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有那些危害:中国西部渐兴农民“梯度大转移”

编者按：目前，有三大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中国的发展与社会平衡：一是数以千万计的地震灾区、贫困山区、地质灾害严重区农民生活困苦，缺少发展空间，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欲移民却无处可迁、无地可用、无业可就；二是广大平原或一般农业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土地撂荒，房屋闲置，造成巨大资源浪费；三是城镇化进程要求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土地，扎根城市，然而却遭遇各种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如何将这三方面难题统筹兼顾，个个击破？四川、重庆、广西三地悄然兴起的农民梯度转移潮或许能为破题探寻出一条路径。现实需要之下，民间探索多种多样，这其中既有让人惊喜的智慧火花，也有让人难以判断的新奇做法。究竟如何对待这些探索？如何加以引导？如何将其纳入国家整体的扶贫攻坚、城市化战略中？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认真思考。 云南寻甸作为大旱的重灾区，移民成为当地百姓的一个选择。半月谈梯度移民调研系列之一  两年前，当四川省青川县半高山区农民王成祥为震后无力建房一筹莫展时，亲戚把他介绍到了浅丘农区德阳市罗江县慧觉镇。这里的一户农民，早已在城里定居，一幢两层小楼已闲置近10年，自留地也被撂荒。经人撮合，王成祥花4.6万元买下了这幢房子，重新安了家。 到梦想中的平原安家落户的山区农民，远不止王成祥一家。四川省仅青川一县，就有5200多人实现了震后异地安置。而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重庆市开县，自2009年10月起，就有3500多名山区农民从山上搬到平坝区务农，更有超过25万农民转移进入城镇。如今，这种农民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替代性”迁徙的现象，已不仅仅出现在一地一市。在四川、重庆、广西等西部地区，在地震灾区、贫困山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等众多不宜居住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一般农业区转移，替代当地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耕种土地，而被替代农民也逐渐“割掉”留在农村最后的“尾巴”，转化为真正的城镇居民。继进城务工潮之后，一股新时期农民梯度大转移的热潮，正在西部广阔的山区、农业区、城镇间铺展开来。山区农民太苦、太穷，却无力外迁、无处可迁4月10日，在海拔3200多米的半高山上，四川省小金县汗牛乡木足村二组农民兰影海，抱着腿坐在自家木柴垛上，看着矗立起框架却没有装修的新房子出神。39岁的兰影海一家4口，只有6亩山地，今年1亩地种洋芋，2亩地种玉米，3亩地种麦子。“打的麦子只够全家人口粮，洋芋和玉米喂牲口，怕还不够，肯定是一斤都不能往外卖。”兰影海说，“养的一头牛和几头猪，是用来干活和过年的，也不能卖钱。”汶川大地震后，汗牛乡也在政府鼓励住房重建的范围之内。如果重建住房，每户能领到2万元的补贴款，还能贷款2万元。兰影海一家人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又东拼西借了2万元，建了新房子。但是，新房子立起框架后，却再也没钱装修了。“房子2009年4月份就建成这个样子了，就是没钱搬进去住。我现在每年出去打零工，能挣回几千块钱，估计还得两年多才能住进新房。”这位厚道的藏民说，住在这种半高山上，种几亩山地能糊口就不错了，根本没有找钱的门路。一家人每年只在过年的时候买几件新衣服，“都在四五十元左右”。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岁，只买过一件玩具——一只小皮球。与兰影海相比，村民杨学德的家更让人担心。为了出入方便，杨学德将家安在两山峡谷间的河流岸边。枯水期时，风光秀美，可到了雨季，就成了高危之地。“1997年发生了一次泥石流，冲到了家门口，我们吓得赶紧把家重建到了离河远些的另一侧。2008年，又来了一次更大的泥石流，把家里的6亩地冲毁了一半，河水也改道了，距房子不过几米远。如果再来泥石流，可能全家都要遭殃。从去年起，到了雨季，我们只能搬到远处的亲戚家住。”杨学德说。地处邛崃山系深处的汗牛乡，农户居住地海拔最低也有2800米，最高的有4800多米。这里交通不便，地质灾害严重，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七八次较大的滑坡、泥石流，仅在公路保通上，政府每年就要投入四五十万元。兰影海说，这里大多数农民一辈子的梦想就是走出大山，到平原地区去生活。“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去啊。就是有地方搬，家里没多少积蓄，也建不起新房子。”汗牛乡的窘况只是中国西部广大贫困山区、地质灾害严重区农民困苦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些常年生活在大山上的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缺少发展空间，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想搬迁移民却又无力外迁，无处可迁。四川省青川县扶贫办主任雍天雄说，无论算政治账还是经济账，一些不宜人居地区的农民都该迁走，可全国需要搬迁的山区农民数以千万计，需要大量的土地安置，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巨大挑战。  