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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中华书局教科书与日本的纷争———兼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

发布时间：2006-04-12 　　点击次数：1289　　作者：周其厚
中华书局为民国时期的著名民营出版业, 就当时的整个中小学校教育来说, 它所编辑出版的多数量、高质量的教科书,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 中华书局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出版企业, 而更像一个文化教育机构。中华书局以“教科书革命”为追求, 服务民国教育, 贯穿爱国主义思想, 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 由此引起了一场与日本之间的外交纷争。①
中华书局教科书与日本的纷争, 与书中大量的爱国主义内容有密切的关系。1912 年, 中华书局成立伊始, 确立“民国行共和政体, 须养成共和国民”的宗旨, 很快推出“中华教科书”, “不仅开十余年来教科书的新纪元, 也是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把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作为重要内容。提倡爱国旗、爱中华, 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共和奔走二十余年, 是中国第一伟人”。[1 ] (P324) 因适合共和体制, “中华教科书”被许多学校选用, 奠定了中华书局书业立足的基础。
此后, 伴随着民国教育方针的变迁, 中华书局出版多种门类的教科书, 从多角度、多方面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1913 年印行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竭力向学生解释国家、民族、中华民国的形成, 以及热爱中华民国的道理。国文教科书的《中华》一课, 用简洁的语言, 说: “中华土广人众, 物产丰富, 我为中华人, 我爱中华国”。[2 ] 在一篇名为《爱国》的课文里, 指出: “人民相聚而成国, 国即以其力保护人民, 故人民当爱国。所谓爱国之民者, 平时则修己力学, 惠群济众, 振兴实业, 力图公举, 使社会蒙其休, 国家亦隐受其赐,一旦国有战争, 则独资助饷, 执殳前驱, 踊跃赴事, 如恐不及也”。[3 ]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漫长, 何况中华民国也刚刚脱胎于清王朝, 许多人不清楚专制之朝代与共和之国家的区别, 中华书局在修身教科书中, 向学生阐明: “自古以代名为国名, 君主易姓, 国名亦因之而易。今则共和告成, 五族一家,与前之一姓争夺者有异, 遂沿数千年之旧称命名中华。帝国、王国, 为君主时代之名称, 民主政体,则主体属于民, 故曰中华民国”。[4 ] 这样, 封建帝制下的“臣民”, 不同于共和体制下的“国民”。角色的转换、国家观念的更新, 需要一个重塑的过程。中华书局教科书向学生灌输新型的爱国思想, 爱国不再等于“忠君”, 而是要爱一个“主体属于民”的共和国。
鸦片战争以来, 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 导致中国割地赔款, 丧失主权,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因此, 介绍近代中国遭受侵略的苦难史, 激发学生民族意识, 无疑成为教科书反映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 中华书局不止一次地表示: “本局处处注重国民教育, 于国耻及租借割让地尤为注意”。[5 ] 如在《美禁华工》的课文中, 对美、澳等国歧视华人的行径予以揭露, 指出: “美之铁道农场, 其为华工所建筑开辟者何限。徒以国力不竞, 我耕人获, 利益不平。今澳洲等处, 亦禁华工矣。世界茫茫, 殆无往非加利福尼亚省也。倘不亟谋自振, 华人虽欲自食其力, 亦岂可得耶?”[6 ]使学生懂得并明白, 国家强大、有地位, 民族才能赢得自尊。又如《国势》一课, 对我国所处的险恶形势, 做了深刻的分析, 说: “吾国近时国势, 果何如乎? 非特国外势力, 无自扩张, 即国内主权,亦时有履霜坚冰之惧。如领事裁判权, 行于租界,则法权有损矣。海关税则, 订自外人, 则税务见侵矣。借款用途, 必经稽核, 则财政受制矣。路矿两端, 类多让与, 则实业被夺矣。外此如大沽吴淞,炮台撤毁, 商场路线, 兵旅驻屯。以及江海有舰队之巡游, 使馆启驻兵之先例, 又与军事上有联系。吾国之势, 未足与列国较衡, 此无庸自讳者也”。[7 ]列举了种种事实, 使学生明?国家所处的现状, 以激发他们奋起自救之心。再如《一对孪生兄弟》的课文, 采用拟人化的手法, 借长江与黄河的对话表达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愿望, “长江说‘自从外国人到中国以后, 他们常常用势力强迫我, 要我做他们的奴隶, 替他们运输货物。这种耻辱, 我真忍受不下。我正眼巴巴望着中国人, 有给我雪耻的一天呢!’”[8 ] 不难看出, 教科书的编辑者在通过各种体裁的课文, 以教育学生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殷切爱国之心。.等等, 诸如此类的课文, 诸如此类的选材, 在中华书局的教科书里随处可见。
