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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一块试验田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04月22日14:26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案的新闻点，不在于他贪污金额之多，生活多么腐化，还是“裸官”（家人已移民），以及“双面人”（向全国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不，这都不意外，如果一个腐败案这么报道，许多人看都不想看了。这完全公式化了，每一个腐败案都可以按这个公式写。
罗荫国案的新闻点，在于他双规期间，一口气吐了一百多名处级以上干部。这个数字比较引人入胜。在一个地级市的主要领导牵头，一百多名处级以上同时作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不意味着这个地方的政治结构已经坍塌吗？
一百多位，一位一位地数，也要数好一阵呀。这么数下来，不涉案的领导和部门，还剩多少呢？这不是说，在这个区域内，“绝大多数的干部是不好的或比较不好的”了吗？那么，这个地方的政治将如何运作？如果一时之间把这些涉案的领导干部全部废掉，不是会出现政治真空吗？那么，“依法查处”还有没有可操作性？如果不用法律，而是“用稳定干部队伍”的原则，又如何在坍塌地带实现政治“重建”？
这不是一个政治猜想。这是一张现实的政治考卷。
21世纪以来，全国已经有多个地方接受过这样的考验，交出了答卷。这在互联网一搜就可以发现一串，有的是县级，有的是市级，最高是市级。比较出名的，有黑龙江省绥化市的例子。
绥化，跟茂名一样，地级市。前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先生，跟目前被纪律扣押的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先生一样，正厅级。马德案不仅下查了绥化市所辖地区的官员，还上溯到国土资源部前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前主席韩桂芝等省部级干部，这已经是国家级的政治了。绥化市及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绥化市50个部门的一把手，共有265名官员涉及此案。
也就是说，马德时期的绥化市，政治已经腐败到全盘坍塌。但它最后是如何“清场”和“重建”的，不见报道。
以笔者的政治幼稚，每一次出现类似绥化的地方政治“局部坍塌案”，就情不自禁地想，这不应了毛泽东最爱讲的那个“辩证法”——“坏事”坏出了“变好事”的条件么？既然一个地方的主要官员都已经违法犯罪，那就法办他们，等于是清除了传统政治的包袱，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画更好的图画。
几年前，笔者终于有机会实际观察了这样一个案例，看到了有关方面如何为坍塌的地方政治清场。那是一个地级市的一个区，等于一个县处级政权单位。区委书记也就相当于县委书记，正处级。这里的区委书记在他的范围内严格实行“卖官制”，所有的部门，连一些被认为“没有油水”的部门一把手位置，如“五四三（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主任都被他卖了钱。
我不期然遇到接任的区委书记。我以前认识他。他从另一个县的县长位置，被提拔去当区委书记。面对“百废待兴”，他说话也比较开放。我就直接问他敏感问题：你现在的干部都是买来的（哪一位花的多少钱，他作为新的“一把手”，都有掌握），你把他们怎么办？公检法可能依法办事吗？由你来确定谁被捕，谁不被捕？新的干部从何而来？他并没有跟我打官腔。其实，答案也不言自明。他身边的人也向我透露了，抓不抓谁不是我们的新书记一个人决定的，“上面”有掌握。原则上贿赂多少万的要逮捕，但实际上也不一定。其他重要领导，当然是上级派来的。
就这样，重建完成了。
当然，基于目前的政治环境，任何一个不到现场的人也可以想象这种“清场模式”。超越这种模式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我只是说，一个以巨大代价换来的，理论上可以依靠民众意愿、从基层产生新的地方领导的试验田，就眼睁睁化为乌有了。设想一下，这对民众的政治公平意识和政治参与意愿，是怎样的损害。毛泽东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笔者甚至觉得，与其经过这样一次不带来进步的政治震荡，按原来的方式复制一个新的机构，不如悠着点，“不要查出”绥化和茂名似的颠覆性案件带来的伤害更小。但如果查出了，就一定要按法律清场，让民众参与政治建设。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难么？何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