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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最恪守礼教者走上"破坏礼教"的断头台
　　　　　　
　　　　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李远江
　　　　
　　[提要] 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国家历史》杂志2010年2月刊封面策划:《孔子和他的敌人》
　　《孔子和他的敌人》
　　策划文章导读：
　　孔子“平反”记
　　洪秀全：从塾师到“上帝之子”
　　吴虞：一个“反孔健将”的人生起伏
　　“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
　　李贽：一个“思想犯”的抗争
　　嵇康之死
　　“终结者”李斯
　　路上的孔子
　　“子见南子”的现代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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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鲁。
　　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漂泊，抛却了政治迷思，开始安心于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平和的孔子，没有了政治野心，白天杏坛讲学，夜晚编撰史籍。这也是一个温暖的孔子，谦恭有礼，循循善诱。
　　正是这个孔子，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将官学从当政者手中解放出来，以私学传道于普通人。更是拉开了学术与政治的距离，让命运的禁锢转身演化为思想的自由。“在孔子之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秉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最为夺目的“百家争鸣”时代，以此起航。大量的“士人”挣脱过往由封建关系确立的身份，转而成为游走四方的“无根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不断开拓自我的活动空间。
　　这是一个告别孔子的历程，各路思想家以批判孔子的形式，重新完成了自我的定位。在孔子开拓的空间中，最终滋养和蕃息了儒家最早，也最有针对性的反对者。这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阶层的诞生史，儒、墨、道、名、法、农等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灿若星河。
　　然而，这一局面最终被秦的大一统所打破，以“焚书”事件为标志，以思想钳制为实质，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的思想活跃，精神独立的士人阶层终致消亡。
　　当政治重新扼住思想的咽喉，知识人只能成为再度成为体制的附庸。汉代董仲舒将活泼的先秦儒学转变为政治服务的宫廷学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自此之后，“尊孔”离不开对政治的谄媚和膜拜，稍与政治疏离，即被视为异端。
　　晋之嵇康、明之李贽，都是以反孔的面貌出现，却在实质上一次一次的向真实的孔子致敬。这个看似荒唐的悖论，实际上却饱含的是中国有独立品格的知识人的斑斑血泪。
　　“五四”以降，新文化诸将高举反孔旗帜，试图将禁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全部击碎。在这疾风暴雨的文化狂飙之下，目标指向的并非细致的思想清算，而是国家落后源于政治落后，政治落后源于文化落后的矛盾纠结。旧有的传统文化要为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负责，孔子再一次承担起替罪羊的角色。
　　变乱纷扰之间，看似种种新思想处处开花，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假象，与旧政治纠结了两千年的知识人，转身又陷入新政治纷争的泥淖。尊孔与反孔的缠斗不仅未熄，反而时不时以各种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
　　一部漫长的“反孔”历史，既是中国知识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知识人的衰亡史。何时知识人能廓清自我的历史，真正认清自己的定位，“反孔”或“尊孔”才不会成为政治表演的玩偶剧，而成为思想碰撞的盛宴。　　嵇康之死
　　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重返洛阳
　　公元262年，嵇康离开隐居了十几年的山阳，匆匆赶往都城洛阳。他很着急，但不是为了寻亲访友，更不是入朝为官，他心中惦记着一个人，一个深陷牢狱的好朋友——吕安。
　　吕安是谁？
　　和嵇康一样，吕安也是一位不愿做官的名士。他与嵇康已经十多年的好友，史书记载，吕安每当想念嵇康的时候，总会千里迢迢赶过去，遂留下了“千里命驾”这个经典的成语。由此不难想见，当自己的好友身陷囹圄时，嵇康怎能置身事外？
　　那么，吕安因何入狱？为什么会搞得嵇康这般心慌意乱呢？
　　这一切，都拜吕安同父异母的哥哥吕巽所赐。吕巽也是嵇康的朋友，一度是嵇康引为同道的名士。然而，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名士，嘴里高谈阔论，内心却污浊不堪。在嵇康隐居山阳的时候，吕巽贪慕富贵拜倒在司马昭的门下，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古话讲“饱暖思淫欲”，对于内心缺乏操守的人而言再恰当不过。吕巽垂涎弟媳徐氏美貌，竟然不顾兄弟之情，人伦之大防，设计将其灌醉，遂奸淫之。
　　吕安常在外闲游，回家后得知此事怒不可遏，打算向官府告发哥哥吕巽，但又担心败坏吕家的名声。当吕安问嵇康该如何处理时，嵇康做了一件令他后悔终身的事情。
　　魏晋时期，士人颇重门第。吕家好歹已算是名门望族（其父吕昭曾为镇北将军、冀州刺史），此事一旦闹大，势必玷辱吕氏门风。因此，嵇康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一边要求吕巽发下重誓，保证永远不加害吕安，一边又好言劝慰吕安，使其念及手足之情，放弃告发哥哥的罪行。
