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费森尤斯crrt操作视频:浦熙修与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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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熙修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曾最有名的记者，作为政治活动家，教授的罗隆基在那个年代同样大名鼎鼎，这两个名人，在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相识。时年，浦熙修36岁，罗隆基50岁。之后，他们蔑视陈规，未婚同居10年之久，当时的文人雅士纷纷赞叹他俩尊重自我感情、权利的作法，传为佳话。但后来俩人割袍断交，老死不相往来，最终上演一出悲剧。
一、求学的日子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右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还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当时家里为了供给她和大姐洁修的学费，早已捉襟见肘，浦熙修读完高一就辍学了。她希望去学美术。对这件事情，父亲倒是很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请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学画的第二年，正好洁修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平，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熙修找去了。于是她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女附小是国立小学，她刚去时，月薪50元，第二年增加到55元。她实现了渴望的经济独立，这年她17岁。50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是她用得很少，而是把钱存起来，准备考大学。
1929年夏天，浦熙修考上北平女师大中国文学系，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孤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就靠姐姐洁修负责几个姊妹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熙修不得不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她累得害了很重的胃病。从大学二年级起，她辞去了小学的教职，只兼着教中学的几个钟点课。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
二、步入新闻界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1933年末，他们的女儿冬林出世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落在她的肩上，自然，弟弟妹妹也就住在了熙修家里。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回到父亲身边。到南京后，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到了报社以后，她先做的是发行工作，考虑到她是女性不适宜经常跑东跑西的原因，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她的志向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过，她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有空的时候她就写一些小的文章，并积极地向副刊投稿。半年后的一天，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象，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的第一位女记者。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三、在陪都重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到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一段时间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这时，中国抗战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心，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用她的笔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这种以记者身份断然揭露两方面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势力和国民党势力的打击。在这种夹缝中，浦熙修坚持自己的原则，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事实的真相。
四、才子罗隆基
1896年，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罗隆基的祖父经商。父亲罗念祖是个前清秀才，后来以教私塾为业，在江西吉安执教。他9岁时，生母病故。罗隆基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虽然他后来留学英美，而他的文章却一派中国风格。当罗隆基入“吉安二等小学”读书之后，与彭学沛同班。真是棋逢对手，两人都学业优秀，写得一手好文章，常为争夺班上第一名而你追我逐。后来，罗隆基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部长时，而彭学沛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报刊上，两人以宣传部长身份发表谈话，往往针锋相对，因为两人代表两个政治见解绝然不同的党派。1913年夏，北京的清华学校在全国招生。这所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当时的全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作经费兴办的。学制8年，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经过4年中等科、4年高等科的学习，然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这所学校名声大，招生少，考生众。罗隆基在南昌报考，夺得江西总分第一，终于步入清华园的大门。清华学校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材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材”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讲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后来，他成为演讲台上的雄狮，能随时即席发表富有鼓励性的演说。对于他的口才，人们颇为推崇。