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麟爱的逃兵:中国人(尤其“时评人”)应学会该如何讲理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生为中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理讲不清”的尴尬――无他，大多数国人要么根本不讲理，要么根本不知该如何讲理。

　　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一文中写道，“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十分困难。”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对(validity)，错(in validity)。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①诉诸经验事实;②诉诸逻辑推论;③诉诸传统;④诉诸权威;⑤诉诸教条;⑥诉诸风俗习惯;⑦诉诸暴力;⑧诉诸情感;⑨诉诸立场;⑩诉诸利害关系;⑾诉诸多数――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⑿诉诸人身。”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①到②并作一类，叫做A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B类。他说，“如果我们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而且只是A类，那末我们所发出的这个语句便可开放，任随大家批评，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如果我们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而且只是B类，那么我们所发出的这个语句便不是开放的，不是任随大家批评的，不是交付经验事实来检证折，或逻辑核校的。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A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B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S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对于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殷海光先生论证得相当清楚，即在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说得通俗一点，无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真理往往是简单的，但实践起来却未必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就拿“摆事实，讲道理”来说吧，似乎人人都懂，但往往一张嘴，一动笔，我们不尊重事实，不讲道理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了。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身为“时评人”，我对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讲理感触尤深。我写评论时一直都奉殷海光先生的“讲理原则”为圭臬，坚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绝不说任何缺乏事实支撑或经不起逻辑核校的过头话。当然，作为“时评人”，一般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也就只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读文章很刁，一般不读49年后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可因为在时评圈子里混的缘故，不免也读了不少其他“时评人”写的评论，可却难得读到一两篇写得有理有据的文章――如果评论者或辩论的对手也遵循殷海光先生的“讲理原则”，就算在事实上有出入或在逻辑上有缺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原谅的。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国人――包括很多“时评人”――在进行所谓的“辩论”时，最容易犯如下两种毛病：①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随意地贴标签;②虽诉诸经验事实，但其所引用的事实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即由此事实推演不出彼结论来。在我看来，这种无根的言论与其说是“辩论”，倒不如说是谣言更为妥当。尽管如此，这种言论在中国社会里却非常有市场，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对于中国社会数量巨大的缺乏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的群氓来说，谣言是他们心底郁积的非理性情绪最安全、最舒适的发泄口。

　　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并不表示他们所说的就没有任何依据。比如，他们会引用村上春树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来证明自己支持弱势群体的正确性，而不顾事实上，某弱势群体在某一具体的事件中，某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写文章说方文山写的歌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只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他们连你的文章都不看，就会给你扣上一顶“想借炒作自己”、“眼红”或“无知”的大帽子。其实，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骑墙派，看到哪边人多势众就偏向哪一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他们可以诉诸传统、诉诸权威、诉诸教条、诉诸风俗习惯、诉诸暴力、诉诸情感、诉诸立场、诉诸利害关系、诉诸多数或诉诸人身攻击，只要这些玩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标签贴的行为合法化。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儿――因为，我的眼中没有任何权威，而且从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固然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有些人也“摆事实”，却同样还是一样地不讲道理或不懂讲道理――因为就算他们摆出的事实100%地准确，可这事实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者“东一榔头，西一耙头”，一个问题还没论述清楚，马上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一文里排列出了这些人的种种面相：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

　　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

　　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虽然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至今，80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包括时评界――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的评论版，并因此而被业内视为“知名评论家”，而那些真正“摆事实，讲道理”的作品，却处于这种与谣言无异的言论的重重包围之中，大大地削弱了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