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生堂系列年龄分类:关于竹林七贤若干问题的考辨

在河南西北部，有一个名叫修武的千年古县。修武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6A级景区——云台山，而且三千多年来英雄逐鹿，志士往来，帝王游幸，名流聚散，数不尽的千古兴亡事，留下了当阳峪瓷窑遗址、胜果寺塔、孝女塔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更重要的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孕育产生了“竹林七贤”这个独特的贤哲群体。

一、竹林七贤及其影响

竹林七贤即魏晋时期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名士的总称，而嵇康为七贤中的实际领袖和灵魂人物。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贤哲群体，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他们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对魏晋文化的形成，对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贤之称最早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阮籍、嵇康等人同游于竹林，人数恰好和孔子所说的“贤者七人”相吻合，故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虽然不是同郡同里，但因他们“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爱好，对当时的社会有大体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访，一见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把身外的险恶、世事的龌龊忘了个一干二净。同时，他们七人的个人性情和政治立场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相互冲突矛盾，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他们各自迥异的炫目形象。

在个人性情上，因七人的思想和品味各不相同，故而行为举止也表现得迥然不同。嵇康旷迈不群，刚肠嫉恶，不事权贵，洁身自好，关键时刻敢于拍案而起，显示了一代名士的铮铮铁骨；阮籍志气弘放，任性不羁，爱憎分明，但他总是处在一种矛盾与苦闷的心境中，导致他言语癫狂，行止放浪；山涛知人善任，举荐贤才，廉洁清正，生活节俭，不贪荣华；王戎不拘礼教，反感浮华，善于品鉴人物，颇多佳言隽语，以致使言简意赅、言约旨远成了魏晋时清谈的极佳境界；阮咸狂荡放诞，蔑视名教，无视礼法，常有惊人之举，而其对音律琴艺造诣之高深，令人不能望其项背；刘伶玩世不恭，肆意放任，嗜酒如命，是位名副其实的酒徒狂士；向秀秀外慧中，平和中庸，达观超脱，淡泊宁静，深得老庄玄学真谛。

政治立场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境遇和结局的大相径庭。嵇康因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司马氏，被扣上“不孝”的罪名诛杀；阮籍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慑于高压手段，逐渐收敛锋芒，韬晦避祸，因此抑郁终生；阮咸、刘伶终日昏醉酩酊，我行我素，消极沉沦；山涛、王戎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位至三公，内心却苦闷异常，郁郁寡欢；向秀在经历了大悲大痛之后，倾全力于老庄之中，开一代精研玄学之风。

竹林七贤个个淹雅宏通，博学多能。在文学上，虽然当时“建安风骨”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但嵇康、阮籍所作诗篇，实属特出之外，汉魏旧音至嵇阮而告结束；在哲学上，他们强调“贵无”，崇尚自然，修身养性，尤其是向秀的《庄子注》，对玄学和老庄思想都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在音乐上，嵇康的《广陵散》被称为绝世名曲，阮咸创制的拔弦乐器至今仍被沿用流传。因此，他们在中国文学史、哲学史、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他们鲜明的个性，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以及坚韧不拔地追求自由和理想的人格魅力，不仅对当时的社会，而且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也是非同寻常和深远的。

自嵇康、阮籍于景元四年（263年）先后去世后，竹林之游虽作风流云散，但嵇康及其好友清逸脱俗的高情远趣和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守正不阿，虽为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容，但却受到了后人的尊重和敬仰，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崇高思想境界。

二、竹林之游在修武

竹林七贤的游宴聚会之地在哪里呢？这要从竹林七贤的领袖和灵魂人物嵇康说起。《魏氏春秋》记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可见，他们的游宴聚会之地即在河内之山阳县，也就是今天的修武县境内。

