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贝多芬病毒钢琴曲mp3: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第一卷 鸿鹄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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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领袖到外交艺术家：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作者：江明武TXT | JAR | UMD | ZIP | JAD
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第一卷 鸿鹄之志
第一章 少年时光（1）第一章 少年时光（2）第一章 少年时光（3）
第一章 少年时光（4）第一章 少年时光（5）第一章 少年时光（6）
第二章 南开骄子（1）第二章 南开骄子（2）第二章 南开骄子（3）
第二章 南开骄子（4）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1）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2）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3）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4）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5）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1）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2）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3）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4）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5）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6）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7）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8）第五章 旅欧岁月（1）
第五章 旅欧岁月（2）第五章 旅欧岁月（3）第五章 旅欧岁月（4）
第五章 旅欧岁月（5）第五章 旅欧岁月（6）第五章 旅欧岁月（7）
第五章 旅欧岁月（8）第五章 旅欧岁月（9）第五章 旅欧岁月（10）
第五章 旅欧岁月（11）第五章 旅欧岁月（12）第五章 旅欧岁月（13）
第五章 旅欧岁月（14）第五章 旅欧岁月（15）
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第八卷 支撑危局第一部分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4）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5）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6）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7）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8）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9）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0）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1）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2）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3）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4）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5）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6）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7）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8）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9）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0）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1）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2）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3）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4）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5）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6）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7）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8）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9）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0）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1）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2）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3）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4）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5）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6）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7）
三母育大鸾
母亲是伟大的，伟人的母亲更是伟大的。作为世界伟人的周恩来，一生都怀念生他、养他的3位母亲。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历史悠久的古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县）。淮安，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处。在铁路兴建之前，淮安是南北交通水路的要津，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淮安府境内，曾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人物：西汉军事家韩信、西楚霸王项羽、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地灵人杰，再加上经济、文化的发达，给降生于世的周恩来提供了独特的社会环境。江浙文化对祖辈、父辈的影响，延伸到周恩来的身上。
周恩来是祖父周殿魁的长孙，父亲周贻能的长子。长子、长孙出世，周家充满了喜气。在母亲心中，更是充满了慈爱。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在万家排行十二，因此大家习惯称她为万十二姑。万十二姑的父亲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与周恩来的祖辈一样，也是师爷出身，后来在淮安府的清河县（后为淮阴县）做了30年知县，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名望的人物。万十二姑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十二姑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她也热心、乐意地尽力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然而，到周恩来父亲这一辈，原本兴旺的周家已走向衰败，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长子、长孙的出世，多少给这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
父亲与十二姑商量以后，给孩子取名为“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象征吉祥、幸福。无论有没有这种鸟，父母总是希望长子有出息，将来振兴周家。
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倘若就这么死去，不仅祖宗的祭坛上不能放他的牌位，而且遗留下来的寡妇也永远被家族内外的人看不起。这时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给贻淦的妻子陈氏出“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们，就能冲喜消灾，贻淦的病也会好起来的，你也可以免除无后之苦……”陈氏左思右想，觉得也只好如此。
过继之事与周恩来父母商量后，父亲起初很是为难。他需要长年在外面做事，挣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刚有这么个儿子，就要送给别人，的确舍不得。但生母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之人，她自从嫁到周家，就目睹四弟贻淦被肺痨折磨的惨状，更理解弟媳陈氏的苦衷。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也为弟媳今后的生活着想，万十二姑忍痛把大鸾过继给了贻淦和陈氏。
然而，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贻淦的病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贻淦去世，周恩来由嗣母陈氏精心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还学过一点医学，稍通医术。在这样的家庭中，陈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自幼喜好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才女。她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由于年轻守寡，她很少出门，终日守在家中与养子大鸾相依为命，把全部的感情、心血和学识都倾注在对大鸾的抚养和教育上。嗣母丧夫的悲痛心情得到了安慰，而周恩来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周恩来过继给陈氏之时，生母万十二姑又怀上了他的弟弟恩溥。周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养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养子，陈氏又托人在当地农家为他找了一位乳母蒋江氏，3人一同生活。乳母同样慈爱、淳朴、宽厚，她在哺养周恩来之时，也把劳动人民勤俭朴实、行善积德的美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乳母也很有感情。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遭遇，周恩来与别人不同，有了3位不同意义上的母亲：生母、嗣母、乳母。
周恩来从4岁时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时候，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这时，周恩来正式取学名为恩来，字翔宇。这一名字，同样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之后，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维个性，却是最早的熏陶。
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等。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旧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在与乳母蒋江氏的共同生活中，周恩来也听到了许多劳动人民的事情，如播种、插秧、收割、舂米等等。乳母带他到乡下家中去玩，他不仅结交了乳母的亲生儿子等穷苦朋友，而且亲身体会了农民耕耘的艰辛，从中他也理解了嗣母经常给他讲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真正含义。乳母虔信神明，还经常带周恩来去烧香拜佛，求东岳大帝保佑。虽然幼小的周恩来不理解乳母为什么要去拜佛，也不知道神明是什么，但是，乳母与人为善、慈爱宽容、大公无私的品格，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后来他对佛家慈悲为怀的教义也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善于与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和平相处。1963年10月20日，他在回答亚洲佛教界人士关于“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还客观地说：“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也不唯心了。不要说1个国家，就是1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周恩来与他乳母在慈良、无私等方面，也是一致的。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早在周恩来出世不久，外祖父万青选就病逝了，但他却给万家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满书房的书。这些书，有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1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阴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里面的神话故事，对他开阔思路，发挥想像力，有很大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了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再加上嗣母的讲解，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直到40年后，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这一时期，嗣母一方面继续教周恩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名家诗句，另一方面，开始教他吟诗作对。嗣母把自己做的一些诗拿给周恩来参考，对他加强诗词方面的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爱嗣母的诗，以至后来到东北、到天津、东渡日本，都随身带着这些诗稿。善于与人相处，爱交朋友的周恩来，在清江浦的外祖父家与同辈的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在这里，他的童年是比较快乐的。
