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贪婪洞窟40层boss掉落:中国利益海外困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6:31:47
稳定很长时间的中东北非突然动乱，不小心揭开了中国海外资本的庞然版图。战火在风险与保险之间烧出一个巨大级差。如何抹平级差，型塑着一国出走海外的力量。
前途未卜的300亿美金
2011年国人还未闹元宵，黑云已直压中东北非的中企。
元宵过后，黑云成黑烟。
第二天，30多公里外的中铁11局驻地日立屯，也开始惨遭掠夺。最后被抢走2台挖机，1台推土机，1台装载机，1辆丰田皮卡车，1辆起亚车，4辆自卸车。损坏压路机与挖机各1台，装载机与皮卡车各2台。机械设备配件，桥涵小型机具及发电机全部丢失。项目营地门窗和门全部损坏，屋里被抢走4台打印机，台式电脑4台，相机1个。个人物品被抢走手机2个，行李箱一个，现金1000元人民币。
在利比亚的75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2月中旬起，其工地和生活营地惨遭洗劫。一些人员，电脑、衣服和现金，无一剩余。据在利比亚工作过的一家中国企业工程师李良了解，抢劫者并不区分国别，见到值钱的，能换钱的，就狂抢，本国人也互相抢。
即使一些个人物品侥幸逃脱，在撤离路上也被拔毛。据中铁员工回述，日立屯的1338名中国工人在向突尼斯边境集结的
对于这些无可挽回的直接损失和人员撤离费用，商务部下属的《国际商报》报道称，中国在利比亚相关企业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已达15亿元人民币(约2.28亿美元)。
但这个数据还远没有包括在建工程的潜在损失。中非联合国商会理事、非洲投资网总裁王文明对《凤凰周刊》记者说，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涉及的资金差不多接近190亿美元。现在能估出的都是些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情况，至少还需要两三个月才可评估。
在利比亚的13家中国央企多为基建类。一些民营企业如北京宏福、宁波华丰等，也属于施工性质。而基建项目，因目标巨大，设备较多，往往容易成为骚乱的洗劫对象。
根据公开信息，葛洲坝集团在利比亚项目为7300套房建项目，合同金额8.29亿美元。在葛洲坝集团撤离前，累计完成合同工程量16.8%。意味着有6.9亿美元不知下落。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利比亚共有工程承包项目2个：5000套住宅项目、水泥厂项目。未完成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51.31亿元，换成美元是7.8亿。
中国建筑在利比亚主要承建住宅项目，累计合同额约176亿元，完成合同量近半。也就是至少13亿美元未完成。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在利比亚有在建项目6个，合同总额17.88亿美元。中交集团在利比亚有5个项目，记者汇总信息，发现中交集团的合同总额至少在30亿美元之上。中建总公司在班加西共承接了2万套住房项目的合同，资金总额约为30亿美元。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合同总金额逾1.5亿美元。
相比上述央企，中国铁建是海外业务合同签约金额成长最快、海外工程最多的上市公司。也因之遭受最大损失。中国铁建公告显示，在利比亚共有3个工程承包项目，合同金额42.37亿美元(合人民币278亿元)，目前已完成金额6.86亿美元，未完成合同额35.51亿美元。
尽管一些项目未公布已完成额，但察看这些项目合同，几乎都是在2008年后签署，完成工期都需要在2012年左右，且集设计、采购、施工、安装为一体，风险一身担。仅这些央企，经粗算，仅未完成的合同额就达七八十亿美元，如果政府变更或者持续动荡，这些未完成的合同和前期成本投入，将打水漂。
在利比亚带队搞设施建设的刘东峰说，“即使新政府很快建立起来，乱局也不可能一下子平定，让你回去也不会再轻易让你继续做工程了。所以动乱之后，算损失应该很好算，账目很好理，只是弥补就没办法了。”
这意味着，2011年基建类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业务面临巨额亏损，股价堪忧。
面临巨额亏蚀的，还不只是四个伊拉克面积的利比亚。尽管埃及、突尼斯的乱局迅速平息，中企损失较少，但利比亚以南的苏丹，已裂变成两个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员J.