同时, 对于来自东邻日本的侵略, 中华书局教科书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介绍。众所周知,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标, 日本不断对外扩张, 成为侵略我国的主要威胁之一。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 日本制造“台湾事件”, 策划和发动甲午战争;借“瓜分狂潮”之机, 将福建作为势力范围; 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强占我国东北地区。尤其是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 悍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还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 将山东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 不断地在中国内地制造流血事件, 企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对华战争。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势, 不能不引起更多中国人的警惕。
对日本侵略中国而带来的危害, 中华书局没有等闲视之, 在编著的教科书中, 秉笔直书, “详为叙述”, 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 由此引发一场与日本的外交风波。
事情起因于中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从1916 年1 月开始出版, 国民学校用修身、国文、算术三种计二十四册; 高等小学用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八种
计四十四册, 各册教授法齐备。编者有范源廉、沈恩孚、沈颐、李步青、吴研蘅、陆费逵、戴克敦等。“各科都用浅显文言编写, 而在国文课本末尾附有四课白话文体, 实为以后改用国语课本的先导”。[1 ] (P24) 这一创新之举, 受到教育界广大师生的欢迎, 被不少的学校采用。在“新式教科书”的《国文》和《修身》中, 有《日本》、《国耻》和《明国耻》等课文。其具体的内容如下:
[国民学校用新式国文教科书]
(一) 第八册第三课　日本
日本, 岛国也。自明治维新以来, 国势骤盛。县我琉球, 割我台湾, 租我旅大, 吞并朝鲜, 殖民于奉天吉林, 扩张航业商务于我国内地。胶州湾, 我重要之军港也。昔租于德, 日本乘欧战而夺之, 旋复向我国强索权利。我国以力弱未可与战, 乃隐忍承认之。夫日本以弹丸之国, 朝野上下, 并力经营, 日以我国为的, 伺隙而动, 盖利我之弱耳。我国之人, 苟能自强, 则国耻有时而雪, 国威有时而张, 愿国人毋自馁也。
(二) 第八册第十三课　国耻(一)
吾国对外交涉, 清代失败最甚。(中略) 日本取琉球, 并朝鲜, 上国主权, 委弃尽矣。[高等小学校用新式修身教科书]
(三) 第六册第十五课　明国耻
(前略) 他若最近之中日新约, 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迫我承认, 尤为可耻之甚者。我国民而尚具天良乎,于此而不用吾耻, 复恶乎用吾耻。[9 ]
从上述所列内容来看, 主要反映了两点: (一)从日本发迹到对外扩张, 涉及其侵略亚洲和中国、掠夺中国利权的大致过程。(二) 编者之用意, 在于告诫学生勿忘国耻, 奋发自强, 以挽回利权。
就实际情形而言, 教科书所反映的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并无夸大之辞。然而, 此举却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就在“新式教科书”发行后不久,日本驻福建领事将教科书的上述内容, 马上报告其驻华大使, 由驻华大使向民国外交部提出交涉, 说什么“中华书局印行新式小学校教科书中”, 有“排日的记载”。还把这些课文抄录备案, 不无恫吓地说: “此种煽动对日恶感之教科书, 不特有碍邦交, 且恐将来国交上发生有害之结果, 应请设法禁止发卖”, 等等。[9 ]
民国外交部致函教育部, 教育部向中华书局去信查询, 说: “查日使所称小学校教科书, 煽动对日恶感等语。虽属言之过甚, 惟查阅附件所开各节, 固为激励国民起见, 但措词稍欠含蓄, 未免滋人口实”。[9 ] 要求中华书局进行查核, 并将结果上报教育部。
但总的来看, 教育部也表示了较为鲜明的态度, 并没有一味地怪罪中华书局。对日本的无理指责, 公开申明: “查国民学校教科书, 必有历史的材料, 国耻所在, 编书者不能自讳。有如日本当美国以兵舰强迫开国, 及三国干涉退还辽东半岛时,日本即引为国耻, 编入中小学校教科书, 要为自策自励之计, 并非煽动恶感也”。就是说, 事实终归是事实, 措词有欠妥当, 也仅仅是修辞上的问题,不能掩盖历史的真实。至于内容的遣词用语, “自宜再加斟酌, 俾得益臻完善”。[9 ]
根据上述要求, 中华书局在回复教育部的呈文中, 面对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 表现了毫不妥协的态度, 明确阐述了自的立场, 认为: “本局所编新式教科书, 悉遵部章以提倡国民爱国心为主旨,揭示国耻俾资激励, 亦提倡之一端。世界各国教育国民, 其教科材料, 虽不尽同, 而宗旨则一, 盖此不过为自策自励之计, 并非煽动恶感”。[9 ]
本来, 中华书局的答复合情合理, 已非常明确。但日本并不甘心, 又通过驻上海领事再次向外交部提出“抗议”, 要求对中华书局教科书“力加干涉”。中方上海交涉员“深恐各省日领, 群相误会”, 表示了对教科书事件的担忧。但是, 中华书局对于日本借此大做文章、故意挑起事端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方面, 再次严正声明: “本局新式教科书中所叙国耻, 皆系事实, 并无挑拨之语”。另一方面, 向政府当局恳切指出, 如对日本退让, “有损于本局之营业, 关系犹小, 使全国青年学子, 从此遂忘国耻, 关系实大”。[9 ] 作为一家股份制民营出版业, 教科书是中华书局的主要利润来源, 但它没有单纯从利己主义出发, 没有只是顾及自身的经济效益, 而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书局在教科书问题上,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与日本挑起的事端据理力争,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挫败了日本方面的无理指责。因此, 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鼓舞了教科书编辑人员的信心, 他们一如既往地“将国耻编于教科书,以策励国民”。我们看到, 在随后出版的一系列教科书中, 中华书局更加注重对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等内容的介绍, “以期养成中华国民高尚的国民性”。而且, 在所办刊物《中华教育界》上, 多次向各地学校的教师发出“征文启事”,以讨论爱国教材的问题。他们强调说: “爱国教材之功用, 在启发爱国知识并培植爱国习惯与理想;要言之, 则为爱国情操之发育”。[10 ]
