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香粉图片:一场变法，两个完美男人间的较量

一个人或一种人，无法演绎完美的剧情。
有曹操，就得有刘备；有严嵩，就得有海瑞；有和珅，就得有刘罗锅。
这才是最合乎逻辑的，后人回味起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缺憾。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一切都是那么的泾渭分明，观众也不需要消耗太多脑细胞。
可惜许多时候注定无法这样理想。
强盗之间可能会因分赃不均而发生火拼，一帮为国为民的大忠臣也会由于阵营的不同最终闹得不可开交。
袁崇焕看不惯毛文龙的工作风格，又过于相信自己能搞定一切，结果，就干了一件皇太极想干又干不了的事儿。
悲剧啊。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悲的。
武将之间谈不拢，脑子一发热，一刀下去什么问题也都解决了，文官之间的冲突可就没这么容易解决了，表面上乐呵呵的，一团和气，背地里却是变着法子拆台，人身攻击、无中生有、指桑骂槐，都是有赚无赔的买卖。
这种情况下，较量双方实力越强大，品行越高尚，造成的影响越是深远强势，因为，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执着，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固执。
这些人，追求真理，却又只认为自己才是真理的坚定追随者，从不同阵营传出来的声音绝对是噪音，必需毫不留情地改造。
900多年前，两个几近完美的男人就曾为了捍卫各自的理想，展开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攻防战。
无论是作为擂主的王安石，还是攻擂的司马光，已经和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一起，升华为一道扣人心弦的音符。
王安石、司马光两人除了固执外，又有着很多的共性。
聪明，有才华，这是第一个共同点。王安石有着过目不忘的先天优势，读的书多，肚里积攒的墨水也能倒得出来，少年王安石写出来的文章就曾让两大名人曾巩、欧阳修赞叹不已。至于司马光，那名气更大了，七、八岁的时候，用一块幸运的石头砸破一口倒霉的缸，救出一个可怜的落水伙伴，自此成为无数小朋友学习的榜样。20岁那年，司马光高中进士，似乎也在向世人宣告司马家族的人才网络从此又增添一名生力军。
其次，王安石、司马光二人都怀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试图为国家、民族和百姓做些事情。
王安石老爹官当的不大，可没少挪地方，父子俩走南闯北，了解那个时代人民生活最真实的状况，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种种生活负担，让这个年轻人内心的火焰一次次的燃烧，为实现国泰民安而奋斗这个信念成为王安石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王安石在努力拼搏，司马光同样没有闲着，入仕之前辛辛苦苦的读书，生活中低标准、学习上高要求，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人家当官了，不去追名逐利，花了19年去完成一部鸿篇巨著，对于这部叫《资治通鉴》的历史资料，两百多年后的胡三省一点儿也不吝惜溢美之辞：“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试曾想，如果王安石、司马光能珠联璧合，心往一处用，力朝一处使，大宋王朝的历史必将以一种让人津津乐道的方式演绎。
历史可以假设，时光却不能倒流。
当王安石、司马光一次次针锋相对，形同陌路之后，赵家江山在破败、衰亡的道路上却是越走越远。
当金兵南下，生灵涂炭的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幕变得不可避免时，我们除了叹息与扼腕，还能做些什么呢？
政治立场上的分歧，远比军事上的冲突更为可怕。
宋神宗开始坐龙椅时，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当官的是越来越舒服，每天只要上班时凑个人数，发工资时按时到场就行，赋税和差役这两座大山却成了百姓无法承受之重，家底已经单薄异常。可两个老邻居辽国和西夏却一直都是虎视眈眈，巴不得瞅个空子趁虚而入捞个够本，满意而归。
危险的信号好像还不止这些，大伙儿还沉浸在过往的富足与安定的回忆中，谁也不愿意醒来，很少有人意识到现实的严峻，“进取”这两个字早已被抛到遥远的角落。
面对这样一个铁屋子，王安石心中的那种焦急、无奈与痛苦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王安石很着急，有人比他更着急，幸运的是，这个人就是宋神宗赵顼。
赵顼从小就很用功，时常到了忘寝废食的地步，学习劲头这么足，如果不当皇帝，走科举路线考个进士估计问题也不是太大。
