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高考招生办:沈从文湘西文学中的悲剧美

沈从文湘西文学中的悲剧美

摘要：从沈先生的个人经历和民族根源两方面探讨湘西小说产生忧郁哀愁原因同时对作家运用的写作方法来探讨小说中的冲淡忧伤的悲剧美。

关键词：沈从文、冲谈忧伤、悲剧美

在人类进化的荒原上绽放着一朵朵美的悲剧酿成的苦难之花，作家则像终生勤劳的蜜蜂一般在开满花朵的荒原上采摘着这一朵朵令人惊悸、摄人心魂的荆棘丛中的花朵。经过作家持之以恒的酝酿与创造，这些原始林莽中转瞬即逝的娇美之花便幻化为美的悲剧，成为人类自由想象的创造物，成为绽放着悲剧美的浓稠的花蜜。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独特的作家，他所创作的湘西小说，以爱与美的悲剧性冲突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以悲剧连环套式的循环结构作为小说的基本形式，以冲淡的小品散文的创作手法作为表现悲剧的基本手段，构成其悲剧艺术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艺术。

沈从文对湘西这块养育了他的母土爱得实在太深，他是以一颗仁厚之心，来看待和描写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的。生命的庄严、人性的朴厚、人情的纯美，是沈从文笔下永恒的主题；牧歌式的诗意和弥散其间的凄然美感，是沈从文文字独有的风格。他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梦、平凡的坎坷和平凡的哀欢，但却有着非凡的魅力和非凡的美。

独特的个人经历

沈从文独特的个人经历对其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沈从文经历了乡村与城市两个世界。沈从文的乡村生活充满了欢乐与哀愁。他经历了温馨的顽童生涯，在他的童年，湘西是静、善、美的。但在这静、善、美中，他也看到了痛苦残忍的一幕。他九岁那年看到了屠杀，这给沈从文留下了永远忘不了的印象，许多年疑问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泛起，“他们为什么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沈家败落后沈从文十五岁离家参军入伍，在此后的五年多的时候里辗转流徙于湘川黔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过了许多“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1]他见到的是杀人与被杀，人生表面的血与泪，他见的实在是太多了，以至后来他拿起笔描绘人生时，他不愿将这表面的东西献给读者，他宁愿往深处走。胸中的血与泪的现象淤塞过多，痛苦达到痛苦之后就是超痛苦，我们无法尽述其作品中的每一幅图景所隐藏的沈从文的具体人生经历第二痛苦，这种痛苦有些是他所不欲明言的。他说：“一切作品皆植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的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

1923年，当青年的沈从文怀着背井离乡的痛苦和对新的都市生活的希冀的矛盾的心情离开了家乡告别了养育他二十年的湘西山水，由蜿蜒弯曲的乡村小路走上通往现代都会的宽广马路。他走出大山的伊始，以“无产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而又身无分文，没有职业，饥寒交迫，因而内心充满凄凉、失望、烦恼自不待言，唯一的出路是艰苦奋斗，靠拼命写作维持生活。他心里不禁与故乡贴得更近了。当他把目光投向乡村时，他发现乡村也并不是一块“安定的绿洲”，那里也到处充满着“喧嚣与骚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观念已经侵染到湘西这片绿色的和平世界，并不断加速着湘西的世风和人心的腐烂。1934年，沈从文回到故乡湘西，在表面进步下觉察到了人们精神堕落的趋势，“最明显的是，即社会所保留的那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要消失无余了，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2]许多时髦青年把上一辈尚保存的一点古风抛到九霄云外，只一味追求现代物质文明。可这在湘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3]当前的农村与他童年时的农村相比，变得太多了，变化得令人心痛。他把痛苦埋在心底，极力铺陈美好的湘西，平静地叙述故事，他特别长于寄深情与真切的白描或优美的描写中，寓悲愤与平淡甚至幽默之中。