修武县，殷商始名宁邑，周武王伐纣途经此地，因遇雨而修兵勒武，故改名为修武。秦时始设修武县，隶属于三川郡。两汉时期，修武被划分为修武和山阳两县，俱属于河内郡。魏晋时期，修武县属朝歌郡，山阳县属河内郡。北魏时期，曾设南修武、北修武、西修武、山阳四县，不过西修武旋置旋废。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合南修武、北修武、山阳三县为修武县，并迁县治于西修武故城（即今修武县城）。此后，修武县制再无变更。由此可知，嵇康寓居的“河内之山阳县”即在今修武县境内。

原籍江南的嵇康之所以会选择山阳作为自己的长期寓居之地，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汉末长期战乱造成中国北方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因此官员们多在这里占田建宅，特别是位于洛阳以北的河内郡，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区”。嵇康的父亲嵇昭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因而嵇康在山阳寓居，一是可能其父早已在那里置办有庄园，二是可能长乐亭公主在山阳有水碓。此外，从嵇康个人来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易代之际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明争暗斗、朝政极其血腥黑暗的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殃及不少文人，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出于洁身自好和保命全身的考虑，嵇康不得不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尽管他离京而去，表面上轻名教蔑礼法，那是他对当政者玩弄礼教牌子诛灭异己的虚伪和残暴的极端不满，而他骨子里却是忠实的儒家信徒，更何况他是曹魏皇室姻亲，朝政的变故必须关系他自身。而山阳距离当时的京城洛阳不过二百余里，他在这里既可以观察朝政，又能暂避当政者的拉拢或诛杀，从而成为他与政治和信仰之间不离不弃的理想选择。

竹林之游的确切地点应在今修武县五里源乡以北云台山以南一带。在这里，嵇康有两处住宅，一处是位于五里源附近的园宅。南朝刘宋时期郭缘生所撰的《述征记》载：“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古山阳城在今焦作市山阳区墙南村一带，至今仍存有古城墙，而五里源正在墙南东北方向，其直线距离也在二十里上下，九十年代该乡东水寨村还有大片竹林。另一处即是位于方庄镇百家岩的山间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百家岩即拥有别墅。关于这一点，嵇康在与友人的互赠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伴”。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百家岩的嵇山别墅，也就是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座低矮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居住，故名百家岩，这里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孙登长啸台、王烈泉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版《修武县志》等有详细记载。

关于竹林之游在修武的另一条有力的证据是自五代后梁至宋、金、元、明等朝代存在的修武县七贤乡建制。后梁贞明七年（921年）百家岩石幢有“七贤乡李固镇韩绪造”字样；云台山药王洞中碑刻有“大金国东南路怀州修武县七贤乡西冯营村修孙真人石像记”的文字；元代翰林编修、监察御史汲县王恽《七贤乡》诗有“不到山阳二十年”句。综述各种历史地理资料，当时的七贤乡应包括今天的修武县五里源乡、方庄镇及焦作市马村区九里山乡部分村庄，正合史书所说的竹林之游在修武县东北的记载。

三、竹林七贤并非只有七个人

现在人们所说的竹林七贤往往指的是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七人。其实，参与竹林之游的还有吕安、赵至等人。尤其是吕安，还是竹林之游中的活跃人物。