但是，家境越来越破落。周恩来的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较差，在清江浦只谋得1个薪水很低的小差事。家里经常只能靠借债度日。外祖父家的一大家子人，也经常发生纠纷。由于万十二姑贤慧、善良、办事公道，也很有办事能力，因此常常担当调解纠纷的角色。生母总是带着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周恩来从生母那里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过度劳累，生母积劳成疾，再加上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离他而去。后来周恩来回忆道：“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疾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生母去世，给他打击很大，生活的一根顶梁柱倒了。这时父亲经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了。好在还有嗣母陈氏。嗣母对周恩来更加关心爱护。但她极少出门，性格好静，因此身体也渐渐消弱。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但嗣母病体仍未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带着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
在清江浦镇，嗣母经常给周恩来讲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在场的人笑话韩信怯懦，但韩信心中明白，他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忍辱负重。后来，他果真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将军。当他再遇到那位屠夫时，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他给了自己一次很好的教训……”
周恩来听得入迷，记住了韩信胸怀大志、忍辱负重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的1908年夏天，嗣母也被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痨夺去了生命。嗣母的去世，给周恩来的打击最大。他对嗣母感情最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为纪念自己最亲爱的嗣母，周恩来写了一篇《念娘文》，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接连失去两位母亲，周恩来艰难地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又担当起主持家政，维护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重任。这个家已是债台高筑，周恩来不得不强装笑脸继续去典当借债度日。这一时期，是他最困苦的少年时期。但是母亲以往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当家的生活，给了他许多锻炼。几十年后他曾回忆说：“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六十年代，在苏联逼我国还债时，周恩来号召人们艰苦奋斗，还讲过自己从小的经历：“我常说，我这个人这一点经验最深刻。我小的时候，是1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跟大观园的生活差不多，最没有意思。”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乳母蒋江氏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照看两个弟弟，替他解决一些生活难题。
对周恩来的不幸，远在奉天（今辽宁省）谋事的伯父周贻赓早有耳闻，也经常有书信往来。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出了淮安，到东北去生活、求学。他后来回忆道：“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离开淮安之前，乳母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他走前还到母亲墓前去拜祭，为母亲扫墓。走时，他随身带上了嗣母留下的诗文。乳母含着泪对他说：“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
这一走，他一步一回头。没想到，此后一生中他再也没回淮安。他始终把对三位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东北读书时，乳母曾托人捎信给他。他到南开学校读书时，乳母还亲自到天津看望过他。对生母和嗣母，他的怀念更深。每年母亲的祭日，他都要独自1个含泪焚香静坐，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等方面，都受到他母亲的影响。三位母亲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写的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3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来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有关方面帮助查问一下乳母家里还有无后人在世。
3位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
“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
周恩来12岁的时候，他的大伯父周贻赓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饷科已升任科员，生活稍有安定。于是，大伯父托在东北做事的周恩来的三堂伯周贻谦借回乡探家的机会，将周恩来带到东北，跟随自己生活。同时，还写了一封信叫周贻谦转交周恩来。
周恩来对大伯父有很深的感情，在他父亲兄弟4人中，大伯父颇有才学，见多识广，对人很热心。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伯父商量，周贻赓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自己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周恩来在看过大伯父的信后，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去东北的决定。
周恩来处理了一下家事，又去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告别了朝夕相处的亲人和小伙伴，跟着三堂伯离开了家乡。经过长途旅行，1910年春天他到达了东北奉天。
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中国的土地，瓜分中国的版图。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东北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为拯救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开始了他在辽东的求学生涯。
从江淮平原的故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这是周恩来生活重要的转折点。正如他后来说过的：“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初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所以又随三堂伯转赴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
伯父周贻赓为了让周恩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学得“新知识”，1910年秋天，将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自己家里，并把他送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奉天古城大东门外，它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刚刚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校，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开设了修身、图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课程。
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的年代里，周恩来那颗富有感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出版的《盛宗日报》，“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一次在课堂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亲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惟有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为了实现远大的志向，周恩来在学校中学习认真，有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在校两年，“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国文成绩尤为突出，深受老师、同学赞许。国文老师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周恩来的作文常常被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供同学们观摩。
周恩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思想的敏捷，引起了教历史的高戈吾老师的注意。高老师很富于正义感，经常向学生鼓吹反清革命，慷慨激昂地讲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事迹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并向思想进步的学生推荐进步书刊。
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周恩来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扬州十日记》等革命书籍，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危机的情况和反清革命的道理，使他的朴素的爱国救民的感情不断得以升华。在高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热烈地同情革命。为了洞悉社会，暑假中，他到同班同学何履桢家去做客，那里是奉天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几年前日俄战争的战场之一就在那里的烟龙山。当周恩来来到烟龙山战场遗址，听到当地老乡们血泪斑斑地诉说沙俄军队血洗村子的悲惨情景，看到象征着帝国主义罪恶和中华民族耻辱的“沙俄碑”和“日本塔”时，周恩来满怀悲愤地大声疾呼：“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表达了他强烈的爱憎之情。
1911年10月10日，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周恩来备受鼓舞。他找来一把剪刀，带头剪掉了象征奴役、屈辱的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他成为学校里第1个剪辫子的学生。在周恩来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活动。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会上，他发表了禁烟救国的演说。他讲演道：“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炮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强，不禁毒焉能救国？”他号召大家抵制鸦片，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
1912年10月，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就读时，写了一篇题目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抓起。周恩来在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恳切要求道：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堕行检，以失人则放；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文中，周恩来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也作了比较好的阐述。他虽然当时只有14岁，却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能。这篇作文抛弃了八股的文风，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并以新思想贯穿其间。因而，得到了教师的夸奖。国文教师看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