他是一位能写会讲的政治家，一位名副其实的部长。正直、进步、勤奋，擅长社交，喜欢政治，在清华园里，年轻的罗隆基已经充分显示出他的特性。1919年，23岁的罗隆基以如沸如炽般的革命热忱，投身到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之中。最早点燃清华园中“五四”之火的便是罗隆基。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游行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年，罗隆基来到美国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他的同班同学闻一多则于翌年来到美国。1923年，赵君迈从日本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与罗隆基结为好友。1925年，高士其也从清华园来到威斯康辛大学，他最初在那里攻读化学。那时，罗隆基信奉“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罗隆基又从美国来到英国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学生。罗隆基在英国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留美又留英，后来被人称为“英美派”。
五、浦罗二人的十年相识相爱
1946年初，罗隆基与浦熙修相识、相爱，直至1957年，成为他“十年来的亲密朋友”。当年，浦熙修是重庆《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她排行第二，人称“浦二姐”。敢说、敢为、泼辣、正直，构成了这位著名女记者的特色。如果说她是新闻界的“女强人”，她当之无愧。一桩小事，充分显示了浦熙修的敏锐、机智和勇敢：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了香港。顿时，大批“高等华人”争购飞机票，逃往大后方重庆。浦熙修在重庆机场采访，见到孔祥熙之妻宋霭龄款款走下飞机，手中抱着一只狗，身边跟着一群狗。然而，她又注意到，当时已经“下野”了的王云五，在机场一角眼巴巴地望着飞机，未曾接着他的夫人。于是，蒲熙修发了宋霭龄的狗坐上飞机以及王云五的夫人未曾坐上飞机的消息。送审时，两条消息各归各，检查官未加注意。等到两条消息一起见报，顿时便轰动了山城重庆！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浦熙修竟立下雄心，在为时22天的会议期间，遍访38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政协代表写一篇专访。这38人，都是党政要人、名人、忙人，有的不易见，有的不愿谈。她却说得出，做得到。既采写了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也采写了国民党的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还采写了郭沫若、沈钩儒、黄炎培、章伯 钧……当她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时，第一次认识了他。不料，两个越谈越投机，彼此产生了倾慕之情。浦熙修已与前夫离婚。她与罗隆基相爱之后，从不避嫌，在各种社交场合同进同出。一个政治家，一个名记者，谈得拢，谈不完，何况他俩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很相近，引为知音。他们之间的关系，路人皆知。他们形影不离，一起在重庆，在南京，在上海。他们都成为共产党的坚定盟友。解放前夕，当罗隆基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时，浦熙修也因“为共产党宣传，挖国民党墙脚”而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1950年，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住在北京金鱼胡同。无巧不成书，罗隆基的新居正好在咫尺之近的乃兹府。他俩三天两天见。罗隆基还在乃兹府腾出一个房间给浦熙修。谁都以为他俩会正式结婚，他俩也曾打算结婚。然而鉴于浦熙修子女的竭力反对，他俩未曾成婚。他俩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她是他的知己，他称她为“最亲密的朋友”。他与她，互为“精神支柱”。
六、反目成仇
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曾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万万没有想到，由于“章罗同盟”根本不存在的千古之冤案，又由于他与她的特殊关系，把她也牵涉进去。十年来的“亲密友谊”，成为反右派斗争的烈焰喷射的目标。浦熙修陷入了重围之中。最初，浦熙修尽力抵挡，实事求是地说话。她写了《划清界限，参加斗争》一文，很坦率地说，她与罗隆基“相识后，却曾抱着个结婚的愿望，虽然至今没有结婚”。但是，她明确指出：“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事实的。”紧接着，报载民盟中央批判罗隆基的座谈会时，也加了小标题——《浦熙修当场为罗隆基多方辩解》。报导说：“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却为之辩解。她说：‘我和罗隆基有十年的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里请过一次客。’……”浦熙修还指出不存在“章罗同盟”，她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然而，指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的，毕竟是富有权威性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浦熙修据实辩解，被说成“不老实”、“两面派”、“负隅顽抗”， 面对丧失理智、愤怒万分的人们的批斗，蒲熙修不幸成为背叛者和出卖者，这个因采访罗隆基而结识、相爱、同居10年的女人，变成最有资格、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她向上级交出了10年间罗写下的记录他们美好爱情的信件。她控诉说“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惯的”。为将罗隆基打垮踩烂，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捏造罗隆基的地主身份、特务嫌疑，反正天下最卑鄙无耻的事全是罗隆基所为，此刻的蒲熙修的表现我被骗了，成为“三人成市虎”中的一人。罗隆基似乎过于书生气了，他竟然不能理解高压造成形变这样普通的物理学原理。他在1957年9月致郭沫若的信中，寸步不让，批评了浦熙修：“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分。’实则先父于1924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80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罗隆基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他对浦熙修之爱，比他对他的两位前妻都深。他用含泪的笑，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谈及浦熙修。浦熙修是不幸的。罗隆基也是不幸的。不幸的命运，使两个不幸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感情裂纹。罗隆基在划成“右派”之后，浦熙修也成了“右派”。他们依然住得很近。但是，罗隆基再不与她来往。这并不是为了“划清政治界线”，却是罗隆基不能原谅她的违心。他与她，都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往日，他与他高谈阔论，纵古论今，两人都是健谈者，在长谈中得以感情的交融，思想的沟通。如今，两人之间被无端的不幸筑起高墙，挖了深沟。再也不来不往了。
