中午、晚上，总有不少代表找上门来请他看病。班秀文热情为代表们看病，一时在京城传为美谈。

　　班秀文小传

　　1920年，出生于广西省隆安县；

　　1937～1940年，广西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本科毕业；

　　1940年，广西凌云县医务所任所长、医师；

　　1951年，广西百色防疫队四分队任副队长；

　　1955年，广西百色地区人民医院任医师；

　　1957年，广西省立南宁中医学校（广西中医学院前身）任教师；

　　1958年、1965年，先后参加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北京中医学院内经研究班学习；

　　1964年，广西中医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处副处长等；

　　1979年，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中国人民代表；

　　1990年，确定为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P）“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六：颜正华 奠基中药学科

　　◆他主编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构建了《中药学》教材理论框架

　　◆他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谙熟本草，医药兼通

　　8月29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在药王孙思邈塑像旁，一个古色古香的诊室内，6名身穿白大褂的学生团团围在一位精神矍烁的老人身旁。老人时而凝神定志为患者诊脉问病，时而引经据典为学生讲解方药。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便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国医大师颜正华。每个周六，他都在这里一边出诊，一边带教徒弟。他以89岁高龄，行医70载，治愈病人无数；从教53年，桃李满天下；创建中药学学科，医药贯通。

　　熟读经典师从名医

　　他14岁步入岐黄，拜两位名医，背四大经典，是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20岁悬壶应诊，27岁中县中医状元。

　　“老师，补血方中除了补血药一般还用什么？”学生问。颜正华随口而出：“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血自旺矣”，此句出自李东垣《脾胃论》，可见颜正华对医经典籍造诣之深。

　　1920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颜正华，14岁拜同邑著名儒医戴雨三学习中医，他是从背诵经典条文开始，步入岐黄的。戴先生要求徒弟必须熟读四大经典。其间，颜正华背诵了《内经》的大部分内容、《伤寒论》全部内容及《金匮要略》中有处方的条文等，因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学理论基础。都说“童子功终身受益”，颜正华少年时代诵读记忆过的四大经典，很多条文烂熟于心中，伴随他一生从医之路，耄耋之年仍能流利背诵。

　　回忆年少时的学医历程，颜正华说：“当时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维持生计，后来便越来越喜爱中医。”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颜老说，当数杨博良。“如果我没有跟随杨博良先生学习，在临床经验的积累方面还可能要摸索更长时间，所以直接向名医学习是学习中医的绝佳路径。”

　　颜正华17岁师从江苏省名医杨博良，杨氏为清末“孟河学派”著名国医马培之的再传弟子，名震江、浙、皖数省，门庭若市，求诊者日逾百人。颜正华师从杨博良3年，白天随师侍诊，晚上就住在杨老师家，整理病例、背诵医经、练书法、习古文。颜正华以其颖悟和勤奋，深受杨氏赏识，因此得“孟河学派”真传，成为孟河学派第四代传人。

　　颜正华20岁师满归里，悬壶应诊，誉满丹阳。1947参加丹阳县中医统考，名列榜首。

　　创业两校创建学科

　　他开创了两所中医院校的中药学科建设；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讲义，主持编写了中国中医药高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主编了第一部《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

　　成为中医状元的民间郎中，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学教授，更没想到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颜正华回忆，“读大学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只有很少的人才有幸能进入大学校门。”无疑，颜正华是幸运的。1955年3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刚刚成立的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师资进修班深造。

　　1956年他在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药教研组组长。当时，中国刚开始建立中医学院，还没有中药学教材。颜正华昼夜奋战，数月内主编了适合中医本科学习的第一版《中药学讲义》，为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的建立及开设中医学课程创造了条件。

　　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刚刚成立，颜正华奉卫生部之命，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当时全校只有4位老师。颜正华一来就开始讲中药学课程，并负责组建中药学教研组，是教研组第一任组长。1958年，颜正华负责组建中药系，该中药系两年后发展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是中国最早创建的中药高等教育院系之一。颜正华任中药教研室主任；1985年成立了中药研究所，颜正华任中药研究所名誉所长。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中，以药物功效主治为核心，用性味归经等药性理论加以阐明，并结合临床讲授药物的配伍、用量、用法及禁忌等。他带领教师摘录文献卡片、编写中药学讲义、筹建了学校最早的中药标本室；还带领学生上山采药、制作标本。他的教学理念及方法，奠定了北京中医学院中药学科的教学基础。

　　在中药界，有“南凌北颜”之誉，说的是颜正华在上世纪60年代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凌一揆教授共同构建了中国《中药学》教材的理论框架，拟订了中国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1959年，颜正华和凌一揆等主持编写了中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版《中药学》教材。1963年颜正华主持修改审定该教材，习称“二版教材”，“五版教材”由颜正华担任副主编。《中药学》教材的问世，确立了当代高等中医院校中药教学的基本框架与内容，也奠定了颜正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的地位。

　　从教53年，颜正华始终是中国编写、修改、充实、提高《中药学》教材的领军人物。1986年，他主编的《临床实用中药学》出版，成为医药人员学习中药的重要参考书。1991年，他主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出版，已经成为中药学专业权威范式。2008年，他主编的《颜正华中药学讲稿》出版，奠定了临床中药学的基本内容。现今，新世纪中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十一五’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版本的《中药学》教科书，也是由颜正华主审的。他在长期的从医执教过程中，笔耕不辍，已出版的著作达600万字以上。

　　颜正华非常注重中药学科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对身边工作的每个中青年教师都精心培养，在备课、试讲、编修讲义、撰文著书、临床治疗及实验研究等方面指导他们，使年轻教师迅速成长，中药教学整体水平居中国领先行列。2007年，这支教学队伍获得教育部国家级中药教学团队和北京市中药学优秀教学团队。

　　前些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时常可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笔记，老人正是颜正华。几十年来，他的每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或中药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试讲，他都要坐在课堂上亲自听课、指导。

　　济世育人繁茂杏林

　　执教53年，他带教徒弟及硕、博学生39人，培养的数以千计的中医药学子已成为杏林栋梁之才。他传岐黄薪火，堪为国医师表。

　　“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中医药事业栋梁之才，是最幸福的事情。”谈到学生桃李满天下，颜正华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颜正华执教53年，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呕心沥血。颜正华从1962年晋为副教授、1978年晋为教授、1979年为硕士生导师、1986年为博士生导师，先后为中医药专科、本科、西学中班、中药研究生班等数十个班次的几千名学生讲课及带临床实习；同时，颜正华先后带教了7名徒弟，培养了硕士研究生19人、博士研究生13人。

　　颜正华执教严明有方，不仅传授书本知识，还结合科研工作培养中药事业继承人。

　　在药性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颜正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专家，如徒弟张冰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生郑虎占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徒弟高云艳、邓娟等学术造诣颇深，研究生王育杰、周平安、刘玉德、王志斌等均成为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军人物。

　　在中药延缓衰老研究方面，颜正华认为，人的衰老与机体的阴虚血瘀有关，遂主张补益肝肾之阴与活血化瘀并行的延缓衰老学术思想，他指导博士生郑虎占、黄晖从事该课题研究，现在黄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中药防治疑难病证研究方面，他指导博士生王志斌、苗明三、孟杰等及徒弟张冰、邓娟、高承琪等进行脾胃病、呼吸病、高血压等疑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

　　这些学生秉承颜正华教授的学术思想，都成为了优秀的中医药专业人才，在中医药学的传承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颜正华悉心培养学生，在学业上力求于严，在生活中宽厚仁爱，待学生如慈父。师从颜老多年的徒弟常章富，后来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60岁还经常陪颜老出诊抄方。常章富至今还记得20年前老师亲自下厨做的红烧鱼的美味，“那时每到周末，颜老的家就成了学生们改善伙食的‘大食堂’。 ”

　　颜正华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200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颜正华之所以成为中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中药学家、中医教育家，源于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停止招生，但为了培养中医药事业继承人，颜正华在河南下放劳动时，积极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沟通，要求开办中药学习班。劳动之余，给学员讲中医药课程，尽自己的力量减少文革对中医药事业的损失。另外，颜正华要求自己的子孙学习中医，如次子从事中医，小女儿从事中医图书管理，外孙女高琰于2006年以高分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七年制本硕连读班。中医药事业在学校、在家中得以传承，是颜正华最欣慰的事。

　　外孙女高琰从入大学开始，每周六都跟随姥爷侍诊抄方。她对记者说，我自幼与姥爷同住，记忆里姥爷总是坐在桌前手捧书籍，时而做着笔记，时而像古人一样吟唱，有时又会拿起笔挥毫书写。得知我考入北中医时，姥爷喜悦于心，挥笔写下陆游诗作：“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勤于临证医药兼通

　　他精通药性，勤于临证。用药主张四两拔千斤，不投猛剂，不用大剂，平中见奇，处方可见孟河医风。

　　“我得了肾病，两个月前慕名找颜老看病，非常见效。今天我第二次来，没想到颜老像家人一样熟知并询问我的病症，真受感动。”一位刚从诊室出来的患者对记者说。

　　颜正华在中药教学的同时，从未丢掉中医临床。他说：“要成为中药名师，首先要成为中医名医，两者相得益彰。”如今他89岁高龄，仍然为患者看病，并且每次出诊均要记录每个患者病情、诊断、用药，坚持写医案。每个患者，颜老都记挂在心上。

　　怎样才能成为名医？颜正华回答：“要想成为名医，必须谙熟药性，并合理应用之；必须早临证、多临证，揣摩体会，积累经验。”颜正华弱冠之年就独立行医，之后的70年来从未中断，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河南省商丘地区劳动，他也坚持在劳动之余为当地群众诊治疾病。勤于临证，探究药性，使颜正华成为医药兼通的救疾国手。

　　“医之本，精于术。”颜正华遣方组药，崇尚平和，通常达变，多有奇功。

　　内蒙古一位40多岁的患者，因经常吸烟喝酒吃羊肉，咽喉形成1厘米×1厘米的溃疡面，严重影响进食，辗转多家大医院，始终不见好转，经朋友介绍找到颜正华。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就可以吃饭了，不久溃疡面神奇般不见了。

　　还有一位患有子宫出血症的中年妇女，在北京某大医院住院治疗3个多月，血一直余沥不尽，后来只服用颜正华开的几服中药即控制了出血。

　　像这样屡起沉疴的病例，在颜正华的医案中比比皆是。

　　“用药当知药，知药才能善用。”颜正华总结开方用药经验：巧用多效药，善用平和药，慎用毒烈药，分用同名药，不拘成方，因证遣药。

　　治疗复杂病症，颜正华常根据治疗需要，将数个成方融为一体。如治感冒发热、咳嗽痰多、头痛、鼻塞流涕、咽痛喉痒、胸闷不畅，颜正华将银翘散、杏苏散、止嗽散三方合为一体，加减应用，名为治感冒发热咳嗽方，疗效奇佳。

　　看病、教学、科研，颜正华样样精通。自1986年起，他着手研究治疗小儿热证的新中药制剂“黄栀花口服液”，该药1997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新药证书，投放市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谦和精诚德艺双馨

　　他为人仁和真诚，言必信行必果。“德近于佛，术近于仙，品术俱端，德艺双馨。”人们这样评价他。

　　患者至上，是颜正华高尚医德的体现。2003年4月，“非典”肆虐，83岁的颜正华仍然坚持出门诊。学生们打电话劝他停诊几天，他说：“作为一名医生，这点病就吓得不敢出诊，那我们的病人找谁看病？”一天，本校一学生发高烧找他就诊，他认真地辨证施治，使学生病情得以控制，颜正华建议他转入医院系统治疗（该学生后来被确诊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唯一一名“非典”患者），学生不久痊愈，而颜正华和家人均因此被医学隔离。

　　颜正华是患者的知音，不仅给予患者心理安慰，处方开药也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以治病需要为前提，不开与治疗无关的贵重药和检查单。

　　颜正华始终秉承“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的大医精诚风范，虽为名老中医，但他淡泊名利，对同事同仁谦让团结，共谋发展，学术不相诋毁，地位不相拼争，在荣誉地位面前向来很低调。

　　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成为 “国医大师”，他谦逊地说：“我就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和教师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得到很多荣誉。我有责任继续培养学生和医治患者，只要我的身体情况允许，就会继续工作下去。”颜老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闪耀着国医大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感慨：看颜老开的处方，如同欣赏一幅美妙的书法作品。颜正华自幼酷爱书法，他开处方常以毛笔小楷行之，患者每得必珍藏，不仅因为处方技术高明，还因为书法艺术高超。

　　颜正华之所以高寿，与其健康的心态、生活习惯和饮食有着极大的关系。他擅长古代文学，时常作诗以抒志，如戊子年除夕作诗：“炮竹声中岁月迁，国强民富过新年；合家共聚天伦乐，无限风光在眼前。”他喜爱运动，坚持晨慢跑，或打太极拳，做自己编的健身操，练习气功；他不抽烟，偶尔饮少量黄酒或葡萄酒，以流通血脉而不伤脏腑；惯用熟软、易于消化的饮食，又常用补益之品以辅助正气，如服用人参茶等，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颜正华曾3次出国考察与讲学，去过朝鲜、柬埔寨、日本。“我最难忘的是1976年去柬埔寨半年执行援外任务，为当地举办中草药学习班、帮助组建药厂，还编著了《柬中常用草药》和《柬埔寨验方集》两本书。”他曾谢绝多个国家的优厚待遇及高薪聘请，为中医药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他无愧于国医大师的称号。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颜老的最大期望是什么，他在记者的采访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用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研究中药，实现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苍劲有力的字迹，印证了这位89岁的国医大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信心与期望。

　　颜正华小传

　　1920年，生于江苏丹阳县；

　　1940年，悬壶济世；

　　1956年，在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57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Q）“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七：周仲瑛 构建中医内科学体系

　　◆ 他主持编写《中医内科学》等多部教材，创建内科学总论，确立以脏腑为辨证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首倡“脏腑病机证素辨治”新论

　　◆ 他深入到出血热疫区10余年，首倡“病理中心在气营”、“三毒”等新理论，并形成“瘀热”病机学说

　　◆ 他擅长复合立法，组方选药，临床疗效显著

　　见过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周仲瑛的人，都会惊羡他的形象和气质。年过八旬的他，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花白的头发，宽大的额头，炯炯的目光，机敏的谈吐，红润的脸庞没有一点老年斑。

　　这位慈祥的老人，几乎为中医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从年幼随父在乡间治疗瘟疫，到深入疫区阻击流行性出血热病；从创建内科学总论，到提出“瘀热”病机学说；从抗击非典到走向甲型流感科研前线，周仲瑛始终在践行着中医的继承与创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周仲瑛意识到震后疫病流行的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写下“防疫清解方”、“防疫化浊方”，分别用于防治疫毒犯肺所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秽浊伤中所引起的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随后紧急配制的6000服颗粒剂被送到灾区。不少人对于周仲瑛公开如此珍贵的处方感到不解，但他却说，“这两个方子说珍贵也珍贵，因为这是我60年从医经历积累而成；说不珍贵也不珍贵，因为中医原本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周仲瑛对大医精诚最朴实的注解。

　　成 长

　　中医世家  循循善诱

　　幼承庭训  耳濡目染

　　1928年，周仲瑛出生在一个美丽的江南小镇——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马塘镇，祖辈几代以医为业，济世活人。

　　周仲瑛刚出生时，其父周筱斋虽年仅29岁，却已是闻名乡里的中医大夫。周仲瑛从小看到许多患者经父亲治疗摆脱病痛，被神奇的中医药所深深地吸引。“过去的医疗条件较差，在一般群众中，有了急性病才去找医生。这类病见效快，自己无形之中就受到了熏陶。”周仲瑛说。

　　13岁时，周仲瑛小学毕业便正式随父亲研习中医。童年时代的耳濡目染，使他对中医已经有了感性认识，也能认识一些中药。但严格的父亲并没有让他立即开始研读医书，而是要求他“业医必先精文”，先选背古文，然后再系统学习《内经》、《伤寒》等医学典籍。

　　“虽然那个时候也觉得枯燥，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受益匪浅。”周仲瑛说，“中医本身就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科技、艺术范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基础，就不易搞懂中医理论的内在含义。”

　　1945年，17岁的周仲瑛开始跟随父亲出诊。他白天随父亲诊脉看病，晚上听父亲传授医道。1947年，已经有一定临床实践经验的周仲瑛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当时上海的著名老中医章次公、朱鹤皋、 蒋文芳、盛心如等，都亲自授课并临床带教。周仲瑛在这里进一步夯实了中医经典和临床功底，也熟悉了不同医派的特长，思路更加开阔。

　　1949年，周仲瑛回到家乡马塘开始独立行诊。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农村病人，高烧不退，神志昏迷，不停抽搐。许多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不敢下手治疗，病人家里也做好了后事的准备。周仲瑛仔细诊查后，急用“紫雪丹”清热开窍，熄风止痉。按照他所开的处方，病人服后果然热退神清，转危为安。一时间，此事在当地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周仲瑛也名声大振。

　　1955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招募学员。尽管在当地继续行医能够名利双收，但周仲瑛却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选拔考试，并顺利入选。

　　入学后，周仲瑛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任课教师邹云翔、曹鸣皋、时逸人、王慎轩、樊天徒等都是很有名望的老中医。在进修学校学习期间，他不仅重新温读了许多中医专著，同时还接受了西医学知识，开拓了思路，增长了见识，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6年开始，周仲瑛留在江苏省中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医 术

　　传统绝学  实效为凭

　　复法组方  显示奇功

　　30岁的奚先生半年多来感觉浑身乏力、食欲不振，而且有尿黄的症状。经检查，他的肝功明显异常，全身皮肤高度黄染。一家大医院诊断为“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仍没有改善。

　　周仲瑛诊察后，认为其“慢肝久病，肝脾两伤，湿遏热郁，久病络瘀，湿甚于热”，并为其开了理气化湿、清热解毒、祛瘀退黄的药。奚先生服药1周后病情有所改善，复查肝功能、黄疸指数均有下降。调理两周，黄疸稳步下降，肝功继续改善，症状明显减轻。

　　周仲瑛主张，在处理这些证候兼夹、病机错杂的疑难病证时，需要将两种以上的治法联合起来应用，以取得更好效果、这种联合组方的方法就是复法。复法主次兼顾，各个击破，是治疗疑难病证的重要方法。复法组方治疗疑难病是周仲瑛最具特色的学术经验之一。

　　急症同样也是周仲瑛长期致力研究的领域，并且大量的治疗案例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医是个慢郎中”的偏见。

　　有位50岁的妇女，患有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使用大剂量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病情未能好转。后来因为感冒发烧，引发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周仲瑛诊察见其皮肤有大块的出血瘀斑，喉中伴有浓痰声，呼吸急促且神智不清。认为此证属于络热血瘀，阴络受损，迫血妄行，痰热壅肺，肺失清肃。周仲瑛为其开处方服药3剂之后，病人神志清醒，出血停止。

　　有位12岁的小学生，突然发高烧39.2℃，头痛、呕吐，继则抽搐，呼吸急促，神志不清。西医诊断是流行性乙型脑炎（重型极期）。周仲瑛见其面部发紫，脖子僵硬，舌鲜红而苔黄腻，辨证为暑温，气营两燔，便立即用他研制的清气凉营注射液，同时配合补液、纠正呼吸衰竭、脱水等对症疗法，两小时后该患者额头开始微微出汗，体温逐渐下降；1天后体温降到正常，神志清醒；5天后症状基本消失，1周便康复出院。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周仲瑛曾用中医中药救治过大批急危重症病人。

　　他用泻下通瘀合剂治疗流行性出血热肾功能衰竭少尿期202例，总有效率达到96.5%；他用清气凉营法治疗病毒感染性高热361例，病种包括出血热、乙型脑炎、流行性腮腺炎等，99.17%的患者都获得治愈，病死率仅为0.83%。

　　丰富的经验积淀使周仲瑛对中医急症充满了信心。周仲瑛认为，中医急症、疑难重症是最能彰显中医优势特色的领域，“继承发展中医急症医学是振兴中医药学的关键。”

　　医 德

　　仁心仁术  济世救人

　　不顾风险  深入疫区

　　20世纪70年代末，欧亚大陆出血热病开始肆虐。由于没有可靠的控制办法，该病一度造成举国恐慌，人人谈之而色变。江浙一带也成为疫病流行的重灾区。正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的周仲瑛临危受命，开始了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研究。

　　周仲瑛坚信实践出真知，为攻克流行性出血热，他先跟着查房，共同研究分析、制定治疗方案，逐渐积累了感性认识。之后，他身先士卒，带领研究团队深入疫区，到疾病流行最为猖獗的地区，建立了临床研究基地。当地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医护人员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但周仲瑛和他的战友们不惧困难和危险，在防护设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设门诊、管病床，在临床第一线救治患者。

　　在掌握第一手临床资料之后，他总结出了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机理，提出区别各病期特点，分别采用清气凉营、开闭固脱、泻下通瘀、凉血化瘀、滋阴生津和补肾固摄等治法，使上千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获得了新生。统计表明，周仲瑛带领的团队治疗了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病死率是1.11%，远远低于其他疗法。

　　几十年来，周仲瑛虽然身兼教学、行政和科研等多项职务，但却始终没有离开临床的第一线。而其显著的临床效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现在，周仲瑛每周上6次门诊，每次都要诊治40多号患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政界要人、学术名流，他都一视同仁，按号排队。

　　学 术

　　与时俱进  业贵专精

　　继承创新  发展理论

　　周仲瑛中医理论功底深厚，善于综合应用各家学说之长，从实践运用中提出新的论点和治法。

　　在研究流行性出血热时，周仲瑛综合温病、伤寒等各家学说，提出“热毒、瘀毒、水毒”的“三毒”理论，并针对出血热各个病期的病理特点，提出“病理中心在气营，重点为营血”的新论点，按此治疗，疗效得到显著的提高。

　　在对厥脱证（即休克）的研究中，周仲瑛提出“气滞络瘀、内闭外脱”为其基本病理特点，首创气血同治，行气活血与扶正固脱合法，并创制辨证系列注射剂，治疗136例，病死率为4.41%。