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第二年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从1910年春天到1913年2月，周恩来在东北生活了整整3年。这3年中，他不仅在学业和思想上有很大的长进，而且还有1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把身体锻炼好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1962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的谈话中，回忆他求学辽东的生活时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1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1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胃肠，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后来，他还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南开最好的学生”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搬到天津。到天津后，他首要的事情就是准备报考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是由两位较为开明的有志之士于1904年创建的。一位是做过清朝的翰林和学部侍郎的严修，他认为要把中国和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主张教育救国；另一位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很有名气的中国教育学家张伯苓。这是一所闻名国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它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学作风比较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著称。
南开学校的考试采取淘汰的管理法，而且学费昂贵，因而考取入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课目有英文、国文、数学3门，尤其重视英文的成绩。为此，周恩来先在天津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考学。
8月16日，他参加了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录取后，编在一年级乙三班（后改为丁二班）。
此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从15岁到19岁，正是对1个年轻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时期。因此，南开学校的教育对周恩来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入学初期，国文成绩“早露头角”。后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的介绍：“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学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到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南开学校对国文十分重视。每两个星期做一次作文。周恩来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往往是提笔直书，一气呵成。
当时，天津每年举行一次全市中等学校演讲比赛，周恩来曾两次被推为学校的3名代表之一，并且这两次南开学校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从1915年3月到1917年毕业的两年多时间里，周恩来获得了国文传观、化学考试第一，全校数学速赛、全校国文特试第一，默国文考试第一，全校习字比赛行书优秀奖等十多项荣誉，毕业时获得国文最佳奖。
1916年5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各个班级都推选出作文优秀的5名代表参加。比赛规定，同一标准评卷，共取40名。当时出了两个作文题目，周恩来选的题是《诚能动物论》。他在作文中写道：“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对当时混乱的现实，周恩来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他在文中写道：“且吾窃怪以今人之明，而终不免于欧洲血战，华人自争，使世界无宁日。丧无量数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这篇精彩的作文得到了全体国文教师的一致好评。他们评价道：“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少陵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者实得其妙诀。而通体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尤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周恩来这篇作文评为全校第1名。
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入学第二年，以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他的学杂费，成为全校少有的免费生，这种情况在私立学校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之所以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与他勤奋用功的学习态度分不开的。
刚入校时，他的英文基础较弱，苏北口音较重，而使得他“英文非佳”。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每天早起，并利用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刻苦学习英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入二年级时，他的英文就相当好了。后来，他还常常看一些原版英文书籍，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英文阅读能力。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他还读了很多课外书。其中有中国历史方面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等。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周恩来常常把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他的这种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比较式的读书研究方法，对于正确地理解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评价其适用性，是十分独到和有价值的。
周恩来还坚持阅读当时出版的《民权报》、《民主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课外的读书生活，使周恩来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他的视野和思路。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1个重要收获，是道德修养的日臻完善。他从这时候起，就把思想品德的修养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认为，1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在作文《尚志论》中，他这样写道：“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抢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然则志固尚已，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周恩来认为，人立足在世界上，不能像禽兽草木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赖于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而，周恩来对集体和老师、同学格外依赖。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祝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们为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评语：“君性情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他与老师的关系也极为融洽。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则利用休息日到校长张伯苓家拜访。张伯苓非常喜欢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总是留他吃饭。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确实如此。他处处与人为善，温和诚实。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但周恩来从不骄傲，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无论对同学、友人，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同学解答疑题，辅导功课，总是那样“温和诚实”。他在《论名誉》这篇作文中写道：1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做“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他愤激地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
敬业乐群会
1914年3月，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与张瑞峰、常策欧等同学发起组织了1个学生团体，起名为“敬业乐群会”，表示“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们定办会的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辅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会”会员最初为2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也有校外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校长张伯苓对“敬业乐群会”一开始就很支持，校方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为该会的活动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建立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创办了会刊《敬业》。起初，该会会长由张瑞峰担任，周恩来担任智育部部长，他还担任过稽古部部长。1915年9月周恩来当选为副会长，12月当选为会长。
周恩来领导智育部的第一次工作是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图书馆。他带头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等16本书刊。这个图书馆便于同学们课外阅读书籍，能弥补课堂所学之不足，因而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把每周一、三、四、五的课余时间定为会员活动时间。经常聘请老师作专题学术报告，如“荀子的哲学思想”，“司马迁的《史记》”等等。有时还邀请校外的知名人士来演讲中外大事，吴玉章、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曾到校作过演讲或与同学们座谈。
“敬业乐群会”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每周一次的茶话会，就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茶话会的内容，或由会长报告会务，或讨论时事政治和学校大事，然后进行各种游艺和联欢活动。周恩来表演的趣语和伉乃如老师表演的相声都是茶话会的保留节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组织会员走向社会，接触实际生活，是“敬业乐群会”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915年10月，“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他们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
1916年5月，该会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试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些活动使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们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到收获很大。
在“敬业乐群会”的活动中，周恩来还负责主编会刊——《敬业》。《敬业》学报为半年刊，每年3月和10月出版，自1914年10月创刊，先后出版了六期。《敬业》学报的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机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进步青年拯救中华的志向。学报的内容主要刊登会员对时政的评论，学习的心得和报道会内组织的各种活动。在周恩来的主编下，这份刊物办得生动活泼，文字清新，内容丰富。据《同学录》记载：周恩来“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习，遂为全校冠。”又据南开校报记载：《敬业》学报“材料丰富，外观亦异常精美，颇蒙校内外欢迎，共销至一千数百份之多，阅者无不交口赞谀，可为出版之特色。”在《敬业》学报上，周恩来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评论、小说、杂感。主编《敬业》学报使周恩来在两方面得到了锻炼：一是积累了编辑、印刷、出版等办刊的经验，一是通过撰稿进一步提高了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
创办“敬业乐群会”和组织该会会务活动的经历，使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初步的显示，为他日后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了1个良好的基础。
《校风》总经理