Peter Pham，在“China’s African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中分析，在苏丹最大的15家公司中，中国占了13家，并购买了该国50%以上的原油。中国是当地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
一位驻苏丹的中国工程师透露，在苏丹地区，中石油获得原油开采权的同时还在当地建设炼油厂。这些前期勘探开采和后期炼制的大量投入，即便在动乱平息后，也将因为基础设施被破坏而不得不重建。而且一直以来，中国能源企业往往把基础设施和输油管道建在了苏丹北部，产油地却多数聚集在南部，随着苏丹分裂，中企不得不在南部再建基础设施和管道，但这又将影响北部地区原有基础设施的利用。
而中东世界动荡的蝴蝶效应仍在继续发酵，未有终止之势。沙特这个君主威权国家，也开始剧烈波动。研究中国与中东及邻近地区关系的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约翰?加维尔(John
Garver)说：中国已经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客户，但问题在于，中国根本没有做好处置这些国家安全的准备，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
据王文明掌握的情况，在目前已动乱的几个中东北非国家，中国至少有接近300亿美元的业务。
一旦发生损失，更严重的还是人身安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发现，此次撤离利比亚的外国人中，持美国护照的人只有600人，英国3500人，加拿大1000人，中国是3.6万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大量活动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如道路、住房建设和农业。而需要劳动力越多，风险系数也就越大。
利比亚的成功大撤退，展示了中国国家意志的高效运转。但曾在安哥拉工作过的李良告诉记者，那里的中国人不止三万人，还有津巴布韦，也到处是中国人，如果一旦发生危机，撤离成本将极为昂贵。
阿拉伯热土
作为后发展型国家，中国海外拓展所仅有的产业机会和空间地理，往往是欧美不屑或不敢之处。中东与北非，各种机缘下，成为中国资本扩张和企业家精神漂洋过海的模范之地。
联合国2003年取消了对利比亚长达10年的制裁。像30年前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一样，百废待兴。从那时起，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便闻风探险涌入这个有着传奇统治者、女保镖、骆驼、沙漠和帐篷的北非国家。
早在2006年，中国商务部就向国内企业预警，一些进入非洲的企业不重视市场调研，也未向中国驻利比亚有关机构咨询，盲目进入利比亚市场，结果损失惨重。一个典型案例是由温州商人在利比亚筹办的中国贸易中心于2004年开始，至今未能如期开业，参与筹办工作的中国商人还遭遇意外事件，损失达100多万美元。
鉴于利比亚政府部门和企业办事效率不高，一些项目只停留在口头上，消失在等待中。商务部特别建议，中国企业在开始进入利比亚阶段应选择一些“短、平、快”的小项目，不要单纯寄希望于大项目，切忌急于求成。初期进入市场的工程承包类企业可只出劳务，不出资金、设备，而建材、车辆、住房等由主包商供应，工程款根据工程进度按期结算。
但2007年之后，中字头企业也向利比亚吹响了冲锋号。2008年利比亚政府制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计划利用5年时间斥资1500亿第纳尔改善利比亚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千亿美元(美元与第纳尔的兑换率约为：1：1.23)的合同在向全世界招手。
据当地人介绍，尽管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市中心的高楼项目多被欧美公司拿下，但利比亚高层谋求多元化合作，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一位在利比亚签下了大单的中国企业老总2007年曾表示，“北部非洲市场前景比较光明，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和欧洲近邻的非洲国家，如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正在经历建筑业繁荣的时期。国家也很富裕。”
而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北非工作过的中国水电集团公司普通员工李波(化名)说，中国工程质量高，工期也卡得很严，建得快，适应当地多雨的特点，建得慢的话，碰到雨季拖拖拉拉就一年半载，这使得中国企业在非洲难逢竞争对手。
不过，中国企业的吃苦耐劳、加班加点传统，在中东非洲这片土地上，有时也带来不满和阻力。
中国东方地球物理公司(英文简称BGP)是一家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的企业，1995年中标中东某项目后，便一头扎进撒哈拉沙漠，没日没夜地大干苦干。经常一身汗水一身泥，终于提前3天完成了资料采集任务。不料优良的地质资料并没有换来甲方的认可，反而招致一本本严厉苛责的备忘录：中国人是一支很差的队伍，坐车不系安全带，天黑后还干活儿，劳保服破了还穿着……总之，BGP在施工中没有能力执行HSE(健康、安全、环保)国际标准。