七、在孤独郁闷中离世
罗隆基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担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的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仍住在红门铜环的乃兹府公馆里。1965年12月6日，罗隆基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晚年凄凉，孤独感和精神上的苦恼，使他痛苦万分，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往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多年旧友。朋友们相煦以湿，相濡以沫，每周轮流坐庄，聚餐遣愁，借机谈心。那天晚上，轮到罗隆基坐东，他请自己的厨师做了涮羊肉，为朋友们驱寒。他还乘兴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大抵有点兴奋，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饭足酒余，他还到离乃兹府不远的东四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到夜十一点，他才扣响自己家的红门上的铜环。那时，他还一切正常。他拉上卧室的窗帘，躺到床上。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正因为这样，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没有留下一字遗嘱。像他那痛快的性格一样，他的离去也是非常痛快的。子夜，他在睡梦之中感到心脏绞痛。他立即去摸硝酸甘油片。不料，手发抖，那救命的药片撤落在地板上。身边无一亲人的他，陷于无援无救之地。就这样，在沉沉遥夜之中，他猝然而逝。临终，守候在他身边的，只有那墙上挂着的齐白石和徐悲鸿送给他的画。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鉴于他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在北京医院为他举行了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会。邵子力来了，张奚若来了，齐白石的儿子也来了……可惜他已无法向老朋友们投以最后一瞥。史良赶来了，用噙着泪花的双眼望着他的遗体，勾起对那远逝的年月的无限回忆，于无言中缓缓走过他的身旁。
浦熙修在“文革”中也倍遭不幸，非人的批斗，长期的隔离，一向开朗的她，变得郁郁寡欢。甚至连妹夫彭德怀的冤案，也为她增添了白发。她在郁闷中得了癌症。1970年4月23日，她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含恨长逝，终年不过六十岁。她与罗隆基一样，离世之际孑然一生，没有一个亲人在侧！后来的《中国新闻年鉴》在辑录新闻人物时，提出了许多的标准，其中有四条是这样的：第一，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名人；第二，虽然不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但亲自创办过新闻报刊的名人；第三，虽然不具备上述两点，但曾经在新闻界担任过主要职务，并在新闻界有一定影响的名人；第四，某些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外国人。如果以此类条件来要求已经不在的浦熙修，似乎太苛刻，也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如果以此来作为她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的准则，则是对她一生工作和坎坷经历的最好阐释。
一、求学的日子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右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还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当时家里为了供给她和大姐洁修的学费，早已捉襟见肘，浦熙修读完高一就辍学了。她希望去学美术。对这件事情，父亲倒是很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请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学画的第二年，正好洁修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平，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熙修找去了。于是她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女附小是国立小学，她刚去时，月薪50元，第二年增加到55元。她实现了渴望的经济独立，这年她17岁。50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是她用得很少，而是把钱存起来，准备考大学。
1929年夏天，浦熙修考上北平女师大中国文学系，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孤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就靠姐姐洁修负责几个姊妹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熙修不得不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她累得害了很重的胃病。从大学二年级起，她辞去了小学的教职，只兼着教中学的几个钟点课。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
二、步入新闻界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1933年末，他们的女儿冬林出世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落在她的肩上，自然，弟弟妹妹也就住在了熙修家里。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回到父亲身边。到南京后，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到了报社以后，她先做的是发行工作，考虑到她是女性不适宜经常跑东跑西的原因，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她的志向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过，她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有空的时候她就写一些小的文章，并积极地向副刊投稿。半年后的一天，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象，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的第一位女记者。