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王之王 百度云:1911年4月26日 清华大学 - 搜搜新闻

昨天，清华大学举行了建校百年庆典。从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到今日的著名高等学府，百年风雨，无尽往事。本版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望清华历史中的点点滴滴。

　　提要：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是清华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矗在美国退还庚款的外交谈判中，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名字梁诚，他也是将退款用于教育的倡导者。

　　溯源 美国是怎样退还部分庚款的任之

　　美方终于承认“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是赔款。各国竞相虚报所谓损失和军费，最后勒索了4.5亿两关平银的高额赔款，年息4厘，39年还清，本息共达关银9.8亿两。美国分得总额的7.32%，本金合约2444万美元。这笔赔款因由庚子年（1900年）的事变引起，被称为庚子赔款，简称庚款。

　　1902年7月，梁诚以记名简放道赏三品卿衔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出使大臣，1903年4月5日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就任，开始了长达4年的外交生涯，其间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美国交涉退还部分庚款的问题。

　　在1907年之前，美国政府一直否认超索赔款。1904年春季，梁诚了解到，美国索要的2444余万美元赔款中，“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200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菲律宾）防次全案报销”，从而推测美国超索赔款达2200万美元。此后，梁诚屡向美国政府官员和报界直陈，以争取美国退还超索的赔款。

　　1904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首次承认，“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诚婉劝海约翰，美国应率先核减庚款。首倡义举，美国可赢得国际声誉；各国响应，中国能缓解财政困难。海约翰表示尽力办成。此后，梁诚与海约翰就此进行了多次会谈。1905年2月17日梁诚给外务部写信汇报情况，信中说，海约翰“力排众议……屡向总统陈说，行政各员已无异词。”“惟须交议院核议，始能定局。”通过梁诚的努力，退还庚款的前景渐趋明朗，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的大部分官员已经对此不持反对意见，只是没有形成政府文件。另外，最后决定还须经议会讨论批准。

　　梁诚据理力争，美国核减庚款

　　1905年至1906年，由于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和日俄战争的发生，退还庚款谈判陷于停顿状态。直到1907年年初，谈判重新开始。

　　1907年2-3月间梁诚了解到美国军方提出军费开支达到1100万美元，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在1907年4月10日给外务部的函中说：“调赴北方海陆各队，皆由小吕宋防军就近拨遣，若将支用各款分别核算，断断不及此数。但能得一分之核实，即可少一分之本利，即可纾一分之财力，亦经将此层向外部道破，以为将来核减地步”。

　　就在此时，外界传出梁诚即将卸任回国的消息。1907年4月26日，美国詹姆斯敦博览会开幕，美总统罗斯福莅临开幕式，邀请各国使节参加，梁诚在其中。他与总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总统流露出殷殷惜别之情，他就此机会提到退还庚款问题。罗斯福当即答应安排时间会谈，并说一定在梁诚离任之前解决退款问题。

　　5月2日和4日，梁诚与罗斯福总统和路提国务卿举行两次会谈，议题是核减庚款的数目。此前海约翰和路提都认为美国接受条约所定额度的一半就足够了，但海陆军军费开支报到1100万美元，加上给商民的赔偿，总数超过了两位国务卿的预计。罗斯福总统责成海陆军两部切实核减。军费核减的过程曲折反复，费时颇多，梁诚只有等待，并推迟了清廷要求他回国复命的日期。最后军费核减为966万美元。

　　1907年6月15日晚，梁诚收到美国国务卿路提的外交照会，退还部分庚款的额度确定下来。他立即给北京外务部发电报告照会内容。根据这份照会，美国核减了庚子赔款，由本金2440万美元减为1165万美元，退还中国1278万美元。按梁诚当时的计算，所退还的本金加利息共约2700多万美元。