不愧是个当皇帝的好胚子，不仅一般的经史子集赵顼爱不释手，他还对韩非等人的法家学说格外赞赏，不知是受法家理论的影响太深，还是即位之前的多番考察也让赵顼意识到了天下弊端丛生，渐渐地，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不断酝酿：“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但是怎么才能真正的雪耻奋进，宋神宗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毕竟他不像光武帝或者是明太祖那样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知道该从哪里去变革。
自己不懂，就得需要有专家出来指导工作。
直到有一天，读到了王安石那篇洋洋洒洒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赤诚之心跃然纸上，方方面面讲的又蛮有道理。人才呀，这是王安石这个名字留给宋神宗的第一印象。
是人才就不能错过，做梦都想大展拳脚的宋神宗迫切需要有人协助他实践定国安邦的梦想，没有谁比王安石是更合适的人选了。
而这对君臣一次次的促膝长谈也坚定了宋神宗要起用王安石破旧立新的决心。
这不，龙椅还没坐热，就把王安石任命为“参政知事”，进入大宋政务机构的核心地带，一场以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为主导的改革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揭开帷幕。
按照王安石的设想，通过对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重新洗牌，充实大宋王朝的国库，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培养一大批的后备人才，提升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
这绝对是一个很宏伟的蓝图，其中的许多主张放到21世纪，那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可是，再美好的变法也终究是变法，就意味着要将许多老祖宗的主张推倒重来，同时，好多人得因之丢掉饭碗，因为变法得启用新人来推行新的法令。
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经济效益上，许多人对此都不会认可。
商殃变法如此，张居正的改革也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当时，司马光就是众多反对者中的一员。
其实，宋神宗对司马光那还是相当够意思的。上台不久，就提名司马光为国防部副部长，对于这样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司马先生展示了那视功名如米田共的超然精神，皇帝下了九份任命通知书，他拒绝了九回！
不仅不领情，还主动请命远离政治中心，跑到洛阳去编辑历史资料。
司马光躲的不是权利，而是王安石。
按照《宋史》的说法，王安石和司马光哥俩开始关系挺好的，只是在王安石推行新法后，立场不同的司马光出于义气，写了几份信劝导王安石，才引发了这段友情的裂痕，以致最终分道扬镳。
关键是，关于王安石的这些事儿，《宋史》的说法可信不？
连宋神宗都被委婉的批评了一通：“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作为这场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能受到此后史学家的肯定吗？
显然不可能。
原因不在变法本身，这场变法也不像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宣扬的那样一文不值，为国家财力带来的提升就不必说了，军事上的收益也是相当明显，许多南部的部落势力开始完全臣服于大宋王朝，王安石曾任用王韶出兵西夏，一下子拓土两千余里，但是等到王安石离开政治舞台，局势立即呈现一边倒的走向，西夏人重新攫取到主动权。
神宗去世后，继任的宋哲宗对王安石变法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安石才因此变得不受人们待见，至于元朝那些搜集宋代史料的家伙们，更没有义务帮王安石正名，追寻一个真实的历史。
司马光很看不惯王安石的新法，在《与王介甫书》中更是给宰相大人安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五项罪名，王安石感到很委屈，第二天就回了一封《答司马谏议书》，表示坚决不认同司马光的说法，也宣示勇往直前的决心。
吵归吵，闹归闹，虽然在此后的十来年里，两人从来没有向对方妥协过，可一切的争执只是停留在政治主张层面上，王安石很不屑司马光在政治上的保守，却不得不感叹道：“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在王安石去世后，为他张罗厚葬的，竟也是这位生前头号大政敌。
看看，这才是君子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