吕安，字仲悌，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气慨不凡，不喜仕宦，不仅是嵇康的至交好友，而且还与山涛、向秀等有过密交往。吕安每当思念嵇康之时，不远千里，命驾从之；有时嵇康不在，其兄嵇喜代替弟弟招待，吕安却是不屑一顾，宁愿独宿车中，也不与嵇喜来往。待嵇康回来，尽兴方去。后来，吕安干脆迁居到山阳与嵇康朝夕相处，并在自家门前种了一大片菜园，向秀、嵇康闲来无事时，也到这里作客灌园，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有时，他们几人相携出游山林原野，不计远计，无论时日，随兴而至，尽兴而归。吕安有个兄长叫吕巽，字长悌，曾任相国掾，依附于司马氏，深得司马昭的宠信。他在早些时候也是嵇康的朋友，但此人心理阴暗，贪财好色。吕巽早就垂涎弟媳的美色，一日乘吕安外出之机设计用酒灌醉吕安的妻子，强行奸污了她。吕安妻子酒醒后，自觉无法见人，就自缢而死。吕安回家后，很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对这个禽兽哥哥痛恨入骨，想到官府告发并将他绳之于法，但又碍于一母同胞的情面，因而内心十分痛苦。他把这个心事告诉了嵇康，嵇康因是吕氏兄弟的朋友，就从中调停，所谓“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不料吕巽出尔反尔，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并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最终酿成这场千古奇冤——嵇吕案。随着嵇吕的被杀，中国历史最著名的文化盛事之一——竹林之游也因此告结。

赵至则是代郡人，原字景直。他十四岁那年到太学求学，见嵇康在太学里写石经，就在那里认真观摩。他不知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大名士嵇康，在嵇康停手歇息这际，上前冒昧地询问嵇康的姓名。嵇康看了看这个少年，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鲁莽呢？”赵至说：“我看您气宇轩昂，风器非常，想要结识一下，以便日后请教求问。”嵇康见这个少年出语不凡，也很吃惊，就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详细告诉了他。赵至从洛阳回家后，日思夜想要找嵇康，但屡被家人以年龄尚幼的理由阻止。后来，他从家中逃出，独自一人来到山阳，而嵇康却不知所游，不得不惆怅而返。直到十六岁那年，家人才准许他出门远游。当他到达邺郡时，碰巧再次遇到了嵇康，于是就跟随嵇康来到山阳，并改名为赵浚，字允元。嵇康曾对他说：“小伙子头小而锐，眸子黑白分明，有秦代名将白起之风啊！”赵至与嵇康亦师亦友，可称之为忘年交，因此他也有跟随嵇康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嵇康死后，他怅然若失，先是准备到吴国，后来辗转来到辽西定居下来。

至于后人为何将参与竹林之游的名士们称之为竹林七贤，并限定为现在在人们常说的嵇阮七人，其原因则是取孔子“贤者七人”之意。如将吕安、赵至等人列名竹林名士，虽无妨大雅，却有碍宏旨。

四、和竹林七贤有关的两个得道高人

修武县百家岩一带，以天门谷为中心，东有白鹿山，西有茱萸峰，双峰插云，对壁争峻，仰攀霄汉，下冥烟雨，自古就被誉为通元之阶，尤其在古代，这里山林茂密，泉瀑争流，人迹罕至，岩谷幽奥，历来就是高僧、高道的修行隐居之处。在魏晋时期，这里就有孙登、王烈两位得道高人在此栖住，因为竹林七贤崇尚老庄，特别是嵇康和阮籍好服食、求长生，因此和他们有不同寻常的交往。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今河南辉县）人。他父母早逝，终生不娶，穴洞而居，编草为裳，赤足而行，披发自覆，出没于共县和山阳的太行山中。善弹一弦琴，终日不发一语。因为他性无喜怒，有人故意把他投入水中，看他是否会生气，结果他从水中出来后大笑而去。有时，他也到民间走走，所经之家，给他备衣食的，全不推辞，但走的时候，却一无所取。他是这样一位奇人，就首先引起了阮籍的注意。阮籍曾经两次寻找过孙登。第一次，他在苏门山见到孙登，问其身世和所求，孙登只是默然不应。第二次，孙登仍是一言不发，他就试着谈论太古无为之道和五帝三王之义，孙登则似听非听，不为所动。阮籍无法，遂屏息凝神，发出一声长啸，啸声激越高昂，数百步之外仍清晰可闻。孙登一听，说：“请先生再啸一次。”阮籍见他终于开了口，大喜过望，于是气沉丹田，发出第二次长啸。啸音未散，孙登已起身遁去。阮籍只好惆怅而返。当他行至山腰时，忽闻山顶传来孙登鸾凤和鸣般的啸声。阮籍回去后，回想和孙登交往的前后经过，悟出了孙登只所以默然不应，是在暗示自己朝代更替之际如何保全自身，那就是谨慎少言。从此以后，阮籍与人交谈往往发言玄远，从不论人是人非。嵇康对孙登也是久闻其名，一次他与孙登不期而遇，就跟着他在山中栖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希望能和他有一谈，结果可想而知。就在他将要告别之时，孙登忽然说：“你知道火吗？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其结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其结果在于用才。所以用光在于得到柴薪，以保其光耀；用才在于得到赏识，以保其寿年。现在你的情况是才多识寡，很难在当世避免祸殃。”孙登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以嵇康之才，肯定对此有所领会的。但他刚肠嫉恶，遇事便发，最终被当政者杀害。只到他被下狱，自觉深负孙登之教，以致于他在《幽愤诗》中有“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之句。