　　在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研究中，周仲瑛认为“瘀热水结、阴津耗伤”是其病机、病证特点，确立泻下通瘀、滋阴生津治法，研制成泻下通瘀合剂，治疗202例，显效率88.6%，总有效率96%，明显高于西药对照组的42.9%和78%。

　　周仲瑛对病理因素的复合致病现象有深入研究，其中历时最久、范围最广、成果最著者，当属“瘀热”。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仲瑛就曾对瘀血学说及活血化瘀治则进行了系统研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他发现了许多急性外感热病及某些内伤杂病的患者同时具有血热证和血瘀证，单纯运用清热凉血法或活血化瘀法治疗，往往疗效欠佳。为探求其内在规律，他通过复习有关文献，推求病机，并在临床进行反复验证和实验研究，最终明确提出“瘀热相搏”这一临床常见证候。

　　“瘀热”除了具有瘀和热两种病理因素的致病特点外，尚具有自身特性。周仲瑛带领团队从理论、临床和实验三方面对“瘀热”之中的五大常见证型——瘀热阻窍证、瘀热血溢证、瘀热发黄证、瘀热水结证和络热血瘀证，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显示了中医以“证候”为中心的研究特色。

　　临床实践证明，以此理论指导处方用药，治疗多种疾病中的瘀热相搏证，如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支气管扩张、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肝炎、慢性乙型肝炎、糖尿病等，临床疗效显著。

　　“古为今用，根深则叶茂；西为中用，老干发新芽；知常达变，法外求法臻化境；学以致用，实践创新绽奇葩。”是周仲瑛在80大寿上所题，这是他在治学科研过程中的座右铭。

　　传 承

　　青胜于蓝  春满杏林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初见周老师，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已经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的陈文垲这样表述他当初面试时的心情。

　　“当时觉得做周老的学生太难、太累，不如别人轻松。但回过头来，发现那几年的功夫绝没有白下。读了不少医书，整理了许多医案，对中医的感悟和临证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仅是陈文垲，周仲瑛的学生大多有这样的感觉。

　　周仲瑛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作为中医的研究生，一定要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要能够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分析和处理临床问题，要做到知常达变，学以致用。

　　研究生一入学，他就会推荐一些必须研读的中医典籍；3年期间，他要求学生每周必须随其上门诊抄方2～3次；每个学期要上交5～10篇医案总结或学习心得。对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他都要认真审阅，仔细点评。对于论文和科研，要求更为严格。强调临床病历必须详细记录病人的真实情况，复诊时如实记录服药后的临床效果，好亦录之，不好亦录之，决不弄虚作假。

　　他非常重视中医学科的建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建内科学总论——辨证论治纲要，确立了以脏腑为辨证的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为临床专业分化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周仲瑛于1988年即在中国率先开设了中医内科急症学课程，并主编《中医内科急症学》教材，在本科班、专业证书班、研究生班及进修班进行系统讲授。他还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组建了中医急难症研究室，创建了中医内科急症学科。以后，该学科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在担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近9年的时间里，周仲瑛始终以发展中医为己任，坚持走中医特色的办学方向。从主编一大批中国统编教材，到对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从主张师承教育作为院校教育最有益的补充模式，到倡导开办研修班、进修班，强化中医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从促成和带动了对一批老教授的经验传承，到带领老一批专家完成对《中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等巨著的编写，以及加强中医国际化办学模式的探索等等，周仲瑛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仲瑛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3年开始指导博士生。几十年来，他以独特的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仲瑛培养的这些学生，都己成为中医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

　　生 活

　　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朴实淡泊  养生之道

　　年过八旬的周仲瑛，依然童颜鹤发、精神矍铄，每周六次门诊总是精力充沛、细致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大家不禁好奇他的养生之道究竟有何秘方。周仲瑛笑着告诉记者，他的养生秘诀说起来非常简单，“吃得好，睡得香，想得开”。

　　说“吃得好”，并不是指周仲瑛经常吃什么山珍海味、滋补保健品。相反，他的一日三餐其实就是老伴做的家常便饭，但他从来不挑食，更不暴饮暴食。“心中有美味，自然能嚼得菜根香。”

　　不论是忙碌紧张还是相对空闲，也不论环境安静还是喧嚣吵闹，周仲瑛都能“睡得香”。有一次，周仲瑛和学生王长松一起到建湖诊治肿瘤病人，正赶上修路，路途异常颠簸。就在大家心烦气躁、怨天尤人时，却发现周仲瑛已经在前排的座位上酣然入睡了。

　　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周仲瑛历经磨难和坎坷，有过困扰，受过屈辱，经历过失败，赢得过荣誉，但他都能心态淡定，做到宠辱不惊。周仲瑛的秘诀在于，分析解决问题时，精力集中，思维活跃，能够拿得起；闲暇休息时，则心境平和，杂念全无，能够放得下。可谓“想得开”。

　　周仲瑛生活俭朴，唯以读书为平生最好。研读医书，不仅是他的兴趣爱好，也是他的养生秘诀。周仲瑛生活规律，一般不过度熬夜。尤其在退休以后，养成了按时就寝的习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其实就是他最简单有效的养生之道。

　　周仲瑛小传

　　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

　　1941年，随父周筱斋教授学习中医；

　　1947年，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1948年-1955年，在家乡开业行医；

　　1955年，考取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

　　1956年，任江苏省中医院住院医师；

　　1983年，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

　　1990年，成为首批中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

　　2007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R）“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八：张镜人 沪上中医旗帜

　　◆他是上海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幼承家学，医文兼修，18岁悬壶沪上，民国中医考试一榜成名

　　◆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关闭私人诊所，投身中医工作管理公务，为当代上海中医医教研事业“开业奠基”

　　◆他行医60余年，疗效卓然，擅长内科杂病诊治，尤于热病和脾胃病甚有建树，曾获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奖

　　今年6月24日，87岁的国医大师张镜人溘然长逝，中医界至为惋惜。

　　张镜人毕生悬壶沪上，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苍生大医。在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记叙其事迹的文章说：“老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上海滩名医张骧云的后裔、治疗伤寒的名家；中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中医界的泰斗、治疗疑难病的能手；青年人知道张镜人是沪上名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专家”。这3句话，既褒扬了他的临床证治效验，也勾勒出他的学术成果概图。

　　与一起并称上海中医“三老”的裘沛然、颜德馨相比，同样作为中医临床家和学术大家，张镜人显然还有两点不同之处值得铭记，一个是他系上海张氏内科的第十二代传人，为海派乡土医学的代表，另一个是他建国后承担中医药工作管理职责，数十年深度介入沪上中医药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历程，多半生的中医生涯与上海中医药事业相辉映。有香港报纸赞其为沪上中医第一人，似不为过。

　　张氏医学的一代宗师

　　少年时半日习文，半日学医，深得张氏内科家传之秘；青年时参加中国中医考试，一举成名；中年时系统阐述张氏医学，诠释“表”、“透”两字真谛。

　　八十七年前，中医世家子弟张镜人算是“含着银勺”出世的，而且，他命中注定还要被“塞”给一把家族所系的“金钥匙”——继承祖业。

　　300多年前，他的祖先张君调，弃儒从医，悬壶济世，扭转了这个世居沪上、耕读传家的家族的历史方向。自此，张氏医学代代相传，以治疗伤寒热病著称。在《上海县志》、《上海续县志》等地方志书中，记载有张氏一门7代11人以医而名的事迹，可谓门楣光耀，名重一方。

　　因家族中立有长子必继祖业的规矩，张镜人童年时便被长辈寄予继承家族医学的厚望。他4岁时入家族私塾发蒙，习诵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也夹杂着《汤头歌》、《本草经》一类篇目。到12岁，家中开始遍请名医，安排他半日习文，半日学医。

　　少年的张镜人偏爱文学，诗词歌赋，长卷短篇，爱不释手，也很喜欢挥毫泼墨，行书作画。而对诸多医学典籍，则在最初接触时也感到味同嚼蜡。对此，晚年张镜人还曾不乏怅然之情地说，我自幼爱写诗，热爱旧文学，但家族大，规矩重，我无力反抗。

　　张家培养传人按部就班，颇有章法。张镜人从少年起即随长辈抄方，18岁单独随父张君益侍诊，并开始一试身手。在这一阶段，据说他每晚回家，都要接受父亲对接诊病例的剖析点拨，还要继续温习经典名著，加以印证对照。

　　1945年，张镜人独立应诊，医名渐起。1946年，他以家传医师身份参加民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后首届中国中医考试，在3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荣登不足300人的榜单。当时考试主要的项目是论文，题目是《亢则害承乃制论》，他古文医典烂熟于胸，一看即知语出《内经》，挥笔而就2000余言，条分缕析，议论备至。自此他被视为一代青年才俊，在上海中医界崭露头角。

　　深得张氏内科真谛的张镜人没有辜负先辈厚望。20世纪60年代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先后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张骧云医学成就》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

　　外感热病历来有伤寒和温病的争议，对此，张镜人主张：二者宜合不宜分，要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灵活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他撰文说，“叶天士、吴鞠通分别倡导‘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二家的理论和经验，也完全是《伤寒论》辨证论治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毫无疑问，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才更丰富和扩大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内容。”

　　张氏内科临证外感热病，擅用淡豆豉、豆卷、桑叶、牛蒡子之品，尤其是淡豆豉，备受推崇。先辈用之如神，张镜人解其3昧。他总结指出，要以祛邪为要务，注重“表”与“透”：初则疏风解表发汗，进而清泄里热为主，透热转气，兼湿者必佐以化湿之品，热入营血者清营泄热，进一境，立一法，有规有章，“表”与“透”须贯穿始终。由此，张氏内科淡豆豉一味运用之妙“浮出水面”。

　　张镜人的研究推动了张氏医学走出家族范围流传，在中医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名家赋诗称赞：两字（表、透）名言客尽惊。

　　沪上中医的旗帜

　　作为上海市中医工作领导者，他主持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学会，首次开设了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和中医专科医院，筹建了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并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为当代上海中医药事业“开业奠基”，是张镜人人生中的又一个华彩乐章。他长期抓中医工作，为建国后上海市中医政策的制定、各级中医机构的建立和建设、中医人才培养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张镜人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署名委任，担任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他毅然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辞退保姆、司机，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第一人。此后，他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副局长。

　　上世纪50年代是上海中医事业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与中医巨匠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丁济民、张赞臣等主持筹建了上海市中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上海市首家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首家中医专科医院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国首批中医高等学校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性医院普遍设立起中医科室。从此，沪上中医走上普及、发展、提高的正常轨道。

　　当时，他终日奔忙于各大医院之间，为各医院开展中医业务而操劳。在那几年里，他门诊是看得少了一些，但宣传中医药学的文章却写了不少。他还积极组织开设中医学习班，对各大医院的中医师轮换进修培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张镜人还与有关处室配合，制订规划，建立机构，引进了一大批中医人才。

　　在第一批中医带徒工作结束后，张镜人还牵头修订了《上海市中医师带徒暂行管理办法》，在固定师徒关系、临证口授的同时，改变过去“分散带”的方式，提倡“个别带，集体教”，要求各区县设立中医带徒班，由带教老师组成教研组，规定教学计划和课程，按各人所长，分工上课。这个办法既发扬了中医带徒的优良传统，又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1982年退休后，他仍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市卫生局顾问，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会诊专家，继续为上海中医药事业贡献才智。

　　五勤治学的内科大家

　　他重视临床实践，治学崇尚“五勤”；他治疗内科杂病，强调脾胃学说和活血化瘀法的应用；他不为西医病名所限，同时主张“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

　　“勤以补拙，谦以代骄，慎以戒言，博以广知”，是张镜人的座右铭。“勤”字当头，一直是被张镜人视为治学者的本分，他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为“五勤”：勤学，勤读，勤问，勤写，勤实践。

　　他于工作闲暇常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他常言，对经典医著要经常读、反复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用时即如信手拈来。他读书功力之深，在他应诊讲学时大段引用原著原文，就可见一斑。

　　至于勤写，历年来，他主编、参编了近20部学术专著，如《辞海》中医部分、《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症候鉴别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以及《中国中医鉴别》等。同时，他坚持笔耕不辍，每有感悟心得，便及时记录，尽量整理成文。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100余篇。

　　最关键一点就是勤实践。他自18岁始行医，他从未离开临床，即使担任公职，也要保证每周几个半天的出诊，“文革”期间，他也寻找机会为干部群众看病。他在被任命为市卫生局副局长时，向上级提出的请求就是，允许他半天行政办公，半天门诊查房。同事们都知道，在公务繁忙之时，他门诊后往往顾不得吃上一顿正式的午餐。

　　秉承“五勤”的治学精神，张镜人在内科杂病临证，如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其显著特点是重视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治则。

　　张镜人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诊治慢性胃炎，他确立了升降并调、燥湿相适、寒温同用的治疗原则，并提出辨病分阶段，论治有“十法”。“十法”即清热和胃、疏肝和胃、益气养胃、养阴益胃、清化瘀热、调气活血、寒温相配、升降并调、化湿和中、消导悦胃。

　　对脾胃病之外疾病的诊治也有体现，如对慢性肾炎，一般都比较强调治肾，而他在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尤其重视对脾胃的调治，强调健脾以补土、益肾以壮水，二者不可偏废。在论治高脂血症、肥胖等疾病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治疗时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使脂质代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张镜人重视活血化瘀法在内科领域的应用。他认为，人体气血，贵在流通，一受病邪，气血必碍。血流泣涩，导致“恶血”、“蓄血”、“干血”等血瘀病变，莫不壅塞气道，阻滞气机。而造成血瘀的病因很多，因此，他主张，活血化瘀法的应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中的“五结合”，一是与行气相结合，二是与补气相结合，三是与散寒相结合，四是与清热相结合，五是与祛痰相结合。

　　此外，他诊病时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细问病情，四诊合参，探求疾病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他也倡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认为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应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比如诊治慢性胃炎时，他主张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黏膜病变情况，指导辨证用药。他认为，将微观所见参于中医辨证之中，可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

　　他历年来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如活血化瘀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打破了胃黏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中医药防治胃癌开拓了新思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究和分析脉象客观化的成果，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成果，获得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另有治疗病毒性心肌炎、高脂血症、红斑狼疮等多项临床和实验成果获奖。

　　厚德仁心的传道人

　　他热忱培养岐黄传人，授之以术，育之以德；流风遗泽，润物无声，“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一生授业解惑，育人无数。他带教出严佩贞、张存钧、石蕴玉、张亚声、徐国缨、王松坡、沈遐君、宋安妮、朱凌云等一大批门人，其中许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专家，活跃在上海、外埠以及世界各地。

　　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上海市中医工作时，重点抓了全市的中医带徒工作，同时还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等高校兼任教职，参与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才。“文革”期间，他无论下放到乡村还是基层单位，都要主动自编教材，带教赤脚医生和工人医生。1973年起，他受市卫生局委托主持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教育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开始在科室定期开展“读书会”活动，带领大家温习经典、医论医著；跨入新世纪，他以八旬高龄担任了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指导老师。同时，他还作为中国和上海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亲自带教多名学生。

　　对于读书之道，张镜人常教导学生：“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要融汇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宜变化在我，唯求实效”。他组织的“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进行专题讨论，形式活泼，气氛活跃，他所作的专题发言，从理论到临床体会，使大家获益良多。几年前，他因年老体衰，把“读书会”活动转移到自己家中进行，一直坚持到他住进医院。

　　他的教学门诊，从病例选择、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每次都认真准备，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学生提交的临证体会文章，他总是细致阅读，认真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从头改到尾。

　　除了精湛的医术，老师的厚德仁心更为学生所高山仰止。他教导学生，望闻问切，探病求源，更要注意悉心辨证，首先须有视亲之想，把病人当亲人，这样才能认真诊治，切中病机。

　　弟子们回忆，跟师多年，他从未在门诊时间里稍事休息，哪怕上一次厕所，连续门诊八九个小时也是如此。老师在诊疗时对待病人耐心细致，从不主动叫病人离座。他对每一张处方，每一味药物，每一个剂量都仔细揣摩。在他书写的病历中，不会见到上方（指上次开的方）加某药物的医嘱格式，每次处方都必定是一张完整的处方。他平等对待每位病人，在他的病人中有很多老干部，按政策需要照顾。为了不给普通病人带来影响，他坚持提前1个小时上班，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先为老同志诊疗。老师病后在家休息，仍有不知情的老病人找上家门去，他从不拒绝。

　　张镜人的国学功底深厚，也让弟子们追慕不已。他青少年即秉承中医讲求儒医相通、注重文化的传统，书法、诗词、绘画水平也日趋精进，尤其是古诗词造诣颇深。他每有感而发，思绪如潮，涌向笔端，佳篇天成，2006年结集出版有《张镜人诗集》。他40岁时，裘沛然赠诗《庆张镜人医师四秩寿辰》七律，其中写到：“借问江东吟咏者，风流人物属张生。”赞他能诗之名。

　　昔日的江东张生已远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世家子弟，一个青年才俊，一个卫生官员、一个国医大师，一个智慧老人叠加的背影。他在晚年曾作《醉花阴》一首，述及平生情怀，值得后人吟咏，其中写道：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小传

　　1923年，出生于上海中医世家，为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

　　1945年，独立挂牌应诊；

　　1954年，出任上海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

　　1990年，成为中国首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上海市名中医”；

　　2004年，成立“张镜人首席名老中医工作室；

　　2009年，荣获中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

（S）“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十九：张灿玾 学贯古今 儒雅大医

　　张灿玾的治学思想：

　　◆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

　　◆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

　　◆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

　　◆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

　　◆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齐鲁之邦，孔孟之乡，儒家文化浸润着山东的每一寸土壤。

　　济南市历下区的一栋住宅楼里有一不足100平方米的普通居室，名曰“琴石书屋”。屋内藏书充栋，奇石林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抚琴，琴声铮铮，如高山流水。弹到兴高之处，老人和声吟唱，时而婉转，时而高亢，时而悲怆，时而悠扬……一曲奏罢，余音绕梁。

　　这位浑身透着儒雅之气、从容而潇洒的耄耋老人，就是国医大师张灿玾。

　　初度临东海，医门育此身

　　十三逢乱世，弱冠始行仁

　　“我的学历仅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张灿玾1928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市下回头村的一个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一生为医，德高望重，享誉一方。

　　1936年春，张灿玾始入小学读书。1939年冬，读完了小学四年级，1940年初，日寇铁蹄踏进荣成，家乡沦陷，被迫辍学。

　　1941年，家乡解放，抗日民主政府在下回头村办起了完小（即高等小学），张灿玾入校继续学习。他学习勤奋，在两年多完小学习期间，不仅在学业方面每登榜首，还在课余时间自学了多种乐器演奏，参加学校组织的戏剧演出。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为张灿玾日后广泛涉猎，各科打下了基础。

　　1943年下半年，迫于环境，他结束学校生活，回家跟随祖父与父亲学习中医。父亲教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及《医宗金鉴》中临床各科《心法要诀》等，要求张灿玾熟练背诵。对《黄帝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亦选出部分重要条文，让他熟读，并参阅明、清以来重要医籍加以理解。当其祖父与父亲诊病时，张灿玾则认真学习老人诊疗技术及方法，并负责司药，对饮片的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的制作、药材质量的优劣及真伪鉴定的一般知识，均需掌握。此外，张灿玾还对本地所产中草药之俗名及植物形态等都很熟知，经常介绍给病家自采自用。这些都为张灿玾后来独立应诊和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的几年，由于抗战的需要，张灿玾参加了村里自办的剧团，导演了多部大型话剧、歌剧、京剧，颇受村民欢迎。他还当过一年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仍继续坚持阅读了《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医宗必读》、《石室秘录》、《医方集解》、《本草备要》、《陈修园医书》、《外科正宗》等医学书籍及文史方面有关著作，学业大进。

　　尽管后来张灿玾成为中医药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说，“我的学历很低，仅仅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侵晓闻鸡舞，灯下笔耕勤

　　足以扶困厄，犹可疗斯民

　　“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多年行医经历为我打下基础。”

　　经过多年学习，张灿玾已掌握了中医最基本的诊疗技能。1948年，他开始独立应诊。此后数年，他白天看病，晚上看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阅览历代医籍，学习现代医学，常常深夜才睡，鸡鸣即起。

　　1949年，张灿玾参加了区医药联合会。1952年春，他奉调参加县防疫队，承担反细菌战任务，时值俚岛区峨石山村麻疹流行，县防疫队派张灿玾等两人前往救治。经调查，全村约百名儿童患麻疹，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治疗，患者无一例死亡。

　　张灿玾临证系继承祖业，不分内、外、妇、儿，皆能应诊。他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用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药到病除。因此，“中医大夫最好是全科医生，各科是一个整体，要用中医整体观去辨证。”

　　曾有一患者皮肤瘙痒难耐，找皮肤科医生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张灿玾为其诊病时发现该患者不仅皮肤痒，还有口大渴、面红等症状，再结合舌苔脉象，他认为患者应属阳明气分之热，遂依法而治，患者很快就好了。“这就是用内科方法治疗皮肤病，中医注重整体！”

　　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张灿玾很快闻名乡里。但他仍精勤不倦，常常挑灯夜读。

　　张灿玾认为，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哲学思想。同时中医又是应用科学，理论离不开临床实践。临床医生在诊疗中要注意辨证多面化、个性化，要标本兼顾，对待病人要认真、要有同情心。此外，学术可以分派，但医生不能守派，要根据病情选方，不能拘泥。

　　悬壶乡里，十年临床，使张灿玾认识到实践对从医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来到大学以后，也不放弃任何应诊的机会，数十年来，他治好了很少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尽管后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医文献研究，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搞文献既要懂医理又要懂文理。多年的行医经历为我后来在文献上的研究打下基础。”

　　壮岁金陵去，归住黄河滨

　　执鞭杏林下，桃李几度春

　　“我给学生制定的习业训词是：厚德怀仁，乐群敬业，医文并茂，理用兼优。”

　　1958年，山东省荣成县卫生局选送张灿玾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同年又派其赴南京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班学习。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张灿玾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他还是古旧书店、旧书摊的常客，曾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买下了《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伤寒论直解》等一批古籍。

　　张灿玾后来每谈及此事时，常说去南京学习是他医学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让他对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行价值的认识更明确，对中医学四大经典学术价值的理解更深。