欣赏沈从文小说的奇美：

沈从文笔下的这些湘西文字，毫无疑问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最值得珍赏那一部分。虽然沈从文写的是小说，是散文，但在那些奇伟美丽、嗅得出泥味和土香的文字中，似乎总有一脉与两千年前的屈子气息相承的东西。沈从文的文字是诗亦是画，他的文章像画出来的画，无论写人写景，只几笔就点出韵味和神髓。他总能用清新、自然、隽永的风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令人难忘的锦乡文章。细心的的读者会发现，沈从文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物作品中，在其美丽、清新的山水画中，平淡从容地描写人、事中流露出一股忧郁、哀愁的的情绪。这种悲剧则在乡土地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略带忧伤、凝泪微笑，浸染着绝望中的希望。这种悲剧并非奇特，甚至于显得过于平淡了一些，但表面上的平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真诚。哀婉的歌声不仅能够唱出“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怀旧之情；也能唱出“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大彻大悟之曲。走近沈从文，你会感受到这种淡雅的哀婉情绪，领略到“美丽总是愁人的”叹息。

在他的笔下，湘西的山水被描写成一幅幅逼真美丽的山水画：“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的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成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边城》）“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不时又弓着身子，远远的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秋天来了，遍山坎上芭茅草开着白花。在微风里轻轻的摇，都仿佛向人们招手似的说：“来，割我，有力气的大哥，趁天气好磨快了你的刀，快来割我，挑进城去，八百钱一担，换半斤盐好，换一斤肉也好，随你的意。”（《贵生》）前者在对山川景物的静态描写中，展示出大自然的质朴、宁静、温馨，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融洽；后者在对山溪景色的动态描写中，显现出大自然强劲的生命力，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弥漫着浓厚的“泛灵论”色彩。

而生活在这里的湘西儿女善良质朴、诚恳谦和、慷慨无私，有着美好的人性。在作家的笔下，女人们美丽、善良、纯洁、忠贞，充满着灵性。在浪漫传奇小说中，她们是黄牛寨主的三女儿（《龙朱》）、媚金（《媚金、豹子和那羊》）。到了你象征抒情小说中，这类原形成了翠翠、三三、夭夭、阿黑。她们温柔美丽、天真纯洁、谦和多情。如沈从文写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夭夭则“因为在一家史弟姊妹中年龄最小，一家人几事都对她让步，但她却乖巧而谦虚，不占先强，心性天真而柔和，所以显得更加动人怜爱，更得人赞美（《长河》）”。写男子，勇敢刚毅，谦逊豁达，是完美的化身，作家把他们比作狮子、豹子。他们“美丽强壮如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比平常人都多”（《龙朱》））。在《边城》中的傩送，天保两兄弟，小说中称他们“结实如小公牛”，“几从小乡城里出生的年轻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性情如他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他们“既学得了做人的勇气与义气，又和气亲人，、骄情、不浮华、不倚势凌人”。

而，在人和人之间他们的关系也是如此的和谐，湘西人民对人总是热情、慷慨的，不论是对亲戚同乡、朋友熟人，还是对外乡的陌生人都是这样，《长河》中的藤长顺等人，在勤劳致富后，并没有忘了父老乡亲，请来了清浦市的戏班子到吕家坪唱戏，与乡邻同乐。