王烈，字长休，邯郸（今河北邯郸）人。他常年在百家岩一带的深山里修行，以服食黄精（即鸡头参）及铅为养生之术，当时人们即已传说他有三百多岁，但他貌如少年，而且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因嵇康在百家岩建有山墅，二人得以相识，经常相携入山，采药游玩。一天，王烈一人在山中采烈时，忽见山裂巨缝，从中流出软蜡状的石髓。他随手将石髓团成药丸状，并试着入口，发现竟如粳米一样美味可吃，并且在吃后感觉神清气爽，筋强骨壮。他知道这是异物，就赶忙将此带到百家岩送给嵇康品尝，可是早已变得坚如硬石。孙登又带他进山寻找，发现山缝也已合上。还有一次，王烈在山中避雨时发现一所石室，石室里有一个石匣子。王烈打开石匣，匣中保存有一卷古书，可是上面的字却一个也不认得。王烈和嵇康谈论此事时，嵇康让他说了记得的几个字，嵇康不仅全部认得，而且认定此书就是传说中可以修炼成仙的《参同契》。于是他们再次入山，山洞和石俱在，只是石匣和古书都不见了。后来王烈对他的弟子们说：“嵇叔夜志趣非常，而每遇天机却往往擦肩而过，看来他是命中注定与仙家无缘。”

孙登、王烈本是不问世事的高人逸士，但却因与竹林七贤的交往而青史留名，这不能不说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美谈。

五、“竹林七贤在修武”的诗文和文学典故

竹林七贤虽然自从景元四年（263年）嵇康死后，其他数人各奔前程，不复再成期会，但他们超尘脱俗的风范、刚直不阿的性格魅力和对自由、理想的追求精神光照史册，以致于历代文人墨客纷纷到修武追寻遗迹、缅怀凭吊。

据道光版《修武县志》记载，最早到百家岩瞻仰先贤遗迹的当是唐代宗时的宰相杜鸿渐。杜鸿渐，濮阳人，字子先，进士出身，在安史之乱时曾力劝太子即位，至代宗时历任河西节度使、荆南节度使、宰相等职。其父杜鹏举，精通医术，在唐玄宗时曾任安州刺史，前期曾在修武百家岩上天门谷的东峰白鹿山长期隐居。杜鸿渐可能因此来到了百家岩。他在《重修百岩寺碑》中写道：“若夫奇檀修竹，嵇灶孙台，邓封遗堆，玉仙余水，昔人之休寄此地者，岂不宜哉？”可见那时还有竹林之游时的“修竹”和嵇康煅铁之用的“嵇灶”以及孙登一声长啸凤凰来仪的“孙台”。