　　梁诚接到美国国务卿路提照会的第二天，立即订好船票，安排回京复命。 7月3日，在离开美国的当天，梁诚给朝廷写了奏折，汇报了5月以来事情的经过。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外务部强令梁诚于7月3日卸任，甚至说在梁诚离美的当天还接到美国务卿的会晤邀请，给庚款谈判过程增添了紧张气氛，但事实并非如此。清外务部能够尊重驻外公使对一些事务的建议权和自主权，在退还庚款的谈判过程中外务部并没有给梁诚制造阻碍。梁诚终于职守，不辱使命，取得退还部分庚款的正式照会，有大功于国家。

　　退款用于发展教育，资助学生赴美留学

　　1907年6月18日梁诚发表声明，将照会内容公之于众，并赞扬美国的公正之举。6月20日《纽约时报》以“全世界的一个榜样”为题发表社论，赞扬美国的高尚和慷慨。但是美国媒体没有说当初列强各国的超索赔款意味着什么，美国当然绝不会承认参加了列强对中国的强取豪夺。6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对梁诚的长篇采访《中国赔款是如何减低的：中国公使梁诚爵士透露有趣的最近外交史。他首次讲述如何为他的国家省了2700万元》。梁诚回顾了退还庚款谈判的全过程。在谈判开始时梁诚建议：“或许通过对赔款数额的修正，总统先生就能够了解到我国政府所要求请求是正义的。这样做甚至可能影响到中美两国外交关系中一直遵循的正义和公正的高尚准则”。

　　1908年5月25日，美国众、参两院联合议决通过了《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令，规定中国“应付款总数，将限定为13,655,492.69美元，利息按规定4%年率计算。”授权美国总统 “将赔款差额作为一种友好举动退还中国”。 美国退还超索赔款10,785,286.12美元。另外，美国国会把上年外交照会认定的退款扣留2,000,000美元，用于审理一年内由私人向美国债务法庭提出的申诉；裁决结束后，所余款额，仍退还给中国政府。

　　关于如何使用退款，早在1905年4月8日，梁诚写信给外务部，汇报退还庚款交涉的进展。他主张用于兴办教育，派学生留学美国。“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

　　这个提议与梁诚的自身经历有关，作为容闳幼童留美计划的最后一批学生，梁诚在美国读书六年，但未能上大学，对此深感遗憾。他有切身体会，深知派留学生赴美对中国教育和社会进步意义深远。

　　从1908年7月，中美双方协商退款兴学事宜，将退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1908年10月清政府制定《派遣游美学生规程（草案）》，1909年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并在清华园建设留美预备学校游美肄业馆，后改称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提要：这是一则有关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杨树达的小故事，从中可稍窥民国学界的生态。

　　轶事 车中对话悦之

　　1934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杨树达（遇夫）由清华园进城，遇同系教授刘文典（叔雅）。《积微翁回忆录》的记述如下：

　　“由清华入城，车中遇刘叔雅。谓余曰："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余以其语无端，则云："吾辈老朋友，君何为客气如此！"渠乃云："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余闻言，乃知其为近出《学报》文字而发，而其语出人意外，错愕不知所答。在彼或出于至诚，而其态度之神妙，又不能不让人大吃一惊矣。”

　　此段文字，以典雅文笔存录不雅言辞，又对言者与闻者的神情描写精准，足可领略文言文记事的妙处。

　　杨树达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湖南任教国文教员。1920年代到北京，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1926年秋应清华学校聘，任国文系教授，在大学部和旧制部开国文课。1928年9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后任国文系教授。杨树达专攻文字学，并研究《汉书》，均有突出成就。1934年10月《清华学报》第九卷出版，发表了杨树达研究汉字的文章，见解独到，为学者所叹服。但也有人对杨的学问并不认同。刘文典教授以此方式来称赞杨树达的学问，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1931年秋-1932秋刘文典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2年5月11日，杨树达给系主任刘文典写信，表明下半年不愿再接受清华的聘任。5月22日文学院长冯友兰访杨树达，谈到他给刘文典的信，劝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杨答道：“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冯听后，“唯唯而退”。