美，有时总不免叫人伤心。美丽的湘西依旧，悠远的的历史尚存，可古老的文化却面临着挑战。湘西的风景依旧，但这里的静谧被打破了，恬淡的民风与古朴的、淳厚、热情正直的民情被颠覆了。沈从文信奉的“人性”将无处供俸，他的社会理想在湘西的幻化也将成为泡影。沈从文无法回避这残酷的现实。也许他太钟爱这样的人生，钟爱安静、古朴、美丽的湘西世界，他在作品中避开了残酷的显示，避开了激烈的严词，而是用极冷静的手法将其轻轻掠过，在情景交融的境界里，娓娓叙述，在美丽的文字里隐含忧郁，间杂忧愁。如他笔下的《边城》描写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世界，那里的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常年溪水如镜，河水中游鱼可见，岸边的吊脚楼、碾坊、竹篁、白塔……这是一幅宁静平和的自然之景。这里的民风纯朴，人性善良，即使做妓女的也永远那么“浑厚“。而作为小说情节主线的翠翠与天保、傩送的爱情，则更是那么纯真洁净。天保、傩送两兄弟勤劳、热情、勇敢、善良，他们同时爱着翠翠对自己的爱情存着执着的追求，但没有争夺与仇恨，也没有丝毫功利。为了弟弟，天保放弃了自己的爱，毅然出走以成全弟弟的心愿。而弟弟在”碾坟“与”渡船“的选择（实际是金钱与爱情的选择）中，毅然选择了渡船。翠翠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她的母亲在十几年前爱上了一个士兵并怀上了她，翠翠的爷爷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士兵顾及军人的名誉，无法与翠翠的母亲结婚，陷于两难的境地，只好自杀。母亲在生下了翠翠之后也因此徇情。这在爷爷的心头，无疑是难消的痛楚。在女儿去世后，他把对女儿的爱全部倾注在翠翠身上，他终身的愿望就是要让翠翠幸福，对翠翠的婚事，他愿意让翠翠自己作主。可是爷爷隐隐约约地感到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他为此而耽忧着。天保的遇难，使顺顺家误解了爷，傩送也以为他做事“弯弯曲曲”而对他冷淡，爷爷为了让翠翠对自己的命运的自主而陷入了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之中。这些耽忧与孤独无助，最终使他精神崩溃，猝然死去。小说最后写到：“使翠翠在睡梦里的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中来，（傩送的哥哥死后，傩送也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7]可怜的的翠翠在爷死去后的日子里，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哭了一个晚上，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着傩送的归来。汪曾祺认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4]小说中善良的人们无法彼此沟通，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是有抗争意识的傩送与翠翠也陷入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爱情难以实现的忧郁之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心的孤独、潜意识中社会对“磨坊”的认同，构成了《边城》中冷酷的现实，而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也正是悲剧的根源。

从民族根源欣赏沈从文作品的悲剧美：

悲剧是体现人类价值的最高形式。悲剧是以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现实世界生存和斗争的地位和意义的艺术形式，它以表现人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以及在精神方面的超越为基本特点，它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存在状态。悲剧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精神价值肯定，是人的精神探索与历险。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由于种种因素存在，中国和西方的悲剧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将宇宙、自然完全看作是人的对立存在，人类面对着强大的对立物产生出的压抑和悲痛感深刻而强烈，悲剧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不可抗拒的毁灭结局中凸现出人在精神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完成人的精神的悲剧性张扬，使人的精神得到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西方传统的典型悲剧一般称作“崇高型悲剧”或“超越型悲剧”。

中国则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观念主要是情感性的精神体悟，是一种表面和谐的深水暗流般的内在精神冲突。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宇宙、自然、生命抗争的同时，更多的是去关怀宇宙、自然和生命，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悲剧意识和精神超越。中国的悲剧主要是作为人格、情感和精神层面上的悲剧。因此，有人把中国古代的传统悲剧称为“忍耐型悲剧”。

然而，当我们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时，却难于将其归入这二类之中。他的悲剧总是萦绕着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总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对人的生存和命运进行着思考和关怀，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存文化形态做着理性的思考。那是属于“无事的悲剧”，既没有人与外在事物的对抗，也没有人精神世界自我的对抗。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意识，表现为一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悲悯情怀，自然而然化入叙述和情节的哀惋情调，以及整体呈现出诗意抒情的悲悯美。

沈从文笔下的这种悲剧，不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他笔下的人物也不是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悲剧也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他笔下的人物也不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和同时代许多认真描绘现实景况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而和那些对自己的印象世界有明确分析的作家又不同，吸引他的主要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如薄雾般飘忽的心境，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白的情绪。他的悲剧，不是以丑对美的或以恶对善的暂时性压倒为标志，不是美与丑、善与恶的赤裸裸的对垒，而是同一层面上美与美的不协调，善与善的不吻合、误解和误会的无法消除而造成的。从本质上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说，这种悲剧的形成在于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冲突个人在这种悲剧中实际上是被异化了的，而造成这种异化的则是社会历史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习俗、观念对个体生命的束缚和摧残，例如童养媳制度、沉潭风俗等等。

