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费城开场致敬科比:邓析之死与律师的“原罪”(新世纪周刊 20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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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之死与律师的“原罪”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11年04月25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春秋末期，郑国出了两个法律家，缔造了中国法制史上最早的佳话。
一个是子产，他执政时期，一改过去的统治者“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于公元前536年，将新制定的法律条文铸在青铜鼎上，史称“铸刑书”，据说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成文法。成文法打破了统治者对法律的垄断，也给被统治者凭借法律“维权”的机会。
另一个是邓析，他擅“名辨之学”，“数难子产之政”，甚至自编了一部法律公之于世，刻在竹简上，即所谓“竹刑”，并私授法律，聚众讲学。相比据庙堂之高的子产用青铜铸的“铸刑书”，处江湖之远的邓析编制的“竹刑”更易传播，方便老百姓掌握。
不仅如此，邓析还“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帮人打官司，替人解纠纷、出主意。据说他“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收入相当可观。
这个“在野法律人”，应该算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律师。可惜他掀起的新潮被认为导致“郑国大乱，民口欢哗”，遭遇执政者的不满，于是，公元前501年，继子产、子大叔之后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把邓析杀了，罪名是未经允许私自制定法律“竹刑”。但讽刺的是，邓析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竹刑”后来却被执政者采用，成为国家的制定法。
邓析的命运预示着中国律师的命运，自此之后，辩士和讼师历来不遭统治者和“主流价值观”待见，他们被认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吕氏春秋》），此可谓中国律师的“原罪”，“讼棍”之污名延续千年。
而直到2400年后，沈家本主持清末变法，才将“律师”正式引入中国。1980年，中国在文革后重建法制，律师制度恢复。律师性质逐渐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变为“社会法律工作者”，近年来“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性质又被强调，律师被要求“讲政治”。显然，李庄即属于“不讲政治”的负面典型。
在转型国家，律师的角色发挥和律师职业环境的情况，往往是整个法治大环境变化的“晴雨表”。近年来的争议和分歧，意味着中国法治正站在一个前路不测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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