不过，BGP如今在中东北非的石油勘探和地质资料收集处理领域，市场份额已经高达80%以上，其服务客户几乎涵盖了BP、壳牌、阿美石油等世界性能源巨头。
在强悍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组织制度优势面前，刘东峰表示，中东北非的基建行业，欧美企业即使拿到项目，也多数是做管理、设计、咨询等高端环节，具体建设转包给发展中国家。
对于中企进入中东北非的过程，据刘东峰了解，民企往往是先去当地找朋友，找有关系有路子的人，也同时拜访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帮助和当地政府说上话。
据悉，原先进入中东北非的中国人除了自发开饭馆、卖轻工业品外，主要是一些石油行业下岗工人。中原石油勘探局公司一位海外钻井项目平台经理接受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国内石油行业有大量工人下岗待业，设备也歇着，便逐渐在中东国家开拓业务。”
而一旦央企进军，李良说，这就有政治高度了。一般由使领馆打头阵，双方政府在使馆协调下正式的政治会晤，达成合作框架，然后双方的商业代表团具体洽谈，签订协议(中方一般就是一些大国企，对方主要就是该国政府或者该国的地方政府)，再是大国企有一部分项目内部消化，一部分分包给国内的其他企业。
随着国有大型企业挺进亚非拉能源、矿产等大型项目，原先的和后来进去的民企或个体，也迅速向国企们靠拢，由散乱状态过渡到雁字阵型。
李良说，中国企业的工人大量是从国内劳务派遣，虽然可能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但降低了管理成本，雇佣本地人太多，很难管理。
此外，先后在中国路桥集团、华为公司海外业务做过工程师、经理的刘东峰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一个几乎所有在非洲的中国工程建筑公司都流传的段子：一个工地招了1000个当地人，干了一个月到了发工钱的时候，发完工钱第二天只有不到300人来上班，一问才知道都拿着钱去吃喝玩乐去了，过了三五天，钱花得差不多了，人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上班。所以，对当地人发工钱不是论月的，隔一周或者10天一发钱。另外，当地人信仰宗教，生活态度跟国内不一样，周末不上班，平时也拒绝加班。
事实上，“在利比亚，人均GDP还高于中国五六倍，当地人力成本并不便宜。实际上利比亚一方面缺大规模基础建设的人才，另一方面欧洲殖民历史背景下有时也看不起发展中国家来的人。”王文明说。
翻开中交集团在内地张贴出来的利比亚建筑招聘简章，里面如是声明：“工资：每月结算一次，在次月底汇入国内建行账户;工资实行计件承包制多劳多得，2年收入16万元以上。”
在简章雪片似的分发和鼓舞下，数十万从四川、河南、陕西等省出发的中国建筑工人拿着签证，乘着中国资本这艘大船，赶往中东北非国家。
李波说，这些年来，北非当地人看到黄种人，他们首先会猜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或韩国人。
李波在安哥拉的城市马兰热工作过一年(2008-2009年)，据他估计这座城市就大约有20万中国人，大街上开始只有一个中国超市，一年时间就增加到三个。
在利比亚和安哥拉，尽管中国项目金额大，但因进入晚，企业数目相对其他中东非洲国家来说，并不多。
2010年底的数据显示，有1092个中国企业在埃及拓展业务。“在埃及，中国企业二三十年前就进去了，现在有鞋子厂啊，大理石加工厂啊，商品批发中心啊，还有工业园区也建起来了。”王文明说。
在苏丹，王文明一下机场，发现到处都是中国的工人。“在建电站、码头、医院、制药厂、农场，还帮苏丹建立一个从石油开采、冶炼到运输的完整系统。”
记者另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苏丹登记在册的中资机构和经营实体有92家。其中，石油系统(中石油、中石化旗下企业)16家，建筑行业企业22家。其经营业务比重，也占苏丹整个中资企业业务经营额比重的90%以上。
如今，中国海尔集团在约旦、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已分别投资设立家电厂;华为和中兴两家通讯行业企业，几乎在所有的中东北非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奇瑞汽车公司已经在伊朗、埃及、约旦等国建立汽车组装生产基地，并开始在中东国家上市。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中国与中东北非更是连为一体。中国超过50%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其中沙特阿拉伯占到18%，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据统计，过去3年，中阿经贸总额都超过千亿美元。另外，王文明手头掌握的一个数据是，中国目前在非洲的投资项目已达到上千个，干活的中国人也有100万人。
而如果将视野从中东北非扩大到全球，商务部最新一期的《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0》统计，截至2009年底，大陆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5603亿美元，营业额年均增长30%以上。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02万人。