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校刊——《校风》周刊创刊。这份校刊当时由学生主办，周恩来初为该刊成员，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即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
1916年1月4日，周恩来担任《校风》文苑部部长，3月起兼纪事类编辑，9月担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第二年初，因临近毕业，周恩来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周恩来担任《校风》总经理期间，负责刊物的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宜，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除此以外，他还为该刊撰写了很多文章。他的文章题材范围广，论述方面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以及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述和评论。这些文章由于文字和内容都比较好，所以同学们都争相阅读。
其中最著名的有发表在1916年11月第45期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和1917年5月至6月第63期至69期上连载的《本社之责任观》。
《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是根据周恩来在全校演说大会上的演讲稿改写的，那次演讲他获得了全校第五名。这篇文章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治时弊的透辟见解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周恩来认为，中国现实之危机，可分作两层观。第一属于事实的，第二属于精神的。就事实的危机而言，文章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内忠言，国内无何种事业，当其兴也，如火如荼，及其渐也，无声无息。考其弊，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之。”他以辛亥议和、二次革命、云南反袁起义等事实为例，说明“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姑息、妥协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后患无穷。“总上原因，何一非因政治之不良，有以致百事之停滞。政治之不良又何作？敷衍姑息，有以养成之也。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村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就精神上的危机而言，“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周恩来在文中列举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颓靡之气，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认为“凡此种种，无非泯国性，丧国魂，使国果亡也”。在文章的最后，周恩来呼吁青年学生们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即将在南开毕业之际，周恩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本社之责任观》。这篇文章总结了《校风》的办刊经验，提出了办刊的基本责任，并对如何办好《校风》提出了许多建议。
周恩来认为，作为由学生自己主办的校报，应当担负起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则学生于学校之责任，舍读书励行健身之外，尤有建议之义务。”周恩来还认为，今日之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只有在学校期间养成关心学校、热爱集体的优良作风，才能担负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周恩来提出，办好校刊要依靠全校师生，他写道：“优劣之权，固不在《校风》主事者，而在吾千人师生之掌握矣。不仅师生，而并在校外阅者，诸君子提倡与否卜之焉。”“未来之兴腾荣耀，固以吾及千人师生阅者诸君子负共同之责。”周恩来对南开学校和《校风》周刊充满依依不舍之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对《校风》新的编者与读者赠言：“愿董吾《校风》之事者，勿苟安，勿自诿，勇往直前，百屈不挠。勿临渴掘井，勿缘木求鱼。预备于先，持久于后，为《校风》谋与校俱长与日俱存之念。勿囿于目前，致贻事后之悔。勿姑息俯就，致弊重而难返。发扬增长非诸公之力莫措，精美丰富非诸公之力莫致。今日辛勤，图《校风》巩固，他日觇学校精神者，追论中兴人士，固亦非诸君莫属矣。阅者诸君子乎，吾愿各本其责任之心，扶持掖助，使《校风》稿件日益盈，经费日益充。存相与共始之念，勿存相与偕终之心，则《校风》之增长赖诸君以传之无尽，而诸君之精神亦赖《校风》扬之永久。异日论《校风》维繁之功者，又舍诸君其谁与归哉，其谁与归哉。”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
东渡日本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结束了4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周恩来选定了毕业后的去向——到日本留学。他的选择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学习一些救国的道理，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富强起来的原因，从而思考如何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一是由于家境贫寒，难以支持他在国内继续求学深造，而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1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周恩来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行前，他北上奉天探望已由天津调回奉天任职的大伯父周贻赓，并回奉天母校同老师、同学相见话别。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上东渡的轮船。登轮前夕，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抒发救国救民志向的七言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相当多，其中不少是周恩来的好友。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还在东京组成了南开同学会，初到日本的周恩来，得到他们不少的帮助和照顾。
日文是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周恩来遇到的最大难关。1917年10月，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就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深知到日本求学之不易，为自己制定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还尽力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和了解，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了变化。在国内时，他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到日本实地观察之后，他得出了新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1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周恩来不断发现和摒弃着谬误，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他一步步接近了真理。
1917年底到1918年初，由于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周恩来一度陷入了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首先是学业上的进展不顺利。他的日文基础较差，虽经努力却进步缓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考期一天天临近，周恩来不免焦急万分。恰在此时，他又接到堂弟的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三叔父周贻奎去世了。接踵而至的不如意和不幸，使周恩来情绪十分低落。他在1918年1月8日及其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家中1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周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1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他还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指周贻赓）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周劭纲）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在思索解脱苦闷方法的过程中，周恩来曾考虑能否用当时在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痛苦。摆脱与世间凡事的关系。但是，宗教教义自欺欺人的说法，对周恩来这样1个对祖国、对亲人怀有浓厚感情的青年来说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一想法，并从苦闷中勇敢地走了出来。
1918年2月11日，正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他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的三项打算：“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常识要真切。”
以后的几个星期，周恩来集中精力投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准备。3月4日至6日，他参加了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门课程的考试，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次考试的失败，对周恩来自然是1个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精神沮丧，而是准备全力以赴投入下一次的考试。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
《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巨大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了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
到日本东京后，正在周恩来由于学业上的不顺和家庭状况恶化而感到内心苦闷、情绪一度低落的时候，他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新青年》上的文章，有些他从前也读到过，但此时重读，却感到颇受启发，其中宣传的新思想使他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完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1个新纪元才好呢！”那几天的日记中，周恩来连续兴奋而激动地记述着他的这次“大领悟”，他写道：“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他还用两句诗来记述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使周恩来树立了新的信念。他开始认识到，世间万物都在合乎自然地、永不停息地进化演变，每个人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不断弃“旧”求“新”。在《新青年》的巨大影响下，周恩来的思想升华到了1个更高的境界。
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为阻遏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及扩大其在远东的势力，寻找借口于1918年3月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出了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妄图直接控制中国的军事基地，并准备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正按照自定的学习计划，埋头用功，准备迎接7月间进行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大约是在4月初，中日间即将签订军事协定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立即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周恩来也马上注意到此事，他4月3日的日记记载：“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5月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此事：“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为表示对日本政府无理要求的强烈抗议，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号召全体留日中国学生罢学回国，他们的主张很快得到各地留日学生的一致响应。
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第二天，正当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举行秘密会议时，突然遭到日本警官和侦探的突然袭击，将全部到会学生双手反缚，押解到西神田警署。留日的中国学生得知日本警方逮捕救国会学生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结果又被日本军警以武力驱散。
5月10日，报上登出了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20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的消息，周恩来十分震惊。尤其是彭翼仲的绝命诗中“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两句，使他受到很强的刺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了这两句诗。