　　1959年7月，张灿玾回到山东，同年9月，调山东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执教生涯。

　　自调入山东中医学院任教以来，张灿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医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灿玾总结出了6点治学思想：即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他正是以这种思想去教育影响他的学生。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技处处长谭奇纹是张灿玾2000年招的博士生。她进入师门后，老师对她的每一步都很关注，给她重新讲解“四大经典”，让她对中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新的认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她记忆最深。有一次，老师为了让她准确理解《灵枢》中的一句话，查找了汉代以前的所有关于针灸的论述供她参考。“这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使我终生受益。”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的李玉清1995年跟随张灿玾读博士。“老师在治学上追求极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张灿玾除了教授中医学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一次他运用古人印刻知识对一册古籍善本进行准确断代后，让李玉清也开始迷上了传统文化。“毕业已经10余年了，老师身上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多年来，张灿玾已培养博士生18名、硕士生4名。他们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架上书万卷，窗前月一轮

　　龙虫雕作事，乐道不染尘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了，就给我准备后事吧。”

　　张灿玾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医古籍整理、点校、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发表论文100余篇，对《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的整理研究影响深远。

　　1964年3月，张灿玾与徐国仟等受命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北上天津、北京查阅古籍的各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有关著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深切体验到中医古籍整理即文献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983年，张灿玾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片古籍整理学术带头人，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多项，出版了《针灸甲乙经校注》、《素问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石室秘录》校点等10多部中医古籍。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张灿玾对中医经典医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条文释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著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一书。

　　1994年，张灿玾开始撰写《中医古籍文献学》，每天平均工作10多个小时，历时3年完成，全书100多万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体现了国籍该专业的最高水平。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自己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复发胃肠病和颈椎病。

　　张灿玾认为，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实践文化的依据。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和宝库，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源泉，是中医学临床应用的指导，是中医研究的理论依据与信息资料，是中医教育的知识之源，是医史研究的素材。

　　研究文献离不开古汉语知识，张灿玾深厚的古文修养来自于他平时的大量阅读。他的儿子张增敏说，父亲爱书如命，经常买书，而且坚持每天读书。家里藏书5000余种，有上万册，其中医书3000多种。记者看到，张灿玾家中的客厅被改成了书房，四壁都是堆满书的书架，卧室床头枕边也都是书。

　　张灿玾爱书，他上街不是去书店，就是逛旧书摊。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张灿玾上市集，卖染料商贩董某摊上的一集书函吸引了他，经检视知其系中国学会辑印《周秦诸子校注十种》，遂欲高价购买，摊主本欲用来包颜料，见张灿玾如此识货，将书相赠，让张灿玾喜出望外。该书对张灿玾后来进行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在文字通借的辨认方面提供很大帮助。

　　总结张灿玾的一生，从六年小学、半部《论语》到大学终身教授，最终被评为“国医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基于他的苦学意志、敬业精神，这就是他的经验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掌握多学科知识和具有多种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学习了，你们给我准备后事吧！”这是张灿玾时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吟诵诗古韵，琴石亦悟真

　　春秋八十载，沧桑岁月新

　　“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灿玾给自己书房起名“琴石书屋”，不难看出他兴趣爱好之广。

　　他少年时逢乱世，虽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的教育，但他善于钻研，自学能力极强，写诗填词、抚琴弄笙、书法篆刻、吟唱赏石……凡此种种，皆自学而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培养和激发了他多种兴趣与爱好，一方面对文献研究帮助很大，另一方面生活更加丰富，尽管清贫，但精神愉悦。同时，这些兴趣爱好让他在工作压力、病伤困扰下，更善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调节生活，保养形神，以享天年。

　　张灿玾从少年习读《千家诗》到青年研读《白香词谱》，从中渐悟诗词韵律，开始写诗填词，以抒情怀。他的作品题材不限，既有对中国大好河山的赞叹，也有对中医事业的赤诚之情。他常与中医界的前辈们诗词往来，作品受到同行好评，并被多家“诗集”采用。曾出版《医余吟草》诗词集。因其诗词格律工整，立意高远，张灿玾还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不仅会吟诗作词，张灿玾还会吹拉弹唱。青年时期，他在本村剧团就已学会笙、管、笛、箫、唢呐、二胡等民乐，还在友人指点下学会了西乐小提琴，晚年又习古琴。他的家中时常飘出悠扬的乐声。此外，他还写歌来歌颂岐黄大业，如“杏林习业歌”、“医圣赞”、“杏林颂歌”、“杏林春”、“医学经典赞”等，以示其对中国医学之热爱。而张灿玾对国粹京剧也十分热爱，常常与票友一起唱念交流。

　　古人云，字者，文人之门面。张灿玾曾无论备课、临诊或办公，尽用毛笔，暇时或操管临仿，或依案读帖。他的书法自成一家，苍劲有力，浑然大气。学习书法之余他研究篆刻，从中学到很多对于文献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同时他也操刀治印，自言其志。

　　张灿玾喜欢石头，家中大小奇石百余件。他说，这些石头极尽大自然之工力，鬼斧神凿，浑然天成。或似物，或寓意，或出景，或寄情，不一而足。他爱石，意在以石喻人，遣兴抒怀也。所撰“石论”一文，尤为爱石者青睐。

　　年过八旬的张灿玾自治一印“穷莫坠青云志，老当怀骐骥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回首80多年历程，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党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只有读过六年小学的文化水平，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这不是一种生财致富之道；公私难以兼顾，忠孝不能两全。”

　　“乐群敬业，医文并茂，厚德怀仁，继承发扬……杏林宝库，永放光芒！”悠悠琴声中，张灿玾抑扬顿挫吟唱显得分外高亢……

　　（注：文中小标题引自张灿玾诗作《八旬诞辰自咏》。）

　　张灿玾小传

　　1928年7月，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下回头村；

　　1943年起，随祖父与父亲学医；

　　1948年，独立应诊；

　　1955年，创办荣成县崂山区联合诊所，并任所长；

　　1958年，被选送至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及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开办的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起，在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

　　2006年，中共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T）“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张琪 肾病大家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7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中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中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际上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中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中国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中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中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中国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中国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U）“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一：程莘农 银针精绣东方文明

　　◆在近70年的临床实践中，经他针灸治疗的患者有几十万人次

　　◆他主编的《中国针灸学》，至今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依据

　　◆他以唯一的针灸专家身份，当选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诵读“经书”  拜师学艺

　　淮安市（2001年前为淮阴市）地处江苏省北部，京杭大运河畔，历史上商贾云集，名家辈出，素以“壮丽东南第一州”名扬大江南北。1921年8月24日当太阳浮出地平线的那一刻，程莘农在该市一家书香门第中诞生。

　　诵读“经书”  拜师学艺

　　程莘农的父亲程序生为清朝末期科举秀才。在程莘农6岁时，其父就为他讲授《四书》、《五经》的含义和哲理，同时还让他练习书法。10岁时，父亲教程莘农学习《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内经》、《难经》等中医学书籍。

　　5年多的中医书本知识学习和诵读，使程莘农有了扎实的中医基本知识，1936年春，其父怀揣数百元大洋，带其叩拜当地著名老中医陆慕韩先生为师。陆老先生看到程莘农聪颖好学，勤快俭朴，就从治病到行针、开方，都手把手地教。对关键问题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直到程莘农理解、学会并能独立掌握和运用为止。在父亲严格的训教、陆老先生的精心培养下，程莘农练就了一手过硬扎实的中医临证基本功。特别是在学习陆氏内科、妇科等杂病诊治方面，一脉相承。陆氏去逝前曾撰写《验舌辨证歌括》，后经程莘农收集、释注，整理为《养生草堂方案偶存》。因其接诊热情，疗效显著，药到病除，程莘农行医时，前来应诊的病人越来越多。有患者为了感谢程莘农为自己治好了重病，重获新生，就精心制作了一块“陆慕韩亲授程莘农先生医道”的牌匾，端端正正地悬挂在诊室内。

　　几十年来，程莘农高超的针术令数以万计的患者折服，在当地，患者对程莘农“小程先生”的称呼，闻名遐迩，传颂于乡间。1947年11月，程莘农获得“中华民国考试院”颁发的医师证书。他仍然边行医边学习，8年后，他以苏北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即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的本科班，从此踏上了他半个多世纪针灸生涯的征程。

　　甘为良医  治病救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既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又有精湛医疗技术的学科带头人。1956年，程莘农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期中医本科进修毕业后，组织选拔任命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教研组长。他治疗疾病也从“用药为主”，转移到“用针”为主。他在研究针灸的同时，整理出版了《难经语释》。

　　1957年，程莘农服从国家需要，又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组组长，负责针灸教学和科研。同时兼任该校附属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组长、副主任，主攻针灸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中风、三叉神经痛等病，取得重大进展。

　　1976年，程莘农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任针灸研究所经络临床研究室主任、针灸教学研究室主任、针灸研究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1980年2月，程莘农当选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

　　1976年“文革”结束后，依据当时有关政策，程莘农也结束了6年半的下放劳动，得以恢复了工作。采访时，程莘农说：“‘文革’时我有6年时间被剥夺了看病的权利，现在我要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话间，他的双眼直视着没有终点的前方，好似追寻着那段失去的光阴的始点。

　　数职在身，各种繁杂和沉重的事务和政务不仅没有成为影响他给病人看病的因素，反而是他在纵观全局，了解更多医疗卫生工作情况的同时，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由于缺医少药、医疗水平低下而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情景，更激发他努力学习提高针灸医术水平，为患者解除病痛的热情。依照惯例，程莘农已有这样高的职位和医术，并不需要每天在诊室坐班。可他几十年来，无论酷暑寒冬，每天清晨6点刚过，就步行来到诊室忙个不停。他带领的硕士研究生都知道他一踏进诊室就不喝水、不上厕所，不停地诊病。如今，他带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工作中都保持了这一工作风格。

　　50多年来，经程莘农针灸治疗过病人有数十万人次之多。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每天诊治的病人平均达七八十人次。此间，他不断对自己的针法改进和完善，创造了“程式三才进针法（取天、人、地三才，即浅、中、深。进针时分皮肤、浅部和深部三个层次操作。先针1～2分深，次过皮肤的浅部，为天才；再刺到3～4分深，到达肌肉层为人才；三刺3～4分深，进入筋肉之间为地才），针灸疗效显著提高。

　　程莘农认为，中医药之所以能成为国粹，当今又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软实力组成部分，有其科学根据和道理。针灸作为中医药科学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有他的科学依据；针灸疗效显著，能治疗多种疾病是不容置疑的。

　　采访中，程莘农介绍了数件令人难忘的病例，在深深感悟中医针灸神奇的同时，更令人对程莘农高超的针灸技术产生无限钦佩。

　　程莘农介绍说，在他几十年的看病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病人都能在诊室或乡下遇到。有的小病三针两针就扎好了，也有的接受治疗的时间较长，扎得次数较多。1980年初，一位外地男性中年患者，瘫痪卧床多年，他听说北京东直门中医院有位程教授针灸很“神”，可以治好瘫痪，就由家人用担架抬着，来到医院求治。后来扎了两年针灸，几十个疗程辅以中药，终于使其痊愈了。最后一次针灸后，病人竟能自己自如地行走下楼梯乘车回家。

　　“神话”般的奇迹在众目圆睁下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有一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来到针灸研究所，替一位妇女咨询。当这位女病人从印度来到诊所，我才知道，她患三叉神经痛已17年，为治病辗转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十所医院，都不太见效。我仔细询问和检查病情，决定给她分两个疗程治疗，每个疗程扎10天，中间休息2天，再进行第二个疗程。就这样，经过20天的精心针灸，折磨这位妇女17年的病痛奇迹般的痊愈了。这位妇女回到印度后，也没有复发。”程莘农说。

　　患者治愈后，多次来函、来电表示要邀请程莘农到印度去，好让她们当地的医生亲眼见识一下中国的“神针”。两年后，程莘农一行受邀赴印度讲学，并为这位妇女的3所医院的医务人员搞了短期培训。

　　程莘农行医中，时时处处以“愿为良医”的祖训要求自己，无论对高官还是平民求治，都一视同仁，热情诊治。对实施治疗的场所和条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方便病人治疗，就随时施治。

　　1976年，程莘农恢复工作不久，随单位医疗队赴山西省稷山县送医下乡。程莘农介绍说，那时送医下乡，每天是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家吃，明天就去那家吃，每天3毛钱，1斤粮票。有一天，去一户农家吃午饭时，看到这家女主人擀面条时好像心不在焉，若有所思。问她：“你有什么困难吧？”她说：心焦啊！女儿1天到晚老是摇头，怎么治也治不好啊！唉……！我就说给她扎扎看吧！头顶1针，脑后1针，就1顿饭的工夫，我吃完面条后给她起针，就去工作了，准备明天有空再来给她扎。第2天，当我去另一家吃饭时，看见那个小姑娘和她妈妈已经在这家等我了。她妈妈高兴地告诉我说，昨天您扎针后，她就没再摇头。我听后心里也很高兴，没想到会这么快速就见效。就这样我抽空给小姑娘扎了3次，小姑娘的摇头病就彻底治好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程莘农从1976年恢复工作后的30多年来，患者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门诊部看病挂程莘农的专家号时，挂号费始终是1元。按照国家关于医院门诊挂号费规定精神：主任医师5元，副主任医师3元，普通1元。当问及程莘农为什么要实行1元钱的普通挂号费价格呢？他表现出对患者的无限同情说：“病人得病已经很痛苦了，减轻些负担总是好的！”一语道出了一位针灸专家的高尚医德。

　　撰写精典  培育后人

　　1955年，程莘农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针灸教研组组长，他一面负责针灸教学，一面结合工作和教学实际，撰写了《难经语译》（初稿），带领针灸教研组编写和绘制的“经络循行与病侯关系示意图”，受到卫生部领导的肯定，对学校中医教研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程莘农调往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后，他除了做好教学管理工作外，还承担着教材编写和教具研制。期间，他与裘沛然、邵经明教授对针灸教材作了修订。他们大胆创新，引入针灸方解，改变了长期以来针术秘而不宣，习者无所适从的情况，成为当时公认的好教材。

　　1959年，由程莘农编写的《简明针灸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成为中国第一本规范系统的针灸学专业读本。196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针灸学讲义（中医高等院校教本）》。196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针灸学概要（国际针灸培训教材）》中英文本。1985年，印度有关机构内部印刷发行了程莘农主编的《针灸讲义（英文本）》。特别是198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针灸学》中英文读本和中国台湾繁体字本后，中国针灸技术在世界快速传播。直到现在，《中国针灸学》仍是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出题依据和评判范本。20多年来，《中国针灸学》再版20多次，成为中国中医药高校的必选教材。

　　在编写教材的同时，程莘农不忘针灸科研，并获得重要成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主持完成了“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他是中国最先对经络现象进行研究的人，曾任“国家攀登计划经络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主持研究的“循经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成果，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

　　几十年来，程莘农共培养出了20多名针灸硕士和博士。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已成为中国针灸学科的学术骨干。程莘农“带徒”很少说教，经常是“师做徒看”，亲身示范。有一年，一位外地研究生来所学习，表现得有些“飘飘然”，程莘农问其中医的28脉，结果这位学生费了很大工夫，才写出17种。程莘农当场一字不落地背出了28种脉象。从此，这名研究生开始虚心地学习了。

　　有一年，程莘农患了白内障，正巧有一名自己带的研究生要毕业，他拿来论文请老师修改。程莘农因为看不清字，就让学生把2万字的论文读完，程莘农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听完后，认真、诚恳地逐章逐段地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程莘农一丝不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让这位学生非常感动。

　　无论在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药学院，还是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医科学院），大家的共同感觉是，程莘农授课特别生动、吸引人，学生最易理解和领会。如讲到补中益气法时，他就把“百会”比作“升麻”，把“大椎”比作“柴胡”，把“气海”比作“黄芪”……非常形象地、轻而易举地让学生理解针灸与中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讲持针刺法时，他说“手如握虎”，“伏如横弓”，并全身心、神情并茂地给学生演示，怎样达到“指实腕虚、气随人意”的运针意境。由程莘农总结并命名的“程式三才法”，集点穴、押指、穿皮、进针于一体，要领简明，便于习传，深受学生和学员们的欢迎。

　　弘扬国粹  走向世界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世界开始了较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中国针灸热也在许多国家迅速升温。应世界卫生组织要求，1975年，中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了“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后正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第二年，程莘农被任命为国际针灸班副主任。从此，他又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开始辛勤耕耘。

　　程莘农承担针灸研究教学的几十年中，多次应邀到日本、印度、菲律宾、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瑞士、巴西、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几十个城市进行针灸讲学，出席国际针灸医疗学术交流会议，不仅有力拓展了中医针灸科学在世界上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使程莘农高超的针灸技术名扬四海，不少国外针灸科研、教学机构向程莘农多次发出任职邀请。虽然再三婉拒和谢绝，时至今日，程莘农还得兼任加拿大传统针灸学院名誉教授，美国中医针灸委员会名誉理事，墨西哥城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南斯拉夫针灸学会名誉主席，挪威针灸学校名誉校长等职务。

　　尽管身兼数职，四处奔波，但他仍以主要精力在搞好国际学员的培训。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和对中医针灸科学的笃信热爱，是程莘农精心施教的动力源泉。一些具有特殊身份或学后有成的学员在程莘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时常引为自豪。十几年前，曾任瑞士国家总理的一位人士来中国学习针灸。程莘农问他为什么要学习针灸，他回答说，我当瑞士总理前就是一个医生。现在来学习针灸，不当总理了，我还可以当医生。在为前苏联培训9名针灸医师时，学员萨莎•卡强勤奋好学，细心钻研，程莘农热情施教，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萨莎•卡强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俄罗斯彼得堡针灸协会会长，俄罗斯针灸学会会长，在欧洲多次发起和主持召开了欧洲国际针灸会议，为中医针灸在欧洲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程莘农和萨莎•卡强仍保持着密切来往和交流，成为忘年之友。

　　对于来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习的外国学员来说，都以能够得到一幅程莘农亲笔书写的“针”字书法作品而喜悦，得到一册有程莘农亲笔签名的《中国针灸学》而荣耀，如果再能珍藏一幅与程莘农的合影照片，更是莫大的幸福。29年来，凡到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习的外籍学员，一踏进教室，就会收到一幅程莘农挥毫泼墨书写的“针灸传扬”四个大字的书法礼品。目前已被106个国家的数千名学员珍藏。

　　现在，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使用或研究针灸，这说明以中医针灸技术为重要组成内容之一的东方文明，正在为人类健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世界在东方文明的照耀和浸润下将更加美好幸福！

（V）“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二：苏荣扎布 蒙医药现代化的开拓者

　　◆他组织编写了第一套蒙医药高等院校教材，促进了蒙医药高等教育的规范化、正规化

　　◆他提出“基于阴阳学的现代蒙医学整体观理论”新学说，大力推进蒙医理论现代化

　　◆他擅长发挥传统蒙医药优势辨证论治，屡创新药，疗效卓著

　　三次见到苏荣扎布先生，他都身着蒙古族的节日盛装。高高的蒙古帽子、别在腰间闪闪发亮的银质蒙古刀以及独特的蒙古靴子，让人立即联想到万马奔腾的景象。苏荣扎布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但他用蒙语书写的十几部蒙医学理论著作却树起了蒙医现代化的里程碑。正是这位80岁的老人，时刻不忘使命，向人们宣传蒙医药知识、治病救人，他就像一只雄鹰，俯瞰大地、振翅苍穹，护佑着草原群众的健康。

　　成长

　　寺庙里走出的蒙医大夫

　　1929年12月，苏荣扎布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幼年的他，也像其他牧民家的孩子一样，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放牧、玩耍。但是在苏荣扎布不到7岁的时候，父兄相继去世，母亲禁不住这一连串的打击，一病不起。1943年4月，受到一种不知名传染病的袭击，苏荣扎布的母亲和支撑家业的舅舅相继去世。

　　好在当时一位喇嘛医生收治收养了他，可以说是蒙医蒙药使他死里逃生，成为这场瘟疫后的幸存者。从此14岁的苏荣扎布留在寺庙里开始苦读医经药典。之后的6年里，苏荣扎布先后拜拉木扎布和巴瓦两位医生为师，学习藏文和蒙文，攻读蒙医理论和临床基础知识。通过钻研理论及临床实践，他传承并丰富了蒙医药学，在心血管、消化系统、妇科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

　　跟师学医的第5个年头，苏荣扎布已经能够对一些疾病进行诊治，然而周围人都不敢信任一个10多岁小伙子的医术。尽管大家对他的医术有质疑，但是苏荣扎布丝毫没有受影响，他依然勤恳而执著地跟老师学习。

　　1949年，20岁的苏荣扎布已经可以独立为病人看病。这年，他参加了当时旗卫生行政部门的考试。顺利通过考试后，苏荣扎布留在了察哈尔盟商都镶黄旗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对蒙医药事业的重视和扶持，苏荣扎布也与他热爱的蒙医药事业共同成长。

　　理论

　　整体观学说推进蒙医理论现代化

　　苏荣扎布博览历代蒙医各家学说，并努力地在临床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蒙医古老理论体系。他提出以“六基症”为核心的新学说，归纳升华了蒙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基于阴阳学的现代蒙医学整体观理论。这一新学说的提出为现代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荣扎布认为，蒙医药理论体系的特点是以阴阳五元学说为指导的整体观和对六基症的辨证施治。六基症理论把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归纳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虫（细菌、病毒、微生物）等6种，从本质上归纳为寒热两种。“人体的赫依、希拉、巴达干是构成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三种能量与物质基础”，苏荣扎布说。这三个基本因素是蒙医理论的基础，他们在人体基本属性中属阳性。血在蒙医理论中被认为是滋养人体诸元素的物质基础，因此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属阴性。

　　蒙医理论明确指出，发病本身的内在条件是指三根七素，即内因；致病因素指外界因素，即外因。在正常情况下，三根七素各有特点，自具其能，密切联系，共同担负着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活动，保持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状态。这是保证人体健康的基本因素。

　　苏荣扎布认为，三根在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会出现偏盛偏衰等反常状态，当三根失去平衡时就产生疾病。