域外生存法则
在政治法律非稳定国度，生存方式如何本身几乎就是一种社会保险机制。
汪段泳一度担忧说，中国企业在国内进行经营，主要是与政府打交道，很少有需要民众参与的环节，到了国外也习惯于延续国内的做法。
事实上，恶劣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企业，为在海外丛林地带生存，已用了各种招数。
华为驻利比亚公关部长陈天宇说，利比亚实行计划经济，大企业往往相当于是一个政府部门，因而在与当地企业合作中，与政府关系比较紧密。
在利比亚的华为，也去拜访周围的邻居，送一些中国特色的小礼品。每当逢年过节，送年历给他们。如果是当地人的节日，另送相应的礼品给邻居们。由于这些基础，“这次华为撤出来，很多物品都交待给房东，房东也都很乐意帮看管一些东西。”
陈天宇说。
面对涌入非洲的企业，中国政府也并非袖手旁观。王文明表示，为了防止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防止企业在安全意识上出差错，中国政府是有一些协调的。
此外，利比亚的建筑工程领域，中国政府推动成立中国企业协会，促进企业间互相通气、互通信息。“比方说，中资企业在利比亚已经有75个了，第76个要进入的话，首先要获得企业协会的一个认可，通过这种认可以后各方面就比较顺了。”王文明说。
而中国企业内部，则是充分利用工会、纪委、党组织，将安全意识灌输到每个员工身上。国企的作业班组和民兵基层建设在利比亚动乱中也迅速转化成巡逻队。
不过，汪段泳提醒，协调好相关利益者，不仅仅是业主和政府，在很多非洲国家，当地的社团、部落、族长，甚至黑恶势力，都属于利益相关者。
刘东峰说，在陌生的环境里需要跟所有的人打好交道，这点中企有体会。非洲国家的警察局、移民局、法院、海关，都需要一一联络，缺了哪个都不行。“比如说，当地物资很缺乏，要从外面进口设备、物资，就要跟海关打交道;工程上要用炸药，要保持治安秩序，就要和警察局，甚至安全局打交道;你要从国内带劳工过去，需要办理移民签证、商务签证，就要跟移民局打交道。如果不活动，他们就很容易找到条款难为你一下，聪明的公司会提前做到位。”
据了解，在非洲和中东的中国企业，虽然不一定有明确的公关部门，但都有专门跑关系的人员，工作内容就是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如定期跟警察局的某个人打交道，在偏远地方作业的，则跟当地的部落或者势力搞好关系。刘东峰介绍，中国路桥集团积累的好案例是，给当地部落捐小学，打水井，通过这种方式相处。
越是大企业，安全需求和资本也就越大。2月份利比亚大撤离期间，国资委在利成立的4个分区指挥中心，之所以分别由中国建筑、中交集团、中国水电和葛洲坝集团负责，据官方报道称，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比较了解当地情况，与当地政府以及实力派的人士关系良好。
正是利用在当地以及周边国家的良好合作基础，葛洲坝集团通过多种关系疏通外出道路和港口。撤离中，还联系当地安全局安排警车护送，聘请当地有威望的部族长老协助保护。
而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利比亚项目部更是因善于平时的关系经营和维护，得以超前预警，规避了原子化个体所难以承受的灾难。据大陆官方报道，早在
刘东峰说，中国在海外的工程项目习惯建个“工程基地”，这也是积累的经验，便于管理，也好守卫。
正是借助这个“基地”，利比亚当地武装分子多日未能突破中交四局的营地大门。对峙期间，利比亚业主还以个人名义送来半卡车大米、桶装水;营地附近一个住户悄悄送来30袋面粉。
不过，企业自身所努力编织的纵横交错关系网，显然仍难以对抗利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的原始特性所隐含的巨大爆炸威力。
有“非洲首富”之称的利比亚，其直来直去的国界线，使100多个桀骜不驯且互相隔绝的部族被划进了境内，在部落之上，也“没有宪法、元首，甚至没有官员”的政治结构。
据传，60年前，当利比亚独立时，在联合国总部内与西方代表餐叙的苏联外交官马立克问：“利比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位法国外交官用餐刀切下几块碎牛排，然后用叉子推到一起说：“瞧，这就是利比亚。”
这个“人工拼凑的国家”，社会完全按照一套私人和地方的庇护网络进行治理。在隔壁突尼斯和埃及动乱牵引下，凸显的部族力量让表面一体的军队轰然分裂。
对中国企业来说，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蝴蝶效应的政治风险。“以前可以预见的最大政治风险是，总统大选年份，这个时候时常要爆发政治危机，引起骚乱。所以，临近大选年份，我们中企就缩减业务，提前赶工期，工地上要储存粮食和水，还要做好随时撤走的准备。”刘东峰说。
图：利比亚，中国人开办的纺织厂。(CFP)
政治风险保险
随着海外各种违约纷起，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于平近日忧心表示，当前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账款至少超过1,5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的规模增长，这不仅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中小企业甚至陷入发展的困境和生存的危机。
