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豫剧下陈州李斯忠:【面对面】师昌绪：心怀远虑 20110417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2:47:16
伟大科学家师昌绪，其人格足以让我们后辈学习！视频网址： http://news.cntv.cn/china/20110417/103449.shtml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在目前中国的歼击机上有一个部件极为重要，它是一个不到10厘米的高温合金，在这当中有十个细小的孔，最小的孔只有一毫米，这种有极高技术难度的材料决定了中国歼击机的安全。今天我们《面对面》访问这种材料的研制者师昌绪先生，这位已经90多岁，但是仍然每天要穿过大扇大门去上班的老人。 人物简介： 师昌绪 91岁 河北人 材料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 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2011年1月14日，因为在我国的高温合金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著名材料科学家师昌绪获得了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师昌绪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个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台大推力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太行发动机的模型，这是师昌绪90岁时候的生日礼物。 记者：为什么送您这个？ 师昌绪：就因为我提出来的，我提出来要研制这个发动机。 记者：就是这个。 师昌绪：嗯。这是1983年我提出来搞。 太行发动机的研制成功，意味着我国的歼击机有了中国心，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5个能够自主设计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之一。而为太行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奠定坚实基础的，正是50多年前师昌绪主持研制的高温合金材料铸造而成的空心涡轮叶片。当时这种高温合金的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全世界只有美国才有。英国也在研究该项技术，但一直没有实际应用。1964年，我国设计研制出新型战机，但缺少大推力的发动机，高温合金的空心涡轮叶片是其中的关键部件。时任航空科学院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提出，中国要自主研制这种空心涡轮叶片，这在业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荣科找到了师昌绪，他当时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高温合金研究组负责人。
师昌绪：荣科和我很要好，然后他讲空心叶片一年以内我给你搞出来，我要搞不出来我脑袋挂在你这个发动机设计所的门口。 记者：这不就下军令状了吗？ 师昌绪：军令状。大家都很愣，说你老荣要是敢弄的话，我这个发动机就有门了，于是当天晚上就到我家去了。 记者：他说那个话之前都没跟你商量过呀？ 师昌绪：没跟我商量，根本不知道。 记者：他怎么那么大口气呢？ 师昌绪：他知道我们在搞什么，他知道我们搞铸造合金，而且很好，然后当天晚上快9点了到我家了，老远，他在(沈阳)西塔，我在南塔。然后就问我，他说老师有个任务你敢不敢接。 记者：您怎么说？ 师昌绪：我说我也没见过呀，我说怎么弄，他说他见过，他在巴黎航展上见过，他给我画了个草图。 记者：这见过也不管用？ 师昌绪：就说人家已经有了，我当时马上我就说了，我说美国人能有，我们就能有，我一点犹豫也没有。 记者：您完全不知道怎么弄？ 师昌绪：不知道怎么弄，摸索，有答案了，如果是没答案我就犹豫了，不一定能成，它有答案，外国人能做了，你怎么不能做。 在金属材料研究中，高温合金是最难的课题，但又是航空航天和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师昌绪一直在带领研究组进行攻关。而他对于成功的把握也正是基于他们一直以来的研究成果。 记者：您怎么知道说您就能够做出来，也许您找到那个答案也许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呢？ 师昌绪：这就是我觉得叫胆识，胆识基于你这个基础知识、经验和决心、责任心。 记者：可是您不担心他这个任务是有一个时间要求的，他都说过，我一年之内肯定能拿出来，您怎么敢有这个把握呢？ 师昌绪：别人不敢承担，你也不承担，这不整个完了，这关键在于你为了中国的航空上去，我不干，别人也不干，那不就整个上不去了。因为我也考虑到金属所的条件，我们铸造高温合金走得最早，别人那里还都没开始呢，所以我觉得舍我其谁。 1964年，师昌绪开始带领100多人的课题组研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空心涡轮叶片，他们碰到的最难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材料做芯，才能使叶片不弯也不断。 师昌绪：用什么做芯子，找不到。 记者：怎么呢？ 师昌绪：芯子你还得脱出来，还不能断，还不能弯，我们试过石英芯子，它脆，一弄就断了。后来在一个美国杂志上，看到卖这个石英芯，也不知道说是干什么，就是卖这个，后来一想他肯定是做这个的，于是乎就下定了注意，攻这石英芯，过去我们攻过，攻过老断，就解决这个断的问题。 记者：您又不能向他们订购是吧？ 师昌绪：不能。金属所当时有一个玻璃工，你要什么他都能给你造出来，石英，而不是玻璃，玻璃熔点低，石英是1000多度，他给你做出来了。