5月16日，段祺瑞反动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等地发生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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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明武TXT | JAR | UMD | ZIP | JAD
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第一卷 鸿鹄之志
第一章 少年时光（1）第一章 少年时光（2）第一章 少年时光（3）
第一章 少年时光（4）第一章 少年时光（5）第一章 少年时光（6）
第二章 南开骄子（1）第二章 南开骄子（2）第二章 南开骄子（3）
第二章 南开骄子（4）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1）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2）
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3）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4）第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5）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1）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2）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3）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4）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5）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6）
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7）第四章 “觉悟“的先声（8）第五章 旅欧岁月（1）
第五章 旅欧岁月（2）第五章 旅欧岁月（3）第五章 旅欧岁月（4）
第五章 旅欧岁月（5）第五章 旅欧岁月（6）第五章 旅欧岁月（7）
第五章 旅欧岁月（8）第五章 旅欧岁月（9）第五章 旅欧岁月（10）
第五章 旅欧岁月（11）第五章 旅欧岁月（12）第五章 旅欧岁月（13）
第五章 旅欧岁月（14）第五章 旅欧岁月（15）
周恩来生平全纪录 第八卷 支撑危局第一部分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4）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5）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6）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7）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8）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9）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0）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1）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2）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3）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4）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5）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6）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7）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8）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19）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0）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1）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2）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3）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4）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5）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6）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7）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8）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29）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0）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1）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2）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3）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4）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5）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6）
第一章 殚精竭虑护精华（37）
三母育大鸾
母亲是伟大的，伟人的母亲更是伟大的。作为世界伟人的周恩来，一生都怀念生他、养他的3位母亲。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历史悠久的古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县）。淮安，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处。在铁路兴建之前，淮安是南北交通水路的要津，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淮安府境内，曾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人物：西汉军事家韩信、西楚霸王项羽、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地灵人杰，再加上经济、文化的发达，给降生于世的周恩来提供了独特的社会环境。江浙文化对祖辈、父辈的影响，延伸到周恩来的身上。
周恩来是祖父周殿魁的长孙，父亲周贻能的长子。长子、长孙出世，周家充满了喜气。在母亲心中，更是充满了慈爱。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在万家排行十二，因此大家习惯称她为万十二姑。万十二姑的父亲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与周恩来的祖辈一样，也是师爷出身，后来在淮安府的清河县（后为淮阴县）做了30年知县，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名望的人物。万十二姑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十二姑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她也热心、乐意地尽力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然而，到周恩来父亲这一辈，原本兴旺的周家已走向衰败，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长子、长孙的出世，多少给这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
父亲与十二姑商量以后，给孩子取名为“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象征吉祥、幸福。无论有没有这种鸟，父母总是希望长子有出息，将来振兴周家。
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倘若就这么死去，不仅祖宗的祭坛上不能放他的牌位，而且遗留下来的寡妇也永远被家族内外的人看不起。这时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给贻淦的妻子陈氏出“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们，就能冲喜消灾，贻淦的病也会好起来的，你也可以免除无后之苦……”陈氏左思右想，觉得也只好如此。
过继之事与周恩来父母商量后，父亲起初很是为难。他需要长年在外面做事，挣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刚有这么个儿子，就要送给别人，的确舍不得。但生母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之人，她自从嫁到周家，就目睹四弟贻淦被肺痨折磨的惨状，更理解弟媳陈氏的苦衷。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也为弟媳今后的生活着想，万十二姑忍痛把大鸾过继给了贻淦和陈氏。
然而，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贻淦的病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贻淦去世，周恩来由嗣母陈氏精心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还学过一点医学，稍通医术。在这样的家庭中，陈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自幼喜好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才女。她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由于年轻守寡，她很少出门，终日守在家中与养子大鸾相依为命，把全部的感情、心血和学识都倾注在对大鸾的抚养和教育上。嗣母丧夫的悲痛心情得到了安慰，而周恩来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周恩来过继给陈氏之时，生母万十二姑又怀上了他的弟弟恩溥。周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养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养子，陈氏又托人在当地农家为他找了一位乳母蒋江氏，3人一同生活。乳母同样慈爱、淳朴、宽厚，她在哺养周恩来之时，也把劳动人民勤俭朴实、行善积德的美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乳母也很有感情。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遭遇，周恩来与别人不同，有了3位不同意义上的母亲：生母、嗣母、乳母。
周恩来从4岁时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时候，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这时，周恩来正式取学名为恩来，字翔宇。这一名字，同样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之后，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维个性，却是最早的熏陶。
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等。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旧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在与乳母蒋江氏的共同生活中，周恩来也听到了许多劳动人民的事情，如播种、插秧、收割、舂米等等。乳母带他到乡下家中去玩，他不仅结交了乳母的亲生儿子等穷苦朋友，而且亲身体会了农民耕耘的艰辛，从中他也理解了嗣母经常给他讲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真正含义。乳母虔信神明，还经常带周恩来去烧香拜佛，求东岳大帝保佑。虽然幼小的周恩来不理解乳母为什么要去拜佛，也不知道神明是什么，但是，乳母与人为善、慈爱宽容、大公无私的品格，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后来他对佛家慈悲为怀的教义也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善于与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和平相处。1963年10月20日，他在回答亚洲佛教界人士关于“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还客观地说：“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也不唯心了。不要说1个国家，就是1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周恩来与他乳母在慈良、无私等方面，也是一致的。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早在周恩来出世不久，外祖父万青选就病逝了，但他却给万家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满书房的书。这些书，有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1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阴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里面的神话故事，对他开阔思路，发挥想像力，有很大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了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再加上嗣母的讲解，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直到40年后，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这一时期，嗣母一方面继续教周恩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名家诗句，另一方面，开始教他吟诗作对。嗣母把自己做的一些诗拿给周恩来参考，对他加强诗词方面的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爱嗣母的诗，以至后来到东北、到天津、东渡日本，都随身带着这些诗稿。善于与人相处，爱交朋友的周恩来，在清江浦的外祖父家与同辈的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在这里，他的童年是比较快乐的。