　　从这次谈话可知，杨树达已经了解到校内同事中有人看不上他的学问，“诸先生无知之言”，看来还不是一个人，而其中应该就有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蒋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在清华，一开始，我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即杨树达）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都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没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

　　引文中的对话，应该是蒋廷黻后来想象出来的，因为杨并没有在清华的历史系任课，杨在国文系开《汉书》课，其教学目标自然与历史系不同。蒋廷黻对杨树达学问的看法应该就是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时就形成了，这就让他多年后仍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应该说，蒋廷黻1960年代的追忆有失实之处。

　　1931年12月，因杨树达著《汉俗史》及《汉碑考证》，颇得好评，陈寅恪建议杨在清华历史系兼课，可避国文系的纠纷，杨表示认同。当时，陈寅恪是国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以他对两系都了解，所以有此建议。此后，是杨树达自己还是通过陈寅恪与历史系联系兼课之事未见记载。杨想在历史系兼课，系主任蒋廷黻就会把自己的看法向文学院和学校表明。或许就是听到这些并不公允的评价之后，杨树达提出辞职。后来，学校未允，他继续任国文系教授，也没有在历史系兼课。三年之后，刘文典教授借杨树达发表著作的机会，以颇能代表个人特点的方式对杨的学问大加赞赏，同时也以很不雅训的骂街方式回应了异议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杨树达也就认为清华“诸先生”所说是“无知之言”了。

　　对于杨树达在文字学和《汉书》研究上的贡献，史有确论。章太炎曾说：“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陈寅恪的评价是：“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

　　提要：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作者认为，作为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第一次开学是在1911年3月30日。

　　考辨 清华第一次开学是哪天仰之

　　清华学堂首次开学的日期

　　清华学堂，作为清华大学的前身，第一次开学是哪一天？只要我们打开介绍清华大学历史的书籍、网页，一个日期：1911年4月29日，就会映入眼帘。倘若笔者说，开学日是1911年3月30日，您会相信吗？

　　下面列出三条证据，敬请查验。

　　（1）来自历史档案，1911年4月9日（清宣统三年三月十一日）外务部会同学部的奏折中说：“已传世诸生分起入堂，于三月初一日暂行开学，俟其余工程一律完竣，于暑假后定期举行开学礼式”。当日奉朱批“依议，钦此”。奏折中说，学堂已于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1911年3月30日）暂行开学。不过原计划在暑期后举行的开校仪式，由于发生了辛亥革命，未能如期举行。这个暂行开学日也就成为正式开学日了。

　　（2）来自《吴宓日记》，“（1911年）三月三十日，（阴历三月初一），星期四……十一时举行开学礼，职员、学生俱在。礼堂设于甲所，即高等科学生之住所也。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依次入，行谒见至圣礼（三跪九叩）及谒见职员礼（三揖）而退。旋由总办周、教员某某、监督范先后演说，言此校亦以退还之赔款成立，凡学生一切皆系官费云云。”从《吴宓日记》知，典礼后的4月3日（星期一）开始上课，日记列出当日所学课程。

　　（3）来自清华大学校史资料，1931年5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校史》一文中说“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阴历），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八月，武昌起义，校中学生多籍词迁避。九月，校中停课。民国元年五月，学堂重开。”这一段行文严谨，帝制时用阴历，民国后用阳历，一丝不苟。

　　综上所述，对于开学日期的记载，历史档案、亲历者日记、校史资料三者相一致。因此，可以认定：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日是，阴历：清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阳历：1911年3月30日，星期四。

　　4月29日周年纪念日的由来

　　201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迎来百年华诞，这个日子与100年前清华学堂开学日没有关系，只是举行校庆庆典的日子。由于庆典日期定在4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每年的具体日期就不固定，清华这样确定庆典日期的方式已经实行80多年了。

　　清华学校在1920年代曾公布周年纪念日为4月29日，一直沿用至今。这个日期是如何确定的呢？

　　在1917年之前，中国的学校对于周年纪念可能还不时兴。清华学校在1918年5月11日（周六）才第一次举行周年纪念庆典，1919年的校庆纪念活动则在5月3日（周六）举行。