这个事还是靠你胆量，因为你技术得探索。然后又和工厂合作，所以这个最主要的，你还是能够组织人在一起合作，你说是谁最重要，大家都重要。所以我的本事可能就是团结大家，包括工厂、设计单位，没一点矛盾。 记者：您靠什么呀？ 师昌绪：我就靠人格魅力，就是不为自己，你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大家都很愉快。 记者：你那时候心理压力大吗那时候？ 师昌绪：没什么压力。 记者：责任在你身上呀？ 师昌绪：那在身上，压力大也没用，我这个人大概最大的长处就是适应性很强，就是随遇而安，你不要老是发愁，你发愁有什么用，我很想得开。 记者：晚上能睡着吗，那个时候？ 师昌绪：有个别时候也许睡不着，我这来一个问题，你怎么想把问题解决老想睡不着。 课题组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攻克了造型、脱芯、合金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的难关，做出了我国第一片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第二年11月正式投产。这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成功地采用了精铸气冷涡轮叶片的国家，仅比美国晚了5年的时间。迄今为止，这种空心涡轮叶片装备了我国很多战机发动机。 师昌绪：大概80年代初，荣科领着Rolls-royce的总设计师叫胡克，到四一零厂去参观。这胡克说，你们用上铸造空心叶片了，我就看到你们这个程度，我就没白来中国一趟，所以他回去敢用了，接着苏联也用了。 记者：您不怕当时有人批评您说太冒险了，说你看英国，英国人那么谨慎，八年都没用，然后中国人研究出来就用了，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师昌绪：冒险，你不冒险他能前进吗，任何一个向前进都要保险，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现在就因为人家怕冒险，所以先进的东西都不敢用，这就是我们当前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说我活得好好的，叫我搞新东西最后还没把握，我能搞吗？光想自己，没想到国家往前走，缺乏这个。所以像我这样早就前进了
记者：那个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师昌绪：哦，那个是。 记者：那个能拿出来吗？ 师昌绪：拿吧。这个是我大学毕业的。 记者：小伙子真精神。这多大？ 师昌绪：帅哥。 记者：这是在哪呢，在哪拍的？ 师昌绪：在汉中。 记者：就是陕西。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学士帽了。那应该是？ 师昌绪：1945年。 记者：您那个时候知道你的前途吗？ 师昌绪：不知道，那时候是想当个工程师什么的。因为学工的。但是后来有机会留学，我也就去留学了。 1920年，师昌绪出生于河北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伯祖父是前清进士，父亲是前清秀才。在这个4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师昌绪并不突出。 记者：我看您写过文章，里面说你小的时候智慧平平，绝对不是一个聪明人。 师昌绪：对。 记者：这句话是自谦的话吗，是谦虚的话吗？ 师昌绪：不是谦虚的话，我确实不聪明。 记者：怎么会呢？ 师昌绪：因为不光不聪明，还邋遢。我到现在都比较邋遢。 记者：你是不是不拘小节，小时候？ 师昌绪：也不能说不拘小节，过去小的时候就邋遢，流鼻涕，流哈拉。真的。 记者：哪个小孩不那样，哪个小孩都那样。 师昌绪：不一样，我是特别，特别邋遢。小的时候，我们有12个弟兄，我是老七。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我最没出息。 记者：怎么不聪明啊？ 师昌绪：我记得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背总理遗嘱，就是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人家头一天老师布置上第二天要背，人家都背上来了，我就背不上来。 记者：但是你不是小时候功课最好吗？ 师昌绪：功课最好，后来特用功。 记者：您是下笨功夫。 师昌绪：应该是用功的程度超常。 1934年，师昌绪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当时著名的保定师范学校，准备毕业后当老师。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也改变了师昌绪的人生轨迹。他选择了读高中，毕业时报考了西北工学院矿冶系。 师昌绪：当时有这么一个思想，叫实业救国。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师昌绪：当时你要想国家富强，你就得开矿炼钢。 记者：那个时候你还年轻，怎么样会把自己的命运跟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师昌绪：你叫日本人欺负，赶着你跑，你中国要想不是这样，你就得强盛起来，怎么强盛啊，所以只能是开矿、炼钢、修铁路。 1945年，师昌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工作了3年之后，师昌绪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了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硕士学位、欧特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在金属材料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本想毕业之后回到中国，但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留美的理工科学生全部被限制回国。 