在近代特殊社会环境下, 救国必先爱国, 爱国必先明国耻。针对当时日本指责中国教科书“民族思想太浓了”, 认为是“仇日教育”, 要求“修改小学教科书”的现象。著名学者吴研因指出: “说现在的教科书是‘仇日’, 也是一种诬罔。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独立精神跟光荣历史, 我们要独立,我们亦是抵抗侵略, 并不想侵略人家, 我们只是根据历史事实立言, 并非虚构叫嚣, 如果世界上的公理还没有完全毁灭的话, 谁可说我们不应如此呢”。[11 ]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 中华书局以事实为依据, 不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 坚持教科书的编辑原则, 表现了不畏强暴的民族自尊心。
谁也不会否认, 教育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 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作为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 教科书在其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 具有鲜明的爱国特色,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儿童, 实践着服务民国教育的使命。
“历史上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过去, 日本将中国教科书记叙其侵略的客观内容, 诬蔑为“煽动对日恶感”的“仇日教育”。而今天, 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 继承其军国主义的衣钵, 在所编写教科书的内容上, 再次挑起事端, 不但极力掩盖侵略中国的历史, 反而信口雌黄, 美化侵略, 把战争的责任强加到中国一方, 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与他们过去不顾客观事实, 横加干涉中国教科书的行径, 可谓一脉相承, 殊途同归。
今年4 月5 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了新版教科书的审定结果, 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被认定合格。该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 竟然无视事实, 对于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 从来不用“侵略”二字。更有甚者, 还将这些侵略战争说成是因“对方挑衅”而引起的“自卫战争”。于是, 甲午战争成了“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 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而引发的结果; “二十一条”成了“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而“ 制造”的“名称”; “九一八事变”, 成了关东军为保卫日本国民的安全才发动的事变; “七七事变”成了“中国军队不断向日军开炮”而引发的“事件”。对于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仅仅说: “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 日本也不例外”[12 ] , 未再提日本军队的暴行。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罪证确凿、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也进一步否定了其真实性。与此同时,《新历史教科书》大力宣扬日本的侵略, 是在给被侵略的人民“造福”。说什么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大力引进重工业, 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介绍八田与一在台湾南部兴修水利,造福了台湾人民, 还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的主权。