作为童养媳的萧萧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而丈夫却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她在“大膀子”花狗引诱下失身怀孕，事发之后便面临被沉潭的噩运，沉潭不成便等候发卖，而因生下个男孩侥幸获得在家生活下去的权利（《萧萧》）。天造地设的一对男女主人公从春天爱到秋天，最后在“在忘我的行为中，失去了一切节制约束行为的能力，各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对方的力，得到了对方的爱，得到了把另一个灵魂互相交换移入自己心中最深处的满足”，醒来之后却必须去面对女子与第二个男了恋爱结婚的魔鬼习俗，双双吞下同命药共赴黄泉（《月下小景》）。这些正常个体生命的追求都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因此而构成了悲剧，但在作者总冷静的叙述过程中，目光似乎放得更长远了，在不经意的描述中去挖掘历史根源，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对眼前出现的事件的血泪控诉之中。沈从文的这种悲剧作品，不会让人感到恐惧，也不会让读者彻底陷入作者铺设的惨痛情节中而不能自拔，但却发人深思，启迪智慧，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追问一下所有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沈从文在构成其悲剧的许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笔墨，集中地描绘了美与美的冲突。无论是个体生命内部还是个体生命之间美的相互碰撞、纠结直至毁灭，都体现出了美的情慷、美的意蕴、美的追求，并在美的悲剧中张扬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情人性，谱写出了一曲曲美的挽歌。《边城》里的二老一下便陷人了两难境地，无法做出选择。正因其无法选择，才使淳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焕发出了光辉，使悲哀只变成了那么一脉细细的愁情，而悲剧则如一个凝泪的微笑般动人，这种悲剧的美便造成了美的悲剧。同样，在《媚金、豹子与那羊》 中，男主人公豹子陷人了守信与守时的两难境地。到了约会时间还没有找到答应要送给爱人的礼物，不带礼物去赴约是失信，找到礼物再去赴约则是失时，最后为了守信而失时，酿成了爱情悲剧。在个体生命内部所追求的两种美的悲剧冲突里，作者热情颂扬了男女主人公对坚贞爱情的纯洁信仰。基于作者爱与美的创作观，走进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都是经过严格过滤、提纯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真善美。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但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体现出一种特有的美，而诗意的沉醉则表现出了湘西人民质朴的美。然而，并不是任意的两种美都能完满地给合在一起，当这些独立的生命个体被亲情、爱情、友情联系起来的时候，美与美的摩擦与不协调就可以看出来了。而这种不协调景象的描述同时还体现了沈从文创作中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可以从他自己的生活过程、从他的阅历与生平中得到说明。老船夫典型的乡下人式的狡猾引起船总一家人的不愉快，天保向翠翠求婚的失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向另一种美的靠拢，但是却无法协调，翠翠欣赏的是多情的二老。这一系列美与美的冲突导致大老的意外死亡，从而引起了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悲剧。此外，如果《三三》 中那个来乡下养病的青年也可以被界定为美的话，那么《 三三》 的悲剧则在于生死拉开了两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爱情就像一个还没来得及成形便被粉碎了的檬糊而绮丽的梦，倏忽之间就轻轻地绷断了，剩下的只有淡淡的惘然与哀愁，这种惘然与哀愁便构成了美与美之间的不协调。然而，这种美的不协调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中所描述出来的不协调，同时也隐隐地透露出沈从文自身的矛盾心境。沈从文的笔下经常出现的景物是明山绿水，优美的自然景物映衬着优美的人情，给小说凭添了几分牧歌式的抒情情调，使小说具有了诗的意境与氛围。人们在对这种自然景色美的领略欣赏中，很容易便忽略了在这么美的环境中发生的还是一幕幕悲剧，自然景物实际上是作者用以淡化悲剧情感的一种手段、方式；利用它，作者可以创造一种清清淡淡、哀而不伤的悲剧氛围。例如沈从文笔下的月亮，绝不似张爱玲笔下的阴暗冷清，而是温柔清亮。“月光淡淡的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寓于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在如诗的月光的照耀下，那一对殉情的小恋人的死也消解了苦难与哀痛，显示出一种从容自若的优美与超脱（《月下小景》》。