师昌绪：为什么呢？因为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和美国应该是个平手，于是乎美国就非常地害怕中国共产党，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太厉害了，所以他就不让中国留美的学生回来了。 记者：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师昌绪：他就不让你回来，把护照都收走了。 记者：是所有的留学生吗还是？ 师昌绪：中国留美学生，当时有5000多，所以那个时候就回不来了。回不来我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吗？ 记者：知道，MIT。 师昌绪：就找了个工作，一边做研究工作，一边争取回国。 记者：可能有人会劝您，说那个条件下，你就留在那做做研究也是可以的。 师昌绪：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还是得应该回来。因为过去有这么一个富民强国的这么一个愿望。后来我那个大教授，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国呀？我说我有家，有年迈的父母，没娶媳妇，这是一个。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说我在美国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你们美国像我这样的多得很，我说中国不一样，中国缺少我们这种人，所以我要回去。 为了争取回国，师昌绪想了很多办法。 师昌绪：你比方说我在印度找事，在瑞典找事，他不让回来，我到印度去你应该让我走吧，后来真正我在印度还找到事了。给移民局说，移民局说，你只要想离开美国，我们就认为你想回中国，所以不行。 记者：那时候有没有一个规定，如果你私自离开会是个什么后果吗？ 师昌绪：后果就是蹲监狱，你违反他的法律了。 记者：那你当时能有什么办法吗？ 师昌绪：后来我们就借开夏令营会，就是大家聚会吧，就讨论怎么回国，两个问题，就决定了两个，一，你必须要宣传，叫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要回国，这样的话，他就不敢随便抓你了。 记者：第二呢？ 师昌绪：第二你要跟国内取得联系，这个是最难的。当时你也不敢通过苏联，所以就给周总理写信，写信还是我到处跑，我印刷的，我们还有一个卷筒油印机。 师昌绪通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给周总理的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这封信后来成为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同时，师昌绪和同学们还印刷了两千份告美国国民和联合国书，表明中国留学生要回国的愿望。 记者：可是你印了2000多份信，你怎么发，发给谁？ 师昌绪：当时就想发，但是我们在波士顿有5个人已经登了报了，说这5个人要想回国。 记者：当中有您吗？ 师昌绪：有我，所以我们就不敢在波士顿发，所以只能在纽约去发。 记者：又坐火车到纽约去？ 师昌绪：波士顿到纽约是200英里吧，于是带着两个大皮箱，因为那个信封是A4，两个大皮箱我就上了火车了，上了火车之后，马上来了个列车员，男的，有四五十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国？ 记者：他怎么知道你要回去？ 师昌绪：是呀，我也愣了。他怎么知道我要回国。会不会是特务？所以我的大皮箱在车上，他也没注意，他也没看，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国，我说我家有父母，还没娶媳妇。我说所以要回家。反正我说了一些大道理吧，孔子什么都说了。所以我一看他也没什么恶意，问了以后，他就走了。后来我这么想，他怎么知道我要回国呀，因为那天有一个报纸，science monitor，基督教箴言报，波士顿最有名的报，采访我，而且是头版头条有我的一个大照片，所以他就对上号了，所以有惊无险。 记者：那您把那大箱子带到纽约去，你怎么发呢？ 师昌绪：上来两个人，纽约我们都有联系，一块在各个邮筒，有一两个小时，因为他们有汽车，到处这撒一点，那撒一点。 记者：这个能有用吗？ 师昌绪：还真有人写信给报纸，说我们不应该扣留中国学生。有的都写信给他的议员。还真起作用了。当然这也是很大的危险，顾虑倒不怕他在美国关几年，怕他把你送到台湾。因为我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如果他给送到台湾，蒋介石一看…… 记者：是，还真没想过有这种可能性。 师昌绪：所以也是非常冒险。 迫于各方压力，1955年春，美国政府被迫同意一些中国留学生回国，师昌绪名列其中。1955年6月，师昌绪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师昌绪：但是一个最不幸的事，就是我上船的那天我母亲就死了，没看到。所以我到家以后，我一看我嫂子和三个侄子都穿孝，晚了一步。 回国以后的师昌绪被分配到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师昌绪： 那个时候就下厂，中国组织了一批科技人员在抚顺钢厂，沈阳到抚顺40公里，当时也可以坐火车。我不愿意指手划脚，你们下去，你去，我在家里头指挥，所以我是亲自下厂，几乎天天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老伴小产过两次，她那时候正好是快要临产，所以我不放心，所以白天到抚顺，晚上在家，往往是5点钟起床，就赶第一趟电车，上大闷罐车，知道闷罐车吧？ 记者：我知道。 师昌绪：那个时候有盲流，一满车厢，根本没坐的地方，就站着，一个钟头到抚顺，晚上8点，再回来，回到家又10点了。 