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有没有卖警服的:[本站看点]移民，中国富人必修课?

[本站看点]移民，中国富人必修课？

 　　编者按：2011年4月20日由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士中近60%表示考虑移民，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促使这一人群考虑移民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该报告又一次将近年来屡次刺激公众神经的“移民”话题推向风口浪尖。

　　韩寒说：“爱国，就是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那么，中国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爱国？要么移民，要么在通往移民的路上？给你五百万，你会不会移民？

　　“候鸟”——中国富人的移民款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涌现了三次移民潮。第一波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底层劳工为主的移民潮；第二波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留学生为主；第三次移民浪潮在新世纪的头10年中呈愈演愈烈，主力军是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田鹏、张然、王雨蓉：中国精英移民地理）

　　一位移民中介的概括，扼要地道出了中国这批移民的特点：“日韩移民是真的想去国外生活或者闯事业，而中国移民更多是想找条后路，或者为儿女教育考虑，自己的事业主体仍然在国内。中国办下投资移民的，大多是一方陪孩子去国外上学，另一方留在国内挣钱。这种候鸟式移民是中国特色。”（田鹏、张然、王雨蓉：中国精英移民地理）

　　“用脚投票”——“逃亡主义”兴起？

　　拥有一定经济社会地位、象征社会成功人士的富人出走，或选择让个人资产外置，在中国高速发展带来无限机遇的背景下，传递了一种社会不安全感上升的信号。这些人“用脚投票”，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判断，表明他们对中国长远发展缺乏信心。（曾昭鹏：欲走还留的社会分化风险）  

　　有作者把这种心态总结为“逃亡主义”。当下中国的“逃亡主义者”不相信中国会成功转型为民主自由的正常国家。他们不信中国这艘巨轮能平安驶过“历史三峡”，他们执着地认为中国依然陷在“一乱一治”的死循环不可自拔。既然这个共同体难逃劫数，那么“迁徙自由”的标帜下，先拯救自己就显得合情合理合法。（西坡：“逃亡主义”在当下中国）

　　为了子女——“今孟母，择国家”

　　中华民族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昔孟母，择邻处”，“今孟母，择国家”。中国应试教育被整个社会广为诟病，移民通道的日益通畅为“富二代”（方便陈述，不含贬义）提供了一条终南捷径。

　　招行今年的报告显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大部分受访高净值人士均已希望未来将子女送往海外接受国际化的教育。事实上，中国留学生人数长期以来一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2009年已达近23万人的规模。 （招行：中国富人境外投资移民迅速增加） 

　　“教改说了这么多年，还是应试教育。现在孩子上学越来越难，本该是培养学习习惯的小学，就已经开始加码，初中更恐怖。这种状况对孩子成长很不利。”

　　“如果留在国内，我已经能看到孩子未来的路和基本的生活轨迹。我希望她能换一种活法，眼界更开阔一些，价值观更开放和包容一些。我希望她能活得从容自在，活出人性来。”一位为了子女选择移民的父母如是说。（田鹏、张然、王雨蓉：中国精英移民地理）

　　财产安全——均贫富之忧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过，人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所以，不管富人还是穷人，追求安全感是天经地义的，无可厚非。

　　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转移资产并不意味着资产一定来路不明，更确切的是，国内社会、经济形势不明朗，生存环境也存在很多问题，整个社会人们的心态不平衡，导致大家有很多担心。在这些综合压力下，人们会考虑去国外投资项目、置业、养老会更安全。”（田鹏、张然、王雨蓉：中国精英移民地理） 

　　徐友渔总结，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获得安全感。他们凭经验和遭遇认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确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断作出合理预期的。所以他们希望获取另一种身份，将自己置于另一套法律系统之下。这套法律系统之所以让人安心，是因为它是严格、清晰的，被任意解释和施行的可能性较小；是独立的，有权威的，不易受到当权者的干涉和侵害；出发点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是官员用来对付“刁民”的工具。（徐友渔：精英移民潮之忧） 

　　政府经常侵犯个人财产导致移民

　　茅于轼：现在财产权虽然法律有强调，宪法都有规定，我们有物权法，但是在事实上政府侵犯你的财产还是很经常发生的，由于企业家觉得不安全，最近这两年有大批的企业家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去，过去是到那边同样的活能挣多一点的钱，现在有钱人移民去，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有这个现象？我们说什么使得他们感觉到不安全？我们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是要继续强调，但是要真正地实现还有90%的增长空间。（茅于轼：政府经常侵犯个人财产导致很多人移民） 