但是，家境越来越破落。周恩来的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较差，在清江浦只谋得1个薪水很低的小差事。家里经常只能靠借债度日。外祖父家的一大家子人，也经常发生纠纷。由于万十二姑贤慧、善良、办事公道，也很有办事能力，因此常常担当调解纠纷的角色。生母总是带着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周恩来从生母那里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过度劳累，生母积劳成疾，再加上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离他而去。后来周恩来回忆道：“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疾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生母去世，给他打击很大，生活的一根顶梁柱倒了。这时父亲经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了。好在还有嗣母陈氏。嗣母对周恩来更加关心爱护。但她极少出门，性格好静，因此身体也渐渐消弱。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但嗣母病体仍未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带着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
在清江浦镇，嗣母经常给周恩来讲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在场的人笑话韩信怯懦，但韩信心中明白，他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忍辱负重。后来，他果真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将军。当他再遇到那位屠夫时，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他给了自己一次很好的教训……”
周恩来听得入迷，记住了韩信胸怀大志、忍辱负重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的1908年夏天，嗣母也被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痨夺去了生命。嗣母的去世，给周恩来的打击最大。他对嗣母感情最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为纪念自己最亲爱的嗣母，周恩来写了一篇《念娘文》，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接连失去两位母亲，周恩来艰难地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又担当起主持家政，维护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重任。这个家已是债台高筑，周恩来不得不强装笑脸继续去典当借债度日。这一时期，是他最困苦的少年时期。但是母亲以往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当家的生活，给了他许多锻炼。几十年后他曾回忆说：“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六十年代，在苏联逼我国还债时，周恩来号召人们艰苦奋斗，还讲过自己从小的经历：“我常说，我这个人这一点经验最深刻。我小的时候，是1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跟大观园的生活差不多，最没有意思。”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乳母蒋江氏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照看两个弟弟，替他解决一些生活难题。
对周恩来的不幸，远在奉天（今辽宁省）谋事的伯父周贻赓早有耳闻，也经常有书信往来。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出了淮安，到东北去生活、求学。他后来回忆道：“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离开淮安之前，乳母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他走前还到母亲墓前去拜祭，为母亲扫墓。走时，他随身带上了嗣母留下的诗文。乳母含着泪对他说：“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
这一走，他一步一回头。没想到，此后一生中他再也没回淮安。他始终把对三位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东北读书时，乳母曾托人捎信给他。他到南开学校读书时，乳母还亲自到天津看望过他。对生母和嗣母，他的怀念更深。每年母亲的祭日，他都要独自1个含泪焚香静坐，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等方面，都受到他母亲的影响。三位母亲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写的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3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来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有关方面帮助查问一下乳母家里还有无后人在世。
3位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
“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
周恩来12岁的时候，他的大伯父周贻赓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饷科已升任科员，生活稍有安定。于是，大伯父托在东北做事的周恩来的三堂伯周贻谦借回乡探家的机会，将周恩来带到东北，跟随自己生活。同时，还写了一封信叫周贻谦转交周恩来。
周恩来对大伯父有很深的感情，在他父亲兄弟4人中，大伯父颇有才学，见多识广，对人很热心。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伯父商量，周贻赓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自己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周恩来在看过大伯父的信后，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去东北的决定。
周恩来处理了一下家事，又去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告别了朝夕相处的亲人和小伙伴，跟着三堂伯离开了家乡。经过长途旅行，1910年春天他到达了东北奉天。
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中国的土地，瓜分中国的版图。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东北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为拯救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开始了他在辽东的求学生涯。
从江淮平原的故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这是周恩来生活重要的转折点。正如他后来说过的：“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初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所以又随三堂伯转赴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
伯父周贻赓为了让周恩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学得“新知识”，1910年秋天，将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自己家里，并把他送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奉天古城大东门外，它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刚刚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校，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开设了修身、图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课程。
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的年代里，周恩来那颗富有感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出版的《盛宗日报》，“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一次在课堂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亲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惟有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为了实现远大的志向，周恩来在学校中学习认真，有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在校两年，“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国文成绩尤为突出，深受老师、同学赞许。国文老师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周恩来的作文常常被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供同学们观摩。
周恩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思想的敏捷，引起了教历史的高戈吾老师的注意。高老师很富于正义感，经常向学生鼓吹反清革命，慷慨激昂地讲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事迹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并向思想进步的学生推荐进步书刊。
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周恩来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扬州十日记》等革命书籍，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危机的情况和反清革命的道理，使他的朴素的爱国救民的感情不断得以升华。在高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热烈地同情革命。为了洞悉社会，暑假中，他到同班同学何履桢家去做客，那里是奉天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几年前日俄战争的战场之一就在那里的烟龙山。当周恩来来到烟龙山战场遗址，听到当地老乡们血泪斑斑地诉说沙俄军队血洗村子的悲惨情景，看到象征着帝国主义罪恶和中华民族耻辱的“沙俄碑”和“日本塔”时，周恩来满怀悲愤地大声疾呼：“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表达了他强烈的爱憎之情。
1911年10月10日，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周恩来备受鼓舞。他找来一把剪刀，带头剪掉了象征奴役、屈辱的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他成为学校里第1个剪辫子的学生。在周恩来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活动。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会上，他发表了禁烟救国的演说。他讲演道：“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炮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强，不禁毒焉能救国？”他号召大家抵制鸦片，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
1912年10月，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就读时，写了一篇题目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抓起。周恩来在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恳切要求道：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堕行检，以失人则放；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文中，周恩来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也作了比较好的阐述。他虽然当时只有14岁，却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能。这篇作文抛弃了八股的文风，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并以新思想贯穿其间。因而，得到了教师的夸奖。国文教师看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