记者：每天这样？ 师昌绪：每天这样，一两个月。所以我就得了肾盂肾炎。肾盂肾炎就是尿血、腰疼，我一天没休息。 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师昌绪理论联系实践，针对当时我国既没有镍，又没有铬，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的现实条件，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而他也成为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然而，就在1965年空心涡轮叶片研制成功不久，文革开始了，师昌绪受到了冲击。 师昌绪：他就怀疑你来搞特务的，就把我抓进去了，逼着你叫你承认这个那个，给你编造一点承认，不承认就打，所以那时候我都要自杀了。我当时已经神经有点分裂了，因为我老自己嘟囔，我说还不如死了好，我那个同屋，那个人年轻，他听见我老在嘟囔死了好，所以他就报告那个监视员，所以我就没有死，要死了没今天了。 记者：那后来您那个心里有怨恨吗，对那些人有怨恨吗？ 师昌绪：没怨恨，实际上我就认为那一段历史是一个误会，有坏人操纵的，所以整我的那些人我照样对他们很好，一个(整我的人)升级的时候需要学部常委会讨论，讨论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说他坏话，我还投了一票，我要说他文化大革命怎么跳哒，那个时候人都恨这个，所以肯定过不去，我都没说。另外一个也是为了别的事给我写信，我都给他办了，人就是这样。 师昌绪的这种宽厚和无私正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老同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佛爷。 袁海波：这个佛爷不是那个老佛爷的意思，就是人非常平易近人，非常慈祥，有大家的风范，但是没有大家的架子。他只要说你不管是高的还是低，大人物，小人物提出的事情，他只要觉得对整个国家发展有利，他都会热情帮助。只要是对提一些年轻人有利，他都会热情支持，就是这么一个人。 记者：我也听有人说，说您就是个老好人。 师昌绪：老好人。老好人也可能是对人比较好，这个是正面的。所以有一次在90岁上，我发了个言，我说我是1979年入的共产党，我说过去，我这个共产党员在过去是不合格的，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我的斗争性太差。我说现在是和谐社会，所以我说我现在能充分发挥作用。 但就是这个老好人，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师昌绪被任命为副主任。当时正值科技体制改革，期间出现了一些盲区，全国建立了几十年的几十个材料腐蚀数据网站眼看着没人管了。这意味着多年积累的数据将毁于一旦。 袁海波：这些腐蚀数据都是工程建设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不能少的这样一些重要的数据。因为你要设计，你就必须找这些数据，不然你怎么取材，你使用什么样的材料。他在基金委主任的委员会上，就觉得这个事应该抓，但是当时意见分歧很大。都认为说不是基础研究的，基金委是基础研究的，但师老坚持这是基础工作，而且是国家重大建设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缺了它你是没有办法搞建设。那么后来他是力排众议。最后大家被他说服了，后来核电站的建设跟三峡大坝的建设果然证明了这个建设是对的。 师昌绪常说自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他管的所谓"闲事"，却都是关乎于国家发展方向的大事。1992年，他和几位老科学家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倡导成立中国工程院。1994年，他主持了我国大飞机项目的论证，为先上支线飞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师昌绪：到2000年底，又提出来搞大客机，我就提出来应该是先搞大运输机，而后再搞大客机。 记者：很多人会觉得您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专家，但您经常在做一个战略方面的判断？ 师昌绪：大政策上错了就糟了。 记者：您最担心什么？ 师昌绪：最担心将来大客机卖不出去，谁敢坐，这个大运输机好用，还可以载坦克，这个南海都需要。所以我就主张先上大运输机，而后再上客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还有别人都是这个。这就是战略。 师昌绪在很多大事上的建议都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在大飞机项目论证以后，师昌绪又提出研发大锻压机，让飞机需要的大锻件实现国产化。 师昌绪：就是飞机有大梁，就是好多大的锻件，我就问他，问这个设计的人，将来大锻件怎么办？他说我找外协，就是和国外协作，我说这个有问题，我说这个大运输机是个国防，我说国防的东西立足在国外，我说这有问题，于是乎我就组织了一个专家论证组，要搞这个大的锻造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自己不懂这个锻造机，但是我可以组织人去论证这个锻造机，最后断定做一个8万吨的大锻压机，全世界第一，苏联有两套是7.5万，我们是8万。这个报上去以后，国务院就批给发改委，发改委的有些负责人就觉得不该搞。 记者：怎么呢？ 师昌绪：利用率太低，这个也是个问题，后来我就说服他了。 记者：怎么说服的？ 师昌绪：我说国防，不能讲究经济效益，我说卫星有什么经济效益，这个国防显示具有实力，我说这锻压机也是这个，我说中国将来要变成一个制造强国，就是大的锻件我能做你们都不能做，这就表示你是强国，强国的概念是别人不能做的我能做。如果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这只能算是大国，这就是战略思维。 