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教育: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体系与托马斯·莫尔一脉相承

2011-03-26 1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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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首位理想主义思想家——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通过对政治学的观察所揭示的思想绝对不是某种遥远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他对于古希腊城邦治理进行观察后撰写了其早年政治学论著《理想国》，无疑为共产主义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曾探讨“什么是正义”，认为“个人的正义与城邦的正义是一致的”，《理想国》又逐渐探讨何谓“完善的城邦”。柏拉图相信，能够促进“全体公民最大幸福的”是“正义”的城邦，而城邦建立务必立足于正义。“一个完善的城邦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这几种美德之间应该形成一定的关系，即智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勇敢和节制服从智慧的指导。”

正义是一种秩序。城邦的正义在于每个人对于秩序的遵从，城邦中，个人的正义则在于对秩序的维护。“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柏拉图在其理想中的政治城邦里确实想象着“平等”、“公正”以及“共同富裕”。然而，他真正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是城邦而不是个人，是精英而不是民众。因为真正能够使得“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得到高度一致的，只有统治者这样的少数精英。

社会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有着漫长而深远的思想渊源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强调的“社会整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关系，在柏拉图和基督教思想中有所体现。社会主义并不属于某一个思想传统，而是吸收各种思想流派中强调“人的社会性与人的平等的因素”的结果。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宝贵素材，而近代自由民主主义，特别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也成为社会主义思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强烈批判过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并阐述他眼里理想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莫尔相信，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私有制下的国家权力机构无非是一伙有钱人的阴谋组织而已。他提出了著名的“乌托邦”，其特质是“公有制”，“劳动”则是基本宗教。人们被组织到家庭中从事生产活动，一切贸易和交换活动被禁止。“莫尔乌托邦”与“柏拉图理想国”之间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民众”（不是“精英”）的生产、生活、教育等都受到严格的管制。

“乌托邦”被提出来后，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纷纷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那样的病状。他们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人们善良愿望”的基础之上，成为被讽刺为“空想”的主要原因。他们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诞生奠定了阶段性基础。

“政治”是在特定的时空内统治特定大众的艺术。马克思对“社会”或“国家”的思考对讨论“共产主义”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化为阶级之后的产物。”从马克思列出的“生产发展—剩余产品—私有制—阶级—国家”的线索以及他总结巴黎公社实践后的结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他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也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国家”持有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了无产阶级组建自己政党的必要性。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政权组织“模式”，“无产阶级专政”是最能实现“共产主义”，即在一个“社会”里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管理模式。

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底什么样的治理框架最适合实现拥有“共同富裕”、“平等”等因素的“共产主义”？“完善的城邦”、“乌托邦”、“人民的公社”、“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被输出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欠发达状态。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共产主义”是指“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它在发展上分两个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指的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阶段，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社会资本或产品极为丰富，百姓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公有制下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割而一贯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最后目标在理论上是消除社会分化、贫富差距，通过按需分配，实现真正的平等——即共同富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思想家遗留下来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完美无缺的。倘若一个国家社会能够按需分配经营政治生活，简直是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或者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

柏拉图、莫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通过对现实社会结构矛盾的观察而不断“想象”没有社会矛盾的、平等公正的、共同富裕的“城邦社会”。但是，任何思想都应该与时俱进。思想必须更新，否则毫无价值。以共产党为执政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政体的新中国最近面临的问题不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人口膨胀及老龄化、缺水与污水、能源的短缺、价值观的崩溃、思想的流失、“拜金族”的快速增加、整体国民文化素质落后、官僚的贪污腐败、民主与法治的缺失……但是，中国正在前进，是不争的事实。

共产主义今后在中国扮演何样角色？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主流了，中国也正在实行着市场经济，并被世界多数政府和人民讽刺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共产主义还能起到良性作用吗？众所周知，在全球资源短缺、中国必须确保从国外吸收资源、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形势下，把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落到实处几乎不可能。中国政府将向人民按需分配财富？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看，今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立场”也会越来越艰难，时代正考验着思想。

“理想中的城邦”在中国也将起到独特的作用。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物质的发展过快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青年对国家社会的忠诚度急速下降的恶劣形势下，以社会平等、共同富裕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至少对“虚伪现代化”能够起到制衡作用。何况，“共产主义”与“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意识形态并不背道而驰，而是相辅相成。

中庸才是关键。“现实VS理想”、“市场VS计划”、“经济VS环境”、“发展VS民主”、“出口VS内需”、“城市VS农村”、“富人VS穷人”、“政府VS民间”、“自由VS管制”、“法治VS人治”、“改革VS保守”、“右派VS左派”……两者之间需要保持平衡是本质。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都被妖魔化，在我看来是当代中国的最大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