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第二年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从1910年春天到1913年2月，周恩来在东北生活了整整3年。这3年中，他不仅在学业和思想上有很大的长进，而且还有1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把身体锻炼好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1962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的谈话中，回忆他求学辽东的生活时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1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1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胃肠，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后来，他还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南开最好的学生”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搬到天津。到天津后，他首要的事情就是准备报考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是由两位较为开明的有志之士于1904年创建的。一位是做过清朝的翰林和学部侍郎的严修，他认为要把中国和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主张教育救国；另一位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很有名气的中国教育学家张伯苓。这是一所闻名国内、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它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学作风比较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著称。
南开学校的考试采取淘汰的管理法，而且学费昂贵，因而考取入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课目有英文、国文、数学3门，尤其重视英文的成绩。为此，周恩来先在天津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考学。
8月16日，他参加了南开学校的入学考试。录取后，编在一年级乙三班（后改为丁二班）。
此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从15岁到19岁，正是对1个年轻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时期。因此，南开学校的教育对周恩来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入学初期，国文成绩“早露头角”。后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的介绍：“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学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到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南开学校对国文十分重视。每两个星期做一次作文。周恩来文思敏捷，作文不打草稿，往往是提笔直书，一气呵成。
当时，天津每年举行一次全市中等学校演讲比赛，周恩来曾两次被推为学校的3名代表之一，并且这两次南开学校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从1915年3月到1917年毕业的两年多时间里，周恩来获得了国文传观、化学考试第一，全校数学速赛、全校国文特试第一，默国文考试第一，全校习字比赛行书优秀奖等十多项荣誉，毕业时获得国文最佳奖。
1916年5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各个班级都推选出作文优秀的5名代表参加。比赛规定，同一标准评卷，共取40名。当时出了两个作文题目，周恩来选的题是《诚能动物论》。他在作文中写道：“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对当时混乱的现实，周恩来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他在文中写道：“且吾窃怪以今人之明，而终不免于欧洲血战，华人自争，使世界无宁日。丧无量数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这篇精彩的作文得到了全体国文教师的一致好评。他们评价道：“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少陵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者实得其妙诀。而通体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尤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周恩来这篇作文评为全校第1名。
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入学第二年，以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他的学杂费，成为全校少有的免费生，这种情况在私立学校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之所以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与他勤奋用功的学习态度分不开的。
刚入校时，他的英文基础较弱，苏北口音较重，而使得他“英文非佳”。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每天早起，并利用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刻苦学习英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入二年级时，他的英文就相当好了。后来，他还常常看一些原版英文书籍，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英文阅读能力。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他还读了很多课外书。其中有中国历史方面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等。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周恩来常常把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他的这种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比较式的读书研究方法，对于正确地理解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评价其适用性，是十分独到和有价值的。
周恩来还坚持阅读当时出版的《民权报》、《民主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课外的读书生活，使周恩来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他的视野和思路。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1个重要收获，是道德修养的日臻完善。他从这时候起，就把思想品德的修养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认为，1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在作文《尚志论》中，他这样写道：“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抢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然则志固尚已，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周恩来认为，人立足在世界上，不能像禽兽草木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赖于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而，周恩来对集体和老师、同学格外依赖。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祝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们为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评语：“君性情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他与老师的关系也极为融洽。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则利用休息日到校长张伯苓家拜访。张伯苓非常喜欢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总是留他吃饭。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确实如此。他处处与人为善，温和诚实。尽管他品学兼优，各项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但周恩来从不骄傲，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无论对同学、友人，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同学解答疑题，辅导功课，总是那样“温和诚实”。他在《论名誉》这篇作文中写道：1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做“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那种“邀名之心”，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他愤激地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
敬业乐群会
1914年3月，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与张瑞峰、常策欧等同学发起组织了1个学生团体，起名为“敬业乐群会”，表示“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们定办会的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辅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会”会员最初为2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也有校外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校长张伯苓对“敬业乐群会”一开始就很支持，校方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为该会的活动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建立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创办了会刊《敬业》。起初，该会会长由张瑞峰担任，周恩来担任智育部部长，他还担任过稽古部部长。1915年9月周恩来当选为副会长，12月当选为会长。
周恩来领导智育部的第一次工作是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图书馆。他带头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等16本书刊。这个图书馆便于同学们课外阅读书籍，能弥补课堂所学之不足，因而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把每周一、三、四、五的课余时间定为会员活动时间。经常聘请老师作专题学术报告，如“荀子的哲学思想”，“司马迁的《史记》”等等。有时还邀请校外的知名人士来演讲中外大事，吴玉章、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曾到校作过演讲或与同学们座谈。
“敬业乐群会”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每周一次的茶话会，就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茶话会的内容，或由会长报告会务，或讨论时事政治和学校大事，然后进行各种游艺和联欢活动。周恩来表演的趣语和伉乃如老师表演的相声都是茶话会的保留节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组织会员走向社会，接触实际生活，是“敬业乐群会”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915年10月，“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他们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
1916年5月，该会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试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些活动使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们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到收获很大。
在“敬业乐群会”的活动中，周恩来还负责主编会刊——《敬业》。《敬业》学报为半年刊，每年3月和10月出版，自1914年10月创刊，先后出版了六期。《敬业》学报的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机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进步青年拯救中华的志向。学报的内容主要刊登会员对时政的评论，学习的心得和报道会内组织的各种活动。在周恩来的主编下，这份刊物办得生动活泼，文字清新，内容丰富。据《同学录》记载：周恩来“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习，遂为全校冠。”又据南开校报记载：《敬业》学报“材料丰富，外观亦异常精美，颇蒙校内外欢迎，共销至一千数百份之多，阅者无不交口赞谀，可为出版之特色。”在《敬业》学报上，周恩来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评论、小说、杂感。主编《敬业》学报使周恩来在两方面得到了锻炼：一是积累了编辑、印刷、出版等办刊的经验，一是通过撰稿进一步提高了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
创办“敬业乐群会”和组织该会会务活动的经历，使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初步的显示，为他日后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了1个良好的基础。
《校风》总经理
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校刊——《校风》周刊创刊。这份校刊当时由学生主办，周恩来初为该刊成员，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即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