记者：可是我们的实力能不能做到？ 师昌绪：能做到，现在都快做成了，这个明年就投产了，这个大飞机都有保障了，不用到国外去求人家，后来人家说，欧洲人都知道我们搞过8万吨，大家都想跟我们合作，他说师老你不要发愁这个订单，有的是，这都是远见。 有人评价师昌绪是一位特别的科学家，因为他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总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问题。碳纤维因为比重小，强度高，是国防军工不可或缺的新材料。我国虽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的研究，但始终进展不大，为此师昌绪非常着急。 李克健：他跟我们商量我们能不能抓抓这个事情。我就说师老你可别管这个事，这个太难了，谁抓谁就是落埋怨，而且抓不出成果了。我说你是搞合金的，搞合金，碳纤维不属于你这个领域，你又不懂，这个事你可别插手。师老说我知道难度很高，但是国防需要怎么解决，我是做材料的科学家，我们为国防需要我们提供成千上万种新材料，保证了国防建设的需要，如果碳纤维上不去，影响了国防建设，他我说死不瞑目。 为了支持李克健组织调研，师昌绪从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协调到了出差经费，在摸清楚情况以后，师昌绪组织召开了研讨会，并亲自写信给党中央，很快得到批复，碳纤维项目得到国家863计划的专项支持。如今我国的碳纤维已经完全做到自力更生，满足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师昌绪：荣科和我很要好，然后他讲空心叶片一年以内我给你搞出来，我要搞不出来我脑袋挂在你这个发动机设计所的门口。 记者：这不就下军令状了吗？ 师昌绪：军令状。大家都很愣，说你老荣要是敢弄的话，我这个发动机就有门了，于是当天晚上就到我家去了。 记者：他说那个话之前都没跟你商量过呀？ 师昌绪：没跟我商量，根本不知道。 记者：他怎么那么大口气呢？ 师昌绪：他知道我们在搞什么，他知道我们搞铸造合金，而且很好，然后当天晚上快9点了到我家了，老远，他在(沈阳)西塔，我在南塔。然后就问我，他说老师有个任务你敢不敢接。 记者：您怎么说？ 师昌绪：我说我也没见过呀，我说怎么弄，他说他见过，他在巴黎航展上见过，他给我画了个草图。 记者：这见过也不管用？ 师昌绪：就说人家已经有了，我当时马上我就说了，我说美国人能有，我们就能有，我一点犹豫也没有。 记者：您完全不知道怎么弄？ 师昌绪：不知道怎么弄，摸索，有答案了，如果是没答案我就犹豫了，不一定能成，它有答案，外国人能做了，你怎么不能做。 在金属材料研究中，高温合金是最难的课题，但又是航空航天和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师昌绪一直在带领研究组进行攻关。而他对于成功的把握也正是基于他们一直以来的研究成果。 记者：您怎么知道说您就能够做出来，也许您找到那个答案也许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呢？ 师昌绪：这就是我觉得叫胆识，胆识基于你这个基础知识、经验和决心、责任心。 记者：可是您不担心他这个任务是有一个时间要求的，他都说过，我一年之内肯定能拿出来，您怎么敢有这个把握呢？ 师昌绪：别人不敢承担，你也不承担，这不整个完了，这关键在于你为了中国的航空上去，我不干，别人也不干，那不就整个上不去了。因为我也考虑到金属所的条件，我们铸造高温合金走得最早，别人那里还都没开始呢，所以我觉得舍我其谁。 1964年，师昌绪开始带领100多人的课题组研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空心涡轮叶片，他们碰到的最难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材料做芯，才能使叶片不弯也不断。 师昌绪：用什么做芯子，找不到。 记者：怎么呢？ 师昌绪：芯子你还得脱出来，还不能断，还不能弯，我们试过石英芯子，它脆，一弄就断了。后来在一个美国杂志上，看到卖这个石英芯，也不知道说是干什么，就是卖这个，后来一想他肯定是做这个的，于是乎就下定了注意，攻这石英芯，过去我们攻过，攻过老断，就解决这个断的问题。 记者：您又不能向他们订购是吧？ 师昌绪：不能。金属所当时有一个玻璃工，你要什么他都能给你造出来，石英，而不是玻璃，玻璃熔点低，石英是1000多度，他给你做出来了。这个事还是靠你胆量，因为你技术得探索。然后又和工厂合作，所以这个最主要的，你还是能够组织人在一起合作，你说是谁最重要，大家都重要。所以我的本事可能就是团结大家，包括工厂、设计单位，没一点矛盾。 记者：您靠什么呀？ 师昌绪：我就靠人格魅力，就是不为自己，你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大家都很愉快。 记者：你那时候心理压力大吗那时候？ 师昌绪：没什么压力。 记者：责任在你身上呀？ 师昌绪：那在身上，压力大也没用，我这个人大概最大的长处就是适应性很强，就是随遇而安，你不要老是发愁，你发愁有什么用，我很想得开。 记者：晚上能睡着吗，那个时候？ 师昌绪：有个别时候也许睡不着，我这来一个问题，你怎么想把问题解决老想睡不着。 课题组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攻克了造型、脱芯、合金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的难关，做出了我国第一片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第二年11月正式投产。这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成功地采用了精铸气冷涡轮叶片的国家，仅比美国晚了5年的时间。迄今为止，这种空心涡轮叶片装备了我国很多战机发动机。 师昌绪：大概80年代初，荣科领着Rolls-royce的总设计师叫胡克，到四一零厂去参观。这胡克说，你们用上铸造空心叶片了，我就看到你们这个程度，我就没白来中国一趟，所以他回去敢用了，接着苏联也用了。 记者：您不怕当时有人批评您说太冒险了，说你看英国，英国人那么谨慎，八年都没用，然后中国人研究出来就用了，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师昌绪：冒险，你不冒险他能前进吗，任何一个向前进都要保险，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现在就因为人家怕冒险，所以先进的东西都不敢用，这就是我们当前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说我活得好好的，叫我搞新东西最后还没把握，我能搞吗？光想自己，没想到国家往前走，缺乏这个。所以像我这样早就前进了