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三、在陪都重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到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一段时间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这时，中国抗战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心，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用她的笔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这种以记者身份断然揭露两方面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势力和国民党势力的打击。在这种夹缝中，浦熙修坚持自己的原则，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事实的真相。
四、才子罗隆基
1896年，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罗隆基的祖父经商。父亲罗念祖是个前清秀才，后来以教私塾为业，在江西吉安执教。他9岁时，生母病故。罗隆基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虽然他后来留学英美，而他的文章却一派中国风格。当罗隆基入“吉安二等小学”读书之后，与彭学沛同班。真是棋逢对手，两人都学业优秀，写得一手好文章，常为争夺班上第一名而你追我逐。后来，罗隆基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部长时，而彭学沛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报刊上，两人以宣传部长身份发表谈话，往往针锋相对，因为两人代表两个政治见解绝然不同的党派。1913年夏，北京的清华学校在全国招生。这所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当时的全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余额作经费兴办的。学制8年，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经过4年中等科、4年高等科的学习，然后送往美国公费留学。这所学校名声大，招生少，考生众。罗隆基在南昌报考，夺得江西总分第一，终于步入清华园的大门。清华学校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材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材”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讲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后来，他成为演讲台上的雄狮，能随时即席发表富有鼓励性的演说。对于他的口才，人们颇为推崇。他是一位能写会讲的政治家，一位名副其实的部长。正直、进步、勤奋，擅长社交，喜欢政治，在清华园里，年轻的罗隆基已经充分显示出他的特性。1919年，23岁的罗隆基以如沸如炽般的革命热忱，投身到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之中。最早点燃清华园中“五四”之火的便是罗隆基。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游行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年，罗隆基来到美国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他的同班同学闻一多则于翌年来到美国。1923年，赵君迈从日本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与罗隆基结为好友。1925年，高士其也从清华园来到威斯康辛大学，他最初在那里攻读化学。那时，罗隆基信奉“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罗隆基又从美国来到英国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学生。罗隆基在英国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留美又留英，后来被人称为“英美派”。
五、浦罗二人的十年相识相爱
1946年初，罗隆基与浦熙修相识、相爱，直至1957年，成为他“十年来的亲密朋友”。当年，浦熙修是重庆《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她排行第二，人称“浦二姐”。敢说、敢为、泼辣、正直，构成了这位著名女记者的特色。如果说她是新闻界的“女强人”，她当之无愧。一桩小事，充分显示了浦熙修的敏锐、机智和勇敢：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了香港。顿时，大批“高等华人”争购飞机票，逃往大后方重庆。浦熙修在重庆机场采访，见到孔祥熙之妻宋霭龄款款走下飞机，手中抱着一只狗，身边跟着一群狗。然而，她又注意到，当时已经“下野”了的王云五，在机场一角眼巴巴地望着飞机，未曾接着他的夫人。于是，蒲熙修发了宋霭龄的狗坐上飞机以及王云五的夫人未曾坐上飞机的消息。送审时，两条消息各归各，检查官未加注意。等到两条消息一起见报，顿时便轰动了山城重庆！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浦熙修竟立下雄心，在为时22天的会议期间，遍访38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政协代表写一篇专访。这38人，都是党政要人、名人、忙人，有的不易见，有的不愿谈。她却说得出，做得到。既采写了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也采写了国民党的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还采写了郭沫若、沈钩儒、黄炎培、章伯 钧……当她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时，第一次认识了他。不料，两个越谈越投机，彼此产生了倾慕之情。浦熙修已与前夫离婚。她与罗隆基相爱之后，从不避嫌，在各种社交场合同进同出。一个政治家，一个名记者，谈得拢，谈不完，何况他俩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很相近，引为知音。他们之间的关系，路人皆知。他们形影不离，一起在重庆，在南京，在上海。他们都成为共产党的坚定盟友。解放前夕，当罗隆基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时，浦熙修也因“为共产党宣传，挖国民党墙脚”而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1950年，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住在北京金鱼胡同。无巧不成书，罗隆基的新居正好在咫尺之近的乃兹府。他俩三天两天见。罗隆基还在乃兹府腾出一个房间给浦熙修。谁都以为他俩会正式结婚，他俩也曾打算结婚。然而鉴于浦熙修子女的竭力反对，他俩未曾成婚。他俩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她是他的知己，他称她为“最亲密的朋友”。他与她，互为“精神支柱”。