然而, 犹如民国中华书局教科书所反映的内容,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 非不承认或歪曲就能改变了的。日本右翼教科书否认、美化侵略,除了说明它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与军国主义者如出一辙的伎俩外, 只能激起正直人们的更大义愤。诚如我国政府所阐述的那样: “日本右翼势力蓄意炮制的历史教科书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美化侵略, 甚至公然鼓吹侵略有功。这是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挑衅, 是对所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 也是对日本青少年思想的毒害。这理所当然要遭遇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强烈谴责”。[13 ]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国家也总有那么一些人,逐渐淡忘了这段历史。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时, 有人居然说, 抗战干什么? 日本人在“满洲国”那样不挺好吗? 日本人在“满洲国”建立了重工业, 如果在全国建立重工业, 中国不就现代化了嘛。难怪, 李登辉之流在访日时, 特意到石川县八田与一故居参观, 对其在台的“功绩”感恩戴德。也难怪, 我们的某明星穿着日本军旗装招摇, 我们的某企业选择“九一八”作为开业的吉日。
今年3 月, 上海市语文教科书也进行了改革,并以“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为由, “将反映的时代与现代社会从时间上来说也有差距”、“与学生们思想脱节”的《狼牙山五壮士》, 从新编语文课本上删除了。[14 ] 一方面, 日本右翼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否认侵略; 另一方面, 我们将反抗侵略的相关内容删除了, 颇有点让人费解和无奈。此举, 不管是出于何种考虑, 也不管是怎样的振振有词, 在今天看来, 显得是多么不合时宜!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爱国主义的感情, 从来就不是空洞的、虚无缥缈的, 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今天的我们, 正需要大力弘扬五壮士民族精神的时候, 正需要通过大量事实教育青少年的时候。只有这样, 才能使学生懂得并理解中华民族被侵略的历史, 懂得并理解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才能形成明辨是非、热爱祖国的道德素质。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 “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又指出: “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 败人之纲纪, 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 湮塞人之教, 必先去其史; 夷人之祖宗, 必先去其史”。[15 ] 这些话讲得很深刻, 也很耐人寻味, 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解和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联系到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 以及某些国人对历史的淡忘。毫无疑问, 回顾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教科书, 以及与日本进行的外交纷争, 其立足事实、坚持原则的爱国精神, 理应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扬。
参考文献:
[1 ]钱炳寰. 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21954) [M]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五册第三课[ Z] . 上海:中华书局,1913.
[3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十一册第三十六课[ Z] . 上海:中华书局,1913.
[4 ]新制中华地理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 Z] . 上海:中华书局,1913.
[5 ]中华书局新制中华教科书广告[N] . 申报,1913208215.
[6 ]高等小学用新式国文教科书:第六册第十五课[ Z] . 上海:中华书局,1922.
[7 ]新编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三册第二十七课[ Z] . 上海:中华书局,1915.
[8 ]高等小学用新式国文教科书:第六册第二十二课[ Z] . 上海:中华书局,1922.
[9 ]中华书局编辑所. 新式教科书与日本[J ] . 中华教育界,1919 , (1) .
[10 ]余家菊. 爱国教材在小学教育上的地位[J ] . 中华教育界,1927 , (1) .
[11 ]吴研因. 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A ] .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 卷上册[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514.
[12 ]裴军. 日本政府放右翼教科书出笼[ N ] . 中国青年报,2005204206.
[13 ]石洪涛. 就右翼教科书问题中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N] . 中国青年报,2005204206.
[14 ]狼牙山五壮士退出课本[N] . 齐鲁晚报,2005203225.
[15 ]龚自珍全集[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1.
(摘自:《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月第7卷第2期   编辑：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