记者：那个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师昌绪：哦，那个是。 记者：那个能拿出来吗？ 师昌绪：拿吧。这个是我大学毕业的。 记者：小伙子真精神。这多大？ 师昌绪：帅哥。 记者：这是在哪呢，在哪拍的？ 师昌绪：在汉中。 记者：就是陕西。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学士帽了。那应该是？ 师昌绪：1945年。 记者：您那个时候知道你的前途吗？ 师昌绪：不知道，那时候是想当个工程师什么的。因为学工的。但是后来有机会留学，我也就去留学了。 1920年，师昌绪出生于河北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伯祖父是前清进士，父亲是前清秀才。在这个4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师昌绪并不突出。 记者：我看您写过文章，里面说你小的时候智慧平平，绝对不是一个聪明人。 师昌绪：对。 记者：这句话是自谦的话吗，是谦虚的话吗？ 师昌绪：不是谦虚的话，我确实不聪明。 记者：怎么会呢？ 师昌绪：因为不光不聪明，还邋遢。我到现在都比较邋遢。 记者：你是不是不拘小节，小时候？ 师昌绪：也不能说不拘小节，过去小的时候就邋遢，流鼻涕，流哈拉。真的。 记者：哪个小孩不那样，哪个小孩都那样。 师昌绪：不一样，我是特别，特别邋遢。小的时候，我们有12个弟兄，我是老七。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我最没出息。 记者：怎么不聪明啊？ 师昌绪：我记得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背总理遗嘱，就是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人家头一天老师布置上第二天要背，人家都背上来了，我就背不上来。 记者：但是你不是小时候功课最好吗？ 师昌绪：功课最好，后来特用功。 记者：您是下笨功夫。 师昌绪：应该是用功的程度超常。 1934年，师昌绪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当时著名的保定师范学校，准备毕业后当老师。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也改变了师昌绪的人生轨迹。他选择了读高中，毕业时报考了西北工学院矿冶系。 师昌绪：当时有这么一个思想，叫实业救国。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师昌绪：当时你要想国家富强，你就得开矿炼钢。 记者：那个时候你还年轻，怎么样会把自己的命运跟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师昌绪：你叫日本人欺负，赶着你跑，你中国要想不是这样，你就得强盛起来，怎么强盛啊，所以只能是开矿、炼钢、修铁路。 1945年，师昌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工作了3年之后，师昌绪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了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硕士学位、欧特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在金属材料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本想毕业之后回到中国，但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留美的理工科学生全部被限制回国。 师昌绪：为什么呢？因为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和美国应该是个平手，于是乎美国就非常地害怕中国共产党，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太厉害了，所以他就不让中国留美的学生回来了。 记者：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师昌绪：他就不让你回来，把护照都收走了。 记者：是所有的留学生吗还是？ 师昌绪：中国留美学生，当时有5000多，所以那个时候就回不来了。回不来我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吗？ 记者：知道，MIT。 师昌绪：就找了个工作，一边做研究工作，一边争取回国。 记者：可能有人会劝您，说那个条件下，你就留在那做做研究也是可以的。 师昌绪：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还是得应该回来。因为过去有这么一个富民强国的这么一个愿望。后来我那个大教授，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国呀？我说我有家，有年迈的父母，没娶媳妇，这是一个。