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公安局网站:《收获》在线阅读

　　我曾经在“重返1976”这组文章中写道，1976年“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员可分为“北京组”、“临安组”和“留守组”，我母亲和我就是“留守组”里的重要成员。留守的日子虽然不像关在牢里的亲人们那样饱受精神的摧残和折磨，也不可能像“北京组”“临安组”所经历的那样惊心动魄，但那段难忘的岁月却在我生命的里程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现在回想起来，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不是带走父亲的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也不是随后蜂拥而至将我们家小楼团团包围的白花花的一大片警察；更不是被大盖帽红领章抄家抄得满目狼藉的房间……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母亲面对突发的这一切，眼中射出来的那种淡定和冷静的光。
　　人说世界上的事情祸福总是相伴，这话很有道理。1976年的春天，我母亲原本还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作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一员和土坷垃打着交道，虽然辛苦劳累，但她远离政治漩涡中心，栖息在山水田野之间，本可以不必直接面对亲人被抓、家被抄这样揪心和惨烈的场面。但有些事情就是宿命，该着你面对的，躲是躲不过去的。母亲大约是在家里出事前半个月被人从桐庐农村送回来的，当时我们见到母亲都吓了一跳。母亲全身浮肿，腹部隆起，两条小腿肚皮肤紧绷得几近透明，手一摁就是一个小坑，最可怕的是眼白和脸都呈一种酒黄色，尖下巴上一双突暴的黑眼球有点吓人。送我母亲回来的人说，母亲太要强，其实大家早就怀疑她生肝炎了，恶心，怕油腻，肚子发胀，脸色发黄。大家都劝她到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可她就是不肯，仍旧和大家一起泥里水里地泡着，要不是这回晕倒在田里，大家愣将她送医院检查，医生说已经是严重的肝腹水，她恐怕还不肯回来呢!母亲原先只知道自己心脏不好，救心丸她是一直带在身边的，但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肝又出了问题，她自知这回病得不轻，她再要强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做抵押。母亲很配合地吃医生给她开的一大堆中药，每天几乎不出门，基本就是卧床休息，母亲的一位老战友又送来一大包那个年代很紧缺的各种维生素，给母亲增加营养。慢慢地，母亲身上的黄疸开始退去，肚子里的腹水也逐渐瘪下来。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很惊讶，因为母亲送进医院时那病状离死神并不遥远，这么快地好起来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一直认为，当年母亲和死神擦肩而过，其实并不是上苍对她特别眷顾，而是要她经历和承受一场更大的人生劫难!
　　姐姐后来对我说，那天她下班回家看到家中像遭了抢劫一样，吓了一大跳，及至知道爸爸被带走，弟弟在上海被抓，她想，灾难又来了。姐姐看着满地乱扔的书报信笺衣服杂物心中很戳，她想母亲心里一定更戳。她要收拾一下，母亲不让，母亲说，不要收拾，还会再来抄的，收拾也是白收拾。姐姐不信，坚持要收拾，还没等收拾出一间屋子，抄家者果然不期而至。第二次抄家从晚上一直持续到天明，从我家天花板的阁楼上搜出了油印机、钢板、蜡纸、刻刀等一批让公安人员欣喜若狂的显然被视为罪证的东西。其实那是我哥哥在“文革”中刻印《红小兵报》时用的工具，久不动用上面已经结满了蜘蛛网和灰尘，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也没有人会相信的，东西藏在秘不见人的天花板阁楼上，本身就说明这有点“地下”的意味。抄家者在“胜利成果”的鼓舞下决心再接再厉，他们越抄越勇，越抄越细。抄家者就一班人马，没有替换的人。他们显然饿了，买来两大包五分钱一只的香蕉酥和两分钱一块的雪饼，坐在地上大口吃着。母亲几次到楼下厨房去烧开水拎上来，两只五磅重的大竹壳热水瓶里灌满了开水以后很沉，母亲一个病人却跑上跑下地给抄家者送水，家里的水杯不够，母亲又将厨房里的碗拿上来。暖瓶里的水喝空了母亲又给续上。母亲的举动让我姐姐很不理解也很生气，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对这些把我们家折腾得一塌糊涂的白衣公安这么客气。母亲说，他们也是奉命工作，都不容易，水总要给人家喝的。第三次抄家是隔了一天以后，在我以为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抄家者又一次破门而入。这一次的抄家显然是有备而来，不再是漫天撒网，遍地捞鱼，而是目标明确，只针对有文字的东西。先是凉台一角摞得有近一人高的四五只纸板箱被打开了。这是我哥哥到北方出差我父亲让他途经北京时购买并托运回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因为这书当时在杭州买不到)，第一次第二次抄家之所以都没有人动这几个纸板箱，显然是因为箱子上那几个如雷贯耳的伟人名字让抄家者手下留情。然而这一次看来伟人也不能幸免，任何一个可能遗漏的角落都必须严查细搜!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对这几箱伟人著作大动干戈，正是因为它们来自北京，而箱子从北京发出的时间正好是“天安门事件”前后，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在有些人看来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姐姐的被抓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在《我所经历的1976》那篇文章里曾经写到姐姐是在父亲被带走的那天晚上从家中被诱骗出门后一去不复返的。实际上我写那篇文章时记忆产生了偏差，准确的情况应该是，我哥5月9日晚上在上海被抓；我爸5月10日下午被抓，间隔不到一天时间；而我姐姐则是在5月26日晚上被抓，距离父亲被抓前后相差了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但所有看过我第一篇文章的当事人没有一个对此提出异议，包括我姐姐本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事件，却几乎都忽略了细节。当我在以后的采写过程中意识到这个错误时，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对此加以纠正。对于历史的真实还原，纠正是必须的，而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担心读者是否会由此产生这样的误解：对于自己姐姐被抓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都会产生偏差，那么，这样的纪实文字准确程度到底几何?我将我的犹豫告诉父亲并与之商量时，父亲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你不要在意别人会有什么样的误解，你之所以在三十年后要重返1976，不就是想留下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吗?你自己首先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想父亲的话无疑是对的。说实话，我写“重返1976”这样的回忆文字几乎没有任何以往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快感，有的只是背负历史的沉重。
　　“总理遗言”案的核心案犯是在1976年5月27日押送北京的，而我姐姐是在5月26日晚上刚被带走的。可以断定，对我姐姐的抓捕上面是临时动议的，这样仓促的抓捕和押送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
　　姐姐被抓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上中班，当时发生的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父亲被抓以后，母亲似乎有点神经质，只要外面有点动静，她就会噌一下站起来，一会儿走到窗前向外看，一会儿走到楼梯口朝下望。她要求我和姐姐一下班就回家，不得在外逗留。她计算我和姐姐回家的路程和时间，我们稍微晚到几分钟她就会心神不宁，甚至无端对我们发脾气。姐姐害怕母亲如此紧张下去精神会崩溃，心脏病会复发，便求隔壁从造反派变逍遥派的老毛的妻子阿五给找来几个大小不一的花绷，还有梅兰竹菊花鸟虫鱼等各种花样，要母亲教她绣花。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