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作国家意图:1976年毛泽东召见华国锋为自己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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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毛主席著作，人人读毛主席的书成为文革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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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大成殿内的明彩塑孔子像，被挖了眼，扒了心，全身贴满了大标语，然后被拉倒、装上卡车游街示众，最后被砸毁。图为拉倒前的孔子像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遗嘱”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他谢世三个月前说的，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真实的思想。当时他对自己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出现了一些自省和忧虑。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文章原刊于2000年）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32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历史问题决议》公布近20年之际，重读《历史问题决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良多……
重温《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论述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场全民族的浩劫是这样论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发动的原因，《历史问题决议》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
“这个期间（指1957——196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历史问题决议》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作出的，因而其中对“文革”的论述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文革”的指导思想。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此，邓小平曾多次论述过。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摗兜诵∑轿难　返3卷
然而，近年来，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却出现了一些与《历史问题决议》和邓小平理论相悖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也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揪斗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的人把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已被《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的左的东西视为法宝，露骨地说，现在需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前后，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到1987年，邓小平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洞察秋毫的。上述有的人对“文革”的看法，自然是遇到机会就“翻腾”，这种“翻腾”，表面看来是“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但实质上是从“左”的方面对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干扰。
因此，为了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在《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下，将那些已沉入记忆深处的惨痛的历史图像进行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