六、反目成仇
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曾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万万没有想到，由于“章罗同盟”根本不存在的千古之冤案，又由于他与她的特殊关系，把她也牵涉进去。十年来的“亲密友谊”，成为反右派斗争的烈焰喷射的目标。浦熙修陷入了重围之中。最初，浦熙修尽力抵挡，实事求是地说话。她写了《划清界限，参加斗争》一文，很坦率地说，她与罗隆基“相识后，却曾抱着个结婚的愿望，虽然至今没有结婚”。但是，她明确指出：“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事实的。”紧接着，报载民盟中央批判罗隆基的座谈会时，也加了小标题——《浦熙修当场为罗隆基多方辩解》。报导说：“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熙修却为之辩解。她说：‘我和罗隆基有十年的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里请过一次客。’……”浦熙修还指出不存在“章罗同盟”，她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然而，指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的，毕竟是富有权威性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浦熙修据实辩解，被说成“不老实”、“两面派”、“负隅顽抗”， 面对丧失理智、愤怒万分的人们的批斗，蒲熙修不幸成为背叛者和出卖者，这个因采访罗隆基而结识、相爱、同居10年的女人，变成最有资格、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她向上级交出了10年间罗写下的记录他们美好爱情的信件。她控诉说“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惯的”。为将罗隆基打垮踩烂，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捏造罗隆基的地主身份、特务嫌疑，反正天下最卑鄙无耻的事全是罗隆基所为，此刻的蒲熙修的表现我被骗了，成为“三人成市虎”中的一人。罗隆基似乎过于书生气了，他竟然不能理解高压造成形变这样普通的物理学原理。他在1957年9月致郭沫若的信中，寸步不让，批评了浦熙修：“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分。’实则先父于1924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80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罗隆基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他对浦熙修之爱，比他对他的两位前妻都深。他用含泪的笑，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谈及浦熙修。浦熙修是不幸的。罗隆基也是不幸的。不幸的命运，使两个不幸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感情裂纹。罗隆基在划成“右派”之后，浦熙修也成了“右派”。他们依然住得很近。但是，罗隆基再不与她来往。这并不是为了“划清政治界线”，却是罗隆基不能原谅她的违心。他与她，都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往日，他与他高谈阔论，纵古论今，两人都是健谈者，在长谈中得以感情的交融，思想的沟通。如今，两人之间被无端的不幸筑起高墙，挖了深沟。再也不来不往了。
七、在孤独郁闷中离世
罗隆基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担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的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仍住在红门铜环的乃兹府公馆里。1965年12月6日，罗隆基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晚年凄凉，孤独感和精神上的苦恼，使他痛苦万分，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往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多年旧友。朋友们相煦以湿，相濡以沫，每周轮流坐庄，聚餐遣愁，借机谈心。那天晚上，轮到罗隆基坐东，他请自己的厨师做了涮羊肉，为朋友们驱寒。他还乘兴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大抵有点兴奋，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饭足酒余，他还到离乃兹府不远的东四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到夜十一点，他才扣响自己家的红门上的铜环。那时，他还一切正常。他拉上卧室的窗帘，躺到床上。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正因为这样，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没有留下一字遗嘱。像他那痛快的性格一样，他的离去也是非常痛快的。子夜，他在睡梦之中感到心脏绞痛。他立即去摸硝酸甘油片。不料，手发抖，那救命的药片撤落在地板上。身边无一亲人的他，陷于无援无救之地。就这样，在沉沉遥夜之中，他猝然而逝。临终，守候在他身边的，只有那墙上挂着的齐白石和徐悲鸿送给他的画。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鉴于他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在北京医院为他举行了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会。邵子力来了，张奚若来了，齐白石的儿子也来了……可惜他已无法向老朋友们投以最后一瞥。史良赶来了，用噙着泪花的双眼望着他的遗体，勾起对那远逝的年月的无限回忆，于无言中缓缓走过他的身旁。
浦熙修在“文革”中也倍遭不幸，非人的批斗，长期的隔离，一向开朗的她，变得郁郁寡欢。甚至连妹夫彭德怀的冤案，也为她增添了白发。她在郁闷中得了癌症。1970年4月23日，她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含恨长逝，终年不过六十岁。她与罗隆基一样，离世之际孑然一生，没有一个亲人在侧！后来的《中国新闻年鉴》在辑录新闻人物时，提出了许多的标准，其中有四条是这样的：第一，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名人；第二，虽然不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但亲自创办过新闻报刊的名人；第三，虽然不具备上述两点，但曾经在新闻界担任过主要职务，并在新闻界有一定影响的名人；第四，某些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外国人。如果以此类条件来要求已经不在的浦熙修，似乎太苛刻，也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如果以此来作为她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的准则，则是对她一生工作和坎坷经历的最好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