　　事情至此告一段落，吕氏兄弟相安无事，嵇康也继续过着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但是，吕巽的突然发难，再一次打乱了吕安和嵇康平静的生活。原来，吕巽终究是做贼心虚，常常担心弟弟揭发自己，索性恶人先告状，状告吕安“不孝”。事由是吕安挝母（打母亲）。其时，吕巽身为大将军长史，利用各种关系，最终“坐实”吕安有罪，被判流放边郡。
　　吕安无辜下狱，嵇康自责不已，愤而投书吕巽宣布与之绝交。但是，吕安既已认罪，嵇康也无计可施。临走的时候，吕安写信给嵇康，发了一通牢骚，还骂了几句把持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尽管言辞激越，气贯长虹，但毕竟是书生意气，根本算不得什么政治言论。
　　吕安给嵇康的信，很快就传入了司马昭的耳朵。司马昭非常愤怒，立即派人把吕安追回来，再次投入狱中。嵇康正是在得知吕安再次下狱的消息后，前往洛阳营救好友。
　　山阳离洛阳并不太远，两天时间就能赶到。然而，在嵇康看来，这两天的路彷佛要走十年。
　　十三年前，还是这条尘土飞扬的官道，嵇康朝着相反的方向，从洛阳走向山阳。从那一刻起，嵇康就已经辞去了中散大夫的闲职，与这座帝国首都完成了诀别。差不多与此同时，嵇康的好友阮籍、山涛等人也相继辞官归隐。和嵇康不同，他们并未放下这座城市，暂时的离开只是为了躲避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
　　在山阳，嵇康的庭院幽深但不寂寞。阮籍来了，山涛来了，吕安来了，向秀也来了，最有趣的是年纪最小的王戎，干脆在嵇康家里住了下来。嵇康和朋友们谈古论今，抚琴而歌。后世仰慕嵇康与诸友的高迈俊逸，遂演绎出了“竹林七贤”的典故。
　　然而，竹林七贤并不是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竹林之游也因为政治斗争的尘埃落定而结束。阮籍和山涛相继应征，回到了洛阳。只有嵇康、向秀和吕安等人，一再拒绝司马氏的征辟，不愿重蹈仕途。
　　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嵇康又一次踏上了返回洛阳的道路，更没有人想到，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我要辩护
　　洛阳到了，嵇康却像一个陌生人，城垣依旧，却早不是昔日面孔。洛阳故旧，还有几人健在？
　　十三年前，那场天下震恐的政治斗争中，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嵇康的老姑父何晏已经引颈就戮。同时被杀的还有曹爽、丁谧、毕轨、桓范和李胜等一共八大世家，死者数以千计，洛阳东市血流成河。这就是永载史册的“高平陵事件”。从此以后，曹魏宗室一蹶不振，司马氏完全控制了政权。
　　每每想起这场血腥的杀戮，嵇康都能感受到钢刀一闪时的寒意。细细想来，若不是备受宗室排挤，不是自己游离于政治，那一天，夷三族的恐怕也少不了嵇康一族。
　　嵇康来了！小道消息在洛阳城里传播着。太学生们好不激动，嵇康的文章和诗歌早已被他们奉为经典，争相传颂。而嵇康绝意仕途的清高与旷放，更让他们可望而不可求。司马昭很诧异，我屡次征召你都不肯来，什么风竟把你这世外高人吹到洛阳来了？而吕巽却知道嵇康所为何来，无时不做着真相败露的噩梦。
　　热闹只是别人的，嵇康的心里只惦记着狱中的朋友。
　　吕安的命运操持在两个人手上，一个是司马昭，一个是嵇康。但归根结底，还是司马昭。司马昭别的不怕，就怕人家说他谋权篡位。两年前，小皇帝曹髦喊出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司马氏的兵士都不敢阻挡皇帝的脚步，要不是成济当机立断一枪刺死了曹髦，司马昭的小命恐怕也没人敢保了。人心之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这次政变，司马昭对舆论的防范变得更加严密。只要有人批评他谋权篡位，他就如坐针毡，恨不得立即将对方置之死地。吕安的信着实让司马昭震怒，字加上长史吕巽在一旁煽风点火，很可能一开始就定性成了“反动言论”。他也正打算搞个“杀鸡儆猴”，吓唬吓唬那些不愿意屈从的士人。
　　司马昭的御用文人正忙着给吕安罗织罪名，只要没有定案，嵇康就还有机会。但是，嵇康却并不知道该怎样救吕安。当他跑到廷尉府大声宣告“我要辩护”时，他已经把自己推到了险境之中。
　　事件的扩大
　　嵇康为吕安辩护要求，很快就传遍了洛阳。人们拭目以待，想要看看这个案子到底怎么个审法。这时候，司马昭那边显然慌了手脚。怎么办？
　　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到了嵇康的“反动言论”：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讨论玄学时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观点。要说这是反动思想，就得先明白什么是正统思想。
　　魏晋时期的官方思想乃是汉儒董仲舒开创的名教。名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尊汤武周孔榜样，实际上是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礼教。
　　在名教的统治之下，士人品行的好坏完全依赖于名士们的品议。儒家提倡的道德由孔夫子的为己之学，变成了为人之学，说到底就是摆样子给别人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假道学”。
　　名教不仅控制了士人入仕的权力，而且常常化身为权贵阶层诛杀异己的工具。曹操诛杀孔融，罪名是“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司马懿诛杀曹爽，罪名为“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公开的理由是“废捐讲学，弃辱儒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寝盛”；而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则以太后名义诬陷其密谋鸩毒皇太后，实属“悖逆不道”。
　　名教依然堕落，士人的内心却在它的束缚中日益窒息。于是，嵇康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解放途径。不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道德评价。