此后自宋至清，到修武吟咏凭吊竹林七贤的主要作品有：北宋颜延年的《五君咏》，分《阮步兵》、《嵇中散》、《刘参军》、《阮始平》、《向常侍》五首，林提学的《咏啸台、稠禅师庵》；金代王巨卿的《嵇康淬剑池》（六首），李俊民的《嵇康淬剑池》和《七贤台》；元代王恽的《七贤乡诗》（二首）和《题王烈泉诗》；明代李濂的《淬剑池》，马澜的《百家岩诗》，于谦的《嵇山》；清代范正宗的《刘伯伦醒酒台》，田发《醒酒台》等。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西巡时曾驻跸修武。当他的车辇从辉县东北进入修武县境，沿太行山西行途经百家岩时，一时兴发，遂作《七贤咏》一诗：“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小阮不愧玉树曹，阿戎清爽舞浊醪。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过激由去朝。五君成咏寓贬褒，我过山阳望古遥。土阜惟见横岹峣，犹使逸兴轩轩飘。”

竹林七贤之一向秀自嵇、吕二人被杀后，被迫应山涛之邀赴洛阳去做官。在他去京之前，曾到山阳故地重游，悼念两位好友，并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其中有“济黄河以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等句。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事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由于一千多年来对竹林七贤的吟咏不绝，遂形成了和修武有关的诸如“山阳”、“山阳笛”、“山阳泪”、“山阳会”、“黄公酒垆”、“黄公垆”、“黄公”等赋有特定含义的文学典故。

山阳：以代高雅人士聚会这地。南朝齐陆厥《奉答内兄希叔》诗：“愧兹山阳讌，空此山阳别。”唐杜甫《赠王十四侍御契四十韵》诗：“山阳无俗物，郑驿正留宾。”

山阳笛：以指怀念故友。北朝周庾信《伤王司徒褒》诗：“唯有山阳笛，凄余《思旧》篇。”明刘基《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诗：“怃然学儿女，怆恨山阳笛。”清赵翼《题项任田青士居祠堂》诗：“俄闻山阳笛，不得一执手。”康有为《六哀诗》：“岂知痛嵇生，凄余山阳笛。”

山阳泪：怀念故友之泪。清陈维崧《满路花·赠梵公》词：“平山堂下，鸿爪依稀记，北邙王与宋，曾同醉。重逢瓶拂，顿下山阳泪。”

山阳会：故友聚会。唐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诗：“傥亿山阳会，悲歌在一听。”唐郎士元《送张南史》诗：“借问山阳会，如今有几人。”

黄公酒垆：黄公酒垆是竹林七贤在山阳作竹林之游时的重要会饮之处。后诗文常以“黄公酒垆”指朋友聚饮之所，抒发物是人非的感叹。宋梅尧臣《正月二十七日江邻几等邀饮于定力院》诗：“似过黄公酒垆下，嵇阮不见修竹中。”元马谦斋《快活三过朝天子四边静·春》曲：“近黄公酒垆，诵坡仙乐府，直吃到月转垂杨树。”清余怀《板桥杂记·轶事》：“钱虞山题三老图诗，末句云：‘秦淮烟月经游处，华表归来白鹤知。’不胜黄公酒垆之叹。”

黄公垆：亦作“黄公罏”。“黄公酒垆”的略称。唐李颀《别梁鍠》诗：“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宋苏轼《庆源宣义王丈求红带》诗：“不学山王乘驷马，回头空指黄公垆。”清赵翼《集诗杂感》诗：“剩得行间心血在，黄公罏下感山河。”

黄公：泛指卖酒者。唐白居易《晚春沽酒》诗：“醉卧黄公肆，人知我是谁。”宋林逋《秋日湖西晚归舟中书事》诗：“水痕秋落蟹螯肥，闲过黄公酒舍归。”

先贤已逝，惟有遗迹可寻。大量的史料、实物及诗文表明，竹林七贤在修武，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竹林七贤在修武的活动遗迹和有关竹林的诗文与文学典故是修武人民的宝贵人文财富，它不仅是一项可以为修武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重要旅游资源，也是提高修武地方品位的一张很好的历史与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