　　基于这些基本理论，苏荣扎布紧密结合自然与人的关系、五行和三素气的关系等来解释人的生理规律和病理规律。他认为，“人体和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人体本身就是这一庞大体系的缩影。因而，人体也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苏荣扎布对诸多病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和解释，提炼出了现代蒙医药精微与糟粕之分解的新陈代谢理论，并采取辨证治疗的方法，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取得突破。

　　从事蒙医临床研究几十年来，苏荣扎布出版了多部总结自己研究成果的著作并发表了许多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章，如《蒙医学六基症及其分类》、《论蒙医学整体观》和《赫依、希拉、巴达干之变化规律》、《浅论蒙医药形成、发展的特点》、《现代蒙医药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特征》等，对古老蒙医理论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临床

　　发挥传统蒙医优势辨证论治

　　古代蒙古族劳动人民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为辅。而蒙古族喜欢吃肉、骑马、摔跤等生活习惯，也使得蒙医药在治疗骨伤、风湿疼痛、心血管疾病等蒙古族地区常见疾病方面疗效显著。

　　苏荣扎布在行医6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治疗“六基症”之“赫依”症类疾病和气血运行不畅精微与糟粕的物质代谢紊乱类疾病方面尤其擅长。如心血管、精神、神经、消化系统疾病等诸多疑难病症。

　　在临床实践中，苏荣扎布依据气血运行中“精微与糟粕”的新陈代谢理论研制出多种新药，临床应用均取得满意疗效。如赞丹11味、术沙7味、扎索11味、满纳嘎乌日勒、冠心2号等，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疗效独特，受到广大患者的信赖和推崇。其中一种治疗心脏病效果很好的七味广枣散，被收录到《中国药典》（1985年版）中。

　　苏荣扎布献身蒙医药临床及科研事业60年，开拓与创新孜孜不倦，却不追名逐利。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告诉了记者一件令人感动的事。上世纪70年代，一直致力于心脑血管疾病临床研究的苏荣扎布，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特效药配方及治疗因精微分解、吸收受阻致高血压的有效处方。但他却毫不保留地把这些处方交给了内蒙古医学院的乌恩教授，“我什么都不要，你们拿去研究吧。”苏荣扎布就是用这样一句简单平实的话来回应众人。乌恩经过研究，最后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新药，这就是广受欢迎的“格根钦”。据了解，“格根钦”对甘油三脂、特别是对胆固醇的降解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在治疗心脏病方面，苏荣扎布擅长结合传统蒙医药辨证论治，每一位病人每天早、中、晚服用的药物都会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有所差异。例如，根据七味广枣散加减而成的心一号是早上服用，具有抑赫依、安神宁心的疗效。而在中午则使用由肉豆蔻、沉香、兔心、广枣、白云香、石膏等组成的心二号，能够清赫依热、凉血、安神。晚上服用珍宝丸，具有改善赫依、楚斯的运行、治白脉、安神的作用，其中三十五味沉香散药味较多，性平而无副作用。据了解，珍宝丸加服三十五味沉香散是苏荣扎布多年总结的宝贵经验，目前在蒙医界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

　　传承

　　编教材带徒弟毫不保留

　　蒙医高等教育始于16世纪。随着喇嘛黄教的传布，蒙古族在寺庙里设立“满巴拉仓”以进行蒙医药教育。而把古老的蒙医学带入现代高等教育，苏荣扎布功不可没。

　　1957年，年轻的苏荣扎布参加了内蒙古卫生厅主办的蒙医高级培训班，之后调入内蒙古医学院筹办蒙医学专业并担任蒙医学老师。

　　在内蒙古医学院教授蒙医课程期间，苏荣扎布为蒙医专业的普通班、本科班、进修班等十多个班级授课。他所开办的《蒙医诊断学》、《蒙医温病学》、《蒙医治疗原则与方法学》和《蒙医妇科病学》等课程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生动深刻，深受学生欢迎。在此期间，苏荣扎布编写了蒙医教育历史上第一本《蒙医内科学》教材，这部开创蒙医学现代高等教育的教材在1980年便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84年，在苏荣扎布的组织领导下，第一套包括25门学科的蒙医药高等院校系统、标准化教材终于出版发行。这套蒙医药教材结束了蒙医高等教育教材内容不统一，自编油印的历史。同时也为蒙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填补了一项空白，对诊断标准的统一化，临床教育的规范化，人才培养的正规化起到巨大作用。

　　1978年，哲里木医学院与内蒙古民族医学院合并，定名为内蒙古蒙医学院。1984年，苏荣扎布来到这里主持学校工作。在他领导学校工作的10年时间里，学校新开设了蒙医、蒙药、医学专业，同时苏荣扎布还带领老师积极开展蒙医、蒙药、蒙医史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1988年，在苏荣扎布的多次倡议和努力下，首个具有民族特点、独立自立的蒙医学院正式在内蒙古民族医学院成立。这一创举，也为蒙医教育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直到现在，年届八旬的苏荣扎布仍在为蒙医教育默默奉献。作为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苏荣扎布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所有的学术经验传授给弟子。

　　宝音仓是苏荣扎布的师承弟子之一。现在每周一、三、五上午，他都会跟随苏荣扎布出诊，雷打不动。虽然宝音仓已经是主任医师，但仍然认认真真地跟随苏荣扎布抄方子、写病例，他认为这样传统的师带徒模式让自己受益匪浅。“非常荣幸能够跟随苏荣扎布老师学习。我在抄方、跟师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老师在临床实践中的很多独到经验。”

　　除了跟着老师出门诊抄方子之外，他每周还会在苏荣扎布家里上一次课。“每次讲课老师都是倾囊相授，从蒙医的古典理论到整体观理论，感觉在老师的指点下悟出很多新的东西。”宝音仓说。

　　苏荣扎布不止一次地说，“我现在已经80岁了，快到马克思那儿去了，所以去之前我要把自己知道的技术、积累的一些东西毫不保留地给传承下去”。记者从他这句幽默的话语中不仅看到了老一辈蒙医人对于蒙医药事业的热爱，更看到了他对于传播蒙医药的执着和真诚。

　　愿望

　　心系蒙医药事业发展

　　1996年，67岁的苏荣扎布从内蒙古医学院退休了。但是，他却仍然心系蒙医药事业的发展。

　　“解放前，蒙医一直受到歧视、排斥、扼杀，使蒙医药学遭受极大的摧残，蒙医被看作原始庸医、迷信传播者而被剥夺看病的权利，毫无社会地位。”苏荣扎布说，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相继在政策及财政上支持蒙医药的发展。“现在蒙医医院人员的工资100%列入财政预算”，苏荣扎布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苏荣扎布说，现在是蒙医药发展的最好时期，国家和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蒙医药在地方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也有人仍然对蒙医药持有怀疑态度。“不光是蒙医，很多民族医药乃至中医都面临同样的质疑”，苏荣扎布说，“他们有人说蒙医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但是你们去看看历史，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牧区人民一直是使用蒙医药在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的确，直到现在，蒙医药在保护牧区人民健康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优势病种的治疗效果十分突出，甚至让很多西医的先进仪器设备望尘莫及。

　　虽然现在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和扶持蒙医药事业的发展，蒙医药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为蒙医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苏荣扎布来说，仍有许多担忧。

　　“现在很多蒙医大夫不包药了，总是开成药，蒙医讲究辨证治疗，根据病情早、中、晚吃的药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开处方时一概而论那么治疗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苏荣扎布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为现代蒙医学的杰出代表，苏荣扎布一直不忘发挥表率作用。从医60年来，他从来都是坚持辨证治疗，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开处方，并且按照蒙医传统的方法“包药”。“蒙药不像中药，每次可以10克、15克的开，我每次都是开0.2克、0.5克。”蒙药自古以药效猛烈著称，因此，每次在给病人开处方过程中为0.1克、0.5克药量反复斟酌，是苏荣扎布临床工作的常态。

　　在谈话过程中，苏荣扎布总是反复地对记者说，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医药学发展迅猛，“蒙医也是传统医学，要把蒙医的财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07年，苏荣扎布被评为“内蒙古首届十大杰出人才”，自治区政府向他颁发了证书及20万元的奖金。拿到奖金的苏荣扎布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钱，而是直接把钱捐给了内蒙古医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学院作为医疗教学科研的基金。

　　苏荣扎布为蒙医药事业呐喊的声音从未停顿，即使在国医大师颁奖典礼上，苏荣扎布也把“国医大师”这个荣誉归结于国家对蒙医学乃至民族医学的关心和支持。“我没有多大成就，但是给我‘国医大师’这个荣誉可以让年轻一代有了奋斗的目标。”

　　今年80岁的苏荣扎布，从马背行医到今天的国医大师已经整整60年了。由于苏荣扎布患有糖尿病多年，每次说话时间长便会头疼缺氧，记者不忍打扰。苏荣扎布最后对记者说，自己已经老了，希望“年轻一代能把蒙医的经典著作学好，还要多学学现代的医疗科技，让这些技术更好地为蒙医服务。”

　　苏荣扎布小传

　　1929年，苏荣扎布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

　　1943年～1949年，师从拉木扎布和巴瓦大师学习蒙医药

　　1948年～1957年，先后在内蒙古察哈尔盟商都阿都沁医院、镶黄旗蒙医院、明安太卜寺旗医院从事蒙医药临床医疗工作

　　1957年～1958年，在内蒙古卫生厅蒙医药进修班学习

　　1958年～1984年，在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从事蒙医药教学工作

　　1984年～1987年，任内蒙古民族医学院副院长

　　1987年-1994年，任内蒙古蒙医学院院长

　　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当选为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7年，获得200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2009年，被评为中国首届国医大师。

（W）“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三：颜德馨 衡法之父

　　◆他继承家学，又入科班学习，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

　　◆他提出白血病中医证治分型和有效药物，提升了中医急性热病的诊疗能力

　　◆他发展气血学说，创立“衡法”，丰富了中医治则学，揭示了人体衰老奥秘，开拓疑难杂症治疗和养生长寿新途径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原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的楼群中，矗立着一座已有近30年历史的中医楼。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就设在这里。一家综合医院设立中医楼十分罕见，这些都缘于这里有一位名扬国际的中医大家颜德馨。

　　在中医界，颜德馨最为人称道的是创立了调气活血的“衡法”治则，把传统气血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治疗各科疑难杂病、老年病开拓出新途径。对于有志于活血化瘀之道的研究者来说，颜德馨是这一领域不可绕过的高峰。

　　学业

　　兼得家传与院校教育之泽

　　颜德馨是名医传人，也是科班出身。他深厚的中医学功底，既得之于家学渊源，也得之于学校教育。他常怀向学之心，博采众长，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十九年前，江苏省丹阳县的名医颜亦鲁为其子取名德馨，希望其继承诗礼传家之风。

　　颜德馨祖籍山东，系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后裔。其父颜亦鲁师从江南孟和医派名家何季衡学医，其后在丹阳县城北草巷本宅开设餐芝堂诊所为业，以擅长治疗肠胃病、妇科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症而名噪江淮。

　　颜德馨7岁开始读书习字，后拜当地名儒习诵传统文化，9岁入新式小学就学，12岁开始学习中医学著作，后又常随父侍诊，对继承父亲的仁心医术早已心存向往之情。

　　对读书之道，颜德馨后来常言：“猛火煮，慢火炖”，这正是亦鲁先生庭训之辞。所谓猛火煮，指须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所谓慢火炖，指须经常温习，反复研习。两者不可偏废，则学思并进，功到自然成。

　　初读《黄帝内经》之时，老师让其每日背诵一章，若背不出，就会用木尺打手心作为惩罚。颜德馨无法领悟其中的含义时，父亲鼓励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感悟。”为此，他常常挑灯夜读。

　　年稍长，他就常随父出诊，诊后还要陪父亲整理诊治病案方药，对亦鲁先生秉持的脾胃学说以及临床经验有所体会和感悟，并逐渐树立了固护脾胃的学术思想。

　　颜德馨16岁时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得以跟着沪上不同流派、不同科别的中医名家学习，使学业跃升到一个新境界。学校课程设置十分完备，除修习国文、外语课外，中医基础课列了《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十几门；临床则涉及杂病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此外，还专门开设了生理学、解剖学、西医外科和传染病学等西医课程。

　　颜德馨学习兴趣浓厚，课上课下表现十分活跃。他参加了“课余医药研究会”，与同学一起建立了中药药圃，研制了一批中药制剂，并编辑出版了《康宁医刊》，以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共促学业。

　　在近两年的临床实习期间，他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费通甫、祝味菊等中医大家抄方和搜集、整理医方医案，并得带教老师指导点评，受益匪浅。

　　即使在毕业后到医院就职，或随父亲悬壶于丹沪之间，颜德馨仍然保持着求学问道的进取心。当时上海名医程门雪、盛心如、张赞臣等深为医林称颂。颜德馨时常登门拜访，索解请益，每有所获。“胃以通为补”、“宣肺气以舒肝气”、“补精必安神”等诊疗思想，“伤寒辨六经”、“温热病卫气营血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使用石楠叶治疗头痛，使用天竺子、腊梅花、凤凰衣治疗小儿百日咳，使用白茅花蒸豆腐治疗大咯血以及使用附子振衰救绝等诊疗方法，他皆能博采众家，择善而取之。

　　医业

　　70年临床实践多建树

　　他妙手仁心，口碑载道，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他首先提出白血病的中医分型证治，发现疗效显著的中药药物；抗击“非典”建功，增强了中医急性热病诊治能力

　　作为年轻的中医，刚刚毕业的颜德馨很快就让人刮目相看。有一位肺脓疡病人，因肺纤维化而出现空洞，高烧持续不退，情况危急，几个西医治疗方案都起效甚微。颜德馨主动提出使用中医治疗。他诊脉辨证，并以鱼腥草为主的药方施治。他亲自熬药，并连续陪护病人3个昼夜，细心观察服药反应，终于使病人高烧退下，症状改善。

　　颜德馨用传统中医疗法先后治好了一批患肺脓疡、肺吸虫病的病人。随着临证的积累，他总是在深入了解并全面把握患者的体质、病因、病证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拓宽治疗思路，并以良好的疗效，赢得了口碑。

　　1945年抗战胜利，颜德馨看到百姓贫苦，缺医少药，遂着手创办“德社”，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免费施诊给药，还为丹阳两家报纸开辟“中华医药”、“民族医药”副刊达60余期，普及医学常识，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因而被公推为丹阳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新中国建立后，颜德馨停办私人诊所，调入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并担任中医科主任。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在上海市的综合医院里他率先建立了中医病区，并提出了“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与中医特色相结合”的原则。数十年后，他成为沪上乃至中国屈指可数的中医大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血液病发病率升高，西医治疗方法单一，疗效不佳。他迎难而上，开始积极探索中医治疗血液病的有效药物。为此，他一方面寻找机会，尽量多地观察病例，参与多家医院血液病人的治疗；一方面深入钻研医学著作，特别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深入钻研了中医气血理论。他与同事合作，对565例疑难病患者进行“甲皱襞循环”、“血液流变学”等的数据观察，证实了血瘀阳性指征的普遍性，同时证实了经活血化瘀治疗后，白血病病人不仅症状改善，相应的实验室指标也明显好转。

　　他认为，白血病属于中医学的温毒、虚劳、癥瘕、积聚等范畴。通过文献梳理，他发现犀角能使白细胞迅速降低，迅速退热，缓解出血。在临床观察中，他还发现砷剂可治疗各种急性白血病，率先提出雄黄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药物。

　　“文革”中颜德馨一度下放，但他仍尽量想方设法寻找临床机会，尤其是关注于中医气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在“文革”后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一书。

　　2003年，非典来袭。颜德馨受命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及华东地区防治非典首席科学家。他不顾高龄，不畏风险，深入到传染病医院，并总结出非典的病机要点：热、湿、瘀、痰、虚五字。创制了“扶正祛邪方”。他指出，须“有是证，用是药”，坚持辨证论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早期注重透表、宣达，逐邪外出，慎勿失表；中期重视兼邪的论治，如痰、瘀、湿的治疗；后期则需根据邪正相争的变化而扶正以达邪。实践表明这些经验和方法凸显了中医药治疗热病的优势。广东、香港等地的防治“非典”工作也得到他的指导而获益良多。

　　此后，为系统研究中医药治疗非典、登革热、禽流感等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颜德馨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上海市科委的重大项目“中医防治急性热病应急网络”建设。近年来，该网络的日益完善，丰富了中医急证诊治内涵，增强了中医急诊能力。

　　学术

　　发展气血学说   首倡“衡法”

　　他认为气血是临床辨证的基础，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他首倡中医治病“八法”之外的“衡法”，揭示人体衰老的奥秘，为疑难杂症和老年病诊治开拓了新途径

　　“你要超过我，才能真正算我的继承人”，父亲曾这样教诲他，他做到了。在气血学说的深入研究中，颜德馨可谓是当代攀高登顶、收获颇丰的探索者。

　　他提出了“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一法则在上世纪80年代还应用于“瘀血与衰老”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尽管从小崇拜父亲的成就，但颜德馨逐渐发现父亲的健脾学说仍不尽完美，颜德馨发觉诸多杂症并非源于脾胃而是源于瘀血。

　　临床中，他积极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种内外科疾病，并进行了多年潜心研究。他总结，中医“辨证八纲”中虽然没有气血二字，但气血内容贯穿于八纲之中，故可认为气血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也是疑难病证的辨证基础。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瘀血是气血不和的重要因素。而活血化瘀能够疏通气血，调整阴阳，平衡气血，其作用超越了前人“通行血脉，消除瘀血”的含义。

　　他研究发现，中医治病讲究“阴平阳秘”，根据病人的阴阳消长的过程立方用药，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但在临床上又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他通过临床总结和实践验证，提出了人体的健康与长寿在于“调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衡法论。所谓衡法，具有平衡和权衡的意义。衡法的组成，以活血化瘀药为主，配以行气、益气的药组合而成，能够调畅气血，平衡阴阳，发挥扶正祛邪、固本清源的作用，适用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多种疾病。

　　颜德馨的衡法分为升降气机法、降气平逆法、补气升阳法、清热活血法等十余种治则与方法。这些方法对冠心病、白血病、肝硬化等都有疗效。

　　由此出发，颜德馨在随后的研究中提出，人体衰老的主要机制就在于气血失调，内环境失衡，而内环境失衡则是由于瘀血的存在。他所明确的以调整气血法延缓衰老，与过去补肾、健脾等方法抗衰老的理论截然不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科教片《抗衰老——气血与长寿》，参加了以“生命的科学”为主题的国际科教电影节，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强烈反响。他研究出的以益气活血为宗旨的“衡法圣方”系列中成药，是抗衰老研究的一大成果，服用后可促进机体的气化作用，降低血液黏度，加快血液的流速，使机体主要内脏器官得到正常的供血，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

　　颜德馨强调对血瘀证的诊断当以四诊为主，实验室检查为辅，并结合病史，从症状、体征、病史、实验室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诊断，此即“颜氏血瘀证诊断法”。在治疗上则将衡法融汇其中，用于治疗各种老年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疗效非常显著。

　　他主持的课题“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II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提出了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因的新观点，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相关课题列入国家“973”计划专项之中。

　　传承

　　惟愿中医学术代代传

　　他上书陈情，为中医事业发展呼吁；他讲学授徒，为人才培养倾注心血；他著书立说，为学术传承添砖加瓦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颜德馨仍饱含激情，坚守着中医阵地。虽年届九旬，他每月还要出半天门诊。而他多年来，上书陈情，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奔波操劳，对此他常笑言，不知老之至也。

　　他曾多次与邓铁涛、任继学诸老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就中医编制、中医教育等列陈己见。

　　他曾数次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争取到铁道部的支持，于1980年建成了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中医实验大楼。

　　他于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为沪、台、港建立了首个中医药学术联盟。他收台湾中医师邱维昌为学生，成为海峡两岸第一对中医师徒。

　　他还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被美国及港澳台机构聘请为特约研究员和学术顾问。

　　他在1999年2月行医60周年之际，捐资20余万元，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此后又追加资金，2005年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致力于鼓励青年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

　　他倡导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加强学生对中医经典原著研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首次启动了在综合性大学中进行中医教育改革的试点项目。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关系事业发展根基，对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带教进修生、博士生、学术继承人。他不辞辛劳，登台讲课，勤于查房，随时讲解，理论联系实际，循循善诱，他常以先哲墨子“志不坚，智不达”勉励学生。他还教育学生要多读经典、早读经典，尤其是《黄帝内经》；要开放思路、广泛阅读。除了熟读经典著作，还要系统研读各家学说，广泛涉猎笔记小说、医论医案、医话药话等；要多拜老师，学习各流派的经验。

　　他曾诙谐地说：“相传清代名医叶天士曾拜过十七位老师，而我所拜过的老师怕远不止十七人了”，“数十年我承先贤之遗风，乐于课徒，循循善诱，以报我师。愿我同道能将中医学术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为了传承个人临证心得，他著书立说，多年不辍。其出版的《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并获云南省优秀科技图书三等奖，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气血理论，拍摄《抗衰老》科教片，向全世界发行；1992年，他的专著《气血与长寿》出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次年，《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出版，其间，还先后出版了《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先生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中国百年百名临床家丛书•颜德馨卷》、《颜德馨临床经验辑要》等，全面反映了其60多年的临证经验。

　　对教学之道，他曾有三句话精彩总结：第一句话是，教学中绝对维护中医的主题思想；第二句话是：中医是实践医学，“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第三句话，学中医必须在思想上扫除民族虚无主义，要坚信中医具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中医将为人类创造最大的财富，中医工作者在学习、工作中必须严谨、勤奋、攀高。

　　颜德馨小传

　　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北草巷

　　1939年，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

　　1950年，调入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任中医科主任

　　1990年，成为首批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

　　1999年，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后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

　　2000年代，发起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

（X）“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四：李振华 脾胃病国手

　　◆他幼承家训, 23岁悬壶豫西乡里，为父老乡亲察病疗疾，德医双馨

　　◆他善治内科杂病，又在救治急性热性传染病中脱颖而出

　　◆他临床尤重脾胃，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脾胃学说，为当今卓有建树的脾胃病大家

　　医路漫漫

　　从一名乡医成长为国医大师

　　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国医堂的入口，迎面墙壁上一个大大的红木横匾上题写着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古老的医德规范与遒劲古朴的字体和谐统一，书写者正是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自称“八十五叟”的国医大师李振华。

