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札记
沈阳警方共查获“毒豆芽”40吨，对12名非法加工点人员进行了刑事拘留。为从根本上解决“毒豆芽”的监管问题，沈阳市打假办会同公安、工商、质监、农委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没想到，会上各部门纷纷阐述理由，表示“不归我管”。（4月20日《法制日报》）
真是无奇不有。沈阳的一个打假专题会议，硬是产生了一道关于“毒豆芽”该谁管的脑筋急转弯：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归农业部门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归工商部门管；根据《食品卫生法》，归卫生部门管；根据《食品安全法》，归质监部门管，请问，到底该谁管？——普通的思路可能是：谁都可以管；答案却是：谁都不去管。虽然每个部门都能从对应法律中找到自己的监管责任，但每个部门首先找到的却是其他法律中对应别人的监管责任，于是“毒豆芽”的监管责任成了“罗生门”。
毋庸置疑，一个小小的“豆芽”在政府的职能管理中牵涉到了工商、质监、农委、卫生 4家，有一点可以肯定，“毒豆芽”就是在工商、质监、农委等部门的职能缝隙里生长起来的。其实，只要认真检索一下，这些部门都会从浩如烟海的法规条文中找到执法的相应依据。遗憾的是，在执法过程中产生了“怪相”：见利就上，有责就推，是时下不少职能部门的“习惯性动作”。在职能界限不清的情况下，都以为在为其他部门“背黑锅”，无关自己痛痒，因而“扯皮”不止。
当下，职能交叉导致一些扯不清的问题，确实存在。但问题的本质则不是职能交叉而扯不清，很多时候是相关部门想不想扯清的问题。涉及到责任的问题往往“扯不清”，每涉及到权力使用的时候，比如行政审批，比如收费、罚款，没有一个说“不归我们管”的，一事审批十几个章、几十个章，少一个都不行；收费和罚款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部门刚收完，那个部门又来罚，哪个部门都不说跟自己无关。“不归我们管”，实质上与“执法为利”同出一辙，那就是：监管部门都把利益放在首位，有利时，“天下熙熙皆来”，无利时，都恨不得躲得远远的。利益型监管问题无解，食品安全问题会有解吗？
按理说，一盘豆芽是小菜一碟，随便哪个部门，只要较真斗硬，没有管不了的。但是，几顶“大盖帽”都说不该自己管，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把部门责任当皮球踢来踢去，本质就是一种失职渎职，就是置公众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就是“没有道德血液”。有了利益就啥都想管，有了责任就啥都不归我管——正是监管部门责权利的扭曲与失衡为不法商贩留下了制度性的漏洞。如果说暴利是毒豆芽的“催生素”，那么在泛滥“不归我管”的温床上，监管部门形同虚设，食品卫生安全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明明是谁都可以管、谁都应该管，结果却是谁都不去管、谁都不愿管。难怪乎，沈阳“毒豆芽”黑加工点三年前就被当地媒体曝光，对无良经营者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难怪乎，“毒豆芽”在各地普遍存在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和监管。食品安全，人命关天，不要总是出了重大事故后，才诚惶诚恐的总结教训，处理责任人。如果还是“不归我管”，那么请你走人，让能够“管得了”的人来。诚然，国家高层也应从法律层面来划清各主管部门的职责，以防止推诿的现象发生。
近来接连曝光的食品问题事件，也和监管缝隙过大，长期无人弥合有关系吧。关于“有害食品”的问题，难道相关的监管部门从来一无所知？其实，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不过是在装聋作哑而已。其原因，一是对于监管缝隙上的问题，谁先发现，说明谁是监管主体，出了事情，责任不好洗脱；二是由于监管缝隙上的问题涉及多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处理起来，协调难度大，且不好出政绩。长此以住，部门监管的接合部也就成了滋生问题最多的地带。
当然，“毒豆芽”的疯长，再一次把公众愤怒的目光招引过来。谁来攥紧打击“有害食品”的拳头，谁来缝合职能部门监管的缝隙？成立牵头协调部门只是一个方面，关键的，还是要依照国务院“三定方案”和相关法律要求，把监管部门具体的职能梳理清楚；尤其在基层，对于一些监管缝隙上长期无人监管的商品、产品，甚至可以细化到馒头、豆腐、豆芽等具体品类，并将其监管责任细化到部门，此举看似繁琐，其实避免了“踢皮球”式的行政内耗。这样，再出现“毒ⅹⅹ”，谁还敢言“不归我管”呢！
每有久治不愈之乱象曝出，总能听到执法者感叹法制不完善；“毒豆芽”至少牵扯出四部法律，应该算是很健全的了。于是又说责任划分不明确，“应从国家层面来划清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可是，事无巨细到“毒豆芽”，都要“从国家层面”来划清监管责任，这现实吗？就算果真能够做到，这难道不是对行政执法部门懒惰无能的一种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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