　　中国的商人向来没有安全感。古人讲“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现在，商人的附属地位并未改变。为保平安，最流行的做法当属投资移民了。万一以后天下大乱了怎么办？他们担心未来的某一天群情激奋，党会在关键时刻露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来面目，把他们抖出来平息众怒。（西坡：“逃亡主义”在当下中国） 

　　穷人“仇富”导致富人移民？

　　许多富人把国内投资环境差和仇富心态日炽当做选择移民的理由。一位已经出去的富人自述：“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内地富人纷纷移民海外 担心哪天又要均贫富）

　　但拿“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是富人对整个社会的要挟。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却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一位移民富豪坦承：“在国外，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国还算是低的。”一方面，富豪们在国内投资收获了“暴利”，也明知自己超常的赢利能力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不忍舍弃；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社会永远优待自己，常常指责人们“仇富”，声称要移民海外。这是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呢？（南都：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  

　　“生育移民”——基本国策的副作用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了更多移民的出现。由于美国在新生儿国籍问题上实行“出生地原则”，到美国生个美国宝宝，等孩子长大成人后申请让双亲来美定居，被一些中国父母当成一项长远“投资”。仅美国加州专门接待中国产妇的月子中心就有数十家，这些月子中心为来美的中国产妇提供办理签证、机场接送、联系医院以及孩子出生后办理出生证、美国护照等一条龙服务，一般收费在2万美元左右。（经济参考报：中国专业精英及富人移民调查） 

　　曾因超生被单位解聘的杨支柱认为，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引发第四波移民潮。“当一个人被强制堕胎、上环、结扎的时候，他是没有人的尊严的。个人身体最隐私的部位她都不能自主，自己的骨肉她都不能保护。一个人在完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她只是一个奴隶，奴隶通常不会有报效祖国的想法。”（杨支柱：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 

　　没本事移民，就做个良民？

　　这句话出自周立波：“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他的潜台词是，没本事移民的屁民，没有资格对国家指指点点、唧唧歪歪。这是一个荒谬的逻辑。

　　周濂针对这个说法，提出一个比喻：假设你在睡梦之中被人绑到一条船上，醒来时眼前除了汪洋大海，就只剩下那个面目可憎的海盗头子。现在你有两个选择：1.离开这条船；2.留在这艘船里。前者意味着跳进海里淹死，问题在于，后者是否意味着你其实已经在自由地表达你对船主的权威的认可？

　　移民还是坚守？类似的选择出现在柏拉图《克里托篇》里，即将面临死刑的苏格拉底同样拒绝移民。他提出了一个相对缜密的理论：任何雅典人在成年之后，认清了城邦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如果仍旧心怀不满，大可以带着财产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任何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仍旧选择留下来，城邦就有理由认为他这样做是在事实上“承诺”按照城邦的旨意行事，这是一种自愿订立的契约。（周濂：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 

　　订立了契约不假，应该按照法律行事不假，但如果不移民，就只能做一个良民、顺民、屁民、草民么？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个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是主仆关系、委托关系。批评的权利与移不移民有何关系？恰恰相反，正因为选择了留在国内，才有资格对国家“指指点点”。

　　损失——不仅仅是财富

　　徐友渔是从资源流失来分析的：精英的知识、技能、资金是我们这个社会宝贵的、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所代表的创新能力，所派生的就业岗位，所营造的向上竞争的氛围，都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财富，它们随着精英移民而流失，是明显的或潜在的损失。

　　可见的损失背后，还有更可怕的：更重要的失落是整个民族的信心。精英的移民具有示范作用，哪怕是对于没有条件移民的一般民众。如果做不到全民具有凝聚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很难设想，中国人民将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徐友渔：精英移民潮之忧）

　　陈永苗从执政者先前做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承诺出发，认为“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一是对穷人的心理影响。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大量移民，给底层民众带来了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 二是对开放政策的影响。一旦国门为“先富们”大规模打开，先富带后富的安排就会失败。三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先富们”极力维护着崩溃前的稳定，自己却暗渡陈仓，随时准备登上“诺亚方舟”逃生。正是因为有外逃的后路，“先富们”对于搜刮百姓才特别肆无忌惮。（陈永苗：“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

　　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建设法治社会

　　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过多地选择移民，代表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也意味着这个国家道德资源的削弱。有评论指出，“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先留心”当然是对的，但如何留心是一个问题。是依靠一时的安抚，就像“爱哭的孩子多给糖吃”一样，还是依靠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其倾力创富、安心享富？答案不言而喻。（南都：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 

　　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都有权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担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权力机关剥夺；在从事经营活动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动时，不必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就可以顺利进行；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指望廉洁奉公的警察或是独立审判的法院；人们向上流动的希望可以寄托在勤奋的工作上，而不必巴结上司或与当权者拉关系。（徐友渔：精英移民潮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