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第拉伸疗法 苗振:奋战上海200天 1

　　20多个部委100多人同一天到达上海

　　1976年10月12日，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国务院20多个部委、局及北京市委奉命参加工作组的同志共100多人，于同一天飞抵上海。遵照中央的部署，各部到上海名义上是了解1977年计划安排情况，实际上是接管上海市，任务相当艰巨。各部由部长、司局长带队，选派的干部都是政治上较强、业务精通的骨干。轻工业部首批派往上海参加工作组的有陈锦华、谢红胜、鲁万章、王金光4位司局长与周鹏年、李澄和、朱庆颐和我共8人。

　　我们一行8人于12日晚住进国际饭店。开头几天，大家分头到市革会工交组、市纺织局、市轻工业局联系工作。10月下旬，根据工作组领导的安排，轻工业部8人分赴两条战线展开工作。陈锦华为首的6人进驻上海市文教口，谢红胜与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的6位司局级干部分别到上海市革会工交组下设的5个组。我作为谢红胜的助手，也一起到工交组工作。我们两人除到工交组外，还重点到市纺织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轻纺两个局当时情况十分复杂，上棉十七厂和三十一厂分别是王洪文、王秀珍的“老窝”。轻工业局的领导权由王洪文的“小兄弟”马振龙把持。

　　我们的任务艰巨，人手不够，后请示钱之光部长，并报林乎加同志批准，部里又先后增派了娄世勤、徐政、王海南、潘裕仁、凌晋良等5人参加工作组，他们到达上海后，加强了对市纺织局、轻工业局揭批“四人帮”的领导。市手工业局问题不大，花的精力相对少些。此后，李正光局长也参加了工作组，到1976年底，轻工业部参加工作组的人员达14人。

　　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我们到上海后，从10月13日起，到市革会工交组、纺织局、轻工业局联系工作。14日晚，南京路上贴出了《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大标语，外滩一带人山人海，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我们也挤到人群中看大字报，观察动向。每天晚上看到22点左右，回饭店后，陈锦华、谢红胜召集碰头会，每人汇报一天来的所见所闻及轻工业局、纺织局、手工业局三个局的情况。

　　粉碎“武装暴乱”的阴谋

　　从10月12日工作组到上海起，到10月26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领导职务的半个月时间内，是上海局势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一帮“小兄弟”狗急跳墙，妄图动用民兵搞“武装暴乱”，上海随时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在这半个月内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陈锦华、谢红胜每隔一两天要向中央写汇报材料。他们起草报告后由我和娄世勤同志抄清。按照中央事先的约定，在信封上写“北京立新路9号收”，寄信人落款是“郑勤”（即采用郑定铨、娄世勤两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为防止这些材料被上海邮电部门拦截扣留，重要的报告不在上海寄发，而是采取解放前地下党的活动方式，派我带信件乘火车到苏州，下车后确认无人跟踪，再坐车到市中心附近的一个邮局投寄，确保信件安全发到北京。

　　北京立新路9号在哪里？是哪个机关所在地？当时并不清楚。前几年，我在原国务院机械委秘书长董峰同志处看到一份1979年12月22日的会议记录：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成立机械委问题，会议地点在“立新路9号南会议室”。老董说，70年代末期因中南海北区办公用房装修，有几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在立新路9号院办公。存在20多年的“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我们的报告当时是直接寄送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10月9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黄浦江沿岸的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机厂架设了两部电台，起草了所谓的《告全国人民书》，计划阴谋一旦得逞，立即在电台播出。11月7日，谢红胜、徐政和我找中机厂党委书记张秀同志了解情况。张秀说：10月9日那天，市民兵指挥部曾到中机厂察看地形、安装电台，他们看到厂里有7个门，进出方便，能容纳1万民兵，感到满意。10月12日，张秀即派人去南京军区，向彭冲的秘书报告了这一动向。关于在这两个厂安装电台问题，当时由公安部工作组人员重点排查，有关部工作组人员积极配合。

　　马振龙原是上海搪瓷厂的工人，1966年紧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轻工业局当头头。马天水曾吹捧马振龙是“我们最好的青年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工作组即对他隔离审查。11月4日，谢红胜、潘裕仁和我到轻工业局查看了马振龙设在地下一层的“保密室”。这间密室藏有他贪污的大量轻工产品，用的、吃的、穿的样样都有，仅上海产的各种手表就有100多块。他经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赠送手表及其他轻工产品。“四人帮”余党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暴乱”，马振龙是“急先锋”，他特地制作了搪瓷汽车牌号（一旦需要时可将原来的汽车牌号拆下，换成这个假车号），收集了军用地图、上海市区详图及一批自行车、应急灯、压缩饼干等物资，存放在密室里，随时准备“暴乱”时动用。

　　“四人帮”余党策划“武装暴乱”的图谋，虽然由来已久，但在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不久就彻底失败。这一事实证明，中央工作组处理反革命武装暴乱阴谋的政策和策略得当，使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讨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