　　河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中医师李振华，身材高大，面色朗润，慈眉善目。在国医堂的李振华教授工作室，李老朴实亲切的话语，让一个初诊的抑郁症病人破涕为笑，围坐着的徒弟、学生在他和缓而抑扬顿挫的讲解中，若有所思，频频颔首。这位在中医药教学、临床、科研上辛勤劳作60多年的老人，仍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学风坚守在中医药传承的一线。

　　医路漫漫

　　从一名乡医成长为国医大师

　　他幼承家训，白天帮父亲拯危济厄，夜晚点灯苦读经典；23岁悬壶乡里，盛名一方；在中医师进修班学习、任教中他显露才华；60多年来，他脚踏实地从一名乡医成为国医大师

　　李振华1924年出生于河南省西部的洛宁县。这里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悠久的文化积淀孕育出不少名贤名医。他父亲李景唐为豫西名医，善治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李振华闻着药香味长大，他边读私塾边在父亲的“广济堂”帮父抓药，父亲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让他钦佩并铭刻于心。

　　1940年豫西大旱，饿殍遍野，霍乱流行。正在读高中的李振华，遵从父命辍学回家学医。父亲教导李振华要“真善为本，济世成德”，并在每日诊余，尤其晚间对他有计划地讲授中医经典，医文并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诸家著作的系统学习，让他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基本功。李振华说：“这段学习对我一生至关重要，后来我又通过学习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对中医经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以后的医、教、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父学医，主要分侍诊、试诊、试方、独立诊病处方几个阶段。”起始，李振华在一旁观看父亲望闻问切，一年后开始试诊，聪颖勤勉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进步很快。一次，李振华为一个妇女诊病，摸脉后断其为浮细而软的濡脉，父亲很高兴。其后，当李振华能准确判断出少见的芤脉以及多种复杂舌象时，其父才开始对其进行试方训练。

　　23岁的李振华悬壶乡里，开始独立诊病。他经常徒步走山路出诊，或骑小毛驴为急症病人送药。1950年全省中医统考，李振华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获得中医师开业执照。1953年，县人民医院成立，李振华成为唯一的中医医师。

　　李振华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54年到洛阳地区中医师进修班学习。他系统学习了生理、解剖等知识，在学习经验交流会上，他关于脾胃生理病理和用药经验的2个小时发言，由于概念清楚，重点突出，临床实用，引起同学和老师的重视，于是被留下当了专职教师。1956年全国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他被评为河南省唯一的卫生部西学中甲等模范教师。

　　1957年，河南一些地区发生流脑、乙脑疫情，他大胆运用中医药挽救了许多危重病人，还及时总结经验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并敢于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疗效慷慨直言。这些突出表现使他“出名了”，不久被调往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河南中医学院院长了解到李振华的才干，又以对调的方式“换来了”李振华。此后，他历任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附院医教部主任、附属医院副院长、中医系副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李振华由一名乡医成长为著名中医药专家、国医大师，这基于他勤奋踏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不懈的创新精神，高尚正直的人格、坦诚豁达的性格。

　　医术高超

　　“五字真经”

　　练成治疗外感内伤“真功”

　　恪守“学在于勤，知在于行”的座右铭，严守“五字真经”的治学之道，使他在中医药之路上不断攀越一个个高峰

　　李振华热情、健谈，与他聊天就像翻读一本百科全书，中医经典、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悠悠岁月中的治病故事，随着他和缓的乡音慢慢展现。

　　1956年底到次年初，河南洛阳地区发生流脑。他与医疗队成员冒着大雪去抢救。一个32岁女病人患流脑，高烧昏迷抽搐，病情严重。李振华果断制止了用阿司匹林和中药辛温解表药的治法，改用清热解毒、熄风透窍之银翘散、白虎汤加减，加服安宫牛黄丸。第二天下午，患者清醒。李振华又治疗了14个病人，全部治愈。之后李振华先后治愈了近百例流脑患者，及时控制了豫西地区的疫情。中医药治疗流脑的疗效和李振华的医技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省卫生厅和省防疫站及时召开现场会，介绍李振华的经验。他写的论文发表在《新中医》、《中医杂志》上，还出版了专著，其治疗流脑的经验被大力推广。

　　1970年夏秋季节，河南禹县流行乙脑。李振华当时随学院备战疏散在此。他带领医疗小组踏进集中收住病人的一个药行的大殿，只听到哭声一片。一个深度昏迷的19岁青年，服了李振华开出清瘟败毒饮和安宫牛黄丸后，第3天后清醒，第5天可以进食，7天后挽扶着能行走。其余病人也在他们的治疗下好转，前几天还哭声一片的大殿中出现了笑容。农民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小神仙！”

　　其后，李振华及其医疗小组共治疗了132个乙脑患者，治愈率达92.7％。对于25个患儿的偏瘫等后遗症状，他又针药并用全部治愈。此项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获得河南省重大科技奖。

　　李振华“出名”了！他除了讲课效果好，治病的名声更响亮。谈起这些往事，他淡淡地说：“我没有读过大学，起点低，所以就应该比别人勤奋。从年轻时期，多少年来我都比别人睡得晚起得早，想多看点书。”

　　除家传外，李振华学医主要靠他半个多世纪的自学。“学在于勤，知在于行”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中青年时期在洛阳任教时，李振华虚心向针灸技能精深的同道学习，这使他以后能用针灸配合方药治愈大量常见病和疑难杂病；他曾陪名老中医秦伯未在河南看病讲学，学得秦伯未运用仲景炙甘草汤治疗心脏早搏时用桂枝之妙；他向病人求方，学到施今墨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珍贵经验。他重视民间单验方，不耻下问，虚心收集并组合成效验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一次婚宴上有姑嫂二人误服烧碱，引起食道黏膜溃破、狭窄。医院要手术，姑嫂二人死活不肯。李振华选滋阴清热、活血通络法治之，二人分别服用13、21服后，钡餐检查食道黏膜和收缩功能正常。

　　说起这些典型验案，李振华的学生、徒弟和传承人都由衷地佩服。他们不但从病案中学习老师的思维方式、学术经验、用药规律，还从中牢记老师治学的“五字真经”：勤、行、精、博、悟。老师就是靠着“五字真经”，在中医药之路上不断攀越一个个高峰。

　　医德昭昭

　　仁心仁术感动患者无数

　　他治外感热病，见解深刻，用药准确；他重视脾胃，理论系统，疗效显著；他满腔热情，扶危救困，是一个苍生大医

　　“大医必大儒”。李振华出身医门，一生勤学不懈，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后来虽然承担教学和管理工作，但从未脱离临床。其临证四诊详细，辨证确切，用药灵活，屡起沉疴。

　　外感热病如流脑、乙脑、流感、麻疹等发病急、病情凶险，李振华分期辨治，常力挽狂澜，救人于鬼门关口。在2003年非典流行，他不顾八旬高龄，关注疾病流行情况，依据自己一生治疗温热病的经验，为中医药防治非典献计献策。2004年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中医专家制定防治禽流感预案，提出重要建议。

　　他继承诸家脾胃学思想，力倡东垣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治病者，唯在调理脾胃”，临床注重保护脾胃，形成了治病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他主编了《中国传统脾胃病学》，多次承担国家及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并获多项重大科技成果进步奖。在其承担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临床及实验研究”课题中，他辨治脾胃病强调肝脾胃的关系，提出“因虚致实，因实致虚，虚实交错”的病机理论和“脾宜健，肝宜疏，胃宜和”的治疗原则。据此创立了香砂温中汤和沙参养胃汤，有效率达98.7%，治愈率达32%。此研究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南省教委科技成果一等奖。在对近20余年千余例患者的治疗随访中发现，凡坚持服药者，未有一例转为胃癌，纠正了一些资料中认为该病是“癌前病变”、“胃黏膜不可逆转修复”的记载。

　　他提出“脾本虚证无实证，胃多实证；脾虚是气虚，甚则阳虚，脾无阴虚而胃有阴虚；治脾胃必须紧密联系肝；治脾兼治胃，治胃亦必兼治脾，脾胃病不可单治一方；胃阴虚治疗用药宜轻灵甘凉”等学术观点。这种脾胃病学术思想，师古不泥古，多有创新，指导临床颇有效验。

　　温阳扶正法是他临床常用的基本治疗方法，如重视心阳救病人于垂危之际，重视脾阳使痼疾得消。此外，他用中医理论分析和治疗疑难杂症，如罕见的日射病、周期性麻痹、脑震荡后遗症等常取拨云见日之效。

　　“大医必有大德”。李振华平时为人平易和善，笑颜常开，加上他对学生、病人有一颗至爱之心，多年来，慕名来找李振华治疗的患者众多，有些患者找到家中，李振华与老伴张竹琴总是满面春风地接待。

　　医教合一

　　辛勤耕耘迎来桃李芬芳

　　“要学好中医，必须做到三通，即文理通、医理通、哲理通。只有具有较深的文理和哲理，才能深入理解中医理论，指导实践，成为名医。”他的这一中医教育观点，影响了一代代学生

　　李振华是出色的中医教育家。他从教5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大量的中医人才。

　　他任院长时亲自讲授《中医内科学》，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学生们喜爱听他讲课，不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而且在引经据典同时，还穿插他丰富的临床经验，学生听的津津有味。他临床带教，要求严格，学生们既敬畏又钦佩。李振华的第二个硕士生郭淑云教授现已是“河南省名中医”，她说恩师喜欢学生提问题，在学业上非常严格，而在生活方面则关心备至。

　　他治疗妇女功能性子宫出血，益气健脾止血方药加用米醋，每每不出6服即可止血。这些独到的用药经验和体会，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他的学生说,跟老师学习，不仅学到了知识，开阔了思路，还升华了人格。记者在采访李振华的列车上，收到他远在广东省中医院的徒弟华荣的短信，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和感谢。师徒之情，至深至真。

　　他1979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指导了10届脾胃专业硕士研究生，有2名学术继承人和10余名高徒等。他们传承了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有的成为新一代名医，有的成为优秀中医领导干部，有的在各国行医任教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使者。

　　1980年后，李振华担任河南中医学院副院长和院长期间，管理有思路，落实有措施，展露了领导才干。他强调教学一定要突出中医特色，当年听他讲课的79级学生至今清楚记得老院长的一句话：“背10个英语单词不如背一个五苓汤”，他们当时不解其意甚至抵触，现在才领会到其深刻含义。他邀请名医名家如董建华、邓铁涛等人来校作学术报告，开阔师生眼界，促进人才培养。他为中医教材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1982年担任卫生部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合编中国高等医药院校第五版《中医内科学》教材、教参。1986年担任中南五省协编的八种中医教材副主编。

　　2004年12月，李振华带领课题组承担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项目，2007年被评为“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医大师的医德医风、学术思想、临证精华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医心赤诚

　　以中医药振兴为己任

　　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医药发展出谋划策，奔走呐喊。他重视人文修养，兴趣广泛，多才多艺。

　　1982年，在衡阳会议上，李振华倡议中南五省五所中医学院每年轮流主持召开教学和管理经验交流会。他还开创性地与这些院校联合开展了中南五省中医院校毕业生统考和交换学生毕业实习，这在当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振华在各种场合为中医药事业奔走呐喊。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二届科技代表大会上，他呼吁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并写了内参报告，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之后，河南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培养中医药队伍，如招收中医师子女为中医学徒，在全省“赤脚医生”中选拔培养中医等，如今，这些人现在都成了中医药骨干力量。

　　1991年第七届中国全国人代会时，在中医界代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会上，他首先提议对其中的“中西医工作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进行修改，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集体写出提案。后来《政府工作报告》将这句话改为“要把中西医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1991年以来，李振华与邓铁涛等多位老中医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上书发展中医药事业。他就是这样以中医药振兴为己任，为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李振华是名医大家，他重视人文修养，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拉的二胡悠扬婉转，回肠荡气；他的书法上苍劲古朴，深厚有力，索要者众多。

　　现在，85岁的李振华虽年事已高，除谈经论学、整理资料、笔耕不辍外，还坚持每周二三次边门诊边授课。他一谈起中医，仍然很兴奋很自信，他心中激荡着对中医药事业的热情，热切期望涌现出更多的中医大家名家。

　　李振华的在《八十抒怀》中写到“悬壶六旬尽天职，但愿世人寿而康”。这是一代大师的自我写照，也是他的胸怀和愿望。

　　李振华小传

　　1954年洛阳地区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1958年河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

　　1960年调河南中医学院，历任教研室主任、附院医教部主任、附院副院长、中医系副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

　　1988年当选第七届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1990年成为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6年获中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Y）“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五：徐景藩 衷中参西　创新脾胃学科

　　◆他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对食管、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

　　◆他引领学科建设，使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成为中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他悉心培养高水平中医人才，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3年前，他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被授予白求恩奖章，13年后，他仍以朴实无华、无私奉献的人格被评为中国首届国医大师。光阴荏苒，他虽两鬓飘雪，但力倡中医特色、坚持临床查房的工作不变；他虽体力下降，但济世救人、一心为患者的初衷不变；他虽不再担任院所领导，但献身岐黄、振兴中医药事业的目标不变。他，就是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徐景藩。

　　谈起自己所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徐景藩显得很淡然。他真诚地说，“这是国人对中医国粹的信任和珍爱，是国家对中医的重视和支持，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实事求是、淡泊名利、做人低调体现了一代名医的大家风范，平实、平和、平稳、平凡构成了徐景藩为人、为医、为官、为师的本色人生。

　　大医精诚奉献病人

　　始终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不富裕的家中自掏腰包给患者，并安排住院，精心治疗。当患者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他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行医60年，奉献半世纪。这是人们对徐景藩的高度评价。

　　1982年，江苏溧水县一农民患溃疡性结肠炎，多年治疗效果不好，以致贫血而极度虚弱。听说徐景藩能治这种病，这位农民便卖掉耕牛慕名求医。不幸路途中治病的钱被人偷走，农民伤心得痛不欲生。对此，徐景藩十分同情，便从自己不富裕的家中拿了200元给了这位患者，并安排其住院，精心为他治疗。患者治愈出院时，流下感激的泪水，连称徐景藩是“救命恩人”。

　　“医者父母心。能为患者出点力，减轻病人负担，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徐景藩从医以来，也一直将此作为座右铭。上世纪60年代在急诊室工作期间，徐景藩夜间值班常常带米煮粥做夜餐。他看到一些患者也需要营养时，便小心翼翼把粥上面的米汤舀出，一勺勺喂给重症患者。

　　安徽农民患胆囊炎而住院，徐景藩精心诊治。他得知病人家里经济困难，悄悄送给病人路费和一封鼓励其战胜疾病的信，令病人非常感动。跟随徐景藩查房的徒弟陆为民告诉记者，他多次看到徐老把钱塞给困难患者。徐景藩为患者解决困难的举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1985年底，患者方联喜突发胃体大量出血，血色素从13g/L跌至7g/L。虽经大医院抢救暂时止住出血，但不久又复发，转至又一家医院治疗，依然不见好转。后经徐景藩会诊后，开出7服中药。方联喜服药一周后，出血便止住了，又用中药调理半年后，他完全康复，至今仍身体硬朗。

　　“徐老的方子仅有十余味药，7服药也只四五十元，但效果显著，是中医救了我的命。”方联喜说，徐景藩对患者如同亲人，每开一味中药，都要反复斟酌，总是把最佳配伍的药方给每一个患者。同时，自己还一丝不苟地核对药名、药量。患者非常信任他，常常半夜来挂他的号。

　　当病人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徐景藩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次，他的妻子突发眩晕病，一连4天卧床不起，3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此时此刻，他为了抢救危重病人，已经连续在医院工作了3天3夜。

　　衷中参西开拓创新

　　在传统与现代医学间走自己之路

　　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首创“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解决食道炎中药附着难题，对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了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一些成果先后获省部级多项奖励。

　　1958年，徐景藩参与创建医院内科教研组，在繁重的医疗工作基础上兼任课堂和临床教学任务。他积极倡导学科分化，1986年在原有脾胃、肝胆病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消化科，他坚持“多方位研究、多学科结合”，使其先后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脾胃病专科”和“十一五”重点专科强化建设单位等，使该院脾胃病研究在中国位居前茅。如今，该科成为中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研究生对胃脘痛的病因病机和辨证客观化等展开科研工作，一些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多项奖励。他还编写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130余篇。古稀之年，还著有《徐景藩脾胃病治验辑要》，已多次重印。

　　理论上有所思悟，临床上也有不少“绝招”，徐景藩首创的“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让病人甚至同行叹服。

　　一患者食道发炎，疼痛难忍，用了各种方法，效果一直不理想。徐景藩不断研究，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改进剂型和服用方法，取得了较好疗效。这种服药法把汤药变成糊状中药，服用后又利于药达病所。过去医生都为药水无法留在食管部位而头疼，如今有了初步改进。

　　治胃病，徐景藩主张从三型论治，参用护膜法。治疗以便泄为主证的慢性结肠炎，他创“连脂清肠汤”内服和“菖榆煎”保留灌肠法。治疗残胃炎症，创制“残胃饮”。

　　运用中医综合疗法是徐景藩的一贯做法，如诊治肝病重症阴虚膨胀，他采用内服、鼻饲、外治用药、针刺并进以及运用养阴利水方等方法，取得较好效果。对于胃脘疼痛者，他选用中脘、足三里等穴位针刺，或结合耳针治疗，效果明显。有些难治病症还兼用泡足方法。

　　徐景藩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相互补充，要运用和借鉴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中医服务。他联系现代医学对胃生理功能的认识，提出“胃能磨谷论”，临床上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治疗急性胰腺炎，他采用清化通腑消滞法和外治法，颇有良效。他也常将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辨证的基础上参用于临床，提高了治效。

　　精研典籍勤于临床

　　源于家学渊源和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

　　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打下了扎实基础。北上求学5年，系统学习了西医学，兼收中医各家之长，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徐景藩取得的成就，与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分不开，与家庭熏陶、师承教育分不开，与积累思悟、博采众长分不开。

　　1927年，徐景藩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在家庭熏陶下，他幼时就熟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启蒙医籍，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

　　1940年，徐景藩随父徐省三学习中医。上午抄方，下午整理、抄书、读书，结合病例查阅有关书籍加深理解，晚上聆听父亲对疑难病例的经验，天天如此，寒暑不辍。这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4年后，徐景藩又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他一边侍诊，一边精心研读中医经典及各家医籍。至今，徐景藩对经典医籍内容仍出口成诵。值得一提的是，徐景藩将老师治验病案分门别类整理，工楷抄录，装订3册，得到朱师好评。

　　1947年，徐景藩开始独自行医。当病人求治时，他认真诊疗，处方用药力求准确，闲暇时有计划读书。至于诊金，他从不计较，贫病送诊，有时还免费为贫苦病人配药。

　　记者在徐景藩办公室看到一封发黄信件，他说这封信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这是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干部处发来的函，通知徐景藩已被卫生部中医研究班录取，立刻去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他深刻体会到一个乡村医生可以到首都医学高等学府深造，是共产党重视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从此，他把这封信作为个人生平最值得纪念的物品之一珍藏至今。

　　在北京5年时间内，徐景藩系统学习了西医学。过去学的朴素宏观中医学理论，能从人体生理、解剖、病理、生化等微观中了解真谛，逐步体会到中医的特色优势以及中西医各有所长。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经过自学，以“高中同等学历”报考，但学习成绩优良。

　　1957年到江苏省中医院工作后，徐景藩虚心向当时院内孟河、吴门诸多名家学习，兼收各家之长，医术续有提高，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尽心尽责注重特色

　　为医院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处奔波，争取政府支持，改善就医条件。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抓中医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方面，事必躬亲。

　　江苏省中医院创建于1954年，在前任领导和全院同仁的努力下，有着坚实的基础。1983年，徐景藩担任该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如何使医院在新形势下加速发展，成为他孜孜追求的目标。

　　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后，他注重抓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工作，如医院目前72个重点专科（病）门诊中，约有3/4都是他在任期间巩固、调整、发展和建立起来的。

　　他坚持“以中为主、能中不西”的办院方针，组织各科互相观摩中医病历书写、三级查房制度、加强中医护理等，经过讨论，结合病种特点，各科制定相应措施。如外科病房即使是手术患者，在术前术后也能配合中医药治疗。全院中医药使用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

　　1985年，医院获得中国省级中医院医疗质量综合检查评比第二名。同年，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扩建7所省级中医院行列，为创建三甲中医院和中国示范中医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医院综合大楼开始兴建。从筹款、立项、论证，到设计、动工、竣工，每个细节、每个环节都浸透了徐景藩的一番心血。就在这座拔地而起的大楼前，徐景藩穿上平时不常穿的西服，照了一张相。他笑了，有对医院前景的憧憬，有对未来事业的期盼。

　　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徐景藩被累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他的女儿徐丹华至今还记得，父亲常常很晚才回家。几个孩子到门外路边车站左等右盼到天黑，才看见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摇摇晃晃回来。到家累得一下子瘫倒在床上。

　　“淡泊名利，多做贡献。”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医院曾建起一幢高知楼，徐景藩完全有资格分到房子，但为了缓解医院的分房矛盾，他主动放弃，仍旧住在17年前建造的面积较小的老房子里。

　　“江苏省中医院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其实，职工们明白，正是在老院长徐景藩的精神感召下，后来一任任院长都把徐景藩倡导的“抓班子团结、抓人才培养、抓医德医风”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从而使医院发展突飞猛进。

　　言传身教桃李成圃

　　一代代中医人薪火相传

　　他严谨治学、诲人不倦，贯穿在一言一行之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经验传给后学，先后指导、培养各国各类中医学生、进修医生不计其数。

