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体育馆附近地铁站:山村走笔

尹学芸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4月26日   第 07 版）

许多年前，山里山外这样的称呼，不止单纯是地域的划分。我们上学的时候，政治老师讲笑话，说一个山里人下田种地，有一块地忽然找不着了。山里人山上山下到处找，却找不到，偶然拿起草帽才发现，那块地就在草帽底下。我们听到这则笑话的年代，就知道山里水珍贵，土也珍贵。草帽那样大的一块地，能种几颗粮食呢。山里还意味着行路难，许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出一座山。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都刚当上文学青年，就听那些文学老青年讲，有个山里的文学爱好者，为了寄一篇稿件，跑十余里地到山下去卖一只老母鸡，好换得一枚邮票，惹得媳妇在身后哭哭啼啼。这情景恰好被老青年看到了，给了他两块钱，让他把母鸡抱了回去——家里的油盐都还指望着鸡蛋去换，否则，媳妇哪里会为一只母鸡追出去10多里地呢。
山里人的种种艰难，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深刻体会。因为叔叔家在山里，每年的正月初一来我家，瘪瘪的大袋子里，还有小袋子。小袋子里，还有布兜子。布兜子里，还有更小的兜子。母亲年年为那些兜子不空着回去而煞费脑筋。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母亲给那些兜子装烟叶、花生、粉条、薯干之类，她以为，所有的兜子都被装满了，刚要长出一口气，却意外地在最后一个兜子里，又摸出来一个兜子。母亲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被又一个“最后”的兜子难住了，想了很久，她把家里仅有的一光儿棉花塞了进去。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不能问山里人缺什么。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去山里看一位高中时的老师，老师给我们倒的水，说是学生从水洼里抬来的。回来的路上正好路过水洼，才发现那里的蝌蚪不计其数，当即就有一种要翻江倒海的感觉。还是听那位文学老青年说的，有一次，他去山里看朋友，寒冬腊月的天气，朋友只在枣树底下会见他，因为家里的媳妇没有棉衣，整个冬天就只能窝在被子里。山里人的难处，还有给儿子说媳妇，或者，给过世的老人安处新家。长大以后我第一次去叔叔家，陡然感觉到“山外人”的身份是一种荣耀，这种荣耀能从许多人的眼神里看出来。叔叔家邻居的孩子，钓来一条大约二两重的鲫鱼，自己舍不得吃，却送到了叔叔家待客用，让我的鼻子酸酸的。他们不知道，我的家乡就傍着一条大河，一尺长的鲤鱼在我们那儿都不新鲜。后来那条鲫鱼怎么上的餐桌，我早已忘得无影无踪，但暮色中那个拿着钓竿的男孩子的身影，却始终在我眼前晃动。
从什么时候起，山里人的生活，就成了山外人的艳羡呢？都市的，城镇的，甚至像我一样在平原长大的人，都对山里和山里居住的人怀着一种憧憬。不说路宽了，水清了，梨越来越甜，枣子越结越大。这些城市里也有，或者，在城市里花钱就能买到。有钱也买不到的除了负氧离子充足的空气，还有在鸟叫声中沉沉的睡眠，亲手采到的蘑菇、黄花和各种山野菜，没有光污染、能用璀璨形容的的清湛的星空，还有，灵魂能像水洗一样变得洁净……无疑，山里山外都在变，可为什么，我们的心情愿离城市越来越远，而又那么愿意离山里越来越近呢？
因为父亲和叔叔的相继故去，在后来的许多年，我们和叔叔家绝了音信。但心底的那一份惦记，一点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突然想把惦记变成行动。屈指算来，这时离我上一次去那个小山村，整整20年了。于是开车走了长长的山道，在走了无数次岔路以后，终于一路打听着来到了叔叔家。当年记忆中的一切都踪影难寻了，那些低矮的石板屋，忽上忽下的石子路，那些沉闷而破旧的山村景象，真的一丝都找不到了。村里多了许多漂亮的洋房，整齐的街面上，走着三三两两前来观光的人。通过交谈我们得知，客人远道而来，吸引他们的只是与人自然的那一份亲近，以及乡亲们淳朴热忱的目光和表情。
当年我在叔叔家，每天的饭菜就是小黄米饭熬倭瓜。山里没有细粮，倭瓜就长在坝台上，小的不舍得吃，大的要等老了才能吃，每天吃的就是那种半大不小的，面乎乎的在锅里炖。我在这里待了一周，总觉得吃得胃是酸的，眼是绿的。我走的那个早晨，家里的母鸡终于下了一个鸡蛋，于是婶婶拉着我的手不让走，非得吃了蛋羹再走。婶婶烧那口大锅蒸蛋羹，越着急蛋羹越不熟，最后也就那样囫囵吃了一口。而最小的弟弟当时刚7岁，眼巴巴地瞅着我，让我咽下的那口蛋羹，甚至觉得是罪过。
眼下小弟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里的富足让我觉得九泉之下的叔叔终于可以安心了。小弟弟总爱搂着我的肩，趴在我的耳边说话。原来他的耳朵被爆炸的雷管震聋了。邻家的小孩子点燃了废弃的雷管，不远处居然就是火药库。一旦火药库爆炸，全村将片瓦不存。危难之际小弟弟抢过雷管跑出去几十米扔到了河滩上，结果雷管刚出手，就爆炸了。也就是通过那件事，小弟弟确立了自己在村民之中的威信，他盖房子时，全村人都来帮忙。而村民也从开矿找黄金的热情中警醒了，他们填了矿坑，栽树养草，把村庄变成了一座植物园。
于此，我终于知道了，我在山里也是有家的人。想到这一点，我总是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