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笑间 徒行 小说:50年代的周恩来险些辞职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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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毛泽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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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为此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1958年3月,毛泽东一语惊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苦闷中,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等人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重大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是直接针对反冒进的,其中说到: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