　　凡得教于徐景藩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体会，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传给后学，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徐景藩采取“一贯制”的教学方式，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他曾立4条座右铭，即“读书从博到精，撷采众长，分析思考，须有自己见解；诊病务必细心，审因辨证，选方宜慎，择药熟知性能；改进给药方法，针对病情，达于病所，庶能提高治效；积累临床资料，撰文求实，常年不懈，集腋始能成裘。”学生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刘沈林告诉记者，作为弟子跟师徐景藩7年时间，不仅学到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学到不少做人方法。他说，自己曾任医院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经常看见徐老在一小本子写着什么，上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医院大大小小的事情。像这样的本子，徐景藩不知有多少本。

　　“徐老注重人才梯队建设，正确处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敬业爱岗、高度负责的奉献精神，对自己今后的管理工作影响深远。”刘沈林说。

　　另一弟子单兆伟，如今也是著名中医学专家。他至今记得老师时常强调的“医者德之本、无德之人不可为医”的古训，便以老师为榜样，带病为患者诊治，加班加点抢救病人等，立志做一个医德高尚的人。

　　弟子陆为民谈到，当看到徐老在读一本分子生物学时，对自己触动很大。老师博学、好学、会学的高大形象，须仰视才能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如今已经82岁的徐景藩，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仍坚持每周查房。每到一处，他不仅向弟子细致分析每一个病例，还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理法方药到疾病转归，理论联系实际，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学生受益匪浅。

　　他常说，“要做好一名医生，首先要做好一个人，我们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医生的人格。”有一次门诊，一患者多年胃病被徐景藩治愈，着实感激，特意带来家乡新茶以表谢意。徐景藩再三婉谢，病人趁人不注意，将茶叶放下就走了。徐景藩发现后，立即让学生追赶病人。学生有些迟疑，说区区小事，何必这样认真。徐景藩正色道，“廉洁行医，不收病人财物，这是制度，应自觉遵守！”学生听后，急忙追出，将茶叶退还给病人。

　　徐景藩的学术思想、做人准则影响和造就了大批后继中医人才，他们中有的已成为硕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在临床、科研和管理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徐景藩还先后指导、培养各国中医学生各类进修生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恬淡随缘修心养性

　　知足常乐者生活得自在舒畅

　　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是养生之道。

　　徐景藩虽耄耋之年，但思维敏捷，行动自如，仍坚持在一线为患者服务，这不能不得益于他“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的养生之道。

　　他认为，饮食保持清淡，五味适度，不要吃得过饱，注意劳逸结合。对付身体小恙，他最多有时吃几片药，从不打针或点滴，始终坚持自己开点中药汤剂，总能药到病除。

　　徐景藩在人生路上悟出很多道理：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学会随缘二字，便能除却许多烦恼；对人宽厚仁慈，生活顺其自然，为人低调谦和，不受名利羁绊。因此，他一生平稳，身心愉快，加上师徒和谐，同事和合，家庭和睦，生活得自在舒畅。

　　徐景藩认为，读书养性是莫大之乐。特别对中医经典著作各家学术，他反复阅读，温故知新，其中乐趣，难以言表。

　　除了读书临证，徐景藩喜欢书法。他曾经学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字如行云流水，沉稳端庄。

　　自幼喜爱音乐的徐景藩，一生中没有离开过乐器，业余时间也常拉拉、弹弹、吹吹。到了老年，他改学电子琴，学习、工作之余，自娱自乐，有益身心。

　　徐景藩重视体育运动，自编自练松筋操、颈子操、呼吸操和眼操等，强壮筋骨，抗老防衰。他还多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因糖尿病而眼睛近乎失明的老伴，并与她早晚牵手散步，相濡以沫，被人们传为美谈。

　　活到老，学到老，服务到老，是徐景藩一生的不懈追求，保持本色，提倡和谐，乐在自然，也是他所领悟的岐黄之道。

　　徐景藩小传

　　1927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

　　1940年，随父亲徐省三学习中医，4年后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

　　1947年，开始悬壶乡里；

　　1952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

　　1957年，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

　　1983年，担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

　　1990年，被遴选为首批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享受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被评为中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1996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

（Z）“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六：李玉奇 以痈论治　脾胃名家

　　◆他提出“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打破胃癌不可逆的说法。

　　◆他潜心研究舌象，舌诊堪称一绝，被誉为“当代扁鹊”。

　　◆他在湖北义诊，群众夹道欢迎，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

　　9月的沈阳，天气转凉，秋意渐浓。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楼的名老中医工作室里，92岁的国医大师李玉奇身穿中式对襟上衣，腰背挺直，双目有神，显得精神矍铄。“我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把一辈子献给了中医，也见证了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程。我所做的只是尽心尽力去医治患者、教授后学，把中医国粹传承下去。”

　　恪守医德悬壶济世

　　解苍生疾苦

　　1993年，古稀老人李玉奇坐了2天硬座，赶赴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义诊，欢迎的乡民站满了山包，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仅月余诊治数千病人，未收群众一分挂号费。

　　1917年，李玉奇出生在辽宁银州（今之铁岭）。他天资聪颖、饱读诗书，于乡试大考中独占鳌头。按照当时的情况，李玉奇本可以选择仕途，但乡里穷苦百姓身染疾疴无法医治倍受折磨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年幼的心灵，于是他立志学医。1932年他进入银州中西医学校学习，先后拜银州名医明星垣、丁乙青、姜弼臣三位先贤为师，刻苦攻专医术。孜孜七载寒窗、彻夜握卷长读，博采众家之长、撷取临床秘验。1939年，李玉奇毕业留校任教，22岁登上讲台为学生讲授《温病条辨》。在此期间，他继续跟随三位老师研读《内经》、《伤寒》，学习临床技能。

　　1944年，李玉奇开始在银州天和堂独立应诊，悬壶乡里。1947年，李玉奇凭借精湛的医技，良好的医德，被推选为奉天省西安县（现吉林省辽源市）中西医师联合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中医师资力量的培训，1952年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举办师资班。李玉奇与路志正等后来的一批名医进入师资班学习，毕业后领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合格证书。

　　此后，李玉奇历任辽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并一手建立起辽宁中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但他觉得最符合自己身份的还是医生，60多年来，他一直行医，始终恪守“医乃仁术”的医德医风，以济世救人、解病人之疾苦为己任，不分贵贱、不计得失。老人家常说：“行医道，但决不做医商。”

　　这么多年的行医经历，最让李玉奇记忆深刻的是他1993年的湖北之行。

　　上世纪90年代初，经常有湖北蒲圻（现赤壁市）的农民不远千里来沈阳找李玉奇看胃病。每年来的患者都有数百人。李玉奇在跟病人的交谈中得知，当地农民患胃病的人很多，望着风尘仆仆赶来求医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经与有关部门联系，李玉奇决定去湖北义诊。当时没有买到卧铺票，已经76岁高龄的李玉奇硬是坐着硬座，辗转2天，赶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

　　蒲圻一带多丘陵，李玉奇要来义诊的消息早已传遍各个乡村，乡民们站满了山包，夹道欢迎。四乡八里的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早早地赶来排队，仅一两天的工夫，队伍排出数里长。看到这样的情景，李玉奇内心十分激动，不顾旅途劳顿，到了之后立即开始诊治，每天都是从早到晚，要看一百多人，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后来甚至汉口、长沙等地的患者闻讯也赶来求医。在蒲圻的一个多月，李玉奇诊治数千人次，不仅没收群众一分钱挂号费，还谢绝了当地医院给的3000元酬劳。乡民们为了表示感谢，送来一堆一堆新采的菱角。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诊病过程中，李玉奇不断总结，并开课带徒，把自己治疗脾胃病的经验结合当地疾病特点，无私地传授给蒲圻的医生。如今，当地的脾胃病治疗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使得许多患者免于车马劳顿之苦，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像这样为民解难的事在李玉奇从医生涯中屡见不鲜。而且他的处方用药精少，价格便宜，每服药一般七八元。曾经有一农村妇女带着高烧不退的女儿来沈阳看病，在各大综合医院就诊，几天来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钱，孩子烧却没退，后经人介绍来找李玉奇。李玉奇经过诊断，开了张只有5味中药的处方。妇女在将信将疑下抓了药给孩子服用，没想到第二天孩子体温降到了38℃，第三天就降到了36.7℃。“几十块钱治好了西医上千元没治好的病！”

　　多年来，他拒收患者送的钱物已记不清楚有多少，遇有穷苦病人不但分文不收，还时常解囊相助，深得病人的信赖与敬仰。慕名前来的各国患者众多，为了能得到他的诊治，常常需要提前数天排队挂号。李玉奇深知患者看病难，虽然年事已高，仍多次带病坚持出诊，而且经常超负荷工作。

　　李玉奇行医60余载，承岐黄之术、扬国医精华。他深知学海无涯、医术无边，虽已有成，仍孜孜不倦精研医经真谛、博采古今之长，遇有沉疴痼疾临证投药屡奏奇效，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被誉为“北国杏林泰斗，辽沈中医柱石”，多次被卫生部授予“文明工作者”，“医德高尚医务工作者”。辽宁日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清贫守志、造福人间”为题报道了李老的高尚医德。

　　精研脾胃潜心舌诊

　　成一方大家

　　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

　　李玉奇博采众家所长，功擅内科，尤其精研脾胃病30多年，先后主持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攻关课题，研制出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等部批三类新药，在中医脾胃病领域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揣摩医理，师古而不泥古，大胆探索，勇于学术创新。经过对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的十余年潜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黄帝内经》、《圣济总录》等古代医家的论述及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对本病的的认识，在中国首先提出了著名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的崭新学术观点。

　　李玉奇认为，胃痈之为病，乃胃阳之气不得宣发而受遏抑。所谓胃阳遏抑亦可视为胃之表证，既寒气隔阳。所谓胃的里证乃热聚于胃口。故治疗萎缩性胃炎，不以“胃痞”论治，不以“胃痛”论治，不以“九心痛”论治，是因脾胃俱病而出现的寒热交错诱发为瘤痈。可见虚寒则胀呕，实热则胃脘灼热而不适，瘀血则吐血便血，非调气所能治之于病本。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证明萎缩性胃炎病变的发展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和胃痈形成因于寒凉不备、饮食不节、劳役伤胃、抑郁伤脾，久而积郁为瘀，瘀久化腐，败腐为痈相对照十分吻合。此观点为中医辨证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中医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在此学术思想指导下，李玉奇对萎缩性胃炎进行了病因学分类，并将病势演变过程分为三期：初期治以平肝和胃理脾，中期治以益胃养阴、消痈散结，中晚期治以消痈化瘀、去腐生新。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

　　李玉奇先后主持了卫生部、科技部多项攻关课题，并组建了胃炎研究组，对萎缩性胃炎发生发展的病因学分类和病势演变分期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出萎缩性胃炎的中医辨证施治体系。他研发的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成为中国治疗萎缩性胃炎为数不多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的三类新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李玉奇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学说对医学界的深远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了胃幽门螺杆菌，并提出它为慢性胃炎的致病之源，此论点一提出来便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极大反响。由于他们的发现为慢性胃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使医学又前进了一大步，因此2005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李老便应用清热解毒、去腐消痈之法治愈了上千例该病患者。其清热解毒即包涵了现代医学的抗菌消炎之意。正所谓殊途同归、法异而方同，中医的思想也完全可以领先于现代科技，这是一种唯物的、辩证的、与自然相通的科学性思维。以先进性的思维作指导、肯于深入研究及探索，中医也可以有发展和飞跃。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会长李永明就此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文章称“李玉奇的中医治疗胃炎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在祝贺澳大利亚医学家获奖的同时，应当认识到李玉奇教授对胃炎治疗的科研贡献”。

　　李玉奇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潜心研究舌象，在舌诊方面有所发现和创造。他能凭借舌脉合参判定病人体内是否存在占位性病变。李玉奇认为，当患者体内有占位性病变时，舌象表现为无神无根，脉象呈李氏排斥现象。他由此提出的“观舌识病”及“排斥脉象”的诊疗技法丰富了中医舌诊的内容，取得了观舌识病的重大进展，成为“医林一绝”，被医界誉为“当代扁鹊”。

　　1992年，一位姓张的医生带父亲找李玉奇看病。患者面容憔悴、双目乏神、形体消瘦，胃脘胀满，呃逆频频，时时反酸；舌体瘦薄，舌质紫绛，舌面无苔；脉弦数有力。李玉奇明确告诉张某，高度怀疑其父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嘱其速做进一步检查。然而经胃镜、病理、胸片、超声等多项检查，并未发现患者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张某摇头而走。时隔两年，患者病势加重，多方治疗不见好转，辗转再次求治于李玉奇。此时患者舌体黯然失色，形同猪腰，脉象慌慌然如循刀刃。李玉奇对张某说：“令尊之疾，恐在骨髓，司命所属，无奈何也。”张某半信半疑地再次为其父做了全身检查，结果是晚期胰头癌。痛心之余，张某赞叹李玉奇舌脉绝技，懊悔当年因为疏忽，漏掉了胰腺的检查，结果酿成大祸。

　　李玉奇精通百家学说，对诸多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和重大建树，除擅长脾胃病外，在冠心病房颤、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温病、消渴、习惯性流产等疾病的治疗上均有独到见解。为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李玉奇著书立说颇丰，有《中医验方》、《医门心境》、《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玉奇分册、《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与研究》、《脾胃病与胃癌癌前病变研究》、《胃脘痛的临床研究》、《冠心病临床刍议》、《荨麻疹治则探究》、《小品话温病》、《望诊的宏观作用》、《脑中风论治》、《黄疸病从证锁谈》、《肾炎临床辨证施治一求》等。

　　传道授业呕心沥血

　　为国医发展

　　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上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

　　李玉奇既是苍生大医，同时也是一位中医教育者。他特别重视中医的传承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工作，躬身力行，将毕生经验倾心传授，桃李满天下，不少授业弟子已成为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

　　1958年，在辽宁省政府、省卫生厅的指示下，李玉奇领衔受命，历经辛劳，组建了辽宁中医学院，并亲自组织编写教材，拟定教学大纲。李玉奇多年来一直担任学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治学严谨、精心育人。迄今为止，李玉奇已培养了40余位弟子传人，其中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2人，省级名中医4人，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构成的薪火相传的学术梯队。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姜树民跟随李玉奇学习10年。他告诉记者，李教授对学术的严谨、为人的淳朴、对患者服务的细致等无不感染着学生。老师教授学生从来不保守，倾囊相授。“解除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天职。李老一直为之奋斗，也这样要求我们。”李玉奇的学生不仅仅从他那里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了如何做一个高尚的医生。李玉奇虽已年逾九十，还坚持为年轻大夫讲课。“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讲了13次，每次听课的医生挤满了会议室。”

　　李玉奇一生热爱中医事业，为中医发展呕心沥血，不辞辛苦，奔走忙碌。

　　上世纪50年代初，李玉奇亲手创办了辽宁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省中医院，后又被任命为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筹建了辽宁中医学院，称得上是辽宁中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文革时期，辽宁中医被解体，李玉奇在批斗中右耳被打聋，左膝盖髌骨被打骨折，但这些遭遇并没有击垮他对中医事业的热爱。文革之后他临危受命为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为辽宁中医的复兴费尽心血。针对中医医师的自身特点，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省里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

　　李老时刻心系中医事业的发展，多次上书献策。建国初期针对反中医逆流，他毅然挺身而出，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反中医罪行；在衡阳会议上，他力主恪守中医本色，为大会起草文件；“非典”期间，他上书中央献出“抗非”秘方。在对待中医学术上，李玉奇既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同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大声疾呼继承和发扬两者不可偏废，要大胆实践、探索创新，倡导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

　　走出国门扬名海外展中医魅力

　　李玉奇被斯里兰卡政府授予“红宝石”勋章，并获“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也是中医迈出国门为世界所承认的第一步。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李玉奇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走访了苏联、美国、斯里兰卡、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1989年，应前苏联卫生部长的邀请，李玉奇赴莫斯科洽谈在苏联最高疗养院中成立中医馆事宜，当时苏方有意让李玉奇出任馆长。此间苏联突发政变，李玉奇在战乱中匆忙回国。

　　1991年，李玉奇以个人号召力，组织了沈阳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并亲自主持，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700多人参会，吸引了国际多家媒体关注。

　　同年，李玉奇应邀率团出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第24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于主席台就座，并在会上做了“中国传统医学将为世界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报告，西方医学界为之震动。斯里兰卡国际医学交流大学为此授予李玉奇“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该国政府授予其“红宝石”勋章。斯里兰卡总统夫人在会上代表总统亲自授予李玉奇勋章和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

　　1992年，李玉奇应邀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药科学研究中心访问，该中心负责人有意留李玉奇合作，并承诺可以为其办理全家移民。面对诱惑，他想到的是中国的中医事业和他的患者，谢绝了对方的请求。之后转道纽约，该中心为李玉奇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出席了招待会。来自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提出很多对中医乃至对中国的质疑，问题极为苛刻，但李玉奇应付自如，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展现了中医的魅力和中国人的尊严。

　　李玉奇在他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尽心竭力为患者诊治，奉献着他全部的知识与能量，时时刻刻心系国医发展，全心全意为中医事业而奋斗。他一生清贫守志，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中医事业，福泽中医后辈，深受中医界的敬仰和爱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把我的医术、思想传授给更多的医生，让他们把中医事业发扬光大！”

　　李玉奇小传

　　1917年生于辽宁铁岭

　　1944年在铁岭考取中医师资格，并悬壶行医

　　1952年到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学习

　　1955年任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

　　1957年策划组建辽宁省中医院、辽宁省中医学院

　　1975年承担“七五”课题“萎缩性胃炎”的研究工作

　　1978年任辽宁省中医学院副院长、辽宁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94年被聘为辽宁中医学院教授、硕土生导师，沈阳药科大学中药系兼职教授

　　1991年享受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入选人事部、卫生部遴选的中国五百名老中医

（AA）“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七：贺普仁  神针妙法  武医丹修

　　◆他以三通理论、快速无痛针刺手法、火针技术，并将武术、气功融于针灸，疗效卓著，有“天下第一针”美誉。

　　◆他使失明孩子有了视觉，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正常生活，使帕金森病患者能站起来去旅游……

　　◆他拓展应用了几近失传的火针疗法，将针灸治病的病种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各疾病领域，擅治疑难杂症。

　　烧红的钢针肉里扎，不是上刑是治病。

　　四寸的长针透脚踝，丘虚刺入照海出。

　　会用这些招数针灸诊病的人，才是国医大师、针灸大家贺普仁教授的真正传人。

　　在针灸界，北京中医医院贺普仁以全面的三通理论、独特的快速无痛针刺手法、娴熟的火针技术，且将深奥的武术、气功与针灸融为一炉，从而疗效卓著，广被同道称道和尊敬，有“天下第一针”的美誉。

　　郭桂欣是经贺普仁治愈的乳腺癌患者。1984年初夏，郭桂欣感觉左胸乳腺周围火烧火燎的疼，整个乳房周围都变成黑紫色，并且塌陷流脓，恶臭难闻。家人带她从河北省衡水赶到北京看病。这位年仅26岁的军嫂在某著名医院听到诊断为恶性肿瘤，须手术切除左部乳房时，又急又怕，坐在地上直哭。后来她辗转找到贺普仁，贺普仁用火针试着每周扎一次。一次治疗后，郭桂欣患处疼痛减轻，分泌物也减少了。接着又扎了数次，肿块就消失了。郭桂欣只是贺普仁治愈的众多病例的一个缩影。

　　贺普仁不仅完善了一整套独特的针灸理论体系，在当代，火针的应用基本上是从贺普仁开始的，也正因为此，他将针灸治病的病种从传统的头痛、面瘫、中风后遗症、关节炎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各种疾病的领域，且擅治乳腺癌、帕金森病、小儿痴呆等疑难病症，是一位既有实践又能上升到理论体系的针灸大家。

　　成 才

　　玉经雕琢方成器

　　贺普仁反复背诵四大经典，经络腧穴更是烂熟于胸，年轻时还曾萌发出版一套《针灸宝库》的想法。

　　为练八卦掌，他每天天不亮就赶路去师父那里练习，2个小时后回来侍诊出诊，风雨无阻，坚持多年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天道酬勤，贺普仁不管是做学问，还是练武艺，都靠勤奋苦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普仁14岁经亲友介绍，到北京当时最负盛名的针灸名家牛则华门下学习。家境一般的贺普仁很珍惜学习机会。那时的学徒生涯没有现成的学习时间，学习全在于自己留心。吃住在师父家的贺普仁什么活儿都干，劈柴、生火、做饭、倒痰桶，伺候师父一家老小的生活，帮助准备针具，每天忙个不停。一见老师得空就赶紧找机会问问，有空闲马上记下来，留心师父针刺手法、角度、选用的穴位、刺激强度、持续时间等。晚上夜深人静时再看书、背书。贺普仁回忆，为把四大经典深深印在脑海里，他昼夜反复背诵，经络腧穴更是烂熟于胸。贺普仁遍阅了大量古书籍，年轻时还曾萌发出版一套《针灸宝库》的想法。一直到现在他还告诫后学，光看一本教材，光看看《针灸大成》、《针灸甲乙经》是远远不够的，要广泛涉猎，分析和研读，萃取其中精华。

　　深得师父器重的贺普仁尽得其传。而后在1947年的医师资格考试中，他名列前茅，且初出茅庐就小有名气，33岁当上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尤为难得的是，已上了年纪、有了家室、成了名家之后，贺普仁仍坚持练功，并读书写作到深夜。

　　贺普仁不仅苦练针法，还苦修武术。学徒时贺普仁与师兄互相扎针，体会针感，发现练武之人指力发劲，进针不疼，针感强，他决心练习八卦拳等。

　　贺普仁经张晋臣引见，结识了尹氏八卦掌第三代名家曹钟升先生，为练八卦掌，他每天天不亮就赶路去师父那里练习，2个小时后回来侍诊出诊，风雨无阻。他不仅练八卦掌，还练静功，每天都要打坐、站桩，初起练得腰酸背痛，真是苦练修行一般，但是咬牙坚持下来，就进入另一个境界。

　　十几年苦练功法使他的指力、腕力很强，为他日后的快速无痛进针法打下了基础。

　　贺普仁还专门练习针刺手法，练针先练气，使气到达手指，疗效好坏全在于手法及功力，且主要功力又在于拇指、食指和腕力。故贺普仁通过二指禅、顶指法、夹木锥、捻线法等招数练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疗效显著的针刺手法。