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说我在美国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你们美国像我这样的多得很，我说中国不一样，中国缺少我们这种人，所以我要回去。 为了争取回国，师昌绪想了很多办法。 师昌绪：你比方说我在印度找事，在瑞典找事，他不让回来，我到印度去你应该让我走吧，后来真正我在印度还找到事了。给移民局说，移民局说，你只要想离开美国，我们就认为你想回中国，所以不行。 记者：那时候有没有一个规定，如果你私自离开会是个什么后果吗？ 师昌绪：后果就是蹲监狱，你违反他的法律了。 记者：那你当时能有什么办法吗？ 师昌绪：后来我们就借开夏令营会，就是大家聚会吧，就讨论怎么回国，两个问题，就决定了两个，一，你必须要宣传，叫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要回国，这样的话，他就不敢随便抓你了。 记者：第二呢？ 师昌绪：第二你要跟国内取得联系，这个是最难的。当时你也不敢通过苏联，所以就给周总理写信，写信还是我到处跑，我印刷的，我们还有一个卷筒油印机。 师昌绪通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给周总理的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这封信后来成为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同时，师昌绪和同学们还印刷了两千份告美国国民和联合国书，表明中国留学生要回国的愿望。 记者：可是你印了2000多份信，你怎么发，发给谁？ 师昌绪：当时就想发，但是我们在波士顿有5个人已经登了报了，说这5个人要想回国。 记者：当中有您吗？ 师昌绪：有我，所以我们就不敢在波士顿发，所以只能在纽约去发。 记者：又坐火车到纽约去？ 师昌绪：波士顿到纽约是200英里吧，于是带着两个大皮箱，因为那个信封是A4，两个大皮箱我就上了火车了，上了火车之后，马上来了个列车员，男的，有四五十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国？ 记者：他怎么知道你要回去？ 师昌绪：是呀，我也愣了。他怎么知道我要回国。会不会是特务？所以我的大皮箱在车上，他也没注意，他也没看，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国，我说我家有父母，还没娶媳妇。我说所以要回家。反正我说了一些大道理吧，孔子什么都说了。所以我一看他也没什么恶意，问了以后，他就走了。后来我这么想，他怎么知道我要回国呀，因为那天有一个报纸，science monitor，基督教箴言报，波士顿最有名的报，采访我，而且是头版头条有我的一个大照片，所以他就对上号了，所以有惊无险。 记者：那您把那大箱子带到纽约去，你怎么发呢？ 师昌绪：上来两个人，纽约我们都有联系，一块在各个邮筒，有一两个小时，因为他们有汽车，到处这撒一点，那撒一点。 记者：这个能有用吗？ 师昌绪：还真有人写信给报纸，说我们不应该扣留中国学生。有的都写信给他的议员。还真起作用了。当然这也是很大的危险，顾虑倒不怕他在美国关几年，怕他把你送到台湾。因为我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如果他给送到台湾，蒋介石一看…… 记者：是，还真没想过有这种可能性。 师昌绪：所以也是非常冒险。 迫于各方压力，1955年春，美国政府被迫同意一些中国留学生回国，师昌绪名列其中。1955年6月，师昌绪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师昌绪：但是一个最不幸的事，就是我上船的那天我母亲就死了，没看到。所以我到家以后，我一看我嫂子和三个侄子都穿孝，晚了一步。 回国以后的师昌绪被分配到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师昌绪： 那个时候就下厂，中国组织了一批科技人员在抚顺钢厂，沈阳到抚顺40公里，当时也可以坐火车。我不愿意指手划脚，你们下去，你去，我在家里头指挥，所以我是亲自下厂，几乎天天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老伴小产过两次，她那时候正好是快要临产，所以我不放心，所以白天到抚顺，晚上在家，往往是5点钟起床，就赶第一趟电车，上大闷罐车，知道闷罐车吧？ 记者：我知道。 师昌绪：那个时候有盲流，一满车厢，根本没坐的地方，就站着，一个钟头到抚顺，晚上8点，再回来，回到家又10点了。 记者：每天这样？ 师昌绪：每天这样，一两个月。所以我就得了肾盂肾炎。肾盂肾炎就是尿血、腰疼，我一天没休息。 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师昌绪理论联系实践，针对当时我国既没有镍，又没有铬，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的现实条件，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而他也成为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然而，就在1965年空心涡轮叶片研制成功不久，文革开始了，师昌绪受到了冲击。 师昌绪：他就怀疑你来搞特务的，就把我抓进去了，逼着你叫你承认这个那个，给你编造一点承认，不承认就打，所以那时候我都要自杀了。我当时已经神经有点分裂了，因为我老自己嘟囔，我说还不如死了好，我那个同屋，那个人年轻，他听见我老在嘟囔死了好，所以他就报告那个监视员，所以我就没有死，要死了没今天了。 记者：那后来您那个心里有怨恨吗，对那些人有怨恨吗？ 师昌绪：没怨恨，实际上我就认为那一段历史是一个误会，有坏人操纵的，所以整我的那些人我照样对他们很好，一个(整我的人)升级的时候需要学部常委会讨论，讨论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说他坏话，我还投了一票，我要说他文化大革命怎么跳哒，那个时候人都恨这个，所以肯定过不去，我都没说。另外一个也是为了别的事给我写信，我都给他办了，人就是这样。 