梦是沈从文常用来冲淡悲剧情感的一种手法。三翠“睡到了，就做梦，梦到溪里捉鱼，到山上拾菌子，到田里捡禾线，到菜园里放风筝。那全是不时做女儿时的事的重现。日里她快乐，在梦中她也是快乐的，在梦中，她把推磨的事忘掉了，把其余许多在日里做来觉得很费神的事也忘掉了（《一个女人》 ）。”萧萧做梦则梦到女学生，梦到自己与她们并排走路，梦见汽车像谷仓一样（《 萧萧》 ）。翠翠在梦中也被优美的歌声浮了起来，到对面的高崖上采了一大把虎耳草（《边城》 ），这些形形色色的梦，增添了乡下女孩子生活中的色彩，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生活的负累里，给了她们一些快乐，一些朦胧的向往和憧憬。因为有了梦，现实生活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了，却在悲苦麻木的生存状态里注入了些微的活力同希望。这些梦，无论是对过去生活的眷顾，还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都是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存在，给悲剧作品本身凭添了几分温情，少许亮色。沈从文总是以一种小品散文的笔法来写他的悲剧，用散文化的语言将人物的悲苦一笔带过。“婆婆虽然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萧萧》 ），因散文语言的舒缓而消解了很大一部分悲剧性，但仔细地品下去，却又能尝出浓茶似的清涩远苦。此外，沈从文还擅长把集中的悲剧意识利用散文笔法，化解到文章的各处中去，夹藏在美的景物人情之中，从总体上形成一条不乱的神丝，于具体却又无伤大美，《边城》中翠翠俩母女共同的命运，从中我们很明显就能感受到作者那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悲剧宿命意识，但是由于作者采用了小品散文的创作手法把它们分拆开来与优美的大清风格混合到一起去表现，使其变成了一条潜流，因此使《边城》 的悲剧少了一些沉重，多了一些空灵，形成了一种近似透明的忧伤弥散开来的悲剧氛围。明媚亮丽的景色、似断还续的梦境，这是沈从文创设悲剧氛围的常见手法。这种手法使得他笔下的悲剧变得飘逸辽远。情感既已被淡化，悲剧也就变得哀而不伤。世间万物中，最让人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如是说。而在沈从文的笔下，这种头上的星空化作了湘西美丽的乡间景色，心中的道德律则化作了笔下主人公的似乎自相矛盾的行为举止。为了这种道德律，主人公陷自己于二律背反之中；而在这种矛盾的冲突背景之中，悲剧气氛得以层层展开、循环往复，最后化作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别开生面的瑰丽场景。在西方文学史上，弥尔顿曾把忧郁称为神圣，雪莱也说：“哀伤的思绪是最美的歌”。今天，《失乐园》的作者早已遁人星空，《 西风颂》 的作者也早已化作长风，但他们留下的著作却依然闪烁着熠熠的光芒。哀伤和忧郁的情绪是人类的天性，把这种天性在文学作品中再现出来，让瞬间的美化为永恒，则只有通过高超的作家之笔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堪称一流。但神来之笔并非上天的恩赐，而是靠作者血泪的浇灌。沈从文在《新文人与新文学》 中说社会“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道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新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有志于‘文学’, 不是预备作‘候选文人’的。”他一生的创作恰恰就是他为文学事业殉道的一生，同时也为他的这一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脚。作家对爱与美，对生命，对纯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使他在探索着个体生命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人类社会现存的缺陷及发展全景，形成一种对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忧患意识。这种终极关怀和忧患意识被作家通过他的小说展现出来，就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悲剧艺术。

沈从文以爱与美的悲剧性冲突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以连环套式的循环结构作为小说的基本形式，以冲淡的小品散文的创作手法作为表现悲剧的基本手段，从而构成了其悲剧艺术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因此，他所创作的悲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悲剧的定义，在悲剧创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在两极之间的平衡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不仅仅停留在批判乡土文化的落后面上，而是更深人地开掘出乡土文化中积淀下的优良品质，热情歌颂纯洁的人情和健全的人性，给我们建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在悲剧的后面，不是要使人们感受到痛苦惋惜，而是要由此看到民族的坚忍和耐力，看到生存下去的希望，一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 … 他不轻视，只悲悯。他必须柔和一点，宽容一点。”（《 给某作家》 ）正是这点柔和，正是这点宽容，使这位湘西之子的乡土小说消解了悲痛的力量，在美的悲剧中让人体验到超绝的美，并让这种悲剧的美转化为读者的灵魂和血脉。作家正是用这种美丽与忧伤慢慢地刺激着我们的感觉，触动着我们的心弦，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沈从文的忧思与悲凉化为一段段凄婉而清丽的调怅，如烟人雾，缕缕萦绕在其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