　　理 论

　　病多气滞  法用三通

　　“贺氏三通法”是贺普仁经50余年的临床实践而提出的针灸思想，是他对针灸界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

　　经贺普仁采用贺氏三通法治疗，不会叫爹娘的，会说话了；傻吃傻喝的，有了节制；大小便失控的，有了规律；躁动不安的，安静下来……

　　三通法即微通法（用普通毫针针刺）、温通法（用火针或艾灸）和强通法（用三棱针放血）。贺普仁尤为推崇温通法。

　　1958年，当时找贺普仁看病的患者很多，对于一些病情复杂的患者，大家治不好时就说让贺主任看看吧，让主任来解决这些疑难病症。

　　怎么办呢？贺普仁也觉得用毫针效果很不理想，疗效上不去就得想招琢磨：病情深浅程度不同，不能一概用毫针平补平泻，应该整体综合考虑，适合扎毫针的就毫针，适合放血的就放血，火针的效力非同一般，贺普仁留意将几近失传的火针加入，并且改进火针器具，最后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三通理论和方法。很多疑难病症迎刃而解，效果也非常快。

　　一个空军退役的唇癌患者，在空军总医院确诊后要手术切除癌肿，包括脸上的大部分肌肉，不仅严重影响美观，还影响进食。贺普仁火针毫针配合应用，二十几次后，唇上的肿物消失了，后来的病理检查也没再找到癌细胞。

　　儿童弱智是较为难治的疾病，贺普仁从先天不足论治，以百会、心俞、哑门等为基本穴加减，已治疗患儿几千例。一位叫麸泽彩子的日本小姑娘，本来像个“木头人”，什么都不懂，经贺普仁治疗两个月后，已能向人问好，与客人说再见。

　　经贺普仁治愈和好转的患儿就更多了。不会叫爹娘的，会叫了。傻吃傻喝的，有了节制；大小便失控的，有了规律；躁动不安的，能自我控制，安静下来……

　　临 床

　　火针疗效不是一般的好

　　大凡缠手的病，火针屡显奇效。贺普仁认为，火针疗效显著快速是因其增强了人体的正气尤其是阳气，这是一般疏畅气血、通经活络的毫针所无法代替的。

　　娴熟的火针运用和三通法，使得贺普仁治病的范围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当代火针的使用基本上是从贺普仁开始的。贺普仁认为，火针的疗效不是一般的好，它治病效果很快，其作用不是毫针所能代替的，应大力推广使用。像偏头痛，毫针扎几十次、100次不见好的病例很多，但用上火针就一次比一次见好，十几次就基本好了。面神经痉挛，扎来扎去，扎遍了也不见好，但用上火针几次就解决了问题。贺普仁开玩笑地说，大凡缠手的病，百治不效的病，用上火针就给医生露脸。

　　火针方法是将0.5毫米粗耐高温的钢针在酒精灯上烧，至通红，对准穴位，快进快出，不留针，整个时间不超过0.5秒，针刺后患者皮肤上出现一个小的白点，感觉一点点疼。

　　火针疗法是针灸中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黄帝内经》时代曾主要用于治疗痹症、寒症、筋骨病。虽然也代有发展，但一直未广泛应用，尤其是到了清朝，道光皇帝认为针灸疗法治病赤身露体，很不雅，便下令在太医院废除针灸疗法，将针灸医生赶出太医院。火针疗法也一度散落民间，几近失传。

　　贺普仁搜集整理古文献，摸索运用临床，并且改进了针具，认为其疗效显著快速是因为增强了人体的正气尤其是阳气的作用，这是一般毫针的疏畅气血、通经活络是无法代替的作用。这是贺普仁的独到见解。

　　正是娴熟的火针运用和全面的三通法，使得贺普仁治病的范围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都有很好的效果，尤其是中风、震颤痉挛、妇女外阴白斑、各种疼痛以及疑难杂症等。

　　风 格

　　融武术气功于中医

　　结合了气功与武术的针法能更快速取效，较之一般针法更具振动荡击力，更能激发人体的自然潜能和免疫能力，所谓“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也。

　　贺普仁进针只用右手，手执针柄，距穴位一段距离，快速进针，一下刺入到位，有一点射进去的味道。这是他的绝招。

　　贺普仁武术、气功功底深厚，并把医术和八卦掌原理、拳法、内功有机地结合，针灸时腕力强，手指稳，手上有一股巧劲，这样进针就顺畅无阻，力度恰到好处，进针速度极快。

　　贺普仁指出，八卦和针灸相通，练八卦掌对从事针灸者尤有帮助。医生多年坚持练八卦掌，会觉得内气充足，扎针时自有一股巨大能量，通过银针直达患者病灶，疗效甚佳。

　　贺普仁曾举过这样例子：“一个患阑尾炎的病人，疼痛难忍，学生给这位患者在阑尾穴上扎了一针，穴位不错，手法也对，深浅也适宜，但就是止不住痛。我过去稍加捻动，那位患者就舒展了眉头，不一会就睡着了。这可能是内气的作用。”

　　贺普仁认为扎火针更需内气，他扎火针是在离患者皮肤一定距离的地方，速度快，患者没有痛感，气、火、针三者同时冲击病灶，故比一般针灸效果更好，很多疑难杂证、危重病人、百药不效者，通过三通疗法及火针手法，大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也许结合了气功与武术的针法之所以能更快速明显取效，就在于其较之一般针法更具振动荡击力，更能迅速激发人体的自然潜能和免疫能力，正所谓“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也。就好比是相同的一拳，看上去都是漫不经心，大同小异，实际上分别由武术家拳击家或普通人打出，其速度与力量自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贺普仁后人：“搞针灸不练气功，等于医生白费劲，病人白受苦”，故练针的同时，还要锻炼身体，练好武术气功，所谓“练针须练气”，练功会使真气充盈，经络通畅，进针、行针时可把力与气运输到指尖，做到气随针走，针随手入，更得心应手，才可提高治疗效果。

　　病人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穴位，可为什么疗效不同呢，就在于针者的取穴、手法和自身的能量。虽武术气功与针灸的密切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贺普仁看病疗效好在针灸界是公认的。“中医认人儿，西医认门儿”，在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很多病人一来就点名要找贺普仁。

　　贺普仁进针方法也与一般医生有所不同。一般进针者左手按住穴位处，右手执针体，对准穴位刺入，边捻转边入。贺普仁进针则是只用右手，手执针柄，距穴位一段距离，快速进针，一下刺入到位，有一点射进去的味道。这是贺普仁长年累月历练出来的绝招，当然手没有劲道是无法掌握的。

　　“进针就像划火柴，没有速度，火柴是点不着的，进针如果没有速度，就不可能有好的感觉，并给患者增加痛苦。”故贺普仁进针时聚精会神，手如握虎，看似轻描，实非淡写，快捷无比而恰中穴位。

　　患者和学生们都说，贺普仁进针快，痛苦小，旁人看他进针，觉得有蜻蜓点水之感，毫不费力，却看不出门道，但经治患者皆有轻松自如之感。

　　有一位加拿大朋友，因车祸导致上眼睑麻痹，闭上眼皮就抬不起来。加拿大的医生说只能对眼皮进行卫生清理，根本无法治好。他找到了贺普仁。经针灸，伤眼很快得到恢复，扎过10次后，比另一只好眼还灵活。

　　帕金森病也是较难治疗的疾病。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卓效的办法，贺普仁曾治疗一个坐轮椅的帕金森病患者，患者站不起来，颈部抖得厉害，扎了数月后，患者就能站能走了，还去旅游了。

　　医 德

　　普天同心   仁心济世

　　贺普仁刚出道时曾为自己定下规矩，在诊费上不能太认真，有钱、没钱都得看。

　　1956年，贺普仁虽是“公家”的大夫了，但还丢不下那批享受他免费治疗的穷病友：“晚上到家来吧，下班以后我给您瞧病!”

　　贺普仁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善良仁慈。他常对学生们说：“患者看病本身就受病痛折磨，来一次也不容易，不仅要尽力治疗，还要多加安慰，让患者身心都减少痛苦。”

　　早在年轻刚出道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定下三条规矩：一是要从技术上下工夫；二是病人不论白天晚上，何时来都要应诊；三是在诊费上不能太认真，有钱、没钱都得看。学生们曾为他算了一笔账，当时，从端阳节到中秋节，一个月他大约有600元没有收，100天算下来，有1700元诊费被他免了。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想象是个天文数字了。也就是凭着疗效突出，服务态度好，以及诊费上的“不认真”，使他的名气越传越广。

　　1948年初，春寒料峭时节，诊所门前有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徘徊。老人看得出，里面的医生很年轻，从他对病人同情与爱抚的眼神中，他敢肯定这是一个善良忠厚的人。

　　室外久久徘徊的老人，惊动了贺普仁，他体谅老人的困境，决定免费为他治疗。

　　这是发生在贺普仁刚刚独立开业的时候。当时，天桥地区是穷苦人的聚集地，贺普仁就常常为穷苦患者免费治疗。翻翻当年贺普仁诊所的账本，欠账百元者有，欠账千元以上者也有，这从不收讨的陈年流水账，显出了他为人的分量。

　　1956年，贺普仁走出了他的私人诊所，虽是“公家”的大夫了，但他还是丢不下那批享受他免费治疗的穷病友：“晚上到家来吧，下班以后我给您瞧病!”这是贺普仁对那些无钱看病的患者常说的一句话。从1956年至今，贺普仁晚间义务门诊50个春秋。真所谓针灸寓深情，拳拳爱人心。

　　多年来，贺普仁还为针灸走向世界、为世界接受针灸多次出国讲学，并传道解惑，乐育英才，为针灸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普天同心，仁义为怀，神针妙法，武医丹修，一指回春，这就是国医大师、针灸大家贺普仁。

　　贺普仁小传

　　1926年，生于河北省涞水县。

　　1940年，投在北京针灸名医牛泽华门下学习。

　　1948年，开设贺普仁中医诊所。

　　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任针灸科主任。

　　1971年，发表《火针治疗30例坐骨神经痛的临床观察等》火针研究的相关论文。

　　1982年，任八卦掌研究会副会长。

　　1988年，任北京市针灸学会会长。

　　1989年，出版著作《针具针法》第1版。

　　1991年，成立贺氏针灸三通法研究会。

　　2003年，重开“贺普仁中医诊所”。

　　200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9年，被评为中国国医大师。

（AB）“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八：李辅仁 京城御医 安老扶康

　　◆ 他长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总结了独特的诊治老年顽症的规律，屡起沉疴，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 他门下桃李芬芳，耄耋之年仍言传身教，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 他本着“人之痛，己之痛”的精神，以丰富的人生阅历疏导患者，使其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专家小组中唯一的中医专家，国医大师、北京医院中医科李辅仁教授积60多年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治疗老年顽症的诊治方法和规律，且用药中正，杂而不乱，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李辅仁因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长期医疗保健和重大医疗抢救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多次获“中央保健杰出专家”称号。

　　家学渊源师从泰斗

　　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并深得其要。

　　李辅仁出生于中医世家，家中开有诊所，父亲、兄长皆以行医为生。少年时期，在功课之余他经常在诊所中帮忙，抄写方药，同时开始在父亲、胞兄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中医典籍，如《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等，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之不仅对中医学颇有好感，也坚定了他学医、行医的决心。

　　李辅仁在学医之初，父兄就曾告诫，中医贵在实践，晦涩抽象的中医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如果离开临床，仅靠死读书、读死书是学不会中医学的。所以李辅仁从学医起就一直坚持临床，家里的诊所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见习、实习机会。这个时期积累的理论储备和医学功底为他今后的中医造诣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9年，李辅仁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施今墨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孙中山、何香凝、溥仪、载涛、李宗仁等人都曾延请其治病。他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而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施今墨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从学习到生活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

　　李辅仁学医期间，不论是医术、医理、医德各方面都延续乃师之风，随师临证，并常常代师出诊，深得老师和病人的信任。在华北国医学院学习以中医为主，兼修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师满后的李辅仁先后在北京、天津两地行医，早年以擅治妇、幼科疾病而闻名。

　　1944年，25岁的李辅仁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正式开始以自己所学济世救人的独立行医生涯，不久就声名远播。

　　顾护正气攻老年病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用药中正，杂而不乱。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

　　1954年，李辅仁开始在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职中医保健医师，从此他的主治方向也转为以诊治老年病为主。

　　李辅仁认为，人体的衰老是一个必然过程，盛极始衰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就是正气渐衰，维持生命活动的各种物质与功能都在全面衰退，五脏功能日益低下，生命状态处于较低水平的、很不稳定的平衡中，同时高度强调了肾与衰老和常见老年疾病的密切关系。

　　老年病的病理特点为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缠绵。在正虚基础上，老年人的病理状态往往较为复杂，不是机体的纯寒、纯热或纯虚、纯实，也不只涉及到一脏一腑，而是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复杂，缠绵难愈，而且越是高龄，越是疾病后期，这个特点越是突出，越不容易重新恢复新的阴阳平衡，所以由衰老引发的许多不适与疾病是生命后期的必然，人与病长期共存是老年人的生存常态。

　　针对老年病的特点，李辅仁主张用药要杂而不乱，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明确立法治则。纵然病情复杂，矛盾重重，遣方用药时仍须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繁而有序，杂而不乱，理法方药一气贯通。

　　顾护正气，留人而后治病，是李辅仁诊治疾病的又一特点。他强调治疗老年病，用药补勿过偏，攻勿过猛，用药要平和。老年人正气亏乏，五脏俱虚，故时刻注意顾护正气，即使要攻邪，也要兼顾攻补兼施。李辅仁反复强调，因为只要正气尚存，生机就在，因此顾护正气为老年保健的根本大法，尤其是病情危重时，应以扶正为当务之急，以求正气有所复，留人治病。如邪气缠绵，经久不愈时，可转而扶助正气，以求增强机体抗邪能力，祛邪外出。李辅仁较少使用龙胆草、黄连、栀子、大黄、附子、川乌、草乌、细辛、乳香、没药、地龙、全蝎等过于苦寒辛热或腥臭碍胃、损肝伤肾之品，既使使用也必是中病即止，或同时佐以和胃解毒药物，以防发生毒副反应。对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峻猛攻伐及有毒之品，如麻黄、芦荟、芒硝、木通、二丑、大戟、甘遂和虫类药，则根本不用，恐老年人难以承受而发生各种严重的毒副反应。李辅仁在抢救危重症时，尤重扶助正气，固本培元。临证时独参汤、生脉饮、十全大补汤是李辅仁常选的方剂。

　　李辅仁临证中还特别注意固肾、和脾胃。他经常询问患者食欲如何、排便是否正常、有无腰腿酸痛、行动坐卧是否便捷等，以了解肾和脾胃的状况。他治疗时常加入和胃健脾、补肾填精之品。

　　李辅仁用药善用甘寒。他临证时大苦大寒之品使用不多，转而多以甘寒之品替代。他告诫后学：一是患者多为老年人，对药物的耐受力极差，不宜使用过于苦寒之品；二是患者多为北京居民，北京气候干燥，患燥热者多。甘寒药物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最为适用，而苦寒之剂却有截阴之弊，过用恐加重症状；三是苦寒药物口感差，影响患者的依从性，甘寒之品却无此缺点。

　　善用药对是李辅仁用药的另一显著特点。李辅仁继承了施今墨名医善用药对的经验，临证处方时多将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常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浑然一体，达到了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目的。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从医60余年，他挽救了无数危重患者，慕名而来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

　　兼容并蓄中西合璧

　　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中西医精诚团结，取长补短，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他力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药学的实践离不开《内经》、《神农本草》等经典医籍，但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都源于医学家在临诊实践中，结合实际来开发经典中基本理论的含义，可以说学派的形成都是始于创新，这就是“尊古而不泥古”。

　　以此为基础，李辅仁发展了《内经》的“形能”学说，指出“形能”分为生理形能和病理形能两个方面。他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两种“形能”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古已有之的“形能”学说，成为出奇制胜地攻克现代老年性顽症的利器。

　　作为中医师，李辅仁主张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学习西医长处，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使病人受益。

　　他解释说，中医重辨证，“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表现在机体整体层次上的综合病理变化。“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识别和理解“证”的过程。“证”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直接把握病人的机体反应状态，着眼于改善机体内在的稳态调节机制，调动机体综合抗病能力。但“证”只能从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状上去揣摩，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西医重辨病，它运用奠基于现代科技与实验研究的基础理论，说明病的解剖部位、组织的病理改变、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分子生物学变化的详情和细节，将其归纳为“病”的概念。“病”形成了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鉴别诊断，因有结构、功能的变化，影像、化验为依据，描述具体，治疗也是针对病因，令人一目了然。

　　他认为中西医结合之关键，在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在于理论体系之争鸣。医生治病辨证的关键不在大同，而在小异。他主张，临床上要抓住主证、断然处方。对于疑难重证，要有“药到而立起沉疴”的胆识，对“经方与时方”要灵活化裁运用，在制方用药上要做到不求标奇立异，唯疗效必须出奇制胜。

　　李辅仁坚决反对以流派划门派，以偏赅全，竭力倡导当今为医者不可各执一端或固守门户之见，而应在临床实践中整体的、辩证的、发展的认识人体与疾病，不断学习、吸收各医家的学术观点与诊疗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因人、因地、因时治宜，辨证论治，治病求本，方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且，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树立良好的中医形象，保证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时代，中医学不仅不再是“独此一家”，甚至有被异化、被取代的危险。中医同道及广大患者自然知晓中医学的独特魅力，但是不能否认现代医学以其严谨的逻辑、直观的形态表述、快捷的疗效等优势占据了医学的主流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医工作者就不能仅仅着眼于自己内部的交流与学习，而应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扩大知识面，不断吸取现代医学、科学的养分，将他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发展与完善自己。

　　养生有道美意延年

　　中医百年坎坷，他经历大半。他告诫，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态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今年已经90岁了，满头银发的他行动敏捷，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体重一直保持在70多公斤，可以说他自身的健康是他医术、医理的绝好例证。

　　李辅仁经常与人分享他的养生观念，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甜食，生活琐事亲力亲为，随时随地运动，勤动手勤动脑，在工作、生活中都保持年轻的心态。他曾说到，自己自小家境不丰，故生活勤俭，常常都是粗茶淡饭，但是也知足常乐。随着年纪增长，饮食以素淡为主，少吃甜食，少吃脂肪类，多食水果及蔬菜，养生之道“自俸甚薄”，平时吃得简单，不吃什么特别贵重的补品。他认为，中国人传统饮食中带糖的食品很多，比如农历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所以他有意识的不吃糖，长期坚持下来，至今和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富贵病不沾边。

　　李辅仁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寄托很重要，如果自己在六十岁就退休，就没有今天的好身体，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每天自己买菜，自己擦地板，多走楼梯，气血循环好，人就不容易生病。他认为，运动可以代替部分药物，而一切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

　　李辅仁说，自己这一生遇到的不顺利和波折太多了，中医百年坎坷，自己经历大半，如果不是豁达的心态，恐怕早就没有今天了。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情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还告诫老年人，无论从事体力活动还是脑力劳动，均不宜过劳。否则可导致抵抗力下降，易罹患各种疾病，尤其是重度的脑力活动会严重地损耗气血精津，造成头晕、耳鸣、失眠、健忘等症。

　　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适当的体力活动或体育锻炼，可以调畅气机，疏通血脉，增强体质，从而保证灵活、协调的肢体功能。故李辅仁常鼓励老年患者进行适当的体力活动，不可久坐久卧。但要注意量力而行，不宜剧烈运动。

　　抚慰病患推己及人

　　“青年一代的医生应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

　　“李老诊病，如坐春风。”前来就诊的患者这样告诉记者，李辅仁对待患者无亲疏、厚薄，均一视同仁。他说，一个医生的一生，归根结底就是医德、医术和医风。

　　数十年从事老年保健医疗工作，他一直本着“人之痛，己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尊敬和爱护就诊者。李辅仁临证时，不仅耐心细致，辨证严谨，用药精当，还常以年近九旬的丰富人生阅历及时疏导患者，劝导患者多与他人交流，丰富兴趣爱好，调节情绪，从而感受生活的美好，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都特别愿意到李辅仁诊室，因为不仅是解决身体上的病痛，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李辅仁这样告诉弟子，中国古代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青年一代的医生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就不会好到哪儿去。李辅仁常说，为医者，医术固然应求一流，而医德、医风更应高尚，不可有丝毫侥幸投机之心。

　　李辅仁说，自己尤其反对为迎合患者之需求，或为私心而取悦患者，开“人情方”，妄用贵重之品，他称之为“害人不利己”。处方选药要经得起考验和推敲，反思之而无愧悔。避免毒、副作用大的药，因为老人肝、肾功能减退，解毒、排毒作用降低，易致损伤；也忌“望而生畏，闻之刺鼻，食后作呕”及疗效不确之药。至于价格特贵之药，给国家、个人带来过重负担，也当力求避免。

　　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曾题赠李辅仁：“白衣之慈，青囊之术，安老扶康，德音遐布”，这也是对李辅仁品格的真实写照。

　　李辅仁小传

　　1919年，出身中医世家，幼年随先父、先兄学习中医;

　　1939年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成为施派之嫡传弟子；

　　1942年至1944年代理施今墨诊所诊务；

　　1944年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

　　1954年至今，于中国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

　　1991年10月1日，获中国国务院颁发的"表彰发展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AC）“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二十九：吴咸中 中西医结合“擎旗人”

　　◆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

　　◆ 上世纪70年代中，他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

　　◆ 21世纪初，他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学术传承人；

　　半个世纪前，毛主席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要把建国以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中医和西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门新的医学。面对这个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很多人退缩了。但是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努力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寻找一条和谐发展之路。

　　他就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奠基人、原天津医学院的老院长、今年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

　　为兵求勤，为将求锐，为帅求智，为师求贤，是吴咸中为人、治学的准则和成功的秘诀。

　　满族家庭  三兄弟成医学泰斗

　　20世纪50年代末，吴咸中被誉为天津普通外科“三把刀”之一。他是中外著名医学大家，并和他的兄长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