1916年1月4日，周恩来担任《校风》文苑部部长，3月起兼纪事类编辑，9月担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第二年初，因临近毕业，周恩来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周恩来担任《校风》总经理期间，负责刊物的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宜，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除此以外，他还为该刊撰写了很多文章。他的文章题材范围广，论述方面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以及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述和评论。这些文章由于文字和内容都比较好，所以同学们都争相阅读。
其中最著名的有发表在1916年11月第45期上的《中国现时之危机》和1917年5月至6月第63期至69期上连载的《本社之责任观》。
《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是根据周恩来在全校演说大会上的演讲稿改写的，那次演讲他获得了全校第五名。这篇文章突出地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治时弊的透辟见解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周恩来认为，中国现实之危机，可分作两层观。第一属于事实的，第二属于精神的。就事实的危机而言，文章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内忠言，国内无何种事业，当其兴也，如火如荼，及其渐也，无声无息。考其弊，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姑息手段以养成之。”他以辛亥议和、二次革命、云南反袁起义等事实为例，说明“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姑息、妥协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后患无穷。“总上原因，何一非因政治之不良，有以致百事之停滞。政治之不良又何作？敷衍姑息，有以养成之也。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村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就精神上的危机而言，“吾国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周恩来在文中列举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颓靡之气，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认为“凡此种种，无非泯国性，丧国魂，使国果亡也”。在文章的最后，周恩来呼吁青年学生们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即将在南开毕业之际，周恩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本社之责任观》。这篇文章总结了《校风》的办刊经验，提出了办刊的基本责任，并对如何办好《校风》提出了许多建议。
周恩来认为，作为由学生自己主办的校报，应当担负起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则学生于学校之责任，舍读书励行健身之外，尤有建议之义务。”周恩来还认为，今日之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只有在学校期间养成关心学校、热爱集体的优良作风，才能担负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周恩来提出，办好校刊要依靠全校师生，他写道：“优劣之权，固不在《校风》主事者，而在吾千人师生之掌握矣。不仅师生，而并在校外阅者，诸君子提倡与否卜之焉。”“未来之兴腾荣耀，固以吾及千人师生阅者诸君子负共同之责。”周恩来对南开学校和《校风》周刊充满依依不舍之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对《校风》新的编者与读者赠言：“愿董吾《校风》之事者，勿苟安，勿自诿，勇往直前，百屈不挠。勿临渴掘井，勿缘木求鱼。预备于先，持久于后，为《校风》谋与校俱长与日俱存之念。勿囿于目前，致贻事后之悔。勿姑息俯就，致弊重而难返。发扬增长非诸公之力莫措，精美丰富非诸公之力莫致。今日辛勤，图《校风》巩固，他日觇学校精神者，追论中兴人士，固亦非诸君莫属矣。阅者诸君子乎，吾愿各本其责任之心，扶持掖助，使《校风》稿件日益盈，经费日益充。存相与共始之念，勿存相与偕终之心，则《校风》之增长赖诸君以传之无尽，而诸君之精神亦赖《校风》扬之永久。异日论《校风》维繁之功者，又舍诸君其谁与归哉，其谁与归哉。”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
东渡日本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结束了4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周恩来选定了毕业后的去向——到日本留学。他的选择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学习一些救国的道理，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富强起来的原因，从而思考如何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一是由于家境贫寒，难以支持他在国内继续求学深造，而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1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周恩来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行前，他北上奉天探望已由天津调回奉天任职的大伯父周贻赓，并回奉天母校同老师、同学相见话别。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上东渡的轮船。登轮前夕，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抒发救国救民志向的七言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相当多，其中不少是周恩来的好友。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还在东京组成了南开同学会，初到日本的周恩来，得到他们不少的帮助和照顾。
日文是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周恩来遇到的最大难关。1917年10月，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就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深知到日本求学之不易，为自己制定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还尽力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和了解，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了变化。在国内时，他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到日本实地观察之后，他得出了新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1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周恩来不断发现和摒弃着谬误，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他一步步接近了真理。
1917年底到1918年初，由于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周恩来一度陷入了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首先是学业上的进展不顺利。他的日文基础较差，虽经努力却进步缓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考期一天天临近，周恩来不免焦急万分。恰在此时，他又接到堂弟的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三叔父周贻奎去世了。接踵而至的不如意和不幸，使周恩来情绪十分低落。他在1918年1月8日及其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家中1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周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1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他还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指周贻赓）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周劭纲）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在思索解脱苦闷方法的过程中，周恩来曾考虑能否用当时在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痛苦。摆脱与世间凡事的关系。但是，宗教教义自欺欺人的说法，对周恩来这样1个对祖国、对亲人怀有浓厚感情的青年来说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一想法，并从苦闷中勇敢地走了出来。
1918年2月11日，正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他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的三项打算：“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常识要真切。”
以后的几个星期，周恩来集中精力投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准备。3月4日至6日，他参加了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门课程的考试，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次考试的失败，对周恩来自然是1个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精神沮丧，而是准备全力以赴投入下一次的考试。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
《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巨大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了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
到日本东京后，正在周恩来由于学业上的不顺和家庭状况恶化而感到内心苦闷、情绪一度低落的时候，他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新青年》上的文章，有些他从前也读到过，但此时重读，却感到颇受启发，其中宣传的新思想使他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完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1个新纪元才好呢！”那几天的日记中，周恩来连续兴奋而激动地记述着他的这次“大领悟”，他写道：“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他还用两句诗来记述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使周恩来树立了新的信念。他开始认识到，世间万物都在合乎自然地、永不停息地进化演变，每个人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不断弃“旧”求“新”。在《新青年》的巨大影响下，周恩来的思想升华到了1个更高的境界。
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为阻遏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及扩大其在远东的势力，寻找借口于1918年3月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出了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妄图直接控制中国的军事基地，并准备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正按照自定的学习计划，埋头用功，准备迎接7月间进行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大约是在4月初，中日间即将签订军事协定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立即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周恩来也马上注意到此事，他4月3日的日记记载：“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5月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此事：“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为表示对日本政府无理要求的强烈抗议，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号召全体留日中国学生罢学回国，他们的主张很快得到各地留日学生的一致响应。
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第二天，正当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举行秘密会议时，突然遭到日本警官和侦探的突然袭击，将全部到会学生双手反缚，押解到西神田警署。留日的中国学生得知日本警方逮捕救国会学生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结果又被日本军警以武力驱散。
5月10日，报上登出了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20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的消息，周恩来十分震惊。尤其是彭翼仲的绝命诗中“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两句，使他受到很强的刺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了这两句诗。
5月16日，段祺瑞反动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等地发生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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