农村“空心化” 土地、房屋闲置浪费令人心痛在半高山区农民无处可迁、生活困苦的同时，许多农业区的大量肥沃田地却处于撂荒状态，大量房屋因无人使用而垮塌或闲置。在资源高度紧张的中国农村，呈现出一边是渴望、一边是浪费的“怪现象”。今年3月，正值春耕忙季，记者在西部一些农村却看到，一块块的田地荒芜着，地里还残留着去年收获稻谷后留下的稻茬。四川省犍为县一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因为觉得种地赚钱太少，许多人家干脆把田撂荒，或者撒上一把种子，收多收少完全听天安排。走村串户，记者发现许多农户家里确实都是“铁将军”把门，在村里遇到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偶尔有一两个青年人经过，问一下，也都是从打工地暂时回家办事的。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村都成了“空心村”，年轻力壮的、有手艺的，差不多都常年在外务工，只是过年的时候回来看看。这些人家的房子，经心点的还托亲戚朋友照看一下，其他的干脆撂下不管了。现在，村里遇到丧事，连8个抬棺的壮年人都找不齐，还得到邻村请。2010年，四川省农业厅对资阳、眉山两市27个村、210户农民进行调查，发现撂荒户数占调查户数的35.2%，常年撂荒和季节性撂荒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8.8%。四川省社科院对川东北农业重镇渠县嘉禾乡的调查也显示，全乡举家外出务工人口高达35%，耕地常年撂荒高达10%。统计也表明，许多务工农民虽然进入了城市，占用了大量城市资源，其在农村的建设用土地资源却大量闲置、利用粗放。重庆市自1997年直辖以来，13年间全市约有650万农民进入城镇，应相应减少1500平方公里至1600平方公里的农村建设用地，但据重庆市国土部门土地变更数据调查显示，13年间，重庆减少农村建设用地仅为73平方公里，不到理论值的1/20。城镇化率提高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非正常比例，明显暴露出农村资源的浪费。近10年来，重庆市城镇化率提高了25%，但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率不足1%。记者在重庆市江津区调查发现，全区近40万农户中约有23%的人已经完全放弃了农地耕作，闲置或半闲置的建设用地近3万亩，许多进城农民的农村老宅已无法居住或垮塌。“梯度转移”是联动解决三大难题的新探索采访中，许多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认为，这种贫困山区、地质灾害严重区农民自主地向一般农业区转移，替代当地实际落户城镇人员使用农村房屋和土地等资源，形成农民“梯度转移”的办法，是解决当前中国山区扶贫攻坚、农村“空心化”、城镇化中资源浪费三大问题的一个多赢方案。首先，降低了贫困地区农民的转移搬迁成本，解决了他们的无地、无力建房问题。以青川为例，全县发生重大地质灾害1000余处，基本没有安全之地可用，可建宅基地价格不菲。记者对比调查发现，到青川以外的地区购买闲置农房，价格一般在4万元至7万元，相比在青川买宅基地建新房，成本节约一半左右。同时，国家实施扶贫攻坚的成本也大大降低。雍天雄说，以青川县最偏僻落后的马公乡为例，全乡常住人口只有1300多，每年为保障公路、电力、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县上投资不低于500万元。如果实现了梯度转移，将为国家节约大量扶贫资金。其次，山区农民终于摆脱地质灾害威胁，生产生活方式彻底改变，脱贫致富有了基本条件。俗话说“一亩田十亩地”，异地搬迁后，山区农民摆脱了世代耕种山区坡地的命运，种上了更肥沃的水田。交通、信息、教育等条件与山区相比也是天壤之别。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凌云县是典型的大石山区，全县约有5万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196元以下，尚未解决温饱。泗城镇洋妹村村支书刘国顺一家曾经在最偏远的一个屯——坡脚屯住了7年，儿子刘正发直到26岁也没谈上对象，全家一年收入不超过3500元。2010年，刘国顺家通过土地兑换，搬到了靠镇上较近的平坝区。“天地一下子变宽了。不到半年，儿子娶了媳妇，我也不种地了，帮人杀猪，一个月就能挣5000多元。”第三，自主、分散、市场化的安置方式，避免了行政移民的一些弊端，移民与当地群众自然、和谐地相处。政府不用多花一分钱，不用多操一份心，也没人找政府的麻烦。记者采访中看到，王成祥与当地人已打成一片，路遇都要聊一会儿家长里短，互相帮忙打谷、晒场。王成祥说：我们村有6户人搬到这里，分散在几个村子，当然要与当地人处好关系，平时逢年过节我们都要带土特产给他们，他们也随时教我们咋种好水田，大家没红过脸、没吵过架。德阳市慧觉镇二龙村6社社长周清华说，外来移民购买当地外出农民的闲置房，大家你情我愿，签合同付款，没什么矛盾。据了解，这些自主异地安置的灾区农民，都是通过亲戚、邻居等介绍完成迁转的，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额外补贴，从选房、交易到重新生产生活，都由农民独立自主地完成。第四，缓解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房屋闲置、土地撂荒问题。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广元市委书记罗强等人认为，我国各地有大量农民举家外出务工，其中一部分人实际上已基本成为城镇人，工作、居住都在城镇，其留在农村的房屋长期闲置，土地撂荒或简单耕种，一方面造成资源浪费，一方面形成农村“空心化”。山区农民自发地进入这些农业区购买这些房屋，耕种这些土地，能有效利用宝贵的农业资源，并解决农村越来越严重的“空壳”问题。（《半月谈》2011年第8期，记者 丛峰 江毅 刘健 吴小康 李松 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