　　吴咸中于1925年8月28日（农历）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满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家是满族正黄旗，也是书香之家，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家道中落，以教私塾为业。吴咸中说自己家教甚严，父亲笃信儒学，崇尚礼教，一生都以中庸为原则。父亲为他取名“咸中”，意为时时处处都要按“中庸之道”行事。

　　吴咸中在家排行最小，他也和两个哥哥一样立志学医。1943年，吴咸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满洲医科大学。1948年，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在天津中央医院(后改为天津市立总医院)外科开始了从医生涯，从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副教授，一干就是17年。1956年，31岁的吴咸中即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并被称为天津市医务界“三把刀”之一。

　　值得惊叹的是，吴家兄妹五人，除了三哥学习农业之外，另外四人全部从事医学，并且出了两位院士！吴咸中的大哥吴执中和二哥吴英恺先后毕业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后又都留学英美，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医学家——吴执中是中国近代职业病研究的奠基人与开创者；吴英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享誉世界的一代医学泰斗，中国心胸血管外科奠基人，一手创建了北京阜外医院、安贞医院。吴咸中本人也成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事业使他跻身于中外知名的医学大家行列，并和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皆为中国医学泰斗。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吴咸中说，当数二哥吴英恺。二哥对他的要求严格近乎苛刻，问病史，查病情，做手术，记病历，全部要求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为练习手术技巧，年轻的他甚至被兄长“挤对”得找来茶壶，两只手放到茶壶里去练。他今天之所以还是奋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术权威，和当年练下的基本功是密不可分的。

　　响应号召  古方破解急腹症

　　毛主席的批示影响了吴咸中后半生。20世纪60年代初，吴咸中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成果被称为天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两朵花”之一。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对卫生领域作重要批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高潮。

　　为了响应号召，被誉为“神刀”的吴咸中放弃了已见硕果的西医外科，于1959年初，开始学习中医。经过两年半的系统学习，他圆满结束学业，获得了以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名义颁发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和证书。他得到的考核评语是“是学中医而探骊得珠者”。探骊得珠，本意指人入险境而求得珍宝。吴咸中放弃了原来的西医岗位，在一条前途未卜的路上摸索，确实要冒一定的风险。从此，吴咸中开始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求索，一生矢志不渝。

　　20世纪60年代初，吴咸中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成果被称为天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两朵花”之一。他形成和完善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腹部疑难急性疾病上取得重要突破，并首倡“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发展，从而形成药物疗法、手术疗法与微创技术三者完美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

　　用中药治疗急腹症这个非手术疗法，具有明显优势，患者不仅恢复得非常快，还能减少术后并发症。广州一名市委书记患结肠癌，手术后第6天肚子胀得非常严重。专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说是腹膜炎，要马上做手术，有的说要做人工肛门。只有吴咸中说：“这个病人不是肠梗阻，是手术吻合口有露的地方，肠子里的气跑到腹腔而致气腹，但没有腹膜炎。把这个气穿出来，随后就按照溃疡病穿孔的治疗方法，可避免手术就能把病治好。”其他专家半信半疑。结果给病人做穿刺，气一下就出来了，肚子马上消胀了，再按溃疡病穿孔治疗方法施行针灸，几天后病人果然痊愈了。

　　吴咸中的灵丹妙药是活用《伤寒论》中的通里攻下法，通里攻下就是调整肠道蠕动，促进排泄。在西医精确诊断的基础上，用中药治疗单纯性的肠梗阻、阑尾炎、溃疡穿孔等，百分之七八十的患者都可以免受开刀之苦。而急腹症一经诊断立即手术，这以往都是写进教科书中的金科玉律。吴咸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中医只是慢郎中、只能治慢性病的传统观念。

　　吴咸中从1961年开始研究急腹症，他不仅用现代医学解释了2000年前《伤寒论》中的古方，还用它破解了西医很难攻克的疑难重症。1964年吴咸中调任天津市南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

　　从1971年春至1976年，吴咸中先后举办了11期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学习班，为全国培养了上千名技术骨干。1972年吴咸中主编的第一部专著《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出版。1973年他主持出版了《急腹症通讯》，用以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经验。1975年5月，他创办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

　　起死回生  他最崇敬周总理

　　是周总理把关了四年多“牛棚”的吴咸中请到北京接见，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起死回生。吴咸中作为唯一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守候于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吴咸中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那是1976年周总理医疗组成员向总理告别的场面。医疗组里，吴咸中是唯一一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生。

　　“总理是我最崇敬的人，能够为他治病，也是我一辈子的荣耀。”吴咸中眼眶中泪光闪动——尽管已经时隔30多年，但吴咸中总觉得周总理还在自己身边。

　　吴咸中和总理的交往，始于1971年。当时，正值任南开医院当院长的吴咸中在“文革”中被关“牛棚”几年之后，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消息，他被树为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典型，参加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把吴咸中叫到主席台，坐在他的身边，总理向他询问了治疗急腹症的经验。

　　总理问吴咸中：“你们能治哪几种病，胰腺炎你们治过没有？你会不会开方子？”吴咸中自信地说：“会开”。总理又问：“你们推广得怎么样？”他说：“有推广，但是推广得还不够。” 总理说:“那不是你们保守，是还没有实行推广。”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事业起死回生。吴咸中永远记得总理对他的勉励和嘱托，并以此作为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永恒动力。

　　但是让吴咸中没想到的是，5年后自己竟能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总理减轻病痛。“我是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叫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总理已多日未便，吴咸中开了一张方子，疗效很好。第二天，邓小平来看总理，邓颖超高兴地对邓小平说，吴大夫给开的这个药通里攻下，大便通了。邓小平对吴咸中等专家说：“你们用通里攻下，这个很好，这个经验应当总结总结。”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18天里，就是用这个办法来维持……讲到这里的时候，两行清泪已经顺着吴老的脸颊无声滑落。

　　总理去世后，邓颖超专门寄给吴咸中一些照片作为留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一张周总理的照片。“每当仰望周总理慈祥的面容，都会想起周总理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肯定和鼓励，心中增添无穷的力量。”吴咸中激动地说。

　　三支力量  “海陆空”协同作战

　　吴咸中认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应该搞成海陆空协同作战，不能搞魏蜀吴三足鼎立。吴咸中创建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为“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之一，他因此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为了调查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从1982年到1983年，吴咸中带头组织调研组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数十家中西医结合机构，就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可行性、西学中队伍与中西医结合机构的现状等写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报告中他提出了一句颇具分量的话：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不应是魏蜀吴，鼎立三分”，而应是“海陆空，协同作战”！这个比喻举重若轻，为面临危机的中西医结合指明了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西医结合事业不断壮大，中西医结合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急腹症的绝技早已闻名海内外。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断肢再植、烧伤。吴咸中也因此跻身于中外著名医学大家行列，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1978年~1994年吴咸中任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1984年，他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急腹症）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中西医结合骨干。1989年，他领衔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并提出在高层次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思维。

　　吴咸中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后人员、30余名博士和48名硕士,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梯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成为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如中国微创外科的创始人之一的鲁焕章教授。

　　1991年，吴咸中从天津医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后，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他提出用中西医结合向急性重症胰腺炎和急性重症胆管炎这两个国际公认的外科难症发起挑战，使重症胰腺炎的病死率已经从30%降到15%；重症胆管炎的病死率从20%降到了2%。2003年，吴咸中对通里攻下法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0年来他获奖无数，主持参与国家多项科技攻关项目和省市重大科研课题，共获20余项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专著15部。

　　大家风范   鞠躬尽瘁忘暮年

　　作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一面旗帜，吴咸中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依旧坚持不辍于临床、教学及科研一线。写诗、上网、养鸟……晚年生活充满情趣。

　　他常告诫自己：事业未竟，尚需继续努力。每一次和同行交流，他都一再承诺：一要继续当好人梯，培养德高医粹的人才；二要继续当好参谋，为工作在一线的学术带头人出谋划策；三要继续跑龙套，为改善学科条件摇旗呐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吴咸中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年青一代：他拿出珍藏多年的图书，自己出资为研究生和外科医生建立了图书角，还在城郊购置了一套单元房，让研究生们去那里静学沉思，著书立说；他去美国探亲，为大家带回了六本厚厚的专业书，要求他们分头钻研，作读书报告，而第一次报告则由自己来作示范；他至今还坚持每周六大查房制度，即使实行双休日也未作改动，他还充分利用急腹症研究所的条件，建立了计算机房、阅读室、写字间、报告厅，供年轻医生们使用。

　　吴咸中说：“在病人面前，我是个医生，医乃仁术，应施惠而莫图报；在学生面前，我是个教师，育人为本，应身教重于言教；在组织面前，我是个党员，遵守党纲党章，要事业至上，鞠躬尽瘁。”但凡熟悉吴咸中的人，都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他的这句“名言”。也许这些名言，成就了他的事业。

　　吴咸中出身儒学世家，自幼酷爱古文及诗词歌赋，不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对历史和哲学有浓厚兴趣。他才思敏捷，诗趣盎然，常有感而发，挥笔而就。如1990年底，他主编的《腹部外科实践》第二版发行，他赋诗一首：

　　伏案推敲近七年，查询资料几万千。

　　严冬喜看风扬雪，三伏挥汗妙趣添。

　　博览中外精华取，众志成城汇巨篇。

　　老骥已知驰程短，但盼后生胜前贤。

　　吴咸中院士不仅自己廉洁从医，还组织国内著名医学家共同发起制定“医师公约”，并带领弟子们联合发出抵制“红包”的倡议书；他还把自己所得各项奖励的近80万元全都捐给医学和公益事业，表现出这位鸿儒大医的崇高医德风范。

　　吴咸中素以幽默见长。早年中西医结合实验研究处于艰难探索阶段时，他去实验室便问：“今天是成功啊，还是成功之母啊？”让大家忍俊不禁，忘却了工作的疲惫或沮丧。近年来，他获得的各类荣誉接踵而来，他又调侃地说：“看来只有长寿，才能经得起荣誉的检验。”

　　近几年，80多岁的吴咸中迷上了上网，工作再忙每天至少也要在网上逛个一两个小时，Email、BBS、手机短信、电子书都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还喜欢在家里养几只鸟，生活充满了情趣。

　　“他现在几乎天天泡在医院，围着学生转，还坚持查房出诊，对病人比对家人亲” ，在家人眼里，他依然是个“工作狂”。由于工作忙，五个子女吴咸中关照得很少，但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的五个子女及孙辈几乎全都学医。老伴张丽蓉也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专家。全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想，也有着共同的快乐。吴咸中笑称，“我们家族医生‘成堆’，都可以开个综合性医院了。”　

　　吴咸中从事中西医结合的50多年时间里，尽管在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始终都没有离开中西医结合事业。每次开会，老朋友们都会问：“你的中西医结合，爬坡爬得怎么样了？”他呵呵一笑，答道：“还在爬。”

　　“殚心竭力半世纪，中西结合一目标”是吴咸中坚持中西医结合方向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中西医结合继续发扬光大，造福于人民。

　　吴咸中简历

　　1925年8月28日（农历）　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

　　1948年　毕业于满州医科大学（沈阳医学院前身），同年分配在天津市中央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前身）外科工作。

　　1959年2月—1961年9月在天津市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

　　1964年 调任天津市南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

　　1975年 创建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任所长。

　　1984年6月　任天津医学院院长。

　　1998年  创建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AD）“30位国医大师介绍”之三十：裘沛然 鸿儒大医

　　◆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持论伤寒温病学说于一体。

　　◆ 他以“人学”至理，倡“文化大道”，展一代鸿儒大医风范。

　　5月，裘沛然在上海交通大学出席赠书仪式，将自己最新出版的文化论著《人学散墨》赠送给上海部分高校学子。

　　6月，上海东方卫视播出“国医大师裘沛然”的人物访谈专题节目，裘沛然与主持人对话中医学与传统文化。

　　10月，裘沛然现身在上海举行的“中医药发展与人类健康”国医大师暨专家研讨会，就振兴中医药事业建言献策。

　　11月，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国医大师裘沛然与中医和人文社科界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受聘。裘老担任该中心名誉主任。

　　从这些不时见诸媒体的活动报道中，不难想见，已是95岁高龄的裘沛然以他的健康、智慧和赤诚，呕心沥血地书写着他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辉煌篇章。

　　丰厚扎实的理论学养、活人无数的方药实践、博学多识的儒学功底、能诗善文的艺文才情、高德大义的济世仁心，是对一代鸿儒大医裘沛然的真实写照。

　　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他酷爱读书，医儒并修；他涉猎广泛，博采众长；他勤求古训，融会新知

　　裘沛然一生酷爱读书，居所多置书橱，藏书逾十万卷。他读书范围十分广泛，早年就学私塾和国学专修馆，除传统儒家经典，对哲学、史学、文学、化学、医学类书籍也广为阅读。后来致力于医学，但阅读求知面远不局限于医籍。他的藏书中文史类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差不多占到一半。他常说，“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读书之趣得之于少时机缘。裘沛然1916年生于浙江慈溪，7岁始入私塾，11岁就读国学专修馆，先生施叔范是当地硕儒，博学通达，仁爱好施，而督学甚严，要求他熟诵经史百家、唐宋词章。午夜一灯，晓窗千字，习以为常。业师的品格风范和教育启迪，让年幼的裘沛然初窥国学之门径，并虚心好学，手不释卷，循序渐进。

　　13岁时，裘沛然于念书之余跟叔父裘汝根（广西名医罗哲初弟子）学习针灸。除了经常侍诊左右，对针灸要籍、中医经典，他都择要背诵，渐次粗通医理。

　　裘沛然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割据，世事纷乱，复古、崇洋，各走极端。均与他经世致用之志不合，遂把人生理想寄托于医学一途。1931年他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他学习更为刻苦认真，埋头读书，浸淫于医学和国学典籍。

　　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他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重要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温热经纬》中的主要内容，都能熟读掌握。

　　他读书不限于课程安排，而是杂取百家。单以伤寒一类而言，就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如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温病方面，则旁及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孟英的著述。另如金元四大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但他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对于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有关书籍，亦曾粗加浏览。在国学方面，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亦择要选读。

　　无论课堂听讲还是随师侍诊，他还喜抄录笔记，以为反复阅读揣摩之用。他曾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到后来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了《读医抄本拾遗》，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4本抄本，均是他70多年前抄录而仅存的笔记讲义。当时他还整理了丁济万老师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同学一时传抄。

　　读书和临证的用心，使他掌握了丁师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同时，他又常请益于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受益匪浅，日见长进。

　　1934年，裘沛然毕业后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1958年，应聘入上海中医学院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数十年来，读书仍是他最大的爱好。徜徉于医学之林，使他辨识百家之长，探究其微言大义，每多领悟。而医学之外的知识，则让他有大道相通之慨，触类旁通之能。

　　他在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做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２００余种治病方法。而在年过八旬之后，复阅二十四史和古今载籍，为写作《人学散墨》多举例证，增强说服力。

　　诊治难症独出机杼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养生“一花四叶汤”

　　裘沛然临床经验丰富，对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总结的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可谓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在医学界引起热烈反响。

　　他认为，疑难杂症缠绵难愈，有五方面原因。一是人体正气表现十分虚弱，失却制止病邪的能力；二是病邪峻厉，人体正气不能抗拒；三是病情复杂，或表里同病，或寒热错杂，或大虚大实和虚实夹杂；四是病邪深痼，相互胶结，深入隧络，不易祛除；五是患者失去信心，精神崩溃。

　　因而他提出，辨证仔细，分析全面，才能制定正确治疗方法。一是养正徐图法，调养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二是反激逆从法，如在热盛火炎的病证而用大剂寒凉的方中加入少量温通之品，或在寒盛阳微的病证应用温热重剂中加入苦寒药，峻补方中略加消导，攻泻方中又加入补正之药等。三是大方复治法，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四是内外通贯法，根据脏腑经络为一整体、营卫气血周流内外，将中医外科学许多名方应用于内科疾患。五是培补脾肾法，着重调补脾肾。六是斩关夺隘法，在邪气盛实，正气未衰的情况下，果断投以峻厉祛邪方药。七是随机用巧法，医者运用巧思，投药紧扣病机以取捷效。八是医患相得法，医患精神糅合为一，使病人精神安定，激发抗病正气。此外，他还善用古方治今病，用方知常达变，讲究处方贵精，立法宜奇，用药在巧，关键在博。

　　裘沛然在学术理论上，搜百家学说，在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经络的研究、养生学说、中医药学术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见解。

　　他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针对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他从病证概念到实际内容进行研究考证，指出“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问题，他提出，“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经络担负着传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他指出，经络除“点”、“线”相连之外，还应当从它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论及养生之道，裘沛然认为，养生贵在“全神“，最重要的是养心。他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体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养生“一花四叶汤”，一花，即指身体健康长寿之花；四叶，即一为豁达，二为潇洒，三为宽容，四为厚道。

　　针对中医药学术的基本思想，他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中医学的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探索人体生命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

　　传承学术传播文化

　　他教书育人，强调德才兼备；他建言献策，为中医发展鼓与呼；他著作等身，主编出版书籍42部

　　裘沛然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和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教材，他就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等６部针灸学著作。裘沛然数次受命卫生部参加和主持中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工作，出色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改任务。他勤于著述，主编撰写出版中医论著42部。

　　在教学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中医“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以提高教学质量。曾获卫生部领导和中医界的赞同。适值“文革”肆虐，旋成劫灰。

　　他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当然是德才兼备，而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他说，为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高尚品格的人：对师长要尊敬，对同道要谦逊、真诚、宽容，对后学谆谆诱导，热情教诲，对病者一视同仁。

　　他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并希望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学习培养、提高道德品格和素质修养。他根据《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纲要。

　　进德以促修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过去带教实习期间，他总是不论早晚，不避风雨，上门救治危重患者，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如今年逾九旬，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在医院内亲自诊疗，在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在2003年“非典”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即使有时身体不适，病卧在床，仍坚持为患者把脉处方，令病家感动不已。

　　裘沛然还经常组织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出积极建议，并多方加快呼吁中医药立法工作。同时，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倾注大量心血。他提出的“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中医发展方向，在中医界得到了广泛认同。

　　作为中国首批名老中医师承导师，裘沛然悉心培养，其学术继承人王庆其目前已成长为“上海市名中医”。2005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裘沛然名师工作室”，开始系统整理裘沛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2006年国家科技部批准“裘沛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正式确立为“十五”攻关课题，2008年“裘沛然治疗喘咳病的临床经验运用研究”又确立为科技部“支撑”计划课题。 

　　诗文佳作道德文章

　　他工诗善弈，技惊里手；他以“文化大道”引“医学小道”；特撰《人学散墨》，以治疗心灵疾患

　　如今，裘沛然虽已是耄耄之年，仍未释卷停诊。他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行动自如，身体虽然消瘦却很少生病。工作闲暇，裘沛然喜欢吟诗写词和与人对弈，其诗多寄托遥深，著名书法家胡问遂以“笔为苍生始可珍”墨宝相赠。

　　裘沛然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可谓博古通今，医文俱佳。被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程门雪赞为“一时诗句动星辰”。一部《剑风楼诗文钞》六十余位书法家欣然为其诗濡墨挥毫。而在《裘沛然选集》中收录了他的不少诗词佳作和散文随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选的《翰苑吟丛》收录了裘沛然15首诗歌，对其诗至为推许：“先生是当世大医，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卓有建树，以善治疑难杂症著称，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及诗文造诣，以良医涉世，良相胸怀，好学不倦，老而弥笃。其诗沉郁而兼旷达，晚近之作理致与诗兴交融，臻浑成老境矣。”《辞海纪事》曾这样描述他的文笔：“那一手精妙美文如同出自文学大家之手，而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绝非当今一般作家所能比。”

　　关于他的诗弈之趣，有两则美谈逸闻。一个是他与已故海派大画家唐云赖诗画相交的故事。唐云以孤傲狂放著称，裘沛然对于唐云的书法极为钦佩，一日路过唐府，于是径直进门相访。唐云面对陌生来客，踞坐高椅，生硬发问，傲慢之态溢于言表。裘沛然答：“我有一首诗，要请你写字。”唐云依然视若无睹说：“把诗拿给我看看。”接诗之后，唐云捧读再三，蓦然起立，请裘沛然就坐，并招呼保姆递烟送茶，坚持留饭，并言：“大作极佳，理当遵命。”宾主谈诗论艺，言谈甚欢，其后订为至交，成就艺坛佳话。另一个是裘沛然与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多有手谈，胡大师惊呼裘老以如此高龄而有不凡棋艺和神来妙招，遂称裘老为真正的中国冠军，但又补一句，“您是古稀年龄一段的全国冠军”。两位冠军相晤，其乐融融。

　　裘沛然吟诗弄文，诗文深处却是他对济世活人的牵系。他曾自诗：“世犹多病愧称医。”身为医生，有责任救治民众的身病，也有责任矫治民众的心病和社会的道德风情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儒医”的标准。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发现：道德修养、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疾病具有重要的影响。做了好事，心情愉快，气血调和，对于健康很有裨益；而如果做了亏心事，虽然人或不晓，但是自己心虚气怯，脏腑失调，自然有损身心健康。

　　他尝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对“做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使他的视野超越了医学范围，而向史学、哲学领域延伸。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社会人情的思索，他形成了学术性与普适性相结合的儒学观念。为孔孟儒学“拨乱反正”，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他开始动手撰写《人学散墨》一书。当时他已八十七岁。八年来，他或请教专家，或博览群书，或灯下沉思，或聚友商谈，汇众人之力，屡易其稿，终于面世。书中强调了立德养性的做人之道。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立意深邃，融会贯通，集中反映了他的博识才学和仁爱之心，更透露出老人浓浓的道德忧患精神，为社会广泛关注，评论界称之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

　　历来医生兼晓儒学的不少，然而像裘沛然这样对儒学进行深入研究与长期思考，特别还撰有儒学专著者，在古今医家颇为少见。 

　　裘沛然简历

　　1916年1月　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1928年-1930年　随叔父裘汝根学针灸。

　　1930年-1934年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

　　1934年-1958年　在浙江慈溪、宁波及上海市行医。

　　1958年-1977年　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针灸学教研室副主任，经络学、内经、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

　　1978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主任。

　　1979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0年　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0年　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