　　“非汤武而薄周孔”则试图剥开偶像身上神圣的光环，还原真实的汤武周孔。其目的，无非帮助人们体会历史人物的外在困境和内在超越，从而真正体会发自本心的道德魅力。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过是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排解内心苦闷，获得精神自由的手段。显然，不是什么批判司马氏专制统治的反动言论。
　　但是，这两句话一旦纳入政治话语中，就可以作如下解读：“非汤武而薄周孔”是打倒官方的道德楷模，“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打破官方对人才评价的垄断。钟会的理解，大致不外乎于此。
　　在朝议中，钟会批评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言下之意，嵇康和吕安一样，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但他和吕安又不太一样，他是一切反动分子的精神领袖，到处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动思想。钟会认为，对于嵇康这样的反动思想家，就应该效仿姜太公诛杀华士，孔子处死少正卯那样，杀无赦。”
　　钟会义正词严，群臣唯唯诺诺，于是，司马昭顺应民意把嵇康投入了狱中。
　　不适时宜的营救
　　司马昭不是钟会，他可不想轻易背负枉杀名士的千古恶名。对于他而言，将嵇康下狱，不外乎两个意图。一方面，将嵇康无法出庭，便于吕安一案的“审理”，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机会吓唬吓唬嵇康，让他安分一点而已。
　　但是，事态的急剧变化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意料，也由此改变了嵇康的命运。
　　嵇康系狱，洛阳为之哗然。一面是，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司马昭，要求释放嵇康，并请求任其为师；另一面，则是许多豪杰纷纷卷起铺盖跑去给嵇康陪狱。这场群体性事件，若在一个合法的政府下，其实不过是一场民事事件，只要将嵇康案透明处理即可。然而，在心怀鬼胎的司马昭看来，这哪里什么民事纠纷？完全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嘛！理由很简单，他们不仅有反动思想——玄学，而且有庞大的组织——太学生和豪杰，其领袖毫无疑问，就是嵇康。
　　尽管在此前，司马昭本人也确信嵇康毫无政治企图。然而，在极端专制的社会里，叛乱并不在于“叛乱者”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其力量是否对当权者构成威胁。知识精英们的营救行动，无疑把嵇康推到了精神领袖的位置，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想象。于是，一场激于义愤的救援行动，直接导致了嵇康的死亡。
　　事情急转直下，不久后，嵇康与吕安一同被处以死刑。
　　《家诫》背后的真实嵇康
　　死刑的判决下来了，嵇康知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自己。阮籍和山涛位卑职低，恐怕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哥哥嵇喜也差不多如此。既然不免一死，何必悲悲戚戚，在嵇康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嵇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儿女写信。这一年，女儿15岁，儿子嵇绍10岁。
　　在这篇名为《家诫》的书信中，嵇康一下子变得唠唠叨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孩子，你要这样，不要那样。诸如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不必认真；酒桌之上，不要强劝他人饮酒，亦不必力拒别人的劝酒；甚至还告诫，长官之处不可常去，也不可住宿；官长送客时，不要走在后面，以免惩办坏人时，被疑心有告密的嫌疑……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安分守己的做人。
　　后世大多认为，嵇康性格孤傲，愤世嫉俗，但教导起孩子来却如此琐碎，甚至颇为世故，不免有几分诧异。追慕嵇康的鲁迅似乎就颇不满意，“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然而，事实上，《家诫》并不全是琐碎世故，其中也有十分高绝的人生追求。嵇康要告诫孩子“人无志，非人也”，是要要他们立大志；“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还得有为自己的志向付出生命的勇气与决心。可见得，嵇康并不像鲁迅所说的希望儿子庸碌。事实上，十八年后，在故友山涛的举荐下，嵇绍入晋为官。适逢八王之乱，晋惠帝身处险境，嵇绍慨然以身体护卫乘舆，丧身于飞箭之下，成为传颂千秋的忠臣。
　　真实的嵇康并不是一个行为乖张，不守礼法的人。恰恰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至善。在他的好友中，阮籍好用青白眼，丧母而饮酒食肉；刘伶纵酒，裸形在屋中；王戎好利，卿卿我我，皆有外表上越礼之行，唯独嵇康都不曾有。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嵇康行刑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要来一架古琴，演奏了一曲酣畅淋漓的《广陵散》。奏罢，他略有遗憾地感叹：“袁孝尼曾经向我求学这首曲子，我却很矜持，不肯教他，如今这《广陵散》怕是要断绝了！”说完慷慨赴死。
　　嵇康惨死，士林震动，逃避政治的知识精英被迫做出选择，应举入仕。既然天下景从，司马家族按说不必再客气了。但是，司马昭虽善用名教扫除异己，却不免被名教所束缚，到死也不肯让曹髦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变成现实。三年后，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