师昌绪的这种宽厚和无私正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老同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佛爷。 袁海波：这个佛爷不是那个老佛爷的意思，就是人非常平易近人，非常慈祥，有大家的风范，但是没有大家的架子。他只要说你不管是高的还是低，大人物，小人物提出的事情，他只要觉得对整个国家发展有利，他都会热情帮助。只要是对提一些年轻人有利，他都会热情支持，就是这么一个人。 记者：我也听有人说，说您就是个老好人。 师昌绪：老好人。老好人也可能是对人比较好，这个是正面的。所以有一次在90岁上，我发了个言，我说我是1979年入的共产党，我说过去，我这个共产党员在过去是不合格的，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我的斗争性太差。我说现在是和谐社会，所以我说我现在能充分发挥作用。 但就是这个老好人，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师昌绪被任命为副主任。当时正值科技体制改革，期间出现了一些盲区，全国建立了几十年的几十个材料腐蚀数据网站眼看着没人管了。这意味着多年积累的数据将毁于一旦。 袁海波：这些腐蚀数据都是工程建设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不能少的这样一些重要的数据。因为你要设计，你就必须找这些数据，不然你怎么取材，你使用什么样的材料。他在基金委主任的委员会上，就觉得这个事应该抓，但是当时意见分歧很大。都认为说不是基础研究的，基金委是基础研究的，但师老坚持这是基础工作，而且是国家重大建设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缺了它你是没有办法搞建设。那么后来他是力排众议。最后大家被他说服了，后来核电站的建设跟三峡大坝的建设果然证明了这个建设是对的。 师昌绪常说自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他管的所谓"闲事"，却都是关乎于国家发展方向的大事。1992年，他和几位老科学家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倡导成立中国工程院。1994年，他主持了我国大飞机项目的论证，为先上支线飞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师昌绪：到2000年底，又提出来搞大客机，我就提出来应该是先搞大运输机，而后再搞大客机。 记者：很多人会觉得您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专家，但您经常在做一个战略方面的判断？ 师昌绪：大政策上错了就糟了。 记者：您最担心什么？ 师昌绪：最担心将来大客机卖不出去，谁敢坐，这个大运输机好用，还可以载坦克，这个南海都需要。所以我就主张先上大运输机，而后再上客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还有别人都是这个。这就是战略。 师昌绪在很多大事上的建议都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在大飞机项目论证以后，师昌绪又提出研发大锻压机，让飞机需要的大锻件实现国产化。 师昌绪：就是飞机有大梁，就是好多大的锻件，我就问他，问这个设计的人，将来大锻件怎么办？他说我找外协，就是和国外协作，我说这个有问题，我说这个大运输机是个国防，我说国防的东西立足在国外，我说这有问题，于是乎我就组织了一个专家论证组，要搞这个大的锻造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自己不懂这个锻造机，但是我可以组织人去论证这个锻造机，最后断定做一个8万吨的大锻压机，全世界第一，苏联有两套是7.5万，我们是8万。这个报上去以后，国务院就批给发改委，发改委的有些负责人就觉得不该搞。 记者：怎么呢？ 师昌绪：利用率太低，这个也是个问题，后来我就说服他了。 记者：怎么说服的？ 师昌绪：我说国防，不能讲究经济效益，我说卫星有什么经济效益，这个国防显示具有实力，我说这锻压机也是这个，我说中国将来要变成一个制造强国，就是大的锻件我能做你们都不能做，这就表示你是强国，强国的概念是别人不能做的我能做。如果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这只能算是大国，这就是战略思维。 记者：可是我们的实力能不能做到？ 师昌绪：能做到，现在都快做成了，这个明年就投产了，这个大飞机都有保障了，不用到国外去求人家，后来人家说，欧洲人都知道我们搞过8万吨，大家都想跟我们合作，他说师老你不要发愁这个订单，有的是，这都是远见。 有人评价师昌绪是一位特别的科学家，因为他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总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问题。碳纤维因为比重小，强度高，是国防军工不可或缺的新材料。我国虽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的研究，但始终进展不大，为此师昌绪非常着急。 李克健：他跟我们商量我们能不能抓抓这个事情。我就说师老你可别管这个事，这个太难了，谁抓谁就是落埋怨，而且抓不出成果了。我说你是搞合金的，搞合金，碳纤维不属于你这个领域，你又不懂，这个事你可别插手。师老说我知道难度很高，但是国防需要怎么解决，我是做材料的科学家，我们为国防需要我们提供成千上万种新材料，保证了国防建设的需要，如果碳纤维上不去，影响了国防建设，他我说死不瞑目。 为了支持李克健组织调研，师昌绪从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协调到了出差经费，在摸清楚情况以后，师昌绪组织召开了研讨会，并亲自写信给党中央，很快得到批复，碳纤维项目得到国家863计划的专项支持。如今我国的碳纤维已经完全做到自力更生，满足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