　　1921年为清华学校建校10周年，学校提前计划举行大型纪念活动。1920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消息，“本校定明春四月三十日（周六）开十周纪念会。”1920年11月26日召开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校庆活动进行3天，定在4月28日、29日、30日；但直到1921年4月才确定正式会序，纪念活动又推迟两天进行，内容也有变化。

　　1921年11月25日《清华周刊》刊登的《1921-1922年校历》，预定1922年校庆纪念会在4月29日（周六）举行。由此可知，该《校历》确定的校庆日期延续了上年的做法，即定在4月末的周六。尽管后来由于时局的原因，取消了1922年的庆祝活动，但这是清华第一次把举行周年纪念的日期确定在4月29日（周六）。

　　1922年10月7日《清华周刊》刊登的《1922-1923年校历》，周年纪念日定在了1923年4月29日，因为那天是周日，该《校历》上专门注明4月30日补假一天。之后，1923年春学校成立庆祝委员会，决定以后每年可举行小祝，五年大祝，每五十年或百年当有更盛的庆祝。而1923年将在4月28日（周六）举行庆典。自此之后，清华学校把4月29日定为校庆纪念日，并在4月最后一个周六举行庆祝活动。

　　到1930年代，为便于校友返校，学校又把校庆纪念活动改在4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举行，并一直延续至今。当然其中个别年份也依具体情况有所变化，均属特例。

　　关于周年纪念日的猜想

　　从1921年到1923年，3次校庆活动都曾计划在4月29日举办，而且1923年更明确说：4月29日为周年纪念日，庆典提前一日，于4月28日举行。当时的校内刊物并没有记载学校确定4月29日为校庆纪念日的依据，至今也没有查到与此有关的文字材料。为什么把4月29日确定为校庆纪念日？笔者猜想，有可能来自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华学堂重新开学的日期。

　　从1918、1919和1921年的三次周年纪念会的举行日期看，学校并没有固定周年纪念日，但都在5月举办。这可能是依据清华学堂于1912年5月重新开学的记载来确定的。帝制废除，民国肇始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用1912年的复课日期作为周年纪念日以表达师生们对学校“寿与国同”的荣誉感，更体现一种新精神。后来，周年纪念日又提前到4月底，应该是学校依据了准确的重新开学日。

　　现在有必要讨论一下1912年清华重新开学的时间。1912年4月2日-5日《时报》连续4天刊登清华学堂广告，称：“本学堂拟于4月底开课，所有高等、中等两科留堂旧生务于阳历4月23日至25日来堂报到。”可见学堂重新开学最早是在4月26日。另外，从《吴宓日记》知，4月下旬，有多名南方同学结伴赴京。5月1日《吴宓日记》记：“得清校孙君克基来片，言校中已开课，现在一切多无头绪，迟来亦无妨。”吴宓时在上海，从日记的叙述内容判断，清华学堂应已于4月底开课。

　　当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发布告示令北京各校于5月1日（旧历三月十五日）前开学，1914年《清华年刊》的校史文章称学堂于5月1日开学。这应是各校开学的最后期限。从上述情况判断，因孙克基和吴宓都是中等科四年级的学生，由于到校学生不多，报到截至日期后又等了二、三日，由此推测比较合理的中等科开课的日期可能是4月29日。1914年《清华年刊》中校史文章的作者为高等科学生周启邦，其所记5月1日学堂重新开学，则应是高等科的开学日期。

　　由此推测，1912年4月29日（周一）中等科，5月1日（周三）高等科重新开学。按常规，在开学之前，学堂应有告示，1921年和1922年《清华周刊》所载《校历》的起草者，应不难找到当年学堂于4月29日重新开学的公告，从而确定清华学校的周年纪念日。

　　不过，追寻4月29日周年纪念日的由来，毕竟不能靠猜想和推断，须用历史文献说话，要做出足以服人的结论，我们只有等待新史料的发现。

　　作者：梁诚公使