中东北非的乱局，也无端增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风险。其中，国外石油公司的撤离导致利比亚石油出口减少近半。卡扎菲的儿子Seif al-Islam
Gaddafi警告说，在这次的内战中，利比亚的石油财富将被“燃尽”。
利比亚动乱对石油期货市场已产生明显冲击，国际油价正处在巨幅波动中。中国一些城市出租车行业正酝酿燃油费提价措施。
在恶化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同时，也在恶化中国海外工程款项的回收可能。因为，利比亚等动乱国家，一旦其财税收入赖以为基础的石油设施遭毁坏，出口锐减，将直接影响其对基建工程款的支付兑现。
要确保在海外的企业利益和人员安全，除了政治方式与军事手段外，也有诸多经济方式的防范空间。
对于工程合同的未来损失，中企撤退前做了一些预案。如中交集团各项目撤退前将所有资料进行复制保存，然后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业主和建立公司提交了临时退场通知，从法律层面为将来的索赔创造了条件。
但据去过利比亚三次的王文明了解，利比亚商业国际化不高，其法律文案不完整。“比方说你来承建，那么利比亚提供的合同就是很简单的两张纸，很多防范措施，甚至包括不可抗力等往往不在合同里头，他们习惯的是，随着工程的实施以后双方再谈条件，再改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从另一角度建议，中国企业今后在海外投资承包项目不应一家独揽，而应与美国、沙特等第三方国家组成合资公司，形成投资结构的多元化，以分散风险。
但据王文明了解，非洲的一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联手来做项目，“他就是希望要不就跟中国进行合作，要不就跟欧美合作，所以也不是我们一相情愿，想做到就能做到的。”
事实上，降低风险的经济方式，一个越来越流行的国际趋势是实行政治风险保险。
目前，ACE、AIG、丘博及劳合社的Catlin、Hiscox、Liberty等辛迪加这些私营公司，以及安卓、科法斯、裕利安怡等信用保险公司，提供政治风险保险产品。
最有名的是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其通过直接承保各种政治风险，为海外投资家提供经济上的保障。
据了解，MIGA也曾多次来中国，就对外投资政治风险进行讲座，并在2010年年初在北京设立在华业务代表。其担保的范围，包括政府违约、战争和内乱、政府征收、不履行主权财务责任等。但听者众多，从者寥寥。
据悉，美国国际集团(AIG)旗下的美亚保险公司在海外有销售“政治风险保险”，其在内地曾向中国保监会递交产品申请，但这一产品一直未能获批。
“平常，什么人身险，第三险，一般的保险都会上。”刘东峰说，事实上，大型中企通常已习惯当地的一般性偷抢，这些成本已考虑在内，“非洲当地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呢，我所在公司好几次几个推土机消失不见了，工程用料、设备也常常被偷。”
但受访者们都对记者表示，几乎没想过一直较稳定、前景看好的中东北非会发生如此大面积动乱，“没法预测，真来了也没有办法。”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内地也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中信保)承保“政治风险保险”。
王文明说，在政治风险这块，中国公司相对来说更加感性一点，更依赖于经验，缺乏系统化。相比之下，欧美一些专业的风险评估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化开发经验，有一套方法来做综合型评估。
汪段泳直言，中国企业在海外规避风险的方式，是沿用抗日战争时候对付反扫荡留下的方法：把设备深埋，要么找当地百姓托管。
中石油苏丹项目的员工侯福斗介绍，中石油下属一家服务公司就将作业车由当地雇员开到了他家里，然后委托当地人看护。根据内地报道，其他企业也多采取了这种措施。
但受托人自身也存在安全危险，“这些都不是正道，都具有偶然性。”汪段泳说。
如今，随着阿拉伯世界乱局，境内外保险公司已陆续将安哥拉、利比亚等有政治风险国家列为“拒保国”，全球政治风险保险开始涨价。此前，全球政治风险保险每年的保费大约是7-8亿美元。
不过，中国继续保持自己的避险模式：通过打人情牌，等待着非洲中东机会的再临。
陈天宇说，利比亚出事后西方公司第一时间全都撤走了，而中国人撤得比较晚，后来是中国人在做利比亚网络保障工作。“再包括中国政府反对使用武力等这些态度，他们都感觉现在中国人还是比较不错的，表示以后如果有项目的话也会优先考虑中国，还有俄罗斯企业。”
对于将来，中国企业或将还是会涌向非洲中东，即便面临新政府的变卦。王文明说，中国一个建筑公司往往就有5、6万人。现在大陆很多大的基建接近结束，而很多非洲国家现在其实就相当于中国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其基础设施需要10年、20年去完成。因此，“中国企业还是要走出去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动乱下去的，这是产业的国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